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少年胡耀邦和杨勇爬在学校的围墙上听毛泽东的演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胡耀邦是湖南省浏阳县时文乡（现在的中和乡）人，从小聪明过人，会读书，在乡里的胡氏族小学读初小，后转到文家市里仁学校读高小。胡耀邦与杨勇是同学但不同班，他们是姨表兄弟。胡耀邦的母亲与杨勇的母亲是姊妹，他俩从小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后来又追随毛泽东，一同走上了改造中国的道路。胡耀邦的性格较沉静，善思索，杨勇活跃好动，喜好在屋后山头玩占山打仗的游戏，而胡则喜好读书，成绩一直优于杨勇。

    胡耀邦还是5岁孩童时，就已显示出他超群的聪慧。

    胡耀邦的父亲是普通的农民，只是粗通一点文墨，对于这个第二个出生的男孩，没有给予更多的照顾和培养，3岁就跟着哥哥上山打柴，分担家庭生活的艰辛。可是他不同一般孩子的记忆力，是他一个当私塾先生的堂叔父发现的。他一次注意到这个只有5岁的孩子能准确记忆下书中的生字，并且写出来。堂叔破格将5岁的胡耀邦收进他的“种桃树屋”发蒙（好比今天的学前预备班），并起字号“国光”，一年后，启蒙结束考试时，站起来只有别人肩膀高的胡耀邦却考了全班第一。

    因为胡耀邦天资好，6岁就进入了小学读书。从此开始了严格的求学生涯。

    胡耀邦10岁从初小毕业，他破格由胡家祠堂保送进了当地最高学府文家市立人高小部，这时正是1925年，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学校里开设了国文、算术、地理、历史、体育、音乐等课程，这对胡耀邦早早接受革命理论打下了基础。

    当时他和他的表兄杨勇都在一个学校读书，积极跟随校长他们参加新文化运动、年仅11岁，胡耀邦就担任了少年先锋队队长和宣传组组长，表现了他天才的组织能力和严格律己的品质。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了，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在毛泽东指挥下，由江西抵达浏阳，随后一、二、三团会师文家市，当晚，毛泽东在胡耀邦读书的学校里召开前敌委员会议。在这里毛泽东提出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决定。开始了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学校的草坪上，1000多红军战士倾听了毛泽东的演讲，当时只有12岁的胡耀邦和杨勇爬在学校的墙头上，观看了这一有着历史意义的场面。

    毛泽东气宇轩昂的演讲给年幼的胡耀邦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特别当毛泽东讲道“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碎大水缸”时，他仿佛汲取到一种力量。

    毛泽东这番讲话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才12岁，红军不带他，那次他差点就跟着红军走了。

    1929年冬天，刚满14岁的胡耀邦正式加人了共产党。开始了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

    15岁的他终于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尽管大家都叫他红小鬼。而他学涯时的“国光”名，渐渐被人们淡忘。

    长征时期，胡耀邦在筹粮中的突出表现上报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表扬了胡耀邦，第一次认识胡耀邦。

    胡耀邦在浏阳县中学只读了一年、1930年红三军团攻打长沙，黄公略率红军占领了浏阳城，学校停学。学生各自回家。胡耀邦与一个同学赶到正在被红军攻打的长沙，被一位堂叔碰见，这位堂叔见长沙战况紧张，第二天就把胡耀邦送回了浏阳。这是1930年夏天，浏阳的文乡是红军的根据地，乡里成立了

    苏维埃政府。当时农村的中学生很少，胡耀邦有文化，苏维埃政府要他负责儿童团，他表现出很好的组织才能和演讲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乡苏堆埃召开的大会，由于乡干部的文化水平低，很多时候便由胡来讲话，他喜欢演讲，也讲得有声有色，感染力强。

    随着局面的展开，中共湘东特委急需干部，就在特委所属的浏阳、茶陵等十一县选拔，由乡苏维埃政府选送。初露头角的胡耀邦被选派去湘东特委工作。途中几经波折。第一次他一人单行，走到江西芦溪一条河边，遭敌设防拦截而返回。第二次由特委派人护送才到达目的地。在湘东特委，胡耀邦从事少共工作，当过少共书记。湘东特委撤消后成立湘赣省，胡仍是负责少共工作，直到中央苏区以及长征中的中央纵队。

    长征经过四川、贵州时，红军部队严重缺粮，派人四处筹粮。胡耀邦是所在部队筹粮的负责人，他待人热情，会讲话，会作群众工作，所在的团往往筹粮很多。在贵州一个彝族部落，胡耀邦想向部落头领筹集一些粮食，头领声称没有粮，胡在与头领谈话时，发现他的眼睛老盯着一个方向，便估计肯定有粮食，而且就藏在他盯着的地方。胡耀邦反复耐心地与头领作工作，终于为部队筹到了一大批粮食。

    粮食是部队长征中生死相关的大事。胡耀邦在筹粮中的突出表现上报到中央，毛泽东知道此事后非常高兴。红军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的总结大会上，毛泽东表扬了胡耀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认识胡耀邦。

    “要读马、恩、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20多岁的干部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胡耀邦出身于贫寒的农家，初中还没念完，14岁就参加了红军。前半生戎马倥偬，他善于自修，酷爱读书。他在马背上、战壕

    里，在枪炮声中，也能手不释卷。1937年9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时，曾表扬他能刻苦读书。他读书时遇到古典诗文、名人名言等佳作警句，常要强记、背诵一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几乎能把全文背下来。

