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在薄暗中红英就扫完了院子。不一会儿,太阳升起来,一缕缕早饭的炊烟,袅袅地伸向碧蓝碧蓝的天空。
今天,红英要请她爹跟全家吃饭,她的心里像初汛的春水,洋溢着幸福和骄傲。
婆婆点灶,她淘米做饭。
突然,她丈夫根旺怒气冲冲地从外面口来了,劈头对红英喊道:“你看你爹做出的丢脸事!”
红英吃惊地问道:“怎么啦?”
“哼!真不怕丢人!”根旺脸发紫。
红英气恼了,也喊道:“你要说个明白同!”
“你爹昨晚偷着去埋界碑,让春宝用长寿老头撞见了,长寿老头到处传说,全村都轰动了!我到街里,张顺跟虎兴便笑我为什么不帮助老丈人去埋界碑,反倒劳累人家春宝。让我也跟着他丢脸!”说到后,根旺气得跳起脚。
红英声音发颤地说:“你到他姥家去过了吗?”
“我还去?”根旺叫道,“干脆别让他们来了!”
“那不行!”红英要哭出来。
根旺一摔帘子,进屋去了。
根旺娘瞪着儿子,对红英说:“你去请!居家过日子谁不留个后步,这有什么见不起人的。”
红英站起身,难过地到娘家去了。
街上,篱笆跟前蹲着不少人,红英感到大家的眼睛都在看她,她浑身就像起了风疙瘩。她本是个快性人,平时总要亲热地-一招呼,现在只勉强淡淡一笑,就赶忙过去了。
到娘家,进了外院,里院的门紧闭着,红英听见她娘在骂银杏:“丫头家,处嚼舌根,全不顾脸皮!”
银杏受屈地喊:“您真会冤枉人,从清早起来我什么时候出去过?”
富贵奶奶气糊涂了,说道:“你不是饮牲口去了!”
“牲口不是牵到社里去了!”银杏抓住了理。
富贵奶奶哑了口,沉了一会儿,说:“那一定是春宝说的,反正跑不出你们俩。”
“娘!”银杏的大哥福海拦道:“春宝是党员,团支部书记,不会那样,您不能乱说。”
红英在外面说道:“怎么大清早就拌嘴,快走吧!”
福海给开了门,红英进来,他皱着眉头说:“你说这件事爹做得多说不过去,连我也瞒着。”
红英问道:“爹呢?”
“在屋里。”
富贵奶奶拉住红英,低声说:“去劝劝你爹,他是个死心窟窿,别憋闷出灾枝病叶来。”
红英说:“你们快去吧!俺婆婆怕都等急了。”
一家走空了,红英进了北屋,富贵老头蜷曲着身子,抱着头躺在炕角。
“爹!”
不言语。
“爹!”
富贵老头蠕动了一下。
“爹,起来!吃饭去吧。”
富贵老头闲着眼说:“你跟亲家娘替我陪个礼,我不去了。”
红英笑道:“请的是您嘛,您不去怎么说得过去?”
富贵老头睁开眼,“我不去嘛!”
红英知道她爹犯牛脾气了,便给他盖上一条被子,回去了。到晌午,她提了个食盒来,富贵老头还在昏沉沉地躺着,红英也没惊动他,就放在桌子上走了。
富贵老头醒来,吃过饭,心里仍然很憋闷,他想去渡口找管船老张,管船老张是个会说宽心话的人。
拐过几道篱笆,穿过一片小枣林,已经出村了。
“富贵叔!”背后有人叫。
他没听见,继续向前走。
“富贵叔,病了吗?”
富贵老头站住了脚,叫他的那个人是麻宝山,一个富裕中农,出名的看风使舵的人。
麻宝山走上前来,惋惜地说:“您昨晚为什么不在后半夜去埋呢?这让人一知道,怕再也埋不成了。”
富贵老头拧起眉头,不高兴所下去。
“来!我告诉您个消息,”麻宝山拉着富贵老头坐在一个篱笆根下,机密地说,“您知道不知道?不老松村的农业社,土地一点不分红了,叫做完全社会主义化,跟苏联的集体农庄一样了。”
富贵老头打了个冷战,问道:“当真?”
“千真万确!”麻宝山急赤白脸地说,“这是我小舅子前晌来告诉我的,今天不老松开了大会,县委跟区委书记都是讲了话呢!”
“啊!”富贵老头慌了神,“那咱村是不是也快了呢?”
“我看,出不了一两天,”麻宝山说,“您想,山渣村跟不老松两个农业社,是全县两杯大旗呀!”
“也许不会这么快吧?”富贵老头脊骨冒着凉气,自言自语地说。“今年有十五六户中农入社,刘景桂跟春枝也许不会这么莽撞。”
麻宝山叹口气,摇摇头,说:“谁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呢?大家看不老松跑在前头了,一不服气,也许会轰地一下子干起来!”
富贵老头的身体像抽了筋似的软弱无力,脑袋混沌沌的,他咬着失去血色的嘴唇,哆哆嗦嗦地说:“他们要是真的这样做,我就退社!我就退社!”
他不理麻宝山,独自摇摇晃晃地,到河滩他那块心头肉的地里去了。
他一屁股坐在那还没被砍去的地界——一簇柳丛下,双手紧紧攥着土疙瘩,攥得粉碎,他的心,撕裂了似的疼痛,鼻窍紧扇着,他几乎要嚎出来。
土地,他的命啊!
黄昏,太阳慢沉沉落下去了。远处,传来青铜脖铃叮叮当当的声音,放羊孩子清亮的呼唤,河滩上,雪白肥大的绵羊出现了,追逐着,咩咩叫,农业社的羊群回村了。
天凉了,富贵老头站起身,往渡口去,大路上扬起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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