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亚明的男人姓周。原先也是酱油厂的厂办公室主任。后来通过姚处长的关系，调到局里当后勤副处长去了。

    周亚明一边用目光寻找他的自行车，一边问：“老张刚才和你说我什么？”

    王君生还没完全从自己和老张的对话中摆脱出来，他觉得在刚才那场对话中，自己和老张似乎都错位了。本来有理由有权利生气的是自己，觉得尴尬觉得不好意思的应该是老张，怎么的竟反过来了呢？老张既然像是自己，成了有理由有权利生气的人，那么自己也只有像者张，觉得尴尬觉得不好意思了。怎么的竟反过来了呢？他一时想不明白。

    他愣怔之际随口回答同亚明：“我们没说你什么？”

    “说了吧？我都听到他提我的名字了！”

    周亚明已发现了自己的自行车，但是并不走过去，而是横移一步，挡在他的自行车前边。看样子，如果他不作出解释，周亚明显不肯放行的。

    他只好说：“大家暗中都得到了房地产公司的补偿，而我仍蒙在鼓里，还一直准备代表大家和房地产公司打官司，老张因此有点儿生气，让我问问你……”

    “问我？问我什么？”

    “我想……我想……他的意思是，让我问问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吧？……”

    “这还用问么？”——周亚明倒顿时面红耳赤起来。不过显然非是由于尴尬非是由于不好意思，而是由于和老张同样的愤慨：“竟没一个人告诉于你？这算什么事儿？这大不应该了嘛！不可以这样的嘛！怎么能这样呢！全楼多少户人家啊！一个想不到，两个想不到，老张想不到，我想不到，有情可谅，怎么就都想不到呢？几乎家家都有电活，临睡前拨下电话，五分钟的时间内就告诉清楚了么！出来进去的碰见了，几句话也就告诉清楚了么！这些人心里成天都想什么呢？问我的感觉，我好生气！老张多生气我就多生气！”周亚明的话，几乎和老张说的话一样，仿佛他们商量过了怎么说。

    周亚明对他放行了。一边说一边走向自己的自行车，他一弯下腰开车锁，就不打算直起腰了似的。王君生望见他那是辆新自行车，当然也是新锁。他不明白周亚明为什么开新车锁比他开自己锈迹斑班的破车锁还费劲。

    他一时尴尬极了，觉得难堪极了，不好意思极了，仿佛两个邻居中的男人所凶责的恰是他自己似的。

    他讪讪地说：“那，我先走一步了。”——说罢，推着自行车便走，好像有点儿怕周亚明追上来继续进行谴责……

    他没直接骑到单位，而是先去了法院。

    几次接待过他的一位年轻的法官，听了他的话，皱眉道：“你这人真古怪！前天你来催我们立案，我们昨天刚立上案，你今天一早又来撤诉，当我们这儿是什么地方啊！”

    一位老法官将那位年轻的法官扯到一旁去，凑头嘀咕了几句。究竟嘀咕了些什么他也没听清，只隐约听到“打过招呼”、“撤得正好”两句。

    “那么好吧，你去办理一下撤诉费吧！”

    于是那年轻的法官，就不动声色地将诉状还给了他。

    “还要交撤诉费？”

    他下意识地将一只手捂向衣兜，仿佛怕对方搜他的兜。

    “怎么？不情愿啊？”——对方又将诉状从他手中扯了回去，似乎要作为扣押物。

    “不不，我不是不情愿。真的不是……”

    他那只捂住衣兜的手伸入了衣兜，掏出一把零钱，很窘地解释：“我身上没带多少钱。您看，就这点儿零钱……”

    那名老法官本已走接待室，听到他们的对话又返回来，劈手从年轻的法官手中夺过诉状，沉下脸以训斥的口吻说：“你可真多余！”

    他双手将诉状还给王君生，微笑着，非常之客气地安抚道：“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免了免了，这个主我做得了，您快上班去吧！”

    王君生离开法院，将诉状丢在车筐儿里，匆匆地往厂里蹬去。经过一只垃圾简，他一手抓出诉状，扔到垃圾筒里去了。

    他想——妈的这件事儿就让它结束吧！他决定不再向其他众邻居们提起或质问。他明白，即使提起，即使质问，他们回答他的话，也必和老张和周亚明是一样的。

    一到厂里，他就找到主管厂长，恳求厂里借给他三千元钱。他是位没有“小金库”的丈夫，不给妻子一个说法是不行的。而若给妻子一个说法，只有借钱。

    厂长问他借钱干什么？

    他支吾了半天，说老岳父病了，得住院。

    厂长凝视着他大摇其头，说我的副厂长，你难道忘了，你老岳父已经死了两年了，是厂工会帮着料理的后事啊！

    他腾地闹了个大红脸，一时吭吭哧哧地不知再说什么好。

    幸而厂长与他关系不错。厂长说——得，我也不逼你非回答借钱干什么了，只要不是去赌去嫖。不是去花天酒地，我批准财务借你。但只能借你两千元，超过两千元要开会研究，这个规矩你也是知道的

