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让，还是进攻？

    1927年5月9日结束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二十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瞿秋白、杨之华都当选。中央政治局由七人组成：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谭平山。6月3日，瞿秋白补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他四人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主管中央宣传部，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中央农民委员会委员。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这个形式来保证的。凡两党间的重大关系问题，都经两党联席会议协商决定。出席会议的人员，都是两党的领袖人物，国民党方面经常出席者有汪精卫、唐生智等。6月9日，中共中央常委决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团会议由瞿秋白出席。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人员有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6月14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时，决定谭平山、李立三也要参加会议；两党谈判，中共方面出席者为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张太雷等。至6月30行，中央常委又讨论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问题，决定每周举行两次的两党联席会议，一次由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出席，一次只有瞿秋白、张国焘出席，陈独秀不出席。大约在7月初，两党联席会议停止召开。

    中共五大决议中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同时又有保障小资产阶级利益，不分小地主和革命军人土地的规定。既要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又要进行土地革命，这是颇为矛盾的政策。汪精卫利用了这种矛盾，施展其两面派的阴谋。他表面高谈解决土地问题，实际却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布一系列训令，指责工农运动“过火”，限制工农运动，反对土地革命。沈雁冰主编的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表面上为训令作解释，实际上暗示训令不能束缚工人农民的手足。陈独秀对此不满意，他找沈雁冰说报纸办的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还是少登一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沈雁冰经常找瞿秋白谈办报中的问题，这次，又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了他。瞿秋白说：“你就按照五大决议的精神去办。他沉思有顷，又说：我们另办一张报！你不是说他们（按指国民党）常来干涉你的工作么？共产党的政策要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来宣传，本来就不正常，许多话只能讲一半，不如干脆把《民国日报》交给国民党，抽出我们的同志另办一张党报，堂堂正正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他并且提议，新的党报由我任总编辑，另外由党中央的负责同志组成社论委员会，负责写社论。可惜这件事，秋白考虑得晚了，不久时局迅速逆转，办党报的事终于成了泡影。”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当时，在城市工人运动和乡村农民运动中，除了右倾主流之外，也有“左”的偏差。城市工人、店员在经济斗争中对民族工商业者提出过高的要求：每年红利分配制；强制雇用失业工人；病假工资照发；发放双薪，等等，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度。无限制的罢工、游行、集会，工人旷工，无人过问。结果，侵犯了小店东、小业主的经济利益，造成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激增，货物奇缺，物价飞涨。此外，工会有时随便捉人，戴高帽子游街；擅自关闭厂店，强取什物；以武力解决劳资纠纷，甚至随意捕人。这使中间阶层感到恐惧，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孤立反动派。

    在农村革命中，在一些具体策略问题上也有缺点。例如将游民列入革命先锋之中，只注重其革命性的一面，而忽略其破坏性的一面；认为革命时期的农村没有统一战线的问题，因而对于这个时期的农民群众行动就不需要政策约束，就可以不注意团结大多数，就不需要结成联合战线，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以致“过正”到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一时传播很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党的指导策略上的这些缺点，造成了农村革命中任意指人为土豪劣绅，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等等。对谷米的平粜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使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发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觉生活不便。政府因地主借口谷米无法出卖拒交田赋，军米收购困难，也不满阻禁办法。此外，在运动中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他们的反感和不满。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是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对象。

    城乡发生的上述“左”的偏向，往往被反革命派利用来煽动反共情绪，破坏革命团结，分裂革命队伍，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5月13日，驻防武汉上游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经蒋介石策动，通电联蒋反共，率部东下。17日占领汀泗桥，19日进至武昌附近，武汉大震。叶挺奉命率军与夏军激战，几天后进驻汀泗桥，解武昌之围。18日那天，在叶部已开赴前线而又胜负未卜之时，人心惶惶。当天晚上，沈雁冰为打听前线消息，去找瞿秋白。“那时已过后半夜了，见到秋白正与陈公博对酌，他们也在等叶挺的消息，但陈公博是借酒浇愁，而秋白则沉着肃穆；秋白坚信叶挺出阵必胜，但也考虑到，如果相持的日子多了，武汉不能无军队拱卫，也考虑是否从河南前线抽调第四军回来。一直等到天亮，胜利的消息终于来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夏斗寅叛乱发生的第二天，5月14日，瞿秋白在《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内部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危险，指出：中国有广大的游民无产阶级群众，有好几百万的小手工业者，中国无产阶级与这些成分及破产农民有很长期的关系，不免有受无政府主义熏染的可能。同时指出，无产阶级应该用全力巩固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实在可以这样肯定的说：“谁获得小资产阶级谁就胜利”。又具体指出：我们争取小资产阶级的方法不但是防止店员学徒干涉营业内部的事和禁止无故捕人等等无政府行动，并且应当提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的实际政纲，例如——裁减苛税杂捐，组织商品出卖所，组织廉价收买原料与生产消费品，小手工业者的协作社，组织雇用借贷机关……等等，工商业委员会应当很机警的探讨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愿望。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并不须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为交换的代价；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生活改善的要求，并未加以不可调和的障碍。瞿秋白的这些意见，无疑对农村革命中纠正“左”的偏向，也是适用的。但在当时党内右倾错误逐渐占据全党的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纠“左”往往纠得“过正”，又右了起来，更加助长了党内的右倾错误。

