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许多老人都说，我出生前的五十年代初期，那是怎样一个生机勃勃和万众欢腾的年代啊！一提起那段日子，我父母的神情立刻变得年轻起来，因为那时候他们正好年轻，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年轻的日子谁不珍藏在心呢？

    旧政权像昨天的太阳已经落下山去，新时代像初升的朝阳刚刚升起来，新旧交替的时代变革给年轻人带来许多新的选择，许多美好的憧憬和希望。人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改变未来，在一个给人带来变化的年代，人人都因为充满希望而朝气蓬勃。

    我一位堂伯父说：“那时候，报纸天天都有胜利消息，广播里朝鲜战场天天都在打胜仗，美国人变得跟兔子一样只会逃跑。解放军进军西藏，大剿匪，农村土改，镇压反革命等等。人人都在欢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大街上秧歌队锣鼓喧天，欢送青年到队伍里去。总之那是个火红的年代，人人都有紧迫感，形势逼人，时代像滚滚车轮，你一犹豫就掉队了。”

    我的岳父，一位享受离休待遇的老人，他的经历更是大起大落。本来到美国留学的飞机票已经买好，因为听从组织召唤（他在成都和平解放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组织），毅然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转而投身保卫城市和学校的斗争。后来他被分配到政法战线工作，是我们这座城市里资格最老的法官之一。不幸的是1957年他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从此命运一落千丈，直到改革开放，经过种种努力才争取来一个离休待遇。

    相比之下，我的父亲就显得比较被动，他一心只想当科学家，对政治不感兴趣，我认为这起码是觉悟不高的表现。父亲说：“那时政府号召年轻人参军，抗美援朝，学习文化。大学里也招兵，不少同学上着课就不见了，原来是参军走了。”

    我问：“您为什么不去参军呢？那时候参军多光荣，我们也好落个革命军人的光荣出身呀。”

    父亲回答我：“要是我打仗死了，就什么也没有，现在至少我还留下你们这几个孩子呀。”

    我说：“当时您大学毕业准备干什么呢？”

    父亲回忆说：“你爷爷打来电报，要全家都到加拿大定居，后来没有走成，我也跟着留下来。”

    我心中掠过一阵激动，原来我们险些就成为令人羡慕的海外华侨啊。我几乎绝望地嚷起来：“当时您为什么不走？爷爷不去，您一个人走啊，拿出您当年背着家里参加远征军到印度打仗的勇气来。”

    父亲望着远处说：“我回到你爷爷的工厂做练习生。是你爷爷决定的。”

    父亲辛勤工作一辈子，历经人生坎坷，八十年代以副教授职称退休。我几乎有些恨我的爷爷，是他老人家扼杀了父亲和我们一家人的光明前途。后来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一些，爷爷工厂没能坚持多久，因为私有化很快被公有制进程取代，爷爷变成一堆被称为“股票”的废纸拥有者。他老人家民国初年创办中国“裕华”、“大华”纱厂，是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仙逝于1960年。

    我美丽的母亲在学生时代向往参军，当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或者解放军的女文工团员。那时候她只有十七岁，还在成都华美高中念书，是那种充满幻想的花季少女。她的不少女同学都因为走上革命道路，穿上军装，成为跳舞唱歌的文工团员然后嫁给首长，成了很有级别的高干夫人。我说：“您为什么没有去实现自己梦想呢？依您的条件，走这条道路应该不成问题呀？”

    母亲有些害羞地笑笑说：“当时部队到学校招文工团员，我记得很清楚，说是到广州去。首长第一个批准我，马上就让上车出发。我说我得回家说一声，我最放心不下你外婆。结果这一回家就再也没有出来……都怪你外公自私。他把我当成摇钱树，当兵还摇什么钱呢？”

    我说：“您为什么不反抗呢？白毛女都能反抗黄世仁，您还不能反抗一个外公吗？您一反抗，我们这些后代不就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了吗？”

    母亲叹口气说：“这都是命啊！女孩子，迟早要嫁人，反抗有什么用？”

    我觉得像母亲这样的资产阶级小姐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没有反抗精神，也没有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但是连她都有过突围冲动并险些获得成功，这说明革命形势已经像春风一样深入人心催人奋进。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个新政权建立时的精神面貌。国民党旧政权的阴影正在消失，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刚刚开始，年轻的共和国因为赢得大多数民众拥护而生气勃勃，兵强马壮，显示出敢于同一切帝国主义较量的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在这样一个年代，任何人复辟旧政权和反攻大陆的梦想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2

    许多年前，我在云南边疆度过一段漫长而且难以忘怀的知青岁月。那时候我们兵团知青分布在千里边防线上，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执行祖国赋予我们屯垦戍边和接受再教育的光荣任务。我所在的团（后改为农场）地处中缅边境，地名叫陇川，全县人口不足万人，以致于许多知青到了目的地他们的父母还没有从地图上找到那个叫陇川的小地方。

