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结婚以后才认识海伦的。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现在和1937年那会儿已经不一样了。当时她很傻，我很天真。那一年以后，她还是傻乎乎的，而且更加固执。我却失去了我的天真，而且总是后悔我失去的天真。因为我失去的太多，我记得的也很多。而海伦呢——她只是以为她还记得。

    海伦一提起往事就会说，"还记得吗，我俩那个时候可真是又年轻又漂亮。现在，瞧我，身子都粗成什么样了！"她又是笑又是叹，好像她自己是前不久才发现自己风韵不存了。然后她一面打毛衣，一面摇头微笑，回想自己，过去的时光多美好啊！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海伦时她的模样。

    那是1937年春天，当时我和海伦已经一起在杭州住了差不多五个月，而我们的丈夫已经结束了他们在一所美国空军学校接受的训练，学校就坐落在这个古老城市的郊外。当时我才十九岁，以为所有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因为我和文福结婚才一个月，所以我还以为我是幸运的，我很骄傲我嫁了一个未来的英雄。当时，战争还没爆发，人人都以为我们是幸运儿，嫁给了空军飞行员，要知道当时整个中国所有的飞行员加起来也不过三四百名。

    结婚那一天，我还不知道我嫁了一个刚入伍的人。我不是傻瓜，没人想到把这事告诉我。过了两三个星期，我才知道。文福告诉我，他就要到部队当飞行员去了。他说，飞行员是从最好的家庭、最好的学校中挑选出来的。现在通知来了，他们将被送到杭州接受特别训练，同时还附有蒋夫人代表她丈夫蒋介石将军的祝贺。文福说，他过几天就出发。我能说什么呢？我也去。

    我们到杭州后，所有的飞行员都有幸参加了陈纳德将军，那位有一个女人名字的著名将军克拉拉·歇诺特举行的宴会。当然，那时，他还没出名，甚至还不是将军。可我记得飞行员们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中国名字，"闪闹"，听起来很像"歇诺特"："闪"，就是闪电，"闹"就是喧闹，喧闹的闪电正是飞机掠过天空时发出的声音——刹！这就是为什么要叫闪闹来教飞行员开飞机的原因。

    我也参加了那个宴会，当时不知老闪闹跟飞行员们讲了怎么一句话，所有的美国教练都像牛仔一样地尖叫起来，还把帽子抛到空中。但所有的中国飞行员还是安静地坐在那儿，只是微笑和鼓掌，直到翻译告诉他们："闪闹说我们应该给日本人一个新的王国。"

    于是所有的飞行员就议论起来，大家说闪闹不会说给日本人新的领土。那么他说的是谁的王国呢？最后，讨论了很久，争论了很久，翻译了很久，我们才明白，原来闪闹是这么说的，"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不用把日本人送回老家，而要把他们送到未来的王国去。"于是大家都大笑起来，"原来他是说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杀死！未来的王国就是地狱。"

    我还记得许多类似的争论。美国人说的是一回事，我们的理解又是一回事，大家都在和别人争论不休。一开头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我们刚到杭州郊外的训练营，听说没地方好住。第一班的飞行员和他们的家属还住在临时平房里，只能兜兜圈子散散步，在自己人中间发发牢骚。后来我们知道了其中原因，原来美国人跟他们的长官说，中国飞行员没能通过考试，还不具备上天的条件。

    这么一来，第一班的飞行员就觉得他们不光输掉了一场考试，也大大地丢了整个中国的面子。许多飞行员都出身于中国显赫家庭。于是他们就抱怨他们的头儿，他们输掉考试是因为美国人只注重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什么皮鞋要擦亮呀，皮带要系紧呀，帽子要戴正呀等等。外国造的飞机都是些破烂货，当然谁也无法正常驾驶它们。这时，我丈夫所在的第二班的人嚷起来了，"别再浪费时间了，我们也要受训——为了救中国。"最后美国人同意给第一班加强训练，第二班也开始训练。但牢骚声并没有马上平息下去，因为我们还是没地方住。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现状，忙于互相扯皮而无法并肩作战。不光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如此，老革命党和新革命党之间、军阀和军阀之间、土匪和土匪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也是这样——大家都吵个不停，就像太阳底下的老公鸡"喔喔"啼叫。剩下的人呢——女人和孩子、老人和穷人——就像胆小的母鸡，任凭大家把我们从一个角落赶到另一个角落。于是日本人就看准机会狐狸般溜进来，偷走了一切。

