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12日入夜，我在汉城灯红酒绿的新村闹市独自吃了晚饭，正欲回到我那孤独的寓所，忽然汉城大学的李政勋博士打来祝贺电话，告诉我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了，得主是中国的高行健。我赶紧去上网寻找消息，然而中国的几个大网站都还没有反应，好像他们根本没有做好中国人获奖的准备。接着，在韩国的其他中国教授打来电话，都说高行健获奖，未免有点意外了。很多中国教授，甚至根本不知道高行健是何许人。

    新千年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中国人，这总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但是这恐怕不会在中国人中间引起太大的激动，因为这奖来得太晚了。中国人原来把诺贝尔奖看得非常神圣，获奖者中也的确不乏真正的大师。但是看来看去，就看透了。获奖者越来越鱼龙混杂，拒绝领奖的也有了，获奖者自己不好意思的也越来越多了。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获奖者的文化姿态与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国人80年代以后，年年都要争论一番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不给我们中国人。许多人搬出鲁迅的教导：“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但是鲁迅的这话是在特殊的时代说的，并且那时诺贝尔奖的质量还很高，西方对中国的敌意和误解也没有这么深。这话用来自谦是可以的，但是用来解释西方为什么不把诺贝尔奖给中国人，就未免可笑了。

    东方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不少了，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还有非洲的一些。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应该获奖的作家至少有几十位。可是一年年过去了，中国人慢慢只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闲话的题目，除了中学生，没有人真的那么热情了。大概西方人也觉得实在太不好意思了，整整一个20世纪100年，竟然没有一个中国人获奖，这已经不是中国的耻辱，而是西方的耻辱。所以，就在中国人已经满不在乎的时候，让你获奖了。好像风雨过去之后，他慷慨地把雨伞送给你。然而又送得的确不大合适。

    这次高行健的获奖，对于高行健本人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好事。高行健是新时期为中国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作家，他的艺术水平，获得这个奖是当之无愧的。但是问题是，如果高行健能够获奖，那就意味着，在目前活着的中国作家中，至少还有20个人可以获奖。这对于瑞典文学院，无疑是具有很大的讽刺意味的。

    从好的方面说，这给了中国的作家极大的鼓舞，大家说：“喂，好好写吧，说不定明年咱们也能获得诺贝尔奖呢。”从坏的方面说，这件事使得中国人更加不把什么诺贝尔放在眼里。因为高行健虽然有着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但是他的作品主要是属于先锋探索类的小圈子试验，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几乎没有影响。他的《灵山》在获奖之前就没在中国大陆发行过。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显然是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念来阅读高行健的作品的。评委中唯一懂得汉语的马悦然先生翻译了大量的高行健作品，他自己的审美趣味、他有一位当过右派的岳父的身份，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投票当中。另外，高行健的海外身份也对他的获奖产生了极大的帮助。但是这一次西方人又错了。因为高行健的海外身份与俄罗斯那些流亡作家是根本不同的，这根本不会在政治上给中国造成任何损害，相反，它只是再次证明了西方人的天真或者无知。

    东方对西方已经了解得超过了他们自己，而西方对东方的了解，可以说刚刚入门。不过这次颁奖，总还是表现了西方人的善意，希望他们以此为起点，把东方学这门课程的成绩提高到A或者B，这也算是这次颁奖的收获吧。

    （此文写于颁奖当夜，次日凌晨韩国《文化日报》即翻译发表，大概是第一篇评论此事之文。后又被中韩多家报刊网站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