    当时，党内在阶级关系和革命营垒的分析上，也存在着“左”右摇摆的问题。“左”的方面表现之一，是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等同看待。其实，蒋介石已是豪绅买办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虽然表面上他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右的方面表现之一，是把实际上也是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汪精卫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始而目为革命的左派，及至汪精卫叛变后又说小资产阶级也完全叛变了革命。这些失误，都反映党处于幼年时期的不成熟，当然也有共产国际的不正确的指导这个客观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幼稚。

    瞿秋白比较早地指出蒋介石新右派新军阀是代表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但是在阶级分析上，直到马日事变前，仍然存在上述的失误和缺点。五大以后，夏斗寅叛乱的第二天，他在《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中指出：“在最近的时期，我们国内显然分成三个营垒：第一个营垒——公开的反动的营垒；第二营垒——革命的营垒，建筑在工农及小资产阶级之上的；第三营垒——民族改良主义的营垒，这是中间的营垒，他是渐渐地要并入反革命的营垒公开的反革命的。对于第三营垒，无产阶级不可把它看成铁板一块，而应进行具体分析，尽可能地加以争取和分化。他说：我们应当尽力分裂新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营垒，这一任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一、这个营垒就阶级观点看来，并非由一个阶级属性的成分所构成的，如果李济琛是依靠在广东的地主阶级上面，而白崇禧与上海买办阶级勾结，蒋介石则打算找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做靠山；二、这个联合中不仅有地主，资产阶级流氓的成分，同时还有与我们接近的社会成分；例如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一部分被改良主义所麻醉的不觉悟的工人及一部分军队；我们应当用我们的联合去抵抗这个联合，我们应将这联合中与我们接近的社会成分牵引出来走向我们的营垒，并使那些难与我们接近并走到我们方面来的军队守中立。分化资产阶级营垒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一没有自己的军队，二没有自己的政权，毫无实力做后盾，这种分化工作是无法奏效甚至无法进行了。

    夏斗寅叛变刚刚被击溃，5月21日又发生马日事变，驻长沙的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进行血腥的屠杀，摧残革命运动。二十天内，长沙一带被杀害的农民就有一万多人。谭平山、陈公博、鲍罗廷赴湘查办受阻，半途折回。武汉政府又派唐生智回湘处理事变。唐一面为许克祥辩解，一面攻击农民运动，实际上起了鼓动反动势力向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进攻的作用。5月29日后，江西省长朱培德下令将在江西和第三军中的共产党员“遣送出境”，停止全省工农运动。湘鄂赣三省的土豪劣绅向革命群众疯狂反扑。

    形势的逆转，仍然无法使陈独秀清醒，他依旧对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抱有极大的幻想，处处退让妥协，企图拉住国民党。五大的决议早已抛到脑后去了。瞿秋白后来说：“实际上最高政策是在另一条路上进行，……一是国民政府顾问——他是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政府里的党团之实际领导者；一是国际代表鲁易；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①，“三个领导之中，鲍罗廷是有一定的路线——退却的路线，和缓土地革命；鲁易亦是有一定的路线——务必同着小资产阶级进攻；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实际上是没有一定的路线，因为他已经不能指挥群众，又因为他动摇于鲍鲁之间；又因为他内部有许多模糊的不同的倾向，而不能一致，但是实际上是倾向更右于鲍罗廷的占优势。”②鲁易这个人，看起来似乎很有一套革命的理论，摆一副左的架势，其实只知道背诵一些现成的教条，指手划脚，空谈误事。瞿秋白说：鲁易的“根本缺点，便是要进攻面不知道如何进攻的方法”③。他想挟持汪精卫以改组武汉国民党的军队，对汪抱极大幻想，以至于6月1日将共产国际的秘密训令拿给汪看。这个训令，便成了汪精卫进行反共的一个主要借口——

    ①②③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6月版，第100页，102页，107页。

    6月5日，汪精卫解除鲍罗廷的国民政府顾问职务。6月10日，汪精卫、顾孟余、孙科等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酝酿了武汉的“分共”和蒋汪的合流。19日，冯玉祥又与蒋介石、李宗仁等举行徐州会议。决定冯蒋共同对奉系军阀作战，并由冯电促武汉政府反共，要求汪蒋合作。随后，冯在他的军队中和他所管辖的地区开始遣送共产党人离军和出境。中共中央对冯玉祥的幻想，也破灭了。但是，为了讨好汪精卫，鲍罗廷、陈独秀仍然以压制工农运动、屈从汪精卫为工作指导方针。6月28日，中共中央借口避免给反动军官以反共的借口，决定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6月29日，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布了反共训令，要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已为既成事实，陈独秀还要向汪精卫让步。6月3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陈独秀在报告中坚持退让方针，仍旧寻求方法与汪精卫集团合作下去。中央委员恽代英问陈：“现在中央很奇怪，我听说秋白同志到处作报告是‘进攻’‘进攻’，现在中央又决定‘退让’‘退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①瞿秋白发言批评了陈独秀。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发言反对陈独秀扣压共产国际紧急指示，并宣读共青团中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宣言，被陈独秀从手中夺过宣言稿，甩在脚下践踏②。会议通过的由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十一条政纲，是一个集右倾机会主义大成的投降纲领。政纲中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说“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运动的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议决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工农革命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③。7月4日，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农村革命力量出路问题。陈独秀认为当兵最好；毛泽东、蔡和森则主张上山，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但是，会议的参加者在讨论对付湖南何键反共事变的方针时，仍然一致坚持联唐反蒋的政策。然而，种种退让，都不能拉住汪精卫，而是更加助长了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活动。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的计划，15日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了革命。26日，免去各机关中共党员的职务。不久，就在武汉地区疯狂地进行大屠杀。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6月版，第107页。

