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声响了。

    当当当，当当当，三下一顿，高家岭小队社员集合钟的特定节奏。钟声在清晨寒峭的山岭上显得格外清脆悠扬，远近传来回音。敲完最后一下，松杈上悬挂的钢轨还在嗡响着，清晰地透出钢的声音：冰冷坚硬、森严激昂。高良杰觉得这冰冷的钢音透入他的身心，他和钢的声音渗透交融在一起，冰冷中透着坚硬。

    社员们应该从各户各院纷纷出来了，该一边抬头向盘顶松下眺望，一边三五成群往场院聚集了。过去这是八分钟的事。这不是，下面院里就有人从窑洞里拍打着衣服出来了。一刹那，他眼前浮现出以前每次敲钟后，人们纷纷扰扰沿着各条小路向他身边流来的情景。那每次以他为中心的人群集中都让他感到亲切。今天还会这样的。

    下面院里出来的人是马富海。宽宽大大的身躯，晃着肩膀，一年四季戴着顶烂呢子帽。高良杰过去对他很冷蔑，因为他在傅作义的队伍里当过兵，历史不那么纯，又有那么点油滑匪气。可今天，他对他却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这是第一个响应他钟声的人。马富海笑着大嗓门打着招呼，露出一颗金牙：“良杰，怎么又敲开钟了？”

    “有事啊。”高良杰温和地笑道，“集中起来，去帮助抢修铁路。”

    “噢，”马富海极不屑地一摆手，“那我不去，我还要卖豆腐去呢。”

    高良杰被戗住了，这才看清马富海一直忙活着收拾当院放的豆腐挑子，理着箩筛上的绳子，这会儿一蹲身担了起来，哼着戏曲，晃着肩膀悠悠地走出院门下山去了，连头也没再抬一下。院门在他后面嘎吱吱来回摆着。高良杰看着他的背影，绷住脸，目光铁一样冰冷。

    受到自己轻蔑的人的嘲弄，尤其使人倒憋气。

    对面山上远远有黑点人影在往这儿松树下瞭望，想必是钟声引起了他们的诧异。但下面高家岭村里家家院院却没什么动静。缕缕炊烟还在飘着，扫院子的婆姨抬头看了一下盘顶松，看见树下站着的高良杰，也没再问啥，又低下头接着扫院子。左右咣啷啷晃着水桶又下山去担水的年轻后生柱子，扭回头朝上打着招呼：“良杰哥，咋又敲开钟了？”

    “有事啊。”高良杰连忙笑着说。

    “有啥事？……集中起来谈？……噢，噢。”柱子一边溜溜达达摆着水桶走着，一边漫不经心对答着，自顾自哼起歌往山下去了。

    又是一口凉气。

    西边山坡上有五六个老汉正牵着各自的驴马站在一处，议论着牲口的皮毛、膘情、牙口，有的还掰开驴马的嘴，侧着头看牲口的牙齿，指点着，评价着。听见钟声，他们只是先后往盘顶松这儿望了一眼，又相互说了点什么。

    钢的声音早已在山岭上消失，连一丝回音也没有了。

    高良杰脸色冷峻地站在松树下。钢的冰冷和坚硬都凝冻在他心里了。他站了一会儿，再次毅然举起钢钎，这次把集合钟敲了两遍，也敲得更响更坚决。他的手都震麻了。整个村子没有反应。那几个遛牲口的老汉正在朝更远处走去，听见钟声，只是在快拐过山坡的时候回头朝这儿望了望。驴和马伸长着脖子低头啃着草，被缰绳牵着拐过坡去了。

    “良杰哥，是你敲的钟？我还以为是小孩瞎敲的呢。”一个年轻妇女的声音，是下面另一家院子里的月琴在朝他打招呼。她穿着一件肩上打补丁的蓝花褂子，头发有些蓬乱地在脑后挽个髻，蜡黄憔悴的瓜子脸上露着善良又有些腼腆的笑容。见高良杰目光落在她身上，她下意识地理了理头发，麻利地抻展了一下褂子，“是有事吧？”她仰着脸问道。

