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局长住在北房。他家没有自用厕所。

    门洞里很黑。好几家都把用不着的家具堆放在门洞两边，连顶棚上也挂得有谁家坐破了可还舍不得扔的旧藤椅，这就让小院的这个“咽喉地带”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味道。

    张秀藻端着盛炸油饼和豆沙包的小竹笸箩，在门洞里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不知为什么一手拿着斜放着小刷子的糨糊碗，另一手提着两张大纸，他是要张贴什么呢？

    瞬间，张秀藻只觉得自己喉头发涩，心脏的跳动明显地失去了均匀。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她严厉地命令自己，倘若“狭路相逢”，见到荀磊，只能是微微扬起下巴，淡然地点一下头，然后不动声色地擦身而过。但因为她家住在里院最后面的北房中，而荀磊却住在过了这门洞的右首偏院中，再加上她平日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上学，只有星期天才回来（有时连星期天也不回来），所以，她实践这种自我命令的机会，这几个月里也仅仅三次而已——现在自然可以增添一次；但正当她扬起了下巴，就要以全副的矜持向荀磊微微点头时，荀磊却笑吟吟地、热情地对她说：“你能帮帮我吗？”

    显然，荀磊是要她帮着去张贴那样东西。荀磊的这一句问话，使张秀藻积蓄已久的自尊和高傲顿然动摇。在相视沉默的两秒钟里，她清楚地看出了荀磊眼睛里充满着纯洁、真挚而又善良、聪慧的光芒——这眼光对她来说真是勾魂摄魄，令她心醉神迷；在她所处的生活环境里，像荀磊这种年龄的小伙子们，确实还没有哪一个具有这样两扇使她觉得格外可钦可爱的“心灵窗户”。难道她可以面对着这样的两扇窗户，冷淡地说出拒绝的话么？

    张秀藻的嘴唇抖动着，几乎就要吐出“好吧”两个字了，荀磊却快活地笑着道歉说：“啊，对不起！瞧我……你还拿着早点呢！快给家里送去吧，我一个人也能贴……”

    张秀藻简直伤心极了。她手里为什么要捧着那么个小笸箩呢？荀磊刚才为什么没看见它，而现在才在一瞥之中注意到呢！难道她不能把小笸箩暂时放到大门边的石座上吗？那石座子上原来有一对小狮子，在1966年的夏天，被胡同里的“红卫兵”极其艰苦地用凿子凿掉了……是的，她或许就应当那么做，去帮助荀磊一起贴他手里拿的东西……可是荀磊现在却歉然地对她笑着，放弃了他原来的请求，并且斜过了身子，绅士风度十足地给她让路……

    张秀藻克制住自己，微微扬起下巴，以再明显不过的冷淡姿态，朝荀磊轻轻一点头，斜趄着身子穿过了门洞……

    如果她的心里绷着一百条弦，那么现在每一条弦都在颤动着，而且并非和谐的颤动……她想立刻寻找一个角落，坐下来，用双手捧住腮，一个人静静地安抚自己的心弦，使它们重归于和谐……

    但她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刚进垂花门，那薛师傅家为办婚事所搭的苫布棚，便触目惊心地扑进她的眼睛。固然这苫布棚昨天她一回家便见到了，刚才出院去买早点时也经过了它的旁边，但那些时候它还没有生命。此刻就不一样了，薛师傅正弯着腰在苫布棚外生一个煤球炉——显然，今天他们需要不止一个火——苫布棚里正传出紧张的剁肉的声音，并且飘出了一种混杂的令她气闷的气味……

    也不知怎么，薛大娘就站到她面前，满脸客气地问：“秀藻呀，你爸今天一大早又要出门哇？”

    张秀藻没有心思对薛大娘笑，但她父母从小就给予了她那样的教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主动来搭话的人扫兴，她便强颜欢笑地对薛大娘说：“是呀，吃完这早点，估计送他去飞机场的汽车也就该到了。薛大娘，您家大喜呀！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您尽管说！”

    薛大娘把一大把高级杂拌糖撒到了张秀藻手里的小笸箩中，诚心诚意地说：“你爸你妈都有公事，我们纪跃就不去打搅他们啦。这点糖，意思意思吧……”

    张秀藻赶紧说：“谢谢啦！哟，这糖挺高级呀，您给得太多啦！”

    薛大娘抿嘴一笑，大声地说：“唉，过几年你还我们的时候，不得更高级呀！咱们先说在头里——到时候你就给这么点儿，我们还不干呢！”

