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往常一样，出完了第一茬煤，监工刘八爷到避风洞睡觉去了，矿警孙四睁着红丝丝的眼睛守着煤楼直打哈欠。

    这照例是一天之中最懈怠的时候，弟兄们活动筋骨的机会又到了。

    孟新泽营长将二四二O窝子里的弟兄拢到身边说：

    “都知道了吧?咱们这窝子上面有一个老洞子，老祁摸着了，说是有风，估摸能走通……”

    孟新泽未说完，蹲在孟新泽对面的田德胜就低声嚷了起来：

    “老孟，你们他妈的真要逃?!”

    孟新泽瞪着田德胜：

    “能逃为啥不逃?你不想逃么?你想一辈子在这儿做牲口么?”

    田德胜冬瓜脑袋一歪，黄板牙一龇：

    “歪子，你小子说话甭这么盛，你们逃?你们逃得了么．老子只要不逃，你们他妈的一个也甭想逃!老子说不准也学学那张麻子，向日本人报告哩!”

    “你敢?”

    黑暗中，一个弟兄吼。

    田德胜把披在身上的破小褂向身后一摔，灯笼似的拳头攥了起来，胳膊一伸一曲的，又玩起了那吓唬人的把戏。

    “不敢?我操!这世界什么都有卖的，还没听说有卖不敢的哩!爷爷迟早逃不了一个死字，爷爷就是告了你们，死在你们手里，也没啥了不起的!”

    孟新泽忍不住吼了起来：

    “姓田的，你他妈的还像中国人么，你是不是我们的弟兄?!”

    “咦，我姓田的还是你们的弟兄，你们他娘的还知道这一点?”

    田德胜眼睁得很大，面前的灯火在他红红的眼睛里燃烧着、跳跃着：

    “你们什么时候把我看作你们的弟兄了，你们什么事都瞒着我一人，你们不瞒张麻子，光瞒着爷爷!你们狗眼看人低!”

    孟新泽一下子明白了田德胜愤怒的原因，笑道：

    “我们什么事瞒你了!这不都和你说了么?!”

    田德胜依然不满，眼皮一翻：

    “你们给我说啥了!里外不就是一条破洞子么!这还要你孟歪子说!老祁在号子里说时我就听到了!”

    “我们想摸通这个洞子，逃出去，明白么?”

    “算不算我?”

    “当然算!”

    田德胜又问：

    “听说有游击队接应，真么?”

    孟新泽点了点头：

    “有这事!”

    “他们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还没联系上哩!”

    田德胜并未泄气，冬瓜头向孟新泽面前一伸，大拳头将厚实的胸脯打得“蓬蓬”响，两只肉龙眼极有神采：

    “不管咋说，我干!日他娘，里外逃不了一个死，与其在日本人手里等死，不如逃一回看看!”

    竟恭恭敬敬叫了声营长：

    “孟营长，你甭信不过我，日他娘，我田德胜坏，可就有两条好处：不怕死，不告密!不像那王八蛋张麻子，看起来斯斯文文，人五人六的，可他妈的一肚子坏水！”

    孟新泽受了感动，攥住田德胜的手说：

    “老田，说得好!弟兄们信得过你!”

    “那，老孟，你说咱咋办吧!”

    孟新泽放开田德胜的手，将目光从田德胜脸上移开去，对着弟兄们道：

    “今儿个，咱们得把那个老洞子的情况摸清楚。”

    田德胜自告奋勇道：

    “好!老孟，我去摸吧!”

    孟新泽想了一下，应允了：

    “要小心，时间不能耽误得太长。听老祁说，老洞子的洞口在咱窝子上面三百米开外的地方，洞口有红砖砌的封墙，墙下有个缺口，墙上还挂着带人骷髅的危险牌。”

    “知道了!”

    田德胜披上小褂，要往外走。

    孟新泽将他叫住了：

    “等一下，这样出去不行!”

    看了看煤顶，孟新泽交待道：

    “刘子平、项福广，你们准备好，用炸药炸煤顶，其余的弟兄通通随我出来，到煤楼避炮!”

