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台上的油灯愈来愈暗，即将熄灭。面对十来个时红时暗的烟头和坐满窑洞的黑糊糊人影，高良杰背靠着炕坐在黑暗中沉默着。借着油灯和烟头的微红光亮，能看见他那穿着一身旧军装的魁梧身材，一动不动地凝铸着冷峻。偶尔火柴划亮时，能看清楚他那神情敦厚的脸，一双聪明冷静的眼睛。妻子淑芬早已和衣在炕上和女儿一起睡了。已经后半夜了，停电了，灯油也快燃尽了，一窑洞人就在黑暗中喷烟吐雾地谈着。他们打天黑就开始聚在高良杰家中了。

    新来的县委书记今天正领着县委常委在下面巡察。黄庄水库的朱泉山整个被翻过身抬起来，提拔到县里。横岭峪公社的书记潘苟世眼看着就要被拿掉。下面，李向南就要领着人马浩浩荡荡来凤凰岭大队。明天上午十点半，县委常委在凤凰岭大队的乌鸡岭召开禁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现场会。

    “良杰，这肯定是冲着你来的。”黑暗中用南方口音愤然说这话的是县委组织部的干部科科长，烟头的红光映照出他那下巴尖瘦的脸。他说出大家已反复表示过的担心和不安。

    “可能吧，来就来，大不了撤了。”高良杰冷静地说。他左臂的一条空袖贴着身子笔直地垂落着，更加强了他凛然的军人气派。他是随时准备着打击落到头上的。

    他是凤凰岭这个“大寨式大队”的支部书记，县委委员。他已经公开顶撞过新来的县委书记。在这次全县的“提意见大会”上，他始终沉默不语。最后一定让他表态，他冷着脸，既原则又具体地提了三点意见：一，对过去不要一风吹；二，对现在不要一刀切；三，不要用一个潮流掩盖另一个潮流。然后不做任何解释就缄默封口。当时便弄得会场气氛有些紧张。谁都知道，他是顾荣树起来的学大寨标兵。

    人们在黑暗中沉默了。烟头又在一红一暗地映亮着一张张脸。

    高良杰是他们心目中的一面旗帜。因为他曾经是全省有名的苦干出来的大寨式大队的支书，并且至今敢用沉默来表明对现在形势的保留；也因为他敦厚沉稳，善于团结上下，给人以主见。还有一条是他们没看透的：恰恰因为他至今还在变动的形势中保持着县委委员和大队支书的职位，所以，他成为失意者和不满者的旗帜。每天晚上，他家窑洞里都这样烟雾腾腾地聚满了人：本大队的干部，外大队的、公社的以至县里的干部。古陵有政治敏感的人无不感到县境内有个凤凰岭，凤凰岭上立着个高良杰。

    “这不光影响你一个人。把你高良杰拿掉，又要牵动多大一个面？”那位干部科长在黑暗中愤然摁灭烟头，冒出一句。

    “他们总不应该再搞株连吧？”高良杰温和地笑了笑。他今年三十九岁，虽然比在场的许多人还年轻，但他总是以敦厚长者的身份耐心听着人们围着他发牢骚。人们在他身边的这种聚集，使他这两年稍感冷落的心理多少有一点安慰。他最不能忍受的是身边没人簇拥。但他自己很少发牢骚，偶尔还要说上两句开导的话。他非常明白自己在古陵的特殊地位。他是个对自己处境、自己与周围关系、各派力量之间关系看得极其清楚的人。他完全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满腹牢骚的人往他身边聚，也完全清楚他们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但他心中越清楚，面上越敦厚。他一方面尽力建树着自己在这些人中的威信，另一方面又和每一个人都保持一定距离。他只愿在实际上成为这个势力的领袖，但在舆论上他绝对避免这个名声。事关政治，他绝不轻易放弃主见跟着形势做“随风倒”，他也绝不意气用事，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