    张秀藻实在笑不出来了。薛大娘当然是百分之一百的善意，但她受不了，受不了！荀磊的面容身姿在她眼前浮动着。她办事的时候？她跟谁去办事呢？

    “瞧您说的！”张秀藻勉强地应付着。

    薛大娘没有看出她的心思，笑着转身朝别处去了。张秀藻赶紧朝家里走去。她需要回到自己的床边，坐下来，一个人待着……

    但是她回到家里，仍然不能实现她的愿望。

    张秀藻家住着这个四合院尽里边的三间大北房。房外有相当宽阔的廊子，一部分也就改造成了她家的厨房。她父亲张奇林今年55岁，解放前上大学时参加了地下党，1948年从北平到了解放区；1949年随着解放军进了城，后来被安排到国务院一个部里工作，先当副科长、科长，“文化大革命”前升到副处长；“文化大革命”中部长被打成“叛徒”，他算部长的“黑爪牙”，也受到冲击，下放到干校养了6年猪；粉碎“四人帮”后回到原机关，被任命为处长，前不久又被提升为一个局的正局长。1977年他们全家从干校回北京时，因为原来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了，住了很长时间的招待所，直到1979年机关行政处才把他家安排到了这个院里。据行政处处长老傅说，他费了老大的劲，绕了好几个弯儿，才用属于他们机关的四间较小的平房，从房管部门手里倒换出了这么三间大北房。他们刚住进去时，也真满意。张秀藻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就只是张奇林夫妇和张秀藻三个人，三间合起来有五十多平方米的细灰顶、花砖地大北房，他们住着当然宽松舒适。回想起在干校时，先是三人分别编在不同连队住集体宿舍，十八个人一间屋子，开始几个月睡的还是地铺；后来虽然准许全家合住了，也只是一间很小的简易平房，跟今天的情况比较起来，那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了。

    但住了一阵以后，便感觉到这住房有个极大的缺陷——没有自家专用的厕所。要上厕所，还得出院子去上斜对过的公厕。行政处及时地给他们家安装了电话，引进了自来水管，也一直打算给他们修个专用厕所，但勘察了一番以后，发现从他们屋里到廊子中的任何位置，都很难顺利地安装出一条通向胡同外暗沟的排粪管道，这事便搁置起来了。于是乎从去年起，张秀藻的妈妈向老傅提出了换住新居民区单元房的要求。老傅手里也确实掌握着一些统建分下来的这种住房，加以今年张奇林升为正局长，老傅来看望时，更明确表示：下一批统建统分房下来，一定马上给他们换上两套两间的单元——当然，格局层次都必定是最好的。

    对这件事，张奇林的态度是无可无不可。张秀藻的妈妈于咏芝却越来越急迫。她是个医生，院里人都管她叫于大夫。她近来常向张奇林提起搬家的事。头天晚上，张秀藻从西郊回来，吃完晚饭，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当荧光屏上出现了新住宅区的景象时，于大夫忍不住又提起这事说：“老傅也不知道说话算不算数。”

    张奇林笑笑说：“他对我说话一向算数。不过，依我想，我们换个三间的单元也就可以了。”

    于大夫不以为然：“局级干部配备四间，这是规定嘛。”

    张奇林仍然笑笑说：“土规定。”

    于大夫争辩了：“这规定不算过分嘛。你们局除了你，有几个局级干部没住上四间？”

    张奇林并非争论，而是发表感想说：“平房好啊。我们这平房比楼房住着舒服。”

    于大夫点出主题：“可厕所呢？天天上公共厕所，多不卫生！”

    张奇林仍旧微笑着：“院里的老住户，一向就这么上厕所，我看他们都比咱们结实啊！”

    于大夫有点急了：“那么说，你不搬了是不是？我可住不下去了，没有厕所不说，洗澡也不方便啊！”

    张奇林全身松弛地倚在沙发上，眼睛望着电视屏幕，还是不紧不慢地说：“干校的公共厕所多简陋，我们不是照样过了6年了吗？至于洗澡……”

    于大夫不等他说完，便欠起身子来，急躁地说：“话怎么能这么说呢？那是迫不得已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洗澡，可以到洗澡堂去洗。可你知道吗？现在洗澡堂晚上都权充旅店，净是些跑单帮的买卖人在那儿过夜，他们有的有虱子，虱子掉在卧榻上，谁顾得上杀灭？他们刚走，澡堂就开始接待洗澡的人了！我们女部情况还好一点，据说男部简直不像样子！”

    张奇林一边听着一边微微点头，表示并不反对她的议论。但忽然笑容变得更明显了，他想起了头年夏天的一个小镜头：晚上他去厕所小便，还没走进去就听见哗哗的水响，进去一看，原来薛家老大光着身子，从厕所的水龙头那儿接出根皮管子来，在给自己冲澡……看到这情景他感触很多，觉得自己真该更努力地工作，来更快地改善北京广大市民的生活条件——虽然他的工作只能间接地起到这一作用；此刻他眼前晃动着薛家老大那结实的身躯，以及那湿淋淋的快活的面容，忍不住笑了，便对爱人说：“上公共厕所、公共澡堂，弊病再多，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接触群众、接触社会。关起单元门来自己什么都解决了，好处再多，也总还有一个弊病，容易脱离群众、脱离社会。”