    借着避炮的混乱，田德胜溜了，顺着二四二O窝子，爬到了上巷，上巷方向没有出井口，阎王堂的日本人没设防。日本人不知道那条令战俘们想人非非的老洞子。

    炮闷闷地响了两声，巷道里的污浊空气骤然膨胀了一下，一股夹杂着煤粉、岩粉的乳白色气浪从窝子里涌了出来。鼓风机启动了，吊在煤楼旁的黑牛犊似的机头，用难听的铁嗓门哇哇怪叫起来。黑橡胶皮的风袋一路啪啪作响的凸涨，把巷道里的风送进了二四二O煤窝。

    弟兄们在矿警孙四的催促下，没等炮烟散尽，便进了窝子。几个当班弟兄站在炸落的煤块上，用长长的钢钎捅炸酥了的煤顶，让一片片将落未落的煤落了下来。

    放炮不是经常性的，日本人对炸药的控制也极为严格，能用钢钎捅落的煤顶，决不许使用炸药。用完的炸药纸和带编号的封条还要向矿警孙四交账，上井之前必得搜身。想在炸药上作文章实属妄想。

    孟新泽却老是想着要搞一点炸药。炸药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他引入了一个神圣庄严的境界。听到煤炮的爆炸声，他就想起战场上的火炮声，他眼前就耸起了一门门怒吼的火炮，那首他和许多弟兄一起高唱过的军歌就会隐隐约约在他耳畔响起。

    窝里捅放煤顶时，他和一帮拉煤拖的弟兄倚在煤帮上看，朦胧之中，他把窝子里那跃动的电石灯灯火，想象成了闷罐军列上马灯的灯火。他总以为自己不是蹲倚在狭长黑暗的巷道里，而是蹲倚在狭长、黑暗而又隆隆前进着的军列上。

    耳畔的军歌声越来越响了。仿佛由远而近，压过来一片隆隆呼啸的雷声……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

    走过了崇山峻岭，

    开到抗日的战场。

    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

    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

    不能任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

    不能任敌机在我们领空翱翔。

    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民国二十七年春天，他就是唱着这支军歌，由孝感、武昌开赴台儿庄会战前线的。据孟新泽所知，最高统帅部原已把他们军编入了武汉卫戍部队系列，准备让他们在武昌、孝感训练一个时期，参加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不料，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中旬，台儿庄一战之后，日军大举增兵鲁南，图谋攻取战略重镇徐州，驻守徐州的五战区吃紧。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请最高统帅部并蒋中正委员长，要他们军火速增援。最高统帅部遂调他们开赴陇海线的民权、兰封一带集结待命，暂归程潜的一战区指挥，情况紧急时，向徐州靠拢，增援五战区。四万多人的队伍．四月十九日分乘军列向民权、兰封开拔，嘹亮的军歌声响了一站又一站……

    军列抵达民权以后，站台上突然拥来了一些五战区的军官士兵。孟新泽清楚地记得，一个白白净净的年轻军官跑上前来，向他敬了一个漂亮的军礼：

    “六十军的吗?”

    他点了点头。

    那年轻军官口齿清楚地向他传达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奉蒋委员长电令，贵部直开徐州，向五战区报到，中途一律不许下车，违令者军法从事!”

    他对面前年轻的军官颇有些瞧不起的意思，斜着眼睛盯着他白白净净的脸孔看，冷冷说了一句：

    “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是下给军部的，我得知道我们团长、军长的命令!”

    那年轻军官立即呈上了军长的命令。

    他接过来一看，见上面写着：

    “接蒋委员长急电，我军所属各部直开徐州，中途不得下车，此令!”

    下面，是他熟悉的签名。

    徐州这个古老的城市，就这样和他的命运、和他们军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了。

    河南民权车站月台上的那一幕，是他一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更没想到，他会在军列前方那个叫做徐州的北方古城结束他做为一个中国军人的战斗生涯。

    他问那个年轻的军官：

    “台儿庄不是大捷了么?李长官会真吃不消么?”

    那年轻军官叹了口气，附在他耳边低声道：

    “情况不妙哇!老兄!台儿庄一战之后，日军又集中八九个师团的兵力在鲁南，板垣的五师团、矶谷的十师团、土肥原的十四师团，都来了；另外还有刘桂堂、张宗援等部的伪军，总计投入兵力估计已有二十万以上。台儿庄再次吃紧，老兄，看光景要大战一场了，蒋委员长这一回是下大决心了。”

    他的热血一下子冲到了脑门，脱口叫道：

    “妈的，早该好好打一仗了!伙计，瞧我们怎么用大炮轰他们吧!”