    “良杰，我真服了你啦。搞到你头上，你倒沉得住气。”黑暗中一个沙哑的嗓音说道。这是县棉麻站的一个副站长，以前是公社副书记，原准备调到外县去当县委书记了，这是被变化的形势又剥夺了升迁。“我看你是学刘备种菜搞韬晦了。背着个县委委员的牌子，连话也不敢说了。我们芝麻官没什么怕的。现在这些事，我就不理解。古陵过去的大地主王世茂跑到香港几十年，现在回来又成贵宾了。他的管家当时都被毙了，他倒坐着小车，咱们大干部陪上回古陵参观转悠来了，哼。”

    “这是为了统战嘛。”高良杰含笑说了一句。这位棉麻站的老兄说话太随便，早晚要出事。他与他的距离也稍大一些。

    “统不过来还要统过去呢，皇陵村把拖拉机大卸八块拆分了，魏庄是把牲口棚稀里哗啦拆成一堆没用的断坯碎瓦了。”

    “不是魏庄，是赵庄。”高良杰不打断对方的话，自然地在一旁纠正道。他对这种事记得比谁都清楚。

    “黄草坪搞包产，把原来的灌溉渠全扯碎了。”

    “是啊，”高良杰略略感叹了一声，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插上一句，“集体大生产的水利设施，这是比较先进的生产力，一家一户的耕种，是比较落后的生产关系，当然有矛盾。”他毫无倾向性地说道。

    “一部分人先富，怎么富？”棉麻站的那位继续讲道，“县里那个王嘴子，去年到北京买回来一万条长围巾，三块钱一条，回来卖五块。三五个县一转，挣了两万。这号万元户挣的谁的钱？……得了，话多嚼舌头，没用。咱们要发财，倒卖银元去得了。”

    黑暗中瞬间沉寂。

    高良杰打破了静默：“说到卖银元，”他看着一闪一闪的烟头映亮的一张张脸，慢慢说道，“参考上登了，这几年经香港流入欧洲冶炼中心的就价值几亿美元。”他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用红笔从一版划到八版。“这个月人民日报上对万元户的宣传，比前两个月平均少了三分之一，版面也排得靠后了。你们注意没有？”他又询问地对大家说道。

    黑暗中人们相视着，没人注意。

    “良杰，你不慌不急的，什么都想得通。”棉麻站的那位不耐烦了，指着他激动地说，“前些天，乱砍滥伐已经通报了你们凤凰岭，那不就是明天李向南要拿你开刀的借口？”

    高良杰沉默不语。

    “为了凤凰岭，寒冬腊月你领着开山炸石头，把胳膊赔了，命也差点贴上，拚死拚活苦干多少年，现在一风吹，你就气顺？”

    高良杰低下头狠狠抽着烟，暗红的火光照亮了他那眉头紧蹙的脸，腮帮子掠过几丝搐动。他感到了左边那只下垂的空袖，心中涌起一丝悲凉。要说情绪，他远比一些人更强烈。照他看来，中国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乱子，但这样的话他从来不露。他的心埋得很深。在部队多年搞的就是政工，回到地方，又被借用在县里搞了几年专案工作，后来是自动要求回村里领着学大寨。他没有说怪话的习惯，那除了自找倒霉，不解决任何问题。他的方法，一条是沉默；还有一条，就是静观其变。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物极必反。他抬起头微蹙着眉看着大家，说道：“中国的事要有耐心。”他的目光和声音很含蓄。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怪异的脚步声。接着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谁？”高良杰转过头连问几声。

    没人回答。敲门声却越来越急，还听见抖抖地摸索门环的哗楞楞声响。这在山区深夜显得格外清脆震耳。满窑洞的人都感到蹊跷，在黑暗中相互交换着警怵的目光。高良杰伸手摸着放在炕边的手电，摁亮了，和在枕头上抬起头的妻子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目光。照了一下枕头下压的手表，才三点多，窗外一片漆黑。深夜的山风在呜呜地刮着。他灭了手电，在暗黑中站起来，顺手摘下墙上挂的半自动步枪，轻轻磕上了刺刀。这一两年来，他总有些不安全感，夜黑走路总要带上枪。特别是前几天，他刚分到家的五只羊夜里被人从院里偷走后，他更警惕了。

