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5日清晨，胡耀邦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中国人民又一次陷入悲痛之中。

    4月22日，当缀着黑纱的灵车，从人民大会堂缓缓开出，人群潮水般地涌动起来，宽阔的长安街再次记录下一个悲痛的史实：

    耀邦走了，他带着娄山关的弹片，带着“文革”的鞭痕，带着60年革命生涯的硝烟风尘，带着未宪成的宏愿——走了。

    四十八载夫妻，从延安到北京，所生三子一女，四个孩子却三个姓。

    在京华一些社交场合，尤其是与时装有关的会议或表演活动中，常常可以见到胡耀邦的夫人李昭。

    她是一位服装专家。1983年当她从北京纺织局的领导岗位离休之后，并没有把自己关在家里，从此享受天伦之乐。她依然四处奔走，为把北京人打扮得更漂亮而操心。

    她做了北京服装协会的会长。这个协会因连续举办了几届群众性的服装展销和评比，知名度正日高。它还乐于在中外服装界之间当

    “红娘”。由于协会牵线搭桥，王府井大街上的雷蒙服装店和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小彼顺子已携手合营。

    李昭比京城里众多的高干夫人更早地穿起了裙服，她很有几套颜色雅致、款式新颖的时装。不过，她不赞成中国的服装过分欧化，对北京少女一度流行的黑色紧身裤，她更是明确地表示“实在不好看”，哪怕被人戏称为“保守的老太太”，她也不肯苟同。

    她最喜欢的时装设计师或许是李艳萍，因为她常常向别人介绍李艳萍设计的由旗袍演绎出的各式美妙时装。她多次表示：“我的思路是用我们自己的原料，开拓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潮流的服饰产品。”

    北京门头沟区以及昌平、密云、怀柔等县的农民比城里人还熟悉李昭。从1985年开始，她经常下乡，帮助这些地方发展养羊、养兔、养蚕。农民们为卖羊绒、兔毛、蚕茧赚回大把钞票开心，李昭则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如此发展下去，北京的纺织业才会有源源不绝的天然纤维原料。

    无论胡耀邦在台上还是赋闲家中，李昭待人始终平易谦和，丝毫没有“官太太”的气指颐使，她颇有人望。

    李昭与胡耀邦有共同的消道：看书，看累了涂几笔字休息。不过正象他们四十八年的夫妻生活早已习惯各于各的一样，即使看书，也是各人按各人的计划，绝不干扰。

    两人的健身也各有各的章法：李昭学过一点太极拳，每天或早或晚打上十五分钟拳；而胡耀邦笃信走路是最佳锻炼方案，他每天坚持走一万步，有时身体不大舒服，也要走七千步。多年来他一直坚持这样做，腰间系着一只计步表，准确地记录着他步行的步数。他当总书记到西藏视察时，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上，随行人员都气喘吁吁，头脑发胀，他仍然每天坚持步行一万步。尽管京城“气功热”不断加温，他却丝毫不为之所动，每天照旧走他的步。

    李昭与胡耀邦在延安时结婚，他们有三子一女，四个孩子却姓着三个姓，两个儿子姓胡，女儿姓李，还有一个儿子姓刘。讲起这位姓刘的老二，颇有一番故事：1945年当他呱呱坠地时，因时局发生变化，部队即将开赴新的战场，胡耀邦夫妇把他送给一位陕北老乡，五大三粗的刘世昌当时是延安南区一位模范合作社长。胡耀邦说：“从现在起，他就是老区人民的孩子了，一定要姓刘，名字也要请你取。”老刘想来想去，最后说：“那就叫他刘胡吧！”胡耀邦说：“也好，不过‘胡’字要加三点水。”刘湖在黄土地上一直长到十三岁，刘老汉把他送回北京家中，胡耀邦夫妇叮嘱儿子：“你永远是刘老汉的儿子，是老区人民的儿子。”刘湖上学时一放假就跑回延安看望养父母。l976年7月1日他结婚，第二天就带媳妇回延安老家来了，一住就是一个月。

    胡耀邦和他的亲人们

    胡耀邦从小聪颖好学，尽管家境贫寒；初小阶段就由他的房兄胡耀清老师把他带到现在的山枣乡长寿村，即当年黎姓人开办的琢玉小学读书（胡耀清当时在该校任教）。后来读里仁高小和阳县中，都是由他们胡姓族会上提供学费考取去的。许多亲友都说：“他无论读小

