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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的除夕之夜，沃克也是在我家中度过的。仿佛他仍是单身汉。
那一天我们喝酒了。他带来一瓶外国酒，我拿出的是“中国红葡萄”。
他喝得有些醉了。
我忍不住开诚布公地说：“沃克，你再也不能对我隐瞒什么！你和小雯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要求你告诉我！因为我是你在中国最好的朋友，我有责任了解！”“我真没想到，她会是那样的女人！”沃克盯着酒瓶说，“她严重地践踏了我的自尊和人格，我恨她！她什么都不肯学。她自私。她认为有了美貌就有了一切！她以我的妻子的身份，整天出入各种社交场合，认识的外国人比我认识的还多！她居然背着我接受其他外国人送给她的贵重首饰！这是我无法忍受的！她还与人约会，情书往来……”
“什么人？”我简直不能相信。
“美国人。”
“什么身份？”
“记者。”
“哪家记者？”
沃克说出了美国一家大报。
“你胡说！”我吼道，“你在用谎话欺骗我！……”
“我？……胡说？……”沃克的眼睛定定地瞧着我。“对！就是这样！”我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最后站在沃克面前，大声说，“你在中国耐不住单身汉的寂寞了，你希望有一个中国姑娘能在中国合法地晚上陪你睡觉，在你感到无聊的时候为你解闷儿！如今你对她腻烦了，就编造出这些谎话，为你抛弃她在我面前制造口实！如果你拿不出充分的证据证实你的话，你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你在我心目中就与那些欺骗和玩弄我们中国姑娘的外国佬没什么两样！……”
在地板上搭积木的儿子抬起头，不安地瞧着我，不理解我何以突然对“沃克叔叔”大光其火。
“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对沃克说话？！”妻严厉地制止我。
沃克呆望着我。
“对不起，我有些醉了。”我因自己的失礼感到羞愧，重新在沃克对面坐下。
“你没醉。”沃克低声说，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你看吧！既然你把我想象得那么坏，你看吧！如果你刚才不对我说那样一番话，我绝不会将这样一封信给你看的。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这样做。”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来看。
那是一封情书，是小雯的字。在沃克送给我的他们的八寸结婚彩照背后，有沃克的签名，也有她的签名。
我认出了信上确是她的字迹。笔划歪歪扭扭，紧紧巴巴的，像蜷缩在母腹中的婴儿。
满纸难看的中国字，写的尽是不知羞耻的词句。确是写给美国人的。不，一个美国人。
看完后，我半天半天不知对沃克说什么好，也找不到能够安慰他的话。
妻从我手中拿过那封信去看。看完后，愤愤地说：“沃克，离婚！你和她离婚！这样的女人，怎么还配做你的妻子？你不肯离的话，我们可就太瞧不起你了！……”
沃克说：“不，我不能。这正是她巴不得我作出的决定。只要我一与她离婚，那个美国人就会想方设法将她带到美国去的。我就会遭到耻笑！那个美国人比我有钱，有地位！这件事会使我的父母感到难堪，也会影响到我回国后谋求职业的问题！……”他拍了一下桌子，显得那么冲动。我和妻都同情地望着他。
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沃克又低声说：“也许我不该对她讲实话。”
我问：“什么意思？”
他说：“我告诉她，也许在中国的这两年，是我以后十几年内经济情况最好的两年。因为我在中国享受的是专家待遇。虽然我获得了博士学位，但回国后得自谋职业。如果没有地方聘用我，我就会成为一个失业者。所以我劝她，为了我们今后的生活，不应要求我给她买那么多奢侈而无用的东西。在我同她进行了这样一场严肃的谈话后，她才结识了那个美国人。就是这样，我什么都如实地告诉你们了……”
我说：“你能不能将她带来一次，让我同她谈一谈？”他说：“这我办不到。这根本不可能。虽然你是一位作家，但在她心目中毫无地位。她瞧不起你，正如你瞧不起她这一类中国姑娘一样。她对文学不感兴趣，她对一切艺术都不感兴趣。她崇拜的只是金钱。她感兴趣的只是社交、舞会、服装首饰和吃喝玩乐……”
妻忍不住打断他的话说：“那么对她就毫无办法了么？”他又沉默了一会，喃喃自语地说：“只有一个办法，我在中国的合同一到期，就带她立刻回瑞典。摆脱了那个美国人的纠缠，她也许会变好……”
一九八五年的除夕，我们度过得一点也不愉快。沃克十一点之后才忧虑地告辞。
我和妻躺在床上，熄了灯，还一直在谈论他和小雯的事。
妻后悔地说：“当初我真不该反对你阻止沃克与小雯结婚。”
我什么都没说。