    站在缓缓启动的列车上，他还在向那个年轻军官招手哩。

    军车开到车福山车站停下了，那是四月二十二日深夜。拂晓，部队奉命渡过运河，其时，东南方向枪声大作。随即，他们团在一个叫陈瓦房的小村前不期与攻人之敌相遇。由于没有准备，仗打得不好，弟兄们伤亡不少。后来，他才知道，那工夫，汤恩伯军团所属各部已在日军攻势之下向大良壁东南溃退，左翼陈养浩部已退到了岔河镇，整个正面防线形成了一个大缺口。为了堵住这个缺口，继陈瓦房之后，邻近之邢家楼、五圣堂又展开激战。

    激战初期，他和他的弟兄们情绪是高昂的，他们都下定了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以死报国的决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进行的这场战争，是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大搏斗。

    他曾在陈瓦房看到过一个牺牲了的连长的遗书，那遗书上的话使他久久不敢相忘。

    遗书是写给新婚妻子的，其中写道：

    “倭寇深入我中华国土，民族危在旦夕，身为军人，义当报国，如遭逢不幸，望你不要悲伤。如我们已有孩子，不论男女，取名抗抗；只要我中华民族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抵抗下去，则中国不亡，华夏永存!纵然是打上五十年，一百年，最后的胜利必是我们的!”

    血与火的考验就这样开始了。

    从四月二十二日的遭遇战打响，到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他们团在几场激战中死亡过半，死神两次扑到了他身边。一次是在禹王山，一颗炸弹落到了前沿火炮阵地上，在前沿指挥所指挥战斗的一位连长在他身边壮烈殉国，他被炸起的黄土埋了起来，侥幸没有中弹。一次是在那个被俘的刺槐树林，日本人的机枪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力网，呼啸的子弹雨点般地飞，身边许多弟兄都倒下了，他军帽和裤腿上被弹头穿了两个洞，竟又没有中弹!

    二十七年的五月十九日对于参加徐州会战的五十万中国军人来说，是一个灾难的日子，而对他个人来说，则又是一个侥幸的日子。

    其实，五月十九日他不该留在徐州，他们军也不该留在徐州。在台儿庄、禹王山一线的长达二十七天的战斗结束之后，他们军伤亡惨重，从云南拉出的四万多人，只剩了两万人，部队必须休整。五战区长官部下令交防，五月十四日，全军撤出防线，由贵州新编第一四。师接防。不料，五月十八日，五战区长官部突然下令，要他们奔赴徐州，参加守城之役，并掩护鲁南兵团撤退。就这样，他们陷入了日军的重围。

    他们是五月十九日拂晓进入徐州的，这一日，战争机器在徐州古老的土地上高速运转着，千万人的性命在这部机器的辗压下化作了尘埃。空中是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地面是火炮、机枪、坦克的铁壁合围，聚在徐州的所有部队全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五月十九日的阴影从他们踏入徐州市区就朦朦胧胧感觉到了。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战争陷阱。五战区长官部已经撤退，徐州处于弃守状态，鲁南二十几万大军挤在徐州市区至宿县的公路上、麦地里汹涌南流，像泛滥的黄水。市区的路边到处摔着废弃的火炮，砸坏的枪枝，烧焦的被服，发臭的死尸，整个徐州古城都在轰轰烈烈的爆炸声中震颤。

    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了向最高统帅部做最后的交待，令他们于徐州失守时进行游击战，并将徐州中央银行未能搬走的钞票二十二万元法币拨给他们作为军饷。长官部声称徐州防线固若金汤，徐州九里山国防军事坚不可摧。不料，实地探视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军部决定弃守徐州，减少无谓的牺牲。他们的军长在徐州近郊的一个村庄找到了未及撤走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这时，孙连仲和他的随行人员已换上了便衣，准备撤离。孙连仲说：“撤吧!局势已坏到了这样，徐州反正是守不住了!”他们这才遵命突围。

    后来，他从武汉之役后被俘的弟兄那里，听说了孙连仲的情况。这位曾指挥着千军万马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的集团军总司令，是在徐州失守的当天下午化装成商人，从东线雇民船到江苏淮阴的。其后，又由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设法护送到上海，辗转香港，才回到武汉向最高统帅部报到。

