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走进报社大门的时候，我被人迎面狠狠撞了肩膀。

    那是个瘦弱的三十多岁男人，下巴上有胡子楂儿，看上去神情有些萎靡，居然还有真么大劲儿撞我。

    这家伙撞了人之后，并没有把精神放在我身上，只略略看了我一眼，就加快了脚步向前走。

    “喂！”我呵斥了一声，但他恍如未闻。我扭头看他，在他的前方，一个湖蓝色的身影在街角一闪而过。很快这家伙也消失在街道的拐角。

    我揉着肩膀，悻悻地走进报社。

    走过前台的时候，保安对我说，有人找我。

    我道了声谢，走进新闻大厅，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却并没有见到有谁在等我。

    “鬼子唐！”我喊。

    “干啥？”刘唐在前面转头看我。

    “刚才有人找我没？”

    “哟！”鬼子唐立刻换了副淫贱的笑容，“那可是个美女呀。我说怎么你身边的美女就这么多，什么时候给我介绍几个。”

    “呵呵，你不是昨晚刚去过了七夕吗，怎么，你的秘密武器没发挥作用呀？”

    刘唐讪笑几声，说：“咱总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不过你这家伙又那么多棵树给你跳来跳去，实在太招人恨了。”

    “别胡扯，到底谁来找我？”

    “我又不认识，她说自己姓黄，在你位子上坐了好久，模样痴痴的，那叫一个哀怨，搞得像林妹妹似的，我说你到底对人家干什么了？”

    “别扯。姓黄，那会是谁？”我皱起眉。

    难道会是黄织吗？她到上海来找我帮忙找女儿？

    我形容了一下印象中黄织的模样，刘唐连连点头。

    算起来，黄织总也该有二十八九岁，看来这几年她精神异常，倒没把自己搞得形容憔悴。

    我忽然心里一动，问：“她穿的是蓝色衣服吗？”

    “对，你怎么知道？”

    “刚才在门口错过了。”

    “没事，她说明天中午再来找你。”刘唐说。

    “那太好了，看来明天我得早点来。”

    “不过她可不是对我说的，她是坐在你的位子上自言自语来着。”刘唐说着捏起嗓子学起来，“那老师，我明天中午再来，您好好保重身体，我女儿就拜托您了，我天天都来找您。”

    我面色尴尬，连忙让他停下来。

    “那老师，你已经又女儿啦？”鬼子唐做了个怪脸。我没办法，只能告诉他，这个来找我的美丽少妇就是给我写信的精神病患者。否则还不知道会传多少谣言呢。

    “原来是这样，我说呢，怎么看起来怪怪的，还以为你把人家都摧残坏了呢。”鬼子唐嘴里很少能吐出象牙。

    我在电脑里把王大师那篇新闻稿修改好，传到部门的稿件库里。伸了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然后从抽屉里去了把小钥匙，走到新闻大厅的一侧，大开了我的专用储物橱。

    除了电脑桌的那几个小抽屉外，每个记者，编辑都有一个专用的橱，可以放放衣服和其他抽屉放不下的杂物。我在橱里找了一会儿，抽出一本卷了边的笔记本。

    这是我的采访笔记，我每年都会写满一到两个大笔记本，这一本，是2003年的。

    我坐回位子上，把笔记本翻到有关纸婴采访的那几页。

    整页都是鬼画符一样的缭乱字迹，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一本“天书”，只有我自己才能看懂。

    我的目光随着手指，在页面上一行一行地移动着，记在哪里呢，如果没记错的话……

    找到了。

    U-色姆别伊！

    在三年前的那次采访中，我曾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一妇婴接受黄织入院生产，是又一番波折的，最后还签了个协议。因为如果顺产的话，那没问题，一旦难产，黄织就会有生命危险。

    因为血库里没有能给她用的血浆。

    她的血型，就是U-色姆别伊型！

    太巧了，不是吗？全世界只有三十几个U-色姆别伊型血的人，韩国的死婴是这个血型，黄织也是这个血型，她生下的孩子，也有一定概率是这个血型。周纤纤是不是？那个纸婴如果正常发育，会不会也是？

    这代表了什么？

    这什么都不代表。我对自己说，这什么都不代表。

    合上笔记本，我把它放在一边。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有些浑浑噩噩，在网上晃了一圈，却不记得有看进去什么东西。

    我用拇指按摩了会儿太阳穴，脑袋里纷乱的思绪稍微安静了一点。我起身为自己去倒了杯热茶，其实夏天我更喜欢喝冷饮，只是慢慢喝茶有种仪式性的作用，可以让心境随之平静下来。

    一次性塑料茶杯的沿口沾满了细密的水汽，几缕白雾慢慢地升起来。我出了会儿神，目光穿过白雾，又停留在后面的那本旧笔记本上。

    我挪开杯子，翻开笔记本，然后又拿起电话，照上面的记录拨了个号码。

    接通了。"这儿是上海某第一妇婴保健医院，请拨分机号，查号请拨0。”一个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女声，这是自动应答。

    我拨了分机号。

    “喂？”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接了电话。

    “请问张医生在吗？”我问。

    “我就是，你是哪位？”

    “我是晨星报社记者那多，你还记得我吗？”

    “晨星报社记者？”

    “三年前我采访过您，关于一个畸形胎，纸婴。”

    我听见听筒中传来轻轻的吸气声，然后是三秒钟的沉默。

    “哦，纸婴。”他说，“是的，我想起来了。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一下，那个畸形胎的成因，后来搞清楚了吗？”

    “没有。”

    “那个胎儿，保存下来做标本了吗？”

    “也没有。”

    “哦。”我一时语塞。

    “怎么，你还在关心这件事？”张医生问。

    “那个病人后来精神除了异常，一直没给我写信。她总是相信除了这个纸婴之外，肚子里还怀了另一个胎儿。”

    “她那时的确受了很大刺激，没想到。”他啧了一声。

    “张医生，如果她当时真的怀有另一个胎儿的话，纸婴的形成是否就能够解释了？”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张医生说,“这种假设毫无意义，她当时就生下了那么个畸形胎儿。”

    对于一妇婴医院，三年前的这宗畸形胎病例尽管在当时吓到了不少人，但现在似乎早已经和其他千千万万普通病例一样，风过不留痕。

    人的思维常常是荒唐的，明知不可能的事，却总忍不住要去想一想，就像我现在，总忍不住要想一想黄织口中那个消失的婴孩，和韩国死婴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就算黄织和死婴都具有概率为亿分之一的相同血型，仍然无法对这种联想提供一丁点儿的支撑。

    一家上海的公立大医院，怎么可能藏掉一个婴儿，这简直一点可能性都没有。而且发现死婴的地点是韩国，不是上海。此外，库尔若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是一对双胞胎。

    我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要是这一连串互不相关的环节竟然可以联系起来，那样的匪夷所思只有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单靠我的想象力，在此刻是无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