    “是。”

    “敲了这么多遍，咋还没人来啊？”月琴关心地问。因为替高良杰着急，她的腼腆消失了。

    “好长时间不敲了，人们不惯了吧？”

    “我帮你去各家叫人吧。”

    “不，不用。”高良杰连忙说道。

    看着月琴那憔悴的脸色和肩上那块深蓝色的补丁，他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

    二十年前，高家岭只有他俩在县城中学上学，高良杰念高中，月琴念初中。从村里到县城几十里，每次来回，两个人都相跟着。遇到雨后蹚水过河，他就卷起裤腿背她过去。她双手搂着他的肩，不好意思却又信赖地把头趴在他肩上。她那温馨的少女的身体，她在他耳根旁的呼吸和撩着他发痒的头发，都曾让高良杰感到冲动、亲昵。1963年，高中毕业了，他参军去了。她眼里噙着泪，站在人群里看着他戴着红花上了马车。几年的部队生活，擦亮了高良杰的阶级眼光：月琴的父亲过去是国民党县政府的文书。1968年回村探亲时，他下决心和她谈了：他不能。月琴倚在树旁无声地哭了。她没有怨他，很快就和别人结婚了。她的条件很简单：只要对方成分好。她母亲早亡，父亲做主，给她招了个外地来落户的进门女婿。等高良杰回村担任支书后，领着清理阶级队伍，发现月琴父亲历史上还有疑点：有三个月的时间没账。马上立案，隔离审查。老头实在记不清也说不清几十年前的事儿，胆小，上吊自杀了。当然是“畏罪”。接着又查出她丈夫隐瞒成分，不是贫农，是富农子弟，她丈夫经不住批斗，跑了，再也没回来。从那以后，她一个年轻寡妇咬着牙劳碌着，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弟弟，一直熬到现在。高良杰对自己过去所作的一切从没有歉疚过。但每次看到月琴在困苦中挣扎而对他无怨无恨，始终对他还怀着一种特殊的情分，他心中总是袭上一种复杂的情感，往往扰乱了他对以往自己所作所为的安然。

    “姐，”月琴的兄弟大成，一个已经二十岁的清瘦小伙子，听见她和高良杰说话，从窑洞里出来气冲冲地嚷道，“你磨蹭什么呢，不吃早饭了？”他冷眼瞥了一下站在窑顶上的高良杰，“放凉了吃不烧心是不是？”

    “队里要开会，良杰……”看着被自己拉扯大的兄弟发火，做姐姐的小心地解释道。

    “关你什么事，又不是开你的会。他们愿意开谁的会，就开谁的会。”

    月琴抬起头很不安地看了看高良杰，想说什么，又看了看横眉怒眼的兄弟，低下头，迈着贴地面的小碎步悄悄回家里去了。二成叭地把一瓢水泼在当院，转身回窑洞去了。接着是砰的一声关门响。

    高良杰目光冷凝地站在那儿。

    村里再也没有什么对钟声的响应了。这就是自己拼死拼活为凤凰岭干了十几年的结果。过去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倒是少年时的那点情谊显得长久一些。这让他感到悲凉。他又一次感到左臂的空袖笔直地垂在身边，沉重地坠着。他感到后面有人，脊背上受到了目光的注视。他慢慢转过身来。准备下山的妻子淑芬牵着背书包的女儿站在后面，她无以安慰地看着他。他也默然地看着她。复杂的目光中，最后透出的是冷毅。逆境造就强者，这是他上中学时就记住的一句格言。

    他转身离开了盘顶松，顺着小路下到村里去。敲钟不灵，这不算什么。这既然是现实，就敢于承认现实。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就需要什么样的手段。

    一到下面村里，他发现气氛不对。家家户户都没什么人，院子空落落，门虚掩着，有的干脆挂着铁锁，狗在窑门前舔着舌头趴着，懒懒地看着他。但在表面的安静下，他却感到有一种不安宁的骚动。他没看见，似乎也没听见，但是他似乎闻见了，或者是皮肤在空气中感到了，脚跟在地下感到了。

