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知道阿姐在大学时期还是很快活的。

    上的是东北农学院的农业机械系。在哈尔滨。寄回家的照片上，背景有学院的“飞机大楼”，就是说大楼的形状从空中俯瞰像一架巨型的飞机，展开着宽大的两翼。在那个时代，那样的苏式建筑本身便是一种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学院里有苏联专家，高年级听专家直接用俄语讲课。实习中自然都学会了开拖拉机，阿姐自然有从拖拉机驾驶室里探出头来大笑的照片——后来全家都懂得了开拖拉机是一桩比较简单的事，国家办这样的大学设这样的专业请那样的专家并不是为了培养一些拖拉机手，而是要培养一批能设计和指导制造拖拉机以及能总体运用农业机械的高级人才。阿姐本科毕业后又当了两年研究生，由苏联专家亲自担任导师。

    课余，阿姐和同学们唱《小乖乖》，唱《槐花几时开》，唱《半个月亮爬上来》，唱《卡秋莎》，唱《红莓花开》，唱《三套马车》，也唱《宝贝》，唱《哈！万隆》，唱《哎哟，妈妈》……而且学校里流行弹吉他，是夏威夷式弹法，吉他很大，要搁放在台子上，弹时要戴套指，用金属圆棍压弦……阿姐仍承袭着中学里的外号“小辫”，梳两根粗黑的尾端用鲜艳的布条结扎成蝴蝶结的长辫，夏天一到她便同许多女同学一起及时换上布拉吉或衬衫短裙；那时候学校里每逢周末必有舞会，跳规规矩矩的交谊舞……有一回舞会结束，旁系一位爱慕阿姐的戴眼镜的男同学情不自禁地追逐阿姐，是那种50年代的追逐，他保持着二三十步的距离，装作无意，但穷追不舍，企图找到一个脱离人群和多余眼光的地点，冲上前去向阿姐表白他的心迹……他已暗中向阿姐递交过几封情书，倾述每当从阿姐她们宿舍中传出阿姐用吉他弹奏《哎哟，妈妈》等曲子时，他在窗外树林中那如油火煎熬般的心情……那农学院的“飞机大楼”里有螺旋形楼梯，阿姐沿着螺旋形楼梯向上躲避，那痴心的人儿追踪着螺旋向上，但最终那人还是饮恨梯间，因为恰好一群人从顶层朝下运动，阿姐又混在那群人里面，眼睁睁地从那人身边返回了底层，并消失在更大的人群之中……

    他知道，那时候阿姐是属于达野哥的。尽管因为阿姐到哈尔滨上学，每年只能在寒、暑假之中回到北京同达野哥相聚，但双方的鸿雁来往，是频繁而准时的。

    一放假阿姐就回北京，经常是还带来三四个乃至四五个同班或仅仅是同系的女生，她们家在更远的南方，要在北京中转换车或为的是游览一下北京，住不起旅店也没有亲友可投靠，便由阿姐带至他们家中，他家外间屋里便用两个铺板拼成一张大床，晚上阿姐便陪她的同窗们一起挤着睡，常常是必须横着躺，把脚放在床边的椅子上，才睡得下，而他和在郊区上大学的小哥在那种情况下只好到里间父母的住房里另搭临时铺位安歇，不过他们全家对阿姐的同学们都毫无厌烦感，而大多数同学住下来时也很随便，唱歌、嬉笑，有一回，一位矮胖的福建籍同学，半夜里滚到阿姐怀里娇滴滴地发起嗲来：“唉哟，盈波，我肚子疼，肚子疼哟……”那一晚别的借宿同学都买到车票离去了，外屋只有阿姐和那发出“盈波，我肚子疼哟——”呻唤声的同学，阿姐只好爬起来给她找药吃……不知为什么，这隔着门帘传进的“盈波，我肚子疼哟——”的声音，给里屋的他和他那比阿姐还大一岁的小哥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他和小哥还在阿姐跟前模仿过那嗲声嗲气的呻唤：“盈波，我肚子疼哟——”阿姐在他们初次模仿时咯咯乐，后来就仅止微笑，再后来表情冷然，再再后来他和小哥有一回又提起这件事时，阿姐竟说：“什么同学？谁？什么肚子疼？你们真无聊！”

    2

    阿姐他们的毕业分配过程，说起来像一个童话。那时候真是争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许有人内心里有畏难情绪，有不得已的因素，但呈现于表面的确实是争先恐后挑选西藏、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贵州这类地方，还不仅如此，在长达6年的学习生活中，一些男女同学已经很自然地形成了确定的关系，那么，如果哪一个省份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单位恰巧需要两名毕业生，大家就一定请他们先挑，成双成对的挑剩下了，单拨儿的再挑，没有发生纠纷，甚至没有出现过哪怕是初级形态的争吵与顶牛，非常顺利地就分配完了，大家各奔前程。