    其实我们守卫的这片国土上还是出过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出过全国知名的英雄人物，比如女英雄徐学惠。八十年代以后的年轻人已经不大听说这个名字，但是在五六十年代，这个名字几乎妇孺皆知，其知名度与江姐、刘胡兰、丁佑君、向秀丽等女先烈并列，惟一的区别是先烈死了，徐学惠活着。

    徐学惠是陇川县银行，准确说是我们农场一个小储蓄所营业员，那个小储蓄所离我们连队只有三里地，在糖厂水库边上，而我们农场另一个后来成了有名气作家的北京知青王小波，他们连队也离那座水库不远。我们很多知青都到那个小储蓄所存钱，不是钱用不完，是怕花光了回不了家。

    徐学惠事件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一个夜晚，当时年轻的徐学惠只有不到二十岁，未婚，是否有对象不详。一群国民党残匪从国境对面的“洋人街”过来抢劫储蓄所，徐学惠死死抱住钱箱不松手，以致于残暴的匪徒竟把她的双臂活活砍下来……

    这是我们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陇川发生的著名事件，这件事甚至惊动当时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徐学惠出名后受到党和国家关怀，调到昆明，装上假肢到处给青少年作报告。“文革”期间受“四人帮”拉拢当上省革委副主任，相当于副省长，终于晚节不保销声匿迹。

    当我在金三角采访反攻云南的国民党残军，提及名噪一时的徐学惠事件，他们都摇头否认，不肯承认罪行，好像个个都很无辜的样子。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实在是跟日本人差不多，日本人至今不肯承认南京大屠杀，好像那几十万人都是自杀的。徐学惠会把自己手臂活活砍下来吗？

    国境对面那个外国小镇叫“洋人街”，据说是国民党的据点，后来我才知道，“洋人街”是联合国禁毒署列入名单的世界毒窝之一。不过当时金三角恶名远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谈毒色变，政治任务高于一切，所以我们屯垦戍边的主要任务不是禁毒而是防止蒋残匪窜犯边疆。

    “蒋残匪”是个定义不详的历史符号，从前我常常在电影中看到他们，就是那种经过艺术加工的獐头鼠脑的坏人。但是在我的知青生活中，这个符号就变得很不具体，比方夜里突然升起一二颗信号弹，出现几张反动传单，传说某地桥梁水库遭到破坏，生产队耕牛被毒死，等等。开始知青警惕性很高，深夜一吹集合哨，大家赶紧起床执行任务，裤子穿反也顾不得，一心指望抓住敌人当英雄，有人因此掉进沟里摔断腿终身残废。久而久之，白天劳动，晚上备战，人累垮了，敌人却连鬼影也没有见一个。幸好后来上级传达指示，说敌人搞疲劳战术，我们从此安心睡觉不再理会。

    我们劳动的山坡对面就是今天令人谈毒色变的金三角，国界是一条不足两米宽的小河沟，两边山头上都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森林。我们男知青常常站成一排，一齐把尿撒过国界，戏称“轰炸金三角”。“洋人街”坐落在我们连队对面山上，肉眼能看见许多铁皮房子掩映在绿树丛中，太阳一升起来，那些房顶就闪闪发光，像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令人遐想无限。但是指导员严肃指出，残害徐学惠的国民党残匪就是那里派出来的。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企图复辟，妄想反攻大陆。还乡团回来了，我们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

    边疆七年，我的知青生活中像风一样刮过许多有关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传说。比方五十年代，某寨子吊死我两名英勇的侦察员。某路口，敌人支起大锅将我方伤员（或者干部，或者农会主席）活活煮死。我没有想到的是，许多年以后自己将走进这些躲在金三角也就是历史帷幕后面的人群中间，成为一段特殊历史的揭秘者和书记员。

    另一件事情是，八十年代末我重返农场，改革开放，边疆发展边贸，我终于有机会走进国境对面那座像乩语一样神秘邪恶的“洋人街”，了却一桩心愿。其实我看到这是座很平常的缅甸小镇，低矮的铁皮屋顶，飞舞着蚊虫苍蝇，充斥着垃圾和热带气息的肮脏街道，做生意的人群和骡马散发出令人恶心的汗酸味，毒贩公开向游客兜售毒品。在一座大房子跟前，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从前的汉人（国民党）情报站，废弃多年，现在成了教堂。我驻足倾听，果然听见有呜呜呀呀的管风琴声从教堂的窗口飘出来。

    我重重舒一口气，走出历史阴影，走到明亮的阳光下。

    3

    许多金三角老人回忆说，1951年，反攻命令一下达，在国民党官兵中引起一片热烈欢呼。许多人流出激动的眼泪，对空鸣枪，扔帽子，还有人干脆蹲在地下嚎啕大哭，好像一群被告之可能回家的流浪孩子。

    我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曾经对此深感困惑。因为我不明白，这些丢盔卸甲的国民党残军难道没有一点自知之明，他们凭什么相信反攻大陆会成功？他们难道忘记仅仅一年前，他们是怎样从大陆狼狈逃出来的？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对手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强大，而他们自己不过是一群虚张声势的流寇？