    一声关门响，两个人正从上边的一个院子里顺着陡坡路急匆匆下来。老的一个是“小炉匠”，那是那些年根据《智取威虎山》里的角色起的绰号，小干瘦，罗圈腿，哈哈腰，鼠眉鼠眼的，其实是个木匠。年轻的一个是小白脸，细细眼，叫白庆余，他的徒弟。两个人噔噔噔好像急赶着什么事似地下着坡，和高良杰打了个照面，站住了。

    “又出去揽活？”高良杰问。

    一瞬间师徒俩脸上都掠过一丝畏惧，那是高良杰过去熟悉的，也是让他感到满足的。“啊，啊……下去一趟。”小炉匠的畏惧瞬间便消逝了，他应酬地笑了笑，含糊其词地朝山下指了指，就顾不上多说地让开高良杰又匆匆下坡了。白庆余也跟着走了。高良杰冷冷地看着两个人的背影。人们现在的眼神都变了，都像喝了酒似的，充着血，放着光。一个钱字，把人们憋得上足了发条一样紧绷绷的。师徒俩是去哪儿呢？他们不是向左拐出村而是向右拐了。

    他突然隐约感到了整个村子骚动的方向，立刻转身跟着向下走去。

    贴着围墙一拐弯，差点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撞上。一看，原来是母亲。她和高良杰的哥哥一同住在高家岭靠山下。

    “妈，您这是去哪儿？”他问。老太太穿着一身平时舍不得穿的青布新褂子，伛着腰，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提着两瓶芝麻香油。

    “我上玄中寺去。”老太太牙已经掉光了，说起话来嘴唇往里凹着蠕动着，叨叨唠唠的不大清楚。

    “妈，您又去拜佛烧香。”高良杰有些生气了，这些年，封建迷信也泛滥开了，真不知道以后要闹成什么样子。老太太自己平时连粒芝麻也舍不得吃，可这几斤几斤的香油就送到寺里给佛灯添油去了。“您真的相信佛就灵吗？”母亲有些耳背，他大声说道。

    “心要诚，佛就灵。”

    “怎么叫诚啊？”

    母亲生气地不理他，低下头就要走。

    “妈，您这烧香拜佛为的啥呀。”

    老太太站住了，用拐棍颤巍巍地戳指着他：“为你。……我还能活几年？为了保佑你。保佑你别遭报应。保佑你们子孙后代。”说着老太太用拐棍拨开他，一脚轻一脚重地走了。

    高良杰愣住了。自从听说他分到家的几只羊半夜被人偷走后，老人就一直不安神，说那是老天收走的，成天唠叨着高良杰这几年做事心太硬，伤害下人了，老天要报应。报应什么？老天的报应并不存在，人的报应却是现实而危险的。但他不怕。看着母亲一颠一颠地下山走远了，他收起恍惚的目光，毅然地转身朝山下这一片村里走去。

    骚乱的声音越来越近，他很快寻到了高家岭骚动的中心。

    这是高家岭小队的小队部，一排六孔窑洞，三面土围墙，围着窑洞前方方正正的一个场院。听见院里一片人声鼎沸。一进院门，哄嗡震耳的嘈嚷声浪迎面扑来。他站住了。院子里聚满了激动叫嚷的人群。围成大大小小的几十堆，挤着，拥着，喊着，振着胳膊，涨红着脸，瞪着眼吵着，头发奓着，脖子梗着，青筋暴露着，有人还互相拽着衣领子骂着。高良杰一眼就看明白了：这是在分木器厂的财物。今年包产到户了，会木匠活的社员都各自出去揽活了，木器厂停了。小队里一直思谋着把财产分了，高良杰当然不同意。没想到今天他们瞒着大队先斩后奏了。一圈圈人群中，地上堆着电刨、电锯、成套的木匠家具、油漆、架板、圆木、板材，还有平车、手扶拖拉机、胶轮大车……一律拍卖给个人。这时，只听见这一堆人在“五块”——“六块”——“六块五”——“七块”地“抬”着喊价，那一堆人是在“六十块”——“六十五块”——“七十”——“七十三”——“七十五”地“抬”着喊价，几十堆“抬”的喊嚷响成一片。