    学、中学，成绩都很优异，测验累居榜首。”里仁学校的老师甘恩锡老先生说：“我在里仁学堂教了二十几年的书，所见最为好学的学生莫过于胡耀邦。当年他在班上的年龄最小，可是他的功课成绩却名列前茅。一个高小学生能写出长篇大论的文章者，这在当时就属寥寥，若在今日，可断言更是凤毛麟角也！”胡耀邦也并未忘记他的恩师，在故乡刚解放不久的1950年，他就给老师写了一封感人的信，信中叙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还寄去人民币五十万元（币制改革前的数额，相当五十元），以表示他对老师的深厚敬意。

    胡耀邦从太原来到川北，就让夫人李昭带领小孩到家乡浏阳去探望双亲。翌年冬，又派专人将父母接到川北南充去赡养。

    他的父亲胡祖伦，是一个饱经风霜、善良忠厚的老贫农。由于家庭人口多，负担重，生活较为困难，致使他熬练成为一位钢筋铁骨、勤劳俭朴的好庄稼人。因而家道也慢慢地好起来。尽管老人家读书甚少、文化很低，但胡耀邦还是非常尊重父亲的意见。他们的儿子有了三岁，尚喊着乳名，一直等到家乡解放与家人通讯时，才在书信中请求祖父给孙子取名字。

    老人家到了川北之后，尽管满可以含饴弄孙，乐享天年，但他并未失去劳动人民那勤劳俭朴的本色。家门前的道路上长着野草，老人家却时常要去亲手铲除；给他买了一双皮凉鞋，一天他提出要孙子去为他买桐油来搽，他说搽了桐油要经穿得多。遗憾的是老人家享受晚景的岁月不长，从川北去北京之后，只有一年多就辞世了。

    胡耀邦的母亲刘老夫人，性格温厚，慈祥可亲，待人接物，贤良慷慨。年逾古稀，尚耳聪目明。一家人都很尊敬她，许多家务事都要征询她老人家的意见。他老人家是在十年浩劫之中，精神上受到产重的冲击后，悻然离开人世的。

    胡耀邦有同胞兄弟姐妹多人，其中成年的五人，他的年纪最小。他的三姐菊华，嫁给曾家，生育子女三人，丈夫病故后，由于儿女小，家庭生活异常困难，便于1947年改嫁。1950年第二个丈夫又去世了。胡耀邦刚去北京的那年冬天，便接三姐到京团聚，并自那时起，每年负担三姐大部分的生活费，直到浩劫之年他们自身难保时才中断。lg7l年三姐病重弥留之际，尽管他们自家尚在苦难之中，还给三姐寄来七十元医药费。三姐逝世后，又寄款来帮助料理后事。

    他的哥哥耀福，是三十年代土地大革命时期的老赤卫队员。在白色恐怖的血腥岁月里，他却做过不少白面红心的事，曾巧妙地营救了几位革命同志的生命；国民党封锁苏区时，他设法购买过八百斤粮食去接济苏区。1949年家乡解放前夕，又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投入了既是轰轰烈烈，又是无声无息的迎解工作，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现在是浏阳县政协委员，长沙市人大代表。

    他的另一位姐姐建忠，也在三十年代参加革命，共青团员，做过苏区妇女工作，立过不少功劳。她曾经辛勤地从事浏阳著名土特产编炮制作的手工劳动，并以其微薄的工资收人，尽量资助胡耀邦读书。但不幸早已病逝。

    爱唱歌的胡耀邦说：否定流行歌曲是一种愚昧。

    “爸爸，还记得那一年在北戴河你和我们一起唱歌吗？”女儿问道。

    “嗯，快20年了……”

    那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开会。会议闲暇期间，胡耀邦常常抓紧点滴时间博览群书，锻炼身体，并第一次同子女们一起学唱歌曲。茶余饭后，他常常拿着歌本招呼：“大家来唱歌呀，唱歌喽！”随后，便自哼自唱地坐到藤椅上。孩子们当然踊跃响应，围住他学唱。歌本里有革命历史歌曲，也有当时流行的电影插曲；有他会唱的，也有他不会唱的。他呢，有时当先生，有时当学生。当先生的时候，他一丝不苟，哪个地方符点音符没唱对，哪个地方

