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丁离开小镇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小说。那小说以将军为素材作了许多发挥，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气氛，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为了强化戏剧效果，小说人为地设置一场尖锐的政治冲突。代表恶势力的一方自然是当时权力的象征，镇长也就自然是代表人物。完全出于技术上的考虑（比如为了避免对号入座、加强人物冲突力度等等），小说把镇长写成了男性。结果反而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这种避免发生不必要麻烦的做法恰恰造成了始料不及的麻烦：小说使哈巴癞痢蒙受了冤屈。

    小丁因为那篇小说的成功（获了那一年的全国文学大奖），被调到省里去做专业作家。自然是很扬眉吐气的了。整天一副天才在思考的深沉样子，在镇子里走着，觉得一切都那么琐屑和肮脏，心里充满了悲悯。没想到有一天却遭了一个人的迎头棒喝。

    那天他在镇中学跟一班崇拜者讲了奋斗史回来（他调省的调令已经来了，这些日子许多单位都抓紧请他讲演），过河的时候，忽然看见河对岸的哈巴癞痢，就站在被镇上人当作桥的那一长串卵石的尽头。他看见哈巴癞痢时，已经走过一大半卵石了。过了桥，他本来打算侧着脸从哈巴癞痢身边擦过的，哈巴癞痢却喊住了他：

    “那个写小说出名的，就是你么？”

    哈巴癞痢光头底下那张尽是疙瘩的脸绷紧了，让他有些发毛。他垂了头，四处张望，惊恐地发现自己孤立无援。

    “人倒霉，盐罐子生蛆。如今是人是鬼都在我头上拉屎拉尿。你这小子只顾自己出名，就不管别个死活了。就算我当时在镇上，一个小镇长，迫害得了那么大一个人物么。如今你小子是行了时了，老子却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哈巴癞痢话说得咬牙切齿，却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行动。说完了就沿着那串卵石，一跳一跳地走了，再没有回头。等他过了河，小丁才缓过神来，回头看定哈巴癞痢那一蹶一蹶的屁股，明白自己再没有了危险，怒火使一点一点在心里升腾起来。一再下决心追上去，朝那屁股上端一脚，终是隐忍住了。他还不至于失去理智，真要是打起来，哈巴癞痢的两颗指头就可以捏扁他的。

    当时的哈巴癞痢早已不是镇长了，被停了职，在镇上的蔬菜大队劳动，等待分配工作。他的被停职，一挂挂了有六七年。这期间，不管是镇上的还是外面赶到镇上来的受了冤枉的大干部、小干部都落实了政策，以这冤枉和平反作素材写了电影、电视和小说的文人也有许多出了名，就是还没有听到他有工作变动的消息。小丁写的获奖小说里关于镇长迫害将军的事，自然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他不在位上。但恰因他不在位上，小说出了名，大家便非把那个该死的“镇长”安到他头上，鬼叫他背时！他有怨气，也是自然的。

    那时候，在位的镇长是胡月兰。

    二

    胡月兰是李芙蓉之后第二个女镇长。

    一九六八年，大批知青下乡插队，胡月兰是其中一个。她下到李八碗，正好住在李芙蓉老屋里。李芙蓉那时还在靠边站，不愿呆在镇上，时常回李八碗娘家来住，也就老是跟胡月兰同屋。亲眼看到，寒冬腊月，胡月兰把裤脚挽得老高，赤脚拉扎地下到结着薄冰的水塘里出塘泥。晚上睡觉，身上冷得跟铁一样，半天都热不转，半夜里爬起床，拉出便盆，一蹲下去就爬不起来。可是第二天一早，她又跟没事的人一样，扎脚舞手地下到水塘里去了。