    那一年北京没有名额，都知道阿姐在北京有达野哥等着，都不让她去离北京远的地方，而阿姐又自动放弃了天津，因为天津是双名额，恰好有一对从天津考来的同学，理应让他们回天津去，这样阿姐就去了河北的一所农业专科学校任教。

    阿姐不再把生活看成一朵开放中的玫瑰，不再快活，不再能听到她唱《小乖乖》或者别的什么歌，不再弹吉他，并且同家里人团聚时不再有活泼的言谈，都始于去了那所专科学校之后。

    很久以后，阿姐同他谈过一次，那时他也已经工作，记不得是什么原因，总之阿姐同他谈了，他憬悟出，阿姐是家族众人中最早彻底冷下来的人。

    那所农业专科学校设备很简陋，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这对于阿姐来说都算不了什么，她读过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她作过更加远离北京更加艰苦的思想准备，而她青春的火焰本也是一定可以战胜地域的穷僻和生活的艰苦的……使她冷下来的原因是她忽然遭遇扑面而来的生活利爪和人性的狰狞……

    那是一所小小的专科学校，教职工合起来只有一百来个人，阿姐报到后头一回到食堂打饭，见到别的教师自然都甩着小辫欢快地打招呼，而刚涮完饭盒回到宿舍，同宿舍比她早分配来两年的王老师便神色紧张地告诉她：“你可不能这样！你怎么能和右派分子打招呼，还凑到一块儿吃，还说笑……”阿姐吃了一惊，忙向她打听哪些人是右派分子，并牢牢记在心中：那个看起来慈眉善眼的老头儿是，那个衣衫上打着补丁总戴着顶旧制服帽子剪短发的胖女人是，那个白净脸的戴眼镜的是，那个看去像个农民身坯粗壮的原来教政治的竟然也是……

    阿姐刚去那学校时，反右斗争刚卷过第一波，还没教完一个学期，便紧接着有第二波、第三波，最惊心动魄的是同宿舍的王老师有一天在批判别的右派分子的大会上也被校领导点了名，虽然没有立即宣布她是右派，但那无异于政治上的死刑判决，散会后回到宿舍阿姐不知道是跟她说话好还是不跟她说话好，而王老师一张脸不仅变为了抹布般的污灰色，也简直不敢让自己眼光同阿姐接触，两人同处一屋，只有坟墓般的寂静……阿姐心里怦怦乱跳，走出宿舍，怀着一颗求救般的心去找校领导，一个高瘦的右眼皮上有个疤痕的牙齿发黄的男人，问他自己该怎么同王老师相处，那男人厉声地指示她：“监视她的一言一行，随时向组织上揭发汇报！”阿姐一步步仿佛脚踝上拖着铅块般地走回宿舍，心里想：王老师这人是很愿意革命的呀，她过去的言行我不知道，来学校以后她的言行我实在找不出右的问题，而从今天起她根本就没有了言和行，我又如何揭发她汇报她？……阿姐到了宿舍门前，拉开门——她发出了一声无法忍住的尖叫……

    那王老师是教电工学的，她用完全符合电学原理的万无一失的方法电死了自己，她那张凝固着极度恐怖和痛苦表情的脸如一道凌厉的闪电，击碎了阿姐心中由《幸福生活》之类的东西构筑成的心灵支柱，大概就在那一瞬间，阿姐结束了她纯真的青春期，她的内心里后来究竟是些什么，变得深不可测，而显露出来的，则是遍体清凉后的沉静与冷漠。

    阿姐直到1960年调离那所小小的专科学校，总算没有被划为“右派”或准“右派”(内控“右派”)，据她自己后来讲，简直要算一个奇迹。因为到后来那位主持校政的高个子男人，简直根本不需要你有什么言论表现，他就像到菜园子里拔大葱一样，需要几根便拔出几根……他是按上级规定的指标拔右派“大葱”，并且由于他本人对拔“大葱”有着特别的嗜好，因而他还要尽量地超额，更可怕的是尽管全校教职工一百多个人，按说根据敌人只占百分之一、二、三或顶多到五的估计，被拔出的几率只有二十分之一，但他却把眼光单集中到有大学学历的那二十来个知识分子身上，因而阿姐置身在这个范畴内，被拔出的几率便高达四分之一……

    阿姐那几年一直生活在一种极度的内心恐怖之中，而开会时上课时劳动时乃至走路时吃饭时上厕所时还都不能从脸上从嘴里从身姿上透露出丝毫的内心迹象。她记得有一天傍晚，她打完开水提着热水瓶往宿舍走，在甬路上望见那主持校政的高个子男人正在二十步开外同人事干部交谈，她忍不住朝那边一瞥，而手里弹着烟灰露出黄牙喷着烟雾的领导也恰好朝她一瞥，那目光的短暂交接之中，她的心不禁猛地一紧，因为她觉得对方分明是一种类似揣一揣肥瘦的屠夫的眼光，阿姐后来跟他讲到这细节时一再申明，她说屠夫不是一种隐喻，不带反抗或控诉的色彩，甚至不带贬义，那是指作为一种正当职业的屠夫，那样的屠夫本应具有那样的职业性眼光，她感到恐怖，是因为她深感自己作为大学毕业生(不仅是本科还是研究生)的罪孽深重，或者换个比喻，她自知是菜园子里已经无可奈何地长得粗大的葱，要拔它的人望它一眼并不意味着罪恶，倒是它自己应深知自己的命运本应如此……

