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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四头门

    又过了一年,文福还是一点没变。可我一点一点地变了。在胡兰和其他人眼中,我还是同一个人。但那只是因为我掩饰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我假装忙于照料孩子,没工夫操闲心思。

    在1941年整个夏天,我喜欢坐在后院,把淡若抱在膝上,我们俩就这样等着雷电的降临。我告诉他,"听——嘭——响了。等着,等着——哗!多美啊!"才十个月大,他就知道鼓掌了。

    那年夏天,上午总是很热,但还没热到受不了的程度。往往到下午,就打雷了,接着就下雨,溅起一阵阵好闻的泥土气,我就叫女佣人赶紧跑出来,收晾在外面的衣服。

    听起来我的生活似乎变得轻松起来了,一切都静悄悄、懒洋洋的,就像过一个开心的暑假。但这只不过是我和淡若在一起度过的好时光。我用这种好情绪来忘掉一切另外的事情。

    淡若很听话,很聪明。或许每个母亲说起自己的孩子来,都是这样的。但只要想象一下:淡若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我问他,"妈妈在哪儿?"他指指我,笑了:"淡若在哪儿?"他拍拍自己的肚皮,笑了:"爸爸在哪儿?"他指指文福,但没有笑。

    淡若信任我,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信。要是他醒来饿了,哭了,我走进他的房间,说,"不哭,不哭。我下楼给你拿点吃的来。'等我回到他的房间里的时候,他已经从摇篮里站起来了,但没哭。

    所以你瞧,我知道淡若大起来会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可信赖的、关心别人的人。他不像文福,一点也不像。文福是他父亲也没关系。

    文福把敏赶走后,又回到我的床上来了。但同时他也和各种各样的女人睡觉:农村里来的女佣、街头的妓女,甚至还有小学教师。我认为在他眼中我们全都一样,就像一把椅子可以坐,一双筷子可以夹菜,每天都少不了。只要我说一个反对他的字,——或反对他喜欢的任何东西——就免不了大吵一场,总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尽可能闭嘴不说,以求平安无事。可我心里在和自己吵架,一点也不平静。所以到头来,我忍不住要说两句。

    一次,仅仅是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字眼。文福要厨师做他喜欢的一道菜,加甜卷心菜的羊排。但那年夏天,卷心菜很不好,有一股臭水味。当文福问我喜不喜欢这道菜时,我就实话实说:"不好吃。"第二天晚上,他就吩咐厨师给我做同一道菜,别的一点也没有。

    他笑着,又问我,"现在你喜欢它了吧?"我还是像头天晚上那样回答。一天又一天,老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回答,第二天还是同样的菜。我不得不咽下难吃的卷心菜,没别的。但我没有放弃。我等着文福自己玩厌这套卷心菜把戏。两星期后证明,我的胃比他的脾气还要坚强。

    那么顽固地坚持吃坏卷心菜,或许看起来有点傻。我满可以撒谎说,"今晚的菜真好吃。"但我要是不抗争,不就等于承认我这辈子完了?

    所以我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差了。但我记得,当时整个国家都在走下坡路。我在饭桌上听人们这么说,那些通宵达旦打麻将的飞行员也这么说。他们谈起战争就像传染病一样,传播那种使人们互相撒谎、欺骗、仇恨的病毒。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开始于去年。那时缅甸公路突然关闭,满载军用物资的卡车无法开进来。人们嚷道,没有油,空军怎么开飞机?没有枪,部队怎么保护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孤立无助。我们也很愤怒,因为关闭公路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国人,是他们在控制它。他们关闭公路是因为拿不定主意,支持哪个政府好——中国的还是日本的,日本的还是中国的。他们拖了三个月才作出决定。当他们终于说,我们支持你,中国。谁还相信他们?当然我们假装欢迎他们回心转意。我们有什么选择余地?只求他们不要再关闭那条公路。