    唱拖了拍，他都马上停下来，—一纠正。而当学生的时候，他却总是虚心听孩子们指教，反训复练习。他学得很快，一首没听过的比较复杂的歌，他往往学上几遍就会了。

    有个描写我国跳水运动员刻苦训练的电影，叫《女跳水队员》，其中有支插曲——

    《女跳水队员之歌》，是胡耀邦喜爱的歌曲之一。胡耀邦听到孩子们唱这支歌时，就立即请他们教他。他还问孩子们能不能做到歌中唱的那样“风里锻炼，雨里考验，我们是一群展翅高飞的海燕……样样本领过得硬，要求从严不从宽，千难万难都不怕，下苦功在少年……”后来，不管风浪多大，天气有多冷，胡耀邦总是和孩子们一起唱着这支歌，风雨无阻地下海游泳。他身上那种大无畏的革命气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使他们立志作个坚强的人，不怕前进中的磨难……

    胡耀邦还经常唱《黄水谣》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他一遍又一遍地耐心教孩子们学唱。这是多么好的歌曲啊！在战争年代里，它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人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前赴后继。胡耀邦在抗大工作时，常常在集会上指挥大家唱抗大校歌。这首歌如今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

    胡耀邦十分重视音乐在人民中间所起的巨大作用，他时常用歌曲激励大家的革命热情和斗志。他到胜利油田视察工作，在干部大会上讲话时又一次唱起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胡耀邦唱得那样的高亢，那样的富有感染力，使到会的一千多名石油战线的干部都情不自禁地热烈地鼓起掌来。

    胡耀邦接着说：“你们这里不也叫黄河之滨吗？……现在我就把歌词换几个字。‘人类解放’换几个字，叫‘四化希望’；‘救国的责任’也可以改两个字，叫‘能源的责任’；‘全靠我们来担承’，我看也可以改成‘全靠我们打头阵！’歌词就改成了这么几句话：

    “黄河之滨，集体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四化希望，能源的责任，全靠我们打头阵——

    “同志们，你们是不是我们民族优秀的子孙？能不能打这个头阵呢？”胡耀邦的手臂有力地挥动着，殷切的目光从前排看到后排。一瞬间的沉寂之后，突然爆发出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长期以来，胡耀邦一直把唱歌看成是联系青年、联系群众的一种好办法。一天，几个年轻人来看望胡耀邦，闲谈中谈到了青年人喜欢唱一些流行歌曲的问题，胡耀邦说：“什么叫

    “流行歌曲’？概念要弄清楚。是歌曲就要流行嘛，难道还有怕流行的歌曲？在群众中能流行说明群众喜欢。象《我的中国心》、《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样的歌曲流行有什么不好？不加分析地否定流行歌曲，是一种愚昧的表现，要同愚昧作斗争。另外，一首歌曲的好坏，我看应该由群众来检验。看它在社会上是否流传得广泛、久远，这是检验它好坏的唯一标准。应该肯定地说，在群众中流传得广泛、久远的歌曲才是好歌曲……”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

    “这歌声从北戴河海滨的一座小楼中传出，在那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中回荡。仔细听来，这是多么有趣的合唱啊，老年人苍劲的嗓音和尖细的童声混合在一起。

    又是繁忙而愉快的一天，西斜的夕阳把天际染得通红。胡耀邦开完会回到住所，似乎一点也不疲劳，兴致勃勃地让小孙孙拿来歌片：

    “爷爷教你们唱歌啦。”孩子们欢呼着跑过来，总书记就领着他们唱起来。一遍又一遍，大家高唱着，越唱情绪越高。很快，胡耀邦就唱得很连贯，很准确了。“爷爷，你怎么学得这么快呀？”7岁的孙女奇怪地问道。孩子们哪里知道，胡耀邦早在红军时期就会识简谱了。

    “你们什么时候能学会？可不能比爷爷落后哇！”

    “我们决不落后。”孩子们回答道。客厅里充满了歌声和笑声……

    1989年4月8日上午9点，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心脏病突发，4月15日清晨7时53分他离开了人间。

    1989年4月15日清晨7时许，胡耀邦醒来后，躺在病床上喝水。吃西瓜，准备接受安排在上午的专家会诊。吃完西瓜后，胡耀邦因用力气，致使左胸部血管大面积破裂，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

    经医生紧急抢救无效，于10分钟后，即7时53分停止呼吸。胡耀邦发病时，身边仅有其三子胡德华及二儿媳在场。7点45分，其夫人李昭赶至现场，刚好赶上与胡耀邦见最后一面。

