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刚考进大学中文系，我就向黄效愚表示，要跟他一起练习书法。那时候他的字已写得很好了，写什么像什么。在我这个外行看来，什么样的字才叫好，才叫很好，其实永远说不清楚。我打算练习的目的，无非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写一手东倒西歪的丑字，实在有些难为情，都不好意思给女友写情书。断断续续地，我也临过一些碑帖，譬如《勤礼碑》，譬如《张迁碑》，又譬如《华山碑》，都是浅尝辄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基本上等于没写。心有余而力不足，每次与黄效愚见面，我都孩子气地发誓要开始练字，都说要拜他为师，可是事实上，每次也都是只有一个开始，没有一次能坚持下去。

    最长的一次连续写了两个月的《勤礼碑》，一天都没断过，前一个月还有进步，接下来越来越糟，越写越难看。两个月努力都白花了，我因此向黄效愚报怨，说自己太笨，在书法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灵气，练习写字完全是自取其辱。听了我的抱怨，藏丽花十分不屑，说两个月就想有进展，你也太有灵气了，你也太有才了，还没听说谁两个月就能把字写好。当时正是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黄效愚一定问我要一本，我去送书，顺便把临的字让他们过目，既然两个月不行。便问想把字练出来，到底要多少时间。

    黄效愚被问住，为难地说：“多少时间。这可说不准。”

    藏丽花看了看黄效愚，笑着说：“也不多，差不多要一辈子吧!”

    我曾在报纸上为藏丽花写过一篇小文章，是标准的不懂装懂，至今想到了都后悔。是在她刚开始成名的时候，那时候，她特别在意有人在报纸上吹捧，特别相信宣传的作用。黄效愚找到了我，希望看在老同学的面上，无论如何要帮他这个忙。那时候，外面正在盛传他们要离婚的事，藏丽花的绯闻满天飞，黄效愚跑来找我，神秘兮兮地不好意思开口，我还以为他是要向我控诉藏丽花，没想到吞吞吐吐，最后却是让我为他老婆写文章。

    转眼间，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我的练字仍然还是在计划中。黄效愚从美国举办书展回国，藏丽花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就他的书法说几句公道话。她说中国的书法界太昏庸了，太黑暗，只看名气，只看头衔，现在黄效愚在国外已经很有影响，你为什么不站出来鼓吹一下，为什么不帮老同学呐喊几句。我说看在老熟人的面子上，应该有所表示，可是让一个不懂书法的人说几句废话，又有什么意义。我这其实是在拒绝她，藏丽花笑着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书法史，在这个书法的历史里，说废话的人太多了，很多废话说到了最后，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真理。

    电话里的藏丽花似乎很兴奋，毕竟黄效愚的影响已经到了国外。她说现在起码是有两个人，都认为黄效愚是当代最优秀的书法家，一个是她藏丽花，一个是罗本。她跟我说了许多黄效愚的事，一个劲地夸他，最后又问我知道不知道她的身体情况，黄效愚有没有跟我谈起过她的病情，有没有告诉过我她将不久于人世，已经没几天可折腾了。她这么直截了当。不当一回事地问起，竟让我一时语塞，只能如实相告。说黄效愚确实跟我说起过她的病情，不过我并不太相信医生的结论，医生经常会胡说八道吓唬人。

    藏丽花笑着说：“我才不管医生怎么说呢，反正我活一天，算一天，混一年，是一年，反正我们家黄效愚还年轻，我死了，他说不定会找个更好的女人。”

    黄效愚不止一次跟我说过，他与藏丽花在书法上是天作之合，一想到可能会失去她，他便感到不知所措。社会上已经开始有些传言，说藏丽花知道自己不行了，很快就要告别人世，因此故意力推黄效愚的字。还有一种说法更荒诞不经，说黄效愚的字本来就不错，藏丽花的一些代表作，其实是黄效愚的代笔，藏丽花在书法界的地位，早就名不符实。对于这些传言，藏丽花非常气愤，可是也没有气力去与别人争论。流言蜚语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了胡说八道，人生也就不精彩，也就不好玩了。

    黄效愚说自己已习惯了藏丽花说不好，他的书法能写成今天这样，能有今天这还算不错的水平，就是因为她在不断地说不好。现在，藏丽花经常是表扬，把他的字抬到一个很高的地位，黄效愚反倒有些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黄效愚宁愿藏丽花没完没了地说自己不好，他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字达到了什么水平。他写字，是因为他喜欢写字，是因为他心里总在惦记着要把字写好。有一天，他跟我说起藏丽花的病情，说自己已没什么心思再写字了，说着说着，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一样痛哭起来。

