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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恨的季节，是夏天。

    对我而言，所有的灾难，仿佛都发生在夏天，于是这个季节带着油彩般浓厚的挥之不去的哀伤，潜伏在我的记忆里，一旦爆发，便是一场天崩地裂的海啸，足以轻轻松松地带走一切。

    可是夏天偏偏还是来了。

    赵海生回来的时候，我正在专心地擦着厨房的玻璃门，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扇门，有很精致的花纹，像鸢尾。我已经学会烧麻婆豆腐，那是他最喜欢的菜，起锅后，放上绿色的小葱花，香味直扑鼻孔，令人食欲大增。

    赵海生一进门，就把空调开了，窗户关起来，用责备的口吻对我说：“吉吉，不是叫你不要做饭的吗，钟点工呢？”

    我说：“她今天休息。”

    他坐到我身边，圈住我：“那我带你出去吃？”

    我说：“饭菜都好了。”

    “也好。今天很累，吃完早点睡。”他放开我，起身去了卫生间。任何人都知道他不再爱我，但他还在装。我见过他的新欢，是个标准的美人儿，据说是个模特儿，她穿了高跟鞋，和一米七八的赵海生站在一块，高矮难分伯仲。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原以为赵海生在对我厌倦以后会喜欢上一个作家，或是艺术家啊什么的，现在他自动降低他的品味，让我失望。

    我一直在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离开赵海生，是跟他开诚布公地谈，乖乖地主动让位，还是一语不发，选择神秘地消失。但我深知以上两种方式都是他所不喜欢的，从我跟着他到北京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习惯主宰我和他之间的一切，无论他跑得有多远，我最好是站在原地不动，不然，肯定会遇上麻烦。

    我觉得我还没有学会解决麻烦，或者说，生命中一个又一个的麻烦让我无从应付，所以我才这样无师自通地学会安于天命，以不变应万变的吧。

    但我爱过赵海生，赵海生也爱过我。

    这简直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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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岁的那一年，我第一次见到赵海生。他是我父亲多年前的学生，那一天下很大的雨，他拎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包，打着一把伞敲开了我家的门。雨下得很大，他的衣服湿了大半，但并没有急着进门，而是礼貌地问：“是夏老师的家吗，我从北京来，有过电话预约。”

    我连忙请他进来，他跟我要拖鞋，我说不用了，但他坚持要换。于是我只好红着脸找了我父亲的一双旧拖鞋给他。他毫不介意地换上，把伞收到门边立好，这才进到屋里来，我给他拿了毛巾擦干身上的水，并泡了一杯热茶给他，陪他一起等父亲回来。他穿洁白的衬衫，身形挺拔，话不多，有很感染人的微笑，用好听的嗓音问我：“这里一直这么多雨吗？”

    “不是的。”我说，“夏天要来前才是这样子的。”

    他微笑地看着我，眼神有些专注，我不自在地转过了头去。

    桌上放了一幅画，是我没事时乱画的东西，他拿过去饶有兴趣地看，我想去抢回来，却又不好意思。

    “你画的？”他问我。

    我红着脸说：“瞎画。”

    “挺好啊。”他夸我，“以后一定比夏老师更棒！”

    这时候房间里传来叮叮咚咚的琴声，我走过去把门推开，对着里面喊道：“米米，今天别弹了，有客人。”

    但米米好像没听见我说的话。琴声继续着，我走进去，生气地替她把琴盖关上了。她仰起脸问：“什么客人这么重要？”

    我压低声音：“我知道他，听说他要买爸爸很多画。”

    “是吗？”米米兴奋起来，“那我是不是可以换架钢琴？”

    我捂住她的嘴。赵海生就在这时候走到门边，他温和地说：“让她弹吧，她弹得很好，我喜欢听。”

    我和米米傻傻地看着他。

    赵海生也傻了：“怎么你们是双胞胎吗？”

    “不。”我赶紧纠正说，“她是我妹妹，比我小两岁，她叫米米，我叫吉吉。”

    “米米，吉吉。”赵海生摇着头说，“可是你们长得真像。”

