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张萌来到晚报社，走入她的办公室。这是一套里外间相通的办公室，外间空无一人，而里间很多人在议论纷纷。

    她的办公桌在外间，她轻轻走过去，放下包。拿起一篇稿子准备开始工作。这时，她听到里间的议论之声:“你们猜，总编不但把我的稿子驳回来了，还对我怎么说？——你要认真研究研究她写的稿子的角度，要好好学学她的文笔……研究研究！我当记者时候，她还不知道在哪儿干什么呐！”

    显然的，张萌并没有明白是在议论她，似乎也习以为常了，用红笔勾划着稿子。

    “人家是有背景的嘛！没有背景，初来乍到的，主编会把她当个人物似的敬着？”

    “背景？你，我，他，谁没点儿背景？没点儿背景能混到这儿来？”“都有背景，那就比谁的背景大了。人家是政协副主席介绍来的，没见她玻璃板底下，还压着那老头子夫妇俩寄给她的生日

    么？”

    “听说，她在和他们的儿子谈恋爱？”

    “三十多岁的老姑娘了，肯定的，恋也不会是纯洁的初恋。谁知道她在北大荒恋过多少次了！”

    “攀高枝呗！攀不上实权派的公子，攀个前朝元老的公子也行啊！”“看，看，你们看，昨天的报又上了好大一篇，而我们的稿子一篇篇被往下撤！这样下去可不行！”

    张萌终于听出是在议论自己，她掀起玻璃板，抽出生日贺卡，放入了抽屉。

    “不行又怎么样？什么叫水平？哪儿有个标准？还不全凭主编一个人的感觉？”

    “我听说，打算提升她当社会调查组组长呐！”

    “我看主编的感觉出了问题，你没发现主编一瞧见她，两眼就放光么？像………”

    “像猫见了耗子！”

    “这比喻不恰当，应该说像耗子见了奶油！”

    “就她？别看现在还有点儿姿色，再过两三年就得削价处理啦！”

    一阵笑声……

    张萌猛地站了起来。气得浑身发抖，愤怒地望着里间……

    一个比她年轻的穿着时髦的女记者从里间走出，看见她一怔，故意大声通报里间：“哎呀张姐，你今天怎么迟到了？我们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张萌又隐忍地坐下，继续改稿子。

    年轻的女记者问:“你……刚来吧？”

    里间一片肃静，仿佛无人一样。

    张萌不予理睬，继续改稿。然而她的手在抖，弄翻了红墨水瓶，红墨水淌了一桌子，浸湿了稿子。

    张萌措手不及地擦桌上的红墨水，结果上衣也被染红了一片。

    一名男同事推门进来:“小张，主编叫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张萌站起来，走进主编办公室。

    戴眼镜的老主编一看就是一位正派人，显然刚才那些议论尽是些诽谤，他招呼张萌，指着椅子说:“坐……”

    张萌坐下。

    主编问:“喝茶不？”张萌摇头。

    主编将一篇稿子递给她：“这篇稿子我看了，写得不错，我真认为写得不错。可是，近几期上不了啦，不是稿子本身有什么不妥，而是因为……你最近上稿挺多，有些同事心理不大平衡……所以嘛……怎么说呢，这叫‘间接侵略’……你上稿量多，岂不就等于侵略了别人么……不知我把意思说明白了没有？”

    张萌说:“您说明白了……我懂了……”

    主编说:“也许，你自己也听到了一些议论。如果真听到了呢，就姑妄听之吧。某些议论是免不了的，哪个单位的情况都大同小异，以自己的涵养对待吧。”

    “我什么议论也没听到过。”张萌站了起来，“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回去改稿子去了。”

    “别急，还没谈正题呐。”

    张萌又坐下来。

    主编吸烟，措词艰难地说:“事情是这样的，咱们报社有一位老同志……当然，当年并不老，很年轻，现在老了……”

    电话响，主编接电话：“唔，对，是我，明白，明白，会照上级的指示办的。”

    《年轮第五章》7(2)

    张萌猜测地望着他。

    主编放下电话，问:“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张萌说:“咱们报社有一位老同志，当年并不老，现在老了。”“对，是说到这儿了。听我往下说，这位当年很年轻而现在老了的老同志，当年是被迫离开报社的。直说吧，是被开除出新闻界的，现在呢，证明当年那样做对人家是不公平的，是冤枉的，所以呢，应该给人家落实政策，恢复人家记者资格……快六十了，即使平反了，恢复了资格，也干不了几年。但是咱们不能因此就不给人家落实政策了，对不对？”