    第二班的飞行员和他们的太太最后总算住进了一个地方，那儿原先是一座庙，半山腰上有和尚们种的龙井茶，这是全中国最好的茶叶。和尚们把这地方临时让出来给部队住，因为他们相信空军将拯救中国。每个中国人都相信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把日本鬼子永远赶出中国了。

    大多数飞行员睡在一个公共的大房间里。但如果你已有了妻室，或者你是一个美国人，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和一张狭窄的床。房间一头有个公用的厨房，还有一个没有暖气设备的浴室，里面有五只小木桶。有些美国人也来浴室洗澡，但幸亏他们一星期才来一次，一般是在周末晚上。

    我们的住房不太舒服。但我们没有多大抱怨，也许是和尚以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欢迎了我们。我们到的时候正当晚春季节，山上早已是茶香扑鼻。听人说我们来得正是时候。那个星期是春光最明媚的时节，我们正赶上了天下最香最嫩的茶叶大丰收的时节，赶上了天下最美的西湖最美的时节，天气好像也是每天受到老天的保佑，日日晴朗。刚安下家的飞行员听到这个消息特别高兴，他们觉得胜利已经在望了。

    我们经常在黄昏时分三五成群沿着湖边漫步。一个说，"这是一年中湖水最清的时候。"另一个就会加一句，"瞧，太阳落在湖面上，水中一下子出现了两三个太阳。"第三个就会叹口气，喃喃自语，"像这样的落日，我整天看也看不厌。"

    你可以看出，我们这些人没一个想到这个小小的幸运——来得正是时候——马上就要过去，也许某些不那么美好的事情就要取而代之了。

    对我来说，所有这些美景就足以让我满足了。我经常一个人沿着湖边散步，我不去想过去的不幸日子，也不去想我和丈夫未来的生活。我只是观察着那些翻飞的鸟儿，它们从湖上飞起，然后轻轻地落在水面上，不惊起一丝波纹，就在那一瞬间。有时，我会欣赏一只蜘蛛在树丛中结的网，结构那么完美，上面挂着一颗颗晶亮的露珠。我不知道我以后是否能以眼下见到的结构做样子，织出一件同样花色的毛衣来。

    但过了一会那些鸟儿突然互相招呼着，发出女人一般的哭声，或者蜘蛛感到了我的呼吸，缩起它的身子，飞快地爬开了。这时我就不禁忧从中来，想到我的婚姻中早已存在的问题。

    我和文福在婚前没有多长时间的接触。婚后我们在婆家住了个把月。因此，说实话，我对文福母亲的脾气的了解还比对文福的了解更多一些。她教我怎样做一个她小儿子的好老婆。这个母亲宠坏了他——她教我怎样对这个可怕的人尽到自己的责任。她的话我都听了，因为我没有母亲，只有老阿婶和新阿婶，她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教育我要害怕。

    这就是我婆婆教给我的：要保护我的丈夫，这样他才会保护我。要怕他，把怕看作尊敬。要给他做一碗恰到好处的热汤，先用自己的小手指试过才能端上去。

    "不要怕烫！"每当我觉得痛时她就喊道，"为自己的丈夫烫一下算得了什么？"

    我相信她也是在说这种为丈夫受的痛才是真正的爱，这种爱是在夫妻之间慢慢培养起来的。我也在中国的和美国的电影中见过这种爱。一个女人总是不得不受苦，受累，哭泣，然后才能体会到什么是爱。现在既然我和文福住在杭州的一个小庙里，我已经吃了很多苦，我就以为我的爱正在生长起来，以为我正在变成一个好妻子。