    胡耀邦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是在1989年人大会议上。人们发现，胡耀邦较前明显地消瘦了。

    1989年春节期间，胡耀邦离京去湖南。

    在湖南休假期间，从未犯过心脏病的胡耀邦曾因感冒致使心脏病发作，他的夫人李昭紧急赶往长沙照料。胡耀邦经多方抢救后病情稳定，且恢复很好，遂又前往广西继续休息。3月份，胡耀邦为参加全国人大会议返回北京时，许多人对他消瘦表示关注。

    3月26日，其子胡德平在与香港记者交谈时，曾表示胡耀邦身体尚好。

    其后胡耀邦得知此事后说：“你怎么又发表谈话了”胡德平说：“海内外都关心你嘛，那么多记者围着我，怎好一点不讲。”

    4月8日上午9点，胡耀邦参加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该次会议主要谈教育工作。据透露，会议进行40分钟以后，胡耀邦忽然感觉不适，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他边说边想逐步离开会场。同志们见他面色苍白，额头渗出汗珠，知道他生病了。

    赵紫阳问：“是不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动，赶快坐下。”这时，在胡耀邦旁边的秦基伟就扶他在原位上坐下。

    “快叫医生！”周围的同志说。

    怀仁堂的多部电话同时拨通，三部警卫车同时开动，以最快速度去接医生。

    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

    大家万分着急，在医生到来之前的十几分钟内，就可能出危险。为了救急，就问谁带了

    “保险盒”，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当即就给

    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成脂，缓解了病情。

    不到十分钟，中南海的医护人员到场，又过了五分钟，北京医院的医生带着全套急救设备赶到。由于胡耀邦的病情不允许移动，赵紫阳嘱咐温家宝和杨德中留在怀仁堂现场照料。

    怀仁堂成了抢救胡耀邦的临时病房。

    至当日下午4点，胡耀邦病情稍见好转后，被转人北京医院治疗。

    因其病情尚未稳定，医院方面对其实行严格的隔离措施，医院只允许一位秘书在旁。此后随着病情逐渐平复，“禁令”逐步放松，中共高层领导人，包括李鹏总理等，均获准前去医院探访。

    9日、10日，胡耀邦病况继续好转，并能进食稀饭，大家遂感到轻松。直至14日，胡德平在答复一位友人询问时表示：“情况已经稳一些，但还不够好。”未料到，却因病情发生急剧转变而突然去世，委实令人惋惜！

    川流不息的人群怀着难以言说的悲痛来这里祭奠一一这是无可阻挡的人流。

    这不足18平方米的小屋——胡耀邦同志的亲属和工作人员设置的家庭灵堂，原本是胡耀邦同志迎送来宾的客厅，往昔充满了胡耀邦同志的朗朗笑声，如今，却倏然变成哀乐声声催人泪下的灵堂。从4月15日上午九时半起，前往胡寓所的吊唁者络绎不绝。他们中有乔石、胡启立、姚依林、李铁映、吴学谦、秦基伟、阎明复、芮杏文等领导人及科技、教育、理论、新闻等各界人士艾青、胡绩伟、李昌、朱厚泽、平杰三、于光远、严家其等六百多人。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儿子邓朴方分别前来吊唁。赵紫阳委托儿子赵军代全家在灵前悼念。李鹏、李先念分别打来电话致哀。

    黑纱环绕着他的遗像，置于苍松翠柏和君子兰之间，更被层层叠叠的花圈挽联花篮簇拥着，每一朵小花都是一只泪眼，每一句悼词都是发自内心的呼叫：耀邦同志，你去得太急了！

    两位军人肃立在遗像两侧，胡耀邦的子女亲属轮流在灵堂守灵。胡耀邦夫人李昭率十三位晚辈敬献的花圈摆在灵堂正中，花圈挽带上写着“耀邦，请您安息吧。”

