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概观

    本书是应出版之需编选的。要编选一部意大利的童话集，使之在世界宏伟的民间文学宝库中占有应得的地位，问题是应该选哪些内容，有没有能与格林兄弟的童话相媲美的意大利童话？

    人们普遍认为，意大利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远在任何别的国家之前就以文学形式记载下来。在威尼斯，早在十六世纪中叶，斯特拉佩鲁斯[1]就将关于巫术和魔法的故事（其中有些以方言流传）以及具有薄伽丘风格的现实主义中篇故事收集在他的《欢乐的夜晚》一书中。这些故事为该书增添了神秘色彩——半是哥特式、半是东方式，使人联想到卡帕乔[2]的油画。十七世纪，在那不勒斯，吉阿姆贝蒂斯塔·巴塞尔[3]用那不勒斯方言撰写了巴罗克式[4]的神话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五日谈》（此书在本世纪由意大利哲学家贝内迪托·克罗齐[5]译成了意大利文）。巴塞尔的作品体现了奇特的、地中海风味的莎士比亚式梦幻；其内容惊恐可怖，描写的全是些食人巨兽或妖精巫婆。在他那些牵强附会、荒唐怪诞的比喻里，庄严、崇高往往与粗俗、污秽并行不悖。十八世纪，仍是在威尼斯，为了与哥尔多尼[6]的中产阶级喜剧相抗衡，脾性乖戾、因循守旧的卡洛·高齐[7]，把民间故事中的仙女、术士与喜剧中的哈里昆和潘特卢恩[8]一起搬上了舞台。他认为公众只能欣赏这种艺术。

    然而，众所周知：法国自十七世纪以来，童话故事在路易十六的凡尔赛宫廷里达到了繁荣鼎盛时期。在那里，查尔斯·贝洛[9]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并且着手编选了一部经过精心加工的通俗故事集；而在这之前，这些故事都由口头流传。这种文学样式遂成时髦，但却失去了它纯朴自然的本色。贵妇和附庸风雅的仕女们，纷纷沉湎于改编和杜撰的童话故事。经过这样改编、润色后，民间故事以四十一卷《童话集锦》的形式问世，它在法国文学史上历经兴衰。与此同时，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却抵销了人们对想入非非的爱好。

    由于格林兄弟的努力，十九世纪初还依然是粗俗、平淡的民间故事，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得到复兴。这次，它以民间艺人匿名创作的形式出现，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漫长的中世纪。当时，出于爱国热忱而崇尚大众诗歌之风，在欧洲文人中盛极一时：托玛索[10]和其他学者收集了意大利民间流传的诗作，但民间故事仍有待于意大利浪漫主义作家们去发展。

    由于一代实证主义民俗学者的勤奋努力，人们开始记录老年妇女口述的传说。这些研究者，如马克斯·缪勒[11]，则把印度看作是所有故事和神话的渊源（如果人类本身不是从那儿起源的话）。太阳神宗教非常复杂，因而人们虚构出灰姑娘这一人物来解释曙光，以白雪公主这一形象来说明春天。但与此同时，有了德国人所树立的榜样[12]（如魏德特和沃尔夫在威尼斯，赫曼纳斯特在利窝那，奥地利人施内勒在特兰提诺，劳拉·冈赞巴在西西里），人们开始收集“故事”：如安格娄·德格勃纳蒂斯在锡耶那，维托里奥·艾布里阿尼在佛罗伦斯、坎帕尼亚和伦巴第，多曼尼柯·坎帕雷蒂在比萨，乔赛普·皮特里在西西里。有些人只是粗略地记录些梗概，而另外的人则历尽艰辛，卓有成效地保存和传播了原始故事的本来色泽。这种激情深深地感染了许多当地收集风土人情、异物奇志的研究者，使他们成了研究民间文学的学术杂志的撰稿人。

    这样，尤其在十九世纪的后三十年，大量的民间故事通过口述用方言记载下来。这是一些“民众心理学家”——乔赛普·皮特里这样称呼他们——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但他们的成果却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他们所发掘的祖传瑰宝，也注定被封锁在专设的图书馆里，得不到在民众中流传的机会。“意大利的格林”还没有脱颖而出，尽管早在一八七五年，坎帕雷蒂就曾尝试汇编一部来自各地区的民间故事总集，并在和达恩卡纳一起编纂的《意大利人民的诗歌和传说》丛书中出版了一卷《意大利民间故事集》，另外，他们还想再出版两卷续集，然而，希望终成泡影。

    民间故事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意大利仅仅局限于为学术界提供专研究的资料，从未在作家和诗人中风行，而在欧洲其他地方，从蒂克[13]到普希金都普遍赞赏民间文学。在意大利，民间传说却被儿童文学作家所利用，其代表人物是卡洛·柯罗提[14]。他在写《木偶奇遇记》之前，就曾翻译过一些法国十七世纪的童话故事。有时，一些著名作家，如西西里岛自然主义学派主要小说家柳吉·加普纳[15]，也曾为孩子们撰写一部基于幻想和大众情趣的童话故事集。

    但是，无论如何，至今还没有一部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意大利民间故事代表作，得到广泛流传。今天，有可能编辑这样一部代表作了吗？我决定承担这项工作。

    就我个人而言，我深知要完成这项一百五十年来无人成功的工作，犹如大海捞针。前人从事这项工作，决非为了搜奇猎异，而是因为他们坚信：在民间文学的汪洋大海里，隐藏着一些与种族生存息息相关的基本因素，必须加以挖掘。当然，这样做也得冒着被大海淹没的危险，就象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传说市的考拉鱼一样。对于格林兄弟来说，拯救民间故事就意味着使保存在普通人民中的部分古代宗教重见光明，这种宗教在拿破仑败北这个光荣日子到来之前，一直处于蛰伏状态，然而它终于唤醒了德国的民族意识。在研究印度的学者们看来，雅利安人的祖先为解释太阳和月亮的奥秘而创作的寓言，为宗教和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人类学者看来，这象征着部落的青年时代的那种可怕和血腥的礼拜式；这种礼拜式从古至今都一样，不管是石器时代的猎人，还是今天的原始部落。芬兰学派[16]的信徒们为追溯佛教国度、爱尔兰和撒哈拉沙漠地区民族迁徙的情况，运用了一种与甲虫分类法相似的方法，在分类过程中把研究结果用类型指数与主题指数的代数和来表示。弗洛伊德[17]精神分析学派所积贮的是人皆有之的模糊梦境，并把这种梦境从苏醒时濒于遗忘的边缘抢救出来，并用条文的形式记载下来，以表示人们最基本的欲望。然而对于各处研究地方风俗的学者们来说，民间文学体现了他们对一位熟悉的乡土神（他们不知这位乡土神的名字）的顶礼膜拜，这位神以农民为他的代言人。

