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东海，云落西山，北京的五月。

    红墙金瓦，老树新绿，迎着落日余晖放射出瑰丽的色彩，稍不留意便悄悄黯淡下去，渐渐浸入一片幽蓝的朦胧中。

    华国锋烟瘾不小，一枝接一枝吸，心中潮起潮落：红墙有幸亲风雨，岁月无情疏旧侣……

    粉碎“四人帮”惊心动魄，亢奋之感尚在情绪的极峰上明光闪烁，却已回黄转绿又一春。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日子一天难过一天。门外与“老毛子”对峙，门内有“西单民主墙”和党内路线之争，真是“边寨惊烽，萧墙掣电”，案头卷宗无日不盈尺。他鲜明地感到一年前所享有的“极高威望”，正在急剧坠落，每前行一步都不得不环顾周围；心事重重，疑虑丛生……

    有一条是明确的：站在“你办事，我放心”对面的，是“思圆行方”，“人才难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须得拨冗静思，便想起邓小平当面的一句凌厉表态：这是一种较量……

    怎样的一种较量？

    老人家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单命的行动。老人家逝世不足一月，粉碎了“四人帮”，仿佛失去了天条，各种思潮和“理论”顿时泛起。

    华国锋和汪东兴忙祭起“两个凡是”的法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尚未正式出山，便针锋相对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毛泽东生前在一封信中所写：他料定死后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一些话，另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另一些话，互相斗法。令人尴尬的是，这封“为要打鬼，借助钟馗”的信是写给被华国锋囚押起来的江青女士的。

    这一回合，邓小平上来就占了主动。因为他提出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老人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说“四人帮”拉不走军队，与邓小平较量则大不相同。

    邓小平出山后，立刻抓军队整顿。把杨成武、梁必业、黄玉昆叫去谈军队建设，谈整顿的方针和形势。杨成武将此事报告叶剑英，叶剑英指示：“你把小平同志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送我，我看以后还要送给华主席。”

    杨成武向黄玉昆、梁必业传达叶帅指示，将记录整理出来，签名后送达叶剑英。叶剑英阅后批四个字：“送华主席。”他吩咐杨成武：“记录先送小平过目，如果准确，即送华主席。”杨成武将叶帅指示再次转达黄玉昆及梁必业，然后送邓小平过目。

    这份记录再没退回来，华国锋也始终未见到。

    华国锋不甘撒手军队。一九七八年四月，南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是中国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苏振华不满，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正不甘撒手军队，借此机会抚慰苏振华，并决定五月上旬访问朝鲜归来时，在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苏振华的支持。这次检阅拟动用一百二十艘军舰，八十架飞机……

    这时，杨成武已调福州军区任司令员，由罗瑞卿大将出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获悉海军调动的消息，当即向邓小平汇报：“他们现已调集了七十艘军舰，二十多架飞机。这么大行动，未经军委，是华国锋擅自决定，并且有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不利影响……”

    人民解放军首要的政治原则是“党指挥枪”。只有军委能代表党，任何个人都不能替代。

    邓小平下令停止这次检阅，并严肃处理直接责任者。

    “这是一种较量。”邓小平当面对华国锋讲，这事就发生在几天前。华国锋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他明白，军委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

    老人家还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上任后，夜以继日，批一万多封来信，先后为六千多名高级干部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这六千多名高级干部走上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

    五月多事。检阅军队一波未平，《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这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走的一步棋。

    汪东兴下令：“《红旗》不表态。”

    华国锋首肯：“就是不表态！”

    招呼打到各省各部门，听招呼的却只有一个湖南省。

    湖南是华国锋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湖南也是出干部的地方。粉碎“四人帮”后，湖南省的负责人是捧着“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肖像回省作传达，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也是坚决站在华主席一边……

    多少旧事旧人浮出脑际，华国锋更记起一封来信，是他的那位打倒已久的老领导周惠的来信，“我愿意去看看你，说几句话。”

