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开始写作以后才阅读《人民文学》《文艺报》并且开始关注我们的所谓文坛风云的。此前，我的印象是大多数时文不好看，一个毛头小伙子，一拿起笔来就有一种全盖帽儿的雄心或者野心，这虽然幼稚，却不足为奇：如果我认为我写的是现有文坛的成果的延伸，也许我最好是不写，继续积极地当我的团干部，前途可能要更无量得多。

    一九五四年文艺报上开始批判“一本书主义”，我完全读不明白，作家的任务除了一本书又一本书以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更重要更神圣不成？一本书主义不好，两本书、三本书还是零本书、没有书就更好吗？

    在对于丁玲的种种批评之中，没有比批“一本书主义”更荒唐，更不得人心的了。我这个当时的局外人认为。

    出现了对于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批得崇高辉煌。我记得是宋之的同志写了这样的高屋建瓴的文字。而我最初读这篇小说时，感觉写得委婉深情，是那些年我读过的本国小说中比较动人的一篇，高于许多其他篇的一篇。例如报纸上登过一位著名老作家的作品，描写一个农村青年去结婚，一路上急人所急，难人所难，又是救病人，又是堵口子，又是排解交通事故……把新娘和亲友急坏了，最后在迟到多时、衣无完布的情况下举行了婚礼。这样的小说意思虽好，实在难于恭维。这个作品，倒是报上加了编者按大力提倡的。

    而1955年开始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更使我一头雾水。毛主席的按语是写得真棒，针针见血，字字轰鸣，不但振聋发聩，而且天翻地覆——也就头晕目眩了。这个事件引发了各机关的肃反运动，我们一个小单位，把炊事员揪出来了，他说了一点关于宋庆龄的话。有几天不让他做饭而是让他扫地。河北高中一位老相识，也是地下外围组织的成员，更是被揪斗了个不亦乐乎。我暗暗吃惊，觉得可忧可怖。我觉得做得有点过头了，但总归是英明伟大之举。我要从中好好学习提高。

    而1954年我发表的《小豆儿》是非常革命的，是肃反题材（发表后我才明白我是沾了肃反题材的光）。在写完《青春万岁》初稿后，我开始写一点短东西。写完不贴邮票就把稿子寄到《人民文学》杂志。那时候规定，稿件邮递是免收邮费的。稿子上我在结尾处有大段抒情，安东诺夫的路子。我自以为小说的重点不在检举坏人，而在于突出新中国的青少年，面临着怎样的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与急剧转变。我听说过一个因小儿麻痹症后遗而跛了腿的小孩的故事，她常常挨母亲的打，但是解放以后同样挨打时候她哭叫道：“毛主席不许打人！”这位残疾女孩信赖着呼唤着共产党，毛主席！她的故事令我涕泪横流。

    我的《小豆儿》的抒情尾巴被《人民文学》杂志（当时是全国最有权威和地位的所谓“皇家”刊物）副主编葛洛全部删除。我很心疼，便写了信去抗议。葛主编接见了我，指出那一段我写得芜杂和俗气。这是我的“酸的馒头——sentimental”（感伤）主义的首次受挫。

    我的《春节》原是一篇散文，寄给《新观察》，编辑的退稿信说，我写得很有感情，但是太散漫了。接到退稿，我用二十分钟时间编了一个故事，把同样的内容串了起来，寄出去，立即在《文艺学习》发出并受到夸奖。我一直不好意思编故事，用编故事的方法写小说我总觉得近于以雕虫小技骗人。我后来终于承认，写小说离不开编故事。

    唉，写小说不可太俗气，太俗了像卖狗肉包子。也不可太清高自恋：太自命清高了，你根本就不该涉足小说，这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流行于酒肆茶馆，为引车卖浆贩夫走卒之流所喜爱的，有大说宏文的文体。

    此前，经过千辛万苦，最后几周我和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头晕脑胀，眼冒金星，寝食难安，四肢丧力，全无把握，我写完了《青春万岁》的初稿。怕手稿丢掉，我把相当一部分稿子抄写到大型笔记本上，再买了大量五百字一张的竖写稿纸，往稿纸上誊。除了我自己，我还委托我的妹妹王鸣与一位同事朱文慧同志帮助我誊写。誊也誊完了，时至1954年冬，距离开始动笔整整一年，我算有了一份厚厚的稿件了。

    文学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任何得意特别是失意者，赋闲者，自命怀才不遇的穷酸者，自恋者，梦游者，热情者有使命感者，也可能是妄想者，与编辑出版人员有私人关系者……都可一试，都有可能小示身手，而且，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差不多只有写作不由计划安排，你想写就写，写好了就能成事，那个时代有志于写作者何其多也。