    但是我甚至在对原始素材还缺乏研究热忱的情况下，就毫无准备地置身于这浩瀚的大海之中了。我陷入困难重重的境地，在一大堆呆滞而又不受理智控制的口头传说前感到无可奈何。（“你甚至还不是个南方人！”一位正统的民族学家朋友这么对我说。）我时刻不能忘怀的是所接触的材料神秘莫测。我仔细考虑了在这个领域内一切对立的学说，感到既有趣又迷惘。我既得注意决不让逻辑推理把阅读材料时所得到的美感毁掉，又得注意不要过早地被这些错综复杂、难以捉摸的素材所迷惑。有人也许会问，既然我跟民间故事没有必然联系，为什么还要承担这项工作呢？对此，我将在适当的时机说明。

    在着手利用手头资料编纂民间故事的时候，我渐渐地染上了一种狂热，想获得越来越多的各种民间故事的版本。材料的核定、分类和比较，几乎成了我的嗜好，我感到自己被类似昆虫学家们的那种特有的热情所支配。我想，这也是赫尔辛基民俗学家协会的学者们特有的热情吧。这种激情迅速地转化为一种狂热的癖好，其结果是：为了换取《金粪驴》故事的新版本，我会拿出普鲁斯特[18]写的所有小说。倘若读到的故事是新郎在吻母亲时失去记忆，而不是回教丑妇的轶事，我就要大失所望。我的眼睛象染上了狂热症的人那样，变得敏锐起来，我一眼就能在最难以分辨的阿普利亚或弗留利版本里，区分出“普雷泽姆莉娜”型的人物还是“贝林达”型的人物[19]。

    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被这项蜘蛛网似的研究工作缠住，它的麻烦之处不在于外部形式而在于内部特征：无穷无尽的变化和无休无止的重复。与此同时，我那仍然清醒、并且为自己的癖好日益发展而感到兴奋的理智发现，意大利民间故事丰富、明晰、变幻莫测且真伪混杂，在这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日耳曼、北欧和斯拉夫诸国最著名的民间故事。这不仅仅是因为故事讲述人（往往是妇女）的才能出众，或者是故事诞生地的优良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意大利民间故事在根本上是十分绚丽多姿、情趣横溢、构思新颖的。它的结构与对事物的综合能力堪称无与伦比。我沉湎于这些材料的时间愈久，原先所持的保留态度就愈少。我对这种探索真是兴奋至极。与此同时，我原先对分类、编纂所持的狂热、孤独的感情，逐渐被另一种愿望所代替。那就是想把自己读到的种种出人意料的情景描述出来。我对民间故事的概述就此结束。书也编完了。在写这篇序言时，我有种离群索居之感。我还能不能回到现实中来呢？两年来，我一直居住在树林里和着魔的城堡中，在思考和行动之间忍受着折磨：一方面，我渴望瞥见神话里美人的脸庞，她每晚睡在那骑士的身旁；另一方面，我要在隐身服、魔爪或羽毛这些能使我变成动物的物件之间抉择。两年来，我周围的一切渐渐变成了仙山奇境；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符咒或魔法变态事物；那里的人们在我的心目中，要么被命中注定的爱情所驱使，要么中了魔法；在那里有突然的失踪，也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在那里是非分明，幸福有巨龙守护，道路上荆棘林立、障碍重重。同样，似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在现今处于停滞之中，而实际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蛇洞被打开，成了牛奶河；仁慈的君主却原来是暴虐蛮横的父亲；寂静无声、着了魔的王国突然复苏。我有这样一个印象：早已丧失的、在民间故事里统治一切的法规，正在我所打开的魔箱里蹦了出来。

    书编完了，我知道我的上述印象不是幻觉，也不是职业病，而恰恰证实了我以前的想法：民间故事是真实的。

    总的看来，民间故事通过对人世沉浮的反复验证，在人们缓缓成熟的朴实意识里为人生提供了注脚。这些民间故事是男人和女人潜在命运的记录，尤其是那些即将决定人们命运的人生阶段的记录：例如年轻人的出生（这本身就往往预示今后的命运），离开家乡，最后经过种种人生的磨难，长大成人，成为人类的一员。这个概略说明虽然简单，却包括了人世间的一切：本质上平等的人类被任意分为帝王和贫民；生活中常见的无辜者遭受迫害和随之而来的复仇；情人初遇不期，爱情刚刚萌发即已失去；普通人受符咒支配的共同命运，或是让未知的力量左右个人的存在。这些复杂因素渗透整个人生，迫使人们为解放自己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斗争；同时我们只有解放他人才能解放自己，因为这是我们自身解放的必要条件。这需要对奋斗目标的忠诚，需要纯洁的心灵，它们是获得解放和胜利的根本。此外，还必须有美，这种美随时会蒙上卑微和丑陋的蛙皮，但故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无穷无尽的变化和万物的统一：这包括人类、动植物和无机体。

    本书选稿的标准

    从“人们的口头”记录民间故事的方法始于格林兄弟，并在本世纪的下半叶逐渐发展成为一套“科学”原则，它严格忠实于讲述人所用的方言。格林兄弟采用的方法，在今天看来称不上“科学”，最多只能称为半“科学”。对他们原稿的研究可以证实行家在阅读《德国民间故事集》[20]时的强烈印象，即格林兄弟（尤其是威尔海姆·格林）在老妇人口述的故事里，加上了自己个人的色彩。他们不仅根据德国方言翻译出版了故事梗概内容，而且还把故事的各种不同说法统一起来。他们删去了故事中粗俗部分，对故事的表达和意象作了润色，并力求文体风格前后一致。

    上面介绍了我这个集子的混杂性质，在编选过程中，我亦采用半“科学”的方法，或四分之三的“科学”方法着手工作，另外的四分之一则加入我个人的判断。集子里合乎科学的部分，实际上是他人的成果，即那些民间传说研究者近百年来耐心记载下来的素材。我所做的工作，类似格林兄弟工作的第二部分：我从大量的口述资料中（总数约达五十种基本类型）选出最罕见、最优美的故事原型，将它们由方言译成意大利语。如果尚存的唯一版本已由方言译成了意大利文，但没能体现其风格，我就干脆改写这个故事，努力恢复其本来面目。我努力充实故事的内容，但从不改变它的特征和完整性。同时，我力求使情节丰富，使其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对故事中遗漏和过份粗略的部分，我尽可能予以精心增补。我还努力使故事的语言在不流于俚俗的同时，保留方言的清新和纯朴，极力避免使用过于高雅的词句。这种意大利语具有足够的伸缩性，它能吸收方言中最富有表现力、最罕见的表达方式。