    胡月兰跟当地的女客在一堆做事，你根本就不能分辨出一个城里知青来；她跟同来的知青一起，你反而一眼就会认出，那个最不像知青的知青就是她。她又尤其像当地的老表嫂，而不像当地的闺女。其实她初中毕业，只有十八岁（十八岁才初中毕业，是因为留过级的缘故）。可是，她长得膀宽腰圆，老是穿一件腋下开口的士林蓝布褂子，紧绷绷地裹着一个鼓胀的胸脯。走起路来一蹦一蹦，像窝着两只小猪崽。那两只小猪崽引起当地后生的种种猜测和想象。她自己有时也很不注意，扣子常常扣不全，里面不但没有乡下闺女们都有的小褂，连城里闺女决不会没有的乳罩也没有。这就给了那班后生精确观察的便利，肯定她一旦有一天要哺乳，伢子驮在背上，把xx子从肩头甩到伢子嘴里去是决无问题的。

    胡月兰听了这些轻薄的话，并不恼，也不脸红，随手捡起块土巴甩过去，骂一声只有男人才有资格骂的话就了事。一点不逊当年的李芙蓉。她以惊人的饭量，以吃饭时能发出极大的响声和睡觉时能发出极大的鼾声，以能跟男劳力挑一样重的担子出名。

    所有这些，给人们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思想单纯，本质朴实。这就具备了作为一个先进典型的基本条件，使胡月兰成了知青中的模范。下乡头一年，就出席了专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第二年春天，镇上把她调到新组建的良种队当了队长。

    她在良种队一个人住一间屋，那屋跟队部办公室仓库连在一起，一收了工这里就空荡荡的。经常住在这里的只有会计兼保管，她后来的丈夫。他老屋离良种队远，一个月回去几次，多数时候住在队里，跟胡月兰隔壁。他人很忠厚，跟胡月兰说话，从来不敢正眼看她。胡月兰是城里的学生，又是他的队长。他自己则只是在李八碗的中学读的初中毕业，那初中是天晓得，读了两年连课本壳子也没有见到。他会打算盘，是小时候跟老子学的。对胡月兰，他当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有时候听得隔壁窸窸窣窣地穿衣，沥沥淅淅地洗抹，吱吱啦啦地用便盆，心里也会动一动，但那只是一个未见过世面的男人对异性的欲念，并不敢专对胡月兰。

    相反的，倒是胡月兰来就他。日子长了，常常一坐就是半夜。胡月兰在众人面前撵鬼似的大声聒叫，走起路来像打夯一样，到了他这里，却像一大篓子棉花，无声无息，摆到哪里都软绵绵的。她不说话，他就更无话可说，两个人有时候对着一盏油灯枯坐，彼此听对方鼻孔出气。到后来，那气也就越出越粗，终于喘作一堆。

    国庆节，他们正式结了婚。

    那时候，上面下来了指标，要选拔新干部。政治上规定根子要正，还规定了年龄：二十五岁以下；性别：女；文化程度：初中，是插队知青等。这些条件好像专门是为胡月兰立的。又正好在宣传大学生同农民结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胡月兰结婚结得正是时候。

    李八碗又出现了当年李芙蓉发迹时的盛况，省报、省电台的记者，专区、县写各种材料的专家，穿梭一样住李八碗跑。县委书记李芙蓉脸上像上了戏妆，十分光彩，因为这个典型是她发现和培养的。

    糟糕的是胡月兰远远比不得当年的李芙蓉。来搞材料的人私下都抱怨难办。问她对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什么感想，她就反问，全校都下了乡，学校的牌子都摘掉做了工厂，还能不下么？换个话题，问她为什么能带病劳动，她辩白说没有的事呀，月经不是病。问她为什么嫁农民，她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嫁不得，我喜欢呀，我还怕他不要我哩。为什么喜欢？喜欢就喜欢，不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说不清。一定要说，大约是那一次，她可能是患了流感，在床上困了两天两夜，就是他送饭送水。她就想，有这样一个男人在身边好，要是嫁个城里人，病了鬼来问你。她老子（铁匠）就从来不管她娘的事，喝醉了酒还要在她娘身上“打铁”……

    记者们、干部们没有法子，只好把写好的稿子请她过目，只要她看一看，不反对，他们的良心就算过得去。新闻是要有真实性的。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这句话我没有看过。”她抬起头，一下一下眨着眼睛。

    “怎么会没有看过？”

    “是没有看过。马克思在哪里说的？”

    “……”笔杆子们语塞，他们也不晓得这句话的出处，只晓得到处都在引用。

    “你现在不是看到了么？”