    门一打开，一个人一头跌进来。他和众人一惊，再一照手电，是闷大爷。

    “怎么了，大爷？”他赶忙撂下枪，蹲身扶起口吐白沫、嘴角流血的老人。淑芬闻声也立刻披衣下炕同他一起搀扶。众人也围拢上来。

    闷大爷对高良杰有救命之恩。三十八年前，一个寒冬大雪天，闷大爷从山沟沟口的雪地上拾回一个冻僵的婴儿，抱回来用怀暖醒了，然后提上自己仅有的几升老玉米，抱着他送回了三天没揭开锅的婴孩的父母家，这个婴孩就是现在的高良杰。

    闷大爷两眼直愣着，被喂了几口水，才醒过神。借着手电的光亮他看见了周围的人。“小良子，”他叫着高良杰的小名，挣扎着从椅子上往起站，“你快去管，他们要砍凤凰岭。”他哆嗦着粗声瓮气地说出了第一句话。

    “怎么回事？大爷，你慢慢说。”高良杰用仅有的一只右手扶着他问道。

    “你快去管，他们要砍凤凰岭。”老汉翻来覆去地说着这句话，嗓门越来越高。最后，总算问明白了：老汉是刚从黄龙滩三十里山路摸黑赶回来。他去木料黑市抓偷伐白桦树的人了，有人天一亮就要去哄砍凤凰岭。

    “你管不管，小良子？”老人瞪着他大声问。

    “我……管……”高良杰点头答应着，眼睛不禁有些发湿。他搀扶着老人，感到了老人那干瘦身体的颤抖。他的身体散发着衰朽的、毫无底蕴的烘热。浑身是泥的黑布衣服皱巴着。淑芬正用湿毛巾在手电光下擦拭着老人嘴角的血迹。

    “好，好，你管吧，你管吧。”闷大爷不停地在喉咙里咕噜着。怎么拦劝他歇会儿都拦劝不住，又直愣着两眼背上背篓驼着背，踉踉跄跄往门外走，要回他的凤凰岭了。

    “大爷。”高良杰最后一次上去拦他。

    “你管不管，小良子？”闷大爷抬起头又直愣起眼吼道，“你不管，我死在你跟前。”

    “我管。”高良杰说着让开了道，他转头对窑洞里交待了几句，就背上枪拿着手电跟了出去。

    天上寒星闪烁，远近山影黝黑，深夜的山风寒凉透骨。他打着手电，沿着山路送老汉下了高家岭（他所在的高家岭村是凤凰岭大队的一个小队），转过山脚，入了西沟。夜黑中他一抬眼，心中猛一震：那棵一直立在沟口峭壁下的驼背老榆树不知什么时候也被人砍了。三十八年前，他就是在这棵老榆树下的雪地里被闷大爷拾起的。他从小对这棵驼背老榆树抱着亲切的感情，它在寒风中佝偻着身子黑苍苍地站着，总让他想起闷大爷这个善良的老人。闷大爷驼着背从榆树桩旁蹒跚地走过了，木呆呆地什么都没看见。高良杰心中蓦然联想到什么，胸中涌起一阵酸楚。

    不远处，在黑魆魆的山凹凹里，西沟小队村口有一间窑洞灯火通明，人声喧嚣。后半夜三四点了，这是在干什么？

    他预感到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在这深夜中酝酿着，但他来不及过去察看。

    闷大爷在前面走着，他在后面打着手电一步不落地跟着，三弯八转，一路上山。风声，树声，还有高良杰脚下踏滚的碎石，一路响着，老人在前面驼着背机械地走着，好像他不曾用眼看，是凭几十年记忆一步一个落点地走着，没有踏滚一块石头。终于，到了他那间看林小屋。老人木呆呆地打开了篱笆院门，又瑟缩着从怀里摸出钥匙，打开草房门。高良杰打着手电要跟进去，想安顿一下老人，老人却把他挡在门外：“你管不管，小良子？”他又直愣起眼瞪着他。