    说什么话？自然是想出来工作。一旦出山会站哪一边？这个人过去就反对过毛主席……

    但，总不能把好人都叫邓小平、胡耀邦去做何况，过去在湖南与周惠关系相处得还好，“文化革命”也没发生任何直接关系，不会有隔膜。

    华国锋对秘书吩咐：“你和交通部联系一下，请周惠同志明天下午到人大会堂，我同他谈谈……”

    一

    “我是躲地震来了，”楼上响起了陈云柔和的富于苏州评弹韵味的语声。“北京医院的药我可不吃”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欢庆声尚未全息的一个夜晚，北京医院的北楼。

    不要小看这栋旧式灰楼，里面经常藏龙卧虎。军队的高级将领医疗保健在三○一医院，党政的高级领导干部医疗保健就集中于这所北京医院。就在这栋楼的楼上，还住了一些部长级以上的老干部，晚上集聚于休息室看电视。当陈云在病房里柔声讲话时，楼下却打雷也似地响起了吵骂声，似乎医护人员想阻拦什么人，却未能阻拦住，伴随咚咚的脚步，顺楼梯响上来，显然这位火气不小的“老家伙”已经“闯关”而入，上楼来。那个敦实得像拿破仑一样的身影升上来时，嘴里兀自从牙缝里挤出怨声怒气。

    看电视的老干部纷纷寻声望去，那人已全身暴露于橘黄的灯光下：他身材不高，精壮敦实，留着那种显示男人进取精神强烈的小平头；他肌厚肉重，脚步沉甸甸，男性气虽然十足，相貌却不敢恭维。脸色黧黑，两道疏淡的眉毛下，眼睛像机枪射手寻找目标一样眯细了巡视，浑圆的鼻子下，嘴角抿紧，带上青石般的隐忍之情，像是压抑已久，渐渐变得冷漠。他穿一身老干部的传统式的中山服，衣领紧紧箍在胀粗了的紧盈盈的脖颈上，胸脯微微起伏，显然怒气未消。再细看，就可以发现他的面孔上还有几颗浅浅的痘疤，无疑是少年时受过天花的磨难。

    “骂谁周惠同志，”电视机前有人问，“气成这样子。”

    “我骂卫生部长！”周惠跟着又挤出一句粗鲁话，是怪工作人员不放他进来。

    叶飞不慌不忙站起身：“陈云同志也在这里，一起去坐坐吧，啊，周惠，一起去看看。”

    “好久没见他”周惠喃喃，“大跃进时，他就倒霉，在武汉开协作区会议，湖北省委书记坐主席位上，他讲话，被湖北省书记把手一拦：你那些个行。唉，飞扬跋扈。”

    在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陈云是极富特色的一个。且不说众所周知的他的正直、睿智、清廉、求实，至于他在发展经济方面所曾作出的巨大特殊贡献，和他坚持独立自我的勇气和自觉节制的毅力则更是难得。

    比如毛泽东声色俱厉或雷霆大发之际，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几乎都曾违心地作过检查，惟有陈云，无论是毛泽东批“反冒进”还是搞反右倾，他都不肯违心作什么检讨，他的对策就是住医院或者到苏州去听评弹。他言行的准则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又比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外出时搞特殊化，超标准享受，陈云便支持妻子向中共中央写信，提出严肃批评，并要求对其进行教育，责令改正。“英明领袖华主席”南行，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组织群众搞盛大欢迎，陈云便以中纪委名义发出通报批评，责令其检查改正。

    至于陈云的自律和节制，更是表现于方方面面，令知情人叹为观止。比如吃菜，他以青菜豆腐为主，每餐几块豆腐就是几块，任何情况下也不多吃或少吃一块，几十年如一日。每餐一小碟花生米，永远是十三粒，一粒不多，一粒也不少；会议喝茶只放三片茶叶，工作人员都知道不能多也不能少；休息散步，每次十三分钟，不多也不少；至于会客，除谈工作，一般礼节性拜访，尽量拒绝，若见，最多三分钟，不浪费时间。