    战争是个神奇的魔术师，任何显赫的元帅、将军在它手里都只是道具。战争制造奇迹，也制造幻觉，它是最大的赐予者，又是最残忍的剥夺者。

    他对着乌黑的煤壁曾这样感慨地想。

    而他的命运远远不及这位集团军总司令。他成了俘虏，变成了战争的垃圾，战争的弃儿，他们生命的主权已被胜利者没收了。

    五月十九日是一团乌云，是一片黑烟，是一群停落在坟头上的乌鸦……

    然而，也就是这个灾难的五月十九日，使他对战争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他的生命，他的悟力才突然跨到了一个高度。这个高度是他十八年行伍生涯都没有跨越过的。十七岁那年的秋天，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他穿着一身土布衣衫跨进了云南讲武堂的门槛，成为一名军人。在其后的十余年中，他打过许多仗，甚至负过两次伤，可战争的真实气氛却从未领悟到，他是在五月十九日的徐州市区懂得战争的。

    战争原来可以打成这个样子!

    从事战争的军人原来可以变得这么无可奈何!

    也许这令人沮丧的心理从根本上影响了他，最终促使他在那个刺槐林举起了握枪的手。谁知道呢!

    带着纷杂的思绪，他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在那匆忙、短暂的梦中，他又把那场逝去了的灾难重度了。

    他的记忆永远停在了五月十九日这个普普通通的日子上。

    五月十九日对他来说是永恒的。

    田德胜又怎能忘记五月十九日呢?那日，他不是发了昏，就是中了魔，迷迷糊糊跑了快一天，在十九日夜里进了徐州。他们的汤恩伯司令那时并不在徐州，汤司令一看战况不妙，一溜烟颠了，连师长都不知道他颠到了什么地方。

    他跑到了徐州。他是趁日本飞机的一次轰炸溜掉的，他怕不溜掉，迟早要被那猴脸刘连长枪毙。日军的空袭过后，他躲到了齐腰深的麦地里，硬是在麦地里趴了一上午，等到蝗虫般的队伍全过完了，才爬起来搓了些麦穗吃，吃完稀里糊涂上了路。

    一路上没瞅着多少人，只见队伍像决了口的水一样，一阵阵往他走过的大路上漫，只要一碰上队伍，他就躲到河沟旁、麦地里，反正不和他们照面。凭他三次成功的和一次不成功的逃跑经验，他认定和大部队反方向走，不会有大错。在他看来，日军和国军对他的性命都存在着威胁，来自国军方面的威胁似乎更大一些，这一回若是被抓住，猴脸刘连长一定不会饶他!两个月前，他已逃过一次，被抓住了。他打定主意搞一套便服，化装成老百姓，拔腿回河南老家。

    肩上的枪没扔，他要靠它换钱。

    在徐州近郊王庄的一条小河边，他大枪一横，把一个蹲在河边解手的老头给吓个半死，老头差一点儿栽到了河里。

    “老头，把褂子脱了!”

    老头从河边爬起来，规规矩矩脱了。

    “裤子!”

    借着昏暗的星光，发现老头只穿了一条大裤衩。

    老头直向他作揖：

    “脱了裤衩，我可咋回家见人，老总……老总，您行行好，饶了我吧!”

    裤衩不要了，军褂扔给了老头，自己将老头的褂子穿上了：

    “喂，老头，要枪不，三块钢洋就卖!”

    老头直拱手：

    “老总，你白送我，我也不敢要!”

    他火了，枪栓一拉：

    “妈的，老子想卖，你就得买!三块大洋，多了不要，回家拿钱去!老子在这儿候着!”

    老头极不情愿地道：

    “我……我回家商量一下。”

    “快去快来!”

    “好!好!”

    老头一走，他马上觉着不对头!这老王八说不准回村叫人，他独自一人，闹得不好准吃亏!

    不敢等了，自愿舍弃了一笔军火生意，枪一夹，继续赶路。

    这是五月十九日晚上九点多钟的事。

    十一点多，他从西关段庄进了徐州城，徐州城里的国军大部分已撤走了，他站在西关大街上转，依然想着找个地方弄点盘缠。

    就在这时，六十军的一个当官的和几个弟兄把他叫住了：

    “哪部分的?”