    但是当我走进五十年前这群失败者中间，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因为我并不费力就找到答案所在。

    在泰国北部城市清莱，一位参加过反攻云南的前国民党将军面对来访的大陆作家，极为感慨地叹息道：“我们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仗，还是不了解共产党。现在来看，反攻大陆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大陆，总认为人民站在我们一边。如果人民站在我们一边，国民党怎么会失败呢？……弄明白这个简单道理，我们用了五十年时间。”

    在金三角小镇回海，另一位已经加入泰国籍的华侨老人平静地说：“什么叫鸿沟，什么叫仇恨？国民党被赶出大陆，赶出国境，这叫仇恨。广大官兵只能听见台湾宣传，相信一面之辞，这是鸿沟。台湾宣传说，共产党如何残暴，屠杀人民，共产共妻，老百姓怎样生灵涂炭，人民如何盼望国军回去解救他们，只要你们反共救国军一到，人民立即就会群起响应，以起义和战斗欢迎你们，共产党政权立刻就会像太阳下的冰雪一样土崩瓦解……你知道蔡锷北伐的故事，他是辛亥革命的功臣，我们把李主席看作金三角的蔡锷，反攻云南就是又一次北伐。如果我们有可能像现在这样常回大陆看看，谁还会相信那些幼稚可笑的政治谎言呢？问题在于，当时我们都相信了，而且深信不疑。”

    我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广大官兵被蒙蔽，作为国民党主帅的李弥，他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新的蔡锷么？他有能力改变历史命运，反攻大陆成功么？如果他不相信，他为什么还是要全力启动这场大陆解放以来惟一一次大规模窜犯大陆的军事行动？他怎样扮演这个两难的历史角色？

    根据不少老人的叙述，我渐渐看见将近半个世纪前，反攻云南的国民党主力在孟萨集结完毕，李弥亲自将部下兵分两路：一路大张旗鼓向东佯攻景洪，扰乱共军视线，另一路主力则在缅北山区隐蔽行军，直到四月下旬才抵达一座地名叫做岩城的佤山。岩城古称永恩，界河对面就是云南西盟县城。

    我对此感到疑窦丛生。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兵贵神速”永远是一条战术要义。可是李弥部队似乎并没有紧迫感，他们就像游山玩水，几百里路居然走了两个月时间。我向武老请教，前国民党幕僚回答说：“行军就是行军，没有人拖延时间。”

    我摊开地图向他指出：“可是这样一条路线，你们居然走了整整两个月！那么你们都干些什么事情？”

    他态度甚为安详地说：“发动群众，扩大影响呀！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动员青年当兵，建立反共游击武装，宣传三民主义等等。”

    我说：“你们不怕暴露意图，不怕解放军侦察到你们行踪？”

    武老笑笑说：“只有傻瓜才会相信，我们那区区几千人能反攻云南。美国人在韩战中吃紧，台湾有精兵百万尚难自保，我们能起多少作用？”

    我眼睛一亮，追问道：“李弥真是这样想的吗？既然明知道不可为，为什么还要反攻云南？”

    武老点头赞叹道：“这就是李主席英明过人之处啊！古人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嘛。”

    我开始有些明白，李弥其实是在下赌注，只不过他押的宝不在大陆，也不在台湾，而在美国人身上。

    缅北山区原本没有国民党势力，李弥大军一路走，一路招兵买马，几乎毫不费力就把沿途土司山官统统招安，封了许多纵队司令支队司令，最小的也是上校独立大队长，反正只要给枪给钱，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部落酋长封建头人决没有不肯依附的道理。李弥对此很满意，向台湾发电称，反共救国军实力扩大好几倍。

    岩城是座方圆百里的大山，为佤族山官屈鸿斋的领地。屈鸿斋号称“岩城王”，这个土皇帝却不是佤族，他是云南汉人，犯杀人罪逃过国境避难，做了佤族山官的上门女婿。山官没有儿子，由他继承世袭领地。李弥派人做策反工作，送了许多银元和枪支，委任他为少将纵队司令。事实上这种收买战术几乎百战百胜，比如从前的杀人通缉犯屈鸿斋，一夜之间旧貌换新颜，坐在家里就白白当上将军，这样的好事上哪里去找？山大王屈鸿斋简直被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昏了头，立刻竖起反共救国军旗帜，积极充当反攻大陆的前锋。

    4月，担任佯攻的部队来电告急，说共军主力来势凶猛，队伍被黏住撤不下来，如不及时撤退，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也就是说，李弥在路上慢腾腾地磨蹭，反攻大陆的计划尚未执行就有可能流产，这样至少没法对台湾交差。当然还有一个更加重要和隐秘的原因，这是李弥全部计划的核心，如果反攻流产将危及这个计划的实施，所以李弥突然变得着急起来，仓促变更部署下达命令。