    陈云会客，有过这样两个小故事：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受到陈云保护，幸免于难，内心非常感激。路经北京时，专门去看望陈云，被卫士长郁德水挡在门口：“韩司令，首长说不见，请回吧。”韩先楚不甘心，对郁德水说：“你再跟首长说说，我就见一面，决不超过三分钟，超过了你赶我走。”郁德水进去向陈云报告，并劝说道：“首长，人家一个大司令，在门口等半天，就见一面也不要紧嘛。”陈云将手一摆：“没事见什么？叫他回去好好干。”

    郁德水一脸尴尬对韩先楚说：“韩司令，首长的性子您也了解，他说没事见什么？叫你回去好好干……”

    韩先楚的犟劲也上来了，说：“你再进去报，就说我韩先楚没别的要求，只见他一面，一句话也不讲，见一面我回头就走。”

    郁德水为难地皱起眉：“都报过三次了，再去报，这话叫我可怎么说”

    “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说。”韩先楚补充一句：“你不去报，我就不走，首长不见我，我也不走，我就等在这儿”

    卫士长无奈，只好如实向陈云报告，说韩司令见首长一面，不讲话，见不到首长就不走。陈云不做声，卫士长就试探：“那就见一面吧？”陈云仍不做声。卫士长没听到反对的话，便做主引韩先楚进来。韩先楚用军人步伐走到陈云面前，咋一声响，立正敬礼，一言不发，当即向后转，仍是那种军人的步伐，大步而去。侍立一旁的卫士长看得目瞪口呆。

    山西省委书记王谦似乎比韩先楚幸运得多，顺利受到陈云接见。他同陈云握手，问安，将公文包放沙发旁，见卫士长送来茶水，忙客气一句。待这种例行的寒暄结束，屁股算坐稳了，正想谈什么，就见陈云伸出一双手在上衣兜里掏，掏出一张纸条。王谦以为首长要有什么指示，便望着那张纸条等候，却不见陈云讲话。正不知该如何办，又见陈云看表，便探过身去想问问。

    这时，陈云将那张纸条一举，向他亮了一行字：“三分钟谈话时间已到。”

    王谦张开的嘴还没来得及出声，便硬生生地闭住，弯腰拿起公文包，起身，告辞，走人。

    所以，没有正事要谈，很少有谁会去陈云那里浪费他的时间。今日特殊，叶飞、吕正操、廖志高和刚来医院的周惠等人，结伙去看陈云，竟被热情地欢迎进去，连床带椅子地把陈云的病房坐了个满。

    “多大岁数”陈云同叶飞握手。

    “六十三。”叶飞回答。

    “你”陈云问吕正操。

    “七十二了！”吕正操的口气带着无限感慨。

    “○五年，属蛇的？”陈云追问。

    “对，属蛇的。”

    “咱们还是同岁哩！”陈云感慨着晃动头，“岁月不饶人啊，这十年！”

    于是，大家都明白了陈云逐个问年纪的深远寄意和希冀。

    “噢，是你”陈云的目光落在周惠的脸孔上，“你还在交通部当副局长”

    叶飞点头。周惠不无感动地说：“陈云同志，快二十年了，你还这么清楚我”

    “我们都是十年，你是二十年，不容易呀！”陈云作个手势，略一沉吟，嘘口长气说：“不要当了，到省里去吧。”

    满屋目光都集中到了周惠身上。他脸上微微泛红。能说什么二十年不容易，现在到省里去谈何容易？……

    常言道，十年育人，二十年换代。换了代的中国青年对周惠这个名字是完全陌生不过，北京医院的老干部们还清楚地记忆着这个名字，在五十年代是湖南省的常务书记；曾经轰轰烈烈，曾经痛痛快快。命运转折是发生在庐山会议，他一屁股坐到彭德怀那里，被批为“彭黄张周周”，一贯主张“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的毛泽东，略一沉吟，抓笔在上面勾了一下，把第二个“周”勾掉他对周惠说：“周惠呀，你是被我从里面硬抠出来的。”他对周惠的哥哥，江苏省省长惠浴宇说：“惠省长呀，你那位老弟是被我挖墙脚硬挖出来的。”