    “我……我……自家弟兄!自家弟兄!”

    “和队伍走散了?”

    “哎!哎!”

    “到底是哪部分的!”

    他装傻，翻着白眼，很卖力地说：

    “我们连长姓王，脸上有麻子!”

    “饭桶!哪部分的都不知道么?”

    他眼睛一闭，信口开河道：

    “第二集团军三十五师的!”

    第二集团军有没有三十五师，他根本不知道，他料定那帮云南兵也不会知道。

    果然，那帮云南兵被他唬住了。

    “走吧，跟我们走，徐州守不住了，大部队都转进了!”

    他只好跟着那帮云南人走，走到一家炸塌了门面的饭馆门口，黑暗的空中突然响起了轰轰作响的飞机马达声。他刚趴到地上，一颗颗炸弹就在他身旁炸响了，他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已是二十日中午，他听到了一声尖厉的枪声，仿佛就是对着他脑门打的，他本能地抓起了枪。

    手却被一个沉沉的东西压住了，他趴在地上，抬起头，看到了一双沾着黄泥巴的黑皮靴。压着他那握枪的手的，就是那沾着黄泥巴的黑皮靴!他顺着皮靴往上看，又看到了一只悬在空中的指挥刀的刀鞘，那刀鞘在悠悠地晃，刀鞘的顶端包着黄铜皮。

    是个日本官!

    他叫了起来：

    “太……太君……我的……我的……我的老百姓!良民的!良民的大大的!”

    日本官一脚将他踢了个仰面朝天，操在手中的刀举了起来，腥湿的刀刃上跃动着一缕五月的阳光。他身子缩成一团，又叫：

    “我投降!我……我的投降!”

    那缕凝聚在刀刃上的五月的阳光终于没跳到他的身上，日本官手腕一转，指挥刀在半空中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

    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了两个端长枪的日本兵。

    日本官将指挥刀插入刀鞘中，向两个日本兵讲了几句鬼子话，两个日本兵用长枪上的刺刀逼着他，要他站起来。

    他摇摇晃晃站起来了，当天下午被押到了邻近的一个小学校里，后来，又被押到郊外一个战俘营里，最后，进了日本西严炭矿的阎王堂，成了给日本人挖煤的牲口。

    他的胸前从此便佩上了一个战俘标记：“西字第O五一四号”

    这是他一生五次逃跑中最悲惨的一次，比根本没成功的第四次逃跑还要悲惨!第四次逃跑虽说没有成功，虽说吃了一顿军棍，可总还保住了一个自由的身子，这一回，一切都完了，落入了日本人手中，而且又是手中抓着枪被日本人活拿的!这实在是不幸之中的大不幸。他不是在十几个小时前就退出战争了么?他不是已将军褂换作粗布小褂了么?咋又想来抓枪?如若不去抓那杆值三块大洋的钢枪，日本人或许不会把他编为“O五一四号”战俘。

    这他妈的都是命!

    如今想来，最后一次丁，无论如何不该卖的，为了八十块大洋，顶着人家田德胜的名字，到日本人手里送死，实在是太不划算了!这笔买卖从一开始就不公道，现今是彻底做砸了!

    一条命卖八十块大洋，真他娘笑话!

    得扳本!无论如何也得把本扳回来!得把这条值八十块的性命从日本人手里偷走!否则真他妈的赔血本了!自打进了阎王堂，他就在井上、井下悄悄算计了，随时随地准备拔腿走人。然而，严酷的现实令他沮丧，高墙、电网、刺刀、狼狗，把他那想入非非的念头一个个粉碎了，他几乎看不到偷盗的机会。以往逃跑的经验完全用不上了，他像个第一次做贼的傻里傻气的新手，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把自己颤抖的手插入人家的腰包。

    突然，机会送到了面前，耗子老祁竟探到了一个老洞子!孟新泽竟将再度摸索这条老洞子的差使交给了他!他一爬上上巷，脑子里就及时地爆出了一个热辣辣的念头：日他娘，现在不走，更待何时?!

    那些弟兄们他管不着了，他只能管他自己，只能保证自己在这笔人肉买卖中不亏本!他独自一人悄悄逃，人不知，鬼不觉的，成功的把握就大；而若是和孟新泽他们一起逃，动静闹大了，搞不好准会一败涂地，甚至连命都送掉!他可不是傻瓜，才不上这个当哩!

