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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我为什么要写《成都方式》

    选自《经济观察报》

    是方式,不是模式

    作为国务院设立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一直备受关注。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的一些朋友,也希望他把自己写的《成都方式》拿出来出版。

    “品三国”的易中天为什么会关注成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他为什么会写《成都方式》呢?

    “这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易中天对记者说。

    2005年7月底,易中天应云南有关方面的邀请,到腾冲参加滇缅抗战博物馆的揭幕仪式。随后又应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的邀请到了攀枝花。回厦门的时候他不想再走昆明,就到成都绕了一下。朋友谈起成都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摸索出来的一些具体做法,引起了易中天的很大兴趣。

    作为成都市的规划顾问,易中天曾听说成都要搞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但最初并没有引起这位人文学者的关注。这次到成都一听,原来成都不仅仅是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而且还致力于建设基层民主和打造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他在成都停留下来,对变化中的成都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

    他像一个记者一样到处参观、访问、座谈,然后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还写下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两个月后,当国庆节临近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找到易中天,请他去讲三国,他才结束了自己的“记者”生涯。名声鹊起的易中天,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成都的见闻也就沉睡在他的电脑里。

    今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市、重庆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的改革实验一度成为热点话题,这才有了出版《成都方式》的动议。有人听说后,当面问易中天:“听说你有一本《成都方式》,讲不讲打麻将等休闲?”原来读过易中天的《读城记》的朋友,以为他写的是成都的生活方式。

    也有一些来自学界的质疑:“一个在电视台讲通俗历史的人,不研究经济问题,不研究‘三农’问题,讲什么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建设,岂非咄咄怪事?”

    难怪易中天的一个朋友说:“当大众传媒把易中天炒作成为一个‘学术明星’、‘学术超男’的时候,其实也把他异化了。人们已经忘记了他本来是一个出色的学者。”

    而易中天则说:“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的幸福。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研究美学、文学、历史、美国宪法,两年以前又关注中国大西南一个城市的变化,其实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类幸福的关怀。”

    访谈我的观点是不要什么“共识”

    经济观察报:2005年的时候,人们都在很热烈地谈论一个话题——“北京共识”,您当时注意到了吗?

    易中天:我注意到了。当时,国际上好像就想搞出一个东西来,实际上是想探索一下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解决第三世界国家怎么成功转型,怎么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问题。

    易中天:“北京共识”应该追溯到“华盛顿共识”,因为“华盛顿共识”破产了才有了“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在欧洲国家实验都是失败的,至少是不理想的。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做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这两个国家发展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北京共识”。其实,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没有被命名的共识,就是“莫斯科共识”。

    经济观察报:似乎没有人这样说过。

    易中天:“莫斯科共识”是没有被命名的共识。

    在我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义,在于世界的各民族、各个国家独立探索发展道路的时代终结了。

    人类战争没有停止过,但是世界大战是第一次。此前,世界各国、各民族几乎都是独立探索发展道路,基本上是自己搞自己的,可以受其他国家影响,也可以不受,比如中国。欧美国家倒是互相影响,他们基本上在走一条路——资本主义之路,走到一战之前,资本主义遇到了危机,包括经济危机,也包括信仰危机,这就是尼采说的“上帝死了”。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东方国家就开始探索另一条与欧美不同的路——社会主义道路。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自秦以来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国制度也走到头了。帝国制度在清王朝的时候已经是最完善、最完备,所有制度上的、体制内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历史的无情就在于,当一套制度成熟的时候,也是它灭亡的开始。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被迫和国际接轨,被迫纳入世界发展的格局。辛亥革命终结了帝国制度后,中国人也开始探求自己的道路。因为没有历史经验可循,不学别人是不行的。

    经济观察报:这点是共识,但是到底走哪条路大家有不同的选择。

    易中天:是走欧美的路还是走苏联的路?数十年血雨腥风,中国最终选择了后者。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与苏联、亚洲、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1957年,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在莫斯科发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宣示出一些共同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莫斯科共识”。

    经济观察报:是不叫共识的共识。

    易中天:但是,“莫斯科共识”实践的结果是什么?连牵头的国家都垮了,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也众所周知,都不用说了。

