在火车上碰见邻居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一个几千万人的大城市里，两个人有多少几率成为邻居，又有多少几率在同一辆火车，同一个时间经过同一个地方？我算不出来，但我知道，这几率小得不能再小。假如，这个人又竟然是你的同乡呢？

    换作以前，我大概会惊叹这样的巧合。而现在，我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

    这个人的出现，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坐在餐车里，他面前是一瓶啤酒，我面前是一杯可乐。我一边说话，一边看似漫不经心地打量着他。他有一双细长的眼睛，嘴唇有点薄（相对于男人来说，实在太薄了），其中一个嘴角旁，有一个浅浅的酒窝。他的个子很高，几乎是我见过的最高的人（大约一米八五）。而他身上穿着的，正是我几次在楼上阳台上看见的那件衣服，还有那条牛仔裤。膝盖上有一个不知是刻意弄出来的，还是不小心磨破的洞。

    六个小时后，我们将在同一个地方下车。之后，我坐公共汽车去新区，他坐公共汽车去老区。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们住在同一个厂区里，两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去过的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火车站。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居住的新区和老区。

    要说明的是，这大概是独属于我们厂区的特殊情况。这是一个兵工厂，原本只有老区的那一片生活和工作区域，1986年，另一个兵工厂迁移过来，两个厂合为一个，这才有了新区。因地势局限，从新区到老区要走很远的路，即使骑自行车，也有二十多分钟的车程。所以基本上，新区和老区的人极少来往，甚至各有一个小学和中学。徐退读的，是老区的第一小学和第一中学。我读的是新区的第二小学和第二中学。中学毕业，我们都考入了外地的高中，三年后，又都考入了省会城市的大学。

    “你回家做什么呢？”我问他。

    “没什么事做，就是想回去待一阵。”

    “那现在做什么工作？”我又问。

    “没工作。”他笑着说，“我是一个闲人。”

    怪不得过去从来没见他出过门。我想。

    “那你怎么生活？”

    他歪着脑袋看了看窗外，回过头来说：“各种途径。”

    但我不好问什么叫各种途径，只好说：“我还在念书。”

    “哦。”他说。

    “现在放暑假了，所以回来看看。”

    “哦。”他又说。

    他脸上始终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笑容。我突然觉得，这也许是我遇到的，最难理解的人。但他并不显得高深莫测，他爱笑，也爱开玩笑，他的每一句话都那么恰到好处，一句不多，一句不少，连反驳也是。在火车上的这六个小时，我们聊得很愉快，尽管我一直提醒自己，这人的出现或许不是偶然，或许应该有所提防，但我还是常常忘记。

    车窗外渐渐明亮起来。还有十多分钟就要到站了，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然后回到各自的车厢，拎上各自的行李，在出站口又碰面一次，最后，各自坐上不同的公共汽车。一个开往新区，一个开往老区。

    上一次回家，是在半年以前，放寒假的时候。那时我对这里的任何景物都没有一点哪怕是亲切的感觉。太熟悉了，熟悉到足以视而不见的地步。然而现在，随着道路的推进，逐渐由心底升起的异样，也在一点一点加深。车窗开着，略带汽油味的夏日清晨的风一阵一阵地吹来。我不时扭头去看另一侧的车窗，心里只有一个疑问。

    这里，什么时候竟然变得如此破败？

    然而景物并没有变化。道路两旁的树木肯定还是原来的那些，楼房肯定还是半年以前的样子，甚至，临街的各种店铺还多了一些。

    可无论怎么看，这里到处充满了一股衰败的气息，不明白这是从何而来的。我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人，他正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另一边座位上的两个人正在聊天。没有人注意到这些，包括此刻同样看着窗外的人。

    我在家门口下了车。远远看见母亲正推开窗户，看见我便叫了一声。我走进单元门，1楼1号的门正打开着。我在门口放下背包，一边脱鞋，一边心不在焉地与母亲说着话。过了一会儿，父亲也回来了，拎着早点。