    那一上午剩下的时间里，他就在厂里见谁向谁借钱。吃午饭前，终于借够了一千元。

    他并没当天晚上就将三千元交给妻子，怕“任务”完成得未免太快，妻子起疑心，一个星期后才将钱交给妻子。

    妻子接钱时眉开眼笑，一边点数一边间他：“顺利么？”

    日子过得拮据，他十分理解妻子对钱那种喜欢的程度和心情。

    他皱着眉说：“还算顺利，你别点数，我已经点过了，差不了的。”

    妻子却如同没听到他的活，一直点完为止。将钱收好后，絮絮叨叨地竟开始抱怨他索赂太少。

    他说：“你当时一开口说了个三千元嘛！”

    妻子说：“我当时说的是少于三千元不行！你自己没长脑子呀？数咱家阳光被挡的多，所以咱家有理由要求比别人家多的补偿！”

    他火了，吼道：“你还有完没完？”

    家里霎时一片静。妻子在那一片静中不安地瞧着他噤若寒蝉。

    儿子出现在小屋门口。

    儿子说：“你们整天钱、钱、钱，庸俗不庸俗？”

    儿子一说完，清高地转过身去走向大屋。

    那一片静持续了好久，似乎具有神圣性，做父母的不敢轻意打破似的。

    那一天王君生明白了一条生活真理——钱对一个家庭如果太重要了，这个家庭就没法儿不充满与钱有关的琐碎又庸俗的内容。

    从此他中午在厂食堂只买素菜吃。

    现在，他身上盖着一件厂里发的穿旧了的棉大衣，正仰躺着翻看相册。

    阳光是不再赐惠他家这间大屋了，而且永远。若在国外，他想，补偿那就多了去了。他明白，他所招惹的，并不仅仅是那一家房地产公司。在对方背后，还有形形色色的互利势力。他们一起视他为“公敌”，他不忍又能怎么样他们呢？

    妻子临出家门，怕他寂寞，将些旧杂志和一只小半导体收音机放在他身边。他说不需要，说想看相册。

    妻子怜悯地说：“你呀，这就叫老啦。只有老人们才喜欢翻旧相册。”

    他伤感地回答：“是啊，我觉得我已经很老很老了，活了一万年似的。”

    在那相册里，有一张他的“百日”黑白照。挺大的头，瘦小的精光的身子，如同一条娃娃鱼。算来照片已经保存了四十六年了。他久久端详着自己的“人之初”，仿佛在研究一块古生物化石。他不禁又想，四十六年，无论对于一个民族，还是对于一个国家，该发生多少重大的事件啊！就是近十几年吧，中国“改革开放”了、苏联“解体”了、南斯拉夫分裂了、香港回归了……而时间以坐命的形式体现在自己身上，却不仅那么的平淡无奇，碌碌无为，甚至充满了屈辱的、猥琐的、拘缩的、苦涩无奈的体验。最令他沮丧的是，抻长脖子踮起脚往前看，所看到的内容依然皆是体验过的内容，一抹亮色也看不到。所看到的比所体验过的分明还要灰暗——那人生的终点尤其灰暗，无非是每月二三百元退休金混老等死，那时候的物价将比现在又涨了几倍呢？退休金够自己和妻子吃饭么？看来只能指望儿子了。可儿子自己也是要组建家庭也是要当丈夫当父亲负起自己小家庭的经济责任的啊！如果儿子变不成“大款”或小老板之类富人，如果儿子未来的生活也和自己目前的生活一样灰暗，能赡养得了老爸老妈么？可不能成了儿子的累赘……

    他一边胡思乱想，一边信手翻着相册。除了那张“百日”照，直到他26岁前，他的生命在那相册中是一段空白。这使他不禁地回忆往事，企图使那段空白浮现出美好的内容。

    美好的岁月和时光，一经执著地进行回忆，居然还是有些的。

    一个刚刚理了发，穿一件新背心的男孩儿，一手拎着酱油瓶子一手拿着一只粗瓷大碗去食杂店买酱油和面酱，新背心印着“祖国花朵”四个字，新背心使他觉得自己是个很神气的男孩儿。“因为觉得自己神气，心情格外愉悦。