    美国人也同样坏。有一天,他们吹牛说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中国伙伴,他们说。陈纳德将军在那年夏天回来过,说他要带很多飞机来支持我们。但第二天我们就听说了,美国公司正和日本人做一笔大生意,把油料和钢铁卖给他们——就是这些飞机正在中国土地上扔炸弹。你听到这些心里会怎么想?我们那么多的飞行员在死去,好些都是我们的朋友啊。三班有一半人战死了,后来六班和七班差不多死光了——全都是年轻人哪!晚上,飞行员就讲每个新战死的飞行员的故事,个个都是好样的。啊,我们哭得好伤心啊,伤心中又掺杂了愤怒。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们自己的中国领导人也向日本人磕头了。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就是这么干的。他说中国应该放弃抵抗,支持新上台的日本政府。这等于是要我们把祖坟挖掉,把骨头抛出去喂狗。谁会说这种话呢?可许多人都这么说了。这种事每发生一次,我们的心就凉一次,不知道值不值得为这种耻辱而战。

    当然,市场上经常召开群众大会,群情激奋,痛骂汉奸。一天我去广场正赶上举行集会。一个军官用话筒号召中国人不应该放弃斗争。"我们必须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他说,"直到献出我们汉民族的最后一滴鲜血。"

    这话说得很怪,因为除了我和胡兰,拥在广场上听讲的群众差不多没有一滴汉族的鲜血,全是少数民族——有苗族、白族、彝族、回族,还有缅甸人和其他各种各样穷苦的山民和难民。他们被迫下山或出郊区,献出自己的子弟来当士兵和苦力,帮助打赢这场战争。他们被当作最下等的人,像牲口一样光背东西。但他们站在广场上,听着一种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的关于爱汉人的祖国的口号,而且还鼓掌欢呼。

    我以为这些人肯定在山上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这使我想起了一句中国的老话:"如果改变不了自己的命,就改变你的态度。"或许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怨天尤人,不再去想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相信他们已经变成汉人,此刻正在为某种东西而奋斗。我对自己说,瞧瞧这些人,要向他们学习。

    那天从广场上回来后,我慢慢改变了对生活的态度。我不去想我已经准备死,还没有。但我这样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不得不马上去死,那么我也许不会再受这么多磨难了。如果我不是马上就死,那么或许我还能找到逃脱的办法。

    那段时间,胡兰也开始改变了她的态度。也许改变的不是她的态度,而是她的胃口。她开始拼命吃东西,一天比一天吃得多。

    开头我以为胡兰怀孕了,还要保密。我知道她很想要个孩子,她不隐瞒这个事实。每当我在她面前抱怨文福,或抱怨战争,或想家了,她就说,"我要是像你那样有个儿子,就够满足了,什么事都受得了。"

    儿子没出来,但她还是拼命吃东西,总是吃不饱。我不是说她特别喜欢吃麻辣豆腐或带肥肉的排骨,自言自语"我就是喜欢吃这种东西"。相反,她喜欢看每天成群结队进城来要饭的乞丐。她喜欢看他们饿的样子,他们瘦得皮包骨头,嘴巴向下耷拉着,随时准备咽下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我想,她想象如果自己不吃东西就会变成他们这个样子。

    我记得她特别盯住一个要饭的姑娘,那姑娘靠在通向老城区的墙壁上。胡兰看看她,她也看看胡兰,目光很凶。胡兰问我,"她干吗老盯着我?就像一头野兽想吃了我,救它自己的命。"

    我们每次经过那姑娘身旁,胡兰总要说,那姑娘投在墙上的影子越来越瘦了。我想胡兰看到的是她自己过去在乡下的影子。我肯定这一点。因为有一次她跟我谈起了她的老家,她小的时候,全家差点饿死。

    "每年都要发大水,"胡兰说,"总要淹掉一点,但有一年,洪水就像一只大茶壶倒翻了。洪水涌出来淹没了我们的田地,我们没东西可吃,只能吃干的高粱饼。也找不到清水把饼蒸得软一点,我们就这么干吃,很难咽下去。我母亲分吃东西,先切下一点给男孩子,剩下一半再给女孩子。一天我实在饿坏了,就把整块饼都偷来,一个人全吃下去了。我母亲发现后,就揍我,骂我,'这么自私!一个人把一块饼独吞了。'后来她三天不给我吃东西。我哭得好伤心啊,我的胃痛得好厉害啊——为了啃一块小小的高粱饼,我的牙都绷断了。"