    我在书末的注释里明确指出，我所采用的材料来自已出版的书籍和专业杂志，未出版的则来自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的稿本。我没有亲自去听瘦小的老婆婆讲述故事，这不是因为我找不到这样的机会，而是因为十九世纪所收集的民间故事材料已足够供我使用。我并不认为，再次从头去收集材料，就一定会大大提高我这部集子的质量。

    我编写这个集子有两个目的：介绍用意大利方言所记录的民间故事的各种类型；介绍意大利各地区的民间传说。

    集子中对所谓“真正的童话”，即以虚构王国的国王为题材的奇异故事，我从它的各类型中选出一则或几则最有特色、最不落俗套并最富有地方色彩的故事作为代表（下面我将对“地方色彩）这个概念作进一步阐述。本书还包括各种宗教故事和地方传说，以及短篇故事、动物寓言、笑话和轶事——总之，那就是我在收集资料时接触到的各类受欢迎的故事，其中有些优美动人，有些具有独特的地区代表性。

    我很少选用与该地区的起源、习惯或历史有关的地方传奇，因为这是一个跟民间故事完全不同的领域；它们叙述简单、幼稚，其选本除少数外，一般都不再现当时人们的语言，而只是对这些地区有着浪漫的怀旧之情。总之，这种材料对我毫无用处。

    集子里的所谓意大利方言，是指使用意大利语言区域内的所有方言，而不是仅指意大利一国的方言。因此，我收入了法国尼斯港一带的民间故事，那儿的方言同利古里亚和普罗旺斯方言相比较，更接近于前者[21]。同样我没有收入意大利奥斯塔山谷一带的民间故事，因为那儿的意大利人讲的是法国方言。我选入了南斯拉夫达尔马提亚一带用威尼斯方言讲述的故事，但略去了意大利南蒂罗尔省以德语流传的故事。我还破例地收入了两则在卡拉布里亚一带讲希腊语的村落所流传的民间故事，因为这些村落的民间故事，是整个卡拉布里亚地区民间故事的组成部分。不管怎样，将它们收入本书，是件我感到愉快的事，是件值得做的事。

    本书所收每个民间故事的末尾都有括号，内标地方或区域的名字，但它并非表明这则民间故事起源于这个特定地区。民间故事流传于全世界，说民间故事“源于何处”毫无意义。因此，试图确定各类民间故事起源地区的“芬兰学派”或历史地理学派的学者们，仅能得出相当含糊的结论，只能将故事的发源地说成欧亚之间的某个区域。但在世界范围流行的民间故事，并不排斥其自身的多样性；根据一位意大利学者的说法，这种多样性表现为“对某些题材的选择或排斥，对某些类型情节的偏爱，特定人物的塑造，故事的气氛和风格反映特定的文化形态”。因此，所谓“意大利民间故事”，就是指由意大利人讲述的故事，这些故事是通过口头流传下来的。但是，我们仍将它分为威尼斯、托斯卡纳和西西里民间故事，因为民间故事不管其发源何处，往往都染上了流传地区的特色，如染上了流传地区的风光、习惯、道德观念，至少带有当地的口音或风味。因此，威尼斯、托斯卡纳或西西里的民间故事，多少带有那些地区的特色，这也正是我们选择的依据。

    卷末的注释对每则民间故事的收集地区作了说明，还列出了我读过的其他意大利方言版本。因此，“蒙佛拉图”、“马尔凯”或“奥特兰托”等字样，并不是指故事本身源于蒙佛拉图、马尔凯或奥特兰托，而是指编写那个故事时给我影响最大的版本来自其中哪个地区。我的手头有各种版本可供选择，因此所选中的就不仅是最美丽、最丰富或讲述得最好的故事，而且是蒙佛拉图、马尔凯或奥特兰托地区的代表作。它们植根于这些流传地区，并且从中吸取了大量的养份。

    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许多第一流的民间文学研究者搜集和出版民间故事的动机，往往囿于当时的比较主义热潮。他们强调的是故事的相似性而不是多样性，突出的是某个主题的广泛传播而不是地区、时代和讲述人的差别。我的集子里列出的地名，某些（例如西西里岛的传说中的地名）是不容争辩的，另一些则失之武断，其根据只是注释中列出的参考文献。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始终遵循着为尼罗西所珍爱的那句托斯卡纳地区的俗语：“故事若要动人，就得增添色彩。”换言之，民间故事的价值常常取决于后人增添的新东西。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恰如一条没止境的长链，我把自己看成长链上的一环；这条长链不是消极的传递媒介，而是故事的真正“作者”；在这一点上，上面那句俗语与克罗齐的理论完全相符。

    民间故事的编纂

    近百年来，民间文学研究者对意大利民间故事做了收集工作，但各个地区的贡献参差不齐。在有些地区，发现了丰富的材料宝库，而其他地区则几乎一无所有。有两个地区的民间故事特别丰富：托斯卡纳和西西里。

    在编纂西西里岛的故事时，我的材料的重要来源是乔赛普·皮特里编的《西西里童话和民间故事集》（1875年版）。这是一部煞费苦心的学术性著作，它附有丰富的编纂说明以及词汇比较方面的注释。

    乔赛普·皮特里（1841-1916）是位医生，他献身于民间文学的研究。他有一大群为他搜集资料的助手。

    皮特里著作的魅力在于摆脱了“讲述人”这样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直接让读者与个性鲜明的讲述人接触，并介绍这些讲述人的姓名、年龄和职业。这样，读者就能透过年代久远、面目不清的故事情节和粗糙陈旧的表达方式，看到一个充满想象的个人世界。这世界通过讲述人之口，表达出它内在的旋律、激情和希望。

    皮特里的集子出版于1875年，维尔加[22]于1881年写了《欧楂树旁的屋子》。两个时代的西西里人（一位是小说家，另一位是学者）出自不同的目的去倾听渔夫们的闲聊，以便记下他们所讲的内容。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这两个人所致力完成的有关民意、民谚和民俗的民间文学总集。小说家的集子充满了作者本人内在的抒情和牧歌旋律，而学者则把他的集子搞得象个分门别类的博物馆。皮特里的二十五卷巨著《西西里民间故事集》（1871-1913），他二十四年中所写的札记《民俗研究档案资料》（1882-1906）和十六卷巨著《民俗奇闻》，甚至他在巴勒莫市皮特里博物馆内所珍藏的民间工艺品都是他工作的实证。皮特里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工作，与维尔加在文学领域里的工作同样著名。皮特里的贡献是：他不仅记下故事里的传统主题和语言，还记下了它们内在的诗意；在这方面，皮特里是第一位民间文学研究者。