    那男孩儿是自己么？

    当然是的。

    夜里下过雨，一路所经许多人家的“板障子”湿漉漉的，不知为什么，他从小特别喜欢夜里下过雨的第二天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夜里下过的雨不要太大，太大第二天到处是积水，人不好走路；也不要太小，太小一夜蒸发尽了湿度，空气中就没有那么一种湿漉漉的清润新爽了，他也从小特别喜欢看自家的或别人家的“板障子”和房屋的外墙湿漉漉的情形。如果夜里的雨确实是一场不大不小的暴而，那么第二天人一定会发现，院子里街路上的土地，仿佛都被冲洗过了似的。四下望去，到处干干净净。那个年代，在这一座城市，除了市中心有石头路有柏油路，居民街区皆土路，最烦人的是一夜小雨不停，第二天早晨土路被渐渐地浸透了，一脚带起一坨泥。而夜里下暴雨就绝不至于这样。所谓“板障子”，其实就是不像栅栏那么美观的栅栏，而且也不像栅栏那么低。

    “板障子”普遍较高，最低的也有一个大人的身材那么高。高的两米多，都是用木板钉成的，那些木板一般都旧得苍灰色了。围护着独居人家的房屋，或成为大杂院和街道之间的“屏风”。被一夜雨水淋过的“板障子”，半干半湿，比触目一色的苍灰看去舒服多了。而树梢啊，花蔓啊，草茎啊，就从“板障子”的上边或缝隙探出着攀缘着，撩得人的心念想从缝隙在“板障子”里边看，看“板障子”里边究竟开着些什么花儿长着些什么草儿。所以“别趴人家板障子”这句话，又成为家长们对自己的小儿女经常进行叮咛的一句话。孩子们却正是通过那一种窥望，刺探大人们的生活内容，并想象自己以后的人生。半干半湿的房屋的外墙望去也令人舒服，这座城市的人家早年喜欢将房屋的外墙粉刷上颜色，通常粉刷浅蓝、深绿、淡红和桔黄四种颜色。经一夜的雨水淋过，颜色加重了，仿佛夜里被人用水彩重新染过，而天亮了没来得及染完匆匆罢手而去。

    那男孩儿就贴省“板障子”往前走，口中一路轻轻吹口哨。他刚学会吹口哨，怎么用力也吹不太响。有一只翠绿的，比麻雀还小的鸟儿，从人家“板障子”上边探出的树梢儿间宛转地用叫声回应他的口哨。惹得他止住脚步，仰着脸用口哨和那鸟儿交流了半天……

    当那男孩儿一手拎着满满一瓶子酱油，一手端着满满一碗面酱回到家里，不禁对母亲自豪地大叫：“妈，我一丁点儿也没弄到新背心上！”

    而他的母亲，待他放下酱油瓶子和碗，冲他温和地一笑，以犒赏的口吻说：“剩下的二分钱你留着看小人书吧！”……

    那个从记忆的幽深处渐渐浮现出来、面目模模糊糊的小学五年级男生又是谁呢？在小学母校的操场上，在上课间操的十五分钟内，在全校同学目光的注视之下，他惶惶不知所措地走向体育老师的领操台，站在领操台上的已不是男体育老师，而是一位永远板着一副严肃面孔的女校长。如今想来，她当年并不算老，只不过五十余岁。但对于当年那小学五年级男生来说，五十余岁的女人确实够老的了，何况她已经有了许多白头发。他踏着木梯登上领操台，从女校长手中接过了一张奖状。当年的奖状就是一张价值四分钱的印有花边和“奖状”二字的纸，在全市最大的文化用品商店才能买到。如果它上边没用毛笔写了字益了章，那么其价值仅仅等于两枚市内邮票，当年市内邮票二分钱。无论写了字益了章，抑或没写字没盖章，一经被从文化用品商店买走，就再也不能抵四分钱用，但它被写上了字盖上了章以后，对于获得它的人，似乎便是一种对人的终生具有得殊意义和价值的东西了。起码在当年是那样。

    那五年级男生在登上木梯的最后一级时踏空了一脚，险些从一米半高处摔下去。幸亏女校长及时抓住他一只手，将他拖上了领操台……

    他因在马路上捡到钱包交给老师而获那张奖状——钱包里有一百七十多元钱。一百七十多元钱在当年是一大笔钱，相当于女校长两个多月的工资，相当于他父亲三个多月的工资，相当于他班主任四个多月的工资。当年还没有拾元的纸币。所谓“大票”，分壹元贰元叁元伍元四种。一百七十多元钱是厚厚的一沓钱，他捡到的是塞得鼓鼓的大钱包。

    那份奖状是他四十六岁的人生中唯一的荣誉。那一天他成为全校的“明星”那课间十五分钟乃是他四十六岁的人生中唯一的一次“辉煌”。确切地说那一次“辉煌”并没有十五分钟那么长的时间，实际上仅仅六分多钟。

