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还记得那张照片，还记得。

    照片上是两个穿西装的少年，一个瘦些矮些，一个高些胖些。瘦些矮些的两只眼睛很有神，直视着镜头；高些胖些的两眼斜睨着一侧，脸上是一种颟顸的神情，而且，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的脑门上、下巴上都疙疙瘩瘩地长着一些疮。

    那张照片后来在“文革”、“造反派”抄家的时候，从父亲那里抄走了，后来落实政策退还抄走的照片时，没有发现这一张，想来一定是混乱中给弄丢了——没有人会截留那张照片，对于外人来说，那是一张极其无聊、乏味的照片。

    他在小时候多次看到过那张照片，现在照片不知所终，他却一闭眼仍能复制出来。

    照片上是他的大哥和二哥。

    2

    父母刚过20岁就生下了大哥。大哥刚满一岁又生下了二哥。两个只差一岁的亲兄弟长相和性格竟截然不同。

    大哥直到成年以后，仍个子不高，始终没发过胖，但他从儿童时期便浑身充溢着仿佛随时要爆炸开来的精力，而且胆子奇大。母亲多次讲起过大哥小时候的一桩事——那并不是惟一的或特别突出的事，母亲不过是用其举例举得习惯了而已——那时他刚上小学，才七八岁的样子。有一天，他就自己做了一个秋千，荡起秋千来了；怎样的一个秋千？那时候父亲在宁波海关当外班验估员，宿舍在一条巷子里，那巷子很窄，两边相对的三层水泥楼房之间，大约只有两米的间隔，大哥便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块大约三米的木板，爬到楼顶上随便地往两边的楼沿一放，木板上套下一条绳索，成环形，他自己便坐到那绳环上，开心地荡起秋千来，而且越荡摆幅越大。那木板随着他的荡动在逐渐地滑移，眼看着一端的木板已经快要脱离楼顶……当时，望见这一类似杂技表演的邻居们全都惊惶起来，一位从窗口探头张望的太太竟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尖叫……妈妈被唤出望见这情景时，双手捂在胸前不知所措……后来大哥是如何停止荡动，如何回到屋顶，如何安全回家，都不记得母亲是怎样交代的了，单记得母亲所形容出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至今一想起大哥，这一幕还会如电影般地在脑海中放映出来……

    据母亲说大哥从小就经常挨父亲的打，像荡秋千这种行为，打得还轻，他在学堂里的淘气行为，危及别的同学，使家里丢脸，那就打得很重了。比如说有一次上唱游课(相当于如今体育课)，他趁老师眼瞧不见，将大家共玩的一只皮球用力掷进操场边一棵老桑树树干上的一个窟窿里了，还跳着脚拍手自我叫好……母亲说为那事父亲打他的屁股，边打边命令趴伏在凳子上的大哥认错，而大哥就是不认错，不仅不认错，还咬紧牙关不哭，屁股被打得肿起老高还不哭。最后就气得父亲去找锥子来要往他屁股上扎，母亲过去死死抱住父亲胳膊哭着求情，才算没扎上去……

    二哥却一生下来就很温驯，甚至温驯得令父母怀疑他是否有些弱智。但二哥饭量很大，又爱吃零食，因而很快个头就超出了大哥，并且发育成一个小胖子。不过二哥身体并不好，经常伤风，长流着鼻涕，一到夏天就满头生疮，形象很为不雅。那时家里经济状况足称小康，父母给他们西装革履地装扮起来，又一定要送进学费昂贵的教会小学读书。两个人学习成绩都很差。大哥是鬼聪明、贼淘气，但心思不用到功课上；二哥是绝不淘气，却让老师感到死不开窍。大哥在学校里经常欺侮别人，二哥却经常受别人欺侮。两个人不在一个年级一个班，但上学时一块儿去，放学时在校门口一块儿结伴回家。常常是放学汇合时，大哥见比他高出半头，也宽出一块的二哥，鼻孔里挂出两串鼻涕，眼泪汪汪的一脸委屈，便问：“哪一个又欺侮你了？”二哥便总先是发呆，又缓缓摇头。大哥急了，便又大声再问一遍：“究竟哪一个嘛？”于是二哥便嘴里含着棉花般地说出一个同学的名字来，自然是绰号，如“鲤鱼头”、“大汤团”之类，大哥便让二哥在校门口站着不动，一径去寻那“鲤鱼头”、“大汤团”去，寻到了，也不询问，劈头便打，对方逃跑，便追赶，赶上再打，直到打得“唉哟”连声，讨饶不止。最后赌咒发誓：“再也不敢欺侮你弟弟了！”大哥这才罢休；也有并不逃跑、讨饶、服输的，便扭住对打，打成平手，双双冲出围观的人群，互相扭头恨恨地骂：“下回再来！看你还敢不敢！”大哥便会脸上身上挂着彩地回到二哥身边，二哥也不知感激，两人便往家里而去……那被大哥一时打败的，事后未必真的履行誓言，那打成平手的更憋着要出气。结果是二哥再去上学时又再受欺侮，大哥得知便再去替弟弟报仇……

    大哥这样打架，自然很快就引起了校方注意，校方便把父亲请到学校去，校长亲自接待，很客气，告诉父亲鉴于大哥这种情况，他们只能请他将大哥领回家中。为顾全海关职员的名声，他们这样做不叫开除，也不叫斥退(是一种比开除级别低些的处分，被斥退者一般较被开除者容易转到别的学校读书)，而叫默退，即不出告示不扬恶名，蔫不唧唧地将学生除名，这样就完全不影响大哥另换一个学校去继续学业……父亲听完少不得暂时按捺住心中一腔怒火，回到家中，便又发狠地打大哥的屁股，奇怪的是这时二哥并不跑到父亲跟前为大哥说情，比如说一声：“爸，哥是为了我受欺侮，才跟别人打架的……”而是只知在一旁吓得吸着鼻涕哭泣；大哥依旧不讨饶、不哭，也并不解释自己找人打架的缘由……妈妈则在一旁叹气。

    大哥换了另一所私立小学，学费也不低，教学质量却差多了，但他仍旧惹是生非，没念多久，便被斥退。据说父亲气得面如金纸，却没有为斥退再打大哥，我记得母亲回忆起那时的情形，是这样说的：“你爸爸认定你大哥是块不可雕的朽木，从那时候起他就讨厌他，再没给过你大哥一个笑脸……”

    3

    大哥二哥都比他大十几岁，他懂事时大哥二哥都已经是青年了。他只和比他大八岁的阿姐玩，有时候也和比他大十多岁的小哥玩。他的童年时代是在山城重庆度过的。那时候他家不住在城里而住在南岸，从他家的阳台望出去可以看到整个山城的剪影，经常笼罩在灰雾中，入夜则闪烁着万家灯火。大哥断断续续地读书，没读完中学就读不下去了，他父亲便给大哥在海关找了个差事。那一时期的大哥在他印象中是一个极为模糊的存在。他不记得那时关于大哥的一切，除了那一天父亲摔碗的一幕。

    详情他长大后听母亲讲过，但他后来有自己的人生，有更多值得记忆的事情，因而终究还是又不知其然了。总之，那时候的大哥经常同父亲冲撞，他还记得母亲有一次把家里的水果刀、剪子一类利器都藏到了装大米的缸子里，他后来懂得了那是为什么，当时却只觉得好玩，很为自己掌握了那样一桩秘密而得意，并曾跑去向刚放学回到家里的阿姐报告那有趣的发现……再有就记得那一天大家围桌吃饭，吃的是面条，一种浇着十分可口的肉臊子的臊子面；父亲和大哥你一句我一句地争执著什么，母亲和阿姐等大概都紧张而担忧地望着那不能相容的父子俩，而他却懵懵懂懂地只在那里单拣肉臊子吃，弄得嘴角上糊满褐色的卤汁……忽然父亲把一整碗没怎么吃的臊子面往地板上用力一摔，站起来厉声指着屋门对大哥吼：“滚！你给我滚！你再莫回来！”

    “滚就滚！我再不会回来！”

    大哥“呼”地站起身来，扭头便朝屋门外大步走了出去，转瞬消失。

    惟独这短暂的一幕深深地嵌入了他的记忆中。那一年他大概还不足四岁。

    母亲当时为什么不站起来阻拦大哥？据母亲后来说，父亲和大哥的冲撞次数已经太多，她虽忧心忡忡，毕竟又司空见惯，且这一夫一子都是暴烈的脾气，气头上谁也听不进她的劝阻——更主要的是，母亲以为那一回大哥也无非如同以往一样，天黑净时也便回家，或至多赌气到他的朋友处待上几天，过几天后身上的钱花光了自然还是回来。

    但那一回大哥却真的一去不返。

    大哥离家出走后他怀念过大哥吗？他向父亲母亲阿姐小哥他们这样询问过吗：“大哥呢？大哥怎么不回家呀？大哥到哪儿去了呀？”据他父母阿姐小哥等回忆，他没有那样的表现，他一句没有问过。他照常同家里的大黑猫嬉戏。

    大哥扭头走出家门的第二天，母亲便开始着急，阿姐小哥他们分头去大哥可能借宿的亲朋家找过，毫无踪影，更无消息……三天四天，一周半月，大哥不知所往，下落不明。但父亲不容家里人提及大哥，有一天更在饭桌上庄严地宣布：“我只当没生这么个儿子！你们也要只当没他这么个人！”

    4

    大哥出走的一幕演出时二哥不在场。二哥那时候不在重庆而在乐山，他初中毕业以后考取了乐山的一所技术学校，学木材加工。

    二哥属于那种晚熟型的人。直到初中阶段他还笨得出奇，不仅功课成绩很差，那时候学校教师除了给学生评定操行评语还要评定一种“情趣”分，他竟总是只能评上个三十四十分，也就是说他那么个青春少年竟全无情趣可言，固然还不至于令人生厌，但可以说是相当地乏味。以当时父亲的收入，供子女上大学是力所能及的，大哥不肖，另当别论，二哥倘能考上大学，自当鼎力支持，但二哥初中毕业已很吃力，考蜀香中学的高中名落孙山，到野鸡中学去上高中学费一样不低，学完了也无考入像样大学的希望，所以父亲托了一位朋友崔伯伯的关系，把二哥安排到了乐山技术学校去学一门将来不难谋职的技术。谁知到了那有“神秘大佛”的乐山以后，二哥竟突然鸿蒙顿开，他不再傻胖，而且也不再挂出两筒鼻涕，脑门脸颊下巴上也不再生疮，更重要的是他眼神光开始凝聚而锐利，脑瓜里的聪明仿佛啄破了蛋壳的小鸡，飞快地长大，不久便能拍动着健壮的翅膀喔喔啼叫——他上到第二学期时便达到品学兼优，暑假里提着个小皮箱回到家里，一身不怎么合身的西装(父亲穿过的)刷得干干净净，里面的衬衫领子雪白，扎着一条蓝色的领带(姑爹姑妈送的)，头发刚刚在理发馆里洗烫过，斜分着，多的那半边发型是高高地呈隆起状，少的那半边服服帖帖，脚上还蹬着一双涂了厚厚一层鞋油的旧皮鞋，望去俨然一位书香少爷，更何况见到父母便递上一张大多是“优”、“良”只有一二项是“中”的成绩单，那评语上说他诚实善良，勤学苦读，尊师爱校，洁身自好，总之几乎全是褒语，而情趣分则达到了80之多——二哥自称他在技校参加了业余剧团，在陈白尘编剧的《升官图》里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任是什么角色，任他演技如何，他能登台演戏，这就证明他绝对不再是个低能儿，而成为了一个聪慧的时代青年！父母都为二哥高兴得合不拢嘴，在饭桌上频频指示阿姐和小哥以二哥为楷模。他记得，倒是没对他提出什么向二哥学习的要求——因为他毕竟还很小，父母容许他且与大黑猫为伴，任意嬉戏。