    如今再回头细想，他就理解阿姐假期回到北京家中时为什么寡言少欢，为什么无论做什么事都缺乏兴致，为什么晚上洗脚一双脚泡在水里许久，其实水都凉了，她却还坐在小板凳上，两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托腮，就那么样一坐坐许久……

    在大的社会境域之中，每个人所处的小社会境域倒并不都是一样的情形，犹如一场大雨过后，有的地方积着很深的水，多日不干，有的地方变得泥泞不堪，而有的地方却只不过湿上一阵，很快干燥如初……他记得，表姐田月明她们那个设计院，似乎就没那么恐怖，至少从表姐的谈吐和情绪上，可以看出来她自身没有什么危机感，也对院里所发生的事情能够比较松弛地认同。有一个星期天她又摇摇摆摆地来到舅舅家，他和母亲——就是她舅母——都对她说：“真不巧，崩龙珍才走……”她便毫不大惊小怪地对他们说：“怎么，她自己说了吗？他们还都不知道吗？她怎么还往这儿跑？她们学校已经把她划成“右派”了呀！”说完又嘻嘻哈哈地说别的，问舅母要卤肉和泡菜吃。事后他回忆起这一幕，很是吃惊，吃惊的不仅是崩龙珍，更在田月明表姐，她对反右斗争，对多年来一块儿玩得那么好的同乡、同窗被划成“右派”，都并不感到惊奇与遗憾，当然她也并不积极投入斗争或从此真对崩龙珍另眼相看，她有她的具体处境，并且有她特有的应付处境的天性……

    鞠琴在反右初期，遭到两张大字报的批判，针对她的一句言论，是什么言论他记不清了，总之鞠琴姐又有鞠琴姐的遭遇和应付办法，她坦然地对待那两张大字报，记得有一回她送票给他们全家去看她们文工团的演出，演出的剧场离她们文工团驻地很近，演出结束她便带着他们全家去文工团，径直把他们带到那两张大字报前，当着团里的人，自自然然地说：“批判得对啊！警钟敲得好啊！你们都看看，都来帮助我，监督我啊！”结果反右的火就只燎到她那么一下，运动过去她安然无事，并且几年后还终于被吸收入党。当他的阿姐冷下去以后，鞠琴却依旧是乐乐呵呵的，对社会、人生怀着不见衰减的热情，或至少是温情，当然后来他终于知道，其实在鞠琴内心深处，也一直翻卷着困惑的波涛。

    他和他的父母直到田月明跑来戳穿之前，真的不知道崩龙珍在反右一开始便陷了进去。崩龙珍确实有长篇大套的鸣放言论，还同大学里当时的一个什么民间油印刊物有关系，根据当时的政治坐标，把她划为右派那是一点儿也不冤枉的，所以那场斗争反映到她内心中的，恐怕就不是阿姐的那种无辜的恐怖感，而是别的一些情绪……田月明表姐揭穿她以前，她确实多少显得有些古怪，那一阵她不仅每逢星期天必从西郊一大早就来到他家，而且总是要吃完晚饭才返回学校，一玩就是一天，而且他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年的10月1日，他作为少先队员参加了游行回到家中，发现崩龙珍却已经坐在他家中了，少先队员队伍总是先接受检阅、先通过天安门的呀，大学的游行队伍且排在后头呢，她怎么已经游行完了并且早就到了他家呢？母亲摆开一桌子节日菜肴，大家归座享用时，他问起来，崩龙珍承认自己从游行队伍中提前退了出来，因为她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他至今记得那个国庆节崩龙珍的打扮，她穿着一件很漂亮的咖啡色呢子上装，领口上别着一束雅致的淡粉色绢花，短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头顶上还勒着一条淡粉色的缎带，确是一种过节和参加盛典才有的装束，但其实那时学校里他们系已经开过她许多次批判会，她已被称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不过没有最后宣布戴帽子罢了……应该说崩龙珍在那个时候还是相当能够自持的，她还能为自己找到他家这样一个避风港，还能在他家的人们面前镇定自若不露痕迹，还能打扮成那个样子，并且说不定她真打算随队游行，不是因为身体不适而是被革命群众从游行队伍里轰了出来，才到的他家……总之，不管怎么说，她那时内心的种种变化和煎熬，同阿姐又属于另一种情况……