    ②一说在6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此据李维汉、杨之华的回忆。

    ③《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大革命时期、瞿秋白与其他同志一道，向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党的许多领导人，还不可能有效地彻底地清算机会主义。对此，瞿秋白后来回顾说：“从北伐到武汉，到上海第三次暴动，没有谁能说他没有犯机会主义的错误，我自己也是有错误，但是我可说是有不同意见的”①。又说：“我们那时开始是反彭述之，在武汉最后是反对陈独秀。独秀怕革命，阻止土地革命。我们与他争论，每次开会总是闹了一顿散场”②。

    瞿秋白事后总结这一段经历，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缺点和失误。他说：“秋白在土地问题上，自始即未讲清楚。五次大会前，秋白对土地问题，曾：（1）力争土地国有党纲要求的确定；（2）行动政纲策略上也主张全部没收而以对某些限度以下之小地主（各省应有不同），由政府给以一种无本的债券，按减租后租价由政府酌给一定利息。……土地问题大委员会中（第五次大会的）述之同志说‘今天有人主张全部没收土地的，那是非常不行的主张’，于是秋白更不作声了。”③“初讨论北伐时，秋白主张经过南京而北伐。这时，我的理由是两种任务的兼顾：一是继续反对北洋军阀贵族买办的任务，一是击散民族资产阶级反动中心的任务。五次大会后我还有几天主张必须深入革命：农民政权与土地问题。第五次大会后，第一次《向导》付印时，正值汉阳没收工厂的事发生，秋白主张赞助工人及汉阳县党部办法，并叫许白昊同志收集这问题的材料，批评孙科等之赞助反动派。但是这一文稿，因中央反对未登载。夏斗寅事变后，鲁易拟出向‘中等阶级，解释的宣言，秋白在会上便问：‘是否工农小资产阶级还不够，还要扩大联盟？’鲁易说是的，秋白便只怀疑。”④“马变问题发生，秋白主张利用唐生智尚须标榜三大政策的弱点，宣传上行动上都要进攻。对湖北反动尤须进攻。秋白曾到湖北省委及农运负责同志的会，也是主张进攻。秋白当时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认‘过火’的错，不能承认‘静候解决’，是要进攻。……代英说，秋白与中央不一致。但是秋白又知道如何‘进攻’呢？除马变问题第二次讨论时，曾经反对‘围困长沙’或‘随便乱动’的主张，而主张群众暴动以夺取长沙为目标外，什么积极办法也没有。”⑤——

    ①瞿秋白在六大的报告。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

    ③④⑤瞿秋白在六大的政治报告（手稿）。

    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无私无畏，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长处，也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弱点。这一段引文，令人信服地承认，瞿秋白的确是这样的共产党人。

    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几个人能够超出他之上的。在大革命的高xdx潮中，作为一个理论家、宣传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的才智洋溢，绰有余裕；但是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政治领袖，则嫌大不足。在纷扰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还缺乏临危不乱，迂变不惊，随机处置，举措适当的气魄和能力，而容易产生犹豫、摇摆，甚至举措失当。应该说，他的这个弱点，在他一生中，都没有完全克服掉，不能不是他终生引以为憾的事。

    从南昌起义到八七会议

    中国历史上屠戮反抗者、革命者，名目之多不可枚举；打着革命招牌，屠杀革命者，也是一种名目。蒋介石、李济琛、汪精卫从华东杀起，杀到华南，又杀到华中。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到1932年以前，被国民党新军阀屠杀者达一百万人。实际上究竟杀了多少人，没有人也没有办法查清楚。共产党员从原来六万人，锐减到一万多人。原有三百万会员的工会，现在只剩下七万人左右。往日引为左派同志，一朝反目，即斧钺相加。这个打击，对中共中央领导人来说是突然的，但似乎事先也有些觉察。陈独秀在7月4日主持中央常委会时，即决定中央机关隐蔽起来，立即布置新的秘密机关；他本人也很快转入了地下。这叫大事糊涂透顶，小事则不失为精明。

    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堕落了，但革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领导革命的重任，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了。1927年7月10日前后，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停止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常委会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后来又加入了瞿秋白。最初在常委中何以没有瞿秋白？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鲍罗廷在传达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指示时，曾经提议让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参威办党校①。这个提议虽未付诸实行，但却使瞿秋白晚些时间才进入常委会。因此，在中共中央发表的政局宣言，公开地揭露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卖，并命令共产党员退出武汉政府以后，即7月13日后，瞿秋白便与鲍罗廷秘密离开武汉，前往庐山——

    ①蔡和森：《机会主义史》；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临时中央常委会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7月16日，中央致广东省委信指出，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但仍留在国民党内；否认国民党中央的分共决定，继续联络下层左派，组织革命同盟。同时指示广东省委：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部第四军、十一军，已抵江西境；如张部回广东，省委要在政治上军事上作好准备，支援张军。

    中共中央重视张发奎所部，是因为在宁汉粤的国民党军队相继反共后，唯有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和缓，没有明显的“清共”表示，叶挺等共产党人仍在其军队中进行活动。7月中旬，趁张部扩编机会，部分工人纠察队骨干编入了该部。同时，瞿秋白、张国焘和周恩来一起酝酿，明确提出动员叶挺、贺龙所部举行起义。起义决定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进行土地革命，反对国共分裂。但起义后如何进行，大家都不甚清楚。瞿秋白和鲍罗廷前往庐山的任务，一是商讨中共中央的领导改组问题，一是计划武装暴动问题。