    二哥和小哥玩得很好。暑假里两个人坐轮渡过江，到城里姑爹姑妈家玩，大看电影——主要是好莱坞电影，那些4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那些好莱坞电影明星，至今二哥和小哥仍如数家珍；他们有时候是同姑爹姑妈家的大女儿田霞明和二女儿田月明一起去看那些电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却不怎么跟他阿姐一块儿玩，过江看电影也往往不带阿姐一起去，阿姐便苦闷得只好同他在南岸的家中玩一些自己发明的游戏，比如“卖水”——在阿姐所卖的那些自制饮料中，他买的最多的是滴进蓝墨水的凉白开……

    他记得二哥同阿姐发生过好多次冲突，记得阿姐蹲在地板上哭，说二哥打了她……但等他长大以后，提及这个印象时，二哥矢口否认，阿姐也含含混混地说：“晓得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儿！”

    5

    1950年对重庆人是个命运的分界线。1949年10月1日还并不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朗声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后来有的史书记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固然实质上是那么一个意思，但你如果注意看有关的电影记录片，就会发现他宣布的还是政府的成立)，毛泽东那庄严的宣布使得北京城一片欢腾，然而同一时间的重庆城市面上却异常地沉寂，因为那时候重庆还没有解放，解放军还没有突进到那里；当时国民党的高官大都已经飞往台湾，政权机构实际上已经瘫痪，驻军也已开始自动溃散，或在准备投诚；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地准备着接应解放军，却也尚未正式公开亮相；盼望解放军到来的人们或待在家里收听北京传来的电波，或者到街上喜形于色地聚集议论，但也还没有条件公开地集会欢呼；心怀不满乃至充满恐惧又没有条件远走高飞的人，则各自打着形形色色的应付变局的算盘；也有为数不少的中间派，他们对腐败已极的国民党毫无眷恋，对神秘莫测的共产党即将到来又多少有些惴惴不安；还有一些小市民、流氓地痞、社会渣滓，则利用社会的真空状态和混乱局面拼命捞钱，捞好处，捞原来还不敢捞、不敢那么粗鄙那么残忍地去捞的东西，从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到坑蒙拐骗、抢劫奸淫，无所不为，无奇不有……这局面直到1949年冬天解放军开进重庆才终于结束，并相当迅速地建立起了一种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新秩序。

    自1950年重庆人各自重新确立自己的命运，该翻身的翻身，该倒霉的倒霉，该侥幸的侥幸，该沉沦的沉沦，就是到头来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既没提升也没下降的中间一群，也都经过了重新定位。

    他的父亲在这一命运中转站，搭乘的是一趟上升的车。同是国民党重庆关的职员，有的被共产党逮捕镇压，有的被送去劳改，有的被遣散，有的只是暂时留用或留而不用，但也有一小部分不仅被共产党的人民海关留用，而且还相当信任地加以重用，他父亲即属于其中之一——当时北京的人民政府成立了海关总署，他父亲被召唤入京到总署工作。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他父亲早在1945年以后就不仅同重庆关里的地下党员过从甚密，心照不宣地为他们打了不少掩护，更在1949年的变局中与地下党密切合作，为保存和移交重庆海关的财产——特别是大批查缉走私的掳获物，其中许多是新政权急需的无法从他处得到的物品——做出了实际的贡献。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海关是一种专业性很强而行业外的人又很难一下子熟悉掌握的职能部门，人民海关必须团结依靠一批旧海关的有专业职能的人员，方能迅捷地开展工作。重庆关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他叫他方伯伯，还有方伯伯的太太他叫方伯母——也是一位地下党员——他们对他父亲的推荐，起了最直接的作用。方伯伯方伯母一家比他家更早地北上了，他们到北京将担任相当高的领导职务。方伯伯方伯母原来一个西装革履，一个旗袍高跟鞋，俨然一副国民党高级职员的做派，到他家来搓麻将时一个捏着玉石烟嘴抽美国香烟，一个摇着檀香扇晃着金耳坠，“蒋先生”、“蒋太太”、“小少爷”的称呼不绝于耳，但重庆一解放，他们便立即成为了共产党接收重庆关小组中的重要成员，一个一身灰布中山装，一个一身蓝布列宁装，再到他家来时，“蒋同志”、“蒋大嫂”、“小同志”的称呼叫得既亲热又清脆……他后来懂得前一种面貌全是为了作掩护，方伯伯方伯母到重庆关以前原是在延安的党校里学习过的……

    他家到了北京住进了隆福寺后面的那条胡同里的海关宿舍大院，他家的具体位置在大院里一个有月洞门的小偏院中，院心有一株高大的合欢树，树冠犹如一把撑开的巨伞，到了夏天开出满树金丝绒般的合欢花又叫马樱花(更严格的写法应是“马缨花”，即花形花色犹如马身上的缰绳鞍辔所装饰的红缨子)，没风的时候那花香会浓酽得有些闷人，风过时满树枝桠晃动，花香被风吹拂得浓淡相宜，吸人鼻中令人心旷神怡……

    现在回想起来，他总觉得父亲那时候尽管很认真地为新政权工作，并且极愿意顺时代潮流而进步，但似乎一直没能找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应扮演的角色。

    据二哥后来跟他讲，二哥他们小的时候，家里住的海关宿舍是非常神气的，是那种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客厅中甚至有壁炉，并且一到冬天是真的启用那壁炉来取暖的，西式沙发一类家具不消说很齐全，父母卧床上的蚊帐，不是中式的四根竹竿撑起的方形帐，而是从天花板吊下的双层帐，并且那钟形的帐顶有着许多西洋海草式花纹和缨穗，总之十分讲究，甚而可以说相当豪华……但解放后到了北京住进那新海关宿舍，父亲却买的全是旧货店里的最粗劣的家具，没有购置沙发，甚至没有购置带大穿衣镜的衣柜，因为他说过：“看看对门甘木匠，人家搭着铺板睡，支起炕桌坐小板凳吃饭，不是一样过得很好？我们不要太脱离劳动人民！”如果父亲真把这准则实行到底，倒也罢了，但起码直到“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开展起来之前，他却总还是经常地穿着西装，他自然也置备了中山装，也穿，但终于有一天在母亲劝说他不要总穿西装时，他脱口而出地说：“穿惯了！还是穿惯了的衣服穿着才舒服啊！”他在穿衣上就不怕脱离甘木匠那样的劳动人民了——实际上甘木匠那时候就仿佛连一身新的干部服也不曾穿出过，他的记忆里，甘木匠总穿着中式的对襟褂子，要么天稍转热便穿中式的褡裢背心。他记得父亲还很爱吃西餐，那时候东安市场里至少有三家西餐馆还在营业，一家叫“和平”，一家叫“吉士林”，一家叫“和风”，父亲带他和阿姐小哥去吃过，更多的时候是父亲自己去吃，后来据母亲透露，父亲那几年工资的三分之一，全用在他个人去那三家西餐馆吃西餐上——常常是中午他不在单位食堂里吃，或下午下班后不回家吃，自己溜达着去西餐馆吃，反正当时他工作的单位离东安市场很近。他记得当年父亲回到家，常戴一顶西洋式睡帽、穿着西洋式毛巾睡衣(都是解放前置的，都已有破损处)，倚在床铺的枕头垛上很自觉地阅读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并手持一根红蓝铅笔，用那红的一头在上面不时划出一些红杠杠，注出一些诸如“！”、“！！”、“！！！”一类的符号，还有一回跳下床来，找出毛笔，蘸着浓墨写下了“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对子，写完不待墨干便用图钉钉到床头的墙上，钉完还喃喃念诵、频频点头……但有一回他偶然翻动父亲枕头，却又从枕头下发现了几册陈旧的线装书，书名叫《儿女英雄传》。他正躲在屋角偷翻那书，被母亲发现了，母亲便将书收回，并对他说：“小孩子不能看这个书！”他问：“爸爸为什么能看？”母亲便唠叨说：“他也是星期天才看上一篇两篇，其实他也不该看，这个书很没意思……他从东安市场旧书摊上买的，他说不贵，我看是白糟蹋钱！”现在回想起这一切，便越发地觉得父亲是没找准角色。

    同院里有一位钟先生，也是旧海关的留用人员，不过不是从重庆关而是从上海关调到北京的，当时他不懂得，如今回想起来，那钟先生跟自己父亲的不同便是找准了角色，并且极其认真地进行扮演。钟先生一解放就绝对不再穿西装，甚至于也绝对不再穿皮鞋，更不像他父亲那样还去西餐馆吃西餐，还到旧书摊买旧书，钟先生在院子里出现时总是一脸严肃，并且经常地给院子里的人当面给予赞扬或批评。比如他就记得有一回钟先生不知道为什么事来了他们那个月洞门里的小偏院一趟，大概是找他父亲谈论一桩什么公事，当父亲将钟先生送出屋，并且甘木匠一家也恰好在合欢树下围着炕桌吃饭时，钟先生便用一种非常和气的音调说：“刚才我进你们这个月洞门以后，无意中观察了你们两家的土筐……”土筐就是垃圾箱的意思，当时那宿舍大院各家有各家的垃圾箱，是单位里统一发的，并且一律是甘木匠的作品——形状是一种长方的上阔下窄的深斗，两侧有可供提起的木耳朵，为不致弄混，各家的垃圾箱一侧都有用墨笔写下的一个姓氏，所以钟先生得以将他家和甘家的土筐严格地区别开来；钟先生指着那并排放在月洞门一侧的两个垃圾箱，先面对他父亲提出意见：“你看，你们这里头倒得有那么多的鱼骨头，上面还剩着好多鱼肉啊，太浪费啦！想想志愿军还在朝鲜前线流血流汗，一把炒面一把雪……不好意思啊！蒋同志你不要见怪，我既然自觉地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那就不能不积极地展开批评自我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你对我也这样严格要求，我们互相监督、共同进步嘛！……”说完又转身朝着正在吃窝头的甘木匠说：“甘木匠，您真是劳动人民的本色，优秀的品质值得我好好学习啊！看，您家的土筐里扔进的全是地道的废物，我注意到了，连带一星黑颜色的煤渣都没有……看，您一手拿着窝头往嘴里送，另一只手就张开着在下面接那掉下的渣儿……我们知识分子跟劳动人民的差距，在这些个很小的地方也暴露无遗啊！不好好改造思想怎么行啊！……”他记得，已经上到小学的他当时觉得钟先生非常有趣，钟先生有一张不太整齐的黄瓜脸，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中山装的后背部分绷在身上而前摆却翘起离开了肚皮；他记得，钟先生说完那些话，他父亲似乎什么也没说，甘木匠和他那一家人似乎也没说什么，但钟先生却像获得了喝彩似的开步走了，并且在出得月洞门后还扭回头朝月洞门里谦逊地笑了笑，犹如一个自我感觉很好的演员在舞台上愉快地谢幕……

    是的，钟先生很早就选定了他的角色，并且一度扮演得确实成功，在那回对他们月洞门里的两只土筐进行了考察和品评的两年以后，钟先生光荣入党，并被提升为一个处的副处长。

    父亲没有找准角色。一个没有找准角色的父亲能够很好地指导他的子女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敦促他们在社会上找准各自的角色位置吗？多少年以后，他同二哥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无确定之解。

    6

    那一天父亲高兴得满面红光，把手里那封信完整地给家里人念了两遍，重点段落又挑出来念了一遍，并且在饭后借着酒劲按捺不住地跑去向甘木匠炫耀了那封来信所带来的喜讯，甘木匠也确实由衷地分享了父亲和他们全家的那一快乐，那一骄傲。