    前卫师长李国辉奉命凌晨向沧源县城发起进攻。

    4

    这是个久旱无雨的黎明，云贵高原的红土地因为缺乏水分而变得苍老，一层薄雾如碳灰般将天地笼罩，河流奄奄一息，岩石蒙上一层灰。在这个雾蒙蒙的背景下远远望去，巨大的朝日刚刚升起，好像一枚被踩扁的红鸭蛋，坐落在山峦间的沧源坝子犹如涸辙之鲋，张开干渴的大嘴等待一天漫长的热带干风和太阳的无情煎熬。

    在这个旱季即将走到尽头的早晨，国民党先遣部队越过国境线，对沧源县的前哨阵地蛮宋发起攻击。解放军驻蛮宋一个排，以石头碉堡的哨所为阵地进行顽强抵抗，战斗随即展开。钱运周指挥特务大队和士兵将哨所团团包围，虽然国民党官兵都知道共军只有一个排，等于一颗钉子，而不是匕首，但是他们的行动还是十分小心谨慎。因为这里毕竟是大陆，对手不是只会朝天放枪的老缅兵土司兵，谁能说钉子不能致人死命呢？

    青黑色的碉堡像一头怪兽，披着一层淡薄的晨雾蹲在山坡上，黑洞洞的枪眼犹如深不可测的眼睛，让人感到心惊肉跳。一群色彩斑斓的印度虎皮鹦鹉被士兵脚步惊飞起来，它们在亚热带旱季干燥的空气中努力振动翅膀，把夸张和不安的尖叫声撒得很远。钱运周从望远镜里看见碉堡外围有许多障碍物，树丛中有新掘的战壕，解放军隐蔽得很好，看不见人影晃动。

    碉堡越来越近，只剩下几百米距离，敌人还是没有动静。钱运周感到背上有些发冷，这是一场正规战，不是打土匪，作战双方是较量几十年的老对手，彼此熟悉得如一家人。共军好像有意折磨他们，越是保持沉默，进攻者越是紧张，谁都知道，距离越近，打得越准，国民党士兵快把头埋在地上，虽说敌人只有一个排人，可是枪响起来，谁又担保自己脑袋不被先打穿几个窟窿呢？……

    终于“砰”的一响，共军开枪了！枪声使人精神一振，快要凝固的空气哗啦破碎了。这一枪实在太差，像走火，因为子弹并没有射向人体，而是滴溜溜地钻进泥土里去了。所有人都同时松了一口气，就像捆绑在身上的绳索松开来，他们从地上抬起头来张望，看见解放军阵地上冒出一缕细细的青烟，可以想象那是个惊慌失措的新兵。于是进攻一方士气大振，嗷嗷叫着凶狠地弯腰冲锋。

    形势对防守一方不利，尽管他们顽强抵抗，但是双方毕竟力量悬殊太大，所以第一轮进攻下来，国民党残军占领外围阵地，把剩下的解放军全都逼进碉堡里去了。

    晨雾渐渐散开去，太阳露出脸来，把红通通的光辉斜洒在战场上。碉堡四周躺着几具尸体，他们看上去不大像死人，脸上泛着红光，像心满意足的醉汉。钱运周让士兵喊话，缴枪不杀，国军优待俘虏，碉堡里面有人大声回骂。这时李国辉也上来了，他听出对方是个河南口音，就对钱运周苦笑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妈的！给我轰老乡几炮！”

    炮声一响，对方沉默下来，解放军当然明白炮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炮弹将不结实的碉堡掀开一角，石墙炸塌，一些残肢断体被气浪血淋淋地抛到阵地外面来。国民党官兵欢呼起来，他们被胜利的炮火所鼓舞，挺直腰来进攻，解放军这回是真的完蛋了，好比一头死老虎，谁先冲上去谁拣胜利果实。

    顽强的解放军还有一挺机枪在废墟中射击，零落的步枪也向进攻者表达誓死不降的决心，进攻人群呐喊着，像潮水一样扑向孤零零的石头碉堡。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胜利眼看就要得手，敌人马上就要被全歼，反攻大陆首战告捷的电报立刻就要飞向台湾，国民党打了许多年败仗，逢共必败，这回他们要向老对手划一个精彩的句号。但是这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他们身后突然飞来一阵劈头盖脑的手榴弹，就像晴空万里下起冰雹，手榴弹的猛烈爆炸打乱进攻的队伍，连督战的李国辉也险些被一块弹片击中。

    一台精彩救援的好戏就在国民党反攻大军眼前抢先上演。大约一百多名机动灵活的解放军援兵（其中部分民兵）从侧翼发起虚张声势的袭击，一下子将敌人打懵了头，与此同时，困在碉堡里的解放军迅速撤下阵地突围。他们配合得十分默契，一进一退，一张一弛，就像给国民党官兵上军事课一样。

