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后，我们降落在墨尔本机场。没有停留休息，直接转机去悉尼，然后在悉尼机场等待转机去黄金海岸。那天他也要去东南亚出差，知道我在机场短暂停留的消息，连闯了四个红灯来看我。我们约在机场停车口处见。我一眼认出了他，他下车向我走来，我居然不敢直视他。机场工作人员催促他快把车开走，他示意我上车，他带我绕整个机场转了一圈然后又送回到机场。

    “你和我想象的不一样，不过我仍然很喜欢你。”周说。

    刚到黄金海岸的第一天夜里就开始下雨了。雨落在巨大的热带植物和树木上，发出淅淅沥沥的响声。这种响声也是幽怨的，不似北京的雨声那般爽快。

    半夜想抽烟，也只好下楼或去阳台，房间是禁止吸烟的。

    楼下不时走过年轻而健康的白种男孩，每一个都像John一样漂亮。不，他们甚至比John还要漂亮。我想起我租的公寓的前房客，也就是John的朋友，在我问如果John永远不回来该怎么办时，他回答：你可以跟着我去美国，那里全都是和John一样的男孩。或者，你可以把你以后的男朋友叫做“John”。

    第二天阳光灿烂，恢复了澳洲常见的晴天。我在房间睡了一上午，错过了旅行团的活动。除了另外两个女作家请假到周围的城市购物，整个旅行团里只有我和另外一位男作家韩因为睡觉而留在了宾馆。

    我其实是饿醒的。发现已经是下午两点半了。我去敲韩的房门，他打开门的时候甚至还没有醒。我在他的房间上了会网，点了一个匹萨饼。

    我们打算去看海。我们走到一条路的尽头，发现路边有个指示牌用英语写着“此路不通”。在半路上我们看到一个湖，他说你就当这是海吧！我们向湖走去，因为刚下过雨，草地很湿。走过的时候鞋几乎要陷进去，像到了沼泽。

    “嗯……你闻一下这空气。多好闻啊。”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空气真好。我深深吸了一口这座城市的空气。

    我们调过头接着走。这一次我们决定到繁华地带去看一看。我指着像在天边一样遥远的一座高楼上的红灯，说：“就到那里吧。”

    我们一直走，身边都是车，没有人像我们一样走在路上。已经丧失了时间的概念，一看手表才八点，这里与北京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北京才六点啊，正是堵车热闹的时候，这里怎么就已经死气沉沉了？

    路过一座荒凉的桥。昏黄的路灯，路旁是自由生长的野草，让我想到一个澳大利亚的Skinhead的电影《无法无天》。路两边会有几个这样的种族分子少年吗？当然没有。空无一人。除了我们。桥下涂满涂鸦，其中有一只是邪恶的熊猫，我拿出手机拍了下来。

    ——两个月前，我同样坐在昏黄的路灯下。也是在抽烟。

    两个月前的甘肃文县。

    发生最大余震的那天，我们正在文县的一个小山村采访。突然间地动山摇，几乎站立不稳，人们惊慌失措，大声呼救，或者紧紧搂住身边的人。我呆愣在原地，手足无措，一无所傍，不敢相信死亡真的近在咫尺。根本没有躲避的地方，前面几步是已经被震塌了的土坯房，后面是深坑。那时我居然想到了来采访之前网上的热门帖——“地震后第一个电话打给谁？”

    打给谁？真可笑，无论想打给谁都打不出去。地震时和地震后的信号一度是中断的。

    我颤抖着拿出手机，想给他打电话，他是我唯一的安慰了，死并不可怕，最难捱的还是精神的空虚。还没按下拨打键我就强行制止住了自己，不行，他那里正是午夜，我不要吵醒他。那几十秒钟让我发现我的爱是如此无私，我爱他超过爱自己。于是我决定先发条短信，告诉他如果有时间，请给我打电话。

    发完之后我就后悔了。我并不想让他为我担心，只是我太需要他的安慰了。我是如此缺乏力量。

    当夜，我们借住在当地的一家小学的操场上。由于余震不断，无法在房间停留，根本没有充电的地方，更别提上网了。只有在抗震救灾指挥部才有网络，我们轮流使用往北京发回通讯稿，基本没有时间干别的。我带着强烈的负罪感在唯一一台能上网的电脑上紧急查了一下邮件和我们经常去的网站，没有任何新消息和新邮件。

    我走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帐篷，坐在冰凉的台阶上，昏黄的路灯照耀着我，也把松柏的影子照映到对面的高楼墙壁上。我点上一支烟，大脑翻腾不止，无比悲伤。恐惧、迷茫、失落、担忧，这些情感轮番上场。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要坚强，如果没有人关心就自己关心自己，如果没有人照顾就自己照顾自己。我强迫自己一遍遍重复这些道理，直至彻底麻木。他始终没有消息，死亡也不过如此了。我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看着电池一格格地消失。在无法随时充电的情况下，我应该只在白天开机。但我那么想得到他的回应，我没办法做到别的，至少能保证我的手机有电。

    那是我人生中最凄凉的夜，它让我发现我的感情生活完全失败。我看着松树透过灯光投在墙上的巨大的阴影，忍不住流下泪来……

    我禁止自己再想下去。“接着走吧。”我说。

    中间路过一家很大的超市，估计是方圆五里地之内最大的超市了。我们很欣喜地冲进去，发现离关门时间只差两分钟了。店员和善地告诉我们，如果要买什么东西就赶紧去买。

    “我要买点牛奶。”我跟韩说。

    “宾馆冰箱里就有。”他说。

    于是我们出去了，接着赶路，去那大方向明确却不知道具体还有多少路程的市中心。

    月亮明晃晃地挂在天上，很大很圆，比在北京看到的要大要圆。并不是外国的月亮都圆，我在欧洲看到的就没有这么圆。

    “现在有辆夏利给我我就满足了。”作家兼司机的他呻吟了一声。

    后来我们实在走不动了就回去了，正好是吃晚饭的时间。半夜我想抽烟时发现前夜我扔在阳台上的火柴已经被雾水打湿了，我拿吹风机吹了半天都不干。我却懒得去宾馆大堂取盒新的。到底下不下楼？我想了一个小时，终于决定不抽了。

    白天我们终于被汽车拉着到了沙滩。

    即使在沙滩上，我仍穿着黑色的Polo衫。说不上为什么，我不再穿我最喜欢的白色衣服了。

    女作家们被安排集体接受一个国内一家电视台的采访，主题是“爱情”。

    我断然拒绝了采访，独自沿着沙滩跑起步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还在哼着某首歌的旋律，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就是能让我在无助或没安全感的时候感到安全和温暖。

    那晚我们凌晨三点半被叫醒，直飞到悉尼。

    “天，你们参加的到底是旅行团还是游击队？”周不可置信地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