我在想：金钱、金钱、金钱，它使多少中国姑娘，包括少女，将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廉价地奉献给了某些外国人啊！或者一次性的“拍卖”，或者“零售”。她们在这种交易中显得那么匆匆忙忙，那么迫不及待，仿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们简直有点“不惜血本大牺牲”。在这种交易中，她们的青春和美貌是秤砣，爱情，如果有的话，不过是秤星。为了金钱，舞蹈演员嫁给浑身铜臭的鄙俗港商。为了金钱，电影明星甘作外国佬的“厨房夫人”。也许是一百比一，出了个小雯。像外国人玩弄中国姑娘一样，玩弄了一个外国人！是一报还一报么？不过它落在我的外国朋友申·沃克头上，有欠公允，也不仁义。
小雯使我联想到了巴尔扎克笔下的“贝姨”，“搅水女人”，左拉笔下的“娜娜”。外国人在中国廉价地得到了多少，总有一天他们也将为此付出多少！就好比火药从中国传到外国，八国联军的洋枪队再利用它入侵中国一样！这是观念对观念实行的报复，生活方式对生活方式实行的报复。金钱——美貌能够兑换金钱，不妨也可视为金钱——对金钱实行的报复。小雯她以多么特殊的方式向到中国来寻花踏柳的外国人警告：小心报复！
只是我又多么为沃克悲伤！
枯干的树枝被月辉投映在窗帘上，像动脉、静脉、毛细血管。野猫在天棚乱窜，发出一阵阵令人惊悸的叫声……整整两个月内，沃克没有再来我家。
他最后一次来时，车内放着一台二十英寸“日立”牌彩色电视机。
他告诉我，他在中国工作的合同已经期满。办事机构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希望他延长合同，他没有答应。他要回瑞典，机票已订好了，第二天。
“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一直到我离开中国，你都是我的朋友。两年多来，你们夫妻一直视我为最受欢迎的客人。每次到你家，我都体会了这一点。十年内，也许我不会再到中国来了，这辆小汽车，这台电视机，送给你们作个纪念吧！……”他真挚地对我说。
我表示接受他的好意，却不能接受他的小汽车和电视机。
我拿出储蓄存折给他看——我的存款当时已足够买三台彩色电视机，不过有黑白的看着，不急于买。
至于小汽车，我不会开，没处存放，更弄不到汽油，它只能给我带来许多麻烦。
“我真傻，”沃克说，“明知你不会接受，可我还是……”我说：“沃克，记住两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轻受一文，不敢忘一粥’。这是我们更多的中国人作人的原则。我们要努力保持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我们不但靠发展经济，也靠保持民族自尊，才能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接受了你的小汽车和电视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理，将会感到永远失去了平衡。希望你能谅解我……”
我将预先买下的一对景泰蓝花瓶送给了他……沃克回国一个半月后，我才收到他的信。
信中说：我在中国，按照中国的观念，与小雯结婚。我在瑞典，按照瑞典的法律，已与小雯离婚。她将在瑞典居住半年以上，获得瑞典国籍后，去美国。请你不必为她的处境担忧，按照我们瑞典的离婚法，半年内我将担负她起码的生活费用。她很善于交际，周围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朋友。她还有“本钱”。我倒有点佩服她了，一个重庆街道小工厂每月三十多元工资的保育员而能到瑞典，继而将去美国，不靠权势，不靠关系，她不是很有点了不起么？我已不再恨她。我重新评价她，认识她。我觉得她身上有一种西方女性的冒险精神。上个世纪是不少西方人到中国冒险，如今某些中国姑娘到西方冒险的世纪似乎开始了，用你们中国的话说，她算不算一个“女强人”呢？但愿她在美国交好运……我回信说：目前的中国，政策对外开放，几乎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渴望扩展自己精神的、思想的、观念的、经历的和生活的天地。更多的中国人凭的是天才、学问、知识、勤奋，在国外获得荣誉和学位，使全世界相信中国人的普遍智商一点也不比西方人低。他们是真“强人”。而小雯，不过是一个商品化了的女人。因而她的冒险精神，不过是“通货膨胀”现象。这种女人，中国有，瑞典有，美国也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
半年后，沃克从英国给我来信，告知他经朋友推荐，在英国某大学任教。附带一笔，小雯已获瑞典国籍，到美国去找那个美国人了……
我就想到了《娜娜》这本书结尾的两句话：打到巴黎！打到巴黎！……
算来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小学文化水平，字写得很糟糕，没有任何才情，只有一张漂亮的脸，只有一具女人的身体，再从纽约“打”到巴黎，她又能混得怎样呢？作为一个将自身当成征服世界的武器的女人，她永远达不到“娜娜”那么“辉煌”的顶点。