    阿姐在反右斗争中并没有受到正面冲击，事情过去以后她如田月明表姐一样地清白，然而她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结构却在那以后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在阿姐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北准备去报到之前，有一天表姐田月明、义姊鞠琴、同窗崩龙珍，她们四个青春女性站在他家屋外的合欢树下，由他家二哥给她们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四个女性真如四朵正在尽量胀圆花盘的玫瑰，月明表姐美艳如电影明星，鞠琴姐爽朗大方风度翩翩，崩龙珍俨然女教授气派，惟有阿姐，一根长辫甩在胸前，一根长辫搭在身后，两只手不知该怎么放似的交勾在布拉吉腰下，还不脱学生的味道……

    崩龙珍被打成右派以后，阿姐和鞠琴姐都主动烧掉了这张照片，月明表姐则采取了剪去边上崩龙珍身影的措施，惟有崩龙珍一直留着这张照片，许多年以后，他在崩龙珍家里看到了那发黄的照片，崩龙珍喃喃地指着照片上自己的影像说：“23岁，才23岁呀……”

    在崩龙珍家里看到那张旧照片后，他曾向阿姐提及，阿姐冷冷地说：“什么23，崩龙珍中学时候就瞒了岁数，那一年她该是25。”

    3

    那一年暑期里要大炼钢铁，阿姐被指定设计小高炉，限期出铁，她不能回北京，她写信让达野哥去看她，达野哥回信说他们机关里也要大炼钢铁——那时他已经调到区教育局当一个处的副处长，他实在抽不出时间，建议待“1070的捷报传来后再说”。1070是当年全国老少妇孺皆知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们要全民上马，土法上马，日夜苦干，争取早日超过英国的钢铁产量，那“超英赶美”的钢铁指标便是1070万吨。当时不仅是达野哥，而是上下许许多多的人，都充满信心地认为达到这个指标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一年半载就能实现。

    然而暑期将尽时达野哥突然去了河北，去了阿姐那所农业专科学校。他事先没有通知阿姐，到得很突然。

    达野哥的从天而降，一定使阿姐欣喜若狂。乍相见时的情景，至少在阿姐这一方我是可以想见的。然而后来似乎不妙。怎么不妙，详情至今仍是个深深的秘密。

    阿姐后来只给我讲了一个细节，就是达野哥去看望她时，带去了一些吃的，其中有两听水果罐头，就是那种至今仍在出售的胖玻璃罐装铁皮盖封口的水果罐头，这在那年月里是—种很难得的显得很昂贵很高级的食品，阿姐接过去很高兴很感激很珍视，但阿姐在那样一个穷地方一时拿不出东西来招待达野哥，便随口说了一句“要不你就吃一罐糖水菠萝吧”，而达野哥竟倚在椅子上，说了一声：“好，你开一罐吧！”阿姐在一种意外的心情下遵从地为他开启了一罐糖水菠萝，达野哥马上接到手中，而且毫不犹豫地接过了阿姐递上的铁勺，坦然地用铁勺舀着菠萝块往嘴里送，不—会儿便在言谈话语之间将罐中的菠萝块吃了个精光，只差没端起罐子把里头的汁水喝尽，而在这个过程之中，达野哥竟没有请阿姐—起吃的丝毫表示……

    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理解，至少不能深刻地理解，阿姐为什么对达野哥吃掉自己带来的两听水果罐头中的一听那么样地耿耿于怀……

    据说达野哥那一次的突然造访显得心神不定，而且烦躁郁闷，但他又要阿姐迅捷同意，当年国庆节回北京同他结婚，那该是阿姐期待已久的求婚，但阿姐却加以拒绝了，当然不是拒绝同达野哥结婚，而是拒绝了那突然加以限定如同最后通牒般的婚期……

    达野哥在学校的男老师宿舍中借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午便离去了。全校的员工这下都知道阿姐有了一个北京的未婚夫。但惟有阿姐自己心里清楚，恰恰在这以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出现了问题，要么是阿姐去信好久达野哥反常地久久不回，要么是回了信却全然丧失了往昔的热情和爱恋……

    在经历了来自政治的恐怖冲击之后，阿姐又经历了来自感情的恐怖冲击……她惊恐地发现，即使是她同达野哥那样的原来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初恋花朵，也完全可能突然凋零萎落，全然结不出果实……下一年春节前她回到北京，人生向她呈现出更其残酷的一面，而且清晰无误——达野哥向她承认，已经有3年之久了，那就是说早在她从东北农学院毕业之前，一个中学的语文教师就追求上了他，那女教师会写诗，会弹钢琴，开始他拒绝，他回避，但毕竟阿姐总在外地，而那写诗和弹琴的西施就在北京，随时可以出现在身边，他终于被她俘虏，他由感动而生好感而投桃报李地也爱上了她……

    达野哥突然跑到河北阿姐任教的学校去，是一种内心挣扎的表现，他对阿姐有一种愧疚感乃至于犯罪感，他知道自己已经并不真的爱恋着阿姐了，但他应该还爱阿姐，并且应当履行一种似乎早已设定的义务同阿姐结婚，而当他向阿姐提出那一年的国庆节结婚时，万没想到却受到了阿姐满怀尊严的拒绝，于是回到北京，他更深地陷入到了那位语文教师用诗句和乐音编织的情网之中……