    只见小炉匠和徒弟白庆余从一堆人中满头大汗地挤出来，欠起脚四处张望着，喊着：“会计，会计。”

    会计是个红胖脸的年轻后生，高高站在胶轮车上，左手拿着账本和算盘，右手拿着笔，汗津津地四面招呼着，一会儿手拢在嘴边大声嚷着，一会儿手放在耳朵上吃力地听着。听见白庆余的喊叫，他用压倒其他喊声的嘶哑嗓子嚷道：“好，那套木匠家具，白庆余喊到头了。他出八十块，听见没有？八十块。还有人再抬价吗？没了吧？好，白庆余，那套家具归你们了。折价八十，账记上了。”

    小炉匠领着徒弟立刻把那套锯斧凿刨锛从人堆里抱着挤出来，满头大汗地放到院子一角贴墙的空地上。小炉匠病歪歪的黄脸老婆和十三四岁的女儿已经站在那等着了。他让她们看守上东西，又领着徒弟挤进包围着一垛木料的人堆中去“抬”了。

    有一堆人中，有两个人“抬”的嗓门极高，凶得可怕。

    “二百。”

    “二百？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三百。他妈的，你还抬不抬？”

    “你他妈的，四百。”

    “五百。”

    “他妈的，我一千。你还要不要？”

    “行，我不要了，你出一千吧。你别赖账。你不要你是龟孙。”

    “你不要了？你不要了，我也不要。”

    “你他妈的不是成心捣乱吗？”

    “就是和你捣乱，就是不让你要成。”

    听见里边两个人劈里啪啦打起来了。人堆哄地涌动着骚乱开，又涌动着合上。

    在满院子的嘈闹中，一个中年汉子跳上胶轮车，站在会计身旁，他就是高家岭小队的小队长。他伸手向满院喊道：“大伙要什么都快点，痛快点。都一个村的，好商量。吵什么？分完了，赶紧拿上斧子锯儿，拉上骡马、平车上凤凰岭去。你们怎么还吵？不会静悄点？别吵了。看大伙上山没家伙才提前分，知道不？大队干部听见了，还不让分呢。大队……”他一下愣住了，看见了站在院子门口的高良杰。被他训斥得稍稍安静下来的人群随着他的目光，也转头看见了院子门口站立的高良杰。他的挺直的一米八高的魁梧身材，他的笔直下垂的一只空袖，他的冷静而严肃的目光，都使人群感到一种压力。

    这是他们过去熟悉的压力。场院内一下子又静了一些。

    “准备上山哄砍林木？”高良杰走进院子，徐徐扫视了一下，抬头看着站在胶轮车上的小队长，严肃地问道。

    “这个……”小队长叫田山发，有点不知所措地支吾着。

    高良杰非常敏感地知道：自己现在的权威，在小队干部心目中虽然不及大队干部，但还胜过群众。他要先收拾住小队长，才能控制这个场面：“谁的主意——把木器厂都分了？”

    小队长有些惶窘地朝下面看了看，又瞧瞧高良杰，抓了一下头皮，支吾道：“嗯，……没有谁的主意。”

    高良杰的目光早随着小队长的眼睛落到胶轮车旁站着的一个人身上，那是木器厂原来的会计，叫古尚德。身躯稍显高大，背有些驼，脸色苍白浮肿，整个人有股松松懒懒的病态。高良杰心中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仍抬头看着小队长：“那就是你的主意了。”

    小队长难堪地、不否认地抓抓头。

    古尚德在胶轮车旁的人群中抬起头，说道：“是我给队长出的主意。”他的眼睛迎着高良杰的目光有些不自然地闪烁着。

    高良杰这才把目光直落向他，古尚德的自招自认正如他所预料：“你怎么能出这样的主意呢？”他温和地批评道。抓住古尚德这个软包，他对于一步步控制住局面更有自信了。什么事都要先易后难。古尚德是个圆滑有点子的人，但又是最怕事的人。1957年因为戴右派帽子从县木材公司下来，历次运动都筛他一回，把他的胆都筛没了。高良杰过去对他还比较讲政策（他是一贯讲政策的），所以，古尚德对高良杰一直是感恩戴德的。