    中央原定利用张发奎部回师广东之机，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但当四军、十一军开至马回岭、涂家埠一带，二十军开至九江时，张发奎已日益表现右倾，并暗中布置“清共”。驻江西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所部三、六、九军近三万人，进驻樟树、临川、九江一带，有包围第二方面军的态势。这样，奉命赴九江策动张军相机起义的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等，在抵达九江，了解了事态的变化后，便在20日由谭平山召集谈话会，商讨对策。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叶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回师广东起义已不可能，应该抛弃依张之策，建议中央在南昌实行独立的军事行动。21日，李立三、邓中夏赶赴庐山向瞿秋白汇报。

    7月中下旬，长江沿岸已酷热难当，避暑胜地庐山却是一片清凉；倘在往年早已游客如云，人满为患了。今年，由于发生了大的事变，虽值避暑旺季，人们却都不来了，到处空荡荡的。瞿秋白住在仙岩客寓。这是英国人开的一家饭店，房租很贵，瞿秋白的住室每日房费大洋六元。林伯渠的叔叔在这个饭店当厨师，汇报会议就是在厨房里开的。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鲍罗廷、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等。瞿秋白听过汇报，即刻表示完全赞同九江会议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当时已知道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的消息，于是九江会议的同志请瞿秋白回汉向中央报告，从速决策。从九江会议到庐山会议，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初步形成了。

    瞿秋白回到武汉，参加了7月25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罗明纳兹等人。会议讨论并同意了瞿秋白带回的九江、庐山会议的关于在南昌举事的提案，决定改变对张发奎的态度。为了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即赴南浔负责组织起义工作。同时决定筹措经费、派遣工作人员和苏俄顾问，等等。7月26日下午，中央常委再次举行会议，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瞿秋白、罗明纳兹、加伦、范克等出席会议。加伦报告了他当日会见张发奎决定部队部署的情况，以及对张发奎态度的分析。指出：如果我们与张分裂，“那我们就不得已要在南昌干起来”。①接着，罗明纳兹宣布国际电报指示：“如毫无胜利之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对此，与会者讨论“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②。会议认为举行南昌起义是正确的，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南昌贯彻中央的决定。张国焘不愿意去，瞿秋白和李维汉说：“还是你去一趟罢，责任不单是送信，是要去看看情形，参预决定呢。”③张国焘到九江、南昌后，仍对张发奎抱幻想，阻挠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等一致反对。对此，瞿秋白后来说：“南昌暴动之前，我是主张贺叶独立举动，张发奎来与不来听其自便的”③，张国焘“主张等待张发奎之态度，必须联张动作。他还主张中央可以迁九江，有随军出发的倾向，一直影响到他南昌暴动临动手时之动摇。”⑤——

    ①张国焘致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1927年11月8日）。

    ②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1927年11月30日）。

    ③⑤瞿秋白在六大的政治报告（手稿）。

    8月1日，南昌起义终于实现。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自己的武装力量，同中国的反革命武装进行战斗了。

    武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7月29日，汉口全市戒严，湖北省总工会被解散，《工人日报》被勒令停刊。30日，何键在汉口大肆逮捕共产党，仅市党部被捕者即达百余人，重要人员都被枪杀。8月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各军制裁共产党。5日，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布告，宣布共产党“罪状”，大肆逮捕共产党员，枪杀多人。8月7日，汪精卫在国民党湖北特委会临时宣传大会上发表演说，叫嚣要和共产党决一死战。第二天，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清查共产党办法，规定：著名的共产党人，应由军警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应即拿办；有共产党嫌疑者，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共；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

    武汉地区已经是一片白色恐怖了。

    在革命高xdx潮中参加共产党和革命的人中，不少人感到悲观失望，前途莫测，那些投机分子，动摇分子，有的声明退党，有的自首叛变，有的摇身一变成为屠夫。脱党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的登报脱离，继则一批一批。……不但是在武汉，就在各地方如广东、上海都是这样”。①有些党的组织准备解散，并影响到工农群众的动摇和恐慌——

    ①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中国革命处于极大的震荡和分化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关头。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新的方针，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回到汉口，从参加南昌起义的决策开始，就在实际上参加了临时中央常委的工作，这一方面由于五人常委中已有三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参加南昌起义，同时更重要的是他当时在党内的威望。

    在瞿秋白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李维汉、张太雷和罗明纳兹参加，对会议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紧张的筹备。中央常委开会，瞿秋白和罗明纳兹都参加了会议。紧急会议原定7月28日召开，但由于形势非常复杂危险，28日未能集会，不得不将会期推迟。8月3日，常委开扩大会。到会的有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苏兆征、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张浩（林育南）等。张太雷、李维汉报告了与共产国际代表谈话结果。扩大会就时局和对策，召开紧急会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发动农民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在发言中指出：共产国际的决定是中国革命新的转机，我们应该接受并据以制定新的策略。在听取张浩汇报南昌暴动情况后，瞿秋白说：对于农民运动，已有决定。湖南农民应夺取政权，再加上武装力量，一定能够成功。会议还讨论了中央领导机关改组的问题。对于共产国际要陈独秀赴莫斯科述职一事，会议决定，在等候共产国际对于陈独秀请假不赴莫的复电的同时，还是劝他服从共产国际决定赴莫。扩大会议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

    原先打算多通知一些同志到会，可是由于时局紧张，交通阻隔，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通知也无法到会。直到8月7日，出席会议的人仍不能到齐，中央委员不过半数。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新任书记邓中夏尚未去上海）的负责人开会。