    “我管……”

    老人愣怔着昏花浑浊的眼睛，好像辨认陌生人一样盯着他，然后低下头喃喃着：“好，你管，你管，告他们，找县委书记，他明天来。”就把草房门从里关上了。

    高良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冰凉的山风嗖嗖地吹着他的衣服，吹着他的脸。油灯亮了，光线从门缝里透出来。听见屋里面的声响，好像是在开箱子。他想了想，转身下山。

    他要赶紧到西沟村看看。

    他走近路，穿过东沟去西沟。可路过东沟村，他震惊了：只见夜色漆黑中，山坡路口那棵黑苍苍的大槐树下，一间大房也是灯火通明，人声嘈杂。怎么都在通宵开会？他往上背了背枪，灭了手电走过去。这间房是东沟村一年级学生的教室，三面都是玻璃窗。里面点着三四盏马灯，烟气腾腾中满满一屋子人。

    一个长着吊眉丹凤眼的壮大小伙子正蹲在课桌上讲话，高良杰知道他叫凤来。他五指张开拍着课桌：“凤凰岭过去一多半就是咱们东沟的，西沟凭什么说是他们的。高家岭、小寨也都来伸手抢，现在跟他们没商量的，咱们天一亮就上山把树砍了。”

    “就是。”许多人拍桌子振胳膊地应和着。

    有个黑黄脸的矮个农民，高良杰知道他叫庆有，正低下头叼着烟准备和别人的烟袋锅对火，这时转过头来添了一句：“天不亮就去。”

    有几个老汉蹲在墙角一声不响地抽着旱烟袋。还有的蹲在地上耷拉着头打瞌睡，头越来越低，一闪失，醒了，睡眼惺忪地抬起头左右张望着，想弄清商议到哪儿了。

    “就这样决定吧，大家通过不通过？”说这话的是小队长赵道增，血红的眼睛，额头有很深的两道横纹，胡茬有些花白。

    “这犯法不？”一个戴着瓜皮帽一直低头抽旱烟的老头提问道。

    “这犯什么法？”凤来又拍开课桌了。

    于是，眼看就要下结论的事情又从头争议开了。通宵会就是这样翻来覆去。只要天一亮，最后结论也就有了。

    高良杰走到门口，想推门进去，却没推。

    现在不比前两年了。那时，他只要推门往那儿一站，满屋人就会静下来，大气也不出，他什么话不用说，目光一扫就把人头都割倒了。这会儿，什么都散架了，很难说会怎么样。而且他什么事都有他的原则，搞运动，批判人，他让副支书去出面；宣布撤换队干部，他让大队长去出面；批判偷盗庄稼的社员，他让治保主任去出面。虽然一切决定都是他做出的，但是凡事他绝不出面。这样既能发挥每个大队干部的积极性，又能使他保持集中领导的真正权威，在需要团结被处罚的对象时，他又能有出来讲从宽的余地。

    他匆匆离开东沟小队。到西沟小队时，暗黑的天已经露出一丝曙色。开了一通宵会的人，正嘈嘈杂杂地从窑洞里提着马灯涌出来。不知是谁的嗓音在黑暗中嚷着：“大伙快吃饭。都带上家伙。他们砍，咱们就砍。谁砍的归谁。”

    他不让他们发现，悄悄地大步从村边走了。出了沟口，拐过山脚，要上高家岭时，发现对面黑魆魆的山上，葛家岭，小寨，远远都有手电光、马灯光在星星点点地晃动着。大概都是开了通宵会刚散吧。看来事态是严重的，自己事先却毫无消息。

    他回到家，一窑洞人早就散了，天也麻麻亮了。见他回来，妻子从灶台旁直起身来。“大爷送到了？……凤凰岭快翻天了，我看你快要倒大霉了。”淑芬一边围着灶台叮叮哐哐地盛饭搡碗，一边麻嘴利舌地数落他。