    他想得人情人理，坦荡大方，心头根本没有丝毫的愧疚。在他看来，面前这个混账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愧疚一说!有力气，有本事，你打垮他，没力气，没本事，他压扁你!谁对谁都说不上什么愧!在军营里挨军棍，他活该!给猴脸连长倒尿壶，也他妈的活该!在阎王堂他揍了谁，谁认倒霉，如今，他骗了孟新泽这帮杂种，他们也只能认倒霉!

    这世界，这年头，谁顾得了谁?!

    踩着泥泞的风化页岩路面，张口气喘地向巷道的顶端爬，眼前已升起了一轮飘荡的太阳。他仿佛看到那轮太阳悬在白云飘浮的空中，火爆爆地燃着，村头成熟的高梁地上环绕起一片蒸腾的雾气。

    想起了家乡的高粱地。

    想起了在高粱地里和他睡过的嫂子。

    嫂子图钱。他几次卖丁的钱，一多半被嫂子的温存哄去了。

    买来的温存也他娘的怪有滋味的!他睡在阎王堂的地铺上不止一百次地想起过嫂子，大手只要往那东西上一放，嫂子黑红亮堂的笑脸准他妈的从高粱地里窜出来。

    日他娘，只要能逃成，能逃到家中去，第一个目标：高梁地!

    ——自然，得拉着嫂子!

    一脚踩入了个脏水凹里，身体突然失重，扎扎实实跌了一跤，头上的柳条帽沿着坡道往下滚，在身后的一根长满霉毛的棚腿前停住了，电石灯摔落到地下，灯火跳了一跳，灭了。

    还好，没摔伤。

    他从满是泥水的地上爬起来，先从灯壁的卡子上取下用油纸包着的洋火，将灯点了，然后，又被迫转身向下走了几步，拾起沾着泥水的破柳条帽戴到头上，继续向上爬。

    上面是死头，不通风，整个巷道温吞吞的。

    一路爬上去，他看到了两个挂着骷髅标志的密封墙，那墙都是砖石砌的，墙下没有洞。他记得孟新泽说过的话：那条要找的老洞子密封墙下是有洞的。

    他一直找到尽头，也没找到那个老洞子，他只好往回走。往回走时，他变得不那么自信了，他被迫将许多奢侈的念头排除到脑外，一心一意去寻他的自由之路。

    他估摸自己摸出来有二十分钟了。

    又往下走了不到三十米，他在巷道的另一侧发现了那条令人神往的洞子。那洞子的密封墙下面果然有一个半人高的缺口，缺口处有一股哗哗作响的水在向巷道里流，他想，那堵密封墙可能是被洞子里的老水冲破的。

    他的心一阵狂跳，几乎没来得及作更仔细的判断，便将脑袋探入了密封墙的缺口里，手举着灯，对着老洞子照。

    灯光照出了五步开外，他看到了一条布满褐黄色沉淀物的弯弯曲曲的水沟，看到了一堆堆冒落下来的煤块和矸石，看到了顶板上的淋水在水沟里溅起的水花。老洞子又窄又矮，像一条用了许多年没有打扫过的歪斜的烟囱。

    他像狗一样钻了进去。

    他把电石灯噙在嘴上，用长满老茧的手掌和被矸石磨硬了的膝头在洞子里爬。他爬得极为小心，每向前爬一步，总要先上上下下看一下，他怕冒落的顶板和倒塌的煤帮把他压在地下。他的蒜头鼻子不停地嗅，小心翼翼地防范着那不动声色的杀人凶手——脏气。

    现在，他不急了。他认为至少已把大半个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了，他的偷窃已有了八分成功的把握。他不能输在日本人手里，也不能输在这条深不可测的老洞子手里，他要把他们都打垮，而不能被他们压扁!

    希望在前面，在上面，在那重重黑暗的后面!越向里爬，他的信心越足了。这条一路上坡的老洞子无疑是通向地面的。它是向上的!不是向下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浑身都湿透了，汗水、淋水、身下的流水，把他变成了一个水淋淋的两栖动物。不断碰到水星的灯火在劈劈啪啪炸，他那湿漉漉的眉毛，被爆起的灯火烧焦了一片。

    爬了有三四十米，洞子依然弯弯曲曲向前上方伸着。他不敢爬了。他想起了风，他觉着这条老洞子里似乎没有风。

    没有风准有脏气!