    阿姐心中神圣而美好的东西破碎得实在太多了！

    阿姐在那个寒假回河北以前有一个惊人的举动，她在事先没跟达野哥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在教育局下班之前抵达了达野哥办公室，并且带去了夹好猪头肉的火烧和水果，当着达野哥的上下级，就如同她和达野哥早约定好了似的，说是要在办公室同达野哥就着茶水共进晚餐并且晚上一块儿去看鞠琴她们文工团的歌舞晚会。

    达野哥的同事们都走光了，达野哥和阿姐在那间办公室里待了许久许久，他们既没有吃掉那些吃食更没有去观看什么歌舞晚会。

    达野哥说过这样的话：“别老在这儿待着，有值夜班的人，别造成不良影响……”

    阿姐说过这样的话：“你跑到河北我们学校去，给我造成了什么影响？你甩了我，我回到学校去怎么做人？”

    不再是谈情说爱。

    蜕变成了一种古怪的谈判。

    阿姐对达野哥动之以情、循之以理、绳之以义。

    最可怜的是还要动之以情。阿姐抚摸达野哥放在桌上的手，还趁势依偎到达野哥的怀抱中……

    达野哥却残酷地将阿姐轻轻地推拒开了。他告诉阿姐，已无挽回的余地，他准备同那位语文教师结婚，他承认自己对阿姐有罪，他说他内心里很痛苦，他恳求阿姐原谅……

    阿姐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变得更加冷峻。没有眼泪，没有话语，没有表情，她静静地洗漱，默默地躺下，却一夜没有合眼，仰面望着天花板，心里只充塞着一个冰冷而坚硬的念头：我一定要在北京另找一个对象，只有这样我才能逃离那所可怕的农业专科学校。

    从此达野哥从我家消失。

    对于我来说，他也不再是什么哥了，他是一个姓达野的人，一个同我没有丝毫关系的不相干的人。

    4

    达野消失了。

    勇哥进入了阿姐的生活，并且成为我们家族中的一员。

    勇哥是鞠琴介绍给阿姐的。更准确地说，是鞠琴和她的爱人常延茂共同介绍给阿姐的。

    常延茂是文工团里歌剧队的。他年龄那时并不大，导演派角色时却总派他演老头，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基本上属于低音，还有他那沉稳的气质；他上戏时化起妆来总比较麻烦，因为老得粘胡须、画皱纹什么的，渐渐的他的面部皮肤变得相当粗糙，在台下不化妆时望去给人的印象也总大于他的实际年龄；常延茂结婚以前住两人一屋的单身宿舍，他的舍友始终没换过，便是屈晋勇。屈晋勇比常延茂大好几岁，参军早——他在1945年东北一解放就参军了，参军以前是店铺的伙计，再以前在农村帮着父兄给地主扛活；参军以后先干过一段后勤，后来因为文工团的导演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上了他那工农型的健壮大方的相貌，又听他数来宝数得好，便把他吸收进了文工团，从演简单的小节目到演二人转到演小歌剧到调入北京的大文工团演大歌剧，他一步步成为歌剧团里不可或缺的演员——因为嗓子并不怎么好唱不了挂头牌的主角，但从雄武的政委这种正面角色到奸诈的叛徒那样的反面角色，他都拿得起来，因此几乎歌剧团排演的每一出新戏里，他总能列在广告中的“主要演员”名单里，一般在第四位到第七位之间。

    他还记得勇哥第一回到家里来拜见他父母的情形，那天没穿军装，穿的是便装，进屋时身穿一件料子好高级的黑呢子大衣，戴着呢子的制服帽，好魁梧挺拔的身板，好一副洋溢着阳刚之气的相貌，只是望去实在是年龄已然不轻，尽管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呢子帽下露出的头发茬和鬓角也乌黑整齐，他见到他时还是总觉得是位叔叔而不是个哥哥。