    现在我不得不坦白地说说那种事。我觉得不应该跟你说那些事，男女方面的事。可我要是不告诉你，你就不会明白我为什么会变，他为什么会变，所以我要告诉你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虽然也许我不能把一切全都告诉你。也许说到难于启齿的部分我就不能再说下去了。这时，你就不得不自己想象一下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再把它想象成坏十倍。

    文福每天晚上都要我，但要的方式跟我们在他父母家住的时候不一样。那时我很怕难为情，他也很轻柔，总是用好话劝我，安慰我，我怕得厉害时，还没大声喊出来，他就停下来了。但在杭州，他说，是时候了，我该学学怎样做一个合格的老婆了。

    我觉得我是要学一学，减轻我的害怕。当然，我还是很紧张，但我准备去学。

    到那个庙里的小房间的头一天晚上，我们躺在一张狭窄的床上。我穿了睡衣，文福光穿了条短裤。他吻我的鼻子、我的脸、我的肩膀，说我长得有多美，我使他有多快乐。然后他就附在我耳边，要我说肮脏的字眼，是有关女人身体部位的肮脏字眼——不是关于任何女人的部位，而是那些把身子出卖给外国水手的妓女的。我一听到这些字眼耳朵就生痛。我挪开身子。

    "我不能说这些脏字眼。"我最后对他说。

    "为什么？"他问我，然后又变得很温柔、很关心的样子。

    "一个女人不能说这些。"我说着，找着理由。然后我笑了一下，想让他知道，这些事光是想一想就叫我够难为情的了。

    突然，他的笑容消失了，他变了另一个人。他很快站起来，一脸怒气，难看极了。我真有点怕。我也站了起来，拍拍他的肩膀，想把他扳回来。

    "说！"他突然喊道。他重复说了三四个脏字眼。"说！"他又一次喊道。

    我摇摇头，哭起来了。然后他又变得温柔起来，给我擦去眼泪，说他是多么关心我，他抚摸我的背和脖子，直到我被安慰和快乐弄得浑身无力。他只是在讨我喜欢，我感到快乐。我多傻呀！然后他拉我起来，脱掉我的睡衣。我全身赤裸了，他握着我的双手，真诚地望着我。

    "说。"他用平静的口气说。一听到这话，我就倒在地上。但还没等我扑倒，他就拉我起来，把我像一袋米似的拖到门口。他打开门，然后把我推到庙里的走廊上，每个路过那里的人都可以看到我赤裸的样子。

    我怎么办？我不能喊。要不然就会有人惊醒，出来张望，看到我。所以我只能小声地透过门缝，求他，"开门！开门！"他一声不响，一点没反应。过了几分钟，我终于求饶了，"我说。"

    打那以后，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现在你该想象得出了，你该把这事想象得更坏一些。

    有时，他叫我脱掉衣服，双手双膝着地跪在地上，好像我在求他来一次"粘在一起"的欢乐，好像我想他想得那么厉害，愿为这种恩赐付出一切代价。而他假装拒绝，说他已经厌烦了，或者说我不够漂亮，要不然就是那天我没做好妻子。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恳求，我的牙齿格格发抖，直到我真的求他让我离开这冰冷的地面。有时候，他让我赤裸着身子站在房间里，在夜半的寒气中瑟瑟发抖。他说出身体的某个部位，我就得说出相应的一个脏字眼，然后用自己的手指点到自己身体的那个部位，——这儿、那儿、任何部位——他就在一旁看着，笑着。

    每天早上他还经常抱怨，说我不是一个好妻子，说我没有激情，不像他认识的另外女人。当他说到这个女人、那个女人，说她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漂亮，怎么怎么情愿的时候，我从肉体到头脑都受到了伤害。但我没有生气，我不知道我应该生气。这就是中国，一个女人连生气的权利都没有。但是我很不高兴，我知道我丈夫对我还是不满意，我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来向他证明，我是一个好妻子。