    李国辉眼睁睁看着共军像孙悟空一样逃出他的手心，这一仗打得无比窝囊，煮熟的鸭子居然在他面前飞走了。他咬牙切齿地说：“给我追上去，一直追进县城。小钱，你带一团人绕过县城，切断敌人退路。我要看看共军再耍什么花招！”

    解放军并没有如李国辉所料那样死守待援，他们在退路被切断之前主动放弃县城，朝双江方向撤退。国民党军队占领沧源县城，俘虏部分未及撤退的伤兵、民兵和工作队员。李弥闻讯大喜，迫不及待向台湾发出战场告捷电，报告反攻云南首战大捷，消灭共军多少多少，已经切实占领云南第一座县城沧源。云云。

    5

    五十年前的沧源是座只有几千人口的滇西小县，不通汽车，所谓县城也就跟内地一个小镇差不多，除县政府临时办公的几间平房，其余都是民居。七十年代我曾经到过沧源，那时我眼中的小县城仅有一家国营百货商店，一家国营食堂，一个小邮电所，和一条石板铺成的简陋街道。听说九十年代沧源彻底改变面貌，县城扩大十倍，柏油公路一直通到省城昆明。

    1951年春天，所有重返云南的国民党官兵都为胜利欣喜若狂，李弥宣布在县城举行一场庆祝“光复”仪式，他迫不及待地骑着马，带领一群幕僚和台湾记者越过国境，意气风发地开进沧源县城。长官检阅了入城部队，国民党官兵举行分列式和阅兵式，喊了许多参差不齐的口号，可惜当地居民甚少，因为打仗又逃掉一些，所以掌声稀落无人喝彩。

    台湾记者进行采访，许多官兵流下激动的眼泪，他们说早就盼望反攻这一天，我们一定要打到昆明去，打到南京去，光复整个大陆。记者把这些豪言壮语都记在本子上，用电台发回台湾，还附上传真照片，说明国军官兵士气高昂所向披靡。

    李弥视察县城时险些被一发偷袭的子弹击中，他身后一个幕僚做了替死鬼，原来是沧源县民兵大队还在山上抵抗。民兵大队长是号称“岩帅王”的当地佤族山官田兴武，他同时还担任共产党沧源县长，本来经过秘密策反，田兴武已经答应里应外合消灭共军，不料战斗打响，他又出尔反尔站在共军一边战斗。李弥很恼火，叫“岩帅王”的亲戚“岩城王”去招降，这才弄明白佤族山官有顾虑，怕国民党不成气候，搞不好落个鸡飞蛋打的下场。于是李弥决定放下架子，亲自同田兴武谈话。可怜佤族山官一辈子没有见过比团长更大的汉人军官，他甚至连一百公里外的临沧城也没有去过，所以当大名鼎鼎的国民党省主席亲自同他谈话，这位立场不稳的山官吓得连汉话也说不清楚，结结巴巴像个小学生。他本是个世袭的部落首领，被中国历史剧变的潮流所挟裹，身不由己地卷入阶级斗争的激流旋涡中，所以他就没法不像个陀螺一样左右摇摆。李弥当然看出田兴武不是个人物，他只用了不出一袋烟工夫就说服他倒向国民党一边。李弥当场委任他为上校支队长，然后将他和他的四百多个佤族民兵派到战场去打头阵。

    俘虏没有得到宽大。他们多数是工作队员，有人负了伤，打着赤脚，还有一个女俘虏，很年轻，戴着眼镜，据说是大城市来的大学生。他们来不及跟上部队撤退，也没有战斗经验，对于阶级斗争的严酷性估计不足，因此他们成为这些反攻倒算的国民党同胞的复仇对象。我在沧源采访曾听当地人控诉国民党令人发指的暴行，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件，就是这些灭绝人性的国民党匪徒在沧源城里支起大锅，将水烧开，把俘虏和伤兵扔下锅去煮。当时的情形不难想象，开水翻滚着，冒着滋滋的水蒸气，许多人围观，发出快乐和满足的哄笑，俘虏捆得像粽子，但是那不是粽子，是活人，女大学生！这幅残酷的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我曾为那位不知名的女大学生的悲惨命运暗暗揪心，悄悄垂泪。后来我在金三角质问当时参加反攻的国民党官兵：“你们这样做，不是跟日本人差不多吗？”

    他们回答：“对不起，我保证我所在的部队没有发生这种暴行……枪毙俘虏的事是有的，但是煮活人没有听说过。”

    我气愤地说：“难道是别人造谣，诬陷你们不成？”

    他们安静回答：“可能因为仇恨太深，彼此都会有一些过激言论和误解。”

    这回轮到我无话可说。我只好问：“现在……还有仇恨吗？”

    他们摇头说：“都是中国人，过去的事想来很内疚。不管什么党，只要你把国家治好，中国强大，我们就拥护你。”

