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明晃晃的秋了。

    东京已经天凉，街头的枫树隐约可见蜂蜜似的泛黄，当我闭上双眼，仿佛已经感受到那一街的枫红将要飘落满地。

    秋天有一种气味，干干的、清淡的、朴质的，那种令人安心的香气，总令嗅觉敏感的自己，打从心底对天地有着虔诚，好像观音娘娘慈眉善目地陪着自己。

    我是在这时候认识你的。

    穿着一件宽大的李维外衣、米白的长裤，爱笑的脸颊有个酒窝，秋天的阳光亮乎乎的，你也是个亮乎乎的漂亮孩子。

    我常和你提到关于拍电影的那一群女子们，还有我如亲人般的天文、侯孝贤导演。

    “我们努拍的戏名叫做《好男好女》哩，”我快乐地对你说，心里恋恋着这个名字。

    好男，好女

    1940年的7月，钟浩东24岁，蒋碧玉19岁。广东的惠阳海岸，刚上岸的他们，还有同行的萧氏夫妇等带着坚强的信念，从台湾投奔大陆，为了追随国民党而加入抗日活动。炎炎的烈阳，钟洁车抹抹开，蒋碧玉望着他略显清瘦的脸，想伸手握他，可是没有。萧大大和她都怀孕了，检查他们的军官边翻看证件边思考着，周围闹呼吁的人多，可是五人都觉得空气意外的沉静。那军官眉一挑，沉沉地说；“谁知道是不是日谍，扣起来。”

    惠阳的海边，烈日里忽然下起了绵绵的太阳雨。

    “好男，好女”你用日语念了一遍，我点点头。青山表参道两旁的树随风摇曳，我们坐在风里，看着装扮新潮人时的日本新新人类阔步向前，名贵的宾士跑车呼啸而过，还有可爱便宜的小马奇牌车子，滚蛋似地滚了过去。我说：“大家都好忙啊。”你温柔地笑说：“大家都要过日子啊。”我睁大眼看着你，心里有着荡漾。

    蒋碧玉认识钟浩东的时候才十六七岁，那时落是个少女护士，钟则因为用功过度而犯了轻微的神经质住院，他们常常在一起说话，那时的钟港东便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他还说他是要革命的人，不能结婚，蒋碧玉总是听着他说，对他宏大的理想，浪漫的祖国意识，都存着模糊的尊敬。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当时除了要对抗日致，中国的内战也如火似地延烧着，终于，钟下定决心要赴中国大陆。于是他问蒋碧玉：‘俄们这次去恐怕要吃苦，也许造性命都有牵连……”活泼天真的蒋碧玉其实心里早已有了执著，他坚定地要为国献力，她坚定地要跟他。

    你常常问我：“你很寂寞是不是？”你看小动物似地拍我的头，我总任性地说：“才不呢，我有什么好寂寞的，那么忙，又那么多人疼我，烦都来不及了……”你还是笑，看穿似地说：“可怜的孩子。”此时我总是一阵心酸，想到过去的种种伤痕，做过傻事的自己，压抑的情感，公众人物的不自由……可是，我说；“真的，都过去了，不会再更苦了，而且你知道吗；从自己决定远离电视等等的伪装后，我快乐多了，尤其现在，因为电影，我认识好多有才华和理想的朋友，我们常常在一起谈挫折，谈快乐。”然后我很严肃地告诉你：“我喜欢电影，因为拍电影的时候，你必须要完全坦诚自己，而在这样赤裸地面对人性之后，你会发现，人真的是战战兢兢而又纯真地在努力向前。”你看着我，在繁闹的街上，我们只有一颗心，一起平稳地跳动。

    1941年，蒋碧玉和同行的萧太太为了继续艰苦的抗战，不得不忍痛将生下的孩子送走。1944年，蒋碧玉又怀孕，当时钟浩东只身前往更险恶的前方，在不能相守相顾的日子，她常读着他的家书，看他飞曳的字，相信着。

    我们才认识不久，你的话不多，你说你喜欢野狗，从小父亲就不在了，只有母亲照顾你，可是你一直不知道母亲的伟大，直到母亲过世。我问：“你知道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吗？”你诚实地说：“知道，但不仔细。”我开始告诉你，我的阿公曾是基隆的副议长，当时我们家很富有，却因为“二·二八事件”，在3月8日左右，阿公被开了六枪，尸体尸体丢在基隆河，从此没有人敢接近我们家，深怕被军连，我的母亲也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摇身变成每天没日没夜地背着妹妹到处去洗衣、打扫。你点点头说：“上一代的人，真苦啊。”

    抗战胜利，钟浩东和蒋碧玉结束了五年的颠簸岁月回到台湾。钟浩东担任基隆中学校长，因为思想开明，尊重人权，倍受好评，蒋碧玉则在电台工作。1946年，第三个儿子出世，那是一段仅有的安定日子。次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陈仪，因为纵容贪污，任由大陆退还来台的外省兵欺压平民，加上物价飞涨，动辄以枪支暴力假意平息事实，终于使台湾的知识青年彻底绝望，转而倾向左派思想。这时期前后，美国以台湾为反共产体制的同党之一，要求台湾及蒋介石全面反共，于是一场残酷的清党工作，在国民政府绝不追究的甜言蜜语下，阴冷地展开。

    街上的女孩几乎都穿着流行的迷你裙。你说我近来瘦了，我不语，你说：“我的母亲是中国人，我的父亲是日本人，以前我常常困扰，到底我身体里流的是什么样的血液。”我说：“太湾有一部电影《多桑》，就是日文父亲的意思，片子里的父亲一直想到日本看富士山，因为台湾在日本殖民时期，都不让台湾人有太多自由或受高等教育……”你打断我：“日本人，中国人，只要是人，只要有爱，只要活着，就是生生不息的未来。”

    1948年，动员做乱时期临时条款公布，钟浩东在此之创立了《光明报》，又常与基隆中学的老师揭发贪官，批评不公平的贫富制度，终于被捕。当时国民政府担心“二·二八事件’重演，一切都是秘密进行，政治迫害的阴谋，隐然形成了台湾这个美丽岛的白色恐怖。

    你忽然问：“你可以演吗？”我笑着：“和我工作的人都很有才气，有他们我很安心，而且候导演也总是以一种悲悯的心在表现台湾，我想，只要专注，应该可以吧。大家都说现在的台湾乱，可是我还是爱台湾的，因为我毕竟在那里长大。那里除了有找，还有我家人的过去。”

    青岛东路军法处，钟浩东被拷打得伤痕累累，却昂首坚定地走向刑场，曾经为国抗日的他，被冠上了共产思想的罪名，被判死刑，蒋碧玉望着铁栏外的他，眼泪直流，可是她知道，他们其实已是一生一世了。

    回台湾筹备拍戏时，我打电话去谢谢你的向导，你一语不发，只说：“相信你在拍戏时，一定有一张好的面容，去吧。”我挂上电话，广播催着起飞时间，我知道我们没有开始。泪在我脸上流。

    蒋碧玉意外被释放，现年已80多岁高龄，目前因腺癌住院昏迷，拍戏时，工作人员曾多次探访她，说她依然天真纯善。

    我们没有开始，但是，我们也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