    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我一边吃着早饭，一边在心里想着。

    谈话是在晚饭后进行的。该汇报的已经汇报完毕，亲热的话也说了不少。现在，该进入正题了。

    “对了，”我装作突然想起来的样子，“上个月我去了昙华林。”

    “嗯。”母亲应了一声，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那里变化挺大的，好多过去的住户都搬走了。据说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景区了。”我仍然暗暗观察着他们脸上的表情。

    母亲又“嗯”了一声。

    “不过还好，很多老房子还是过去的样子。我还记得……那是1989年吧，我四岁的时候？”

    母亲愣了一下。表情突然变得极为复杂。惶恐、惊惧、慌张、尴尬、担忧……我从未在母亲脸上看过这样的神情。即使是过去谈起最需要对我隐瞒的事时，也没有过。如此看来，她不会对我说出真相。很快，她将对我撒谎——我想。

    “哦，对，对，昙华林吗……那时你去过的，我差点都忘了。十多年了，谁记得住啊。”

    “我记得倒很清楚的。当时我住在小姨家，是吧？”

    “是啊，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我还记得，小姨家对面是过去的教会医院。”

    “是，都是老房子呢。”

    “教会医院前面还有一棵挺大的榕树。我和院子里的小孩经常爬上去，还从上面摔下来过。”

    “嗯，对。”

    我沉默了，看着母亲的侧影。她盯着电视，没有看我。旁边坐着同样心不在焉的父亲。我暗暗地叹了口气，随后转移了话题。

    母亲说了谎。小姨家对面并不是过去的教会医院，而教会医院前面，也并没有什么大榕树。我也就更不可能从树上摔下来。事实上，从小到大，我都没能成功地爬上过任何一棵树。

    但至少，我知道了：母亲根本没有去过昙华林。而小姨家，也从来不在那里。

    罗明是对的。错的人，是我。家人一定对我隐瞒了什么。然而，假如仅仅是他们说了谎，那我对昙华林的回忆，那些树木，那些老房子，那个铁盒，又是怎么回事？

    一时间只感到心乱如麻，恨不得一口气问个究竟。可我不能这么做。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后天，也许是暑假结束前的任何一天，总之需要慢慢来。至于今天，先到此为止吧。

    夜里躺在床上，给罗明发了一个短信。我说，罗明，你是对的，小姨并不住在昙华林。

    罗明回：料到了。你需要小心，不知怎么，最近总是有不太好的预感。

    什么预感？

    不清楚。总之一切小心，如没有结果也无所谓。等你平安归来。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最后一句话，犹豫了很久，终于只是回了一个字。

    好。我说。

    不可能无所谓。我要一个结果，我要得知，在1989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中午，被手机铃声吵醒。是徐退。知道他一定会找我，但没想到这么快。我清了清嗓子，然后按下接听键。

    “还在睡觉吧。”他说。

    “你怎么知道？”我笑了，“在睡觉，不过已经醒了。”

    “出来玩？带你逛旧厂区。”

    “有什么好玩的？”

    “没什么好玩的。主要是，想改天让你带我逛新厂区，先还份礼。”

    “好吧。”我又笑，“几点？”

    “现在。”

    “现在？我还没起床。”

    “那就赶紧。到下午可就热死了。”

    “现在也很热嘛。”我看了看窗外，“晒得要死。”

    “你还真是……”

    “好好，”我坐起来，“现在就来。在哪儿见？”

    “新区到老区的那个大门，知道在哪儿吧？”

    “知道。半小时到。”

    挂断电话，急忙起来刷牙洗脸。父亲不知去了哪里，母亲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看见我出来，就问要不要吃饭。我说不吃了，跟人约好了出去玩，在外面吃饭。母亲“哦”了一声，又接着看电视。出门前我向母亲要了自行车的钥匙，到院子里推出自行车，向新旧厂区交界处的大门赶去。

    徐退已经在那里了，斜靠在大门旁的墙壁上抽烟。旁边是一辆黑色略旧的二八自行车。我发现他终于换了衣服。于是忍不住说了一句：“你终于换衣服了。”

    “嗯？”他不明所以地看了看身上的衣服，“为什么这么说？”

    “以前看你在阳台上，总是只晾一件衣服和一条裤子。所以……”