    那是他大哥的来信。寄自广州。原来大哥离家出走以后，浪迹天涯的最终结果，是在1949年春天投入了解放军，并参加了进军广东的战斗，一直打到了广州，在广州又参加了肃清潜藏残匪的战斗，在一次突袭中，大哥当场击毙了三个藏在楼房里的匪徒，但也不慎被一个匪徒击伤右臂，结果从三层楼的窗台上摔了下来，光荣负伤——信是在医院里写的，说别后数年的种种情况一言难尽。总之现在自己已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并荣立了三等功；又说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篇介绍人民新海关的文章，里面提到了留用旧海关人员的必要，所举的例子中有爸爸的名字，令他无比高兴，无比欣慰。因而马上倚在病床上写下这封信，希望爸爸原谅他以往的鲁莽无礼，同时希望能早日有机会同家里亲人团聚；又说他已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问爸爸是否也在积极争取？又问到妈妈的身体，问到二弟、三弟、妹妹和小弟的情况，是不是都已加入青年团和少先队？说他非常想念家里的每一个人，希望大家都给他写信，同时告诉家里人他的臂伤确已接近痊愈，他要争取早日出院，进一步投入肃清残匪的神圣斗争……信并不太长，但那分量确实重如磐石！

    他记得收到大哥这封信没多久，单位里便给他家住屋的门楣钉上了“光荣军属”的匾牌——是由甘木匠踩着凳子给钉的，随着钉锤响，单位里专程派来的人和院子里的一些人便围在那门口鼓起掌来，钟先生也在其中，而且巴掌拍得最响；他记得父亲除了同别人应答，还专门对着钟先生问了句：“钟先生，这四个毛笔字功力如何？”钟先生满脸艳羡的神色，连连说：“同志相称同志相称，叫我钟同志老钟都行……蒋同志您真教子有方，这‘光荣军属’四个字岂止是书法佳妙，这是您全家的福气啊！……”确实福气，他记得，自从他家门楣钉上了那块小小的匾牌，逢年过节就总有单位里、街道上的人提着些慰劳品送来，除了水果是必有之物而外，还有糕点肉食之类，有一回不知为什么送的是一只大铝锅，还有一回是一个和平鸽的石膏像。

    父亲从那以后自然经常给大哥写信，大哥也经常来信，父亲又要求他和阿姐、小哥都每月至少要给大哥写一封信，最难完成任务的是他，因为除了那在父亲摔下一整碗臊子面以后，扭身便迈出家门的一个印象而外，大哥对他来说几乎等于一个抽象的概念；实在不知道写什么好时，他便用蜡笔画一幅画寄去，记得画过一棵树，旁边写上那就是家里院中的马樱花树，请大哥回来在树底下乘凉；还画过一个大屋顶的殿堂，旁边写上那就是离家很近的隆福寺，请大哥回来一起去隆福寺喝很香很香的面茶……

    7

    大哥竟从天而降！

    大哥伤愈后从广州调至了海南岛，在当地驻军中任一个汽车连中的排长。大哥会开汽车是不足为奇的。母亲早就讲过：“老大读书读不动，可他从小就有冒险的本事，刚上小学就敢偷着骑你爸的自行车，坐不到车座上，就一只腿从横梁下掏过去蹬那脚蹬子，身子一扭一扭地骑，骑得飞快，不会刹车，就看准了一根电线杆，骑到那前头使劲地一抱，结果他人挂在电线杆上，车还在往前跑，把街上的人都吓得哇哇叫……在重庆海关，那海关划子(就是水上摩托船)是不许别人乱开的，要开就由大车、二车他们开(“大车”、“二车”是海关船舶驾驶员的职称)，你大哥有一回偏偷着去开，好吓人，那海关划子疯了一样在嘉陵江里跑，差一点儿撞到大轮船上……后来把你爸气了个半死……”

    但会开汽车并且担任了解放军汽车连里的一个排长的大哥这回不是让父亲气了个半死，而是乐了个半死。

    他记得，那一天父亲从单位回到家，一进门就招呼母亲说：“快，快到菜市场买顶好的肉去……家里还有没有江米？快，快准备蒸珍珠丸子吃！”母亲刚听见时有点发懵，父亲一贯喜欢吃西式菜肴，就是不在外头西餐馆吃现成的西餐，回到家也总是让她弄一点炸猪排、奶汁鱼、罗宋汤一类的菜来吃，而且父亲最不爱吃江米即糯米制作的东西……母亲正疑惑呢，父亲跺下脚说：“老大回来了！明天就来看望你，咦，你怎么忘了，他不是最爱吃你做的珍珠丸子吗？”母亲乍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一双耳朵……

    原来大哥带了十个战士从海南岛已然到了北京郊区某处，此次北上是为了领取十辆崭新的解放牌大卡车，因为属于军事行动，所以来前没给家里写信预告，来后经请示，部队首长允许他回家探亲三天，探亲后再带领那两个班的战士将大卡车从北京一路开往南方，直至开到渡船上运抵海南岛。大哥从出差北京的驻地往父亲单位里拨了电话，父亲刚接听那电话时也一定是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一双耳朵……

    大哥回到家里时，形成了一个盛大的节日。他记得母亲弄出了一大桌子菜肴，珍珠丸子结果远非其中最杰出的作品。父亲把正在北大上学的小哥叫回了家来，还一再为远在东北的二哥和阿姐不能赶来一聚而表示遗憾，但因为又特意通知了在北京工作的姑妈的女儿田月明、四娘(就是四姨妈)的女儿沈锡梅，还有认了干女儿的阿姐当年的中学同学鞠琴，阿姐的对象达野，以及辈分虽高一级而年龄与大哥其实相等，并且青年时代过从甚密的八娘，自然也就还有八娘的爱人曹叔，此外跟阿姐、小哥、田月明、鞠琴、沈锡梅都算是当年重庆蜀香中学老同学又最爱凑热闹的崩龙珍，也闻讯从她工作的清华大学老远地赶来了，而小哥又引来了一位北大京剧社的戏友、外号“袖珍美男子”的鲁羽，鞠琴又约上了她的对象、唱歌剧专演老头儿的常延茂，八娘曹叔又带来了他们刚会说话的女儿小涧，掐指算算吧，大哥刚回家的那天家中聚集了多少个人——对了，还别忘了大哥带来的一个黑黑壮壮矮矮憨憨的只坐在角落里微笑着没怎么吭声的小战士，仿佛是大哥的勤务兵，那一天他家的三间屋子简直要被胀破墙壁屋顶，不仅因为盛满了大大小小十六口人，也因为那欢声笑语、杯盘相碰的声浪不仅冲击着对门的甘木匠一家，也逸出了月洞门，回荡至整个宿舍大院……

    他记得，他家大哥的荣归，不仅引得甘木匠的大女儿甘福云和她的弟妹们趴到窗户上往里好奇而羡慕地窥望，也引得院里的不少邻居轮流跑来祝贺——就仿佛那是一场婚礼似的，钟先生自然又来了，见了大哥抓住大哥一双手使劲地摇晃，还特别关切地问：“出差多久？组织关系要不要临时转过来？”父亲便拉过他去请他喝酒，笑眯眯地对他说：“钟同志，军事秘密就不要探听了吧！”钟先生便自己拍拍脑门，不无尴尬地说：“看我看我……一高兴怎么就忘了这一条！”但是钟先生坚辞酒杯，也不接过敬烟，说：“对自己还是严格一点的好！”……

    他记得，后来父亲带队，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走出月洞门，走出宿舍大院，走过胡同中段，穿过摊档密密匝匝的隆福寺，来到隆福寺街上蟾宫电影院旁边的一家照相馆，父母坐在当中，大哥站在他们背后正中，然后再由摄影师指挥，大家乱哄哄地你谦我让嬉笑推搡，终于坐定或站定，由摄影师在“笑！笑！！笑！！！”的动员中按下快门，拍下了一张超级全家福的20英寸大照片，后来据小哥对他说，父亲除了自家留下数张外，还为所有在场和不在场的亲友各家都印赠了一张，那费用几乎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全部工资。

    他记得，那家照相馆有若干可以卷起放下的大幅布景图画，那一天他家选择的是一幅莫斯科红场的布景，一侧是尖顶上有红五角星的斯巴斯基塔，另一侧是表示深远处的有一堆蒜头顶的东正教教堂……他记得大哥那天拍下的形象确实非常之帅，大哥个子比曹叔、达野、小哥都要矮些，但身材比例匀称，显得挺拔而健壮，当然最提神的是他那一身军装，特别是军帽上的那颗红五角星，那小小的红五角星与相片背景上画出的莫斯科尖塔上的红五角星真是相映生辉！

    ……他记得那晚他同小哥一起陪着大哥在两块铺板搭起的大床铺上睡，夜很深了，小哥还在同大哥谈心，他每句都听着，但大多数他并不感兴趣，或听不懂，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嗤嗤地笑，又为什么连连叹息，为什么一时忍不住声音高扬，一时又有意压低了嗓音……里屋几次传来父亲蔼然的劝阻声：“老大，平儿，该歇了，明天再摆龙门阵嘛！”但大哥和小哥总是闻声停歇一阵，没多久却又开始对话……他躺在大哥身边，很为自己真有这样一个值得自豪的大哥而惊奇，他甚至怀疑那并不是一个实体，因而他几次故意把自己瘦小的胳膊撂到大哥壮实的胸膛上，大哥便把他的胳膊一次又一次地轻轻拿开，并转身对他说：“兄弟，莫这样，太热！”

    ……但是他记得大哥和小哥之间这样的一段对话，当时他消化不了，只是觉得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并且听到最后无端地感到有些恐怖，就仿佛听了闹鬼的故事一样：

    小哥：……你都立了功了，怎么硬是还不入党呢？

    大哥：说到底还不是个家庭出身的问题……爸爸这情形你说该怎么算呢？要往好处说，那他是新中国中央机构的革命干部，行政十一级，比我们师长级别还高！……要往坏处说呢，他解放前是国民党海关的高级职员，那海关又是帝国主义把持的机构，所以人家就是骂一声“洋奴”，你也没有办法哟……

    小哥：是呀！我就不大敢把家里的照相簿拿给同学看，爸爸二十几岁就西装革履，打台球，喝洋酒，特别是那些藏着镶金丝边的大壳儿帽、穿着猛看上去像军服一样的肩上有肩章、袖口上有袖标的海关制服的照片……

    大哥：嘘！小声点儿！……是呀，我们团政委就跟我这么说：蒋盈农，你父亲历史复杂呀！我就问：我要跟他划清界限吗？他沉吟着，不马上回答，好久，才说：你父亲要是入党了，问题就明朗了……现在么，只好算作旧职员，或者算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吧，那你就还要注意跟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啊！……

    小哥：爸爸也不是政治上不要求上进，他经常读《毛泽东选集》，除了《人民日报》，还订了《学习》杂志，凡是那上头重要的文章他都读得很认真……可是他讲，他们人事处的处长，一个像方伯母那么个资格的老革命，他们机关领导的爱人，好像又兼着党总支的组织委员，也已经跟他谈过话，那意思是鼓励他积极争取入党，可爸爸非跟人家说，他觉得自己实在差得太远了，实在没有资格，他愿意兢兢业业地在党领导下工作，永远向共产党员学习……

    大哥：我还不知道这些个事，你看他多糊涂！你知道党组织一般是绝对不会动员哪个人入党的！这不是明摆着的机会吗？他居然那么说？啧啧啧……你要知道，他那样不仅把自己入党的路堵死了，也就连带着把我们入党的路堵死了啊！唉！原来还真不知道！……

    小哥：爸爸说他要向共产党员学习，其实他对有的共产党员，比如说这个院的那位钟先生，那样的党员，心里头一百个看不起……那钟先生的假正经做派，就连对门的甘木匠也看不上，天知道怎么他能入党！可是真跟你讲的一样，只不过那道理反了过来：钟先生一个人走通了入党的路，他的儿子女儿紧跟着就也都入了党……

