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本为一家杂志拍照，只短短停留了三天。当地天气暖和、清风拂面，令忙碌的自己顿感精神一振。

    外出交通工具大都搭乘地下铁或国铁。地下铁，顾名思义是在地下，而国铁则是围绕着大市区，穿梭于地面的高架桥上，或偶尔潜入地底的铁路。

    买车票可用一张张印制精美的车卡，或投币及千元日币找零，十分方便；即使在最塞塞的城市如新宿，也不会有因买票产生排队太久的问题。

    最令人称道的是收票及验票的方式，目前日本已有一半以上的车站采用不需人力的机械式收票，只要将小小一张车票放入机械中，就可以自行验出行程的长短，以及费用是否付足。一旦未付足，警铃会自动鸣叫，并且有两块方形橡皮板挡住乘客去路，连补票也是机械式的。

    这种方式不但能全方位地省人力。省时间，也提供来往人群更快捷的行程。

    记得去日本前，有一晚，在信义路恰巧看到捷运电联车正在试车，车头拖着空车厢在空荡荡的高架桥上来回行驶，看来十分寂寞无奈。整条马路封来封去、挖来挖去，就只为了捷运。每一次朋友聊到时都说：“打死也不敢坐，比搭飞机还可怕，像是随时会失火或出轨。反正搞不清楚的弊端一大堆，肥了做官的荷包，却苦了大家缴的税。”

    电视上常教人要诚实报税，帮助国家建设。福利等措施，大家才能享用成果。税，是从大家辛苦工作赚来的钱扣出去的，缴了它虽谈不上甘不甘心、自不自愿，但实在很不乐意看到被花在看不到的建设上。

    老人福利一直未见改善。常常看到老伯伯在街头收垃圾。当管理员，偶尔在清晨见到的清洁队员，也有许多是上了年纪的妇人。找生平最怕看到老人家做事，每次见到当临时演员的老人家陪我们拍戏，NG时，一次又一次地在我们背后走来走去，或反复演着同一个动作，到了中午，又孤独地吃着生冷饭盒，我就会躲起来哭。在自己接触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中，我是很少软弱的，可是就是害怕年老的伯伯、伯母们辛苦工作，自己却爱莫能助，气自己不是立法委员或是富有商人，不能为老人家做点事情。

    以前小时候幻想自己长大后，要开一间敬老院，为什么想要叫敬老院呢？因为这些伯伯、伯母都是经历了许多人生经验，拥有很多特长的人。我记得，我有一对朋友要到美国，不忍心老人独处在家，商量后，决定把老人送入养老院（我真的痛恨这三个字，什么叫养老院？难道就只是养着就好了吗？老人家也许还有无数可发挥的地方呢。除非迫不得已，找绝口不提这三个字，恨死了）。结果老人家待没多久，六十多岁的人，哭着要我帮他拨长途电话，说他连最喜欢的书法都写不成了，院里整天只逼着他看国剧。散步，那天我回家后也哭了好久，为什么人老了就只能或一定要做同样的事呢？未免太不人道了。

    所以，我想开一家敬老院，喜欢卖卖烧饼油条的，喜欢下棋画画的，喜欢养鸟种花的，各做各的，也许因此还会发掘出棋王、名种兰花或惊人的国画，如此一来，老人不但比年轻力壮、只懂得惹是生非的少年人有用，更能肯定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及功能，多好啊。

    也许这只是个天真的梦，但我多希望即使我做不到，但我们缴了税的国库是不是可以去规划呢？

    毕竟有一天，你我也会老，也终将尘归尘、土归土。

    在日本，写这篇稿子时，最令我震撼的是在某天的中午，当我正准备外出时，正巧看到日本的新闻报道，当时，我只听到“台湾”两个字就冲到电视机前，以为台湾又有标名国际的事。没想到，却看到镜头里面两位台湾女“立委”（国外报道误将“国代”当做“立委”）在缠斗，之前，有～位女‘生委”还被打了一巴掌，然后台下纠成一团，接着便是一些日本评论家说：“太不可思议了，女‘立委’打女‘立委’，这对形象有相当大的影响呢。”当时我虽是一个人在房里，却唰的一声羞红了脸，恨不能立即回到台湾，免得去工作时，有日本朋友跑过来“含蓄”他说：“原来台湾除了有钱、爱吃珍奇异兽外，也挺爱动手的。”

    我们苦口婆心地教育下一代：“即使对方有错，也只能动口说理，绝不能动粗。”但我们的电视却将代表政府形象的民意代表错误的示范，毫不留情地传达给孩子们，然后，当有一天我们的子女打人或拿刀杀人时，下一代会用很肯定的口气说：“为什么他们打人有理，我们打人就有错？”这个事件的耻辱不仅是政府形象的问题，最可悲而令人担忧的，其实是教育的问题啊。

    希望政府不要只收税不做事，观光局即使将台湾拍得再漂亮也没用。我多么希望，当有一天我们再到其他国家旅行时，自己可以大声说：‘饿是中国人，我住在台湾。”那种光荣与骄傲，也能使别国的友人说：‘慎的吗？找也知道台湾也，那真是个好地方，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