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疤

    ——许安梅的故事

    小时候，在中国，外婆就者跟我说，我妈已是个鬼了。但我妈并没死，一个活人，是不能叫“鬼”的。所以我明白，外婆这样做，是存心要我忘记妈，权当她已死了。事实上，我已渐渐对妈印象淡薄了。我的记忆，可以追溯到我们在宁波的那幢大房子，它的楼梯又陡又窄，过道里阴森森的，那是我舅舅和舅妈的房子，我和弟弟，还有外婆，也一起住在那里。

    大人们常给我们讲鬼故事，那种专门要吸孩子血的鬼，特别要抓那种脾气倔，不听话的女孩子。

    我这一辈子，就怕我外婆，特别后来在她病得很厉害时，那简直令我恐惧之极。

    那是在1923年，那年我九岁。外婆浑身肿胀得像只熟透了的大南瓜。原先丰满富态的她，几乎变成了一堆发臭的烂肉。即便此时，她还要把我叫入她那间臭气熏天的房里，说要讲故事给我听。“安梅，”她说，叫着我的学名，“听着，”这是通常的开场白，但她讲的故事都是希奇古怪的，我一点也听不懂。

    一个贪心不足的女孩子，突然肚子大了，而且越来越大。女孩子死也不肯说出怀着谁的孩子，结果她服毒自杀了。后来人们剖开她身于发现，里面是只白白的大冬瓜。

    “一个贪心的人，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外婆最后这样说。

    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个不听话的女孩子。一天，这个女孩子又在与姑母闹别扭，只见她拼命地摇头拒绝听姑母的话，忽然，就在她拼命摇头的时候，她耳朵里掉出一团白糊糊的球一样的东西，就这样，她的脑子就这么倒个精打光，就像泼出的鸡汤似的没有了。

    “这就是所谓的‘没有脑子’，你满脑袋都是自作主张的主意，其他的脑子，就只能给这样泼出去了。”外婆这样告诫着我。

    当外婆病势加剧，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曾把我唤到病榻前，给我讲了有关我妈妈的事情。“你提也不要提她的名字——永远。一提她的名字，就是对你父亲的亵读。”

    我对父亲的全部印象，只是挂在客厅的一幅巨幅画像。一个大个头的，没有一丝笑纹的男人，终日间郁郁不欢地寂寞地挂在墙上。他那对忧心忡忡的双目，总是跟着我的身影转。从大厅直至我自己的房间，我似都能感觉到他那对窥视的目光。

    外婆说，他是在注意我有否失礼和淘气。所以每逢我在学校里扔过小石子、或者不留神丢失了一本书或什么，我便会心急慌忙地机械地窜过父亲画像跟前，然后回房躲在角落里，心想这样他将看不见我了。

    我深深觉得，我们的家，是如此的压抑和不快，但我的弟弟却对此浑然不觉。

    他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追逐小鸡，和小朋友们嬉闹，大声喧闹着尖叫着，寂静的房子里，数他最闹，只要瞅着舅舅和舅母出去，他就在他们很好的丝绒沙发上窜跳践踏。

    但是，他也很快就不再快活了。在一个酷暑季节，外婆已经病得很厉害，我和弟弟在门外看热闹，一家邻居正在大出殡，当他们走过我家门口时，那位死者的照片突然从座上掉到尘土埃埃的地上，一个老太太当即大叫一声，晕了过去，弟弟见状哈哈大笑，舅母即时给了他一个耳刮子。

    舅母对待孩子，向来粗暴得很。我弟弟不服地瞪了她一眼，她马上训斥他目无尊长，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就像我们妈妈。舅母的舌头不住地掀动着，就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她滔滔不绝地数落着我母亲，说她竟是如此糊涂，那样急不可待地跑到北方去嫁人，急得连自己陪嫁的那十副银筷子都不带。这是丢脸，败坏祖坟的风水。弟弟则指责舅母，说是她把母亲给唬走的。舅母即刻破口大骂，说什么我妈跟了个叫吴青的人走了，那男人早已有了老婆，还有两个姨太太，并且已有了一大堆孬种。

    弟弟回嘴说她咂巴得就像只掉了脑袋到处乱窜的母鸡，她气得“呸”一下唾在弟弟的脸上，抓起他的头发就往门上撞。

    “我让你嘴凶，让你嘴凶！你这个贱鬼！”舅母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狗娘养的。谁都看不起你妈，她粪土都不如。这个连祖宗都不认的女人，这个贱女人，连鬼都看不起她。”

    舅母那番责骂，令我总算领悟了外婆为什么要给我讲那些故事，那是因为我的母亲，我才有了这样的必修课。“当你把脸丢了，安梅，”外婆常这么对我说，“就好比你把项链给掉进井里了，唯一能挽回它的办法就是，跟着跳进去。”

