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序的时候，情不自禁老要想起明朝张岱《夜航船》中的一段话：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我觉觉得写散文允免作高谈阔论状，而其中破绽岂止一二。写文章的人，卖几个破绽出去，其实是件好事。因为即使好的散文家，也不应该光想着让读者“拳足而寝。”阅读应该是件愉快的事，能让读者会心一笑，伸伸腿，何乐不为。

    中国散文的地位向来不低，好散文也比好小说多得多。当作家，有纯粹的散文家，譬如周作人，譬如丰子恺，写小说的就不敢，多少要弄些散文出来凑数，仿佛不出散文集就不能算文人。近来已出现了“小说家的散文”一词，但是小说家写散文，好比票友下海，毕竟旁门左道。

    散文对于我，只是小说之余的一种消遣。写小说好比抽大烟，不写小说，散文便成了一支聊以解闷的香烟。散文和小说一样，都是心灵的声音。我不敢说自己的散文写得好，自谦的话已经说了许多，想说的，不过是告诉读者，我写散文的态度是认真的。好不好，水平问题，认真不认真，态度问题。

    小资产阶级

    有些事总是让人耿耿于怀，怎么忘也忘不了。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头，我去农村完全是为避难。在祠堂小学念了半年书以后，我算是升级了，又去一个小镇上读小学。小镇上的小学自然像模样，很有些正规。这里远离城市，凡事都要稍稍慢几拍。记得有一天突然开了全校大会，说是要成立红小兵。校领导充满感情地高声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下面顿时一片鼓掌，情绪激昂。会议一散，都回到课桌前，磨拳擦掌，又是写申请书，又是写决心书，整个学校都沸腾起来。

    很快发表格下来，让大家填。于是碰到了家庭成分这一栏。这里的农村和我们通常在书上或电影上见到的不一样，全是贫农，没有地主。有钱的地主都在城里，不是经商，便是经营实业，所谓民族资本家。大家争先恐后地填着表，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为家庭成分烦神。我当时小学四年级，说懂，好像什么都懂了，说不懂，糊里糊涂一样也不明白。我的父母在南京被批斗得死去活来，各式各样的罪名一大堆。到底填什么样的成分让我煞费苦心。同学们都抢着去缴已填好了的表格，我犹豫再三，终于在自我感觉中，认为是最轻的罪名中，随手拈了一个。我填的是“小资产阶级”。记忆中，在南京时，听红卫兵小将演讲，曾听到过工人是无产阶级，农民是小资产阶级的说法。我如此填写，实在也有些小滑头的意思。

    没想到却是捅了马蜂窝。在清一色的“贫农”中间，我是小资产阶级，这还了得。教师拿了我的表格，脸上立刻有些紧张，匆匆去找校领导，校领导回答很干脆：“小资产阶级，当然不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第二天，发红小兵袖章，除了我，全班一片红，一人一个红箍套在胳膊上，得意洋洋神气活现。班上的一些女孩子老是偷眼看我，我心里好难过，几次想哭，都忍住了。

    我从此有了个“小资产阶级”的绰号。大家都开始对我刮目相看，动不动就用这绰号折磨我。有一天，老师很认真地和我谈话，让我以后天天早点去，把教室的地打扫一下。我一向是听老师话的好孩子，因此也不敢反驳，低着头不吭声。老师说：“你好好改造，说不定以后哪一天，也可以参加红小兵。”

    又开始逃学。在南京时我也逃过学，那是看见父母被押着游街以后。我觉得非常的自卑，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说我是谁谁的儿子。当人们信口议论游街人的种种狼狈相时，我心里便像刀割似的。当时为了逃学，在牛棚的父母甚至由造反派陪同着报过警。我被送到农村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我是独子，没人管教，流落街头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坏孩子。

    想不到在农村不过一年多一些，我又开始逃学了。我不想让外祖母知道，天天仍然上学时出门，放学时归来。大约过了一星期，我老时间回去，发现老师正和外祖母坐在一起说话。外祖母，见了我，劈头就是一通骂。老师说：“算了，骂他也没用。喂，你还是去上学吧。”我不说话，无话可说。老师非常和蔼地看着我，似笑非笑的样子。外祖母怒气冲冲，在一边时不时地嘀咕几句。老师又说：“老太太，不说他了，你外孙也不是那种不想读书的人。”那天老师在外婆家消磨了不少时间，说了许多话，临走，笑着说：“不管怎么说，课总归要去上的。其实你也真是小孩子脾气，扫地就扫地，有什么了不起。”老师走了，外祖母没有再骂我，只是说；“不管它，学照上，地就是不扫，凭什么叫你扫地！”