    他胸中有数地笑了笑，照常一手端上蓝花大海碗，挺着他那一米八高的魁梧身材，到门外去吃早饭。事情越严重，他越冷静，不露声色。

    他家窑洞在高家岭村的最高处，门口有一块不大的场院。场院靠边，有一棵黑苍苍的盘顶松，几里地以外就能看见，像个亭子似的。再外边是几丈的黄土峭壁，直落下去，下面是又一排窑洞和几个院落，可以清清楚楚看见下面人家在院内的举动。下边人家做饭，上边人家见烟。整个村子就是这样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多少层窑洞、院落。淡淡的雾气笼罩着远近一个个灰蒙蒙的山头。下边，那被山岭相夹的几十里长的川谷被乳白的浓雾海一样淹没着，看不见山脚下的铁路，只听见下面凤凰岭火车站的机车哧哧冒气的声音。

    有钟点似的，其他六七个大队干部也都端着冒热气的大碗聚到他家门口，围着圈在盘顶松下蹲下，开始了每天早晨的必定课目。

    凤凰岭大队有十四个小队，三十多个自然村，散落在这二十里川谷两边的几十个山头上。最远的小队之间相距二十五里山路。像满天星，非常分散。十年前，他一回村担任大队支书，就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集中。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集中。他上任第一天就决定把小队核算搞成大队核算，越是分散的山区，越要加强集中领导。他采取的第二个措施，就是把几个大队干部从各个山村统通迁到高家岭集中居住。大队干部离开自己村，隔山隔岭往一处搬，这太破天荒了。要是再免职呢？再搬回去？房子呢？他不管，一句话，说做就做到了。开会议事，集中方便。每天清晨，大队干部就端上碗在盘顶松下一蹲，一边喝着开水泡馍，一边就把一天的事安排了。大到春耕夏收、运动斗争，小到婆媳吵架、芝麻琐碎。然后敲钟上工。现在凤凰岭开始包产到户了，大队对生产的集中指挥权基本解体了，可大队干部们每天早晨有事没事端碗一聚却仍成惯例，而且比过去还早，人还齐刷，还不耽误。人人都拿它当做一个重要事情，好像以此证明什么似的。这不是，下面高家岭各家各户的人，悠着空桶下山担水的年轻后生，开窝放鸡的婆姨，背着手牵着分到户的黄牛、黑驴在山路上遛牲口的老汉，都在抬头朝这高高的盘顶松下张望一眼，就连对面葛家岭上的点点人影，也隔着淡淡雾气远远朝这儿眺望。这近近远远的目光，高良杰和围蹲着的大队干部们都非常在意地感觉到了。大队干部们每天早晨还在盘顶松下议事——这就是他们每天一大早聚蹲在这儿造成的印象。这也是他们谁也没明说，但都在共同支撑着的一种舆论。当然，聚会的内容是变了，过去是一二三四安排生产，现在一多半是发泄牢骚。

    今天没时间天南海北地发牢骚。情况比较严重：几个小队连夜酝酿要哄砍凤凰岭。县委书记要来。他肯定要“解决凤凰岭问题”。横岭峪公社可能已经撤换了领导。高良杰碗放在膝盖上，一边用筷子划着碗边喝着滚烫的拌汤，一边平静地看着大家，把事情讲明了。

    大队干部们相视了一下，气氛沉闷。

    “咱们前几年拚命干，倒是干出不是了？”说这话的是副支书兼民兵连长罗清水，粗实黑壮，端着碗像虎一样蹲在那儿。他察看了一下高良杰的表情，接着用筷子转圈气愤地一指，说道：“咱们凤凰岭大队的干部，哪一个不是一年劳动三百天以上？良杰，你冬天领着修渠搞水利，”他看了高良杰的空袖一眼，但没往这上面说，“几次累得吐了血，塌方把肋骨都砸断了，这都有罪了？”

