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年初，无数的语言像苍蝇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乱舞，寻找得以释放的途径，它们默默地用触角抵碰，用身体有力地冲撞，它们散乱无章，甚至冲动盲目。它们需要奔跑。我走路的时候，脑海里的语言便抖落脚下，踩在堆积的语言上，我感觉它们的弹性，柔韧，有时像海草，有时像石头，有时像松软的泥土。它们给我不同感觉的快慰。大概是一个人在陌生城市独处久了，且无人交流的缘故，眼中看到一个人，或一件事，就会像个刚识字时见字就念的孩子，不自觉地开始描述，尤其会去雕刻细节，哪怕是一条皱纹，或者吐痰者的嘴形。有时即便是一个梦，醒来后也会在脑海里开始叙述，自己觉得那时候思维活跃，妙不可言，大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无法控制，于是严重影响了我的睡眠。我似乎是在生活着，又似乎已经从生活中抽身出来。我被这种情绪逼迫，开始“小说”创作。把“小说”打上引号，是因为，我的确不知道小说怎么写。文学刊物我看得少，像看《收获》这样的杂志，也是中学时候的事情，当代小说几乎没有看过。面对当代文坛，更是一片“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知今夕何夕的混沌。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小说，我不得不庆幸与感谢几个优秀的写作朋友，他们有时给我提供创作经验，或者针对我的小说问题具体而谈，使我少走了一些弯路。

    记得一位写作的朋友说：“小说的语言要求精确，尤其注意不能用成语，因为这些熟语已经是僵化的老死的，由于我们应用和阅读的惯性，它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所指”。朋友的话使我在使用语言时警惕起来，记住了“精确”这个词。另一位朋友说：“语言千万不能疲软，一定要立起来，不能漏气。”我想起韩愈在《答李翊书》里曾写过，“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文的“气”与“言”之论，指的是思想道德修养是为文立言的根本。这位朋友提到的“气”与“言”，也包含“水”与“浮物”的道理。“语言”和“气”是文章的血液。小说里的“气”，应是一种硬朗的、明朗的、准确的、精力充沛的气质，只有不漏“气”，这只语言的轮胎才会圆润，丰盈，并且弹性十足，因而更富有质感、动感与力量。气，是语言不疲软的主要因素。我认为他说的“气”，就是让语言站起来。因此，我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快感》（刊于《芙蓉》2002第四期），语言便有点撒蹄狂奔般的随心所欲，并且闪许多精妙的比喻。对于我来说，这种恣意的叙述是快慰的、陶醉的，有读者说读起来充满快感，但是当叙述不受拘束，语言不受控制，描写没有起伏、轻重，便会有“泛滥成灾”的不良后果。因此又有一位朋友对我谈到了叙述的“控制”，明确提出我在小说创作中，必须懂得控制。我想，“控制”与“气”是不相冲突的，控制大约是离小说技巧又近了一步，更深了一层。之后写了另一个短篇《TURNON》(刊于《收获》2002年第六期)。

    我的小说中有许多比喻。运用精确形象的比喻，也能使语言站起来。余华的比喻是精辟的，如说路上的月光像洒满了盐；博尔赫斯说死，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水中；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里写"感到思念奥黛特的思绪跟一头爱畜一样已经跳上车来，蜷伏在他膝上，将伴着他入席而不被同餐的客人发觉。他抚摸它，在它身上焐暖双手……这只有“神经质的、敏感到病态程度的普鲁斯特”才写得出来；茨威格华丽而充满激情的语言及精彩的比喻让人折服。用形象的隐喻使人想像陌生事物或某种感情，甚至味觉、嗅觉、触觉等真实的基本感觉来唤起对事物的另一种想像，既有强烈的智力快感，也有独特新奇的审美愉悦。我在创作长篇小说《水乳》时，写了七八万字后，写不动了，首先是我感觉激情不饱满，语言软了下来，脑海里没有想像，没有比喻，也就没有了语言方向，如果小说仅仅是客观描述，语言便会变得无趣与枯燥；其次是感觉神经紧崩的状态很累，支撑不住。于是有位朋友对我说，“写到这个字数，余下的，更需要的就是毅力，不要写得太急，适当调节一下”。我歇了一阵，直到感觉重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