    藏丽花的肺纤维化确诊以后，六神无主的黄效愚十分着急，到处找名医治疗，求助于各种民间偏方。他并不是个很有主见的人，一方面，并不完全相信医生的话，不相信藏丽花已经病入膏肓，另一方面，又知道医生的预言绝非儿戏。物伤其类同病相怜，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此，与藏丽花病情相似的几位病友，一个接一个地相继离开了人世，对他们夫妇来说，这是非常大的刺激。黄效愚为人不仅没有什么主见，而且神经很脆弱，反倒是藏丽花经常去安慰他。

    黄效愚在美国办书展，曾与在海外生活的朱亮联系。朱亮开着一辆高档房车，带着金发碧眼的美国女友前去看黄效愚的书展。他已经离了婚，前妻和孩子也在美国，都过着令人羡慕的中产阶级生活。现如今的朱亮住着豪宅，家里有游泳池，每年都要去世界各国度假旅游，可是却没想到邀请黄效愚夫妇去做客。他甚至也没有请老同学吃一顿饭，只知道一而再再而三地夸耀他的房车值多少钱，自己的年薪是多少多少。

    第二年，朱亮回国了，与黄效愚电话联系。黄效愚跟藏丽花商量，是不是应该请老同学吃顿饭，藏丽花心头有些不痛快，说当然可以请，我们不跟人家计较，不计较他当初也没请我们，既然是回国了，我们应该有点祖国的温暖，请他吃一顿，请他吃顿好的。结果不仅朱亮被宴请了，我也跟着一起沾光，被拉去一家非常高档的馆子作陪。席间他们大谈在美国如何如何，我根本插不上嘴。朱亮已跟原先那位美国女友分手，正与一位更年轻的美国女孩恋爱。藏丽花十分感慨，跟黄效愚开玩笑，说我本来还担心自己死了，你会怎么办，现在有你这位老同学做榜样，说明好日子还在后面，我一旦不在了，美国女孩子你找不到，找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女孩，肯定没问题。

    一句玩笑话，让黄效愚立刻翻脸，说生气就生气，说不高兴就不高兴，半天不开口。看见他是真生气了，藏丽花有些过意不去，连忙小心翼翼地赔罪，连声说对不起，说你不喜欢这样的玩笑，我下次不说了还不行。黄效愚还是不说话，还在生气。藏丽花便当着我们的面，像哄孩子一样讨饶，说我们黄效愚真生气了，好了好了，不要生气了，是我不好，我不会再说这种话了。黄效愚气鼓鼓地说了一句，你每次都是这样，每次都喜欢乱说。藏丽花还要狡辩，说我乱讲什么了。黄效愚说，你就是乱讲。藏丽花于是神色黯然，说我知道你是在乎我的，我知道你心里真有我这个人，可是人要生病，老天爷不肯照应，这个我又没有办法，我又不想得这个病。朱亮连忙把话题岔开，说我们说点高兴的事，说大家这么聚一聚不容易，说他突然回想起了当年的四川酒家，那次是黄效愚和藏丽花结婚宴，就在大堂的角落里，人不多，朱亮与我就算是男方代表了。

    “我记得你当时还写了两个很大的字，是什么字的，对，我想起来了，是‘好吃’。”朱亮神采奕奕，看了我一眼，仿佛在问我还能不能记得往事，“在美国的时候，我老是有意无意地想这两个字。美国佬什么都好，就是在吃上面，太差劲，太他妈没文化。”

    朱亮说他很想再去四川酒家吃一顿，今天的宴会太高级了，太奢华，他很想重温旧梦，重新体验一下在大堂里用餐的那种感觉。朱亮的话把大家又一次都带回到了当年，我们仿佛又进入了美好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年头，口袋里也没什么钱，上馆子太难得了。那年头，我们都还年轻，前途渺茫又前途无限，街上流行穿喇叭裤，耳边响着邓丽君的歌曲。一时间，往事重来，好像就在眼前。藏丽花看着黄效愚，笑着说黄效愚你不会后悔吧，你现在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当年我嫁给你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反对，所有的人都不看好我们，都觉得我们年龄差距太大，都觉得我们不般配。在美好的回忆气氛中，藏丽花满脸通红，突然变得很兴奋，说好在你的这两位老同学还不错，肯给我们面子，他们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见证了我们这段有点糟糕的婚姻。藏丽花越说越高兴，丝毫也没有注意到黄效愚的脸色凝重。终于，藏丽花在最后又说了一句，说没想到转眼就快三十年，黄效愚他现在想后悔也不行了。

    黄效愚板着脸，很生硬地冒出了一句：“藏丽花，你听好了，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从来没说过后悔娶你!”

    藏丽花一怔，调皮地伸伸舌头，说：“你说这个干吗?”

    黄效愚说：“我不想听你这么说。”

    藏丽花说：“好吧，对不起，不说了，我又说错了。”

    黄效愚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从来没有!”