    高良杰淡淡地一笑：“咱们路线错了嘛，干，当然不如不干。”他说话的神情口气既像是和蔼敦厚地说服对方，又像是灰心无怨的自嘲，还似乎含蓄着深刻的不满和讽刺。

    “多打粮食有什么罪，现在凭哪条收拾你？”罗清水愤愤不平地说，顺手把碗给了刚从下面上来的六七岁的闺女。小丫头是专门来给爹拿碗添饭的。

    “凭哪条？”淑芬也从窑洞出来给高良杰拿碗添饭，“哼，凭凤凰岭把树快砍完了，也够处分他了。”

    “可现在政策大撒手，分山分林，谁还能管住？”罗清水说。

    淑芬刚要张嘴争辩，高良杰看了她一眼，她咽下话，转身回窑洞了。

    “尽量管吧。”高良杰略沉下脸说了一句。

    立刻烟消云散，没人再敢分辩了。

    “可到底怎么管啊？”沉默了一会儿，人们小心翼翼地察看着他的脸色问道。

    高良杰感到了他的话在这群人中仍有的千锤打锣、一锤定音的权威，也感到了人们看着他脸色小心说话的目光。这都让他感到了权力集中的满足。但是，到底怎么管呢？出了眼前这一伙人，在整个凤凰岭，那种令行禁止的集中领导正在解体崩溃，这是他每天都感觉到的。他望了一下在雾气中渐渐显露出来的远近几十个山头，为了在这个分散落后的山区建立统一集中，他费尽了心血。那一整套领导系统像是他的神经网，几十里山路就像他的身体四肢，他的每个意志都影响到凤凰岭山区各个角落。现在，都破解了，什么都抓不住了。他两手空空，凭什么去管呢？但是，眼下情况很紧迫，不管也得管。他再不满，可现在还没被免职。就这一条，他也不能撒手放任自流。

    他刚要张嘴。

    “哎，我说良杰啊。”一声气喘吁吁的喊嚷，使他们都扭过了头。一个络腮胡子的中年胖子正从一边陡坡小路上往这小场院来，刚上升着露出上半身。他低下头，手撑着膝盖又吃力登了最后几步，嗨的一口粗气，终于上来了。这是凤凰岭车站的站长老董，刚从部队转业下来。“你这儿可真够高的。”他满头是汗地掏出手绢来，说话有些大舌头。

    高良杰请他在旁边的石头上坐下。他和董站长很亲切，他这面学大寨红旗在农业战线上早就灰溜溜遭人白眼了，可在穿军装、穿工作服的人眼里，并没遭到什么嫌恶。他敏感到这个差异。

    董站长一边喘着擦着汗，一边摇了摇手。他捏提起衣领，搧抖着粘身的军衣，说：“赶快给派五百个民工。昨天那场大雨，山上下来的洪水、泥石流把铁路冲断了两处。我说良杰，这事越快越好。路局今天可能要来人。停运一天，损失几十万。”

    “现在都各种各家的，一下子从哪儿给你集中这么多劳力啊？”

    “你们凤凰岭大队还能号召不动人？没问题，良杰有办法。”董站长不容分辩地一摆手，“再说社员又不无偿劳动。”凤凰岭这一段十几里的铁路养护，铁路与大队在动用民工上有合同。

    “我们想办法吧。”人们还想表示为难，高良杰沉稳地说了一句。董站长对他的信任，无疑刺激了他的自尊心。

    祸不单行。对面山岭上玄中寺的讲解员小红也气喘吁吁地爬上山了。这是个打扮入时的姑娘，白纱短袖衬衫，粉红背带裙，烫发披肩，额前还留着齐齐的压眉短发，白嫩的小菩萨脸。一有什么对外交涉，寺庙管理处就把她派出来了。“高书记，”她央求的声调又急又快，“山上冲下来的石头泥巴把玄中寺的后墙都埋了。压得墙都往里斜了，就要塌了。老程让我找见您，找上几十个社员帮我们清理一下，工钱以后再算，今天还要来外宾呢。”