    胡耀邦读书的范围很宽，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到四书五经，《资治通鉴》，从中外古今名著到伯恩斯坦、希特勒、苏加诺的书，以至一些科学技术知识的小册子，都在他的阅读之列。有一次，他用三天的时间，读完了尼赫鲁的巨著《印度的发现》，兴奋地对客人说：“尼赫鲁这个人了不起，年轻时期就很有事业心。”

    有一次胡耀邦说：“要读马、思、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5000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能读1万字，要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要14年。20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1937年5月，胡耀邦到延安抗大学习，并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瓦窑堡一大队政委。1939年，他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并为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耀邦于1946年1月到冀热辽军区工作，任代理政治部主任，7月任晋察冀四纵队政委。1947年8月，任晋察冀第三纵队政委。他先后参加领导了大同、张家口、石家庄等战役。1948年8月，他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太原、宝鸡等战役。1949年冬，他率部参加解放西南的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他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1952年后，任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1962年，他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底，他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1988年12月，胡耀邦在长沙深居简出，回忆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回忆毛泽东对他的教育和培养。

    1988年12月，湖南长沙九所，室外北风呼呼，大雪纷飞，松柏迎风斗雪，依然挺立。

    室内温暖如春，繁花盛开。胡耀邦兴致勃勃回到家乡湖南，居住在九所一号楼。也许是家乡的山，家乡的水，故乡的情给了他喜悦和宽心，婉留住这位伟人一住就是二个多月。

    两个来月，知道的人不太多。他经常约请一些老战友、老同志谈心。特别约请了和他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一起在延安工作过的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第甫、袁学之、穰明德等人亲切交谈。他回忆在延安战斗生活的岁月，两眼闪灼着光芒。他说：人生过得真快，一晃眼过去了七十多年。回顾自己的过去也是广种乐趣，有些事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他向老同志恳切地谈了自己对毛泽东的崇敬心情。他说，我永远不能忘记毛泽东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在延安，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毛泽东当时平易近人，倾听群众意见的精神令人叹服。有一次，毛主席到延安抗大召开一次座谈会。开会时，毛主席问：抗大的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座谈会么？主持人回答，没有通知。毛主席立即布置说，快找几个支书来，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会上，我提出办好教育的三点意见，毛主席很赞赏，并采纳我的意见。毛主席说，应该发挥党支部的模范作用，抗大有几个支部，可以成立党总支，总支书记可以从在座的支书中推选。仕总支书记，学要有一定的党总支书记，又担任抗大政治部主任。我当时25岁，还当上了十八集团军留守部组织部长。解放时，毛主席又把我从香港调到北京做

    青年工作，以后，我又当上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感慨地说，我的成长是党和毛主席培养的。推翻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毛主席丰功盖世，万古长存。只是毛主席到了73岁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胡耀邦一向待人诚恳，胸无城府。他对前去看望他的作家张扬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我还要做人。”

    1988年12月底，曾经饱经风霜的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从北京寓所回到长沙，听说胡耀邦已在湖南两三个月，正住在省委“九所”，离文联只有几分钟路。多少年来，他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得知胡耀邦就近在咫尺，想起他为自己平反所做出的努力，张扬不禁怦然心动。

    12月30日深夜，他给他的恩人写了一封短信，请胡耀邦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告知他，是否收到了早先寄给胡耀邦的作品《金箔》一书；如果没有收到，他还可以就近送上一套。信的结尾写道：“明年1月18日，是我平反出狱十周年。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我越来越多地想起许多往事，在这十年中，许多原来坚不可推的东西在我心目中崩溃了，有一个东西却不曾崩溃，那就是坚信历史是公正而无情的。”

    1989年1月4日下午，张扬托人将这封信送进了“九所”。5日上午，便从“九所”打来电话，但张扬不在；夜里又来了电话，约6日下午去“九所”。

    1月6日下午，张扬如约来到“九所”六号楼一间大厅，听说胡耀邦正在做治疗，他就在呈环状摆列的多张单人沙发中随便挑一张坐下，闭目小憩，女服务员为他沏来茶。两三分钟后，一个声音传来；“是张扬同志吧？”

    张扬睁开眼，站了起来。胡耀邦微笑着走了过去。胡耀邦的衣着极普通，他端着一个原先装豆瓣酱之类的圆口方体玻璃瓶，似乎那就是他的茶杯，里面有半杯淡茶。

    “听说您病了？”张扬关切地问。

    “感冒了……”胡耀邦回答得很轻松。

    胡耀邦刚坐下便开始抽烟，张扬劝他戒烟。彼此谈得亲切、随便，好像他们是经常会面的老朋友，只是在长沙又相聚了。

    但终究是第一次会面。所以张扬出于一个作家的本能，一面交谈，一面观察着胡耀邦。

    他觉得胡耀邦的耳垂很长，三分之二以上的头发仍是黑的，面部皱纹不深重，更没有老年斑。他记忆力强，反应敏捷，口齿清楚，思想活跃，待人诚恳，胸无城府。同时，张扬也注意到，此刻胡耀邦的笑容似乎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礼仪性的；一种是勉强的，惨淡的。他形容樵悴，表情抑郁，时而流露出沉思甚至迷惘的神态。

    胡耀邦告诉张扬，收到了他的《金箔》，还收到了王蒙、魏巍、朱仲丽等人的书。当听到社会风气败坏和作家生活的困难时，他表情沉重，久久沉默。谈起他的同乡战友和“恩人”杨勇时，他无法抑制欣慰和缅怀之情……

    在谈话临近结束时，胡耀邦凝视着前方，平稳而轻声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他送张扬到大厅门口。

    “再见了，耀邦同志！希望你多多保重！”张扬向胡耀邦伸出了右乎。一字一顿地说：

    “请您相信：人民是爱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