    阿姐很快同勇哥确定了关系，并开始着手根据这关系调来北京。“五一”的短期休假阿姐也回了北京，同勇哥“对了几天象”又匆匆赶回河北那所专科学校，他同勇哥两人到火车站送阿姐，买了站台票一直送到月台，送到火车开动并且从视野中消失。他又捕捉到了一次两个人的对视，默默地对视，一方还是阿姐，另一方却已不是达野哥而是勇哥，场景也不再是家中里屋的五斗橱前，而是火车站，阿姐已经上车坐到了靠窗的座位上，把吊窗推了上去，露出胸部以上，她两只眼睛出奇的大，比以往他任何时候看到她时都显得更大，那眼睛分明在说话，那话语并不复杂，很好解读，连刚刚16岁的他也能了然于心，那是很单纯但也很强烈并且具有命令性却又饱含诱惑力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不能改变，并且要尽快把我调来北京”；勇哥站在月台上，衣衫笔挺，英姿勃勃，但却并不能报之以丰富的表情和裸露心迹的目光；勇哥站立的位置尽管正对着阿姐露脸的车窗，却并不贴近，保持着几步的距离，火车启动后他只是举臂招手，也并没有冲过去再与阿姐握别，依16岁的他当时心中的估测，是以为勇哥既然在台上可以那样放开地表演，那么在这月台上就是冲过去吻吻阿姐的脸蛋也并不出格，不过他预测得一点也不准，勇哥只是以立正姿势向阿姐挥别，脸上只有一个淡淡的含蓄的微笑，当然勇哥的目光一直同阿姐的目光对接着，做越来越延长的斜线运动，直到终于不得不扯断，但从旁看去，那整个情景实在不像是恋人之间的对视和生离，而仿佛是兄长或首长在欢送弟妹或下级奔赴某个“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许多年后，阿姐同达野哥在五斗橱前的默默对视，阿姐同勇哥在火车站月台车窗内外的默默对视，这两个情景，两部“电影”，曾在他脑海中多次重现、放映，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酸辛感，为阿姐，为人生，为莫测的命运，为一些珍贵东西的破碎，为一些满心满意争取到迎接来的东西其实具有潜在的危险品的性质，以及为一些简直说不出道不明却又尖利而残酷的思绪，是的，他早就想写一本叫做《阿姐》的书，开头为什么没写，不知道，后来为什么也总不写？现在憬悟出，也许是由于不忍，是的，不忍，不忍心下笔……

    5

    阿姐在那一年的国庆节和勇哥结了婚。离开我家的时候，我看见妈妈从她那古旧的铜片包边的小樟木箱中取出一对金镯子，郑重地递给了阿姐，而阿姐则把一厚摞高中和大学时代的日记本捆在一起，递给了妈妈，说：“别保存，抽空烧了它！妈，您记住，烧了它！我不想自己烧，您替我烧，啊，妈？”妈妈有点吃惊地接了过去……

    阿姐婚后的头5年间，看去是幸福而满足，安适而平顺的。

    鞠琴姐真是阿姐命中的福星。难道仅仅因为当年的大火灾之后，阿姐挽着父母双亡的鞠琴姐的胳膊，在蜀香中学的操场上默默地兜过圈子，冥冥中的主宰就总让鞠琴姐在阿姐人生途程的转换站上，为阿姐出力帮忙并且总能玉成好事？

    鞠琴姐给阿姐介绍了对象，促成了阿姐和屈晋勇的婚事，在阿姐联系调动的过程中，鞠琴姐偏又认识阿姐想去的那个单位的人事干部(当年一起参军，但因不适应舞台演出而早就转业的一位男同志)，结果婚事办完不到两个月便调动成功，那是一个专业与阿姐所学对口的研究机构，那里可能也有爱拔“大葱”的人，但至少总不会如同河北那所专科学校的那位瘦高个黄牙齿的“拔葱将”那般粗鄙和颟顸，再说，阿姐所嫁的屈晋勇有大尉军衔，出身贫苦，在演员队中任党支部副书记，阿姐因此属于军属，这样，你也就难以再把她视做一棵“大葱”……我想，阿姐心中曾经笼罩着的恐怖感，那几年里至少是浓缩冷冻深储在了灵魂的角落之中。

    然而阿姐更加不复是学生时代的阿姐。当年的那具吉他她没有扔掉，却再没有抚弹过，装在乌黑的大盒子里，搁到了双人床下面靠墙的深处。

    “晋勇！别摘那老的！摘上头的！摘嫩的！”

    阿姐从楼窗里探出胸部以上，刚用香皂洗过脸，短发梳得整整齐齐，红光满面，牙齿雪白，愉快地指挥着。

    屈晋勇在窗外的空地上摘野生的苋菜叶。

    这个镜头我永远记得，这镜头对阿姐那一阶段的生活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阿姐婚后随屈晋勇住在文工团里面，那是近郊的一个大院，院里有许多座楼房，有的用作办公、排练，有的用作宿舍，但那时候那大院里还没有盖起单元楼，每座楼都是所谓的“筒子楼”，就是每层当中是一条大走廊，走廊两边是一间一间的大房子，两头是厕所和水房，当时那文工团就安排团员们住那样的“筒子楼”，结了婚的自然夫妻合住一间，还没结婚的就两个甚或四个同性别的合住一间，倘若婚后生下了孩子，那么就另有一座楼，也是“筒子楼”，专供保姆和孩子住，倘若接来了家中老人，也安排在那座楼住，那座楼里每层都有一至两间屋辟为公用厨房，当年还没有液化煤气罐，更不通管道煤气，公用厨房里是近墙一溜的煤炉子，烧的蜂窝煤就堆在走廊里，哪一垛是哪家的，各自都心中有数……阿姐和屈晋勇，鞠琴和常延茂，住在同一座楼里，阿姐他们在一楼，鞠琴他们在二楼，方位一样，当中只隔一层楼板；鞠琴他们先有了女儿，阿姐他们很快也有了儿子，孩子和保姆就都住在那另一座楼中，两家的“育儿室”也紧挨着；吃饭如果不去食堂，那就都到“育儿室”里去吃，偶尔例外，比如星期天，我那时正在师范学院上学，去找阿姐，她便同勇哥留我在他们住的房间里玩，并在那里用煤油炉子单烧一些东西来吃。那一天我又去了，阿姐除了别的菜以外，还打算炒一个苋菜，便支使勇哥跳窗到楼后的空地上去摘，那片空地上丛生着许多野生状态的花草树木，时有鸟儿蜂蝶鸣啭飞舞，我说挺美丽的，阿姐却皱眉说：“美什么，除了冬天，三季都有蚊子飞进来，叮死人！”尽管阿姐说过这样的话，那一天她打开楼窗探出半个身子去指挥勇哥时，显然是颇为知足，心情大畅的。