    这次会议的会址，在汉口市区中心地段的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这是一个英国人在1920年修建的三层楼公寓，名叫怡和新房。租赁者多为外国人。当时，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住在这个公寓的二层。一层是外国人开设的商店。隔壁也是一家商店，叫惠露公司。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希贤（小平）具体组织安排了会务工作。他在会前三天就来到会场，直到会议结束，全部代表陆续散去后才离开，在里面一直呆了六天。接到通知的同志，到达汉口后，由秘密交通员在会前分批带入会场。入场后，不再外出，夜晚不顾酷暑薰蒸，挤在房中席地而卧，吃的是干粮（面包等）。房主人洛卓莫娃对大家说，如果有人进来查问，就说是在开股东会。

    起草文件，是会议前的另一个筹备事项，实际上是为会议制定方针、政策。罗明纳兹和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结合中国政局，在会前起草了一系列文件。作为会议主要文件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是由两人共同商量，交换意见，先由罗明纳兹以俄文起草，然后由瞿秋白译成中文。李维汉回忆说：“八七会议的前一天晚上，我是在瞿秋白家里，瞿秋白在那里翻译告党员书”，“直到八月七日的清晨瞿秋白还在翻译。”①苏兆征也参加了部分文件的起草工作。

    一切准备就绪，中央紧急会议便在8月7日秘密举行。会议从上午开始，紧凑而高效率的按预定程序进行，一直开到傍晚结束——

    ①李维汉1971年9月26日、1972年10月12日两次谈话。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团中央委员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党组织代表彭公达，湖北党组织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二位俄国同志纽曼、洛卓莫娃。

    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他代表常委报告了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并向到会同志说明，为了防止意外，会议只能开一天，发言要扼要。

    会议第一项议程，由罗明纳兹作报告。他首先指出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了。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C·P·将不成其为C·P·了。”然后，他就告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其内容包括：阶级斗争和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对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由于他的报告很长，而且他讲一段，瞿秋白替他翻译一段，几乎用完了上午的全部时间。

    午饭后，代表们就罗明纳兹的报告进行讨论。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芳、彭公达、瞿秋白相继发表了意见。一致表示拥护国际代表的报告，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都着重揭发和批评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瞿秋白对告党员书草案提出几点补充意见：（1）在国民革命和阶级斗争中，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党只看到其上层领袖，而没有看见群众，以后仍然要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但不能采取过去的态度；（2）我们党团太无作用；（3）应明确我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并反对第三党的主张；（4）要造成工农民权独裁制，以真正国民党的旗帜为号召，等等。

    讨论以后，国际代表作结论。他就鲍罗廷、罗易、维金斯基的错误问题，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民族革命中的几个矛盾问题，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随后，瞿秋白宣读告党员书，代表们原则上一致通过，并决定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组织委员会进行文字修改。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由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我们包办国民党或国民党消灭我们这两条路。过去，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过去当我们能够包办国民党的时候，中央不允许我们包办，觉得只要利用某打某便可以得到一点民权，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宜了。在武汉政府反动时，7月13日我党的宣言是新政策的开始，内容是很坚决的。八一南昌起义，我党走向新的方针。现在主要的是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指出，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进行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因此，今后（一）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还戴着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的国民党；（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外，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提出如何做国民党的工作，团结国民党左派；开展兵运工作等问题。

    瞿秋白在报告后，又一一宣读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党的组织议决案》，并逐一进行讨论。在讨论后，瞿秋白又作了结论性的发言。在关于农民斗争议决案的发言中，他再次强调指出，要号召农民暴动，要实现耕者有其田，革命政府可以在土地革命中得着生命，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应讨论并决定一个农民问题的纲领，等等。

    会议一致通过了上述议决案。

    会议的最后议程是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当选政治局委员九人：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虽然不是一次正式的中央全会，但它在实质上执行了中央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职权。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决定在广大区域中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这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且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给党和人民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斗争道路。因此，完全可以说：“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新纪元。”①

    八七会议以坚定的革命方针，振奋的战斗精神，重新团聚了受到严重创伤而显得散乱的队伍，扭转党员和群众中弥漫的悲观主义情绪，从而拯救了党，拯救了革命。蔡和森说：“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八七’以后之伟大的效果。北方有好些同志说：‘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这不仅北方为然，全国莫不如此，尤其在两湖、上海及广东。我们仗着新方针，不仅挽回了工农群众的恐慌和悲观，而且兴奋了广大范围内几百几千万的群众，继续不断的发展工农革命的高xdx潮，一直向苏维埃政权走。”“我们在新方针之下不仅重新团结了党员群众，而且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新的革命高xdx潮上来，这是值得我们自夸的。”②——

    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4月）。

    ②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

    八七会议不仅解决了许多紧迫而关键的方向问题，而且树立了一种光明正大、实事求是的作风。会议批评了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向全党公开这些错误，要求全党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会议指出，“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地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①——

    ①《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八七会议也有缺点和不足。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而过分强调了进攻，因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在军事上对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对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具体的军事问题缺少研究和指导。在组织上，开始了过火的党内斗争，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意义，等。罗明那兹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高涨”，更加助长了党内小资产阶级的冲动，助长了党内“左”倾情绪，特别是影响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导致了“左”倾盲动的错误。

    1927年8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决定由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苏兆征兼管工委；李维汉兼管组织部、秘书厅；军事部由周恩来负责，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妇女部由杨之华负责；交通局由顾顺章负责；出版局暂由郑超麟办理。

    会议讨论了主要地方组织，决定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并由毛泽东、彭公达负责与湖南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

    8月11日，中央致函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决定派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为中央南方局成员，张国焘为书记，下设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管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以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在周恩来等未到以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的武装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