    说完，黄效愚竟然像孩子一样地痛哭起来。

    藏丽花最后与罗本也闹得有些不愉快，罗本答应尽快为黄效愚印一本高规格的书法集，七拖八拖，都两年多了，迟迟还没有印出来。黄效愚对这事倒不是很在乎，有人喜欢他的字，能够欣赏他，还愿意为他宣传，这就很好了。就可以心满意足。藏丽花担心罗本会将那些字据为己有，出于对罗本的信任，他们并没有留下任何字据。毕竟是多少年探索的积累，是黄效愚书法中的精品，而罗本恰恰又是个很识货的人，知道这些墨迹的真实价值。

    我最近的一次见到黄效愚是在一周前，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刚跟在美国的朱亮通过电话，拜托他为藏丽花买一种刚研发出来的新药。黄效愚告诉我，藏丽花的病情最近还是加重了，并且已在死亡的边缘走了一遭，不过现在略有些好转，基本上是度过了这次危险期。过去的几个月，他们一直是在医院小心翼翼度过，生活在恐惧之中。这几天藏丽花的精神还不错，很想跟人聊聊天，如果我有时间，可以去医院看看，陪他们说说话。

    第二天，我买了些水果和鲜花，去医院探视。在病房门口，黄效愚拦住了我，说鲜花的香味会引起病人过敏，绝对不能拿进去。我有些尴尬，只好将鲜花放在过道上，远远地，半躺在床上的藏丽花看见我了，很高兴地与我打招呼。对我挥了挥手。她剃了一个差不多是男孩子的发型，看上去要年轻许多，我笑着向她走过去，她显然很意外我会去看她。

    我安慰她说：“你看上去不错，很有精神!”

    藏丽花笑了，笑得很灿烂。

    黄效愚在一旁跟我解释，说前些日子她很不好，他们的儿子专程从新加坡赶回来，现在情况稳定了，又回新加坡读书去了。藏丽花抱怨说，我说儿子不用回来，要准备毕业论文，他回来有什么用，又帮不上什么忙，是黄效愚非要让他回来。藏丽花的声音很低，完全不像过去那样精气神十足。我知道会有那么一天，藏丽花笑着说，我知道会躲不过，但是这一次好像还不是，我知道这一次还不是。说了这么几句，非常虚弱的藏丽花已经气喘吁吁，没办法再说不下去。黄效愚连忙上前照顾，让她不要多说话，然后又回过身来对我说，因为不停地咳嗽，她嗓子早就哑了，现在也没什么力气交谈，因此我可以随便多说几句，说什么都行，能让藏丽花听见就行。

    事实上我在病房里并没有待多少时间，更没有说什么话，她住的是高干病房，条件很好，有空调有电视还有卫生间，不一会，医生前来查房，很不客气地对我说，病人需要休息，最好不要跟病人多说话。此外，外面很不干净，我这样冒冒失失地进来了，非常容易把细菌也带进来。我很快就被赶出了病房，只好在楼道里与黄效愚聊会天，有一句无一句地说着，就站在病房门口，这样，藏丽花远远地还能看见我们。

    黄效愚很平静地说已很久没有写字，自从迷上了书法，他还不曾有过这么长时间的不碰笔。对于一个天天要写字的人，这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说昨天与藏丽花单独相对的时候，自己突然之间想明白了，原来真正不写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太阳照样会升起，日子照样还可以过。黄效愚觉得遗憾和可惜的，是藏丽花的身体不会再恢复了，如果她的身体能够康复，如果她能重新获得健康，他宁愿焚琴煮鹤，把自己过去写的那些字都烧了，他愿意一辈子都不再去碰毛笔。黄效愚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十分平静，没有丝毫的激动，显然他知道藏丽花正看着我们，他不想刺激她。说到最后，黄效愚苦笑着说，藏丽花要是不在了，他一个人写字还有什么意思呢，他干吗还要写字呢。

    也许是藏丽花看着我们的缘故，我的表现也像黄效愚一样平静。我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不时地看藏丽花一眼。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候，我笑着对藏丽花挥挥手，若无其事地捏了捏拳头，仿佛是在鼓励她要挺住，然后在同样带着微笑的黄效愚陪同下，缓缓走向电梯。电梯迟迟不上来，离开了藏丽花的视线，一时间，大家反倒无话可说，都在看门框上方的阿拉伯数字。突然，黄效愚的眼睛红了，他无限感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他们夫妇本来打算为我联手写一幅字，在过去这很容易，现在看来，曾经非常容易的事，已经永远不可能了。

    离开医院的路上，若有所失的我感到很茫然，周围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说老实话，就是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他们夫妇的字究竟有多好，可以卖到多少钱一尺。我只知道他们的字已经很值钱，未来还可能会更值钱，有很大的升值空间。艺术说到底，不是用钱来衡量，然而也只有用钱，才能更清晰地说明问题。我非常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希望他们白头偕老，天天能够写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当然，如果他们能联手写一幅字，挂在我的书房，这样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