    你会想,胡兰想起自己吃高粱饼的往事,会在那个要饭姑娘的碗里放几个硬币,或给她一点吃的,我就是这么干的。我不是说我每次都这样。可胡兰一次也没布施过。相反,她把更多的东西往自己嘴巴里塞。她的体重在增加,就像一个人把金子或现钱存进了银行,以备不时之需那样。所以我说胡兰改变了她的人生态度。她本来很大方。可现在,看到别人在受罪,她就想起了过去,想到有一天她还会变成那样。

    那年夏天,文福和家国到重庆去了。家国说他们去训练前来保卫新首都的军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可能要两三个月。

    我丈夫离开前,吹嘘他的任务重要得很,发展无线电通讯,这样日本飞机来之前空军和陆军就都知道了。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就犯嘀咕,空军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这个老是在撒谎的人呢?我很高兴他走了。

    他们一走,胡兰就担起心来,听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一天她说,"听说日本又要对重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轰炸,或许昆明也要遭殃呢。"说完,她开始给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她一听到打雷声,就跑到外面去望天空,等着看飞机从乌云中掉下来。

    我告诉她,"你得先听清楚了,再跑出去看。打雷总是从缅甸那边的大山传到西边来的,而轰炸机总是从北向东过来的。"

    "你怎么知道日本人怎么想的?"她自作聪明地说,"他们的思路和中国人不一样。"说完她就跑出去看天,好像要找到证据,证明我错了。

    我记得有一次她又出去看天了。我正在厨房里给谈若洗澡,忽然听到了她的尖叫声,"他们来了!我们死定了!"

    我抱起淡若,水溅了我一身。然后冲出屋门,朝她指点的方向望去。原来是一大群乌鸦飞过,排成战斗机的箭状队形飞过。

    我松了一口气,不禁笑了。"是鸟。"我告诉她,"它们只能在我们头上撒点鸟粪。"

    胡兰很生气的样子。"你干吗嘲笑我?"

    "我没嘲笑你。"

    "我看见你笑了。"

    "我当然笑了。你说我们死定了,我跑出来看我没死,只看到了鸟,我是笑这个。"

    "哪怕现在看上去,它们也像飞机。你瞧。大家都有眼睛看花的时候。"

    在我眼中,鸟就是鸟。打那时起我就想到,胡兰的眼睛不大好使。现在她还怪我老是看错。一开头,她老是喜欢开这种玩笑。

    一次她的绒线针掉地上了,过了一会她就找不到它了。我帮她找到后,她就笑着说,肯定有个鬼把针吞了,后来又吐出来了。但又有一次她丢了绒线针,她就皱起眉头说,"肯定是你儿子捡起来,放错地方了。"

    我就纳闷,一个人老是看不清东西,老是看不到自己的错误,可怎么活呀?过后我又想,她干吗自己心不在焉反倒要怪我儿子呢?她自己连鸟和飞机都分不清,干吗还要指责我呢?第二次,我和胡兰、淡若去市场,我就把她带到一个卖眼镜的地方。

    这是在市场新区开的一家小店。战争开始后,这地方生意倒还兴隆。小桌子上摆了几副眼镜,篮子里还放着一大叠。店主告诉我们,桌子上的眼镜,是试镜用的,看看哪副最合适。

    胡兰戴上第一副,望望我和淡若,马上就笑了,"啊,就像在云端里走路那样,头晕乎乎的。"

    淡若望着胡兰,不说话,很担心的样子。"你不知道阿姨上哪去了?"我说。他朝我笑了,然后一把抓下了胡兰脸上的眼镜。

    胡兰一连试了三副,我们都笑得同样开心。但她一戴上第四副,就安静下来了。她不让淡若把它摘下来。她朝上看看,又朝下看看,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她走到店门口,望望街两旁的各色各样的店铺。"我瞧见了一种好看的围巾,"她嚷着,"我瞧见了我想买的豆于。"

    店主乐坏了,他告诉胡兰该从哪只篮子里面挑。有些是金边的,有些一眼看去就知道是用很便宜的铁皮做的。我看到有几副腿掉了,镀金也磨损了,露出下面灰不溜秋的金属。

    "这些眼镜都是旧的。"我对店主说。

    "当然是旧的,"他说,"如今哪儿弄得到新的?所有的铁器都用在打仗上了,不要说这些东西了。"他转过头去对胡兰说,"太太,瞧这儿,这一副特别好,英国造的。你戴的这副,便宜是便宜,不过我得老实告诉你,是日本货。"