    同日，中共致函山东省委及山西、满洲临时委员会，决定组织北方局，以蔡和森、王荷波、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为委员，以王荷波为书记，管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各党部，并决定以刘伯庄为顺直省委书记。

    一切安排就绪，以瞿秋白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以新的战斗的姿态，领导着全党，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揩干身上血迹，顶着千钧重压，奋勇前进了。

    “左”倾盲动错误

    在全党一大批杰出的领袖人物中，在共产国际一再强调领导层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情况下，被推选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何以竟是瞿秋白？这是不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在大革命被右倾机会主义断送，党内以反对和清算右倾错误为紧迫任务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是比较适当的领导人选。从党的三大以后，瞿秋白以他比较高的理论素养，在制订中国革命的方针，宣传马列主义学说等方面，在推动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对戴季陶主义，反对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功绩卓著。因此，在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解职以后，大家很自然的就选择了瞿秋白。从这一点说，瞿秋白的当选，绝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势所必至，顺理成章！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瞿秋白毕竟是个书生，他的浓厚的诗人气质，他的教授式的文雅风度，他的带有某些学院色彩的理论研究，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而这种经验对于一个领导者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担负领导工作，特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当然是力不从心的。就这一点说，瞿秋白自谓“历史的误会”，又不能不说有某些合理的因素。

    这时，瞿秋白夫妇住在汉口英租界新造的一座三层楼的公寓房子里。他们住的是二层楼。一套四大间，两间是客厅和餐厅，两间作卧室，每间寝室都有浴室和衣橱，冬天还有暖气。卧室里，一间住着瞿秋白夫妇，一间住着杨之英，是杨之华的十五岁的妹妹。客厅里住着郑超麟和潘家辰。潘给共产国际代表当翻译，是中央与国际代表之间的交通员。

    瞿秋白要郑超麟设法恢复已经停刊一个多月的《向导》。其时，党的出版机构已经瘫痪，长江书店关了门，存书已经丢失殆尽，印刷厂和纸行都有无法解决的难题。《向导》在武汉是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9月20日以后，瞿秋白和郑超麟一起由武汉乘轮船返上海。杨之华暂留武汉数日，处理善后事宜。在船上，两个人住在官舱里，船上熟人很少，平平安安地到达了上海。陈独秀没有参加八七会议，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仍然要他去莫斯科。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曾经来到汉口前花楼陈独秀的住所，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共产国际的要求，到莫斯科去。陈独秀坚持不去，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瞿秋白到达上海二、三日内，又与李维汉同去看望陈独秀，对他仍旧很恭敬，劝他去共产国际，但陈独秀仍然坚持不去。

    11月，蒋光慈写的中篇小说《短裤党》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这是同年3月瞿秋白去武汉之前，蒋光慈与他共同研究确定的书名，并安排了大略的章节内容。这是作者塑造共产党人、工人领袖、地下工作者等新的人物，描写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革命斗争生活的初步尝试。书中以杨直夫寓喻瞿秋白，秋华寓喻杨之华，史兆炎寓喻赵世炎，其他如沈船舫、张仲长、江洁史等，分别影射孙传芳、张宗昌、荐介石等。书中许多细节与史实相符。因此有人把《短裤党》看作报告文学，也不无道理。

    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指示，毛泽东于八七会议后回到湖南，发动了湘赣边界数县农民起义，接着于9月下旬开始向井冈山的进军，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火焰，并在实践中着手解决八七会议以后中国革命所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八七会议精神，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地传到了全党。从1927年秋冬到1928年初，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武装暴动。除湖南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外，在湖北①，有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的起义；在江西，有修水、德安、星子、鄱阳、弋阳、横峰、万安等地的起义；在广东，有海丰、陆丰、琼崖等地的起义；在江苏，有宜兴、无锡、江阴、崇明等地的起义；在河南，有光山、四方山等地的起义；在河北，有玉田等地的起义；在陕西，有清涧等地的起义。有的地方在起义后，建立了红色政权，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国民党的旗帜。1927年9月，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这是正确的。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左”倾情绪继续增长，中央领导机关和某些地方党组织提出要煽动起“红色恐怖”，“大杀豪绅地主”等口号。上海也在实行红色恐怖，瞿秋白、李维汉到上海后，去看上海新任书记邓中夏，三个人都反对在城市实行红色恐怖，下令停止了这一行动。但是，党内“左”倾情绪的不断发展，终于失去了控制——

    ①中央在武汉时，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共同在罗亦农家中开会，布置了湖北的秋收起义。

    这时，叶贺军队失败，许多起义人员辗转来到上海。贺龙到后，中央在上海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公馆，让他一个人住在楼上，下面安排一对夫妇带着小孩作二房东。李维汉代表中央与贺龙谈话，贺龙表示湘西大有希望。瞿秋白听了汇报后说：是否要他去干一干呢？中央最后决定让他回到湘西，结果，他回去就干起来了。在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辗转回到上海的，还有周恩来、李立三、叶挺、谭平山、张国焘、郭亮、夏曦以及党外的朱剑凡等，中央都给以妥善安排。周恩来回到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

    1927年11月1日，中央常委开会，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参加，主要讨论了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问题。对于当前形势，瞿秋白说，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李维汉说，目前中国革命，客观条件可以综合各地的暴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但党的力量不适应客观条件的需要。他提出这次紧急会议对于组织问题要下一决心，坚决地改造党，撤换一般知识分子的领导，提拔工农分子等。瞿秋白也说，党的组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定要坚决地提拔工人分子。这些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其中都有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11月9日至10日，在瞿秋白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值两湖农民暴动受挫，叶贺军队失败之后。因此，会议主要任务是要指出中国革命前途和任务、策略，加强党的组织，整顿政治纪律。会议强调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和党内的悲观情绪，提出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主张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次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情绪，提出了错误的理论和策略，形成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武装暴动的问题》、《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新策略》等文章，宣传了这些错误的理论和策略。归结起来说，这些错误主要是：中国革命是“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①，中国革命“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②，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由此得出在全国实行总暴动的策略，以及在组织上采取惩办主义政策，等等——