    大哥：是呀，那样他的政治面目就清楚了呀，他儿女的出身就净化了呀，就都算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了呀……

    小哥：钟先生政治面目清楚？！天知道他肚皮里头装着些什么政治！你知道他原来在上海海关做内班的，论旧职员他旧得比我们爸爸要厉害得多！听爸爸说临到解放前夕他还在那上海海关里头跟另外几个人争夺副税务司的座席，拼命拍税务司的马屁，还用金条行贿，丑闻很多，谁知上海一解放，他摇身一变，军代表一进驻，他马上递上揭发税务司的材料，还穿上一身不知从哪儿匆忙找来的中山装，亲自带领军代表和接收小组去查抄税务司的秘密金库——那地点据说除了税务司本人外只有他一个人知晓，后来斗争税务司的全关大会上，他还表示自己义愤填膺，冲上去打了税务司一记耳光！……

    大哥：这就叫关键时刻的关键表现啊！家庭出身不好、自己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唯有这样才能换取党组织信任啊！你知道跟我一起参军的有个邹志彪，他父亲是个地主，他本人又曾参加过三青团，这样的人投入了解放军，尽管表现得很好，和我一样也立过功，组织上也不是完全不信任，可要入党那真跟骆驼穿过针眼一般难啊！你知道他后来怎么让组织上和我们大家服了吗？——部队开进他们那个村，协助推动土地改革，他就亲自冲进自己家，二话不说，踢倒他那父亲，捆绑起来，揪着后脖领子，就那么揪着他父亲，让他父亲下半身挨在地上，拖着他父亲，一直拖过整个村子，拖到斗争会现场，让全村老少亲眼看见……斗争完了他又亲自把他父亲拖到大树底下，亲自开枪毙了那下半身已经拖烂、满脸惊恐的臭地主……他后来当然就入党了，大家还有什么话说呢？！

    小哥：哎呀！大义灭亲，也不一定要这么个灭法啊……他可以赞成斗争，赞成枪毙，但至少枪毙的事让别个去干不好吗？……

    大哥：他妈的让别个去干，众人怎么能清楚你的立场、态度？就是要自己亲手动手，一点也不手软，踢倒拖起就走，捆起拉过去就毙，才利利索索地解决了政治立场问题，划清界限问题，阶级感情问题，斗争意志问题……省去了多少唆唆的翻来覆去的考验！

    小哥：哎呀，我还是觉得太那个了……

    大哥：哪个？我看你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

    什么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那个时候的他不懂。现在的他呢？也仍然不懂。不过现在他相信人性中有一种可以称为温情的东西。也许不是每一个人的人性中都有这个东西。但是他有，他自己知道他有，而且那似乎既非社会所赋予，也不一定是血缘继承物，至少就他个人而言，他隐约感到那是与生俱来的，也许那东西很不好，在后来的生活中，也确实显示出那并非是一种适宜之物。但是没有办法，人的命运，就被那与生俱来的东西宰制着，后来他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他绝对不想同那场由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相抵牾，他拼命去理解，去紧跟。他努力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最终服膺于那理论的自我圆满性，他并且努力理解那一条关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作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最高指示”。但他终于还是不能忍受种种残暴武斗和人身侮辱的场面，任凭被揪出来的那个地富反坏右或反革命黑帮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罪状如何确凿，台上主持批斗的人对批斗对象一打一踢一揪头发一给“坐喷气式”，一给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一让他们敲着簸箕自己喊着侮辱自己的口号或唱着所谓的“鬼嚎歌”“请罪”。他虽也不得不跟着举拳头喊口号，但他心里总有一种不忍，他总暗暗地想可不可以不打不踢不侮辱不折磨而是正式地审判甚至实在罪大恶极就实行只有行刑队在场的枪决……那便是他灵魂中只能拼命抑制蜷缩而绝不能消失泯灭的温情。“文革”结束后，有人跟他讲，也有人写出文章，说那时候面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暴行为，因为心中也充满了革命的激情，是认同的，是接受的，或至少是麻木的，又或是受蒙蔽而不清醒的，然后他却从第一次遭遇那样的情况起，就本能地清醒地当然也只能是战栗地默默地加以排拒，他曾久久地为自己心中的这种清醒的痛楚而产生出一种犯罪感，有一种害怕被人识破和抓获的恐惧，而当“文革”结束以后，并且揭露和控诉十年浩劫不再存有危险甚而成为一种时髦时，他却又有一种羞涩感，一种害怕说出来被人讥讽为标榜自我正确的顾虑，其实他并不以为他那人性中的反残忍的温情一定是好的或正确的，那于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东西而已，一种无法与他的生命本体剥离开的东西……

    那个夜晚，听到他大哥讲到那位叫邹志彪的战友的大义灭亲事迹，他的人性中的那种东西便有一种天然的排拒和恐惧，并且从那一晚起他觉得他就一下子了解了他的大哥，只是那时候他还小，他还不能用清晰的语言和逻辑来表述那种理解……

    那个夜晚终于过去，大哥的三天休假终于结束，一周以后，大哥带领他手下的十个战士开着十辆大卡车，他和他那勤务兵坐在第一辆上，他亲掌方向盘，一辆接一辆地开进了北京城……他们按上级命令是在深夜穿过北京城向南进发，大哥征得上级同意安排车队在那个深夜穿过了他家所住的胡同，父亲母亲和他按大哥电话通知的时间站在院门口等候着车队的到来(小哥回北大了没有参与)，预定的时间过去了一刻钟，胡同里仍然静悄悄的，月光如水，只有蝙蝠在空中无声地飞动，父亲不禁一再地伸腕看他那只欧米茄牌的瑞士夜光表……终于听到了一种隐雷般的声音，渐渐从胡同那头持续地强烈起来，然后出现了汽车前灯照出的一片雪亮的光芒，啊，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各辆间保持等距地开了过来，而第一辆开到父母和他等候的地方便稳稳地停住了，只有大哥一个人从车上跳了下来……他记得大哥同父亲紧紧地拥抱了一下，父亲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光，大哥拥抱了母亲以后又亲吻了母亲的额头，母亲的泪水流成了两条平行线，后来大哥又把他揽到怀里，他很羞怯，他闻到大哥身上有一种军服和烟草的特殊味道……后来大哥就又跳回车上，关拢车门，然后就把车开走了，一辆，两辆……父亲母亲和他就在那院门前看那车队终于又开出了胡同的另一头，最后一辆卡车的尾灯发出的红光倏地拐出消失……

    8

    二哥和阿姐在遥远的东北，未能享受到同大哥久别重逢的天伦之乐，但他们都接到了家里和大哥写去的讲述这次欢聚的长信，他们也都给家里和大哥写去了为此感到高兴的长信。当然，他们的回信中都有很大的篇幅是讲述他们自己学习、工作、生活的种种情况。

    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最爱看二哥的来信，二哥的来信总是笔迹潇洒清晰，而且带有相当的文学气息。阿姐的来信那笔迹活像“火柴棒棒搭成”(小哥的形容)，行文很像是在写一份实习报告，凡提及数量、长度、轻重、厚薄一类概念时总要写下具体数据并往往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第二位，因此也自有其特色。

    二哥从乐山技术学校毕业后，学校升格为大学性质，他又继续上了两年专科，再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中朝边境的一个小镇的一家大工厂当技术员。那镇子虽小而那家工厂却相当地大，以当时的标准衡量厂房设备及附属设施如职工宿舍礼堂商店澡堂等等都具备相当水平，那原是日本人搞起的一座工厂，日本人在那里设厂除了图就地取材方便以外，还为的是叫以立即通过朝鲜把产品运回日本本土。因而铁路一直从干线上通到那个小镇。当然二哥到那工厂时工厂已属于中国自己，产品的运输方向也全然后转。二哥后来向他描述过，别看那小镇的火车站是个“死头”，但每当客车启动时，月台上的铁路职工都必然立正，一脸严肃地目送火车缓缓开出车站，令人感受到一种东北产业工人身上焕发出的敬业精神和严谨风纪。

    二哥在那个东北小镇的工厂里一度工作、生活得很好。他也经常有机会出差北京。工厂里一度去了若干位苏联专家，因而地方虽然偏僻却并无闭塞之感。后来二哥给他讲到过许多有关那地方的情况，使他也觉得那地方除了冬季户外的严寒令人生畏而外，其实优点相当不少。

    比如，二哥就讲到那里对年轻的技术员也相当地照顾，可以一个人住一间宿舍；二哥把自己那间宿舍布置成了一个小小的安乐窝，拍出照片寄回北京家中，令父母和小哥还有他看了都不禁吃惊——那真比北京的这个家还要设备齐全，并且洋溢着文艺气息。二哥住的是日本式带拉门的房间，房间里靠墙全是书架，书架上全是书，间或点缀着一些工艺品，房间当中铺着两块很大的草编席，席子边上有一组C形的矮沙发，沙发边一只陶罐里插着江边采来的大把芦花，雅致之极。另外又有一台上海产的收音机和一台苏联产的留声机。此外还有矮长的小柜，柜上是漂亮的热水瓶、饼干桶、奶粉罐、茶叶筒、成套茶具，柜下玻璃拉门里是酒和成套玻璃酒杯，还有一些碗碟杯盘……至于衣服和被褥，不用时都放在壁橱之中，晚上睡觉，从壁橱中取出被褥枕头，一铺开便可；而屋里除了屋顶上吊下的电灯——有二哥自己制作的一个郁金香形灯罩——还有一个可供晚上阅读的能调整高矮的落地灯……比二哥年龄略小的大表姐田霞明，当时也正好在东北上大学，有一年正好到附近一个县里实习，抽空专门去看望了一次二哥，他记得二哥跟他形容过那一次的表兄妹欢聚，吃完晚饭，田霞明和二哥便坐在二哥宿舍中聊天，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表兄妹，抗日战争时期，正当少年时代，他们两家一起在乡下避难，表兄表弟表姐表妹们每天在一处嬉戏，傍晚时就在屋门外墙根下各坐一只痰盂坐成一排拉屎撒尿。所以感情特别深厚，多年不见，惊呼热中肠之余，自然有摆不完的龙门阵。因此，田霞明便决定不另找地方过夜，二哥便不拉上窗帘，两个人爽性灯火通明地对坐在那温暖的小屋中，不睡觉地作彻夜谈，当中还穿插着欣赏唱片翻阅画册，坦然地面对着从那宿舍窗外路过的人们投去的惊异目光……二哥说那一次欢聚真是无比地美好，而且事后厂里的人们也并没有抛出什么闲话。

    二哥所居住的那个小镇上的新华书店店面虽小，但同那书店的经理混熟了以后，可以很便当地根据总店发下去的征订单和报刊上的广告，要求他给订购书刊和唱片，经理总是认真地完成任务并常常亲自将书刊唱片送到二哥住处。结果二哥在那一时期搜集到了不少十分值得珍藏的书刊和唱片，比如《中国近代史图片册》和《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又比如柴可夫斯基的第四、第五、第六交响乐唱片，还有奠定二哥后来英语口语基础的“英语900句”灵格风唱片，等等。

    工厂的礼堂有很好的苏制电影放映机，并且那时凡公开放映的电影每一部都到那礼堂放映过，只不过映期比北京等大地方晚上半个月一个月罢了，许多艺术性很强的苏联电影和东欧电影，因为工厂一般的干部、工人并不怎么欣赏，因而二哥他们少数识货懂行的人便可以非常便当地简直是斜躺在座椅上，把腿搁到前面座席上，怎么样地尽兴欣赏，而且二哥不仅认识放映员，还经常帮助放映，有的爱看的片子，还可以把最喜欢的一本拷贝取出来自己放映着看，你想如果在北京能有这么好的条件吗？他记得那时候像苏联电影《海军上将乌沙科夫》，民主德国电影《阴谋与爱情》，匈牙利电影《奇婚记》等等，在北京都是不容易买到票子的，而在二哥他们那个工厂礼堂放映时，上座率只有个五六成；只有像香港电影《垃圾千金》、《绝代佳人》或重映的老片子《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或新片子《斩断魔爪》、《徐秋影案件》，上座率才能达到爆满的程度。

