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我住的国际馆旁边是女生宿舍，两座楼是相通的，实际是一座楼。国际馆里边住的也绝大多数是年轻女性。我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骥伏枥”，下联是“流莺比邻”，横批是“牛得草”。来访的和周围的女性见了，都觉得中国人又神秘又高雅，于是纷纷拉着我在门前合影。我盛情难却，只好半推半就地从命了。

    25．接过白永瑞博士的名片，读了一下，“白永瑞”，不禁油然脱口而出：“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说完自己就笑了，这跟白永瑞有什么关系呢？我这人太没办法，总是不着边际地胡乱联想。但是又为自己解脱：这就是人比电脑高超的地方。电脑再过一百年，恐怕也没有我这能力。因为电脑是为了“有用”而存在，人是为了幸福而存在。别的任何评价对于我都是无所谓的，我只知道：我幸福，故我在。

    26．每次出入电梯，喇叭里都乌拉乌拉地说上那么几句，不知是什么意思。听得久了，才听出原来是两句杜诗。进去的时候说的是：“魑魅喜人过”，出来的时候说的是：“文章憎命达”。心想这很有道理，电梯对人宜乎这个态度。

    27．孙佑京小姐真是大好人，为了请我吃饭，打了无数次电话，我都不在。好不容易在了，我又没有合适的时间。但她毫不气馁，继续无数次地打下去。就是为了这样的朋友，我也应该买个手机。所谓“一饭千金”么。

    28．我住的国际馆食堂的橱窗里天天摆着精心设计的“样板饭”，不但花色艳丽得使人怀疑能不能吃，而且份量比实际所给要多起码三分之一。实际情况是，一般一份米饭只给一两左右，泡菜和腌萝卜之类一共也是一两左右，泔水模样的大酱汤则是一个富士苹果大的碗里只给小半碗；肉一般没有，有也只是两三片，好像选美小姐一般赤裸裸地招摇着；鱼倒有时给一条完整的，足有一两多，但五脏六腑俱全，外加全副鳞甲，于是只好如鲁迅笔下的狂人所说：“吃了两口，便将它连肠带肚地吐出。”鸡蛋偶尔给一片，估计那个鸡蛋一共可以切最少六片。这样的一份正餐卖韩币1800元，相当于人民币14￣15元。学生们还说这里算是便宜的和好吃的，所以这个食堂里熙熙攘攘，出来进去的都多是所谓的美女，一个个吃得满面春风的。那些“阿主妈”对待我是特别优惠的，看见我去买饭，总是多给个一两八钱的。我正好立志减肥，也从不计较。记得读书时北大的学生有时因为食堂的师傅给的肉少（盖不住6两米饭），就和师傅吵架，现在看看韩国，知道什么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29．韩国学生请假很有意思，理由全部是“外婆去世了”。在我的课上已经发生了6次。我是个无聊的老师，决心调查一下。经过侧面盘问，结果只有研究生李知熙和另外一名本科生是真的。其余4个是假的。这又一次证实了我的论断：特别强调“孝”的结果必定是“不孝”，凡是声称以儒教治国的现代国家必定导致虚伪泛滥。我没有直接批评学生，因为韩国人最不能接受批评。我借讲“请假”这个词的用法讲了一个笑话：一个学生很晚还没有回家，他的外婆到学校去找老师，老师惊讶地说，他今天不是参加您的葬礼去了吗？学生听了都笑了。我接着说，请假要实事求是，不一定非要特别重大的理由。生病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请病假并不丢脸。中国女孩子请病假，还会得到男生的格外关心。请事假也只要合乎人之常情，老师没有不批准的。这样讲效果很不错。最近，郑炫周请假的理由是，她姐姐要去美国留学，她要去机场送行。我说，这是很光荣的事嘛，你应该去。我很高兴，我的努力减少了韩国的死亡率。