    张萌不解地看看主编，说:“对。”

    “好，很好，我很高兴在这一点上，我们首先统一了认识，接下来需要统一认识的是——咱们报社，记者名额是有限的。实际情况是，超编的。我们总不能，名曰给人家落实政策，而实际上落实得并不彻底，让人家去干别的，是不是？”

    “是……”

    “好，很好。我很高兴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取得了共识。”

    张萌似乎有点明白了。

    主编接着说:“为了这件事儿呢，五分钟前，几位领导成员又碰了一次头儿，最后决定，从现在的记者中削减一位同志，空了名额，让给那位理应被落实政策的老同志。”

    张萌抢在前边说:“您别说了，我没意见。”

    主编看看她，抱歉地说:“小张，我很遗憾由我来对你说这件事……可是，刚才的电话就是落实政策办公室打来催问此事的。上边也有新的规定，记者，都要有文凭，几名工农兵学员，也要重新参加考试。对你太例外，对别人的思想工作就不好做呀！尽管我对你是很赏识的，也不甚在乎那些闲言碎语……”

    张萌说:“我理解您的难处，您说，重新分配我干什么呢？”

    主编一脸征求意见的表情：“先到基层去锻炼一个时期怎么样？比如，到报社印刷厂去当一阵排字工人……”

    张萌说:“行。”

    主编说:“当然，不一定非得从今天开始。”

    张萌站起来说:“不，我希望今天就离开报社。”走到门口，她回头望着主编说:“李老师，我很感激您对我的培养。”

    门外，她那名年轻的女同事偷听罢，飞快地跑回记者们的办公室。

    张萌离开主编办公室，回到记者们的办公室，她的同事们正聚在一起听那个偷听者讲什么，一见她进来迅速散开，回到各自的座位。

    张萌默默地走向自己的办公桌，收拾着属于自己的书和东西。

    同事们一个个抬起头，窥视她，她在一片肃静中保持着尊严，她将书什么的装入几个大档案袋，用塑料绳捆起来，一男同事起身走向她：“你收拾别的，我帮你捆。”

    其他同事也起身围了过来，张萌突然爆发地喊:“滚开！”

    人人内愧，各自散开，归坐各自的座位，谁也无颜再看她。

    张萌拎着、夹着、抱着一堆东西，离开了办公室。

    她走下楼梯，走出楼，一司机追着她喊:“哎，张记者，主编吩咐我开车送你去。”

    张萌仿佛没听见，头也不回匆匆走着，走到一棵树旁站住，她头抵着树，哭了。

    《年轮第五章》8

    王小嵩回到北京之后，给韩德宝写了一封长信：

    德宝：你好！

    我已回到北京多日，心情一直难以平复。你说过，我走的时候，你和振庆都要到火车站送我，可你们并没去。车开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人是那么古怪，我觉得人心好像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它的三分之一仿佛被人有意地保留在过去的日子里，如同将一瓶酒珍藏起来，为的是使自己相信，我们还替自己保留着什么；它的另外三之一仿佛被人有意地抛向将来的日子里去了，为的是我们活到将来某个日子的时候，有什么能令我们感到满足的东西在那儿等着我们去获取；伴人生活在现实中的只是人心的三分之一而已。人常说活得很累，是因为事实上人很难用全部心思活在现在。人常对自己的现实不满，也许是因为已经过去了的某些事情，像有生命的东西一样，仍在那儿发出呻吟和叹息，好像我们自己的三分之一的心灵，在过去的日子里向我们哭诉什么。我们多么想重新回到过去，去安慰别人也同时使我们自己获得安慰，并企图使已经过去的事情再重新发生一遍。不是按照它发生过的样子，而是按照人意愿中的样子。可是我们已经不能够。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无可奈何。我觉得人的过去是人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家。尽管我们已远离了过去，好比一个行止匆匆朝前奔的旅者，但是如果我们自认为家并没有料理好，我们总难免会一步三回头。