    ①②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布尔塞维克》第5期。

    在“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都是围绕实现全国总暴动这个总的策略来进行的。十一月扩大会议后，中央领导人于当月制订《中央工作计划》，积极推行盲动政策。中央先后布置了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布置两湖、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并在某些地区提出过左的政策和口号（如11月15日，中央致两湖省委信，提出“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而湖南某些指导者，主张烧光县城；江苏省委则要求家家户户都要参加暴动，否则以反对革命纪律制裁）。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以及上海起义、武汉起义、顺直大暴动（实际上仅仅是玉田等县的暴动）。由于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善，匆忙发动，特别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暴动都失败了。广州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是由于以城市为中心，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力主起义后坚守广州，反对把起义队伍撤退到农村去，结果招致失败。从总的方面看，广州起义“应该肯定，它是开始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的三大起义之一，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影响。当然，不能否认，在起义的指导思想上也直接受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①

    广州起义的领导者张太雷，12月12日晨参加了广州市的群众大会后，乘车回到起义总部时，敌人已占据总部，乱枪向他的汽车射击。结果，张太雷身中三枪，最后一枪击中心窝，胸膛炸裂而死。消息传来，瞿秋白怀着极大的悲痛，写下了《悼张太雷同志》一文，回顾了张太雷的革命生涯，痛切地指出：“如今他是死了！我们的党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经牺牲不少负责同志：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王荷波……，如今张太雷同志又做了白色恐怖之下的牺牲了。张太雷同志死在几万暴动的广州工农兵群众与反革命军阀搏战之中，死在领导工农兵暴动的时候。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②同时，瞿秋白写了痛悼广州起义烈士的悼文《悼广州死难的五千七百工农兵士》。③

    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停止了两湖年关总暴动。虽然，中央还没有停止湘鄂赣三省暴动，又加上了河南暴动，但是在部署上不象以前首先要夺取长沙、武汉等大城市，而是采取分区创造割据，包围中心城市。“对盲动主义的实行来说，这是一大退步，反之，在认识上却是不小的进步。”④应该指出，即使在犯“左”倾盲动错误的时候，瞿秋白也仍旧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且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他在这前后提出要发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工农红军等。正是这些正确的见解，使他能够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

    ①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②③《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12期。

    ④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了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尽管它还存在着某些重大的错误（如说革命正走向新的高xdx潮；继续混淆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区别；城市中心思想；缺乏自我批评，等等），但就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来说，这个决议案起了积极作用。3、4月间，共产国际决议到达中国，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了会，一致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于4月30日，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并在实践中，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结束了“左”倾盲动错误。

    对于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自八七会议以来的工作，究竟如何评价，李维汉有公正的论述，照录如下：

    八七会议产生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受命于危难之际。

    ……开辟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在整个临时中央政治局时期，许多地方的农民暴动，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创造和扩大工农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苏维埃政权，成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起点。凡此种种，都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秋白等人也实行了由八七会议开始的一些

    “左”的错误，并逐渐发展到十一月扩大会议，而形成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的严重错误。

    ……应当看到，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不同于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不同于篡党夺权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因为我们是在执行八七会议总方针过程中所犯的错误。①

    在这次错误中，瞿秋白究竟应负什么责任，李维汉也有公允的意见：

    我们也应该承认，象一切杰出历史人物都有他的缺点一样，秋白同志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主要责任更在国际代表。况且，当时党还不成熟，秋白还年轻，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只有二十八岁，犯错误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而且很快就改正了。他犯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我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事实上，临时中央政治局是一个五湖四海的班子。他的弱点是在接触实际上有点教条主义。临时中央政治局顺从国际代表，他有一定责任。②——

    ①②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至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等人，李维汉指出：

    他们不仅是盲动主义和惩办主义的创造者，而且是强迫推行者。因为，我们相信和尊重共产国际，同时也相信和尊重它的代表。据我的记忆，我们当时对国际代表，确实是言听计从的。①——

    ①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布尔塞维克》

    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党刊《向导》已停刊多时。1927年10月间，中央常委决定在上海出版中央机关刊物。22日通过决议，定名为《布尔塞维克》，组成以瞿秋白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编委还有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编辑部设在上海愚园路京生里四一八号。这时瞿秋白住在福煦路民厚南里附近，他每周到编辑部来，代表中央常委主持编委会议。

    作为中央机关的综合性刊物，《布尔塞维克》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了国内政治、国际状况、职工运动、农民暴动、中国革命问题、列宁主义理论问题、地方通讯等，又辟有寸铁、读者之声、哀悼革命烈士等专栏。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创刊号出版，先是周刊，后改半月刊、十日刊、月刊。1928年2月末，第十九期出版后，由于中央调整路线、方针，暂时休刊。4月底，瞿秋白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他对刊物的领导即告结束。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瞿秋白先后为刊物写社论、专论、评论等五十余篇。在担任主编期间，刊物的各期社论，除一期外，都出自他的手笔。