    脏气能把人憋死!

    他依着煤帮坐下来，大口喘着气，脸上、额上的汗珠雨一样地落。

    就这么坐了一会儿。

    他没感到头昏，也没看到面前的灯火一窜一窜地跳，他判断至少到这个地段为止，洞子里的脏气不重。

    又向前爬。爬了大约二三十步，他呆了!他爬到了头。爬到了一个平坦的地段上。一个接着洞顶的水仓切断了他的求生之路。他身下的水就是从那个漫顶的水仓里溢出来的。

    混账的老祁骗了他，孟新泽这杂种骗了他，命运之神骗了他，他一下子从幻觉的天堂跌人了现实的地狱。他的高粱地，他的渺小的春梦，他的自由，全他妈的闷在这个翻腾着黑水的水仓里了。

    价值八十块钢洋的生命依然不属于他自己，依然属于大日本皇军，他依然是“西字第O五一四号”战俘。

    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偷窃。

    他狼嗥似地哭了起来，哭得放肆，大胆，无拘无束，几乎失去了人腔。

    他要尽情地发泄，他要把自己的怨愤、不满、绝望通通摔在这个老洞子里，然后再去寻找新的偷窃机会。

    哭了一阵子，他连滚带爬往下摸，“o五一四号”战俘的身份又明确地记了起来，他不敢懈怠，他要赶在混账的刘老八进窝之前，赶回二四二O煤窝。

    一身泥土溜到煤楼旁时，看到刘子平和几个弟兄正拖着沉重的煤筐从窝子里挣出来，矿警孙四正在叽叽咕咕说着什么。他灭了灯，闪在黑暗中向刘子平和那几个弟兄打了个手势，几个弟兄把拖筐里的煤往煤楼里一倒，围着孙四讨筐牌，他借这机会急速溜进了窝子。

    他刚进窝子，孙四也进来了。

    孙四扯着嗓门结结巴巴喊：

    “弟……弟兄们，得……得抓紧点啦!现在八……八点了，定额可还没……没完成一半，日本人那儿，我……我可交不了差呀!你们挨了罚，可甭……甭怪我孙某人!”

    孟新泽说：

    “四哥，你放心!弟兄们不会让你为难!”

    孙四哼哼唧唧走了。

    弟兄们这才一下子将他围住了：

    “怎么样?”

    “能走通么!”

    “那老洞有多长?”

    他把头上的破柳条帽向地上一摔，吵架似的恶狠狠地道：

    “走他娘的屌!那洞子是死的!”

    喧闹的煤窝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中。

    许多凶恶的眼睛在盯着他看，一盏盏聚到他脸上的灯光照得他睁不开眼，他突然有了一丝怯意，又叹了口气道：

    “老祁上次没走到头，我他娘的这回为着弟兄们，拼死爬到了头，是死洞子!迎头是个水仓，大许是日本人开巷时存老塘水的。”

    “你不会走错吧!”

    孟新泽问。

    他又莫名其妙地烦躁起来：

    “怕我走错，你屌操的自己再去摸一趟!”

    彻底绝望了。孟新泽铁青的脸膛剧烈地抽动起来，歪斜的嘴角几乎要扯到耳朵根。刘子平脸变得苍白，两眼痴痴地望着手上的灯发呆，仿佛刚挨了一闷棍。

    不知是谁在黑暗中呜呜咽咽地哭……

    前一阵子看了部电影，日本的，内部片，叫什么名字想不起了。电影说到了徐州，那些横枪列队开进徐州的日本兵在唱：“徐州，徐州好地方。”我看了怪心酸的!当年的徐州对几十万参加会战的弟兄，对我们这些战俘，可不是好地方啊!

    我说到哪了?噢，说到了那条洞子，那条洞子不通，又派人摸了一次，还是不通，弟兄们只好另想办法。约摸三四天之后，又一个消息传来了，说是和外面山里的游击队联系上了，井上井下一齐暴动。井下的弟兄通过风井口冲向地面，上面有游击队接应；井上的弟兄在游击队炸毁了高墙后往外突。

    两个战俘营的千余号弟兄又一次紧急串连起来，只等着那个谁也不知道的指挥者确定暴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