    那种“筒子楼”的房间开间很大，每间面积总有20平方米说不定还多，当时阿姐和勇哥置备了新的双人床新的带大穿衣镜的立柜，新的带玻璃拉门的小柜橱，以及一对新的木扶手沙发带茶几和一套新的折叠桌和折叠椅，还有新的脸盆架什么的，加上勇哥早置买下的如同今天的大彩电那么大体积的三个波段的当年最昂贵声音也确实最好样式也实在新颖堂皇的收音机，还有墙上挂的在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照的放大成20英寸并且由高级技师由黑白染成彩色的大结婚照片，那时候很难得到的用全开道林纸精印的不在国内公开发行只作为对外宣传品的画面全是北京“十大建筑”的大挂历，以及搁衣小柜橱玻璃拉门里面显露出耀目图案的上海金鸡饼干的大饼干桶及圆筒状的“乐口福”及几种方形的茶叶罐……都使我觉得我的阿姐过上了相当富裕和相当高级的生活。更何况每回一走近他们住的楼房，因为有的演员夫妇自购了钢琴，正在房间里练声，便有“椅义伊义椅”、“喔卧窝卧喔”一类单纯而优美的歌声和不断升高八度又降低八度的叮咚琴声传来，使我有一种步入艺术殿堂的神圣感。

    他记得，勇哥每回来看他父母即勇哥的岳父岳母，总要提一大兜乃至两大兜满满当当的水果、点心或别的什么礼品来，即使到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已经很难买到定量以外的食品，勇哥来时也还是总提着大兜的东西，有时是赴部队演出归来带回的某些犒劳品，有时是文工团作为内部福利发下的鸡蛋或黄豆……勇哥的做派是量大，他似乎总怕自己奉献给别人的东西量少了，因而往往量大到不必要乃至令接受者难办的程度，比如到了1963年供应好转了，他能一次提来5斤高级点心或10斤桃子，那时又没有冰箱，结果总要造成吃不完的点心长毛或桃子溃烂的后果，阿姐就当着全家人说过他：“怎么劝也没有用，他非要这么着心里头才过得去，就是这么个人，我劝多了他还以为我是小气……”他记得他去文工团阿姐勇哥那里玩也是一样，勇哥给他冲茶时总恨不能在茶杯里装进半杯茶叶再用滚水去冲，结果那高级茶叶沏出的茶水反而难以下咽，几次以后他便不得不在勇哥一取茶叶罐时便高声嚷：“勇哥，我不要那么多茶叶！”吃饭时给他添饭总要添成个“帽儿头”，夹菜也总要随时堆满他的饭碗才甘心……

    他记得，与勇哥在物的给予方面的过度慷慨相对应的，却是勇哥的过度寡言，这很出乎他的意料，因为台上的勇哥很少扮演寡言的角色，而且都颇称职，他万没想到台下的勇哥不仅不擅言谈，而且也并不练声，他去阿姐勇哥那里玩时，总希望勇哥唱一段或至少趁他在时像别的屋里的演员们那样练练声，哪怕就“椅义伊义椅”一番也好，但，古怪，竟一次没有过，他、二哥、小哥都曾当着阿姐的面求过勇哥：“给我们唱一段吧！”他只是继续做些切菜剁馅拌馅合面擀皮儿给他们包饺子吃一类的事，微笑着，也并不解释，只是不唱，阿姐实在看不过，便代他向兄弟们解释说：“你们想想他台上演的都是些什么角色？几乎一个完整的唱段都没有的角色嘛，说实在的是主角在唱歌剧，而他只是在演话剧！”可鞠琴、常延茂就不一样，他们家有钢琴，他和二哥、小哥都听过他们练声，他们也应邀在家里为亲友们唱过歌……

    他记得，勇哥很会包饺子，很会炖红烧肉，他或二哥、小哥一去，勇哥便立即张罗起来，或赶紧骑车去附近菜市场采购或赶紧洗菜切肉淘米备锅，一般是阿姐陪着来客说话，到掌勺时才去炉边……当然饭后饮茶时勇哥也来坐着聊天，很愉快的样子，但基本上只是有问必答，难得有长过三分钟的叙述或议论……