    毛泽东挥笔一勾，将周惠勾出了“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同时也就勾掉了他的“知名度”。天下人都知道一九五九年庐山出了“彭黄张周”，却不知道曾经是“彭黄张周周”。如今，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已逝去，黄克诚九死一生，盲了双目；剩下周惠虽屡经磨难，却终于身体尚健地望到了曙光，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陈云轻拂右手，截止了这个话题。庐山会议上的“彭黄张周”不平反，周惠的工作分配谈何易？他转而讲起抓“四人帮”的经过，这是今后一切拨乱反正的前提。

    “紧张啊，当时。”陈云少有这种激动的神态，“那时候确实是你死我活，‘四人帮’也是一样，张春桥日记里不也说要杀人嘛。抓‘四人帮’可不是好玩的啊，这个想法是好多人都有了，不敢说，互相绕着圈子试探。聂帅有这个想法，同杨成武讲过；叶帅也有想法，华国锋和汪东兴也有想法。叶帅、聂帅和杨成武在西山谈，华国锋和汪东兴在城里谈。后来王洪文上了西山，聂帅就回城住，叶帅留在山上，搬到了玉泉山。山上山下是杨成武联络。汪东兴来找我，想通过我了解叶帅的态度。叶帅谨慎，我打电话，他说不见，却叫他儿子叶选平开了个买菜的大吉普车把我接去他是怕电话被窃听。商量这件事，华国锋不便行动，主要是叶剑英和李先念。当时征求我意见，我说这个事情可不能随便玩，要慎重，我得考虑考虑，当时没表态。考虑一段后，我说，可以，我同意。但下不为例。这家伙是随便来不得的，搞开了头不得了，我多次讲：下不为例，以后决不能再搞……”

    周惠明白了陈云所讲的含意：非常之举只能在非常情况下慎重使用；非常之举只能管一时，不能长久。否则就会犯大错误。他对此有切身体会。

    那是抗战胜利后，周惠去鲁西北开辟新区。国民党进攻，来了一个师，势力很大，对共产党人及革命积极分子残酷屠杀，一家一家地杀，实行白色恐怖，新开辟的根据地一天天缩小，面临全部丧失的危机。在这非常情况下，周惠断然决定搞“赤白对立”，以红色恐怖对白色恐怖。当时，国民党将我高唐县二区区长褚丹谊一家全杀光周惠叫来县长辛甫说：“你去监斩，把杀我们区长一家的凶手抓来，也杀他全家！”辛县长抓住了凶手，杀了他一家。这一来，震撼了敌人，再不敢那么凶残地屠杀无辜，我们的干部群众才安了心，稳定了情绪。后来，周惠为此作了检讨，向干部群众讲明，杀凶手一家是非常情况下，被逼迫的非常之举，以后决不能再搞。现在的逮捕“四人帮”，也属非常情况下的非常之举，在党内当然不能再搞。

    陈云讲了一个多小时，讲得口角起沫。在场的部长们都与他相识几十年，都是第一次见他如此兴奋。有人听过，插话道：

    “在抓‘四人帮’这个问题上，华国锋和汪东兴都是立了功的。”

    陈云说：“我不这么讲，我认为这是共产党员应该办的事情。七六年他们不抓，七七年别人也会抓。‘四人帮’能抓起来，主要还是叶剑英的决心，是党心民心所向，不要由此又搞什么大树特树……”

    二

    不知不觉天已近午，来自宇宙的光辉孵化营养了亿万生命。他立于窗前，习习春风穿过铁纱窗轻拂肌肤，与体内旺盛的阳刚之气相激相和，肌肤下的热血直要喷涌而出。他极目天际，仿佛望见苍茫大江与烟波浩渺的鄱阳湖交汇，望见西南岸那云龙雾锁，千古不语的庐山。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他还记得当年下山，在机场见到林彪与黄永胜等人照相，一片春意融融，喜悦祥和。他头也不抬，灰溜溜的，只在心里自慰：不求无错，但求无愧。