    随着皮特里的出现，民间故事研究开始在现存的传统故事里寻找诗歌式的创造力。民间故事和民歌不同，民歌受诗行和韵脚的限制，人们在合唱中不断地重复它，歌手很少有进行再创造的机会。而民间故事每讲述一次就是一次再创作。叙述的核心是故事的讲述人，他们都是村落的重要人物，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感染力。正是通过这些讲述人，年代久远的民间故事才与听众的现实世界和历史连接起来。

    皮特里的民间故事大多出自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妇人之口。她名叫阿加杜札·麦西娅，原是皮特里家的佣人，在波哥（巴勒莫的一地区）当过绗缝匠，住在切尔索·内罗街八号。她是皮特里的集子中一些最优秀故事的讲述人，我从中随意选了几篇（见本书第一四八至一五八篇）。皮特里在他的集子前言里这样描述了他的故事讲述人：

    她毫无美貌可言，但却很有口才，讲起故事来娓娓动听，人们都佩服她那超群的记忆力和才能。麦西娅已七十多岁，是母亲、祖母和曾祖母。还在孩提时，她就爱听祖母讲故事，而祖母的故事也是从自己母亲那儿听来的，后者又从祖父那里听到了不计其数的故事。麦西娅的记忆力很好，能够过耳不忘。有的妇女虽然也听过上千则故事，但却忘得一干二净。有些人虽说也能记住，但缺乏讲故事的才能，在波哥，她的朋友们都认为她是个天生的说书人，她愈讲，别人愈爱听。

    麦西娅没有读过书，却懂得许多他人不懂的事情，而且讲起这些事情来头头是道，人们谁都不能不佩服她。我要求读者多留心她那生动形象的语言。如果故事的背景是一条准备启航的船，她能毫不费力地使用航海术语和水手们的行话。假如故事的女主人公在一家面包房里出现时，身无分文，愁眉苦脸，麦西娅会把一切描绘得活龙活现，以至人们真的以为看到了揉面和烤面包——而这种活儿在巴勒莫是只有职业面包师才会干的。至于家庭杂务的描述则更无须赘述了，因为这是麦西娅的拿手活儿。和每个邻居一样，作为女人，生儿育女是她的天职和应尽的义务。

    麦西娅看着我呱呱落地，还常把我抱在怀中，这使我有机会从她的口中听到许多美妙的故事，它们都带着她本人的特征。三十年后，她把曾对一个孩子讲过的故事，又重复讲给长大了的青年听，而且故事仍旧是那样丝丝入扣，流畅优美。

    麦西娅就象一个典型的西西里岛说书人，讲起故事来活龙活现，形象逼真。她也讲魔法神道，但总是以现实和普通人的生活为基础。同样，她所使用的富有想象力的语言，也都以常识和常理为基础。她总是想再现充满活力、有胆量、有勇气的女性形象。这与人们对西西里妇女的传统看法（羞怯、内向）形成鲜明的对照。我想，也许麦西娅是有意这样做的。她的故事完全忽视了我所说的多数西西里民间故事的主要因素：对爱情的追求对爱情主题的偏爱，例如失去丈夫或失去妻子的题材。这种题材在地中海地区屡见不鲜，其书面材料可以追溯到公元二世纪阿普列尤斯[23]在《变形记》中所写的《小爱神与普苏克》；类似的题材在后世数以百计的故事中不断重复：悲欢离合，来自地狱的神秘新郎，隐身新娘，夜间变成英俊青年的马王或蛇王。此外，还有一种既非神话、短故事，又非民谣的文学形式，其代表作是以伤感和性爱为主题的《伯爵的妹妹》[24]。

    西西里民间故事往往在一个有限的题材范围内展开，一开始则常显示出一幅真实的情景（无数挨饿的人出城到野外去寻找可做汤喝的植物！）；对照之下，托斯卡纳民间故事则受多种文化的影响。我最喜欢的托斯卡纳民间故事来源于《蒙塔尔民间故事六十篇》（1880年；蒙塔尔是皮斯托亚附近的一个村庄）。这本书是用奇特的托斯卡纳方言写成的。其中，有位叫皮特鲁·卡纳斯特里诺的农民，在《睡女王》[25]中口述了与阿里奥斯托[26]的风格极相似的故事。这篇故事是十六世纪史诗的产物，但两者的关系既不在故事情节，也是在叙述方式[此句疑有OCR错误]，即通过对花园和宫殿的大量描写所产生的魅力（原文比现在的节本远为完整和富有文学色彩，我对故事作了大幅度节略，是为了避免与本书的总格调不合拍）。原先在描写女王的宫殿时，甚至涉及到许多古代美人，并将她们的雕像逐个介绍：“这些雕像代表了许多名门闺秀，她们的衣着相似，但容貌各异。其中有罗马的卢克丽霞，弗拉拉的伊莎贝拉，曼图拉的伊丽莎白和莉奥诺，容貌出众、风度不凡的瓦蕾西拉·维罗尼斯，第六位是雷格诺莫雷斯和特雷卢巴的黛安娜[27]，她的美貌闻名于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奥地利，她有最纯的王室血统……”等等。

    《蒙塔尔民间故事六十篇》一书问世于1880年。当时，许多重要的意大利民间故事集都已出版，但律师格拉多·尼罗西（1828-1906，他比大多数“科学”一代的民间故事研究者都年长）却早在1868年就已开始收集民间故事了。蒙塔尔的六十则故事中有许多已在他的同事们出版的集子里发表过，艾布里阿尼和坎帕雷蒂两人编选的民间故事集中，最优美的几篇故事便是尼罗西收集的。尼罗西对比较学派的故事叙述方法不感兴趣（他对民间故事的兴趣偏重语言学研究），但是，蒙塔尔的故事显然有着文学性。可以肯定，这座村落也是一些内容晦涩的史前传说的发源地，如宣扬种族中心主义的《水牛头》。便是。还有些故事则有股难以置信的“现代”和“虚构”味道，如《猴子的小故事》。但绝大多数故事有民间流传诗歌（可追溯到十四至十六世纪）和《一千零一夜》类似的主题和情节；这些仅改换了背景的故事，十分忠实于十八世纪加兰德[28]的《天方夜谭》法译本。这个译本除了为迎合西方时尚，对原著作了某些改动外，还排斥了通过口头留传下来的远古的东方影响。可以肯定，这些故事取材于文艺作品，变成民间故事还是新近的事。所以，当寡妇露易莎·吉奈尼[29]从头至尾复述薄伽丘的关于安德鲁乔·佩鲁吉亚的故事时，我相信它并非出自作为薄伽丘故事来源的民间传说，它的来源是《十日谈》中用方言写的那个最富有流浪冒险色彩的故事。