    面对高良杰的批评，古尚德很谦卑地笑了笑。

    “鼓动大家哄砍林木，这是违反国家政策的。”高良杰严肃地说。

    “我没让大家上山砍树。”古尚德那苍白浮肿的大脸上立刻布满了惴惴不安的神色，“我理过账，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高家岭小队的，堆着生锈，不如折价分给个人使用。”他指着满院堆放的一摊摊东西惶惧地解释道。他一听高良杰讲这些“政策”之类的语言，就克制不住的心悸。高良杰那表面温和敦厚、不露声色的目光，也总让人感到有一种看不透的阴冷，他在那目光的注视下，脊背掠过一阵阵寒噤，膝盖和小腿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他想用手绢擦一下额头的汗，平静一下自己，但拿手绢的手在脸旁也像是拿着粉扑往脸上扑粉一样，明显地抖起来。

    人群的骚乱平息了。

    高良杰感到了这个变化，感到了人们目光的集中，他更有把握了。他很平静地看着古尚德。“现在改正了咱们过去的右派问题，落实了政策，咱们就应该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是吧？”高良杰对古尚德打量了足够的时间后，用商量的口吻说道。

    一听这话，古尚德却低下头，沉默了。

    高良杰感到了什么：“咱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

    古尚德抬眼看了看高良杰，开始一下下慢慢擦去脸上的汗水，手不抖了。

    “过去那样搞运动当然是错的，但个人的教训也是有的。”高良杰更为委婉。

    “我没什么教训。”古尚德擦干了额头的汗，脸色冷漠地说道。

    人群震惊，高良杰也有些惊愕。二十多年来，高家岭的人从没有见古尚德顶撞过任何一个干部。

    “不能说一点教训没有吧？”高良杰说。

    “我没做错事。”古尚德有些倔强地说。看到高良杰还要张嘴说什么，他积蓄已久的情绪突然爆发了：“我有什么教训？我没教训。该他们有教训。该你们有教训。”他手指着高良杰下巴激烈地抖着。

    高良杰一瞬间有些愣了。

    “爸爸，咱们走吧。”古尚德的女儿，一个俊秀的姑娘从人群中走出来，小声劝说道。

    古尚德愣着神看看女儿，咽了口唾沫，激愤的情绪一下泄了气：“好，咱们走吧。”他目光呆滞地低下头，跟着女儿慢慢分开人群往外走。

    人群又开始哄哄嗡嗡骚动起来。高良杰的威严在最怯懦胆小的人面前碰了个粉碎，人们也便更可以不把他放在眼里了。不知是谁在这一片还带点犹豫不决的骚嚷中高喊了一声：“赶紧接着抬价吧——嗨。”

    高良杰表面上不露声色，内心却知道：这要闸不住，冲开口子，整个局势连同他的权威就全垮了。

    “你这样态度不但对自己没好处，也要害了子女。”他看着往人群外面走的古尚德，撂过一句似乎和善其实很厉害的话。他知道什么样的话能一句敲住古尚德。

    果然，古尚德一下站住了，眼睛里露出惶然的神情。

    “1948年、1949年在太原，那段时间你有没有一点教训吗？”高良杰和善地、甚至有些含笑地看着他说道。

    古尚德在他的目光下哆嗦了一下。

    “1957年你提的那些意见是对的，可你自己没有一点教训吗？给王秀丽的信呢？”

    古尚德更厉害地哆嗦了一下。他又掏出了手绢，他的额头又涔涔流汗了。

    “还有，那年正月初五的事，你应该多少有点教训吧？”