    他记得，阿姐透露过，勇哥有一回无端地嫉妒起来，起因是他的表哥阿姐的表弟田月明的弟弟田星明从上海出差北京，事前也没来封信没打个电话，突然闯到阿姐那里，阿姐一见田星明便欢叫起来，田星明也一脸滑稽相的怪腔怪调地高叫“小表姐”，两个人“惊呼热中肠”之后，便你一句我一句不间歇地聊了起来。勇哥如同小舅子等等常客去了一样地立即张罗起饭菜来，吃饭时也是大勺地舀饭大筷子地夹菜，吃完饭也是大把的茶叶沏出酽得人的茶水……然而田星明走后勇哥的脸色阴沉得如冷透的生铁，阿姐形容那简直有点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的劲头，临到上床睡觉前终于发作了出来，闷声闷气地问阿姐：“什么叫做‘毛旋’？你跟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儿？！”阿姐费了好大劲向他解释，告诉他自己家同姑妈家的表兄表弟表姐表妹间的关系非常之好，小时候有好几年两家根本就住在一起，每天晚上墙根下一溜搪瓷尿罐，未成年的表亲们一个挨一个地坐在罐上，一边撒尿拉屎一边逗贫嘴乃至推搡嬉闹，阿姐同田星明年龄最接近，总坐在相邻的罐罐上，因为田星明额头上的毛发中多出一个旋来，所以小名叫“毛旋”，家族里都这么叫他，并非是阿姐个人的发明……“毛旋”当时在上海的运动队里当随队医生，他是学运动医学的……他记得阿姐告诉他，勇哥那“奥赛罗”的状态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才终于淡化下去，他很纳闷，勇哥是个歌剧演员，还到戏剧学院和音乐学院上过短训班，他怎么连表姐表弟之间的一般性亲情也不能理解不能容忍？不是都说文艺界的人士在男女关系问题上都比较开通或者说比较随便吗？勇哥他们文工团的风流韵事就很不少，也不断有人因为“生活问题”而“犯错误”受处分，那勇哥怎么还会那么样地狭隘、那么样地僵硬？

    他记得，后来二哥分析过，勇哥他们文工团里，女演员们一般不是嫁给本团或兄弟文工团的男演员，就是去当首长的夫人，很少有嫁到部队之外特别是嫁给平头百姓的，男演员们则不然，倘若娶不到本团或兄弟文工团的女演员女美工女剧务或其他方面的女子，那就很难再在文艺界的圈子里缔结良缘，多半是由亲友介绍娶一位部队外的社会上的一般女子，学历和职业大多不太高，有小学教师、银行出纳、商场售货员、工厂女工乃至于农村来的不工作的家庭妇女，等等，娶到有大专文凭和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干部妻子已属不易了，娶到有研究生文凭俨然在科研机构工作并且相貌又不错第一胎又马上生下一个胖大小子的如阿姐者，则勇哥他们那个文工团中勇哥是一个孤例，人们背后都说他虽然耽误到三十多岁才终于成家，那可真是“后来者居上”，是令全团上下艳羡。他细加回忆，勇哥对阿姐确实是奉为掌上明珠，而团里的许多演员，包括总是在歌剧中演一号角色的社会上名气不小的女高音某某某，据说因有首长宠爱观众崇拜是傲焰万丈百人不理的，却对阿姐刮目相看，极愿结交，他就曾在一次去阿姐处时遇上了那位剧装头像登在杂志封面上的大演员，大演员手里捧着一杯自己屋里沏好带来的茶，站在阿姐屋子当中，面对着倚在床上枕头垛埋头编织小孩毛裤的阿姐，左一声“盈波”，右一声“盈波”讨好似的跟阿姐聊着，而阿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对阿姐竟始终并不向那大演员让座极感惊异，而当阿姐似乎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议论到大演员新上的一出歌剧中的一个唱段“听起来挺有味”时，那大演员竟心甘情愿地喝一口茶清清嗓子，唱了整整两句以取悦于阿姐，那如同正式登台演唱的共鸣音把屋子里每一样有空穴的东西都震得嗡嗡作响，其情景更令他惊异莫名；而阿姐却依旧只是倚在枕头垛上织她的毛活，虽说面有微笑，头并不抬起眼光更不投向演唱者……

    他记得这些事，当许多年后勇哥生命垂危竟被死神玩弄猎物般地摧得皮包骨头不忍目睹时，他想起阿姐当年对勇哥雄伟身体的一句评论：“哎呀，他胸脯上的肉好厚，任你怎么使劲地抓就是抓不到他肋巴骨……”

    他记得，这些都已逝去的、琐屑的、只同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步入老太婆范畴的阿姐有关的，就整个世界和人类而言实在是可有可无轻若鸿毛如雾如烟的往事……

    他偏记得。

    偏他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