    在这第一个月里我还发现了我丈夫的另一件事，所有的飞行员都叫他文成。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明明知道我丈夫叫文福。哦，他还有两个哥哥，其中有一个叫文成。但那个哥哥两年前已经去世了呀，——我知道是在1935年得肺病死的，家里经常提起他，是个很聪明、很孝顺的孩子，但老是生病，老是咯血。我以为是飞行员们搞错了，也许是因为文福老提起这个死去的哥哥，弄得他们现在都以为那就是文福的名字，我丈夫只是出于礼貌而没有纠正他们。

    但是有一天我听他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好奇怪呀——他说他名叫文成。后来我就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我听错了。他干吗说自己的名字是另一个？后来我又听他说过一次，他的名字叫文成。这一次他告诉我说，是部队把他的名字给写错了，他能叫整个部队纠正过来吗？他说他不得不告诉他们，文福是他小时候用过的名字，只是个小名。

    我接受了他的解释，这是合情合理的。可后来，当我翻检箱子时，掉出一些东西，我发现是一份毕业证书和一份申请加入空军的表格，它们是我丈夫的死去的哥哥文成的，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一家航海商校。这下子我就明白了：凭我丈夫的那点聪明才智进空军还不够格，但冒名顶替他那死去的哥哥倒是绰绰有余。

    打那以后我就觉得我丈夫身上有两个人，一个死人，一个活人；一个真人，一个假人。我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他，看他怎么撒谎。撒谎撒得那么圆，那么心安理得，他就像那些鸟，掠过水面，不惊起一丝波纹。

    所以你明白了，我尽量做个好妻子，尽量爱他不那么坏的一半。

    也就在我们到杭州后的两星期左右，我认识了海伦。她也很年轻，大约十八岁，我听说也是新婚——不，她嫁的不是我的兄弟。不过这事过后再说。

    在这以前我已经注意到她了，我们经常在大厅里，在庙周围一起散步，或一起下山到城里地摊上买些肉和蔬菜之类。所有住在庙里的女人都互相注意，因为我们总共才六个。大多数飞行员都还很年轻，简直还是孩子，只有几个人娶了媳妇。美国教练也没把他们的妻子或女友带来，但他们有时也带一个很难看的本地姑娘到他们的房间里。我后来听说了，他们带的总是同一个姑娘，因为五个美国人都从她那里染上了同样的病，一种看不见的小虫子，大家都说这些虫子现在已经在浴室中繁殖开来了。

    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个姑娘和她的虫子才使我认识了海伦。没有一个女的还想去用那个浴室，尽管和尚再三声明那里已经消过毒了。我们早已听说这种虫子是杀不死的。一个女人一旦染上了这病，那她跟妓女就没什么两样了，因为那时她的大腿间就经常会发痒，唯一的解脱是要有一个男的在她的两腿间给她进一步搔痒。

    我就想到要真的染上那病我可真是要求我丈夫了。当然，我也想起了在崇明岛的那会儿，我被蚊子叮的时候，我一边搔痒，一边还说"痒死了！"这种行为就像一个不忠的妻子，她想性事想得痒死了，就去当了妓女——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麻风病人，什么人都行。在将要结婚的年轻女人中间，这已经成了常识。当然，我们也都相信这些。还有谁会告诉我们别的呢？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傻吗？

    于是我们——五个女人加上我自己——决定不再去那个浴室洗澡。有一个女的——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姑娘，碰到一点点小事就要发牢骚——找到了一个原来用于堆放从山上采下来的龙井茶的小房间，地上还摊着往年收下来的老茶叶，角落里还有一只炉子，原是用来烘干茶叶的。我们马上决定用这只炉子来生火，把房间弄热，使它比原先的浴室还要好。房间里原先就拉着一根晾衣绳，我们就在上面挂上被单把房间隔开来。

    然后我们就轮流着，一个人烧水，两个人在屋子另一头的厨房和烘茶叶的房间之间来回跑，把一桶桶热水和煮过的布抬进去。另外三个就坐在被单后面的凳子上把布浸在脸盆里，洗她们的身子。水滴在地上，落到茶叶上，蒸气从放在地上的水桶里升起，空气中马上就飘满了龙井茶的香味。我们都尽情呼吸着，叹息着，让这充满香味的水珠滴在我们脸上。