    古尚德整个身子又像刚才一样剧烈地哆嗦起来。

    一个人一生中总有一些说不太清楚的事情。而这往往就成了他的软弱点。1948年，十五岁的古尚德去太原考高中，稀里糊涂考进了阎锡山的一个什么训练班，刚进去半年，太原解放了，这是他第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王秀丽是他的前妻，1957年曾拿着他的信揭发了他，离了婚。他是在信中说了些情绪冲动而不当的话。可谁能保证夫妻间的每一句话都经得住政审呢？这是第二件说不清的事情。那年正月初五，炕火烤着了他在木器厂当会计的账本，烧掉了无关紧要的几页，这又是他问心无愧但又说不清楚的第三件事。

    这三件事，是一般人根本不在意、不知道或者早淡忘了的事情，可高良杰却样样记得逼真。他对每个人隐藏在隐秘处的那点东西洞若观火。这正是这个人可怕的地方。他的大脑像个巨大的档案室，那里储藏着每一个和他有过关系的人的情况，包括每一个细节（譬如，古尚德在给他前妻信中的那几句不当的话，他能一字不漏地记住）。他每见到一个人，首先在头脑中就浮现出对方的履历表：姓名、年龄、成分、籍贯、政治面貌、家庭及社会关系、简历、历史问题、现实问题……这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凡是可以归入档案的那些情况，不管是谁的（社员、干部、同事、同学、上级、下级、朋友、亲戚、有过一次来往的记者、领导……），他总是一下就记住，从不忘却。在他头脑里，没有一个底细不清的人。古尚德明白：就连他过去交待历史问题时在前后几次用语上的细微矛盾，某一天某一时的时间交待上的细微出入，高良杰都记得清清楚楚。

    一想到这些，他就不能不在高良杰那目光下浑身发抖。

    高良杰平静地看着他，等待着人群的骚嚷在古尚德的颤抖中静落下去。好像一个猎人在欣赏一只被捕获后又企图反扑一下，但被轻轻一击就给打翻了投入笼子里的小野兽一样。他生出一种既从容又冷酷的心情。这种心情像钢一样冰冷，然而又柔和地充填满他的胸膛。古尚德是不堪一击的，他能被抓住的弱点太多。在高良杰眼里，人的强大固在于谨慎含蓄、不暴露自己，不露锋芒；而人的力量则在于清醒，在于尽可能地把一切人的全部弱点都看在眼里，抓在手里。多年来对自己的谨慎约束和对他人的清醒洞察，曾使得他的目光像是独自站在暗处看明处，那样从容冷峻。他有时几乎很难想象：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那样多的、不止一处的致命弱点，他们居然还那样粗心大意地、放心地活着。而他们相互冲突时，很少有人能简洁有效地一下击中对方的致命处，那在高良杰看来是最容易不过的。好像一个全身武装、保护周密的人，面对着赤身裸体、毫无保护的人群，他有一种极为冷峻的优越感。在政治上需要时，这种优越感就化为对他人的冷酷打击。

    院子里的人群果然如他所料渐渐又静下来。

    古尚德的恐惧证明了高良杰的权威。

    高良杰的目光在人群中巡视了一下，落到了一个八字胡的秃顶矮个老头身上。那是羊倌赵大楞。“楞大叔，你也准备分了家伙上山砍树去？”高良杰问他。撇开满院众人他不管，眼前这个人又是他现在能完全控制住的一个软包。

    “啊，啊，不，不……”老头在人群中慌不迭地摇着头。

    老羊倌过去在二战区被匪兵裹挟过几天，清理阶级队伍时，白天黑夜的政策攻心，逼得他差点上吊。后来查清了，没啥问题，高良杰出面给他解除了隔离。这个大字不识的倔犟老汉老泪横流，从此认准了高良杰是他的救命恩人。他不知道（知道也不信）整个立案清查都是高良杰一步步具体布置的。