    同时，你一旦从事了那个叫做习作（一种酸酸的谦虚的说法）的事儿，你不管是怎么样地学富五车，有怎样的职位与学历，具备多么高尚的情操人格，多少经验阅历，多少才华灵感、奇思妙想和牺牲精神英雄气概……你仍然是不够用的，你最多只算是半瓶子醋。

    但是也确有这样的写作者，虔敬，献身，追求，忘我，一股脑儿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文学，这样的人很难容于人众，也很难容于同道，也很难得到知音。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喜欢匍伏着痛哭流涕着去仰视文学。他们宁愿意去读书解愁破闷，借他人之故事言语浇自己之块垒。一个作家把文学想得太高太高，高入云端，高如上帝，而把自己按天使至少是按圣徒来设计。他们成功的可能性不超过百分之一。而多半会搞得最后鼻青脸肿——粉身碎骨。

    我想起父亲的一位同乡、同学，他就是来自老解放区，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的潘之汀老师。我找了他，他住在和平里新住宅区。我第一次看到新的居民楼，我很欣赏。潘老师的妻子是一位话剧演员。身材娇好风韵犹存的她对我说：“赶明儿你写了剧本我们演。”令我醉迷欲融。

    不久，潘叔叔来信说：“你有了不起的才华……”，这样的说法又使我发了一回高烧，只如快乐死了一回，又一缕“香魂”慢悠悠甜丝丝活了回来。

    他说他把稿子介绍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负责人吴小武。吴笔名萧也牧，他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丁玲带头的严肃批评。小说写一个知识分子男与工农出身的女士的矛盾，其中有一段写男要赏月，女则抱怨月亮不如烧饼，不能解决饥饿问题。这样的小说与这样的批判（丁玲的批判文章题为《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包括上纲上线的文题，今日读起有喜剧色彩，但当时造成的却是货真价实的悲剧。此后吴小武的外形与言谈，声调与举止，都给我以背时晦气的感觉。

    于是我昼夜苦等，梦里也看到了吴小武老师，得到了他的指点。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颤抖，活像一个太监在与皇上说话。吴告诉我，是编辑刘令蒙在审稿。直到次年春夏，没有消息，电话也打不到刘编辑，忽然又从团市委领导处得到刘编辑在反胡风运动中“有事”的传闻，我更是叫苦不迭。

    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在东四十二条老君堂，离我工作与居住的地点很近。我骑着自行车去到出版社门口，看到一些戴着深度眼镜，说着南方口音的官话的一脸书气的编辑上班或者下班。我欲问无门，欲钻（营）无路，欲讨好无缘，欲交流不配，欲哭无泪。

    我整整等了一年，我变得近于迷信了。我常常想，假如早晨天下了雨，就可能是《青春万岁》有了下文有了好消息的兆头。假如一只乌鸦向我连叫数声，我想这很可能是稿子被彻底否定的标志……到了1955年冬，吴小武并找上了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老作家萧殷找我谈话。我们是在萧老师家、东城区赵堂子胡同八号（后萧老师到广东工作，此院转售予臧克家诗人）谈的。萧老师高度评价了稿子的基础和我的“艺术感觉”，指出书稿主要问题在于主线，没有主线成不了书。

    原来如此！原来我的救苦救难神灵活菩萨，我的祖宗娘老子就是您，伟大的主线！主线就是俺的魂儿啊！也就是俺的刽子手，丧门神！这样的词别说写出来，理解并且实行起来，过去咱是听也没听过。我只知道写长篇最难的是结构，哪里知道结构里还有个“主线”老人家，他老就长在小说的命门穴上！

    身材高大，驼着背，不停地吸着香烟，手指薰得黑黑的吴小武同志肯定了我的激情，说：这篇东西改好，你会取得大的成功。吴小武爱说的一个词是“磨”，“还要好好磨一磨”。他这个磨字我听着很苦。萧殷老师则说准备由作协出具公函，给我请半年的创作假。

    萧老师还谈到他因身体不好而正在注射的一种补剂，好像叫做什么“肝精”。他们二位也谈到了萧师一本书的稿费的事。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句，碰到高兴的事就想起杜甫，虽然杜甫的诗作与我的经历压根就不沾边。我以为，底下的事就该是一顺百顺，一通百通了。

    ……我现在常想一件事，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而是另一样呢？如果吴小武与萧殷是把我的初稿干净利落地否定了呢？我还有勇气继续努力吗？多么脆弱的青春、才华、激情和创造的冲动呀！除了感激这些恩师，我能从中得出点什么更多的体悟来呢？