    30．曹溪寺是韩国最大的佛教庙宇。旧历4月8日是佛诞节，我们5位中国老师恭恭敬敬前去“随喜”。庙里密密麻麻悬挂起几十万个小灯笼，然而灯笼里面点的是电灯泡。灯笼的表皮多是蓝蓝绿绿的冷色，置身灯海，觉得鬼气森森。到大雄殿里瞻仰，没有巍峨庄严的大佛像，只有很小的细骨伶仃的塑像，主要都是呆板枯涩的画像。我已经看过不少韩国的佛像，都是韩国人的模样，五官细弱，肤色白嫩，身体不挺拔，眼睛没神采，既无“威仪”，也无“福相”，许多佛还留着官员式的胡须。飞天则穿着韩国传统的长裙，手里拿着韩国的传统乐器。四大天王和韦陀也胡乱安置，有的上面是狮鼻虎目，虬髯狰狞，下面却是雪白婀娜的女人的脚。一切都使人感到，没有佛教的气象，徒有一点照猫画虎的佛教的影子。楹柱上或挂或刻有许多对联，但是我一读，全对不上。比如上联是“歌管楼台声细细”，下联是“随花傍柳过前川”；上联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下联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读多了，笑得肚子疼。才明白他们只是随便找些有名的古人的诗句，写在那里好看，并不考虑与环境合适不合适，更不管什么平仄对仗的劳什子了。可能从来没有我这样的傻子去认真看一看那些文字。庙里的上万韩国人民挤得水泄不通，有的在吃喝，有的在谈笑，有的在打手机，有的在打孩子。还有一大圈人在跳一种似乎是韩国的传统舞，但跳着跳着开始接近迪斯科，于是几个洋人也混进去连扭带蹦，周围的韩国中年妇女无限仰慕地配合着洋人，笑得合不拢嘴。最后在大殿前面开始演出，几个身穿厨师服装的年轻人用刀叉表演打击乐，喧闹震耳，乌烟瘴气。一个女郎不断脱衣服，只剩一件黑色的小背心紧裹住颤动的肉身。韩国人民如痴如醉，欢呼喝彩。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躬身退朝。我说，韩国已经没有佛教了。吴博士说，现在基督教在韩国最有影响。一位女老师冷冷地说，你们以为韩国还有什么宗教么？另一位老师说，算了算了，人家就是找个借口玩一玩，你们管人家那么多干嘛？大家说有理有理，便道别分手了。

    31．韩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于韩国的现状也是清醒的。今天经过法学楼，大厅里展览着漫画。一张是金大中讲话说“欢迎到韩国来”，上面是金大中讲话的照片，下面则把金大中背后的人群画成骷髅。还有一张画的是一个韩国人开门出来，自以为自由地伸展着肢体，但是外面还有一圈大的围墙，没有出口，那围墙是用美国国旗画的。

    32．我的休息室里没有电脑，有时便去讲师休息室用电脑。但是那里的电脑速度极慢。韩国的老师见我很着急，便问我怎么回事。我说电脑上网速度太慢，她们随口就说，中国的信息发过来，速度就是慢。我告诉她们，第一，我上的不是中国的网，而是你们最崇拜的美国的网；第二，我在韩国别的地方上这个网，很快，就像翻书一样；第三，我在韩国别的地方上中国的网，也很快。她们说，那是怎么回事呢？我说，鬼知道。她们又问，“鬼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说，大概就相当于你们基督教的“上帝知道”。谈到基督教，她们不言语了，因为她们大多数是“伪教徒”，连基督到底是耶和华的儿子还是父亲都搞不清楚的。