    反攻沧源的初步胜利鼓舞了李弥，他下令乘胜进军，一路由李国辉率师进攻耿马和双江，另一路由钱运周指挥进攻西盟和澜沧，起侧翼屏护作用。“岩帅王”田兴武决心将功折罪，带领他的民兵冲在前面打头阵，解放军兵力薄弱，连连后退，滇西防线很快被击破。国民党残军相继占领四座县城，并在城头升起青天白日旗帜。这时大批守候在境外的马帮蜂拥而至，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把这些小县城里可怜的百货商店、储蓄所、粮站以及一切可以搬走的财产驮上马背，然后源源不断地运往金三角。这种盛况在当地持续了一段时间，络绎不绝的马帮很有耐心地将上述几座县城搬成空城。

    对于兵败大陆的台湾国民党来说，他们太需要胜利，太需要精神鼓舞了，胜利是一道美味大餐，而他们是一群饥不择食的饿汉。于是台湾岛上所有报纸电台一齐欢呼滇西反攻的伟大胜利，好像他们明天就要返回南京一样。军政要员频频发表讲话，政工部门组织民众上街游行，商会财界出资募捐，经过一番沸沸扬扬地炒作，李弥顿时身价倍增，从一个坐冷板凳的光杆司令变成家喻户晓的国军英雄，他俨然成了共产党的克星，战无不胜的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或者巴顿将军。

    台湾的胜利欢呼还有一个苦心，那就是做出姿态给美国人看。当时美国人在朝鲜战场陷入苦战，巴不得看到共产党后院起火天下大乱，如果李弥们一路高歌挺进昆明，共产党岂不是两面受敌首尾不顾么？朝鲜战场的局面不是很快会发生变化么？蒋介石这样做等于提醒傲慢的美国佬：你们与共产党打仗离不开我们国民党，离不开台湾！

    然而就在台湾和美国盟军期待李弥胜利捷报频传的时候，李弥却下令反攻队伍在耿马县城停住脚步，一住就是三个月。

    6

    耿马县城以东四十公里，有一块山间平地叫猛撒，因为是半山腰，没有水源，所以也没有人居住。据说知青到来前几十年，这里森林茂密，是动植物的乐园，后来遭遇大炼钢铁，再后来伐木开荒，到处成了梯田，水土流失严重。当时我的同学王仕陆被分配到猛撒农场插队，番号是建设兵团第二师第八团，他兴奋地告诉我，八团居然有座飞机场！我讥笑他，你们八团知青回家探亲不是可以乘飞机了吗？他说是座报废了的机场，野战机场，也许还能起飞战斗机。我说莫非你们八团的橡胶树需要空军保卫？他说你别笑，都是真的。抗战时期，美国盟军为了保卫驼峰航线，对滇缅日军实施有效打击，曾在猛撒秘密修建了一座简易野战机场。机场只有一条砂石跑道，几间简易棚屋，仅供小型战斗机临时起降。机场即将完工之际，太平洋传来日军投降的胜利消息，机场于是尚未启用便荒芜下来。后来我查阅史料，同学说得不差，基本上与历史吻合。

    1991年我为写作《中国知青梦》专程到猛撒采访，果然看见那座荒芜的飞机场。机场平整如故，没有树，跑道上长满荒草，像座天然的足球场。

    但是当我的视线投向1951年春天，李弥命令他的反攻部队停在耿马、双江一线按兵不动时，我注意到他同时占领了这座废机场。国民党残军在废机场四周布下重兵，我从军事地图上看见，李弥部队的防卫重心事实上已经转移到这座没有人迹的废机场。另一个反常的现象是，他们的对手解放军好像也睡着了，没有反击迹象，连民兵游击队骚扰也时断时续，有气无力。这就有点像姜太公钓鱼，人和鱼彼此漫不经心，玩着让外人看不懂的游戏。根据侦察报告，解放军一个团已经撤退到临沧，滇西方向没有大部队。还有情报说共产党政府机关也开始向大理撤退。一些将领和幕僚认为共军主力被调到朝鲜战场，后方空虚，正是长驱直入的大好机会，有人甚至乐观预言，半个月收复昆明，打败共产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好像前途一片光明，共军不堪一击，需要的只是进攻。

    李弥稳坐钓鱼台，不为人言所动，对大好形势视而不见，根本不理睬部下的焦急心情。他安之若素，每天与幕僚品茗论道，谈棋说画，好像他不是来打仗，而是来游山玩水一样。许多急于打回老家的国民党军官都沉不住气，猜不透老长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连师长李国辉也蒙在鼓里，跟别人一样干着急。

    糊里糊涂过了十多天，一个没有月亮也没有乌云的夜晚，星星在天空闪烁，李弥走出他在耿马县城的指挥部，骑上心爱的东洋大白马，率领一行部下和随从直奔猛撒机场。当他们翻过山坳，一个前所未有的灿烂景象突然像银河落九天一样展现在他们面前。黑夜沉沉，机场燃起熊熊火堆，将山间平地映得如同白昼。士兵戒备森严，骡马集合待命，树丛中隐蔽着大批民工。不久天空响起隆隆的马达声，一架没有国籍的美制飞机飞临人们头顶，这只黑色的巨鸟在天空低飞盘旋，沉重的呼吸响彻夜空。许多国民党官兵欢呼雀跃，他们激动万分，以为几年前抗战大反攻的辉煌场面将在猛撒重演：巨大的舱门打开，全副武装的空降兵和坦克大炮源源不断地从飞机肚子里开出来。