    不知徐克有信给你没有？我没去过深圳，我也有些不明白，中国这么大，他为什么单单要去那个地方？在人地两生的南方，他究竟又能寻找到些什么机会呢？我很为他担着份儿心。不知振庆又找到工作没有？我很为他忧虑。不知你把我俩吵架的事告诉他没有？如果没告诉，就永远也不要让他知道吧。如果已经告诉了，那么你一定要替我向他解释。我回来后，细想想，不再生他的气了。当然也不再生你的气了。只是一想到郝梅，心情就感伤。仿佛她的不幸，是我自己也参与其中造成的。非常坦率地说，如果她真的早已死了，我会渐渐把她忘记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男人知道，他曾深深爱过的一个女人依然活着，在另外一座城市里过着艰难的日子，那么这个男人便会感到，他眼前的幸福美满仿佛成了不光彩的，成了生活对他的嘲弄。而且，我甚至感到惶恐——因为我心里有某种东西又活了过来，那便是对郝梅的爱。这爱注定了将折磨我的心灵，使我的心灵不得安宁。有几次我夜里醒来，几乎对我的妻子轻轻叫出“郝梅”这一名字……

    但是，这封信没有发出。

    中年人的生活最紧张，有时也最为微妙，家庭关系也会出现一个脆弱的阶段。就在王小嵩这封信写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妻子站在了他的身后。

    不胜惶恐的王小嵩为了顾全家庭的“大局”，把这封贯注了真情的信撕了。

    一道无形的墙，就这样阻隔了情感的流通。不但如此，作为一个对家庭有责任心的人，还要设法修补好这堵高墙。王小嵩在妻子面前说尽了好话，也拿出了真意，但妻子还是被伤害了。他珍视过去的情感，也珍视这个家，所以，他只有一人承受那情感的巨浪，把它们深深地引入心底，只有在那里，才能任由它涌来荡去，拍打着、冲刷着、咬啮着自己的灵魂……

    《年轮第五章》9(1)

    在远离北京的哈尔滨，另一封表达真情的信才开了头。

    在女儿已深睡了的夜晚，郝梅开始给王小嵩写信。

    这封令她很难落笔的信，开了几次头，都被她揉掉了，先称同学，又称战友，不妥，直呼其名，还不妥。

    终于，她写下去了：

    这是多么令人难过的事情，现在我竟不知该如何称呼你了！我们之间，仿佛仅仅存在着一种关系了，一个未婚的女人，和一个已婚的男人的关系。如果我们彼此都不曾那么真挚地相爱过，同学、战友该是多么亲近的称呼呢？即使对于我们这一代人非常习惯的“同志”两个字，附加在你的姓名后面，也不至于使你和我感到别扭吧？也不至于使你和我感到仿佛借以掩盖什么吧？如果我们彼此仍能继续相爱下去，在你的姓名前面，我加上“亲爱的”三个字，又是多么自然的事啊！不正是我最可以任意使用的权利么？而像我从前给你写信那样，写上“小嵩”或者只写一个“嵩”字，如同我轻声那样呼唤你，给你写信又该成为我内心里多么充满温情和愉快的时刻呢？在医院的楼梯上我一眼认出了你，也认出了大娘，我背着女儿赶快离开医院，仓皇而逃。而你走时我却躲在火车站的一根柱子后面，偷偷地望着你上了火车，像暗中实现什么我根本没有资格实现的愿望一样。那一时刻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贼，在觊觎着属于别人的财富一样。是韩德宝告诉了我你走的日子和车次。也是德宝陪我在你走后去看望了大娘。德宝、振庆还有徐克，三位中小学时期的同学和兵团时期的战友，成了从前的经历留给我的一笔宝贵遗产。靠了这一笔宝贵遗产的存在，我有时候才似乎有根据这样安慰我自己——其实我还并非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当我和大娘抱头痛哭的那一时刻，我自己心里明白，其实如今的我并没比过去的我变得刚强多少，装给别人看的刚强不过是一种外壳，需要这种外壳的保护是怕在如今的生活中继续丧失一个女人的尊严，甚至受到轻蔑。而我内心里，其实又是那么的渴求着怜爱和同情，经常产生一种想痛痛快快哭一场的冲动……

    泪水打湿了信纸，郝梅慢慢站起来，走出了屋外，院里静寂无声，邻居的窗子都黑了。郝梅倚着自家的门仰望夜空，月光下她脸上仍在流着泪。天上有一轮圆而大的月亮……

    郝梅的思绪仍然还在信中，面对着静寂的夜空，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母亲，我有一个女儿，我三十一岁，我没有工作，我不能用语言与任何人交流……既然这一切与我的名字郝梅连在一起，那么我最应该经常思考的是，这样的一个郝梅怎样才能生活得好些？人啊，永远都不要放弃这一种愿望！郝梅啊，你永远也不要放弃这一种愿望！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的女儿，你必须将眼前一切一切生活对你的磨难都敞开襟怀包容下去，你越想象你是天底下最不幸的女人，你便越可能成为一个不幸的女人，你不是不甘于自己成为那样一个女人么？你的女儿芸芸又是多么不愿看到自己亲爱的妈妈成为那样一个女人啊！为了女儿也为了自己，郝梅你就和生活竞走吧！不管这需要多大的耐力耐心，你都应该具有，有责任具有……”