    于大夫摇头说：“你以为你住进单元房，电话铃响的次数就会减少吗？敲门的就会减少吗？而且到那儿找你也许更方便，你瞧着吧，甭说茶叶，光开水我们也供应不上的！”

    张奇林点头，同意她的估计，但解释说：“我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主要不是指接触本单位的群众，处理本单位的事情，而是说接触像咱们院里的这些邻居，接触咱们钟鼓楼这一带的社会。这虽然同我们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可接触一下和完全不接触，到底不一样啊。它至少可以丰富我们的见闻，丰富我们的思想，促使我们不是从一点上，也不是从一条线、一个平面上观察、考虑问题，而是立体地去观察、考虑问题……”

    于大夫把脊背靠回到了沙发背上，这次是她微微点头了。张秀藻在一旁听到这儿，才插话说：“爸，那要是明天傅叔叔来电话，让咱们搬到单元楼去，咱们该怎么办呢？”

    张奇林笑笑说：“那就搬过去吧。”

    张秀藻忍不住问：“咦，那您刚才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问题，可怎么解决呀？”

    张奇林坦然地说：“关键毕竟还不是住在哪儿。关键是自己本身要有这个要求。搬走了，一是可以回这儿来串门，二是可以在那里结识新的邻居、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嘛！”

    全家的认识渐趋统一，大家心情都舒畅起来，只是于大夫还忍不住对张奇林说：“你说是这么说，到时候你忙个手脚朝天，哪还有回这儿来串门的工夫？只怕你在那儿也结识不了几个新邻居！”

    电视机前的这场谈话，很能代表张秀藻他们家的家庭气氛。这种家庭气氛的控制器掌握在爸爸张奇林的手中。他总是那么冷静、理智，却又不让人感到过分僵硬和缺乏人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最厉害的时候，他至少在外部形态上没有露出一点惊慌失措。张秀藻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她才7岁，不懂得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她和妈妈，还有哥哥、姐姐，有一天都被“勒令”到一个广场上去参加批斗会，先是揪出部长和一些副部长、局长、副局长来，然后就揪“黑爪牙”，里面就有她爸爸。她被那场面吓坏了，因为每个“黑帮”都被剃了光头、挂上了大黑牌，并被“喷气式”地撅着。像她爸爸那样的“黑爪牙”，当晚还是许可回家的。妈妈见他回来，光流眼泪，不敢多说话。哥哥姐姐被迫表示“划清界限”，搬到学校住去了。这天晚上楼里发生了大骚动，有个被揪的“黑爪牙”想不开，自杀了。第二天爸爸去部里以前，全楼已经都知道了这自杀的事。妈妈望着爸爸，惊怕担忧得以至于哆嗦起来。爸爸却冷静地对妈妈宣布说：“我不会。”只有那么三个字——张秀藻至今回忆起来，那神态语音还清清楚楚。接着，他问张秀藻：“你还有多少块糖？”张秀藻那时有个糖罐，她便打开盖子，数了数说：“26块。”爸爸弯下腰，摸着她的头说：“这糖，都留给爸爸吃吧。一天一块。”张秀藻把糖罐捧得高高地说：“干吗一块？爸爸你吃吧，一天多少块都行。吃完了，咱们再买呀！”妈妈听着只是擦眼泪，爸爸却冷静到极点地说：“咱们家以后没钱买糖了。这糖给我留着。我需要，你要藏好，我回来了你喂我。一天一块都太浪费了。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把糖纸全剥了，扔了，把每块糖全用小刀切成两半。这样，我就能一个半月里全有糖吃了。”说完，他坦然地走了。他每天晚上回来，俯首让张秀藻欠起脚，喂他那半块糖吃……他没有自杀，没有神经错乱，没有沮丧，没有妥协。等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当他们搬进这三间北房以后，当20英寸的日立牌彩色电视机运到的头一天，他们全家——不止三口，因为哥哥、嫂子正巧回来探亲——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当电视中恰好出现了糖果的画面时，张秀藻不由得引动爸爸去回忆：“爸，您还记得那时候，您白天挨斗，晚上回来，我喂您吃糖的情形吗？”妈妈一听这话眼睛就红了，哥哥嫂嫂都望着爸爸，只等他开口；爸爸却不动声色地呷了一口茶，问张秀藻：“你把今天的晚报给弄到哪儿去了？”……

    张秀藻的爸爸张奇林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说实在的，她不太理解他。他的内心里究竟都装着些什么？同样，张奇林也未必理解女儿，特别是今天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