    “我已经结了婚呀，这里说，我是学习了马克思的教导才结婚的。”

    不过，本人的看法是本人的看法。“胡月兰事迹讲用团”照旧按计划巡回讲用，只是胡月兰本人不参加。李芙蓉还在干部会上很严厉地批评某些人的自由主义，瞎议论，损害模范人物的形象。胡月兰的名字照旧传到全省，甚至全国。胡月兰看到报纸上的介绍，问别人：这个人怎么跟我同名同姓？及至看到文章边上的她的照片，才相信这个胡月兰就是自己。

    胡月兰不是装佯。用李八碗人的话说是心不活，肚里只有一根直肠，吃什么厨什么。

    哈巴癞痢下台后，本来犯了同样性质错误的县委书记李芙蓉还是举荐了胡月兰。大家还是接受了这举荐。毕竟，胡月兰可靠，信得过。

    胡月兰上任后的作为，一开始就颇不佳。

    头一次参加镇党委会，研究干部问题，她坐下十分钟就睡着了。主持会议的镇党委书记喊她发表意见喊了半天她才醒转来，用两个巴掌轮流擦着腮帮子上的口水，口里“啊啊啊啊”地不晓得说什么好。末了，终于记起自己手头也有一张打印好的名单，拿起来，匆匆看了一眼，却说：

    “这些人一个也不认得，你们定吧，我去屙泡尿。”

    一两次别人还不在意，认为是她头天熬了夜，困倦了，还有些怜惜她。时间一长，就晓得，她是每次坐下来十分钟以内就要睡着的。小会还犹可，就是大会，不管大到几百人的三级干部会还是几千人的群众大会，只要她不讲话或主持会，不论会有多么严肃（甚至公审宣判大会），她一坐下去，不久竟也入梦，而且发出甜蜜的酣声，如入无人之境。因此在一些气氛特别紧张严峻的场合（例如批斗会），为了给她醒瞌困，有人就建议，胡镇长喉咙大，让她领呼口号。她也欣然同意，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只是往往把“揪出伪官吏……”喊成“揪出伪官史……”引得底下人发笑，又只好不让她喊，听任她打鼾。

    因此，她几乎从来不坐办公室，不开会就拿起农具打着赤脚往田扳里跑。不全是保持本色的意思，她自己声明，她歇不得，歇了会病。这话大半是真的。她老是这样跑，镇上其他同志很不舒服，于是也就顺着她的话宣传，说她下田坂是为了醒瞌困。

    再一个跟镇长身份不相称的就是她嘴巴上没有站岗的，不分场合，不管轻重，更不讲文雅，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往往妙语惊人，搞得别人瞠目结舌。有一次，上面（省、专、县都有）来人检查工作，汇报间隙，她没来由地对墙上那张本县地图发生兴趣，专门研究了半天，忽然转身对屋里各位叫起来：

    “喂嘿，你们看，下湾洲像不像个大卵泡。”

    地图上，她说的那个下湾洲长长的像丝瓜，两边各带一个小小的冲积洲。

    屋子里，除了胡月兰自己，都是男同志。这些从省、专、县来的部门负责同志面面相觑，一时竟不晓得怎样是好。似乎胡月兰突然一下扯落了他们的裤子。

    最要命的是胡月兰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原则性。镇上人给将军送葬的时候，讲清了镇上干部是不准参加的，胡月兰自己却跑去看热闹。她毕竟是城里长大的，这么地道的乡下风俗是头一次看到，很新鲜，回到镇机关，还高声大气地大谈观感，一点不顾及所的人敢不敢答腔。倘有人告上去，她不受处分也是要挨批评的。因为晓得她缺心眼，竟无人有告状的兴趣。