    这话对胡兰和淡若好像没起什么作用,他们正忙着在篮子里东挑西拣的。可我看到篮子里的眼镜感到很恶心。胡兰挑中了一副圆眼镜,没有架子,只要夹在鼻子上,把金边的腿挂在耳朵上就行了。这副眼镜式样已经过时了,一点也不好看。我告诉她说你看上去像个有学问的人,她听了这话好像很开心。

    回家的路上,她不断地把眼镜取下来,戴上去,东瞧瞧,西望望。

    "你看见那个了吗?"她问。

    "一筐红辣椒。"我回答。

    "你看见那个了吗?"她指指很远的路的尽头。

    "一个卖木炭的。"

    "还有那后面呢?"她好像在测试我的视力似的。

    "一辆军车,外面站着士兵。"

    她不停地望着市场上的东西,有时戴上眼镜,有时取下眼镜。但是我们走近时,我发现淡若的眼睛老盯着那些站在军车旁的士兵。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小孩能看到什么呢?

    都是些小伙子,从他们穿在身上没下过水的军装来看,他们是新兵。许多人看上去很自豪,很兴奋,检查着新鞋子,他们马上要登上去的军车将把他们送到他们无法想象的地方。他们还有着淡若那份年轻的真诚。

    一个年龄大一些的男人发布了响亮的命令。那些年轻的士兵马上立正,尽量显出严肃的神情。两秒钟以内,随着发动机的轰鸣,他们全都跳进了卡车的后车厢,背靠木头挡板站好,目视前方。

    这时我看到了他们的母亲、祖母和姐妹,全都哭喊着,从马路对面向他们挥手致意。她们全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围着头巾,穿着五彩缤纷的裙子。她们从山上下来,为他们送行。有些新战士笑着,挥着手,还是很兴奋。但我也看到有一个士兵看上去很怕,他的大腿在发抖,他想忍住不哭,免得人家拿他当小孩看。汽车开走了,我望着他,不知道他要到哪儿去,会发生什么情况。我想他也在想着同样的问题。

    "你能看见那个吗?"胡兰又问了,她指着一篮子蘑菇,那正是我最爱吃的东西。我马上也把那些士兵忘得一干二净。

    那天上午,胡兰简直成了蘑菇专家。既然什么东西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她很快就挑出了各种各样的毛病:有虫蛀的,有烂疤的,浸过水的。但幸亏蘑菇很多,品种也很多,全是新鲜的。昆明这地方,蘑菇一年四季不断,全生长在城市周围阴凉、起伏、湿润的坡地上。我挑了一些柄长头大的蘑菇。我记不得这种蘑菇叫什么名字了,但我还记得它的味道,用盐水泡了,放在热油里炒,又嫩又鲜,你会连头带柄全吃下去,一点也不会浪费。那天在市场上我很想吃这东西。我想着晚上把它们用热的胡椒粉炒一下,再泡很长时间,直到泡得发黑为止。我一面想象着这些香喷喷的发涨的蘑菇,一面就把手伸向了胡椒罐,就在这当儿,突然,警报和高音喇叭响起来了。当!当!当!注意!注意!响个没完。

    每个人都像我和胡兰在南京飞机撒传单那天一样,撒腿就跑。我抱起谈若,把别的东西——蘑菇和胡椒罐全丢了。另外人也一样,把他们的东西全丢地上了。然后我们推揉着喊叫着,朝四面八方跑开了,一直往城门口跑去,因为高音喇叭告诉我们:跑到最近的城门口,到城外去!