    二哥后来常常深情地回忆起那个边陲小镇，那座规模不小五脏俱全的工厂，那些难忘的青春岁月，并把他当作一个倾诉这些怀念之情的接收器，使得他后来一想起二哥那些讲述，便仿佛自己也在那地方生活过似的……

    ……二哥讲到，有一回车间里死了一位老师傅，说是老师傅，其实也不过五十多岁，是心脏病突然发作死去的；当时那里没有火葬场，所以死后就抬到山上去土葬；二哥说那一天给他留下了终生不会泯灭的印象，倘若有一天他能当电影导演，一定要以那一天为题材拍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他讲到车间里的同伴，还有厂里相好的人们，一行大约二三十个人，自动地组合到一起，轮流抬着那棺材，朝高高的山上爬去……蓝得醉人的天上，飘着大朵的厚实的白云，山上草木葱茏，野花怒放……没有人哭泣，是指老师傅的家属；也没有人故作严肃，或不得体地嬉笑轻薄；整个儿是一种纯朴至极的与周遭大自然乃至深邃无极的宇宙相谐的气氛……老少几辈的当地人中只有二哥一个来自南方的技术员，他们不跟二哥见外，也让二哥轮着去抬棺材一角……当这送葬的队伍行进在开满野百合的斜坡上时，一个工人师傅忽然唱起了歌来，是一种当地流传久远的调式，类似“二人转”又类似朝鲜族民歌，那歌词是歌者自撰的，并且显然流淌自他的内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即兴爆发，他唱道：“你走了啊，走前头了啊；我们还没有走啊，我们还要活啊；我们要好好活啊，不到该走的时候不走啊，到该走的时候不留啊……”那声音在山谷间清朗幽深地回响……没有人对他的突然引吭高歌感到奇怪，没有人发笑或者害臊；他唱着唱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最后连二哥也应合了上去，一队送葬的人就那么淳朴至极地放声高歌着：“你走了啊……我们还要活啊……我们要好好活啊……”天上的白云冉冉地变幻着形状，满坡的野百合在风中摇曳……二哥回忆起那送葬的一幕，常感慨地说：“那是我一生中再没经历过的，我身边全是最朴实最厚道最本分最纯洁的人，我感受到了人性的优美，人际的和谐，领悟到了生和死的终极意义。人在宇宙中的确切位置……我感谢那个小镇，感谢那些不做亏心事每天晚上睡得很踏实的工人师傅……感谢那一次葬礼……”

    二哥还回忆到，葬礼后人们把死者家属送回家中，然后就群集到镇上一家小酒馆，全是男人，只有酒馆老板是个中年妇女，大家便一边喝酒一边非常自然非常松弛非常坦率地百无禁忌地聊了起来，喝的是最便宜的薯干酒，下酒的菜很简单，其中最昂贵的也无非是猪耳朵和茶叶蛋……二哥那天也喝得酩酊大醉，但二哥记得没有人吵骂，没有人斗殴，最后三三两两互相搀扶着，非常高兴地各自回到住处……二哥说喝酒当中也没有人再提到死者，再提到葬礼，再议论到死亡，人们真是非常尽兴地继续过自己那平凡而单调，然而又极为珍贵和实质上非常庄严的生活……

    也许，大哥那位名叫邹志彪的战友的大义灭亲之举，给大哥那固有的人性罩上了某种不可摆脱的投影？他不敢断定。但他却可以确定，类似小镇葬礼那样的经历，给二哥那固有的人性增添了某种强有力的催化剂，使得后来的人生途程上，二哥不像大哥那样狂躁，也不像小哥那样阴柔。同父同母的亲手足，他们的人性和禀赋是可以有着巨大差异的啊！可惜不能对当年邻居甘木匠的那九个子女进行追踪考察，想来那之间的种种相异乃至于强烈反差，会更加引动我们对生命存在的惊奇与探究吧？

    9

    父母希望子女中至少有一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即使如大哥那样已是解放军的军官，却也总无那样的喜讯传来。紧跟着父母便希望头三个儿子——都已20多岁，大哥且已年近30——能够找到对象，结婚成家。眼看着干女儿鞠琴、外甥女田月明都结婚了，同院比如钟先生那个瘦干巴的女儿和那个戴着如瓶子底般的厚近视镜的儿子也结婚了，可自己家呢？不仅人家问到儿女中可有党员时脸上无光，人家问到抱孙子否时更是尴尬。

    他记得父母为此同小哥发生过冲突。有一天小哥从大学里回来——那时他已快毕业——母亲便问他究竟有没有女朋友，说实在自己交不上便请人介绍好了，话没说完，小哥便粗暴地打断她说：“烦死了，烦死了，我的事你们别管！什么请人介绍，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我一回家你们就打电话把锡梅叫来，还不是希望我们两个能好起来……你以为亲上加亲，会有个孝顺婆婆的媳妇，像薛宝钗似的！打的什么算盘！把话说死了吧！我就是一辈子单身，也不可能跟沈锡梅好！……”这话大大地伤了母亲的心，母亲便说：“你什么话！我图个什么！你自己的事你自己不操心，我做母亲的能不想想吗？锡梅长相是差一点儿，可心眼儿好，很踏实，她那个单位里上上下下，谁都说她好话，你不喜欢她也就算了，怎么能臭她？过日子又不是看小说演戏，哪里去真找个薛宝钗来？……”小哥在家门外头是以温柔驯良著称的，回到家里有时候犯起浑来那可是恶声恶气、不管不顾，他见母亲生了气不但不知趣回避，反而迎上去夹枪带棒地说：“哪个说沈锡梅长得丑了？什么叫‘不是看小说唱戏’？我爱唱戏怎么了？招谁惹谁了？大哥二哥不在眼前，光拿我出气！抱不上孙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我就是一辈子不结婚，你生气也犯不上先找着我，先找大哥二哥他们去！我就知道你事事向着他们，护着他们，他们介绍些同事朋友来，又留饭又留宿，不知道该怎么捧着才好，我不过带几个唱戏的朋友来白唱一会儿戏，喝几杯茶，看你们那嘴脸，就好像占了家里多大便宜似的！……”

    小哥这话就把父亲也牵进去了，父亲在里屋早听着不对，便踱出来责备他说：“平儿你莫要乱讲，你妈和我什么时候又嫌过你那些唱戏的朋友！只是我们也真不明白，难道你那唱戏的朋友里就没有你看得上的女性？又难道那些女戏友里竟没有一个人对你有意？你们台上唱了那么多风月戏文，台下总该有些假戏真做的事情才对……”谁知母亲一听这话反帮小哥解释起来：“怎么没有？那唱小生的何康和唱须生的范玉娥就是一对嘛，听说詹德娟跟程雄也很接近，只是我们盈平脸皮儿薄，他纵然喜欢上了哪一个，又恐怕不能大着胆子去追！”父母本都是好意，小哥却大为暴躁起来，把手里一只茶杯往桌子上一摔，简直是喊叫起来：“乱点什么鸳鸯谱？！人家詹德娟学校外头有对象！一毕业就嫁过去！我怎见得就脸皮儿薄？我的事你们谁也不要管！找不找对象是我个人的事！一辈子单身也是我个人的事！你们以后少跟我提这些个事！”喊完便往另外一间屋一钻，父母只能面面相觑，各自叹出一口气来。

    父母原来估计二哥能率先结婚成家，因为二哥一表人才，又从技术员升成了“合理化建议工程师”(当时的一种技术称谓)，性格又温厚，当地一定有年龄相当的女子追求他，从二哥一贯的来信和出差时的讲述，又知道二哥对那地方对那工厂对自己的工作都相当满意——或者说相当地适应，只要二哥下决心挑选一个追求者，在那里落户，父母抱上孙子是绝无问题的。但二哥竟也迟迟不报婚喜。不错，确有当地女子追求二哥，大胆的亲自出马，羞怯些的便通过父兄出面，而且其中一个叫万月花的女子也一度让二哥动过情，但二哥终究还是下不了同那样的当地女子结婚的决心。不错，那样的女子健康、淳朴，有许多可爱之处，比如那万月花，壮硕的身材，红扑扑的脸蛋，一双细长的单眼皮眼睛里总含着笑意，能蒸出又白又大又暄又结实的馒头，能腌出又咸又甜又酸又辣的泡菜，手脚都勤快，说话也利索，笑起来声音不似银铃倒像小锣……她把二哥的脏衬衫偷去洗完晒干，还会给那脱了浆的衣领重新上浆熨挺，知道二哥喜欢江边的野节荻野蒲草，便大把大把地摘下来给二哥送去……万月花的父亲是厂里的老师傅，母亲是厂里宿舍区的家属委员会积极分子，两个弟弟膀大腰圆，说如果姐姐结婚，不用再找人帮忙，他们两个便能在一个月里打出全套的新家具——只要你画得出样子，他们就一定打得出来，而且保证不走样！

    二哥一定认真地考虑过万月花，因为他记得父母接到过二哥寄去的万月花照片，他也有印象，从照片上看那是一个明显大气的东北女工，记得小哥看过那照片后私下里跟他讥笑过：“一定是个喜欢听评剧的！二哥今后恐怕总得陪她去剧场看《小借年》和《马寡妇开店》了！”他知道二哥虽然爱好广泛，却实在并无听评剧的爱好。小哥又模拟出一种痴憨的声音说：“那不是去列宁的吗？”这句话有一个只存在于兄弟间的典故，有一回二哥出差到北京，在家中小住，三兄弟一起聊天，二哥说起他们那个地方的一般人不懂得电影是怎么拍成的，更不熟知银幕上的那些演员，尤其是苏联电影里的那些个译名念起来很拗口的演员，又常常分不清匈牙利和捷克等东欧国家的电影，甚至连那些个国家本身也分不清，因而他们工厂礼堂放映电影时，就常有观众主观地固执地把比如说一部捷克电影中扮演工程师的一个演员，非认作是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扮演列宁的那个演员，二哥举到这个例子时便模拟那声音说：“那不是去(‘去’就是扮演的意思)列宁的吗？”小哥和他听了，便笑，后来大家一说及某些人对艺术的无知，便拿出这句话来，当作一个典故，每一引出这个典故，便又笑，小哥甚至会笑得喘不过气来。小哥看过万月花的照片后引用这个典故，意味着他断定万月花的文艺鉴赏水平大概也就在那低下的一档上。的确，二哥的文艺鉴赏品位也未免太高了，岂止在那样一个边陲小镇显得鹤立鸡群，就是拿到北京，也未免曲高和寡。以欣赏电影而言，二哥是要一直议论到导演手法、表演技巧、摄影风格、音乐处理等等方面的，除了小哥最能同他谈得来外，恐怕也只有田霞明、田月明两个表妹堪称知音了。他记得，好多好多年以后，当他告诉二哥田月明和那混血儿西人感情终于破裂时，二哥便说：“不难理解。你想那个西人，连电影也不会摆，俗！你二表姐怎么能长期跟他好下去！”他很惊异于二哥这种“摆电影”的衡量标准。所谓“摆电影”，就是在一起很细腻地、兴致勃勃地、互相补充或争议着讨论一部电影艺术上的成败，例如究竟是史楚金扮演的列宁更符合历史的真实，还是史特拉乌赫扮演的列宁更具有艺术的魅力？又例如究竟是《青春之歌》头一本拷贝里的蒙太奇处理新颖流畅，还是《林家铺子》头一本拷贝里的蒙太奇处理更老到圆熟？孙道临为《王子复仇记》里阴郁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配音真是白璧无瑕，张瑞芳为《白痴》里的高等妓女娜斯塔霞配音有意突出嘶哑低沉真是韵味无穷！等等，等等，天哪，在这种内心的标准面前，那万月花怎么可能被正处于青春烂熟期的二哥选中呢？她的终于被淘汰，是二哥的慎重，也是她的幸运……