    他到交通部当了一名副局长，息了东山再起的念头，只想踏踏实实为民做几件实事。他想避开政治运动的风波，但是他不找运动，运动却要找他。天下万物万事脱不开一个理：物极必反。若没有十年浩劫，没有全党、全国、全民一起遭受大苦大难，他周惠怎么可能在有生之年抬头喘粗气，一切都只好交给后人去评说。

    现在不然了，他迎来生命的第二个春天。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来电话，他当年的下级，现在的“英明领袖”华主席，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

    会谈出什么结果他激动，不安。毕竟，这次见面已拖了近一年。

    去年在北京医院看望过陈云之后，心里便蓬地燃起一堆火苗，那个声音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形状，却像冥冥之中在身周飞翔并带来抚慰的传说中的精灵，又像庄严而神圣的钟声绕梁三日撩拨起人们心底的希望和诚挚：“副局长不要当了，有什么当头？到省里去……”

    于是，他本已宁静了的心又失去了宁静。欲望总会使人失去宁静。

    部长叶飞总是将周惠视为平等的对话伙伴。在后圆恩寺的居所内，他扬扬下颏，招呼周惠说：“哎，小平出来了，我今天要到他那里去看看。”

    周惠眨眨眼，说：“请你给小平同志捎句话，跟他问声好，再跟卓琳问个好，二十年没见他们两口子”

    叶飞望着周惠，解释：“这次我不好带你一道去，他没约你。”

    “我不去。”周惠眨着眼笑笑，“就请你捎个好，提一句就够”

    两人对视三秒，都笑他们都是懂政治的仕途上人，都明白“捎个好”的意义。

    叶飞回来，对等候的周惠说：“我已经代你问了好，小平原话就一句：‘叫他找华国锋去，他们都是湖南的。’”

    邓小平一句话，令周惠犹豫二十天，过去的下级，现在的领袖，好找能找他先找了国务院副秘书长商量：“你看我能不能找华？”

    副秘书长沉吟片刻，道：“我看可以。你们过去相处还好，你对他也是器重的，还有周小舟，都曾器重提拔过他。庐山会议之后，你们下台，不是向主席推荐过他”

    “此一时，彼一时……”周惠仍在犹豫，“找他，他要不理我再说，他现在的情况，如果……”

    话未尽，言外之意懂政治的人都懂。如果周惠过去是华国锋的下级，现在找华正当其时；偏偏周惠过去是华国锋的上级，现在去找成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其中便有诸多难言之尴尬。

    “唉，可以写个条子嘛，管他理不理！理了好，不理也坏不到哪儿去。”国务院副秘书长说，“我把条子帮你送叶帅处，让叶帅转华主席，他理不理，我们该做的就算都做”

    “你说的也有道理。”周惠终于下了决心，给华国锋写个条子：

    华主席：好久不见你抓“四人帮”功劳不小。你现在日理万机很

    忙，什么时候得空，我愿意去看看你，说几句话。

    周惠

    这张条子装入一个信封，封面写有“叶副主席转华主席收”。

    信发半年，没有任何回音，便以为是石沉大海，渐渐忘却一边，却又在一九七八年初春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说华国锋约见。真是好事多磨。偏遇周惠重感冒卧床不起，又担心把感冒菌带入中南海，只好回话陈明情况：重感冒不宜见，怕传染华主席。

    现在又过去两个月，华国锋再次约见，身健神清，正好赴约。但见面之后又该谈什么粉碎“四人帮”后的日子，举国宣传颂扬华主席，是为了政治稳定，确立核心、建树权威还是一场新的造神运动？每当广播里唱出“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本来动听的曲调却由于歌词的更改令人起鸡皮。是因为过去与华国锋太熟而听不得这种颂词？还是他经历太多波折已经养成对此类谀倾之词的警惕和厌恶？……

    他忽然又想起一年前陈云在北京医院的谈话。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分明有功，陈云却强调不须这样讲，“是共产党员应该办的事”。看来，他正是怕民众和某些干部缘此又搞起一场新的造神运动。