    "最近的!最近的!在哪儿?"大家都叫着。

    胡兰把眼镜往脸上一推。"从这儿走!"她喊着,指向南面。

    "这条路最近。"我回头喊道,指指北面。

    "没时间争了。"

    "所以我才说往北。要是跑得快,还来得及。"然后我就不再跟她争,管自己朝北门跑去。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胡兰追上来了。我们跑着,日本飞机已经到了,又投炸弹,又扫机枪。我们从地上可以看到它们来了。我们知道这些飞机飞那么高,能够看见我们跑。它们能看到我们胆小的样子。它们可以决定炸城区的什么地方,扫射什么人。

    我能看到飞机越来越近了。要不是我把全副精力全用在奔逃上,我早就冲胡兰吼了,"瞧见没有,它们是从东面来的,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

    然后我们两个都看见飞机一下子转了个弯,掉头朝另一个方向去了。我们停下了脚步。过了几秒钟,我们听见了炸弹的爆炸声,一颗接着一颗。地面抖动了一下,然后——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没死。我看到城区南面升起了烟尘。谈着拍起手来。

    警报解除了,我们往回走。周围的人们都在以兴奋的口气谈论著,互相庆幸着,"运气,运气,运气。"不一会我们就回到了市场。这里比刚才更忙了,这些死里逃生的人都拿定了主意,要多买一块肉,或多买一双鞋子,或买一些他们现在不再觉得昂贵的东西,或许下一次警报再拉响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在人世了。

    我和胡兰来到刚才那个摊头,买我们向往已久的蘑菇。摊主告诉我们,他一点没受损失。他的所有东西还在原地,没被偷走,也没被炸掉。我们祝他运气好,他给了我们优惠价。大家都变得大方了。

    "她儿子好聪明呀,'湖兰说着,指指淡若,"还不到一岁呢,可警报一停,他就晓得不哭了。炸弹落下来的时候,他还以为是打雷呢。他把头转过去,等闪电,大家都喊叫着,可他倒拍起手来了。"

    胡兰这么说淡若,我感到很骄傲。我把他举到空中,听他格格的笑声,"多好的一个小飞行员哪。"

    "多乖的孩子哪!'湖兰说。

    "多聪明呀!"

    "多聪明呀!"

    我们走回家去,一路说着淡若,说着我们的运气,还有我们在轰炸后的市场上得到的优惠。

    那天晚上,我们用丰盛的晚餐和喷香的茶来庆祝第一次轰炸。杜阿姨和佣人们全开怀大笑。当警报拉响的时候,她们在自己待着的地方至少数了十次警报,当说到第十次的时候,这故事变得好笑起来,我们全都笑出了眼泪。

    "我刚把马桶拎到楼梯口,"一个佣人说,"当!当!当!——然后嘭!嘭!嘭!这臭东西撒得满地都是。"

    "你吓坏了吧?"杜阿姨嚷着,"我当时手里拿一把菜刀正在追一只鸡呢——过一会鸡来追我了!"

    胡兰说,"我们站在那儿,正在争论该往哪边跑呢。我告诉你,炸弹就在你头上,你的脚都不想争了。"

    两天后,轰炸机又来了。我们再次逃到城门外,然后毛发无损地回来了,我们感到幸运,但那是另外一种幸运的感觉。晚上我们又庆祝一番,但这次没上次那么热闹。我们的经历还是很好笑,但没笑出眼泪来。

    这以后过了几天,炸弹又落下来了。这次我们没开玩笑,没开怀大笑,我们很平静地聊着。杜阿姨听说我们一个熟人的太太伤得很重。胡兰纳闷咱们自己的空军干吗不还击。她希望我们的丈夫们赶快从重庆回来。我提到日本飞机好像总是从东边过来的,杜阿姨也同意:"老从东面来。"

    所以,事情就是这样。飞机经常来,一星期大约来三次,总是在早上。我不知道日本人干吗选择早上,好像没道理。它们好像只为完成任务,早上炸昆明,下午炸重庆。对我们来说,轰炸也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听到警报声,我们还是怕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先把东西安顿好,记住放的地方,以便今后找得到。杜阿姨则要弄清楚煤炉上正在烧东西的锅子有没有拿掉。

    "要不然命倒是保住了,回来一看房子烧光了,还有什么意思?"