我将沃克与她那张彩色结婚照翻了出来，一剪刀从中间剪下了她，撕碎后扔进了纸篓。
她已不再是中国人。也不再是我的外国朋友的妻子，我没来由在我的影集中保存这一“商品”的“广告”。
除了沃克，我还与几位外国人有过友好交往：三位日本人，一位美国人。三位日本人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生佐藤素子、外语学院留学生原田秀美、日本综研化学株式会社工程设计事业部中国室室长味方重雄。那位美国人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研究课程主任毕克伟教授。
门户开放，身在文学艺术界，谁没几个外国朋友呢？我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从来都不是我的作品。我深知它们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摆列哪一档级。我值得自傲的是，在我与外国朋友的交往中，我遵循着老祖宗们的一句古训——“不轻受一文”。我从来没有向外国朋友提过任何请求，诸如出国啦，从国外带什么东西啦，兑换外汇券啦……对于为了得到某些洋货，为了出国，为了其他种种个人好处和欲望，而忘记自己应该怎样作一个中国人者，我——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大声对你们说——我一概瞧不起你们！
我这人今后可能会犯三类错误：因为写了一篇什么不合时宜的作品而受批判；违反交通规则而被罚款；有朝一日失去理智堕入情网而播“轶事”于文坛，传诟柄于世人。
即使在我犯了这三类错误以后，我也还要对你们说——我瞧不起你们！
噫！不好了！
打住！打住！我这篇笔记是该就此打住了！言多必失！而且我已“失”过几次了！
就在前不久，有同志要求我去给中央党校研究生班讲点有关文学的什么。本不愿去。到中央党校，我算个人物么？配去讲么？但那诚意实很难却。断然拒绝，又未免显得过于“高傲”。拖了几次，终拖不过。便去了。便讲了。结果就生出是非来，有人写信至某中央领导同志，说是梁晓声大谈自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永远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查查这个梁晓声平时表现如何？查查是谁“请”他到党校去的？果有其事，要严肃处理。于是就有调查人员到中央党校去调查。
安有其事？！
我们的党毕竟正在恢复着实事求是的作风。调查结果——“梁晓声的讲话基本上还是进步的”。一个非党作家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基本上”是“进步”的，也就可以了吧？如今谁敢说自己的话句句都正确无比？
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保护了我。
人生易老天难老。
屈指算来，我成为北京公民已经九个年头了。
九年内，我们的共和国热热闹闹地发生了许多重大变革。我们北影厂的大门，架上了民族风格的牌楼。我由二十八岁而三十六岁。跻身于热热闹闹的文坛，离群索居，苦心经营地“爬格子”，同时往自己的瘦脸上刻皱纹。
今天，我在离首都四十多公里的昌平县境内一座园林招待所里写下这篇散记的最后文字，这地方叫“红泥沟”，附近有个小村叫“虎峪村”。
时已入冬。西北风从大山深处窜出来，猛烈地呼啸着，嘶嚎着，从树枝上往下掠着枯叶。整个招待所大院里，算服务员在内，只五六人，几排空房，门扉作响，仿佛闹鬼。还没来暖气，我的房间冻手冻脚，呼气可见。桌上，几枝月季，插于瓶内，蓓蕾维持着最后的生命力。是我白天剪下来的，不忍它们于寒冷过后，落红满地。
稿纸旁放着一封无落款地址的匿名信——编辑部转来的，刚刚读罢。
信中说：“梁晓声，你小心点！像《溃疡》那类狗屁小说，奉劝你今后少写！用小说和我们对着干，没你什么好结果！有朝一日看我们如何整治你！……”
充满威胁的一封信。
倒不怕。就是有点冷。
冷也还是要写下去。
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他们，是否也沿用一颗子弹夹在信中，向一个作家挑战？
好吧，我就应战！
手在抖，心在寒。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愤怒……北京，北京，我在心中呼唤着你，像呼唤母亲一样。我多想依偎在你的怀中，暖暖我的身子，暖暖我的心！同时，让我倾听母亲的心脏——是在怎样有力而安稳地跳动着。母亲心脏的动音，对我——是一支摇篮曲。
也是我们时代的沉重的鼓音。
我仿佛倾听到了，沉重，然而多么有力！
母亲，母亲，我爱你！
我们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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