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就是在这两天，我又和十多年没联系的初中老师联系上了，那个娃娃脸的老师，她一直一直在电话里说：我一直记得你的作文写得很好的呀，一个好乖好乖的小姑娘。

    我放了电话，眼泪下来了。

    她不知道我已经成了作家，我要给她寄书，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我想，你一定是个有理想的孩子。

    我想，其实我们一直拥有同样的青春，寂寞痛楚却依然张扬和执着。

    愿你比我还要幸运。

    感谢你成我一生知已。

    雪漫姐姐2003，5，17

    很多人对我说，你的名字很好听，多象一个作家或诗人的名字啊。

    我的名字是我父亲取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那座小镇里的人几乎都知道气象站里有一个２号预报员，他说天晴就是天晴，他说下雨就是下雨。人们对２号预报员怀着一种近乎崇敬的信任。我的父亲就是那个２号预报员，一个一生尽职尽责的气象工作者。我不知道他给我起这个名字时是否也象天下的父母那样费了很多的时间翻过很多厚厚的字典，但我知道他并不是想我成为一名作家。我的父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希望我能够做一名医生，因为我小时候体质很弱，常常一点东西都吃不下。

    我的母亲是一名教师，在我孩提时代她很热衷于把我按在小凳上听她讲故事，讲完了又非要我用自己的语言把它复述一遍。我常常很困倦于这样的练习。特别是在夏天的傍晚，伙伴们都在大操场上撒欢，桅子花的香味远远地飘过来象一种很好吃的软糖，我就象要哭的样子。可母亲多半是不会心软的，讲完了故事还要读一本薄薄的书给我听，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本书的名字是《王老师谈作文》。当然，我的母亲这么做也并不是希望我能当上作家。她只是想让我的成绩好一些，能考上一所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比她过得更好。

    十二岁的那一年，我念初一。我们全家离开了故乡小镇，来到了一座更大得多的城市，这使我开始接触到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唱歌和演讲。我很喜欢唱歌，可是我在新班级里一唱歌就会引来大家一片笑声，原因是我普通话不标准，常常分不清卷舌和平舌。这让我觉得伤心和孤独。挽救我的是班会课上的一分钟演讲比赛，演讲的题目是“我的理想”。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要做教师，工程师，科学家或者白衣天使的愿望。我却说我将来要当一名记者，走遍天南海北。扛着摄相机去采访刚刚夺得冠军的女排姑娘，把作曲家们才写出来的最好听的歌快速地介绍给大家，让人们一直都能有新歌唱。那时候记者还是个很新鲜的职业，我是从妈妈给我订阅的一本作文书上知道它的，对它一知半解。但是我的独特的理想还是赢得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这使他们对我这个“乡下”的小妞开始刮目相看，他们甚至忘了我依旧分不清卷舌和平舌，而且没想到我又瘦又小的身子骨压根就扛不起一架摄相机。

    这件事开始让我对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发现知道一些别人所不知道或还来不及知道的事是很快乐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途径就是读书，读一些课本之外的书。最要命的是我爱上了晚上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哪怕是一本很乏味的《京剧知识》，也能让我看到很晚。被窝里的灯光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夜很静，没有风，小小的我便夜夜陶醉在那一份自己营造的氛围中。为此我付出的代价是从此戴上了一副５００度的近视眼镜。

    而我真正提起笔来写一些东西，应该是在十四岁。十四岁的我进入了人生一个最重要的阶断，那就是少年时代。由于书读得多，我有了很多莫名的想法。我遗憾地发现我的少年时代和书上形容的是截然不同的，没有变化没有色彩。普普通通的长相和普普通通的家庭环境不能满足多心多梦的我对生活的渴望。比如我一直很想要一条白色的飘逸的连衣裙，一个同桌背的那种玩具型的书包，我所崇拜的明星的所有的磁带和照片，或者最好是有男生偷偷塞一张纸条给我……但这一切往往都只是一些不能实现的无休无止的幻想。我被这些幻想撞击得郁郁寡欢，内心焦燥。直到我找到一种很好的发泄方式，那就是－－写作。