    哀乐声中，人们含着热泪，向这位为中国人民立下不朽功勋的卓越领导者致以深切的敬意。

    干部、工人、学生，一个接一个无言地走过这里，只有挽联上的字留下了他们的心声：

    “一身正气深得人民敬爱，

    两袖清风堪称为人楷度’，

    “至大至刚”；

    “高山仰止拓荒总履险，

    瓢浆甘兮饮水长思源”。

    小屋里，第一只花篮是王光美送来的。当她去花店选购时，店员们听说这只花篮是为了吊唁胡耀邦同志的，执意不肯收钱，说：这花篮也代表了我们全店人的心意。

    老部下张黎群与胡耀邦的小儿子德华抱头痛哭，噩耗传来，他夜不能寐，伏案疾书：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卓绝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赤子之心停止跳动了！一个多么仁义正直的人民的儿子离去了！一位多么忠贞的共产党人停止了战斗！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员代表分批前来吊唁他们的老领导。该院党委书记带着孩子们来到灵前，他说，同学们一提起他就哭，都要求参加追悼会。我们当晚就在学院设立了灵堂，让师生们表达对胡耀邦的哀思，还准备举办胡耀邦的生平事迹展览。五十年前在延安担任胡耀邦警卫员的蒋文模老人，在胡耀邦的灵堂前泣不成声地说：“半个月前他还在家里请我吃饭，送我一件毛衣作为纪念。昨天我带来家乡小豆，可他如今什么也吃不下……”。

    老红军赖大超拄着拐杖匆匆从广州赶来。

    回忆起1933年在瑞金四中央儿童局与胡耀邦共同战斗的日子，他不禁老泪纵横。他怎么能

    相信充满生气的胡耀邦已离开了人世呢！

    知名的、不知名的老干部来了，太多了，太多了，以至亲属和工作人员无法历数他们的姓名。有的在灵堂里号啕大哭，有的跪在遗像前悲痛欲绝，喊着：“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平反哪！”每一个被解放、被昭雪的人，都铭记着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卓著的功勋和刚正不阿的品格。

    受过胡耀邦爱护和关照的老教授葛佩琦迈着艰难的步履，一步一步移到灵堂，是胡耀邦在他的申诉信上亲自批示，他才跳出沉沉苦海，今天，在胡耀邦遗像前，他怎能不思绪万千。

    楚辞专家文怀沙送来挽联，他以沉重的语调朗颂着：“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爱您，需要您，您仁慈的心何忍停止跳动，因袭放翁句，书此联以奉灵右：民望甚饥渴，公心胡滞留。”他的声音在颤抖，他的手也在颤抖。他对记者说：“留，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留。胡耀邦同志应该留下，我已经78岁，我多么愿意替他去死！”

    80岁的诗人艾青拄着拐杖来了。他十分伤感地对记者说：“耀邦同志当总书记的时候，有人从广州送来鲜荔枝，耀邦派人将这些鲜荔枝送给我、丁玲、马海堡和艾黎，如今送荔枝和吃荔枝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我。”着成千上万的人流。人们排着长队，络绎不绝，他们的愿望就是在留言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子，然后向胡耀邦遗像鞠躬。一贯以“隐忍”著称的中国人，此时此刻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泪水，他们为失去领袖、良师、益友而放声痛哭。胡耀邦，这个名宇将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并存，他在为中华民族振兴的事业中所表观出的热忱以及他本人坦诚宽厚廉洁的品格深深感动了千千万万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心。

    4月20日，为胡家三代人讲过故事的孙敬修老人，在孙女的搀扶下来到灵堂，他泣不成声，半晌说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来：

    “你是一个大好人啊！”

    胡耀邦夫人李昭在一旁也泣不成声。她率领儿孙们在遗像前作最后的家祭：

    “耀邦，儿孙们都到齐了。你一生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你生前一心想到的是群众，群众才这样悼念你。你种的树，种的草，都已茁壮成长，你没有死，你将与大树小草长存。看到这些，你该含笑九泉了！”

    缀着黑纱的灵车，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缓缓开出，人群潮水般地涌动起来。宽阔的长安街再次记录下一个悲痛的史实：耀邦走了！

    1989年4月22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庄严肃穆。

    鲜红的党旗覆盖在他身上。此时，他身着黑色西装，神态安详地躺着。他身旁环绕着洁白的马蹄莲和青青的松柏。脚下是一丛火一般的杜鹃花。

    他在人们的记忆中总是那样充满活力，热情洋溢。而此刻却静静地躺着。他太累了。他操劳过度，背负的东西过多！

    会场正中高悬着镶在黑框内的胡耀邦大幅彩色照片。这张照片是4月6日拍摄的，也是他最后的一张照片。在这幅由他的夫人李昭亲自选定的照片上，他比以前苍老了、消瘦了。

    唯有那双眼睛，仍然是那样深沉，闪烁着智慧之光……

    9点54分，李昭在王光美和亲属的搀扶下，率子女缓缓步人大厅，站列在胡耀邦的遗像下。

    9点58分，邓小平、赵紫阳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缓步进人会场。

    10时，杨尚昆主持追掉会，宣布默哀，奏国歌。当赵紫阳致悼词时，胡耀邦的亲属中，一位带孩子的农村青年妇女低声抽泣。她是胡耀邦的侄媳，19日陪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从湖南浏阳文家市老家赶来参加追悼会。