    这样，顺着薄伽丘这根线索，我们逐步抓住了皮斯托亚地区的村民所讲述故事的实质。看来，在这个区域，童话和短故事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或者尼罗西已感觉到了这种联系）；同时，我们还找到了妖魔故事向个人命运故事以及个人奋斗故事转变的轨道，变成冒险短故事或小说，以及对少女痛苦经历的催人泪下的描述。让我们拿一个情节晦涩的古老故事《米兰商人的儿子》作为例证：有个青年以他那千篇一律的经历（狗吃了中毒的食物，乌鸦又吃了被毒死的狗肉，强盗又吃了被毒死的乌鸦肉，等等）编了一个胡编乱造的谜语。他将谜语献给一位善猜谜语的公主，并胜过了她，以致公主只好嫁给他。在蒙塔尔故事，英雄并不总是天生的，他往往是个有作为的青年，随时准备去冒一切危险，并知道如何巩固胜利和吸取教训。这方面的证据是（这在一个童话故事的英雄身上十分罕见）他并不娶那位公主为妻，而是解除公主对他立下的誓约以换取经济上的利益。这种情况还不止一次，而是连续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换取了一件法宝（更精确地说，只是取得了得到这个宝物的权利，实际还没拿到手）；第二次则更加实惠，即换取了一笔固定收入。梅尼奇诺[30]的成功是由于超自然的力量的帮助，但他想最大限度地利用魔力，并将所有的财物归为己有，这使他的成功黯然失色。然而梅尼奇诺的最大特点是真诚，有取得别人信任的能力，这是一个生意人的标志。

    尼罗西最喜欢听寡妇露易莎·吉奈尼讲述故事。在所有的蒙塔尔故事讲述人中，她知道的故事最多（这本集子中有三分之一的故事出自她之口）。她的想象力丰富，但她的表达能力却跟别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尼罗西在重述时用了许多新鲜词汇，其目的是显示蒙塔尔人讲意大利语时的特殊地方色彩）这是一种粗犷、激烈、难以听懂的托斯卡纳方言。对于大多数其他的故事，我的任务是多少给予增添一些文采，而在改写尼西西的故事时，我却不得不冲淡些地方色彩，其结果是故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对我来说，用与现代意大利语相类似的方言来重述托斯卡纳民间故事，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遇到很多困难，其中最难处理的是约十五则从尼罗西的集子中选出来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很美，而且有奇特的风格。然而，在改写皮特里所收集的西西里民间故事时，故事越优美，我的任务就越轻松；翻译时，我按行文需要，有时直译，有时意译。

    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托斯卡纳和西西里民间故事，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是第一流的。仅次于这两者的是威尼斯民间故事，或者说，是用威尼斯方言写成的所有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充满了对梦幻世界的独特见解。这儿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是多曼尼柯·乔赛普·伯诺尼，他在1873、1875和1893年出版的几个威尼斯民间故事小册子，以清晰和富有诗意著称；虽然故事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它们总使人联想起威尼斯的天空、阳光，以及大海、运河、航运、船只和地中海的风光，读者从中体验到浓郁的水乡气息。伯诺尼没有提及故事讲述人的名字，我们也无从得知他对原故事的忠实程度。但是，在那优美柔和的方言里有一种和谐的旋律，它成了各篇民间故事的基调。我从他的集子里选了七篇故事（即本书从第二十九篇《三个干瘪老太婆》至第三十五篇《看不见的爷爷》），希望原文的风格能在我的译文中反映出来。

    在同一时期，卡略里纳·科洛奈迪-伯蒂于1874年编了一部第一流的波洛尼亚民间故事集。这本用方言写成的集子妙趣横生，故事构思周密，叙述完整，幻景与现实风光交相映辉。尽管故事讲述人的名字在书中没有提及，但读者仍感到一个女性的存在，她时而多愁善感，时而意气风发。

    在吉杰·扎纳佐1907年出版的罗马地区民间故事集中，讲故事成了展示词藻的借口，它的语言俏皮并富有联想，读起来耐人寻味。

    阿布鲁齐地区的人以两部精美的民间故事集而自豪：其中一部是金纳鲁·芬尼莫尔（1836-1923）所收集的两卷民间故事。芬尼莫尔是位教师兼医生，他从各地收集用方言讲述的故事，并以精确的语言记录下来，其中偶尔流露出一丝忧郁的诗意。另一部阿布鲁齐地区的民间故事集是由邓南遮[31]的朋友、考古学家安东尼奥·迪尼诺（1836-1907）编选的。他用意大利语将它们改写成短故事，并辅之以短小的方言民谣迭句，形式幽默，活泼生动。但这种方法的价值从科学角度来看是值得怀疑的，我本人也有这种感觉。然而，书中有不少带讽刺性和幽默感的稀奇故事，尽管其中有些来自《一千零一夜》（见本书第一一四篇《驼背、歪脖、跛脚的人》）。

    在皮特罗·佩里扎瑞编选的《玛格利地区的童话与民歌》（1881）一书里，我读到八篇最好的故事，它们均以阿普利亚方言写成。故事内容虽落俗套，但措辞巧妙，以风格生动活泼、奇异别致取胜。这些故事给人的印象是：这种风格是当地方言的自然产物。在这方面，这些故事与佳作《五个淘气鬼》类似，后者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在巴塞尔的《五日谈》中找到。

    在卡拉布里亚（主要在帕尔米村），博学的历史作家莱特里奥·迪弗郎查编选了一部《卡拉布里亚童话和短篇故事集》，此书于1929年和1931年出版，其中附有意大利有史以来最完整和最精确的注释。作者提到了一些杰出的故事讲述人，其中一位名叫安南扎塔·帕勒莫。卡拉布里亚民间故事里显示了绚丽多彩和丰富复杂的想象，但其情节的逻辑性却往往难以驾驭，读后使人疑窦丛生。

    意大利民间故事的特点

    有谁能谈论意大利民间故事呢？难道民间故事的研究就非得从遥远的时代，非得从史前、从古地质时代的角度来考察不成吗？

    我认为，这门研究民间故事和原始社会习俗之间关系的学科，已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普罗坡的《俄国童话溯源》（1946）就是一例。民间故事的渊源往往能在这些社会习俗中找到，但在这一结论以外，仍有不少问题无从解答。民间故事的产生和发展，真如多源说的支持者们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相似现象吗？考虑到某些类型故事的复杂性，那种解释似乎过于简单。民族学能解释世界上每个故事的主题和叙述结构吗？显然不能。因此，除了民间故事的起源问题外，每个民间故事在某个历史时期内的生存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讲故事是种娱乐，它们意味着将故事由一个人传向另一个人，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其传播途径常采用书面形式，直至在整个区域广为流传，至今盛行不衰。

    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大多数类型的民间故事已通过模仿民间传说主题的民谣和民间诗，在托斯卡纳产生和传播。民谣自身有着与民间故事不同的历史，但两者却也有共同的地方：民谣从民间故事中吸取主题，又进而改造了故事，使其主题符合自己的需要。