    这么一来，我能想象到我那大逆不道的母亲究竟怎么个模样：没有头脑，没有闺秀风度，吃相难看，筷子像雨点样伸向甜点心。她很高兴摆脱了外婆，还有她那脸孔铁板一块的挂在墙上的丈夫和两个犟头倔脑的小家伙的羁绊和束缚。我觉得非常地不幸，摊上这么个母亲，她竟甩开了我们。每当我避开墙上父亲的窥视，躲在自己房间的角落里时，这种念头，便会潜上我心头。

    那天妈妈突然出现时，我正好坐在楼梯顶上，我立刻知道，这是妈妈！虽然记忆中，我对她一点也没印象了。当时，她站在过道里，因此她的脸庞是一团阴影。

    她的个子比我舅母要高得多，几乎与我舅舅一样高。她整个仪态举止也很让我觉得新奇，有点像我们学校教会里的女人，只见她穿着一身西服，剪着短发，穿着细脚伶什的高跟鞋，傲慢自信地站在那儿。

    舅母瞟了她一眼后，就再也不答理她，既不招呼她入座，也不给她泡茶，一个多年的老妈子实在看不过去，只好快快地退了下去。我努力让自己沉住气，然而心里却像兜着个蟋蟀，七上八下的。妈妈一定听到了我心跳声，只见她抬头张望了一下，瞬间，我的灵魂似乎出了窍，它脱离了我的躯壳躲在一侧，清清楚楚地在窥视自己那目瞪口呆的模样。

    只听见舅母在外婆房里一个劲地嚷嚷：“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竭力阻止我母亲挨近外婆的病榻，但母亲毫不理会她，径自走进房里。

    “我回来了，再也不走了，”妈凑着外婆耳边轻声说，“你的女儿回来了。”外婆的眼睛睁了睁，但她的意识，已飘离得很远很远，再也回不来了。如果此时我外婆的神智正常的话，我想她也许会把我妈赶出去的。

    我盯着母亲打量，这是自她离开后我第一次见到她。她很漂亮，鹅蛋形的脸庞白皙细嫩，既不像舅母那样扁圆也不属外婆那样瘦削。她有着一个颀长嫩白的脖子，优雅起伏的线条，令我联想起天鹅的颈脖。她像幽灵一样，无声无息地从房间这头飘到那头，轻盈啊娜。她不住地把毛巾绞湿后，轻轻覆盖在外婆肿胀的脸庞上。望着外婆那半闭的、呆呆地凝然不动的双目，母亲不禁深深叹了口气。我全神贯注地盯着她，只觉得她的嗓音是那样熟悉。我有点恍惚了：我依稀记得在哪儿听见过这样的声音，它仿佛来自一个被遗忘的梦境。

    待我后来回到自己房里，意外地发现，妈妈在里面，笔挺地伫立在那里。记得外婆叮嘱过我，干万不能理睬我妈，我便一声不吭地默默站在一边。妈却拉起我的手，把我带到沙发跟前，然后坐下，一切显得那样自然，好像我们天天都这样相处在一起似的。

    妈给我解散了发辫，然后用一把长柄梳帮我轻轻地梳理着。

    “安梅，你乖吗？”她问着我，会心地笑着。

    我一片茫然。但我的内心却在打哆嗦：我觉得自己成了那个肚里怀着个大冬瓜的女孩子了。

    “安梅，你不认识我了？”她有点嗔怒地说。我又想到那个不听长辈话的孩子，我可不希望像她那样脑袋开花、脑浆从耳朵里掉出来。

    她停止梳理我的头发，我觉得，她那细长光滑的手指，在我的下巴颏上抚摸着，寻觅着，她终于找到了，那是我颈脖上的一个伤疤。当她轻轻抚摸着我那伤疤时，我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了，似乎她把“过去”，轻轻揉进我的皮肤，渗进我的记忆。

    她垂下手，哭了，双手紧紧缠住她自己的脖子，哀哀地哭得很伤心。这一切唤起了我的记忆，我记起了，那幻梦一样的往事。

    那年我四岁，恰好高出餐桌一个头，下巴正好齐着桌面，我站在这一头能看见桌面那头，弟弟正坐在外婆怀里，紫涨着脸大声号哭着。这时，我听到一阵“扑噜扑噜”的声音，那是一只滚烫的火锅端上桌了，只听饭桌上一片“请、请”的声音。

    突然，饭桌上霎时静下来，只见舅舅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家的目光都“嚓”一下射向门口，那里，站着个高个的女人。我是饭桌上唯一出声的。

    “妈！”我叫了起来，从座位上下来，但舅妈立刻给了我一个耳刮子，将我按回座上。这时，饭桌上大家纷纷站起身，大声指责着什么，母亲则带着哭声大声呼唤着：“安梅，安梅！”这时，外婆尖着嗓子压过众人的声音嚷着：