    都这么说，但当然我们是不一样的。我比米米要高出两公分，她的眉毛比我浓，眼睛比我大也比我亮，除此之外，我们的性格也是完全不同的，米米像母亲，什么都敢做敢为，外热内冷。而我像父亲，什么都腻腻歪歪，外冷内热。母亲出身于名门，二十二岁的时候下嫁给我在中学教美术的父亲，这件事当年在我们家族里引起轩然大波，世俗总是难免的，如众人所料，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短短的六年，她跟着那个澳大利亚人走的时候，我只五岁，米米三岁。很长时间，我以为我对她的心里只有仇恨，但十岁那年听说她客死他乡的时候，我狠狠地哭了一场，米米却没哭，米米冷静地对我说：“姐姐，人总是要死的，你哭也没用的。”她镇定的样子，让我害怕。我怕她长大后，会变成另一个母亲。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抛弃，自然是没有什么活路可走。

    但我还是疼米米，特别是睡觉的时候，她小细胳膊小细腿地缠上来，我的身体里就有一种天然的母性在滋生，发誓要照顾她一生一世。米米患有气喘，体质很弱，常常生病。她喜欢音乐，母亲留下的旧钢琴是她最大的宝贝，但后来我们没有钱再请老师授课，米米只好毫无章法地自己练习。她无师自通的都是些伤心的曲子，高高低低的来来回回，我不喜欢听。钢琴放在我们俩的房间，抵着床头，父亲画不出来画生气的时候，我俩通常是躲在那个小房间里，米米趴在琴上，轻声问我：“姐姐，怎么办才好呢？”

    我用一支笔在一张纸上乱涂乱抹着，当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很多年，母亲走后，家里的画廊关掉了，卖掉了，城里的那套房子也卖掉了，父亲从原来教书的学校辞了职，带着我们搬到海边这个小房子里来，我和米米也进了海边一所新建的中学读书，母亲活着的时候，还有钱寄来，自她走后，生活每况愈下，父亲仍是画画，或是酗酒，天命之年的他总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仿佛钱和米可以从天上掉下来。

    最忧愁的时候是学校要交钱。

    那一次，是赵海生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他用一大笔钱，买走了父亲几十幅画，说是要把它们都带到北京去，卖给别的人。父亲兴致很高，他带着我们三人一起去镇上吃饭，点了一大桌子的菜，一定要请客，感谢赵老弟的知遇之恩。

    父亲那晚自然是酩酊大醉，赵海生扶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米米睡着了，我们好不容易把父亲扶到床上，我低着头对赵海生说谢谢。他说不用，并给我一个地址和电话，让我定期寄父亲的画给他，说他会定期把钱寄过来。

    我把那张名片小心地收在口袋里。

    米米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咳嗽，她咳得很厉害，脸色发紫。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咳过了，我冲进去找药给她吃，可慌乱中我什么也找不到，赵海生已经从厨房里倒了开水来，他扶住米米，提醒我说：“别急，别急，好好想想药在哪里。”

    我还是没找到药，赵海生当机立断地把米米往背上一背说：“走，我们去医院！”

    那一天，赵海生背着米米跑了二十几分钟的路，我们才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子，把米米送进了医院。医生说，我们要是再晚去五分钟，米米可能就没命了。

    医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一直抖动一直抖，抖得身子像一片落叶一样，站也站不住，赵海生在后面扶住我说：“吉吉，没事的，你看现在不是没事了吗？”

    米米睡着了，我们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等米米醒来。赵海生说：“吉吉，我终于看出你和米米的不同来了。”

    我知道他是在逗我说话，于是我也配合他：“哪里呢？”

    “眉眼。”他说，“米米是个孩子，而你不是。”

    我看着他：“你是说我老吗？”

    “噢。不是！”他慌忙解释说，“我是说，你和很多孩子不一样。”

    “那就还是老呗。”

    他笑：“我说不过你。但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谢谢你，赵叔叔。”我由衷的，要不是他，我真不知道米米现在会怎么样。

    “我有这么老吗？”他笑，“等米米病好了，你还得帮我一个忙。我得把那些画弄到邮局去寄掉它，我没法把它们全带走。可是，我明天中午的飞机，我得一早赶到市里，我怕那时候邮局没有开门呢。”

    “那我周末去帮你寄。”我说。

    他递给我几百块钱。

    “不用。”我摇摇头，“米米的医药费都是您垫的。”

    “收好，吉吉。”他的语气不容置疑，“夏老师是我敬仰的老师，当年他在城中教美术，我贪玩，打破别人的头，是他拿钱替我给别人治病，我才没被我爸打断腿。”

    我相信，父亲是这样子的人。

    同时我也信，赵海生此番前来，不为父亲的画，只为报恩。

    他走了，只随身带走一张画，是父亲画的《丫头》，画上是我和米米，我安静地坐着，米米在我身后，调皮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