    但是二哥不可能在那个边陲找到能如田霞明、田月明那样同他一起“摆电影”的恋人和伴侣，而岁月匆匆，他总单身一人，想必难免苦闷而焦虑。他记得，二哥没有同小哥和他讲到自己，而是讲到了别人，讲到同样是从南方去到那个小镇那个工厂的几个男技术员，因为总找不着对象总结不成婚，所产生的性苦闷和性变态，说是当中有一个又瘦又黑又矮的技术员，工作很努力，技术上有许多革新成绩，厂里“光荣榜”上占据着稳定地位，却忽然有一天被人在女浴室外面擒获——他正蹬着一架梯子趴着天窗往里窥视，当他被发现者扭送到厂保卫科后，连厂长和保卫科科长都想保他，暗示他希望他为自己辩护，比如撒一个谎说是自己出于某种并不涉嫌“流氓”的动机，但他却双眼发直，一言不发，站在那里也不坐下，人们正感到纳闷时，他忽然伸手抓过保卫科办公室桌上的一个铜镇纸，使劲往自己下部砍去——原来他那xxxx仍在裤子中勃起，他狂乱地想用击砍的办法解除那一生理上无法抑制的冲动……二哥讲到那位同事的这一悲剧时，并不带有讥讽和谐谑，不知小哥听了以后作何感想，反正他感到这故事也折射出了二哥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失落与绝望……

    大哥的婚姻大事尽管鞭长莫及，父母却也在北京给张罗了一番，他记得为这事父亲找过方伯伯、崔伯伯，甚至还找过其实并非真正亲戚的一位香姑姑，弄到过一些女子的照片，给大哥陆续地寄去过……哪一个条件好的北京女子愿意远嫁到海南岛去呢？而又有哪一个单凭介绍便情愿远嫁到海南岛去的女子，会具有能让大哥满意的条件呢？所以父母的这些张罗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毫无所获。

    但终于有一天大哥寄来了让全家不胜欣喜的来信。他不但有了对象，并且已经定下了婚期——原来大哥得了一场病，住院期间，军医院的一位护士爱上了他。当他出院前夕，在枕头下发现了那护士塞的情书……随信寄来了那护士的照片，好年轻！眼睛好大！一望而知是个南国姑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不久大哥便在海南岛结了婚，那护士成了父母的头一位儿媳，成了他的头一个嫂子。大哥婚后在海口市安了家，不愿意再开着卡车到处跑，搭上总未能入党升不成连长，便转为当地驻军中的文化教员。大哥大嫂一年后生下了女儿，取名蒋唱。后来他父亲从北京调往张家口，在一所军事院校中任英语教员，父亲母亲两个年纪渐老，子女都不在身边，很感寂寞，便让大哥大嫂在请假去张家口探亲时将蒋唱留在他们身边，大哥大嫂同意了，那时蒋唱才刚刚三岁，后来蒋唱一直随着爷爷奶奶长大，对于她的父母，反倒陌生了。

    10

    蒋唱如今已经三十多岁，有了丈夫孩子和自己的家庭，在广州过着典型的广州人生活。一年前他曾因事去过广州，去看望了这位大侄女儿，大侄女儿蒋唱热情地款待了他，但一句淡淡的问话，使他很为触动，那问话是——

    “小叔你还写哪？”

    这话出来时，他的眼光正和蒋唱的眼光相接，并一时间粘住了。他从蒋唱的眼光里看出了一种大怜悯。是的，一种因为对他的写作大隔膜大不解大不屑而生出的大怜悯。你可以把她的问话分解为如下许多个含义：“你干什么不好，怎么还干这个呢？”“是呀，你也这么老了，也干不了别的了，难为你还在干这个……”“你写，写点别的不成么？怎么你写的我一点儿不爱看……”“可怜你还要这么样地写下去……”

    蒋唱不是现在才对他的写作、他写出的东西持这样一种淡漠的态度，早在十几年前，那时候蒋唱还在上中学，他因《迟来的春风》等作品而轰动而获奖而大红大紫时，蒋唱就对他小哥、阿姐说过：“小叔写的东西我怎么一点儿也不感动？我总觉得我心里想的跟他心里想的一点儿都碰不上……”

    他在蒋唱面前，在蒋唱的目光下，深刻地意识到那不是一个所谓的“代沟”问题，那是一个生命个体与另一个生命个体之间的距离问题。是的，尽管蒋唱是他亲哥哥的骨肉，同他在遗传继承上有着不可切割开的血缘关联，但蒋唱又毕竟变异为了完完全全独立于家族血统的一个单独存活的个体生命。

    “小叔你还写哪？”

    面对这个问题，他在同大侄女蒋唱的目光相接相粘后，忽然主动毅然地切断转移，他把目光移向了蒋唱家那个客厅的窗外，窗外是南国明媚的晴空，一碧如洗，闪烁着宝石般的光晕。

    他感到深深的寂寞。

    还写哪？

    是的，还写。也许所写下的除了他自己，再找不到知音。那是生命的大悲哀。但那也是生命的大庄严。

    ……

    他记得60年代初是他最感到寂寞和困惑，而内心又最充满躁动和渴求的时期。父母迁到张家口去了，北京没有了自己的家，他就完全成了一个只能把大学宿舍中的那个铺位认作自己最亲切的栖息地的青年。阿姐勇哥一家还在北京，他常常去那里，在那里同时还可以看到鞠琴姐延茂哥一家，但在那里所得到的温暖加起来也都不足以填补父母那个家迁走所造成的巨大空白。北京还有一家亲戚：八娘和曹叔一家，此外还有一个沈锡梅表姐。沈锡梅表姐当时仍然没有出嫁，在单位里住宿舍。沈锡梅表姐一度表现出对京剧的兴趣，这很令他惊异，沈锡梅表姐约他一起去看过荀慧生的《荀灌娘》，还有赵荣琛的《荒山泪》，看得出锡梅姐对一个胖大得出奇的男旦所扮演的十几岁小姑娘荀灌娘难以认同，而她对一个瘦骨嶙峋的男旦所扮演的山乡女子张慧珠那“唱得好惨啊”的评价，也很难被视为一种由衷欣赏，但她还是不仅频频把自己送进剧场，又一再让他给借市面上很难买到的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和《程砚秋文集》……但当他有一回主动给锡梅姐送去《荀慧生舞台艺术》一书时，锡梅姐却说：“算了，不看了，再看我也还是入不了境，我就还是钻研我的古木复壮课题吧……”说完脸一层红似一层地达于紫涨，眼镜片后的眼睛里还闪烁着一些可疑的光点……

    那时候他把一口装衣物的箱子，寄存在父亲的老朋友崔伯伯家里，因为学校宿舍里放着不方便，容易失窃。另外父母那样为他安排，也是为了使他能在北京得到一位至好老友的照应。其实父母的想法未免过于单纯。在人生途程中，自己一辈间的所谓友情已概难持恒，又何能将其辐射于下一辈中呢？……

    他记得，那天下午他去崔伯伯家，为的是从寄存的箱子里取出一件秋凉后应加添的毛线衣。崔伯伯当时是一个技术权威，不仅担任着某设计院的总工程师(还兼副院长，不过副院长是虚，总工程师是实)，政治上还有相当高的地位，是全国人大代表，所以崔伯伯的宿舍非常宽大……那一天他敲开门后，是崔伯伯的一个儿子来给他开的门，那儿子当时大约只有七八岁，才上小学的样子，见门外是他，脸上明摆着瞧不起与不高兴，也不招呼他一声，只大喊一声：“妈！有人来了！”便转身跑入自己的屋中。

    崔伯母出现了。是一位看上去相当年轻、体态丰腴、面庞秀美、声调娇嗲的江南妇女，穿着一身在当时街上已绝对少见的旗袍，烫着式样别致的发型，一见是他便满脸堆笑，客客气气地说：“啊，蒋盈海，你好，你取东西来吗？好好，你自己去爷爷屋里取吧……你崔伯伯又出国去了……我也正忙哩……你自己取去吧！”

    他知道，这位崔伯母比崔伯伯大约要小20岁，是崔伯伯的二房妻子。崔伯伯的原配是家里包办的，他们也曾一起生活过，也曾生下子女，不过崔伯伯在解放前夕就公开地娶下了现在这位崔伯母——据说这位崔伯母的父亲，就是她从门外迎进他以后，对他提及的那个“爷爷”，当年曾当过崔伯伯所在的公司的一个小职员，在那期间崔伯伯发现了现在这位崔伯母并爱上了她——后来解放了，崔伯伯被调到北京委以重任，他便带上现在这位崔伯母来北京上任，但并未同那头一个妻子离婚，他每月按时给那发妻汇去生活费，剩下的钱便几乎悉数交给眼前的这个妻子，这位崔伯母同他又生下了两子一女，因而，他听自己的父亲同母亲私下议论过：“莫看那崔三(崔伯伯在同辈亲友间的绰号)如今薪水高，两处一分，剩下的也就不多了；再说那‘茉莉花’(崔伯伯第二个妻子的绰号)比他小那么多，不能不为自己后路着想，手里把钱捏得紧紧的，所以除了吃宴会，那崔三在家里吃得好清淡！那天我和莫四(另一位父亲朋友莫伯伯的绰号)在他家打戳牌(一种三个人对打的叶子牌)，末后他留我们吃饭，你猜吃的什么？一盘没有几片肉的炒扁豆，一锅没多少油水的冬瓜汤，一碟子炸花生米。据说还是为了招待我们喝酒额外添加的……所以崔三现在老来俏，原来一个大胖子，如今苗条了哩！所以他总潮得慌(就是缺少油水)，总愿意到我们家来打牙祭，吃你做的香香哩！就光你那卤肉，他就恨不能空口吃上一大盘！……”

    他记得，那天他往那崔爷爷屋里找他寄存的箱子取毛衣时，心里头便活现着父母亲的这类议论，以及关于崔伯伯本人的种种印象……那崔爷爷是个猥琐的、矮小的南方老头儿，在屋里居然穿着那时候街上已绝对看不到的长布袍，头上戴着一顶旧的家织毛线帽，见他进了屋很受惊的样子，他便含混地点头施礼，他不愿叫那老头儿爷爷，因为其实那老头儿比崔伯伯大不了多少，比父亲更只大个五六岁，他凭什么要屈居于那个只有七八岁的小男孩的辈分，那么样地叫他？更何况即使顺那个逻辑也只该叫“外公”或“姥爷”，凭什么要叫“爷爷”？……

    他记得，在那个单元里最小的一间屋子里，他同那个老头儿都很尴尬，因为尽管崔伯伯和那位年轻的崔伯母的客厅和卧室布置得相当漂亮，而这间小屋子分明只是个储藏室，一切都简陋不说，还显得格外狭窄拥挤，老头儿除了一张木板床，还有一只旧藤椅，此外就是从地面一直往上几乎要堆及天花板的两摞箱笼……他很扫兴地发现他那口寄存的箱子已不在浮面上，而被压在了另外三只崔家的箱子下，“寄人篱下”这个成语的全部内涵生动地充溢于他的心间。他手忙脚乱，简直是有点粗暴地挪开了那压在上面的三只箱子，又几乎可以说是气急败坏地取出了自己的毛衣……