    不过，胡月兰离任前，还是给镇上留下了一些业绩。

    按照县三级干部会的精神，要抓纲治国，建设大寨镇，社社队队都要有蓝图。胡月兰说，我们镇的蓝图，将军早就制定了，就照他说的办。于是，在那一年的下半年，把癞痢山和附近的几个山包挖满了树洞；把镇上的两条十字交叉已经破碎不堪的青石板路铺成了水泥路。河的改造做了规划：等有了资金，就在镇外的下游修几道水破。这之前，先是清除了河岸边的垃圾，又造了一座公路桥。正好地委宣传部的冯部长到镇上来视察，就请他题词。他就用颜体写了“长虹卧波”。胡月兰在一边大声喊好，说“跟英明领袖的字一样”。冯部长倒是平静，从桌子跟前后退一步，一只手托起另一只夹烟的手，在那幅字前站上老半天，让烟雾弥漫了全脸，极陶醉地沉浸在自己艺术创造的幸福中。这位冯部长就是当时领导写“三百例”的小冯。在基层当了几年书记，直接调进地委宣传部。先是当副部长，很快就转了正。考虑到担负的责任大了，经常要批文题字，他把艺术兴趣转到了书法方面。而且晓得做领导干部的人，“学书当学颜”。他说，这是到了他这一级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一种修养。诗和剧本不再写了，那是他领导的下边人做的事，虽然不好说就是雕虫小技。作家呢，也就不屑于做。像小丁那样的，不过就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知青罢了。

    当时他无法晓得行家对他的书法艺术有另外的说法。桥造好了，剪彩的时候，县里来了一些人，其中有县文化馆那位傲气十足的画师。看了那几个字，牙痛似地蹙紧了眉毛，说：“这又是哪个庸官在附庸风雅，恶俗！”

    恶俗的不只是那几个字。桥造得极粗蛮，跟“虹”一点不沾边。桥底下的水刚刚漫过脚背，又哪里会有“波”。题辞很浪漫，放在这上头却了无诗意。那桥除了证明一种想要改天换地的愿望，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只是给小镇的发展留下了一个有些喜剧意味的话题。

    胡月兰下台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生儿子。

    四月里她去插秧。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还没有到断雪的日子，正赶上寒潮，田里的水冷得彻骨。她跳到田里，泥水浸到膝盖头，她一下忘了形（她一做事就忘形），忘记自己有五个多月的身孕，结果流了产。一团模糊血肉里，分辨出是个带把的。一下哭起来，哭得噎了气。先前别人只是见她笑，没有见过她哭。一哭就哭得这么狠。

    从此她也就特别警惕。一晓得怀了第二胎，就再也不离镇政府院子一步。依然是瞌园大，只是不会到会上睡，在家里睡。三天两头上镇医院，让医生决定是不是采取保胎措施。弄得那个有些名气的妇科大夫很头痛。说了多少遍“只管放心”，镇长只是不放心，那个第二胎不产下来，她就莫想过安生日子。妇科大夫因此恨自己多嘴多舌，当初就是她好心好意关照镇长以后千万小心，怀了孕要经常检查，搞成习惯性流产就麻烦了。没有想到，把镇长吓成神经质。

    第二胎顺利生产，却是个女的。胡月兰又哭一场——他男人是个独崽，而这时上面来了文件：提倡生一个。

    女儿刚脱奶，她怀了第三胎。肚子日益膨胀，被人觉察。镇党委、县委都来给她做工作，她却铁了心，听任肚子继续膨胀。说是决不能做对不起男人的事。她娘就是因为没给她老子生儿子，认了一辈子不是。这样的话从一个共产党员、镇长口里说出来，无疑就严重。她于是在党内受到警告处分，镇长自然不能再当。调回李八碗畜牧良种站（那个良种站现在归县农业局管理，可以进国家干部）。

    走的时候，她好像还很开心。一出镇街，到了李八碗的地面，她就执下鞋袜，放了赤脚。

    大热天，刚打过风暴，满世界湿漉漉的。看不到头的田扳绿得透明，上面浮着一层若有若无的白烟。没有一点杂色的天上，悬着虹。平荡荡的沙土地，赤脚板子一踩一汪水。脚板痒索索的，一直痒到心尖尖子里。“真好过，就跟……一样。”胡月兰体味着，忽然“格格”笑起来，用手拐撞了一下来接她的男人。

    他男人驮着女儿，一直门声不响地走着，总是忍不住不时瞟一眼她那个豪迈凸起的肚子。斜阳在上面照出灿烂的金黄色，像一座明亮的山坡。他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