    胡兰总是抓起她早就搁在门口的塞满食物的口袋。淡若伸出双手扑向我,准备出门。然后我们很快就走,神情严肃,好像去参加一个葬礼,一路上希望我们到达时这个葬礼不会变成我们自己的葬礼。

    我们有时到北门,有时到南门,有时穿过早就被炸毁的地方,几幢房屋成了废墟,周围所有的屋子仍竖立着,只是草屋顶已经没了,就像被大风刮走了帽子。

    我们一到城门口,立刻就跳进一个坑,或是躲在树背后。然后就和差不多每天要碰到的同一帮人聊天,互相交换看法,比方哪儿能买到最好的面条、最好的纱线、最好的咳嗽药等等。

    我总是选对了城门。真的,一星期有三次我们都有可能被炸死。但是那么多天,炸弹从没落到我们头上,连旁边也没有。我就想我天生就运气好,能避开炸弹。我总是选对了大街,选对了门,选对了藏身的地方。

    一天,我们吃完中饭后正打盹,胡兰就说我们该上市场了。淡若已经睡着了,我就把他交给杜阿姨。我们先到了菜场,找新鲜的毛豆,碧绿的,吃起来很甜,很难得,虽然很贵,但我还是买了一些。

    当然,我很幸运,还有钱买这种东西。许多人都穷得连最普通的食物都买不起。但在战争期间,如果你幸好有钱,你是不会想到省吃俭用的。一有机会就尝鲜,就像你们的口头禅"吃,喝,结婚"。哪怕明天就完蛋,总还有东西可指望。

    所以我的陪嫁钱花得如流水。有时我都懒得跟摊主讨价还价。他们都乐于跟我打招呼,一见我就喊,"太太,太太!刚摘下的豆子,刚产下的鸭蛋。"

    我们走到卖鱼的摊位前,胡兰告诉我,她刚收到家国的一封信。她抽出信,给我看信封。

    尽管家国一直在教她读书写字,她学得不用功。所以结婚四年后,上了四年认字课,她只认得市场上的标价,和所有代表她喜欢的食物的字,像"鱼"、"排骨"、"面条"等等。

    当然,在家国面前她小心掩饰这一点。她假装什么都看得懂!如果我看了市场上贴着的通告什么的,她就要问我上面说些啥。当天晚上,我就会听见她对家国说,"嗨,我今天在市场上看到有关铁路的通告,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家国肯定以为自己是个好教师,胡兰是个好学生,才给他太太写了一封长信,肯定以为她自己能看懂。

    但她当然看不懂。她把信递给我,借口说今天她的眼镜不够好,看不清信上那么小的字。完全是胡说。家国一笔一划写得很仔细,像学校里教学生写的那样,像他教胡兰写的那样。

    "'亲爱的太太,'"我大声读了出来,"'我老早想给你写信了,但一直拖到今天才动笔。今天我回想起我们在绿湖边的谈话,我们在离别前说的话多痛苦呀!'"

    "哇!"胡兰连忙把信从我手中抽走,"他没说这话!"她笑着,好像这封信是在开玩笑。她瞧着信,想看看凭自己的眼镜是否能看出意思来。

    "你到底还要不要我读了?"我问。

    她慢慢把信递还给我。

    我很快扫了一眼,然后又读了下去。这次读得慢一点:"'我希望你眼泪不要哭干了。我的心肝都为痛苦而燃烧,虽然我知道,作为你的没用的丈夫,我给你带来的痛苦更大。'"

    "不要念下去了,不要了!"胡兰喊道,一只手捂住我的嘴,另一只手就来抢信。我慢慢把信还给她,她转过身去,很快把信塞进钱包里。然后转过身来,神色很紧张。

    我们静默了几分钟,我觉得没话好讲。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她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在还信以前,我已经很快地把后面几句扫过了。我知道了秘密:家国很后悔他没对妻子尽到丈夫的责任。现在他发誓,只要他还活着,就要做个真正的丈夫。他希望到明年,她就能做他孩子的母亲。

    当然,我大吃一惊,没想到他们的婚姻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们俩婚后一直像兄妹那样生活,一个做和尚,一个做尼姑?难道还会有别的意思吗?为什么胡兰没有孩子?难道家国对她没有欲望?难道他一直忠于她的死去的姐姐?要不,他就像文福,看上了别的女人?