    “哦，那个啊。”他无所谓地笑笑，“怎么样，现在走吧？”

    “嗯，先去哪儿？”

    这个下午我们几乎逛遍了整个旧厂区。总结起来，最大的区别就是，这里更复杂，人更多，面积更大，各项设施也更成熟。而住在这里的人，看起来似乎也与新区的人不同。主要是表情，说话的音调，举手投足的动作，等等。而这里的地形也常常在变化之中。整个下午我们都在上坡下坡，或者穿街走巷。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们停在一所学校的门口。此时无论是我，还是徐退，都已经面红耳赤，满脸是汗。

    “这是？”

    “第一小学，我以前的学校。”他说。

    所有学校在暑假时大概都是同一模样。特别的空旷，特别的冷清，到处是长到一米高的杂草（往往开学后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师生除草），而此刻，最重要的是——大门正紧锁着。

    “会爬围墙吧？”他看看我的衣服，“还好今天没穿裙子。”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会。”我说。

    这个厂里没有小孩不会爬围墙。那几乎成为我们童年时最重要，也最必然的活动。因为这里到处是围墙，而围墙上凹凸不平的砖块也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只要鞋不滑，手指还算有点力气，就能很轻松地爬上任何一堵围墙。

    但真正行动起来的时候，还是发现，这比小时候难多了。首先是脚已经长大了，要严密地塞进砖缝就不太可能。再就是，比小时候长大了两倍的身躯，挪动起来也很费力。徐退倒是三下两下翻了过去，在围墙那边叫我的名字。

    过了好久，我才跌跌撞撞地翻了过去，落地时心脏仍然激烈地跳动不止。

    “终于下来了。”我擦擦脸上的汗，喘了口气。

    接下来是参观。教室的铁门也锁着，不可能上去，只有在楼下和操场上四处闲逛了一番。徐退指着三楼的一间教室说，那就是我以前上课的地方。我问，哪间？就是三楼上，太阳照着的那一间。

    果然，夕阳的余晖正落在那间教室的窗户上。

    “这倒是很好辨认。”我笑着说。

    “跟你们学校有什么不一样的？”

    “要大一些，楼房也高一些，再就是，感觉上好像新一点。”

    “新？怎么会，这里的年代肯定比你们学校早。”

    “不知道，那儿总是显得很旧。”

    我们仰着头看了一会儿三楼的那间教室。

    “同学的名字还记得起吗？”他突然问。

    “记得起一些吧。”

    “挺奇怪的，现在我居然全能记得起来。”他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准确到年级。”

    “每一年的同学？”

    “夸张了点吧？”他歪着脑袋，笑得很开心。

    后来，我一直在想，假如没有徐退的这句话，也许这个暑假我将从家里一无所获地回到学校。以后的经历会不会因此而改写？这种问题，在遇到丁小胭时我没有问过，在遇到王树，高览，刘小军，还有罗明的时候，我也没有问过。不管发生什么，好像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有徐退不同。

    这天夜里，我打开房间写字台的第四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本相册。相册已经十分古老，塑料插袋和照片粘得很紧，小心翼翼的，花了很长时间，才把照片全部从相册中取出。还不小心弄破了一些。

    照片堆得满床都是。上面是不同阶段的我，许多个现在已经叫不上名字的同学，朋友，亲戚。毕业照也夹杂其中。仅凭回忆，我也许分不清这些照片的年代。但从小我便有一个习惯——在每一张照片后面，写上拍照时的具体日期，有时还会加上一两句注释。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和某某在某地这样的话。

    我一张一张查看着照片背后的时间，默默记录它们的年代。反复地比较、归类，偶尔呆呆地陷入一段回忆……这些，几乎花去了我整夜的时间。

    当我发现那件事时，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

    所有的照片，都按年代整理成几堆，摆在我的面前。之后翻开每一叠照片的最上面一张，便可以看到这些时间的记录。那时，我发现，这许多照片之中，少了一个年份。我又急忙去翻毕业照。将所有的毕业照按次序排好之后，我同样没有看见这一年的名字——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