    我最初的作品是一首首的小诗。我还记得我的第一首诗叫做“黑天使之梦”。这个名字是我在一本琼瑶小说里看到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好、抒情，就照用了过来。我那时的诗写得很差，不过是一些“为赋新词”的牵强之作，但我对它投注了很多的精力，一下子写满了厚厚的好几个本子。这之后我的成绩一落千丈。而我对诗的痴迷也成为了很多人的笑柄。有一次我母亲去学校开家长会回来，心情很是不好，原因是她一提到是饶雪漫的家长，别的家长就会异口同声地说：“哦！是写诗的那一个。”我的“出名”对母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讽刺。那一次期中考我的成绩在班上是第四十六名，倒数第三。这使我的父母下决心要禁止我写诗。他们常在我学习的时候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的身后，检查我究竟是在学习还是在写诗。我的父母一直都是很开明的，我知道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内疚使我锁上了我所有的诗集，并发誓考不上大学便不再动它们。

    但是这样的誓言并没有坚持多久，在我念初二的时候，女生中开始流行看各种各样的言情小说，除了琼瑶之外，又多了岑凯伦，亦舒，严沁，还有三毛和她的大胡子荷西。而我那时依旧是一个发育不全的矮矮的黄毛丫头，穿最不流行的衣服，剪着参差不齐的学生头，做很多稀奇古怪的梦。就这样我开始没有选择地写起小说来。内容当然是摸仿别人的，只不过男女主角换成了校园里的少男少女。我无一例外地为他们安排了相识、相爱、含泪分手的故事情节。这些小说在无意间被同学发现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它们并不象我的诗那样受到冷落和嘲笑，相反，而是大受欢迎！现在想来，这多半是因为那时大家都太迷言情小说了，作家们写的不够看，用我写的来填一下空罢了。但不管怎么说，这在当时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的小说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长，这些小说除了给班上的同学看以外，还开始流向学校各班和许多别的学校。他们给了它一个我很害怕的名字，叫“手抄本。”但我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我在本市的中学生之间开始变得小有名气起来，甚至有许多外校的女生跑来找我，告诉我她们的“初恋”故事，希望我能把她们写进小说中去。那些日子，我一直在孜孜孙不倦地编写着这些无聊的故事，有时上课时也写，写好一张就传给下一排等着看的同学。这一切我的父母都被蒙在鼓里，还好我的成绩中不溜秋，这让他们深信我不再发疯地写诗，却没想到我正在拼命地写着一些叫不上小说的小说。但那些日子我真的以为自己成了一个作家了，走在街上也昂首挺胸的样子。现在想起来，当初那样的写作使我失去了很多的东西，但也让我从一种内心深处极度的自卑中解脱了出来，少了许多成长的不愉快，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有一次，一个外校的女生给我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言辞尖锐地说：“你难道就不觉得你写的东西一钱不值吗？我希望你能去看看《飘》，看看《红楼梦》，看看沈从文，看看王蒙。我希望你会脸红。文学是真实的，不要浪费了你的才华！”

    那个女生没有留名。字写得纤纤细细，完全不象她的语言。她还给我寄了一本书，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三部曲》。那是一本红色封面的书，纸张有些黄，摸上去软软的。直到现在我仍视若珍宝地保存着。整个炎热的暑假，我一直在读它，那是一种我并不熟悉但仿佛又渴望已久的叙述方式。读一下，心动一下。一种很文学的感觉。我停下了手中幻想的笔，我想我也可以象陈丹燕一样地来说故事，说给自己听，说给那个不知名的女孩听。要不，我就一个字也不写。

    同时，实在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又遇到了《少年文艺》（江苏）。

    我之所以用“又”字那是因为我母亲其实一直为我订阅了这本刊物，只是我天天忙于胡编乱想，从没好好地读过它。那个夏天对阅读重新的接近让我有些如饥似渴。我从灰扑扑的竹书架上把它们翻了出来，这一翻，就翻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最初吸引我的是里面的“少年创作”，看看同龄人发表的作品，我再次发现了自己以往写的东西是多么的可笑，并进一步明白了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那就是写一点能表达自我的文字而不是编造一些离自己很遥远的故事。