    “楞大叔，今儿大队要动员大伙一起去抢修铁路，您能去不？”高良杰用对长辈的尊敬口吻商量地问道。他又避开满院人不问，面对着老羊倌提出了他对全体的动员。

    “去去去。”赵大楞又是慌不迭连连点着头。

    “你呢，庆明？”他含笑把目光移到赵大楞身旁一个清瘦的高个子青年身上。那是老羊倌的儿子，当过几天民办教师。

    “去去，庆明他也去。”老羊倌在一旁紧着点头，用手推着儿子的胳膊。

    “我去个屁。”儿子一甩父亲的手冲父亲吼道。

    全场惊了。

    “庆明，你怎么了？”高良杰问，眼前这个年轻人一直对自己很恭顺。

    “我怎么了？”年轻人气得下巴抖着，像是受了不堪忍受的侮辱，“你别再来这一套了。“

    “这是谁挑拨你了？”高良杰警觉而疑惑地问。他实在不明白这个平日沉默寡言的老实青年哪儿来的这么大火。

    “你别装糊涂了。”

    “庆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高良杰平和中透出严肃。

    “你比谁都明白。”

    “庆明子。”老羊倌在一旁急了，拽着儿子，“你疯了？”

    “我没疯，你别管我。”庆明涨红着脸，甩开父亲的手，“我告诉你，”他指着高良杰，手激愤地颤抖着，“你少拿我爹当软蛋欺负。你还没欺负够他？你倒成了他的救命菩萨。那整人的事哪一件不是你指使的。你别以为我也是傻瓜，我爹傻，我不傻。我告诉你，我低着头一回一回去感谢你高书记，大气也不敢出，眉毛都不敢扬，那是我没办法，我爹被你们攥在手心里。我不是没眼睛。早把你看明白了。本来，想忍忍算了，事情也过去了。你现在还拿我爹当傻瓜耍，别想。从今以后，你别来这一套。”

    “庆明子，你浑啥？”老羊倌脸涨得通红，“血口喷人。”

    “我喷他血？是他杀人不见血。”庆明指着高良杰吼道。

    高良杰从不露声色的脸上居然变得红一块白一块。

    “你……”老羊倌气得摇撼着双拳跺着脚，哆嗦着说不上话来，“你没王法了？”他劈手夺过旁人手里的一根两寸宽的长木条，朝儿子头上抡去。

    庆明抬手一挡，喀嚓一声，木条断了，他疼得弯下腰用手捂住胳膊。老羊倌又一次抡起半截的木条，叭嚓一声打在儿子头上。庆明松开捂胳膊的手，又捂住额头，鲜血从他手指缝里涔涔地流了下来。

    一见血，老羊倌怔住了，接着又跺着脚哆嗦着吼了一句：“我打死你。”

    儿子捂住额头，鲜血顺着他手臂往下流着，滴滴答答地落到地上。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手，任血从脸上往下流，额头上皮肉翻开着血汪汪的一道很深的斜口子，样子怕人。他直立在那儿，看着父亲。老羊倌只剩哆嗦，说不上话来。

    庆明慢慢转过满是鲜血的脸，充满仇视地盯着高良杰，从牙齿缝里慢慢往外说道：“你可够阴的。”那阴冷的声音在高良杰背上掠过一丝寒噤。

    庆明满脸是血地一步步慢慢朝高良杰走去。人群以为他要动手，立刻上来哄乱着劝阻：“庆明，有话好好说。”“本村本土的，有什么不好说。”

    庆明排开拦阻的胳膊，走到高良杰面前站住，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血，阴沉地看了看高良杰，朝他脸上一甩：“见见血吧。”

    高良杰脸上、额上一下被甩溅满了血点、血线。

    人群都因触目惊心而凝在那儿了。

    高良杰带着满脸血迹盯视着庆明，庆明也满脸淌血地盯视着他。高良杰腮帮子掠过一丝抽搐。十几年来，他的权威，他的人格，从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他的钢锭一样坚强挺直的身躯内也传导过一阵阵轻微的震动。那是愤怒，是要采取强硬手段的狠毒。他的目光盯视着对方一动不动，同时掏出手绢一下一下慢慢擦拭去脸上的血迹。