    在等待消息的这一年我还写过话剧剧本，我写在一间大办公室，午夜，挂钟敲响了12时，各地传来与阶级敌人战斗的报告，事业波澜壮阔，工作人员却是一些凡人。平凡的人与伟大的事业，这就是张力之所在，戏剧性之所在。

    我把这个剧本的草稿寄给了曹禺大师。我很快接到他的答复，他邀我到他家共进午餐。他那时似乎住在铁狮子胡同。他说我写得有味道，但是内容不易掌握，说不清楚。此后数十年，我有机会见到曹师，他常常回忆他初读我的习作时的感想。

    团市委痛快地批准了我的创作假。我至今记得时任团市委副书记，后来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与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汪家镠见到我的作协公函时说了一句：“作家协会，了不起！”是的，当时什么什么家协会的称谓是很唬人的。

    一九五六年春，我应邀出席了由作协与团中央联合召开的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我尝到了梦想成真的滋味。怕骄傲，会议不叫青年作家，只叫作者。但众与会者还是跟得了气成了仙一样。我一下子就这样成了青年作家啦，真是又幸运又惭愧，仅仅一个《小豆儿》一个《春节》，只有汗颜。我想起了耀眼的鲁迅的书《致青年作家》与高尔基的同名书籍。大会安排我们住在正阳门旅馆，暖气热得我无法入眠。我确实感到了“烧得难受”的滋味……

    以短训班方式开会，茅盾、老舍、周扬、陈荒煤等都给我们讲了课。茅公讲人物的出场，老舍讲语言。周扬讲文艺思想，他似乎宁愿与作家们拉开点距离，他一上来就说：“你们是搞形象思维的，而我是搞逻辑思维的啦，哈哈哈……”他笑得得意洋洋。可能由于我是当时区的团委副书记，很被会议组织者看重，安排了当组长之类，但是我完全辜负了期望，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可以从政治上发挥点优势，可以导一导别人的向，却只剩下了自惭形秽。《小豆儿》远远谈不上精彩，而写出来《海滨的孩子》那样漂亮的儿童文学小说的宋萧平却只算会议的列席者。

    在这个会议上青年作者们最常说的词儿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发”，可不是如今的发财的意思，指的是发表，谁的什么什么作品发了。这就立刻显得高人一等，谁的什么什么作品不发了，就是失败了倒霉了江郎才尽了前途暗淡了。第二个词是集子，因为大部分与会者都是写短小作品的，谁做到了把自己的短小作品集合出书，谁自然比仅仅在报刊上印成铅字又高明成功了许多。第三个词是入会，像刘绍棠什么的，早已经加入作协成为会员，又比我辈写了个把东西就来开会强得多阔得多了。

    由于《小豆儿》，我在儿童文学组，我有机会瞻仰邵燕祥的风采，他写过《毛主席挖的甜水井》，算是儿童文学。他似乎是北京代表团的副团长。他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坐车时喜欢站在车门边。我觉得他的姿态像普希金，我正陶醉于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我相信邵一定能够写出普希金一类的作品。

    在这个会议上。我也有机会看到戴宽边深色镜框眼镜的刘绍棠，他常常叼着香烟，说话声大气粗。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出版）合同与稿酬，当时他正热衷于像苏联的潘菲洛夫那样，写出中国的《磨刀石农庄》。这部小说以鸿篇巨制、一部接着一部而著名，但是至少是在中国，很少有人读过。说是刘老弟还在会上提出，宁可少活十年，也要早出作品一星期。我在小组会上听到老诗人臧克家对于刘绍棠辍学（北京大学）搞专业创作的微词。先是刘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受到全国的称赞。后来，他不可能安心就学，被中国青年报的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同志调到报社“养”了起来。我在儿童文学组还结识了郑文光、刘厚明、柯岩等作家，并与他们时有快乐的聚会。文光是归国华侨，有点实力，家有厨师，我们不止一次能在他那里改善生活研讨乃至朗读作品。其乐何如！

    会中，周总理会见了大家，并与大家在北京饭店大厅翩翩起舞。这是一代青年作者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空前记录，也差不多是最后一次的舞步匆匆、文思灼灼的阳光档案了。

    会议组织了一次活动，众与会者与本市文学青年见面。我见到了组织这次活动的团市委某中层领导人，我才知道，我所艳羡的刘绍棠等知名青年作家，在我的同事某些团干部眼中是思想成问题、政治上不开展，亟待端正挽救改造的另类青年——我却并没有珍视我的干部资历与身份。而从刘等人的口中，我也知道他们是怎样地带几分轻狂，轻视和厌恶一心热爱文学、却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他用相当不友好的话对另一个青年作家说：“你就撅他！驳儿他！千万别搭理他！”我和他们最终也无法完全打成一片。我一上来就夹在当间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