    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以免把民间故事搞得过份“中世纪化”。民族学认为必须将故事情节与产生它的浪漫背景区分开来。它使我们习惯于把城堡看成举行狩猎仪式的小屋，把公主看作奉献给龙的祭品以求得风调雨顺，将术士看作部族的男巫。此外，只要浏览一下任何忠实于口头传说的民间故事集，我们就能理解人们（即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人们，这些既不熟悉儿童读物的插图，也没听说过迪斯尼[32]的《白雪公主》）为何不能象在我们看来很自然的形象那样来看待民间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描写往往过于简单，所用的词汇很一般化。意大利民间故事讲述的背景往往是宫殿，而不是城堡。它很少用王子或公主这样的词，而是把他们称作国王的儿子、女儿。超自然的怪物的名字，例如恶魔或女巫，则来自来地区古老的异教传说。它们的名字之所以无严格区分，不仅在于方言的多样性——例如，在皮埃蒙特，masca（女巫）一词在西西里成了mamma-draga（母龙）；在罗马尼阿，omsalbadgb（野人）一词在波格利亚方言里则成了nanni-orcu（妖魔）——而且还有某种方言内部固有的混乱；例如在托斯卡纳方言中，mago（术士）和draga（龙）常常混淆，并可互换使用。

    然而，在流行故事里总充盈着强烈而持久的中世纪气息。它们不是讲述为赢得公主青睐而举行的比武，就是描述骑士的丰功伟绩或魔鬼以及被歪曲的宗教故事。因此，我们必须将民间故事和骑士史诗之间的渗透期，作为民间传说发展史中一个主要现象来研究，其中骑士史诗可能起源于哥特人的法兰西，它的影响通过民间史诗传入意大利。这种在阿普列尤斯时代受到古希腊神话熏陶的意大利多神文化，最终受到了中世纪封建和骑士制度和伦理和信仰的影响。

    在某个时候，这种混合又强烈地受到东方文化的种意象和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意大利南部开始的。那时，意大利与回教徒和土耳其人的接触和争斗达到了高xdx潮。在我收集的无数航海故事中，读者会看到把世界区分为基督教和穆斯林两大部分的观点，在当时取代了以往民间故事出现的那种模糊的地理观念。民间故事表现主题常以不同性质的社会为外衣。在西方，封建意识占主导地位（尽管某些南方故事也带上了一些十九世纪英国勋爵的色彩），而在东方，阿拉丁或阿里巴巴[33]之类以命运为主题的中产阶级民间故事则占有绝对优势。

    在一些不多见的故事里，有这么一则故事（根据司蒂斯·汤普逊[34]的独特见解，它可能产生于意大利），它在高齐的童话[35]里，讲的是三只桔子的爱情；它在巴塞尔的故事里[36]，讲的是三只柠檬的爱情；而在我收集的传说中，它讲的却是三只石榴的爱情[37]。这篇故事充满了巴罗克（或波斯式？）的形变，真可与巴塞尔式的创造力或幻想家的想象力相媲美。它用一系列比拟串成一个故事——鸽子和血，水果和姑娘；讲有个观看井中倒影的穆斯林妇女，这位趴在树中的姑娘，变成了鸽子，鸽子的血滴到土地上，便长出了一棵大树并结出了果实，姑娘最后从果实中脱颖而出，完成了循环。我原想把这故事写得更生动一些，但查阅了无数流传的版本，却找不到它的原型。在这部书里，我收入了两个文本，一个（本书第一○七篇《三只石榴的爱情》）选自阿布鲁齐地区的民间故事集，它代表了这类故事的经典形式；另一个（本书第八篇《小羊倌》）是这类故事的奇特变种，选自利古里亚地区的民间故事集。但我必须在这里声明，巴塞尔是无与伦比的，我极力向读者推荐他的那篇故事，即《五日谈》的最后一篇。

    在这则描述形变的神奇故事中，由于故事很有节奏，条理清楚，我自己体会到了意大利民间故事的特点之一：千锤百炼。在另两则优美的姊妹篇中，即选自佛罗伦斯地区的《苹果姑娘》（第八十五篇）和选自巴勒莫地区的《迷迭香姑娘》（第一六一篇）中，通过姑娘和水果、姑娘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和比拟，我们领略了一种纯真的美感。这些故事成功的秘诀在于比拟关系：苹果喻姑娘或梨子喻姑娘，都给人以新鲜的美感（后一比拟见本书第十一篇《和梨子一起卖掉的小女孩》）。

    以往民间故事中惯常的残忍情节，已为今天和谐的原则所代替。《格林童话》中那种以不断流血为特点的野蛮故事，已不再见到。意大利民间故事中很少出现难以容忍的暴行。虽然残酷总与近似非人道的不公正行为一起作为故事的素材存在着，虽然森林中常回响着女郎或被抛弃的新娘绝望的哭泣声，血迹斑斑的暴行却从未逃脱过法网的惩处。故事并不在受害者遭受折磨的情节上徘徊，甚至也不从怜悯的角度加以赘述，而是立即转入合理的结局，其中包括迅速和毫不留情地惩处罪犯（通常是女罪犯），她们被浇上松脂油，然后按照惩处巫婆的残酷习惯在柴堆上烧死。在西西里，这种人则被从窗口扔出，然后烧死。

    爱情是意大利民间故事的不朽主题。在谈到西西里地区的民间故事时，我曾提到，丘比特和普赛克[38]类型的故事不仅流传于西西里，而且流传于托斯卡纳，其影响波及意大利全国各地。故事讲的是来自天国的新郎，在某个人间寓所与新娘相会，但他的生名和秘密绝不能泄露，否则他就会突然失踪。情人通过魔法变作鸟儿，从一盆牛奶中飞出来，妒忌的敌手为了伤害鸟儿，便把玻璃屑放入盒子里，或在鸟儿停留的窗台上钉上了钉子。蛇或猪王子在夜间变成美貌少年和新娘欢度良宵，却被好奇的新娘点燃的蜡烛照出了原形。在《贝林达与妖怪的故事》[39]中，情人之间发展了一种奇怪的感情关系。在男子汉遭难这一类故事中，着魔的新娘在夜里悄悄地来到废弃的宫殿与他相会。这是莱昂布鲁诺[40]式的童话爱情，主人公永远是个谜，那鸽子变成的少女又会插翅飞翔。这些情节不同的故事，都涉及一种把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糅和在一起的危险爱情，这是一种经受了离别考验的爱情，故事中那些无名的情侣，其欢聚之日便是愁离之时。