    他打住思路，转身离开窗口。因为汽车已驶到楼下。

    车轮沙沙，小轿车轻快地驶上长安街。周惠仰靠车椅背，两眼微眯，黑森森的目光透出一种哲学家才特有的那种隽冷的思考。

    右侧已是***城楼，左侧是毛主席纪念堂，若照直前行，便会看到那堵“西单民主墙”。周惠觉得那根中枢神经被冥冥之中的手指拨动了一下，全身跟着颤动，万千念头便循着那拨动的旋律跃将起来：东边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最高象征，西边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各种无政府主义、反政权秘密团体的“圣地”。这一对相距两公里的对立物，现在都是北京最吸引人的“旅游景观”。外地来京人员，有的直奔故宫，有的直奔纪念堂，也有的直奔西单墙，更多的人是“一日三游”，定要将这三处地方都逛到，以感受那迎异的政治、文化氛围。

    所谓西单民主墙位于西单大街东南侧，不过一堵长约二百米的灰色砖墙。由于它面对宽阔的长安街，位置醒目，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北京无数张贴大字报的园地之一。一九六六年这里率先贴出“打倒刘少奇”和“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到了“四·五”运动时，这里又率先贴出呼唤邓小平出山的标语和声讨“四人帮”的诗词。从一九七七年夏开始，这堵墙成为上访人员忆苦诉冤，争取公众同情支持的大字报集中地，并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进而吸引来外国记者和联袂而来的换了便衣的警察。于是，这堵墙不但位置合适作传媒。那形成的人文环境也是具有能充分发挥传媒作用的特点。

    周惠毕竟久经政治斗争考验。他对中国封建传统的认识远比西单墙下的人们来得深刻，所以，他对中国建立、完善民主与法制的思考，也远比西单墙下的人们来得明确可行。

    对于毛泽东讲“马克思加秦始皇”，周惠初始总是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到了庐山会议，渐渐看到并亲身体验到了可怕的消极面；再到“文化大革命”，更发现是一场噩梦；粉碎“四人帮”后，痛定思痛，反思毛泽东制定和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心论》，人多好办事的《人口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论，以及世界革命中心论，实在是给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和灾难性后果。由此再进一步沉思这些错误何以能在中国发生并在二十余年中受到多数人支持或容忍，便感觉到封建与迷信在这个文明古国所具有的深厚广大的基础。

    他想起一位哲人的话：“迷信是人类本身存在的一部分；在我们以为已把它全部清除了的时候，它却藏身在最出人意料的角落里，而一旦它相信自己是万无一失，就又突然地冒了出来。”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中以反封建、争民主而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可惜，在破除旧迷信的同时却又建起新的迷信。这就不能不使人去看看这个民族及当时国民的素质。

    毛泽东越到晚年越尊崇秦始皇。中国的皇帝制度就创始于千古一帝秦始皇，并且两千年不改秦制。

    皇帝，至尊之称。皇者，煌也；盛德煌煌，无所不照。帝者，前也，能行天道，事天审帝，故称皇帝。

    讲秦始皇“盛德煌煌”或者有道理，他创建了世界上最完善的封建制，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封建制度能比。公元前二二年，秦灭六国，统一人下，即废封建，设郡县；废世袭，派流官；中央集权，划一制度；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度量衡，在经济、文化诸方面为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建立了基础。颁行秦律于前，焚书坑儒于后；驱胡虏，筑长城；统四海，住“阿房”；天下大权集于中央，中央大权集于皇帝，则皇帝即国家，国家即皇帝，皇帝与专制合而为一。

    毛泽东一生，建党、建军、建革命根据地；扫荡军阀，抗击日寇，打垮国民党蒋介石，在公元一九四九年一统天下。他一方面破除封建，设立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民主制度，创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便同时又讲“房子造好了，不能空荡荡吧？总要摆几个花瓶挂几幅画”。民主党派也罢，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也罢，不过是花瓶之类的摆设。他毫不讳言国家的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党领导一切”，毛泽东多次讲“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七十二个儒，我们超过他一百倍！”秦始皇“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毛泽东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天地不如毛主席，天地之子秦始皇怎么能与毛泽东比？