    可惜时过境迁，飞机只投下几只降落伞就慌慌张张飞走了。人们找到这些挂在降落伞下面的木头箱子，箱子里躺着美国武器和弹药。不管怎么说，这也算个期待，美国人没有来，但是美国武器来了，抗战八年，大后方不就是靠着美国援助坚持下来的吗？民工忙碌起来，马帮将这些从天而降的大箱子分解开来，驮上牲口，然后运回金三角大本营孟萨去。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两个月，没有国籍的神秘飞机常常夜间光临猛撒机场，将各种各样的作战物资空投下来，有次还投下两名美国情报军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武器大多是美军二战中使用过的枪炮，美国人用旧武器支援盟友也不是什么新闻，何况是无偿支援。

    直到这时，军官们开始省悟李弥肚子里的算盘。有一天钱运周对李国辉说：“什么反攻大陆？我看叫做反攻台湾，或者反攻美国更好。总指挥在同台湾做交易，我们都是他的道具。”

    李国辉吓了一跳，连忙制止他说：“老弟，咱们都是军人，传出去就是谋反罪。再说长官不依靠美国不行啊。”

    钱运周叹道：“师长，我敢打赌，咱们这辈子是不要指望打回老家了。你没见总指挥在积蓄他的家当么？好容易积攒的家当舍得同共军硬拼？……唉，反正当兵吃粮，脱了军装也饿不死，管他个鸟！”

    钱运周的话不幸而言中。当隆隆作响的飞机将装备一个标准军（三万人）的美式装备空投下来之后，李弥不是宣布挺进昆明而是立即撤退，将主力部队从双江和耿马县城撤到国境上，作出随时准备退出国境的姿态。这真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西线无战事，大家好像彼此谦让，而让战局以外的人摸不着头脑。当台湾和西方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把这场有名无实的反攻云南炒得沸沸扬扬时，李弥却让他的队伍躺在国境上睡大觉，而他自己为了保险，将指挥部先期撤过国境十公里。这个谜一直藏了许多年，直到我在金三角采访，一位老者才向我揭开这个谜底：美国要求台湾开辟第二战场，台湾命令李弥反攻云南，李弥则讨价还价要求美国援助武器。最后达成秘密协议，美国人同意援助武器，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就是空投地点必须在中国境内，也就是说必须在李弥反攻云南之后进行。

    这场游戏没有输家，各得其所。

    战争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峙。战场双方隔着两百公里距离，好像在玩老鼠和猫的游戏。解放军稍有动静，李弥就往后退，解放军一撤走，国民党又恢复原来的态势。几个回合下来，大家似乎都在比赛耐性，这就很像一场没有裁判的拔河比赛，双方都在拖延时间，等待对方耐心耗尽。

    对峙第三个月，僵局终于被打破，解放军突然以两师兵力快速运动，国民党残军本是惊弓之鸟，立即向后撤退。这时一个更加惊人的情报传来，令李弥不寒而栗。原来共产党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一支神勇的精锐部队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穿插到国民党侧翼潜伏起来，只等乌龟把头伸出来，向前深入一步，这支部队立刻封锁国境，切断退路，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从前那些鼓吹反攻昆明的军官幕僚此时背上出了一身冷汗，他们暗自庆幸还是老长官英明，没有利令智昏，否则他们全都做了共军俘虏。反共救国军火速撤过国境，为防万一，李弥还将总部退过萨尔温江东岸。

    只有不识时务的田兴武屈鸿斋们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他们本来是部落民族，为历史潮流挟裹，又为眼前利益诱惑，因此替汉人李弥做了挡箭牌和替死鬼。解放军封锁国境，他们像被蜥蜴扔掉的断尾一样，被毫不留情地扫进历史垃圾堆。

    7月，朝鲜战场传来和谈消息，李弥终于找到借口，迫不及待地下令撤退，于是反共救国军一路高奏凯歌喜气洋洋返回大本营孟萨。李弥不仅收获了美国援助，而且队伍空前壮大，总兵力翻了一倍。

    7

    1998年初冬的一天，我踏上飞往云南省会昆明的航班。扬声器报告飞经西昌上空时，我突然记起将近半个世纪前那个黑色的清晨，李弥从西昌机场起飞去与他的部队汇合，但是失败的命运无情阻断了他的希望。这位国民党将军无法在大陆任何一处机场降落所以只好只身飞往台湾。我从一万米高空鸟瞰大地，红土高原像一只制作粗糙的沙盘躺在我脚下，这只古老沙盘已经存在了亿万年，而我乘坐的飞机则像一只渺小的流星，在永恒的时间和空间纬度上匆匆划过。