    这时，家中传出芸芸的哭唤：“妈妈，妈妈，妈妈你在哪儿啊！妈妈！”

    郝梅用手擦去脸上的泪痕，急忙返身回家。

    她扑到床前，将从睡梦中醒来的女儿紧紧抱在怀里。

    芸芸在妈妈怀里静了下来，轻轻地说:“妈妈，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白发的老奶奶。她给了我一颗药丸，我一吃下去，腿就不疼了。不但不疼了，还能跳能跑，跑得可快了！我就飞快飞快地往家跑，想让妈妈高兴，后来摔了一跤，后来我就醒了。我一看你不在家里，心里就有点儿害怕。我心里一害怕，就哭起来了。妈妈，你不怪我太胆小吧？”

    郝梅摇摇头。

    芸芸又说:“妈妈，以后我睡觉的时候，你别离开家行吗？”

    《年轮第五章》9(2)

    郝梅点点头。

    芸芸说:“其实，我也不是个胆小的女孩儿，我也不是怕别的……是怕……妈妈会丢下我不管，不要我了……”

    郝梅以表情反问女儿——妈妈怎么会呢？你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呢。

    芸芸理解妈妈的表情，她说:“我从小就生了腿病，成了妈妈的累赘，我总觉得，芸芸怪对不起妈妈……”

    郝梅注视着女儿，轻轻放下女儿，将那个“对话”小本儿取过来，写下了一行字给女儿看：芸芸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妈妈永远爱芸芸。

    芸芸接过小本儿，也写了一行字给郝梅看：芸芸也永远永远爱妈妈。

    母女二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芸芸在郝梅怀中又睡着了，郝梅轻轻将女儿放到床上，替女儿盖上了被子之后，自己也脱衣上床，搂着女儿睡下。

    她的心再次对自己说:“芸芸，妈的乖女儿，再也没有什么，比你对于妈妈更重要的了……”

    次日早晨，郝梅在往碗里盛粥，又从蒸锅里夹出馒头。

    芸芸坐在方桌旁，将郝梅昨夜写信时揉掉的纸团一个个打开看。

    郝梅用托盘端进粥、馒头、一小碟

    ，芸芸端坐着，双手放在桌上，纸团仍是纸团，似乎根本没被动过。

    郝梅将一碗粥和几片馒头放在女儿面前，自顾匆匆吃着。

    芸芸一边吃，一边仔细地注视着母亲。

    饭后，郝梅匆匆将碗筷放入托盘，擦了擦桌子，端着托盘出去。

    芸芸从墙上摘下对话小本儿，将用线和小本系在一起的笔放在上面。

    郝梅进屋，对镜拢头发，穿上外衣，走到女儿跟前，在小本上写了一行字：“妈妈去上课，中午回来跟你一块儿吃午饭。”然后将女儿抱到了床上。

    芸芸说:“妈妈，可以把相册拿给我看么？”

    已走到门口的郝梅回过头，芸芸眼中充满乞求。郝梅犹豫一下，返身走到床前，从床下拖出柳条箱——就是她下乡带的那个，打开来，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她在兵团戴过，原本是红色的后来因受批判染成了黑色的那条围巾，王小嵩深夜专门送给她的那一本合订毛著，一顶兵团的棉战士帽、一双棉手套……

    她从底层抽出相册给了女儿，在女儿脸蛋上亲了一下，走了。芸芸打开相册，那里有小学时期的郝梅、中学时期的郝梅、“文革”时期的郝梅、“兵团”时期的郝梅、站在收割机前的郝梅、骑在马上的郝梅、持钐刀的郝梅、麦海中抱着捆麦子的郝梅……和女兵团战友的合影，和王小嵩、吴振庆、徐克、韩德宝四人的合影。在同一页上，有一张王小嵩的单人照。

    芸芸捧着瞧了一会儿，将王小嵩的单人照揭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