    天下大权集于党内，党内大权集于毛泽东，正所谓“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

    周惠每念及此，便不由得想起那位党内的秀才田家英。家英于人前人后，习惯称毛泽东“主公”。读历史故事多的缘故吧。主公震怒，整个中央委员会等于零，更无须提劳什子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

    皇帝名号一经确定，有关皇帝的行动和亲属均制定了法定称号。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最讲究名正言顺。

    臣民称皇帝“陛下”，史书称皇帝“上”；皇帝驾临日“幸”，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生曰“诞”；死曰“崩”；父曰“太上皇”；母曰“皇太后”；妻曰“皇后”；妾曰“妃嫔”；子曰“皇太子”、“皇子”；女曰“公主”等等。这些称号本身虽有尊贵无上的意义，但真正重要的意义还不在于称号本身，而在于“独断”。即这些称号“非天子亦不敢用”。又比如“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都是皇帝“独断专用”，他人有染，便一定是大逆不道，是谋叛谋反之死罪。联想新中国成立后，“伟大领袖”、“万岁”、“万寿无疆”等等颂词渐为“独断专用”，朱德、彭德怀都曾闻“万岁”而失色，不敢领受。又比如刘少奇任国家主席后，庐山上的服务员称其刘主席，少奇夫妇忙制止：“不要这样叫。我们只有一个主席，是毛主席，你们就叫我少奇同志最好”。这种“专用”的存在，不正是包含了“专制”之意

    周惠在“文化大革命”中，每闻“最高指示”，特别是见到群众敲锣打鼓，用隆重仪式聆听最高指示时，心中都会百感交集，生出莫名的忧虑和哀伤。封建社会，皇帝行使权力的凭证是玺、符、节。玺者，印也；印者，信也。符者，调兵遣将，从事征伐之信物。节亦为信证，乃外交活动中，使者执以示信。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红笔一圈，一个“最高指示”，其权威性便超过那些玺、符、节。

    中国的封建制度还包括宫殿、宗庙、陵寝制度。周惠一瞥之间，右侧古老金碧的故宫和左侧新建之敦实的纪念堂已在车窗外擦过。小轿车正要行向两公里外的西单墙，却又急拐，驶向人民大会堂的北门。

    于是，周惠脑子里又浮出那张本来熟悉、现在已陌生的温厚祥和的面孔。跟这位华国锋主席谈什么虽然万千念头跃于脑海，却显然都不是能谈的内容。偏偏思想又总脱不开已有的轨迹：

    其实，中国封建制度最重要的内容，并不在于他前此考虑的名号、名称、繁文得节之上，而在于延续宗祥。过去两千多年，历代历朝莫不将立储视为制度延续，政体不变的头等大事，正所谓“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年，开国的英雄们年纪渐大，便一年比一年多地提出“接班人”问题。毛泽东先后选择了刘少奇、林彪为接班人。尤其林彪，如历史上的《金匾遗言》、《遗诏》那样写入党章，立为“太子”，结果是折戟沉沙，“本一摇，天下震动”。据说老人家也因此身体垮下来。最后总算手书“你办事，我放心”。又立了华国锋为接班人……

    小轿车停在人民大会堂北门的高阶下。周惠没有马上动作，沉想尚未结束：到底谈什么？唉，跟着感觉走吧。

    “是周惠同志吧？”旁门转出一名年轻干部。

    “哦，是我。”周惠发现已经进了人民大会堂的北门。

    “我是曹秘书，请这边。”

    周惠被引入东大厅。

    “请稍等，华主席处理完手头的事，马上过来。”

    周惠吸燃一枝香烟。烟力悄悄浮上来，倏忽间冲开一窍：政治笑话不是历史……

    政治笑话是情绪的宣泄，不管真伪，只反映当时当地之民心民意。只有历史才能反映和揭示事物的本质或曰规律。

    是谈民心民意还是谈……

    周惠吐出一口烟，喃喃出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