    所以我们就不去管那个浴室了。连那个自以为是的姑娘也大笑着说，她很高兴美国人染上了那种病。每天傍晚我都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干，我和一个名叫胡兰的把装满热水的桶从厨房里抬出来。

    那就是海伦曾经用过的名字：胡兰。

    所以你瞧，海伦根本不是我的嫂子，也不是你的亲舅妈。我怎么对你说呢，我是在中国的抗战时期才碰到她的？当时你还小，压根儿就不知道中国打过仗。你只知道二次大战是在夏威夷一个和你同名的地方，珍珠港爆发的。我想告诉你，可你老是纠正我，你说，"噢，妈，那是中国的历史。这是美国的历史。"是的，是的，你跟我说过一次。如果我跟你说，海伦不是你的舅妈，兴许你也会纠正我！瞧，你现在还想纠正我。

    不管怎么说，这是事实。我是在那个浴室里碰到海伦的，她当时叫胡兰。开头几天，我和她没说上几句话，也许只不过到时候问问她，"水够热了吗？"

    她是一个副机长的太太，是文福的上司的太太，所以我觉得我跟她说话得小心一点。我不能抱怨我们的生活条件，也不能说我很想永远待在杭州，她会以为我不想让我们的飞行员通过训练。

    但是从一开头她就非常友好，她甚至还大声地告诉我说，那些和尚不干净，他们实际上很脏，因为她在她的床背后发现许多指甲和头发丝。我没说什么，虽然我也在我的床背后和墙壁上找到了脏东西。

    然后她就跟我讲起了她的丈夫，他叫龙家国，他抱怨说训练进行得不太顺利。她说，美国人在许多方面和中国长官意见不一致。目前正在说起要把大家送到洛阳的一个意大利军营去。她说，那是很可怕的，因为洛阳不是生活的好地方，那儿只有两个季节：要么是洪水，要么是沙尘暴。那地方曾经很有名，有成千上万尊佛像，这些年来，大多数佛像被削掉了脑袋。所以到那个满是受伤的佛像的地方去，只会给空军带来厄运。

    我不知道她怎么会对洛阳知道得那么多，莫非她的老家就在洛阳附近。她说话的嗓音又慢又响，还带点我不熟悉的乡音。她的行为举止很粗鲁，一点也不文雅。要是她掉落了一个发夹，她就会弯下腰，撅起屁股去捡，然后就随便夹在头发上。她走路的时候，步子迈得很大，双臂前后晃动，样子就像那些替别人担水的苦力。

    真的，她的一举一动都像一个乡下佣人。这就使我弄不明白，她怎么会嫁给一个副机长呢？那个人受过教育，长得很帅，肯定出身于大户人家。我知道另外几个姑娘都出身贫寒，是结婚以后才好起来的。但她们的长相无可挑剔，她们的婆婆很快就教会她们行为举止怎样得体。

    胡兰算不上漂亮，即使用老眼光来看也算不上。她长得很胖，但是不像那种古典型所谓的桃子皮，又红又甜，好像吹一下就会破似的。她的胖更像那种肉馅塞得太多的包子，圆鼓鼓的，往边上挤出来了。她的双手和骨节都很粗，脚板阔得像划船的桨似的。而她偏偏又剪了个流行的西式发型——一边剪掉很多，梳得光光的，另一边又烫成鬈发——她把卷的一边贴到平的一面，结果这边蓬松，那边扁平。她对服装式样一无所知。一天我见她把一件西式的花衣裙罩在一件黄色的中式旗袍上，下面露出一大截，就像过长的衬裙，上面又着了一件她自己手织的毛衣，两只袖子很短，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堆刚从洗衣房里拿出来晾的衣服。