    《布尔塞维克》创刊伊始，便旗帜鲜明，集中全力揭露和打击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后，仍然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欺骗人民群众。因此，戳穿国民党新军阀的伪三民主义的反革命本质，对于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瞿秋白在创刊号的《布尔塞维克发刊露布》中指出，国民党已经完全“背弃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完全抛弃”，“将改组后的国民党送终了。”现在“民众所看见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券紊乱金融，延长乱祸荼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①。随后，瞿秋白又发表《反革命的国民党政纲和混战》、《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民权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等文章，有力地批判了蒋介石的伪三民主义——

    ①《布尔塞维克》创刊号。

    瞿秋白在文章中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他指出：“三民主义的历史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三民主义在共产党员未加入国民党以前，还是代表革命倾向的口号。三民主义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曾经一时期比较多带着些确定的革命内容，如打倒帝国主义、工农政策等等。三民主义在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便自然要变成反革命的工具。”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纯粹国民党三民主义，反共的三民主义，已经从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口号，变成反工农的反革命理论；所谓三民主义的建设，除屠杀政策以外，丝毫也没有。”②

    蒋介石“清党”反共后的国民党，排除了革命力量，以工农大众为屠杀对象，国民党已经“变成反革命党，变成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走狗的狗窝。”③变成“反民族、反民权、反民生的三反主义的国民党”④。因此，国民党现时的所谓三民主义，只不过“是反革命政策的金字招牌”⑤——

    ①②③《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8期。

    ④《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布尔塞维克》创刊号。

    ⑤《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8期。

    瞿秋白对于伪三民主义的批判，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界限，对于动员革命人民，抛弃伪三民主义，反对取消主义，重新集合于布尔塞维克主义旗帜之下，坚持中国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瞿秋白主持下，《布尔塞维克》积极地宣传了党的八七会议所确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先后发表了一批文章及时地报道各地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红军、工农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创刊号发表毛达写的《八一革命之意义与叶贺军队之失败》一文，对南昌起义作出了正确的评价，赞颂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文中说：南昌起义“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叶、贺军队“是暴动中产生出来的伟大力量，这是我们的革命军”。第一卷二十五期刊载的谢觉哉所写《湘南、湘东、赣西革命势力之扩展》一文，赞颂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击土豪劣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等活动，同时报道了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一部分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胜利会师的历史事件。《布尔塞维克》连续出版三期特刊，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歌颂了起义者的伟大牺牲精神。

    瞿秋白先后写了《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武装暴动问题》、《只有工农兵政府能解放中国》、《两个国内战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道路。郑超麟在为《布尔塞维克》第十一期写的题为《苏维埃政权万岁！》的社论，未经瞿秋白审阅便发表。文中说：“或者是蒋介石白崇禧的豪绅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于是张作霖的大龙帝国，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除此以外，中国不能有另一种的国家形式”。这一论断，对于解释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后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一般是对的。但是，说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便错了。为此，瞿秋白专门写《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一文，纠正郑超麟的错误观点。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革命并没有完结，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现时客观上的任务在要解决土地问题。革命中极广大的群众是这些农民贫民兵士，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广大的群众，起来实行革命，是现时革命之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是肃清一切种种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革命的最直接的目标，是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而建立极广大的工农兵士贫民的政权，就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的政权——最广泛的民权主义的政权，镇压一切种种帝国主义走狗军阀买办豪绅资产阶级等反动派的独裁政权。这就是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意义。既然如此，我们便可以知道苏维埃不一定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表演，他在中国可以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的表演，而且必定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的表演①。瞿秋白强调指出，挽救中国的新道路，目前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革命，即以民众的革命战争推翻新旧军阀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苏维埃的政府②——

    ①《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14期。

    ②《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布尔塞维克》创刊号。

    1927年11月2日，有一位署名志益的同志写信给瞿秋白，就党内民主和纪律等问题，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为此，12月2日，瞿秋白写信予以答复，并把这两封信同时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瞿秋白在信中指出：布尔塞维克的党，没有铁的纪律和集权的行动，是不能成功的。党内同志对于决议及党内生活，当然可以发表意见；但是他所认为是革命的主张，必须经过多数同志或上级党部的采纳，方能变成党的主张，方能见之于党的行动。党内民主，对于建设一个好党，具有重要意义。应该使一般党员、工农分子，都参加政策的决定，了解政策的意义，并且能自己选择自己的指导机关。但是党内的民主，绝不是极端民主化，可以不要纪律，不要集中统一的领导。在严酷的地下斗争条件下，党的秘密会议，是党的斗争行动机关，不是小资产阶级学生教授的雄辩会，可以容忍长篇阔论的空谈。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不是封建式的集权。因为，封建式的集权，必定是以领袖个人的意见威权来集权。这种现象，当然是党内所不容许的。如果各个同志自己都要以个人意见自由行动，以领袖自居，那么，这种所谓反对封建式集权，适足造成封建式的纷争。中国革命斗争，需要造就大批工农的领袖人物。但是，这种领袖只有在严格的党内纪律和党的实际斗争中去造。谁能真正勇猛无畏刻苦的在布尔塞维克政策之上，率领起群众奋斗，谁便是新领袖。而这种行动只有在党的行动中表现出来。”①——

    ①《布尔塞维克党之民主集权制——答志益》。《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8期。

    此外，瞿秋白从1929年到1931年，先后在《布尔塞维克》上著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潮。如《论国民党改组派》、《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托洛茨基和国民党》等文，严厉地揭露和批判了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为代表的改组派，以胡适等人为代表人权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陈取消派。

    应该指出，《布尔塞维克》创刊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形成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的错误，因此，瞿秋白在这里所发表的不少文章，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左”的倾向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