    “县委书记今天啥时候来？”一个核桃脸的大队干部惴惴不安地看着高良杰小声问。

    “十点半在乌鸡岭上召开现场会。”另一个大队干部答道。

    人们都抬眼望了望高家岭后面更高的乌鸡岭。

    “这样吧，”高良杰放下空碗说道。大队干部们立刻静下来，每次他这三个字一出嘴，虽然是商量的口气，事情就算拍板了。“你们每个人去一个小队，就去。你去葛家岭，你还是去小寨，你还是去西沟，你东沟，还是按过去分工，分头包干。两个任务：一个，说服群众，凤凰岭的树不能砍，有问题再研究。再一个，把劳力集中起来，帮助抢修铁路。能来多少就来多少。多的人，帮助玄中寺清理一下。高家岭这儿的工作，还是我管。”

    “好，那我就等你的人了。”董站长放心地下山了。

    小红也因为完成了任务高高兴兴地走了。

    一经高良杰分派，大队干部们都毫无二话，把筷子和空碗一合，一手拿着，纷纷站起来各自回家放碗，准备立刻下山奔各小队去。这种一声号令，说怎么干就怎么干的雷厉风行，让高良杰感到一丝痛快和满足。但正是这一丝满足让他更痛楚地感到现在正在失去的一切。他站起来，转身回到家里，放下饭碗就准备往外走。

    “砍树闹事能制止住吗？”淑芬问。她正在灶边洗锅刷碗，准备下山，她在大队保健站当卫生员。八岁的女儿芳芳正在扫地。

    “难说。”高良杰停住步，看了妻子一眼，答道。

    “怎么难说？闷大爷那儿千万别出事。”淑芬停住手。

    “现在不比过去，不能靠硬性命令。”

    “禁止乱砍滥伐不是有政策规定吗？”

    “现在很多政策就是相互矛盾的。”

    淑芬吃惊地看着他。她没想过这一层，也没听他说过这一层。高良杰正皱着眉看着墙上挂的那几个学大寨的奖状镜框。他伸手把它们一个一个都摘了下来。

    “摘那干什么？”淑芬一下明白了他出于谨慎的考虑，她砰砰哐哐摞着碗，理直气壮地说道，“怕什么？那是历史。谁没历史？”

    “别人不一定这么看。”

    “你管别人怎么看呢。”

    高良杰温厚地笑笑，却透出一丝凄凉来。他性格沉稳，从来不和妻子争吵，但什么事情该怎么办，他还是一定要怎么办的。他把镜框都放到了箱子里。高良杰的目光又落在了炕上的几张人民日报上，上边有些地方被他划着红杠杠。他也收拾起来放进了抽屉。吃政治饭的人知道政治的危险。

    “县委书记要看就来看吧，怕什么？”淑芬一边解下围裙上下拍打身上，一边指着窑洞数落道：“让他们来参观参观你这大队书记的穷家。看你干了这十来年支书，是多吃了，还是多占了。是作威了，还是作福了。白天黑夜的干，转业费贴进去了，命也差点贴进去。自己往家里多拿一根秫秸秆没有？凤凰岭五百户人，有几户还比你支书家穷的。”

    高良杰看了看妻子，紧闭双唇。眼前这孔大窑洞，便是他的全部家当。窑洞很深，装着玻璃窗，仍很阴暗。靠窗是一个大土炕，贴窗放着一个扣箱，旁边铺着炕席，卷起着打补丁的被褥。贴墙再往里是一溜几个水缸、面缸、咸菜缸。在另一面，贴墙放着一个油漆剥落的旧三屉桌。窑洞当中的空地上放着几个树墩小板凳，更显出窑洞的空荡。他图什么？他心中涌起一阵悲怆，脸色却更为冷峻。“少说点牢骚话。”他看了一眼正在一旁簸土的女儿，低声责备着妻子。

    淑芬眼里一下渗出泪花，她一把将女儿芳芳拉过来：“谁跟你发过牢骚？你看看。”她抓起芳芳的手让他看，小手掌上到处是茧皮、水泡、划破的血口子，“孩子手疼得字都没法写。过去，你替集体受了伤，现在谁替你种地？”

    高良杰看了看因为劳累更显得干瘦的妻子，轻轻把女儿揽到身边，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女儿很乖顺地贴着他的身体。“手疼吗？”他问。