    33．见到常丹阳的人，第一句话就会说：“你不就是在电视上的那个……”常丹阳在韩国的电视上教汉语，一副道貌岸然的气概，开口闭口“你好吗？我很好，你呢？我也很好，你妈妈好吗？……”哎哟，可善良可温柔了，我们都说韩国各地学习中文的女孩子里一定有不少他的崇拜者。可是在中国大使馆组织的中国教师聚会上，常丹阳献给大家的忠告是：“一、不要借给韩国人钱。二、不要相信韩国人的许诺。三、不要帮韩国人办很麻烦的事……”大家于是笑问他，你一定受尽了韩国人的坑害吧？他憨厚地一咧嘴，没有回答。其实用不着回答，他的忠告条条都有许多活生生的事例。关于韩国人借钱不还的事我已经听过3起，其中最大的数目是1000万。韩国人自己就互不信任。他们一般不借给别人钱。我刚到韩国，没有换钱。他们一位非常知名的教授当着别人的面，非常夸张地慷慨借给我3万元，相当于人民币200多元。而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的普通老师随手就借给我20万。隔了一天，那位教授问我：“我借给你的3万元钱，够用吧？”我是一个心软的人，如果这时掏出来扔给他，害怕太伤他的面子，于是就说：“够用，真是太谢谢您了。”有时想想，我也真他娘的够虚伪了。我要不是北大老师，可能当时就掏出6万给他，告诉他另外3万是送给他买圣经的。而我们一起去光州开会，系里多收了我的车费，助教说要还给我，但又总说忘了，一个月过去了还没有还。在租房子的过程中我了解到，韩国的房主基本上不退还押金，而是要新房客把押金给旧房客。如果找不到新房客，那么旧房客可能就拿不回那笔巨额押金了。

    34．关于韩国人的许诺，我在中国时就切身体会到是决不可信的。最常见的是不遵守时间，连我最要好的韩国朋友也经常约好不到。有一次一个韩国朋友让我复印许多文章给他和他带来的其他韩国朋友，我冒着大雨抱着东西等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没来，好几天也没有解释。我忍不住只好主动打了电话，回答是那天别的朋友建议去一个饭庄吃饭，所以很对不起了。韩国人倒是经常说“对不起”，但说的时候毫无诚意，完全是例行公事，仿佛说了这几个字，就是杀人放火都可以赦免了。

    35．一位中国老师告诉我，他刚来韩国时，要去买个茶杯。旁边的韩国同事说，商店那么远，别去了，我家里有的是，明天我给你一个。人家说得这么明确，哪能让人家栽面儿呢？于是他就没买。可这位中国老师等了几天也没见茶杯的影儿，只好又提去买茶杯。韩国同事还是那几句话，中国人觉得如果硬去买了，那是不给人面子，所以又耐心等着。如此反复数次，中国人终于忍无可忍了，再也不提这事，悄悄地去买了几个茶杯。而韩国人也从不说起这事。

    仁爱的尹淮

    韩国的《海东名臣录》记载，朝鲜时代的尹淮，年少时出门投宿，主人不许，他就坐在院子边上。主人的儿子拿了一颗大珍珠出来，掉落在院中，被一只白鹅吞下。主人找不到珍珠，就绑了尹淮去告官。尹淮也不分辨，只要求连鹅也一同绑去。次日，“珠从鹅后出”，真相大白。主人很惭愧，问他昨日为何不说，尹淮答道：“若昨言之，则主人必剖鹅觅珠。故忍辱而待。”

    尹淮处变不惊、受辱不辩的从容态度，是很令人叹服的。大有苏东坡所云“无故加之而不怒，卒然临之而不惊”的风范。我遇到的一些韩国朋友，听别人称赞韩国的优点时，眉开眼笑，和蔼亲善，而听到别人对韩国有一点点委婉的批评时，立刻脸布凝霜，反唇相讥，甚至拍案决眦，暴跳如雷。我的师兄高远东指出：“韩人性狭直而急竞。”我因此很少批评韩国，在韩国遇到再大的委屈也尽量牙掉了吞落肚，并且不时劝告初到韩国的中国人：“千万别给韩国人提意见。”我开始时甚至怀疑，莫非韩国人自古就是这种火暴脾气？

    但尹淮的故事使我认识到，古代的韩国人也是崇尚这种仁爱儒雅的大家之风的，连别人冤枉他盗窃都能忍受，这是何等的自信。今天的一些韩国人脾气暴躁，恐怕是与一部充满压迫和抗争的近代史更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的。当一个民族洗刷了自己的屈辱，在世界上重新获得自己的尊严时，他们的脾气或许就会优雅起来吧。如尹淮这般胸襟宽宏之人，能够出现于韩国的昨天，自然也可以出现于韩国的明天。

    （因为有了对韩国朋友这样的信心，我也敢于写些大胆批评韩国的文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