    他记得，正当他穿妥毛衣向崔伯母告别，崔伯母正虚伪地堆出一脸笑容对他说：“吃了晚饭再走好啦……”却又有人敲门，崔伯母满脸疑惑地打开门，崔伯母吃了一惊，他更莫名惊诧。

    门外是二哥。

    ……原来二哥上午到了北京，先去了部里，中午到阿姐那里吃过饭，又到大学里找他，没找到，便又到这里来找崔伯伯——出现了一桩大喜事，北京这边决定把二哥调来，到他们那个行业的一所干部进修学校任教！崔伯伯既是这个行业的技术权威，在部里又威高言重，二哥在办理有关手续的过程中，害怕“夜长梦多”，中途生变，因而赶着来拜望崔伯伯，也是希望崔伯伯再给部里有关领导打个电话，加以巩固的意思……没想到兄弟竟相逢在别人家中！

    “咦呀，是盈工呀！好一个英俊小生！你运气不好！你崔伯伯偏偏出国了哩！”崔伯母自然早就见过二哥。当年父母在北京时，二哥不仅随父母来过崔家，崔伯伯也曾带上崔伯母到过他们家，遇上过出差在京的二哥……

    崔伯母固留二哥和他吃晚饭。他当时没有往深里探究过，为什么崔伯母留他吃饭时，那表情是十分勉强的故作热情，而留二哥吃饭时那表情至少透露着七分真诚……

    那天他们哥俩没有留下吃饭。因为他告诉二哥，他已买好了电影票，并已同沈锡梅表姐电话约定，在首都电影院门口集合，一起看苏联的彩色宽银幕电影《红帆》。二哥愿意跟他一起去首都电影院，如果临时买不到票，就在门口等一张退票。同时听说崔伯伯不在国内，是在热带的一个友好国家里主持一桩援外工程，短时间也回不来，所以留在崔家吃饭也无意义。

    ……那年轻的崔伯母只比二哥大个一两岁，他后来听二哥说过，去得多了，混熟了，崔伯母有时就同二哥开开玩笑，有好几次把一只绵软软的拳头捶到二哥脊背上，用一种长辈对小辈的口气，似乎是责备似的说：“好个盈工，吃得介胖！该死！”……二哥说到那儿总停住不再往下说，他那时也年过二十了，便意会出一种什么滋味，于是两兄弟便相视怪笑；他有时同二哥一块儿散步，兴致上来，就也捶击二哥脊背一下，学着那嗲腔嗲调说：“吃得介胖！该死！”二哥便笑得喘不过气来……

    ……他记得，那天到了首都电影院门前，锡梅姐一见二哥竟随着他从天而降，脸就又渐次地红了——为什么锡梅姐那张左右不怎么对称的脸庞红起来时总是明显地呈现出一层层一晕晕增深的状态？那种生理现象是什么心理结构的效应？……锡梅姐立即结结巴巴地表态说她就不看了，让他们两兄弟进去看，“因为……你们看完了好摆啊……”二哥就说大家都看，等一张退票吧，看完了大家一同到电影院旁边的高台阶饭馆吃点东西——那饭馆他和二哥多次光顾，可总不记得名字，只记得门口有很高的台阶——但那天退票很难等，电影院门口以至老远的人行道上就有些人伸出提着钱的手嘴里不住地说：“谁有票？谁有票？……”他就把票给了二哥，让二哥和锡梅姐进去看，锡梅姐有点惊惶，转动着头颅，仿佛在寻找一面镜子，用手托托眼镜架，又低头望望自己衣襟，喃喃地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行，看我今天……也顾不上……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他当时觉得很好笑，不是进去看电影吗？难道有谁要看她吗？

    ……后来还是二哥和锡梅姐去看了那部叫《红帆》的电影。他一个人步行了好长一段路，边走边想，锡梅姐不再去剧场看京戏，而改为频频进电影院看电影，是偶然的吗？并且锡梅姐不再让他给借《舞台生活四十年》一类的书，而改让他给借乔治·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以及《苏联电影剧本选》一类的书，在见到他时，又似乎总试图同他“摆一摆电影”。比如问他，那个苏联电影《海之歌》，一点儿故事也没有，“乱七八糟的”(说出这句话锡梅姐马上后悔，又改说成“东一段西一段的”)，究竟好在哪里呢？他倒能耐心地给锡梅姐讲上一气，但有一回是同在阿姐家聊天，锡梅姐试图同阿姐摆一摆刚看过的国产片《冬梅》，谁知刚开了个头，阿姐便极为不屑地说：“什么冬梅夏梅，我现在不看电影，像二哥、小哥他们那样天天靠看电影吃饭，有个什么意思？年龄都那么大了，还不赶紧找个人结婚，瞎胡混！”锡梅姐的脸立即一个层次又一个层次地红涨起来，当时他只觉得是锡梅姐想到了自己那与小哥相仿的年龄，她也那么大了，又是个女的，还没结婚，不更是瞎胡混吗？但后来他就意识到，锡梅姐的难堪似乎还另有更深层的因素……

    11

    二哥调到北京以后，请假去了趟张家口，看望父母。

    二哥从张家口回来以后，断断续续向他讲到一些情况。

    父母在张家口那所军事学院中过得不错。尽管张家口地区一般居民的生活远比北京艰苦和单调，然而学院自成体系，占地颇巨的学院围墙里是一个与北京郊区部队大院相仿的特殊环境，父母住的是单元楼，吃粮和副食供应上都有特殊照顾，因而不必为他们的生活担忧。父亲一心扑在教学工作上，深得学员们喜爱。母亲把家务操持得比在北京更井井有条。而渐渐长大、聪明伶俐的蒋唱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但父亲却一反前几年对大哥的好感，重又复归于对这个从幼年起就不断给他招惹麻烦的长子的厌恶乃至于痛恨。

    二哥自然一直保持着同大哥的通信，并且自然与大哥有更多的交流。据二哥透露，大哥在部队久久不能入党，使大哥的自尊心大大受挫。大哥在部队实在是极其努力，他的口才、文才，以及敏捷而大胆的思路，也深得某几位首长看重，几次借到军区宣传部参加一些很光荣的任务，但却总不能正式调入军区有关部门，因为他总解决不了入党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有一回大哥所在部队的一位党的领导忍不住透露给大哥：他们外调了父亲的情况，知道父亲在反右运动中有错误言论，开过中型会议批判，但最后没有定为右派，只由组织内控，即属于“内控右派”，不告诉本人，只要本人没有新的右派言论和行为，也不影响一般性使用，可继续发挥其专长……这样的一种情况，决定了大哥即使本人再加努力，也很难被吸收入党。大哥听了大为震惊，便忍不住写信告诉了二哥，二哥到了张家口，有一天当父亲抱怨“老大死不争气，这么多年连党都入不了”时，便忍不住向父亲做了解释，并问：“爸，你真的被定成内控右派了吗？你真的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也没察觉吗？”据二哥说，父亲当时先是一愣，紧接着就暴怒地用手把桌上的烟灰缸一下子扫到水泥地板上，跳起来恨恨地说：“好呀好呀，死不争气，自己入不了党，还污赖老子！我是坚决不认他这个儿子了！荒唐！荒谬！岂有此理！”吓得母亲从厨房里提着锅铲出来，不知道陡然降临了什么祸事，而还完全不解事的蒋唱便“哇”地哭了起来，跑过去使劲抱住爷爷的双腿……

    二哥后来非常后悔。他再长大些后也很埋怨二哥。二哥原是最孝顺父母的，从小长大到那一回以前几乎从未让父母生过哪怕是小小的一点气，然后那一天他却猛地在父亲心上划下了一道又深又长的伤痕！

    ……到了那军事院校后，父亲原是心情舒畅的，他很满意组织上给他安排的那个角色，并且自己也很积极地投入那个角色。父亲在反右运动以前因为真诚地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加入共产党，因此没有像钟先生那样去刻意地塑造自己，但他后来加入了“民革”(即一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那原因一是单位里的“民革”头头动员他，二是他觉得自己的父亲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又到广州积极投入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与廖仲恺、何香凝等都有过从，因此自己加入“民革”颇顺理成章；在反右运动的引发阶段大鸣大放中，他正是因为参加了“民革”，才在一个“民革”的“神仙会”上出于“响应党的号召”，又碍于主持者一再点名动员，才发了一个言，那言论从后来反右运动所竖立起的坐标来衡量，定性为中右是一点也不冤枉的——他在歌颂了共产党的廉洁以后，却举出一些例子，用新旧海关对比，说新海关的一些干部实在外行，不像旧海关人人都得精通业务才混得下去……后来那“民革”头头及另外几个人都划成了右派，在批判斗争那几个右派分子的会上，也组织了几个涉及到他的错误言论的批判发言，钟先生的发言火力最猛。据说发言中因为激动，拍了一下桌子，竟使得小手指骨裂，后来治疗了好久才终于复原；父亲自己也在会上对自己险些被右派分子利用、客观上攻击了党作了自我批判……反右运动过去以后父亲除了不再担任副处长，改任谁也不领导而且工作内容颇为机动的专员，但待遇不变，因而他自己并不觉得入了什么“另册”，后来调到军事院校任教，发挥他那经旧海关多年外班工作练就的英语口语专长，也很得心应手，他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跟着共产党走，并且也得到共产党信用的“民主人士”，他在张家口生活得比在北京更心态平静、富有生气，虽然张家口没有西餐馆，不能满足他那吃西餐的口腹之欲，但母亲即使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中、条件下，有时也能给他弄出西式的炸牛排、奶油鱼、土豆青菜沙拉吃，加上又有孙女儿在膝下承欢，那简直有一种足称幸福的感觉……

    然而二哥却给父亲带去了那样一个可怕的信息！他不相信、不承认，并且不愿想像他的档案上有那样一种不仅令他自己，而且也令子女羞耻的印迹，他断定那是大哥因为久久不能入党，而造出的一个谣言，由此他对大哥恨之入骨，并且再不给大哥大嫂复信，凡去信都一律由母亲来写……

    他从未向父亲坦诚地谈过这一段公案。父亲真的能通过断定大哥造谣和怨恨大哥，扫除他心中的阴影吗？他记得，那已是接近“文革”的一个假期，他那时已然从师范学院毕业并已分配到市区一所中学任教，他趁假期到张家口去看望父母，本来一切都很正常，忽然有一天母亲笑吟吟地从食堂回到所住的单元里说：“……人家催乔芝芸和我们家去领苹果哩，盈海你快拿个筐陪我去提……”那本是一桩很平常的事，学院经常在食堂分发给各家一些作为福利补助的“进口货”，大概是父母那座楼里别的家都已闻讯领过了，只有那个叫乔芝芸的和父亲家还没有去领，因而食堂的人见到去买馒头的母亲便顺便作了那样的嘱咐；谁知父亲一听这话便陡然从躺椅上跳起来，将手中的一本英语语法书往地上一掼，脸红脖子粗地吼：“什么？让乔芝芸和我们去领？！不要！不要！！不要！！！”把母亲和他吓了一跳，幸好蒋唱当时到楼下找小朋友玩耍去了，否则一定又要被吓得“哇”地哭出声来……

    后来他弄清楚了，那个叫乔芝芸的是一个年龄已近50的妇女，他见过，望去尽管憔悴，却依稀可见当年的美貌。据说解放前是一张什么报纸的记者，解放后又一度在一张民主党派办的报纸继续当记者，反右运动时因有大量右派言行被划为了类别最为严重的右派分子，而且在大批右派分子都已摘了帽子之后，她居然还未被宣布摘帽，经过一番下放劳动改造以后，那所军事院校也通过有关部门把她调去当了一个外语教师，据说她掌握一门在当年显得相当偏僻的外语，好像是葡萄牙语什么的；在二哥透露大哥信函中的“秘密”前，父亲对乔芝芸的存在，本来是无所谓的，他懂得那体现着共产党胸怀的朗阔：一个政治上如此反动的尚未摘帽的右派，只要她有一技之长，甚至也可以调到部队的学院里来教课；只要自己和家人少同那姓乔的接触，便不会惹来什么麻烦。他分析，一定是二哥那次不慎在父亲心上划出了伤口以后，父亲便对姓乔的敏感起来，并且一定产生过某些联想，某些疑惑，果然，那天食堂里的人一定是非常偶然地为分发苹果的事将乔芝芸和父母家并提，父亲便仿佛有人将手指探进了他那无形而又无法向别人——即使是母亲——袒示的伤口，顿时暴跳如雷，最后竟语无伦次……