    不久之后，我把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和真实的感觉提炼出来，完成了我的小说－－《无怨的青春》。我记得我写那篇小说只用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我有一种一气呵成的畅快感，憋了很久的话一下子倒了出来，成长的阻碍，心灵的压抑，全在笔端咨意地流淌和放释。后来，这篇小说发表在《少年文艺》（江苏）88年的第５期上面。把它从千万封来稿中挑选出来的，是《少年文艺》的老主编顾宪谟老师。

    写作使我拉下了很多的功课，我在高三的那一年一直忙于力不从心地为学业而熬夜，但最终还是落榜了。复读的那一年，顾老师总会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我来一封信，说很多鼓励的话，要求我做到学习和创作两不误。同时给我信心的还有我亲爱的读者们。《无怨的青春》发表后，我先后收到了一千多封读者的来信，学习累了的时候，我把它们拿出来细细地阅读，就如同有好友的叮咛和祝福时时萦绕在耳边。就在复读那一年的空隙时间里，我写下了反映复读生心态的《寻找星光》，回忆童年及少年生活的散文《童梦》，《记得》等等。这些文章都先后发表在《少年文艺》上，我的照片还被登在了杂志的封二上，旁边还写着几个让我心跳的小字－－未来的作家。

    我十八岁的那一年，冬天出奇地温暖。那时的我已经是一名中文系的大学生了，我有了一大把一大把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写作。春节快到的时候，我到邮局去拨通了我平生第一个长途电话，打给《少年文艺》。电话是章文焙老师接的，一向能说会道的我变得异常的口拙。章老师在那头温和地说你的文章写得真是不错啊，要好好地写下去，我们大家都等着看你的新作呢。邮局的玻璃窗外走过一个个身材高挑穿着美丽长裙的都市女孩。而我依旧是那个土气而普通的永远长不高的小女生。但我的心里充盈着一种淡淡的喜悦，我知道自己总有一些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在遥远的一个叫南京的地方，有一个编辑部知道我的存在。在遥远的一些不知名的地方，有无数的读者知道我的存在。

    从那以后，在文学的道路上不再是无目的的探索和孤独的行走。我一发不可收拾地写下了很多的文章，包括我先后发表在《少年文艺》（江苏）上的《黄丝带》，《塔里的女孩》，《雁渡寒潭》等等，我变成了一个努力的愿意更多地去思考和观察生活的女孩。大学毕业之后，我分到了一家电台作文学节目主持人，这时我面临着创作上一个艰难的转型期，离开校园后的我几乎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来，长长的一年时间里，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但往往只是碰壁，写出来的东西连我自己也不愿再看。这时，也是《少年文艺》的编辑老师给了我可贵的帮助和信心。章老师在给我的信中说：“继续为少年写作吧，我觉得你很适合，也一定会成功！”

    还好我的工作能让我接触到很多可爱的孩子们。另外，我还拥有一笔取之不尽的“财富”，那就是连续不断的来自各地的少年朋友的来信。这些来信对我的写作来说非常的重要，孩子们常常会在信中提到一些我早已记不起来的我的某一篇文章里的某一个细节，或者为我讲诉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如意或不如意的情节，这些来信总是能让我再度陷入离开已久的少年情结之中，一种我很怀念的永远美丽的情怀。

    人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已，足矣。”回首我走过的文学之路，我有一种深深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并不是来自于我的文章，而是我一路走来时那一双双关怀的眼睛和温暖的手，我的父母，那不知名的为我写信和寄书的外校女生，提携我的可敬的编辑，鼓励我的成千上万的读者，不都是我一生难得的知已和朋友吗？

    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听见春天轻柔的呼吸，又是充满生机的一年，我很高兴我可以用手中的笔，为天下的知己，继续抒写生命中所有的爱和感动。

    雪漫写于一九九七年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