    女儿摇了摇头。他家分了十二亩山地，他断过三根肋骨，又少了一只胳膊，很多活都吃不上劲。淑芬、女儿每天回来就都拿起了锄把。

    “过去有错，那是过去的形势。在凤凰岭干这些年，我看你问心无愧。现在该管什么还要管。我相信凤凰岭群众还是拥护你的。”淑芬说。

    他感动地看着妻子。是的，他相信群众还是像过去一样拥护他的。他拍了拍女儿的头，稳步出了窑洞，来到盘顶松下。

    他临空一站，展望了一下远近山岭，心情更加不平静。

    顺着山谷方向刮来的凉风已经把山头的薄雾、山下的浓雾都驱散了。东面山岭上已经亮起一抹淡淡的桔黄。远近几十个山岭都清晰露出了面貌，远远看见山上的点点房舍，蜿蜒小路。下面川谷里，滚滚流淌的黄龙河，黄条带一样的公路，黑线一样的铁路，一排火柴盒一样的小黄房子的火车站，红的灯，紫的灯，空荡荡的站台上寥寥的人影，公路旁凤凰岭大队部空无一人的四方院，都在晨光熹微中历历在目。对面山上，几年前曾用花岗岩块铺砌成两条数百米长的大标语。一条是“农业学大寨”，现时不适宜了，他已经让人拆取了。还有一条，“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除了“党的”两个字被山洪冲模糊了以外，现在还在。离几里路远远望去，赫然地书写在大山上。他望着，有些时过境迁的感慨。

    他看到对面山岭上那一根根一人多高的小木杆，拉开着距离牵着细线向山上延伸着。那是他上任第一年就给三十个自然村首次接通了的有线广播线，给每家，包括独户居住在山旮旯里的羊倌都装了低音喇叭。

    他又看到了一根根耸着肩的电线杆，拉着电线爬上远近一个个山岭，沿着山脊向四面延伸着。这是他上任第二年到处奔波做的一件事：他使整个凤凰岭山区第一次通了电，用上了电灯，照亮了世世代代点油灯的昏暗山村。

    看着联系着一个个山岭的蜿蜒小路，他不能不感慨。几百年来人们踏出了路，使一个个荒僻的山头与社会有了最初的联系网。而十年来，他就给这几十个山岭增加了两层联系网路。为了改变这偏僻山区的落后面貌，把它建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十年来，他一直在同分散状态、无政府状态、与世隔绝的小农保守意识做不懈的斗争。终于，他把一切都集中过来了，连一家一户鸡下的蛋也集中在他领导之下。有些，现在看来是过头了，过死了。然而，现在政策一松，全部都散开了，难道不也过头吗？

    他的目光落在眼前盘顶松树杈上悬吊的一段两尺来长的钢轨上。他用手摸了一下，透心的冰凉，它微微摆动着。这就是他准备要敲的钟，这也曾经是他加强集中采取的重大步骤。他在每个小队的山岭顶上都吊装上了这样的钟，用钟声统一指挥几十个山头上五百户人家的行动。早晨，全大队统一出工。他在这高家岭上一敲上工钟，对面最近的葛家岭、小寨一听见也马上敲钟，再传过去是王虎岭、云寨，他们又敲。就这样，像古代烽火台一样，很快钟声传遍二十里山岭，十二个小队，三十个自然村，五百户人一起上工。不管春夏秋冬。

    寒风刺骨的严冬，半夜他一敲民兵紧急集合钟，能使二十多里范围内的几十个山头上的几百名基干民兵，在一个多小时内跑步集中到大队部。

    他抬手从松树桠杈上拿下一截搞水利时磨短了的钢钎，这是敲钟锤。

    他心中突然有些激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敲过钟了。往日敲钟时那种发号施令、朝气蓬勃的心情，带着一丝陌生和新鲜感，连同强烈的感慨、怅惘一起涌上心头，他此时才感到这敲钟的权力无比宝贵。

    他举起了钢钎，却感到手有些紧张发抖。

    社员还会听从、响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