    二哥确实很为无意中伤害了父亲后悔。但二哥出差去了一趟广州，并在那里同恰好也到广州出差的大哥相会进行了畅谈，回来后就又跟他透露说，大哥的入党难，不仅在于父亲的那个“内控”问题，也更在于他自己——他那一年因为父亲摔掉面碗赌气一跺脚离家出走以后，经历很复杂，据二哥的分析，那一段参军以前的经历，其实他本不必那么详尽地向组织上交代，因为究其实他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流浪青年，并没有什么真正称得上是革命或反革命的政治行为，不详细交代也并不算隐瞒了什么，结果他一详细交代，就使组织上感到他个人历史也实在复杂，而他那些经历又无从去调查确证……

    ……原来那一年大哥离家出走以后，到一艘轮船上当了一个水手，乘那船驶抵了上海；在上海他不愿再干水手，便到一家高档饭店当了一个侍应生，在当侍应生阶段，他颇有一些风流韵事。据二哥转述，有一回大哥在酒吧中服务，那里聚集着若干洋人和高等华人，有一个当年相当走红的女电影明星那天去了，那女明星很忧郁也很浪漫，她好像很不喜欢那些请她去和包围着她的人，而且也并不喜欢那个地方，她为了气那些尾随着她的男士，便故意拉过大哥去要大哥同她跳舞，大哥巴不得那样，便同她跳了起来，令她和那些男士大为吃惊的是，大哥竟跳得那样棒！这对大哥来说本不足为奇，他并非贫寒出身，尤其是在到加拿大、美国当过外交官的姑爹家中，早同表妹田霞明、田月明等跳得不仅中规中矩，而且极能临场发挥，极具高雅风度……大哥说那女明星至少是在跳舞的那一段时间里爱上了他——确实，大哥正当20岁的青春年华，体魄健壮，面庞虽非英俊但线条刚硬和谐，是值得一位韶华即逝而情欲犹旺的女明星一恋的……大哥紧紧地搂着女明星的腰，在舞动中有时身体同女明星非常贴近，这使得周围的男士终于愤怒，他们中有人让乐队中止了演奏，女明星大怒，挥手就掴了想牵她胳膊的某位男士一记耳光，那男士用手帕捂着被打的面颊，愤愤地说：“难道你宁愿让那么个臭小子亲你的嘴，也不跟我们这些男士跳舞吗？”女明星便仰起脖子把长发一甩说：“你们这些男士？你们哪一位有丁点儿男子汉的气概？你们光知道在这里醉生梦死，你们哪里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在流血流汗？你们敢流汗吗？敢流血吗？哼，你们哪一个有种，就流血给我看，我就跟那个不怕流血的男人亲嘴——不管他是哪位！”女明星喝香槟喝多了，显然说的一半是醉话，周围的男士们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正当此时，大哥却一把抓过桌上的酒瓶，用力往桌子边上一磕两段，那迸出的酒还没有流完，他便用右手将那摔破的酒瓶用力地往自己挽起袖子露出的左胳膊上用力一划，顿时划出一道口子，鲜血马上流了出来，而这时女明星便毫不犹豫地扑上去，搂住大哥狂吻，吻他的额头、眼睛、面颊、脖子、肩窝，最后紧紧地吻大哥的双唇……

    ……20岁的大哥如此浪漫的经历，听来令他惊奇，也令他隐隐地有些嫉妒……难道连这样的事情，大哥也向组织上作了交代？二哥说，是的，大哥竟也作了详细交代，并作了相当苛刻的自我批判……

    大哥后来又从上海流浪到天津，在天津还跑到一家商行当过一段仓库的看守，二哥乍听大哥那么说疑惑地问：怕是当搬运工吧？你那么一个流浪青年，人家怎么信得过你呢？大哥说那老板就信任了他，就让他当了看守，因为他说他会武功，会开枪，老板不信，他就说不信你拿把枪来我打给你看，老板果然递他一支枪。他不接，笑笑说您别给我一支空枪，我要装子弹的，老板就真装上子弹递给他，让他打院子里的一棵树，他便瞄准了那树，一按扳机他就说：“是颗哑弹，不过您去看看我打得怎么样？”老板让人过去一细看，服了，大哥射中了那棵树树干的中线……二哥听了这段就相信了。因为二哥早就知道大哥摆弄过枪，那时候他还很小，但二哥、大哥已经十几岁，二哥大哥到姑爹姑妈家去玩，姑爹是个国民党的将军，住在一幢花园洋房式的住宅里，二哥随大哥偷偷跑进了姑爹、姑妈的卧室，大哥居然私自拉开了姑爹的床头柜，见那里头有一把手枪，便大胆地拿起来玩，开头先假装对着二哥，把二哥吓得不知如何躲藏，然后大哥便瞄准屋子角的衣架开了一枪，“砰！”那枪里原来装着真正的子弹，硝烟中衣架应声而倒……大人们闻声跑了进去，一见那情形姑爹就连连顿脚，喝令大哥把枪扔到地上，父亲后来自然狠狠揍了大哥一顿——但大哥已不再是个孩童，揍他时他虽不反抗，倒弄得父亲胳膊酸疼手掌发麻腰也扭伤……

    他的大哥便是那样一个人！他隐隐觉得，大哥后来的继续流浪，直到终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其说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因素在起作用，毋宁说是一种天性中的内在推动力在驱使……那确实很难解释，为什么大哥要用诸如此类的方式，来创造他生存于世的一种价值？

    12

    当二哥宣布说决定同沈锡梅结婚，并在单位未分配住房前暂借八娘、曹叔宿舍中的一间屋子成婚安家时，他并不感到惊奇；当然他也并不相信锡梅姐(那以后他改叫锡梅嫂)的“摆电影”能力有多么大的提高。

    阿姐的反应却截然不同。首先是吃惊。她那些年忙于自己的生活，尽管偶尔想起二哥三十多岁还没结婚有些代为着急，也曾跟鞠琴姐等多次商议过如何再给二哥介绍个合适的对象，但她却从来不曾真正关注和了解二哥的感情生活。她曾私下里对他悻悻地说过：“想不到沈锡梅这么厉害！表面上憨憨的笨笨的，原来一直在放长线钓大鱼！二哥也是，怎么挑来选去，最后居然相中了她！不是我有意臭沈锡梅，她优点固然很多，事业上也算有所成就，我们院子外头那马路上的两大排银杏树就是她优选成功的行道树新品种，可凭她那副长相，怎么配得上我们二哥呢？说实在的，大哥长相不错可惜有点矮，小哥长得像七舅舅，金鱼眼，短下巴，扮小旦能混过去，作为一个男人那长相可不行，你嘛还没长成型，总是个少年人模样……论起来我们家四个兄弟里也就二哥真拿得出去，论个头有个头，论相貌有相貌，论风度有风度，专业上有水平，英语又自学到能同声口译的程度，又懂文学艺术，比那曹叔还风流倜傥，可他居然到头来娶个沈锡梅为妻，两个人怎么一路到街上走动呢？……”又压低声音，预报不祥说：“再说沈锡梅跟我们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你知道妈妈跟四娘、八娘她们的父亲是从堂兄弟，就是说他们的父亲是堂兄弟，再往上，我们外公的爷爷和涧表妹外公的爷爷，就是亲兄弟了，算起来还在五服之内啊，这样近亲结婚，生出孩子会是傻子、怪胎，你懂吗？……”

    小哥的反应骨子里同阿姐一样，但表现方式不同，他从湖南给二哥和锡梅嫂写来了贺信，是寄到八娘曹叔那里的，信很简短，里面有个对子：“千里相会终成眷属，白头偕老永远幸福。”当时谁都没有在意，后来他恍然大悟，小哥是将“有缘千里来相会”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两句话里的“有缘”、“有情”故意掐掉，以隐含他内心中对二哥、锡梅嫂是否有缘有情的深深怀疑。他对小哥的这一反应并不以为奇。他知道，父母是一度希望小哥同沈锡梅好的，而沈锡梅也一度同小哥保持着频密的通信关系，那对京剧的一度热衷也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小哥后来明确地拒绝了沈锡梅的追求，并中断了与沈锡梅的通信联系。

    二哥和锡梅嫂是在1966年的“五一”劳动节结婚的。他们是大时代中两粒微不足道的芥豆。他们哪里知道那时候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正在康生幕后指挥下选择着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的时机……5月25日那大字报在北京大学贴出，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那张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出了那张大字报。但二哥、锡梅嫂乃至八娘都仍旧梦梦然地过着他们那凡人的小日子，惟有曹叔从部里下班回来时脸色比往日严肃许多，但就连曹叔那时也只是隐隐感觉到有一种什么风暴在开始卷动，但同时又觉得无论什么《海瑞罢官》，什么“三家村”，什么北京大学的事情，也都离自己那个部那摊具体工作还相当地遥远……

    6月中旬他去八娘曹叔他们住的那个宿舍大院，看二哥和锡梅嫂，二哥锡梅嫂借住的那间洞房同八娘曹叔一家自住的两间半房子不连在一起，当中相隔着两进院落，位于一个偏僻的角落。屋外有别人家栽种的一架葡萄，枝叶纷披，一串串的葡萄花正在转化为小小的葡萄珠。他在那屋里同二哥、锡梅嫂一起喝茶。这时就传来了一阵阵相当响亮而又浑然不清的呼喊声。原来那宿舍大院对面就是《北京日报》的办公大楼，那里已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心，正展开着人与人之间狂暴的斗争。那声浪一波波地传来，惊心动魄，偶尔可以听出来一阵阵的口号声喊的是“打倒某某”，但那又分明不是一种秩序井然的批判会。因而突然会有某几个人的尖声呼叫，凶狠而杂错，同时又突然会有某一两个人的尖声嚎叫，凄厉而恐怖……他记得，就在那一天，正当他们不得不停止相互交谈，悚然地坐在那洞房里不由自主地倾听着那些音响时，突然有一种更为惊心动魄的声音传来——《北京日报》社有人在批斗中破窗跳楼了……

    多少年后回忆起那天的情景，那些非人间应有的嘶叫、狂吼和惨嗥还似乎回荡在耳边。他不由得惊异地想到，不管那“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如何激烈躁猛，只要还有一刹宁静，一隙空间，即使在北京，在《北京日报》办公楼旁边，也还有人结婚，有人性交，有人受孕，有新的生命在进行细胞分裂……二哥的大女儿蒋红，其生命便肇始于斯时斯地，而那也绝非什么奇事怪事……

    人们到处生活。

    人们随时生活。

    在有人相恨相斗的时候，也有人相爱相依。

    在有人跳楼自杀或采取别的什么方式残酷地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也有人在黑暗中默默地创造着新的生命。

    在非常非常伟大的后来被记载下来称作历史的一些事情在威武雄壮地运作的同时，也有许许多多非常非常猥琐渺小后来一定不见诸历史书籍的凡人小事在密密匝匝默默无闻地生灭着……

    他常常想哭，为那历史以外的活鲜鲜的存在……

    他又常常想笑，微笑，为那些猥琐渺小的鲜活个体及他们的生存轨迹被伟大庄严的历史筛汰掉而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