    大厅内，4000多名来自各条战线的代表肃立着，向胡耀邦致哀。***广场上，从昨晚起就聚集在广场上的首都高校学生和其他群众，收听高音喇叭中转播的现场实况，向青年的导师、群众领袖、知识分子的知音胡耀邦表示深切的哀悼。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亿万人民在收音机、电视机前收看现场直播，同声悲泣。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在灵前放声大哭。

    卓琳率子女，满含热泪，向胡耀邦深深鞠躬，然后同李昭长久地拥抱，请她节哀保重。

    李昭轻声说：务必请小平同志多多保重身体。

    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沈宝祥深情地回顾了胡耀邦创办《理论动态》时和大家在一起的日日夜夜。他说，耀邦同志办这个刊物，起始目标就很明确：把被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的思想、理论、政治上的是非再颠倒过来。“耀邦同志思想深刻，他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

    朱老总的副官、胡耀邦任四纵队政委时，该部后勤部长、老红军赵熔，已90高龄了。

    他坐在轮椅上对记者说：耀邦同志对人对己表里如一，从不利用职务搞不正之风。他的子女都是靠自己奋斗成长的。与胡耀邦共事24年的胡克实，饱含热泪对记者说，耀邦同志为政清廉，光明磊落，坦诚待人，正是这一点，赢得党和人民的普遍尊敬和热爱。

    悼念仪式结束，还有很多人找到胡耀邦的亲属抱头痛哭。

    十里长街，无尽的人流，在无声地等待

    中午12时零5分。一声轻雷由东向西地在人流中滚过：“来了！”“来了！”

    缀着黑纱的灵车，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缓缓开出。“呼啦”一声，人群潮水般地涌动起来。宽阔的长安街再次记录下一个悲痛的史实：

    耀邦走了！

    耀邦走了，带着娄山关的弹片，带着“文革”的鞭痕，带着六十年革命生涯的硝烟风尘，带着未完成的宏愿——走了。

    耀邦走了，牵动着千万颗心。从***广

    场到八宝山，15公里长的街道两旁，到处都挤满了人。

    “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

    “让我们再送耀邦一程！”

    工人、学生、市民，老人和孩子，人们默默地目送灵车经过。他们之中一些人胸前佩戴白花，一些人臂上戴着黑纱。

    ＿灵车经过南长街口，距这里200多米远的一座小院，就是胡耀邦的家。尽管这座小院有门与中南海相通，可是，他为十亿人日夜操劳，常常一两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他曾接待过无数群众，亲自处理过许多上访信件，“六年两千件”，人们怎能不记忆忧新！

    十里长街，仿佛盛不下这么多的悲哀。人群涌动，灵车时开时停。人们都希望灵车开得慢些再慢些。一位老人说：“耀邦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凭这，就该送送他。”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胡耀邦生前所改的这幅古对联，正是他光辉一生的写照。胡耀邦生前不收群众送的礼物，今天却不得不收下人民的一份厚礼：敬仰和哀思。

    此时此刻，护送遗体的胡耀邦家属以及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等，和车外的群众互相招手，泪眼相望。胡耀邦的长子德平双手放在胸前，向为他父亲送行的人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灵车从军事博物馆经过，一位青年骑着自行车跟随在车队后面。他的背上披着一张拖地长纸，上书“耀邦”二字，一直向八宝山送去。

    八宝山——

    8名身着黑色服装的青年工人抬着耀邦灵柩，缓缓走向告别室。这个有着火一般激情的人，将在烈火中永生。

    下午，当宋平、温家宝陪同胡耀邦的子孙，将胡四邦的骨灰盒捧回家中时，李昭在大门口连声说：“耀邦，你又回家来了。”

    李昭眼含泪水说：“今天，我看到了人民对你的感情。你去了，去得这样利索，没有痛苦。你和你所热爱的事业同在，你的精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要把悲痛变成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