    一下子我更加了解她了。每当我抱怨文福对性的要求大强,她就责备我;每当我把淡着抱在膝头,她就妒忌地看着我。我马上原谅了她,后悔自己总把她往坏的方面想。

    可我还是妒忌她。她的婚姻没有性,我的婚姻没有爱,她还是比我强。我弄不懂她——这个女人对我来说成了一个谜,那么多事情她都隐瞒着。

    "你千万不要以为家国做了什么错事。"胡兰严肃地对我说,"只不过稍为争了几句,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都忘了是什么了。"

    "我当然不会那样想,"我说,"我一直觉得家国很通情达理,待人很和气——"

    就在这时候,警报响起来了。

    胡兰皱起眉头说,"怎么可能呢?"

    "天不早了,已经快到傍晚了。"说着她就往回家方向走了。

    我叫她回来,"别傻了!别人不会在家的。他们已经跑出家门,正朝城门跑呢。"

    我决定我们该怎么着。胡兰走北门,我走东门。然后我们就往回走,一路上互相找对方。我的想法比较实际,我说,如果天不晚,我们就回到市场去买鱼,还赶得上做晚饭。我们笑着分手了。

    我一路匆忙走着,一路还作着各种各样的决定。我拐进一条小巷子,因为那样就可以抄点近路。我一路上不断张望着,心想万一能碰到杜阿姨和淡若呢。然后我又盘算着,回市场时该买点什么呢,当然,买点豆腐皮,回家炒青菜。

    我正在盘算晚饭的时候,飞机声响起来了,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有点纳闷,它们干吗不掉头飞到市区的另一头去。飞机声越来越响,我脑子更乱了。不知不觉走到大街中间,我简直疯了,飞机就在我脑袋上呢。我正想,它们真傻呀,肯定是迷路了。

    突然,机关枪射出的子弹打在我的面前一幢白色的建筑物上——墙壁上顿时出现了一排弹孔,就像一下子拉掉线头露出针脚一样。针脚下的墙壁碎片飞溅,接着上半堵墙壁也倒了,就像一大堆面粉从口袋里倒出来一样。一刹那,——就那么快——我脑袋里的聪明念头一下子全冒出来了。我尖叫起来,灰尘马上呛了喉咙,刺痛了眼睛。

    我感到一阵窒息,不断地咳嗽。我揉揉眼睛,想再看看。警报还在响。飞机在头顶盘旋,到处是机枪声、炸弹爆炸声。我终于睁开了眼睛,发现眼前站着一个女人。她手中拿着一把破管帚,眼睛像鸡蛋那样睁得大大的,呆呆地望着天空。然后她的嘴巴耷拉下来了,越来越大,样子很可怕,好像她喘不过气来了,就想把嘴巴拉开来。

    于是我也抬起头来看天,两个样子像鱼的影子落下来了,摇摇摆摆的,越来越大。我还没来得及对自己说"炸弹",就趴倒了。大地抖动起来,耳中一片轰鸣,四面八方都有玻璃打碎的声音。

    我神志清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脸朝地面趴着。我不知道是自己趴下的,还是被气浪推倒的,是过了一秒钟,还是一整天。我抬起头来,世界变了,天上落下沙子来,我以为自己在做梦,因为人们走路都很慢,好像还在梦中一样。或许我们已经死了,正等着发配到阴间去。但这时我咳嗽起来,喉咙里呛得好痛。

    警报停了,我站起来,开始往回走。在我的左面,我看到屋顶后面在冒烟,也许是远处的大街上着火了。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被抛到了屋顶和大路上,什么毯子、凳子、自行车轮、煤炉和茶壶,还有衣服碎片——不光是衣服,还有一只带胳膊的袖子,带一只脚的鞋子,真是惨不忍睹啊!

    我慢慢地经过这些东西。我看到那个拿扫帚的女人还在,炸弹还没落她就发出了叫声。她坐在地上,胳膊举起又放下,向天哀求着,"你在哪里啊?我叫你不要出门。现在你还听不听你妈的话?"

    这时我忽然想起来了:淡若——他在哪儿?

    我拔腿就往家里跑。一路上见到在爬的人,在哭的孩子,有个男人耳朵里流出血来,可他还在傻笑呢。离家越来越近,我看到街上挤满了通常那些幸运的人,在七嘴八舌地聊天,跟平时警报解除后一样。

    我进屋的时候,胡兰已经在喝茶了,她把眼镜慢慢架上鼻梁,打量一条浸在大碗里的干鱼,"啊哟!回来不到一个钟头,瞧,现在至少有十个虫子在我们的晚饭里游动了。"

    "他们在哪儿?"我问。

    "在这碗里,和鱼在一起。"

    "哎!我说的是淡若和杜阿姨——他们在哪儿?"