    “你这只妖精，不老老实实地在家守寡，却去做人家的第三房姨太太，还想带走你的女儿。跟着你，她也会变得像你一样丢人现眼的，会一辈子也抬不起头的。”

    妈妈仍旧大声呼唤着我，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晰地听见她的呼唤：“安梅，安梅！”隔着桌子，我能清清楚楚看见她的脸孔，在我与她之间，是一只插着烟囱的、火热滚烫的火锅，深色的汤水笃笃地翻腾着。忽地，只听得周围一声惊叫，那锅汤水泼翻在我颈脖上。

    那种痛楚是无法形容的，这不是一个孩子所能忍受的。这种痛苦作为一种记号，已永远烙在我的皮肤上了。我连哭都无法哭，因为我已烫得皮开肉绽，连透气都感到痛。

    我也无法说话，疼痛令我涕泪滂沦，眼前一切都让泪水给迷蒙了。但在外婆和舅妈的嚷嚷中，我还能听出妈妈的哭喊，渐渐地，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晚，外婆来到我床边：“安梅，听着！”那声音还是那样充满责难，就与往常训斥我不该在南道上乱窜一样的严厉。“安梅，我们已替你准备好寿衣寿鞋了，都是白布缝制的。”

    我听着，觉得刀割一样的难受。

    “安梅，”这下，她的语气温柔一点了，“你的寿衣很普通，并不漂亮，因为你还只是个孩子，即便你的寿数短了点了，你还是亏欠了你的家，因此，你的丧事也将是很简单的。我们会很快把你忘掉的。”

    外婆又说了些类似的话，令我受的伤痛，更甚于我颈脖上的创口。

    “即使你那哭得死去活来的母亲，一旦你好不了啦，她也会忘掉你的。”

    外婆这一着做得十分漂亮，我忙忙地从阴司地府里挣扎着回头，为的，要找我的妈妈。

    每晚每晚我都在哭，哭得眼睛和颈脖火辣辣地生疼，外婆则坐在床边，不断将凉水泼在我的颈脖上，泼呀泼呀，直到我的呼吸开始变得均匀平缓，而且，我开始能入睡了。次日早上，外婆用她留得尖尖的长指甲，像小镊子样、轻轻揭去伤口上的痴片。

    整整两年，我的颈脖上，显着一道苍白浮亮的疤痕。而我对母亲的记忆，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生活中的一道伤口，就这样愈合了，收口了。谁也看不见它底下埋着什么样的痛苦，谁也不知道那痛苦的起因来自哪里。伤疤，是痛苦的终止。

    然而，眼前这个站在外婆床边的母亲，与我梦中的妈妈，却是这样的截然不同。

    但是，我开始逐渐爱上跟前这个妈妈了。倒并不是因为她来这里恳求我的原谅，事实上，她也没有这样做。她无需向我解释，为什么我濒于死亡时，她不来看望我，那是外婆阻拦着她，这一点我理解。她也无需告诉我，她嫁给了吴青，由一个不快乐的境地转到另一个不快乐的境地，这点，我也明了。

    我究竟是怎样逐渐爱上我母亲的？我想，是她让我发现了真正的自我，那裹在一副皮囊下的真正的我。

    夜深了，我被叫进外婆的房间。舅妈说，外婆快走了，我必须尽尽孝心。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衣服，站在外婆脚跟前，在舅舅和舅母之间。我轻轻地抽泣着。

    房间那头，妈妈独处一边，默默地伤心着。她正在照料一锅汤药，炉子上，汤药沸滚着，散发着一股草药味。猛地，只见她挽起衣袖，拿起一把锋利的小刀，搁在自己的手臂上，我不敢睁眼看她。

    母亲在自己手臂上割了一片肉，眼泪从她脸上淌下，血，也“答啦”、“答啦”地往地板上滴。

    妈妈把从手臂上割下的那片肉放入药汤里，就像古代的巫婆样，希冀着用一种未可知的法术，来为自己的母亲，尽最后一次的孝心。妈妈设法撬开外婆已经紧闭了的嘴唇，把汤药给喂了进去。但是当晚，外婆还是走了。

    虽然当年我尚幼小，但我能想象妈妈的这种切肤之痛，及这痛苦意味着的价值。

    一个女儿，就是这样地孝顺着她的母亲。这种孝，已深深印在骨髓之中，为此而承受的痛苦显得那般微不足道。你必得忘记那种痛苦。因为有时，这是唯一的途径，能让你意识到“发肤受之父母”的全部含义。你有义务为母亲剖膛切腹，而你的母亲也应该为她的母亲如此这般，她的母亲将为更上一代的母亲这样做，如此代代推及，直到万物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