    第二天，我垂头丧气地去了学校，心里打定主意，坚决不扫地，想不到老师见了我，只是笑了笑，从此再也没有提起扫地的事。

    非法买卖

    我还干过一段时间很有趣的非法买卖，这就是在摊贩市场上和别人交换半导体元件。十岁的时候，我玩半导体完全入了迷。那时候没钱玩，只能是那有限的几个元件，拆了装，装了拆。后来暑假里去北京，发现当时已插队的堂哥，有足足一大抽屉玩剩的半导体元件。堂哥把这些元件统统给了我，我仿佛一下子挖掘到了一个大宝藏，顿时成了大富翁，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简直没办法用笔墨来形容。北京的表姐夫又送了一个万能电表和电烙铁给我。这真是如虎添翼，我发觉自己终于有了足够的本钱，可以大大地干一番。单管机收音机对于我来说已经微不足道，经过了双管机三管机，我又开始装超外差六管半导体收音机。

    很收就发现元部件不够用，虽然我有一大堆，可总是缺这缺那。于是我便像如今黑市上交换邮票一样，揣了一口袋半导体元件，在南京一个很有名的摊贩市场上和别人交换。那时候这是地道的非法买卖，常常有戴着红袖章的民兵突然冒出来，逮住了就全部没收。当时的背景下，农民在集市上卖自己养的鸡和鸡蛋，都属于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少年在街面上倒卖半导体元件，自然有些大逆不道的意思。

    做买卖有时候可以无师自通。最初只是用自己多余的元件，去和别人交换有用的元件，很快就学乖巧了，知道什么元件是紧俏货，怎么交换划算，怎么不划算。有时候交换的元件，自己当时根本就用不着，但是先换过来，哪怕是多贴些元件，吃小亏占大便宜，反正紧俏货脱手很容易。

    人有时候会渐渐地自然地狡猾起来。在摊贩市场上，倒卖半导体元件的，许多都是成年人，和这些人打交道，你越是表现出自己想要什么，他就越是拚命抬高你所要东西的价钱。在半导体元件中，有许多都是伪劣商品，质量很坏。常常兴冲冲带回去了，捣腾了半天，却发现是坏的，然后再带到摊贩市场，偷偷地换给别人。人学好不容易，学坏几乎不用教。

    非法买卖的乐趣，也许就在于非法。因为常常要注意到戴红袖章的民兵，整个交易过程，都在一种非常紧张的气氛中进行。被抓到的倒霉蛋会被公认为无用。那些民兵有时候会把醒目的红袖章摘下来，放在口袋里，装作也想交换元件的样子，然后突然露出峥嵘面目。好在那一阵我们也不好好上学，老在摊贩市场上转悠，就那么几位民兵同志，相貌早就刻骨铭心，一看见他们，赶紧把元件口袋里藏好了，跟在他们后面，兴致勃勃，等着看别人的笑话。

    家学渊源

    我的旧学问实在不怎么样。旧学问是门古老的艺术，离我们越来越远。我现在靠写小说混饭吃，辛辛苦苦在格子里填上了字，总算有人愿意看，有人愿意写些小评论。不少评论都提到了我的家学渊源，一位评论家甚至断言我的才能将淹没在传统的阴影中。真要是如此也是一种幸运。事实上，旧学问在清季达到顶峰，此后便是代代退化，一蟹不如一蟹。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谁也改变不了。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我祖父可以算是旧学大师，对于把旧学问发展到极致的乾嘉学派，却又是不孝子孙。做为五四一代的风云人物，我的祖父一生都在鼓吹新文化。虽然他有极深的古文造诣，能写很好的旧体诗词，然而从来不主张我们小辈在旧学问上花大功夫。

    我唯一得祖父指点的旧学便是对对子。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正上初中，有一次，祖父发现我竟然能背出一连串辛弃疾的词，很有些吃惊，便大大地表扬了我一番。我得到了鼓励，顿时感觉良好，下决心要把手头的一本夏承焘先生编的《唐宋词选》全部背下来。那时候正是读书无用的时代，上不上课读不读书都无所谓。我的祖父也闲着无聊，难得我对旧诗词如此有兴趣，就让我从头开始，学习平平仄仄仄仄平平。方法有点像旧时私塾先生授课，祖父报一个字，我回答一字。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睛空，杨柳绿对杏花工。一来一去，很像是做游戏。在北京，我常常陪祖父去洗澡，祖父泡在浴池里，不时即兴发问，我一边替他擦肩，一边挖空心思对答。出门散步时也是如此，总是捡人少的地方，见到什么说什么，一个字二个字，渐渐到了五个字七个字。从来也没到过对答如流的地步，字越多越吃力，但是好歹都能凑乎答出来。祖父在这方面特别宽容，说：好，有点入门了。

    可惜我只是站在旧体诗词的门口，往里面望了几眼。毕竟是处在一个旧诗词已不流行的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国小说更能够吸引我。我开始如狼似虎地阅读十九世纪的欧洲小说，数量之大速度之快，连祖父都感到意外。记得当时看内部发行的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四大厚本，祖父第一本尚未读完工，我已经见缝插针，全部读完了并把故事卖弄给大家听。祖父嫌我看书太快太马虎，找了两本书让我细读，这两部书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