    "啊!啊!啊!"她笑了笑,"还没回来呢。或许马上就回来了。"

    门开了,我马上迎上前去——但是厨师和佣人,这两人也在笑。我冲出门去,朝路上张望。

    "别担心,"胡兰叫我,"他们马上就回来了。先喝点茶吧。你担心也没用,他们不会跑得快一点。"

    "我怎么能不担心?"我冲她喊道,"我眼睁睁看到炸弹落下来,差一点就落在我头上。我看到很多人死了、伤了,场面好惨哪,没有脚的鞋子,没有腿的脚——"

    "你在说什么呀!"胡兰打断了我,"你看见了?在哪儿?"

    于是我们俩就马上冲到路上。半路上,开始打雷了。我们刚跑到炸弹落下的地方,雨就落下来了。胡兰只好不断擦她的眼镜。

    街上一片忙乱,警察、部队和美国服务人员全在那儿。五辆卡车和一辆救护车把路给堵塞了。我们爬上了一个小山坡,上面站满了人,他们的背全湿透了,分不清是汗水、雨水、泥水还是血水。

    "怎么回事?"胡兰说着,用手指头擦擦眼镜,"你看到什么了?"

    我们往前走了几步,我看到很多人跪在一座小山顶上,那儿本来一定是什么建筑物。他们全都在用铲子、锅铲和破木板拼命地挖着。

    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在大街上尖叫的、拿扫帚的女人。她也转过脸来看到了我,一脸惊讶。一刹那,就像在镜子里那样,我们都看到了同样的恐怖的神情。

    她转身走开了。"不要这样!你们干得太蛮了!"她对另外人吼道。但没人理睬她。

    "轻一点,轻一点。"她哀求道,"要这样。"我见她跪在地上,用她血肉模糊的手指头刨出一块砖头、一块木板、一块石头。这些危险的东西拿掉后,她就把脸俯到地上去,轻轻地找她要找的东西。

    我还是不明白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那女人在满是砖头瓦片和碎骨头的山上扒。我不知她失踪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当他们找出她的孩子的时候我再也看不见了。只听见她一个劲地哭着,骂着自己,"都是我不好呀!是我不好呀!"我不想再看那个粉身碎骨的孩子,因为这当儿我们还在找淡若。

    但我们没在这人堆里找到淡若或杜阿姨。大街上倒塌的房子里也没他们的踪影。我和胡兰在这个地方待了好几个钟头,听着其他的母亲们哭着自己失踪的孩子,眼看着希望一次次落空,喊叫声,哭泣声,不相信亲人已死的呜咽渐渐变成后悔的低语。

    每次希望破灭,救出来的是别人的孩子,我都许一个愿。我许了一个又一个愿。我大声地说出来,我向每一位男神女神发誓,保佑保佑我的儿子淡若吧,我一定当好贤妻良母,真诚地待我的朋友胡兰,对她忠心耿耿,原谅我的丈夫文福,并好好服侍他,尊敬我的长辈杜阿姨,听她的话。我无怨无悔地认命了。

    我许完最后一个愿,忽然看到我的佣人跑过来了,一面哭着,喊着,"总算把你找到了。"好像我们失踪了似的。啊,当她告诉我的时候,我哭得多伤心啊!我憋在心里的念头,——我以为我真的失去他了——全都大口大口地吐出来了。佣人告诉我,杜阿姨和淡若就在家里,我们出门不到两分钟,他们就回来了。大家想到这一点都很伤心,他们没失踪,我们找他们肯定找得担心死了。

    所以,淡若一点没事。现在我知道我不得不信守诺言。我许的愿胡兰全听到了,尤其是我说要做她的忠心耿耿的朋友那段话。当然我一点没想到要收回诺言。要是我许愿许得少,说不定淡若已经死了。说不定他人虽活着,却少了一只眼睛,或一条腿。谁说得准?谁知道希望是怎么实现的?

    当然,后来,我记起来了,我很幸运,就在我许愿的时候,他们已经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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