    人群稍稍惊呆了一会儿，又哄动起来，七嘴八舌地上来拉劝庆明。一直张着嘴愣神的小队长，这时一下活灵了。他跳下胶轮车，拨开人群，上来拉扯着劝说道：“算了，算了。庆明你这样做不对。楞大叔，你打人更不对。自己儿子也不能随便打呀。良杰，算了，要批评，要教训，等庆明冷静了再说。你有啥事，先忙去吧。大伙都别愣在这儿了。今儿分东西就到这儿吧。已经分到手的，就拿上走吧。没分的，过几天研究了再说。”人群呼隆一声哄乱起来，一边纷纷嚷嚷地劝说着，一边收拾起自己的东西，扛上就往场院门外走，生怕落后了。

    高良杰立在那儿。人群喧嚷着，拥挤着，扛着东西碰撞着从他身旁往院门涌去。他几乎站不稳，挪动了几次脚步。对面的庆明也被人群拥挤到胶轮车后面去了。他和庆明那尖锐的对立，一瞬间就被眼前哄哄闹闹的人群淹没了。人们并不关心庆明甩了他高良杰一脸血，并不关心刚才那尖锐的对峙。人们只关心眼下的个人利益。然而正是这哄哄闹闹拥挤得他站不稳的人群，才让高良杰真正感到与自己对立的难以控制的可怕力量。从此，他对凤凰岭就完全失控了。

    “你们谁敢往外走？”一个苍哑的吼声把涌向院门口的人群镇住了。一个花白胡子的瘸腿老汉，拄着拐杖，举着把乌黑锃亮的铡刀拦在院门口。这是个无儿无女的老鳏夫，从合作化开始，三十年来，集体一直照顾他在牲口棚帮着铡草、喂牲口。“分，分，分。集体都叫你们分光了。”田老汉气得白胡子打抖地骂道，“谁不撂下东西过来，我就劈了他。”

    人群都面面相觑地僵在那儿。

    高良杰心中涌上一股又感动又悲凉的情绪：只有这个瘸老汉还记得集体对他的好处。三十年来没有集体对他的照顾，他早饿死了。

    这时，两个大队干部匆匆进了院子，他们扫视了一下这个场面，顾不上多思索就穿过人群走到高良杰面前。有几个村的人劝拦不住，已经上凤凰岭去了。情况紧急。

    高良杰看了看院子里的人群和举着铡刀立在门口的田老汉，“你们把这儿的问题解决一下。”他对两人吩咐道，然后排开人群，从举着铡刀的田老汉身旁走出院门，朝凤凰岭赶去。

    还没到鬼愁涧，就远远看见黑压压一片人。在嘈嚷的人群中响着闷大爷那粗重洪亮的骂声。及至赶到，只见几百个人拿着斧头、锯子、绳索闹嚷嚷地挤在涧口。闷大爷两眼直愣愣地瞪着，挥着镰刀拦在涧口，破口大骂着：“你们才是保皇派。……你们砍树，烧山，架机枪，断子绝孙。”

    人群正闹嚷着要挤开闷大爷往山上去，看见高良杰走来，都把目光转向了他，略迟疑了一下。

    “走，上山。别理他。现在也不归他大队管了。”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对，走，上山。”人群哄嚷着又往涧口涌上去。

    闷大爷上来拦。他哆嗦着，却没有用镰刀砍人。生性善良的心再疯迷也知道这一条。他只是驼着背，低着头朝人们撞去。人们三下两下搪拨开他，就涌过去。

    老汉真急了。天亮以来，他就一直在前面狭窄的山谷里发疯似地砍着枣刺放着土石拦路堵道，现在看来就要挡不住了。凤凰岭上的树就要被砍光了，一棵都不剩了。凤凰岭上的鸟啊、兽啊都要跑光了，一个都不留了。只听见他大吼一声，低着头像野牛一样朝人群冲撞去。人们纷纷往旁边躲着，老汉直直地一头撞到路边的一堵青石壁上，声音响得骇人，倒下了。

    人群这一下才惊呆了。

    “人要死了，你们准备住法院。”高良杰蹲下身抱着昏死过去的老汉，抬眼阴沉地扫视着人群。

    悲愤之中他没有失去政治上的冷静判断：他终于抓着了弹压住人群的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