    在我们熟知的爱情故事中，男女双方往往一见钟情，而后克服种种阻力美满结合。但童话故事却极少袭用这类简单的主线。这一主题偶尔在气氛忧郁的撒丁岛民间故事中出现；在那地方，少女们常在窗口接爱男子的求爱。无数以征服公主或搭救公主为题材的故事，总要涉及某个不出面的人物，某个通过考验或经过一场决定命运的生死搏斗才能获得解救的受害者。故事里的男青年会恋上一张画像或一个芳名，他会从一滴血中看到情人的倩影。这些是充满巫术和符咒象征的浪漫之爱。然而，民间故事里最有益、最动人的却并非这些，而是那些描写情人先是着了魔而后才取得胜利的故事。

    普罗坡在其《俄国童话溯源》一书中，对丘比特和普赛克类型的故事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解释。他认为普赛克是一位姑娘，在她居住的房子里，即将举行成年仪式的青年男女都得相互隔离，可是她却乔装成动物，在黑夜里与小伙子们秘密相会。这种幽会必须不被别人察觉，这样，她似乎只跟一个不露面的小伙子相爱。成年仪式举行以后，小伙子们都回了家，并且忘掉了隔离期间跟他们同住过的姑娘。他们结了婚，组织了新的家庭。故事就从这一危机展开。它描述了在举行成年仪式期间发生的，并被封建法规扼杀的爱情，反映了妇女反抗宗教法规，为与心上人结成眷属所进行的斗争。尽管这些故事并不突出描述基督教福音的法规，但故事的情节仍反映了这些宗教法规的实质，描写了被法规、习惯势力和门第观念阻挠和禁止的爱情。这就解释了自古至今隐藏在这种爱情故事之中的肉欲成份为何得以保存。这种因素处于经常的变化之中，其表现形式是感情的迸发和夜间的抚爱。

    儿童文学里存在性爱描写这个事实证明：口述传说并不反映某个特定时代，它只是为了描绘奇事珍闻，表达处于某个文明时期的人对艺术的需求。

    专作儿童读物的民间故事显然存在，但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它遭受到大多数有进取心的讲述人的冷遇，只得以更为粗俗的形式在民间流传。这类故事往往具有以下特点：恐怖残忍的主题，诲淫猥亵的细节，诗与文相互穿插，这些诗仅是些顺口溜（见第三十七篇《彼得斗女巫》）。这种粗浅、残忍的特点与今天的儿童读物完全格格不入。

    在民间故事中，描写奇事珍闻的倾向始终占主导地位，即使那些寓意深刻的故事亦是如此。寓意在民间传说中常以正面人物的美德战胜反面人物旳邪恶含蓄地表现出来，它极少采用格言警句或说教的方式。因此，故事的道德教育作用显然不应从主题里去寻找，它只能体现在故事本身及其传播之中。这个事实亦能被解释为一种审慎和切合实际的说教，例如故事《鹦鹉》（见本书第十五篇）就似乎引出了这样的启示。这是一则故事的故事，坎帕雷蒂和皮特里在自己故事集的序言中都引用了这则故事。故事里有一只鹦鹉，它通过讲述一个无休无止的故事，保全了一位少女的贞操。这实质上是对口头文学的一种象征性的声辩，以驳斥那些认为口头文学亵渎神灵和宣扬享乐的人们。故事中的悬念扣人心弦，使听故事的姑娘全神贯注，这样她才没有做出越轨之举。但这只是一种起码的、保守的辩护，而《鹦鹉》本身的叙述结构，却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方面——故事讲述人所表现的艺术技巧，有趣的是，这种技巧在这则故事中，表现为讲述者所编的故事“没完没了”。这里面含有真正的寓意：讲述者以其熟练的技巧突破了民间故事的原有框框，打破了一种不成文的法规——这种法规认为人们只能重复故事，而不允许有任何“创造”；或许，讲述者认为自己只是对原故事做了少许改动，但在实际上，他的讲述却完全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改编民间故事时，尊重原故事和自由创新同样都是必要的。民间故事在确立主题以后，还需要有一定的步骤逐步展开故事，最后使矛盾得以解决；这些步骤就是一些可以互换使用的素材：被鹰带上天空的马皮，通向地下世界的水井，洗澡时被偷掉衣服的白鸽仙女，偷来的魔靴和魔氅，必须敲开的三只坚果，以及给人们报信指路的风神所居住的房子等等。讲述者的任务是将这些素材象砌墙一样组织起来，并尽量避免情节的单调。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天赋和他对故事内容的润色，就好比将泥浆注入砖墙，他要使故事增添地方色彩，个人苦难和期望的东西。

    当当然，人们进入这个幻想世界的难易程度，与其经历和文化素养有关。例如，我们注意到西西里和托斯卡纳民间故事，在描写国王时就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一般地说，流行故事中的国王的宫廷，往往表现为抽象的概念，只是权力和财富的模糊象征，但是西西里故事中的国王、宫廷和贵族，却十分清楚、具体，有明显的封建等级、礼仪和道德准则——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有一套完整的宫廷术语。尽管其中大部分是虚构的，但未受过教育的老妇对这一套却了如指掌。“从前有位西班牙国王，他有一个左侍从和一个右侍从。”西西里民间故事的特点，就是故事里的国王从不独自做出重要决定，他总得先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贤卿，你们有何见解？”有时候他只需简单地喊几声“贤卿们！贤卿们！”他们就会向国王提出建议。

    虽然托斯卡纳地区在很多方面都比西西里有更高的文化，但它从未有过真正的国王。“国王”在那里只是个称号，没有任何等级制度的含义。这个称号给人的印象只是富足，讲故事的人说“那位国王”，就象他们说“那位绅士”一样，毫无王室、宫廷和贵族等级概念，甚至也没有真正的国土概念。因此在这些故事里，国王可以隔墙为邻、对窗相望或相互串门，就象两个安分守己的市民。

    与国王形成对照的是农民。许多民间故事有“现实主义”基础，常以农民由于极端贫困、饥饿或失业被迫离家作为故事的开端，这在大量的意大利民间传说中颇具代表性。我已经提到过，许多民间故事，特别是南方民间故事的一个重要题材是人们去捡白菜：家里揭不开锅，因此父亲或母亲就带着儿女们，到乡间去寻找可以做汤的蔬菜。他们拔起一棵硕大的白菜，发现了一条进入地下世界的通道，那儿有一位神仙丈夫在等待着什么，或者有一个囚禁少女的女巫，也可能是一个吃人的蓝胡子妖魔。此外，尤其在沿海一带，故事的主人公就不是赤贫的农民，而是不幸的渔夫，一天，他捕到了一条会说话的大鱼。