    我的采访是从原昆明军区离休干部李老开始的。1951年李老职务为军区作战参谋，参加过制定围歼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的全部作战计划。

    “……年初军区有情报，境外国民党残部可能对边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窜犯。到三月下旬，敌情就陆续传来，逆（李）弥残部约有一万多人蠢蠢欲动，将于近期分路窜犯国境。”李老是陕北人，虽然到南方生活大半辈子，但是一口乡音未改，一如既往地把“李”说成“逆”，“我”说成“额”。

    “4月，第一股敌人在南路出现，来势很凶，目标是勐连，景洪。额（我）们开始判断有误，注意力被吸引到南路。加上下面个别部队领导犯了急躁主义，以为这是敌人主力，想立头功，没有等把他们完全放进来就冲上去，违背军区首长诱敌深入的指示精神。敌人本来就是佯攻，你一打，他头就缩回去，跟你玩‘敌进额（我）退’的游戏。直到4月下旬，敌人主力才真正出现，他们的目标是临沧和思茅。当时分析，敌人还有没有更大的作战意图？他们只是一般性骚扰还是真的打算在云南建立根据地？他们还有没有别的战术目标？

    “军区首长多次指示：不要性急，把敌人放进来，放深入一些。放长线钓大鱼嘛。额（我）们采取一些主动措施诱敌深入，希望敌人再向东前进，最好是临沧和凤庆，这样额（我）们就有把握关上门，把他们全歼，除去境外一个毒瘤。但是敌人很狡猾，始终不肯上当，相持两个月，敌人时进时退，逆（李）弥龟缩在耿马、双江一带，也搞发动群众那一套，当然是欺骗蒙蔽觉悟不高的群众。”

    我问：“你们后来查清楚敌人意图了吗？”

    李老笑着说：“反攻大陆呗。蒋介石要他反攻，逆（李）弥又不能违抗命令，可是他反攻又怕被额（我）们消灭，所以就来个消极怠工。”

    我说：“从客观上讲，李弥反攻起到什么作用没有？”

    李老沉思片刻回答：“恐怕不能说一点作用也没有。为防备国民党残部窜犯边疆，中央军委把原定入朝作战的第某某、某某军都留下来，这就是一种牵制作用。另外逆（李）弥把滇西、滇南分散的蒋残匪和反共势力纠集起来，起到了壮大队伍的作用。”

    另一位离休老人彭荆风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人看上去面色有些倦怠，但是精神尚好，思路敏捷，记忆力惊人。他对过去发生在西南边陲的几乎所有事件都了如指掌，说起话来仍然带有江西老家口音，语气果断勿庸置疑。

    “1951年我在连队当文化教员，那时候我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投身革命队伍，热情似火，整天不知疲倦。国民党窜犯大陆，云南边疆是重点地区，当时打了那场很有影响的耿马、双江战斗。我并没有直接参战，而是后来接触了许多战斗英雄，又深入部队和临沧地区采访。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火热的生活孕育了我的创作灵感，所以我一口气写出了两个电影剧本，还有一些别的作品。”

    我问：“您认为您的作品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吗？”

    彭老毫不迟疑地回答：“是的，至今我仍然坚持这样认为。当时刚刚结束内战，民心向往和平安定，渴望建设家园，共产党有充分的信心挑起建设国家的重任。国民党反攻大陆是一种不得民心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举动。”

    我说：“根据我的采访，1951年的战斗没有达到全部消灭敌人的预期目的，是否可以认为是一场不成功的军事行动呢？”

    彭老连连摇头道：“这样看法是片面的，很不客观。边疆保卫战虽然只毙俘一两百名敌人，看上去不能同解放战争中任何一场胜利相比，但是在政治上的影响和意义却十分巨大，不仅有力保卫了边疆，支持抗美援朝，而且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妄想，起到警戒一切敢于来犯之敌的作用。李弥缩回金三角，从此再也不敢大规模窜犯边境。这一仗还应该包含一些有益的军事启示：境外之敌已经不是一两年前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他们正在和还将发生变化，热带丛林作战是他们最大的特点，应当予以密切关注。可惜当时大家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当然也不能怪谁，人的认识总是随着事物的变化而逐步提高……这个教训直到十年后的勘界警戒作战才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把话题转向境外。我告诉彭老，现居金三角的许多国民党将领都对1951年春天那场反攻云南的战斗有所反省。比如李崇文将军说，因为政治仇恨蒙住眼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在是件可悲的事情。

    彭老笑笑说：“如果他们都像现在，能回大陆亲眼看看，他们就不会去做那样自欺欺人的所谓反攻梦想。”

    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对金三角国民党残军政策。彭老说据一本公开出版的资料披露：鉴于金三角国民党军残军同台湾当局在组织上已无隶属关系，残军人员大多在当地安家，取得所在国“居留证”，有人已加入外国籍，不再从事危害祖国的活动，1981年根据中央和总政指示，停止对这股前国民党武装的工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