    我并不是因为现在生她的气的缘故，就对以前的她的长相打扮说东道西。我干吗生气呢？因为她想对你讲我的故事，在她临死前把一切都抖搂出来。当然最后我自己会亲口告诉你的。我在等恰当的时机，你瞧，你现在就在这儿，我正在把一切都告诉你。

    不管怎么说，尽管我在生她的气，我还是记得有关胡兰的一些好事。是的，她的眼睛很大，很开朗，很温柔。她的脸蛋很圆，使她的嘴显得小一些，甜一些。她的下巴样子很好，不太大，看上去不是太软弱。她比较老实。最重要的一点，她比较老实，心中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没有城府。

    也许这不是老实，这是傻，不懂得节制，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隐藏自己的感情。是的，她就是这么个人，什么都藏不住，什么都不在乎！

    瞧她怎么样吧。每天傍晚我们在一起洗澡，她就这样叉开两腿坐在凳子上，拼命地擦她的身子的各个部位，——Rx房、腋窝、脚下、腿间、背部、屁股，——直到身上起了一条条的红色的抓痕。然后她用双手和双膝着地，像狗似的趴在地上，就那么光着身子，把头发浸到脸盆里去，用洗澡剩下的热水洗头。

    我既为她也为我自己感到难为情，我知道每天晚上我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我丈夫面前的。我尽量不去看她。我假装忙着管自己洗，我用细瘦的双臂遮住Rx房，用一块大布挡住下身，然后躲在后面用另一块布洗，尽量不露出明显的动作来。但是我忍不住要看胡兰。她这样子看上去好丑啊。我看到她的头在脸盆里前后晃动着，像一个疯女人似的，她抬起头，用她那有力的双臂拧干头发，就像拧拖把似的。然后她站起来，用毛巾挖挖耳朵，擦擦鼻子，擦干全身，冲我笑笑，说，"瞧你！还没洗完，热气要跑光了。"

    我和胡兰在那间放茶叶的洗澡间里碰面以后，就经常一起出去散步。总是胡兰出的主意，说是要看看最奇怪的东西。她常提到，她从另外一个太太那儿听说，要不就是从一个飞行员，或镇上的一个店老板那儿听说过什么名胜。她好像很喜欢和大家说话，问哪儿可以看到奇怪的东西。一次，她听说有一个魔泉。

    "这个泉里冒出来的水呀，"她说，"重得像金，甜得像蜜，可又清得像玻璃。你往池里看，能看见自己的倒影，就像在镜子里一样。你要是转个方向，就能看到池底，全是黑色的石头。听说，满满一杯水里投进一块石头，水一滴也不会满出来。这水可真奇了。这都是一个和尚告诉我的。"

    但是我们到达那泉边时，只有一家茶馆，喝一杯有奇香的好茶要花不少钱哩。胡兰喝了这茶，说真奇了，茶水流过她的血脉，进入她的心脏和肝脏，使她觉得完全平静了。但我觉得她只不过是因为每天中午打惯了瞌睡，有点昏沉沉罢了。

    又有一次，她说她知道城里有一个地方卖一种叫"猫耳朵"的面条汤，这家饭店的橱窗里还挂了半打割下来的猫耳朵呢，说明这饭店卖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但我们从没找到过这地方。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猫耳朵"不过是当地人对馄饨汤的一种叫法。

    我开始想到，大家都拿胡兰当傻瓜，编些古怪的谎话给她听，看看她耷拉着大嘴巴的样子，又在背后笑她。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她，因为我不想成为第一个告诉她真话的人，说大家都在拿她寻开心。但后来，我有点恼火了，我认为她只不过是在装傻，装出一副很容易上当的样子。人家说去看一条女人变的蛇，她也信了；人家说去看一个会吹萧的山洞，她也信了。每当她来邀我一同前往的时候，我开始找借口，说我累了，或是胃不舒服，或是脚太紧了不能跑远路。我找的这些借口，后来都成了事实，这就是倒霉的想法。

    胡兰和我之间就是这样。她能把一颗想象的种子培育成一片希望的田野。但我不知道，我之所以找这些借口，实际上是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