    然而，“现实的”赤贫状态不仅只是民间故事的出发点，它也不是跃入仙境的跳板，或者对王权或神权的陪衬；有些故事从头至尾都讲农民，以一位农业劳动者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他身上所具有的魔力，只是人类本身的力量和坚忍不拔精神的补充。这类民间故事，就象是一部以劳动者为主题的未完成的史诗的片断。这类故事也偶尔从骑士传奇中吸取题材，将骑士传奇中为得到公主而进行的争斗情节，换成了用犁和锄搬开一座座土丘。以这类情节为题材的例子，是著名的西西里故事《外出谋生记》，阿布鲁齐故事《约瑟夫·朱福洛》，托斯卡纳故事《北风的礼物》和马尔凯故事《十四郎》；以妇女劳动和苦难为主题的有西西里故事《苦命姑娘》和《两个表姐妹》。

    无论是在优秀的诗作或是拙劣的诗作中，要渲染一种幻境而又不回避现实是十分困难的；相比之下，上述那些民间故事表现的自我意识实属难能可贵，它既不与命运的安排相违，又不和闯入幻想的现实冲突。在诗意和寓意方面，民间故事给我们的教益是无与伦比的。

    伊泰洛·卡尔维诺——

    [1]卡拉瓦古·斯特拉佩鲁勒（？-1557）意大利十六世纪作家，他的著名民间故事集《欢乐的夜晚》于1550年在威尼斯出版。

    [2]斯托尔·卡帕乔（1465-1522）意大利画家，威尼斯画派的奠基人。

    [3]吉阿姆贝蒂斯塔·巴塞尔（1575-1632）意大利作家，他模仿薄伽丘的名著《十日谈》，创作了由五十篇故事组成的《五日谈》。

    [4]巴罗克式指建筑、绘画、雕刻的一种怪诞风格，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盛行于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

    [5]贝内迪托·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批评家、政治家，他曾主编《批评》杂志达四十一年之久，对西方文艺思想有重大影响。本书第一四七篇注释提到他曾写文章论述“尼克鱼”的传说。

    [6]卡洛·哥尔多尼（1707-1793）意大利启蒙时期的喜剧作家，因受以高齐为首的贵族作家的攻击，迁居法国。他一生写了约二百五十个剧本，主要代表作是《一仆二主》《女店主》等。

    [7]卡洛·高齐（1720-1806）意大利剧作家。

    [8]哈里昆是意大利民间戏剧中一个快活、滑稽的男仆，是个丑角；潘特卢恩是威尼斯地区喜剧中的瘦老头，也是个丑角。

    [9]查尔斯·贝洛（1628-1703）法国作家，1697年出版民间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其中有《小红帽》《灰姑娘》《睡美人》等名篇。

    [10]尼科罗·托玛索（1802-1873）意大利诗人、文艺批评家。

    [11]马克斯·缪勒（1823-1900）德国语言学家，东方问题研究家。

    [12]这儿指当时一些德国人、奥地利人去意大利收集民间故事。在他们的推动下，一些意大利学者，例如下文提到的艾布里阿尼、坎帕雷蒂、皮特里等，开始搜集意大利民间故事。本书中有许多篇采用了他们所收集的材料。参看本书原注释部分。

    [13]路德魏格·蒂克（1773-1853）德国作家。

    [14]卡洛·柯罗提（1826-1890）意大利作家，写过不少儿童读物，最著名的是《木偶奇遇记》。

    [15]柳吉·加普纳（1839-1915）意大利自然主义作家。1880年，他和乔万尼·维尔加共同发表自然主义宣言。他曾写过儿童读物《灵活的腿》和《从前有一次》。

    [16]芬兰学派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形成的研究民间文学的派别，又称“历史—地理学派”；它潜心于探考题材流布的历史—地理范畴，并对民间创作的分类、系统化以及编制流布图的准则进行探讨，其代表人物有尤·克伦和卡·克伦、阿·阿尔内等。

    [17]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医生，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有极大影响。

    [18]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追忆流水年华》，共七部。

    [19]普雷泽姆莉娜是本书八十六篇《普雷泽姆莉娜》中的主人公；贝林达是本书第五十九篇《贝林达与妖怪的故事》的女主人公。

    [20]《德国民间故事集》，即一般所称《格林童话》。

    [21]利古里亚是意大利一地区，普罗旺斯是法国一地名。

    [22]乔万尼·维尔加（1840-1922）意大利小说家。1880年和意大利作家柳吉·加普纳共同发表自然主义宣言。他的主要作品有《玛拉沃利亚一家》《乡村故事》等，大多以西西里岛渔民和破产农民的悲惨生活为题材。

    [23]鲁齐乌斯·阿普列尤斯（124？-175？）古罗马作家、哲学家，其主要作品《变形记》（又名《金驴记》）是罗马文学中最完整的一部小说。书中最著名的插曲《小爱神和普苏克》，描写公主普苏克与小爱神的爱情故事。

    [24]《伯爵的妹妹》即本书所收的第一六七篇故事。

    [25]《睡女王》即本书所收的第六十一篇故事。

    [26]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主要作品有叙事诗《疯狂的奥兰多》，叙述骑士奥兰多为寻找恋人而走遍天涯，在风格上与《睡女王》有相似之处。

    [27]卢克丽霞、伊莎贝拉、伊丽莎白、莉奥诺、瓦蕾西拉·维罗尼斯、黛安娜，都是古代意大利各地的著名美女。

    [28]安东尼·加兰德（1646-1715）法国研究东方问题的专家，将《天方夜谭》译为法文。

    [29]露易莎·吉奈尼蒙塔尔故事的主要讲述人之一。参见本书注释部分。

    [30]梅尼奇诺《米兰商人的儿子》的主人公。

    [31]加布里埃尔·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

    [32]沃尔特·迪斯尼（1901-1966）美国当代著名电影动画片导演，制片人，他制作、导演的动画片《白雪公主》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33]阿拉丁和阿里巴巴都是《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

    [34]司蒂斯·汤普逊（1885-？）美国教育家，著名的民间文学研究家。他的主要著作有《北美印第安人的故事》、《著名民间故事一百篇》和《民间故事母题索引》。

    [35]见高齐的童话《三只桔子的爱情》（1761）；参见本书第八十七篇《美丽的绿鸟》的注释。

    [36]见吉阿姆贝蒂斯塔·巴塞尔的《五日谈》。

    [37]见本书第一○七篇《三只石榴的爱情》。

    [38]普赛克是希腊神话中人类灵魂的化身，以少女的形象出现。她与爱神厄洛斯（即丘比特）相恋，每晚相会，但爱神不许她窥看他的面容。某夜，她违命持烛偷看，爱神惊醒，从此不见。她到处寻觅，经历种种苦难，终与爱神重聚，结为夫妇。

    [39]见本书第五十九篇《贝林达与妖怪的故事》。

    [40]莱昂布鲁诺是本书第一三四篇《莱昂布鲁诺》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