    如今，四十六岁的小小酱油分厂的副厂长王君生日想当年，心情竟仍莫名其妙地有几分惶惶不知所措，还有几分受之有愧的羞惭。因为事实上，他捡到那个鼓鼓的大钱包以后，并没立刻想到应该交给老师。他将钱包带回了家，藏在窗台下的一个墙洞里，藏时他数过那些钱，已知道那些钱相当于他父亲三个多月的工资，正因为如此他才藏起来，他幻想那些钱能成为自己家的钱，希望那些钱能使父母受穷愁的压迫而布满脸上的皱纹得以舒展开来，他首先想悄悄告知的是母亲而非父亲，如一切穷人家的男孩子一样，母亲是他的第一位知心朋友。而父亲更是一个使他觉得欠恩太多太久希望早日进行报答以减轻心理负担的男人。但是他张了几次嘴都没能对母亲说出口。至他现在四十六岁为止，他只捡过那么一次钱。以后倒是多次丢过钱，累计起来已远不止二百七十多元三百七十多元四百六十多元。自从中国发行了拾元和百元钱币，丢钱和捡钱的面额都大了，人丢钱的晦气和捡钱的喜悦也都大了。第一次捡那么多钱的孩子不知怎么告诉自己的母亲似乎也是必然的……

    藏在墙洞里的那鼓鼓的大钱包使他没法儿安睡。小学五年级的男生第一次尝到了失眠是什么滋味儿，半夜里他将头缩在被窝哭了。母亲被他哭醒拉亮灯问他怎么了？这一问他的暗哭就变成了号啕，结果父亲也被哭醒了弟弟也波哭醒了……

    当一家四口瞪着摊了一炕的那些钱时，都呆住了。

    父亲平静地对母亲说：“别人的钱，摊在炕上看个什么劲儿？深更半夜的，还不便收起来！”——又对他说：“哭什么？谁叫你往家里带？自作自受！明天交给老师！”

    父亲说罢，率先倒头便睡。

    母亲有点儿忐忑不安地问他，“儿呀，你没花人家的钱吧？要是花了，你可千万实说，妈得给人家补上！”

    他发誓一分也没花，母亲才放心地往一起收拢钱，而他忽然觉得弟弟神情异样，双膝跪着，双手压在膝下。

    他断定地说：“妈，弟弟拿钱了！”

    母亲便也起了疑心，厉命弟弟将双手从膝下抽出，弟弟却咬着唇不肯。他和母亲就分别拽弟弟的手，掰弟弟攥着的两只小拳头。弟弟的两只小拳头攥得很紧，他和母亲费了好大劲儿才分别掰开，弟弟的左手里什么也没有，右手里果然有，但只不过是一角钱，攥成一个纸团，攥出了汗。

    弟弟哇的一声哭了。

    父亲腾地坐起，甩手给了弟弟一巴掌，将弟弟扇得倒在被子上……

    当他将那张奖状带回家，母亲行完了给父亲看，父亲看完了说：“那贴在墙上吧。”

    母亲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只有弟弟连一眼都不瞧。

    当他用一勺粥在墙上贴那奖状时，听到母亲喃喃自语：“一百七十多元，节省着花，够咱家花小半年的了。”

    父亲也喃喃自语：“能买两辆半新的自行车了！”

    父亲最大的个人心愿，就是能攒钱买一辆半新的自行车，父亲在铁路上做装卸工，因没自行车骑，每天早早故便离家去上班，每天下班回到家里也很晚……

    他听出父母的话中都有某种暧昧不明的，在他们之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成分。

    从他当众获奖那一无起，他觉得和他一路上学放学的同学们，目光都有些心照不宣起来，一个个低着头东瞧西看的，仿佛睡都希望也发现一个鼓鼓的大钱包丢在路上……

    以后他对钱便产生了一种近乎恐惧的心理。如同患有恐血症的人见不得鲜血或类似鲜血的红色浆液汩汩流淌的情形一样，他觉得钱具有某种非常邪性的魔力，人一旦内心里开始总寻思它，那就会对别的任何东西丝毫也不感兴趣了。仿佛能寄生在人灵魂里的蛔虫，并在人的灵魂里生下一窝窝小蛔虫，最终将人的灵魂变成一个外薄内胀的蛔虫袋儿。有一次厂里发工资，人手不够，请他这位副厂长去帮着清点。一捆一捆的钱堆了一桌面，他点着点着，心慌了，头晕了，手颤了，出汗了。“这些钱要都是我的多好！多好！多好！多好！……”这么一种既不切合实际又与犯罪念头搅在一起的想法，纠缠在他头脑中怎么也挥之不去，他借口上厕所赶快逃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