    经济观察报: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楼塌了。

    易中天:这就得出一个结论,“莫斯科共识”是不行了,“莫斯科共识”破产了。

    经济观察报:普京在世纪末有一个讲话,说“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

    易中天:普京的话讲得很漂亮。“莫斯科共识”破产了。怎么办?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过一个“华盛顿共识”。一战是终结了世界各民族独立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时代,二战的结果是旗帜鲜明地有了两个阵营,两个阵营两个共识。最后有一个阵营的共识先破产了,那就只剩下一个了,就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现在又被证明也是行不通的。那么也就是说“莫斯科共识”和“华盛顿共识”都破产了。

    经济观察报:仍然有人认为苏联虽亡,但“莫斯科共识”没有破产。

    易中天:我认为也是破产了,至少对中国是不适应的,这才有改革开放以后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关键词是什么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个关键词已经把态度亮明了。中国特色是什么意思?非“莫斯科共识”;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非“华盛顿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共识吗?我的观点是不要。

    惟一的共识是科学、民主、法治

    经济观察报:有些人以为,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区别于前苏联那一套。

    易中天:中国特色就是为了区别苏联,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区别欧美。既非“莫斯科共识”,也非“华盛顿共识”,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道路确定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方式。知道往哪儿走,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怎么走的问题。怎么走呢?就是“摸石头过河”。“摸石头过河”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方式”。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条路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人们对此话题争说纷纭。

    易中天:不需要知道是什么,知道不是什么就足够了。有些人讽刺说邓小平是“没有设计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是“没有理论的邓小平理论”,他们不知道邓小平伟大就伟大在这儿。我当初研究美国宪法的诞生,写作《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时就发现,美国人当时有蓝图吗?没蓝图,只是说他们不要什么就够了。他们不要专制,他们要的是自由。

    经济观察报:是追求幸福的权利。

    易中天:自由的权利、生命的权利,人民的生活怎么发展是他们自己的事。结果美国反而弄出极有借鉴价值的制度来。

    经济观察报:事先设计好的一套自以为完美的东西,往往给人造成很大伤害。西谚说:“人类通向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用美好的愿望铺成的。”

    易中天:从希特勒到波尔布特,再到本·拉登,不都是这样吗?我们只能说我们不要什么,剩下的就让我们自然而然地选择吧。我们不要“莫斯科共识”,我们也不要“华盛顿共识”,那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怎么走?只能摸索着过河。摸石头过河肯定要摔跤、裤腿上要沾上水、脚上会有泥,但是我们过去了,而那些站在岸边指手划脚的人一直站着那里,一点都没有动。

    经济观察报:摸石头过河就是靠大家来摸索。

    易中天:一国有一国的国情,没有什么全世界的具体操作方式的共识,如果说有共识的话,只有六个字:科学民主法治。至于实施方案是不能搞共识的,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实现中国这种社会主义,成都就探索了一种很好的方式: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现在城市化快速发展,但是农村不稳定,就要解决问题,怎么办?成都提出了“城乡一体化”,所谓城乡一体化就是把城市和农村看成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科学决策。

    经济观察报:而不是原来的思维,认为城乡化就是城市逐渐吞并农村。

    易中天:一体化不是一律化、一样化、一统化。我有一个比喻,一体化就像手和脚,被连着,这叫一体化。但是连起来以后,手还是手,脚还是脚,农村还是农村,城市还是城市,不是把农村变成了城市,更不是把城市变成了农村,它是捆绑起来发展的。

    经济观察报:基层民主建设许多地方都在搞。很多人提出置疑,民主从哪里开始?一个乡镇党委书记能做什么?

    易中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什么事情都从基础做起。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精神和一种文化,它是需要养成的。

    经济观察报:民主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制度。

    易中天:民主首先是精神和文化,同时也需要有一系列的可操作的制度,我非常关注他们的操作方式。据我的观察,成都的基层民主建设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制度,如公推直选、民主测评等。

    经济观察报:中央政府一直在提倡建设服务型政府。

    易中天:政府有两种——管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它们之间有天壤之别。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必然是服务型的政府,但是成都在服务型政府前面又加了规范化三个字,就是强调政府必须按照法治的精神办事。法治的精神是什么呢?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公民可以做的;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就是政府不可以做的。哪些是政府不能做的,政府不能管;哪些是政府必须管的,政府不管还不行,这就叫规范化。

    经济观察报: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问题,成都的做法肯定是当地政府的领导人在推行,尤其是基层民主的探索,如果没有当地领导人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领导人调走,成都方式还能够继续下去吗?

    易中天: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这个事情只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区县在做,是很难存活下去的。如果能够在大多数地区推广开,并且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变成一个良好的制度,就与领导人没有关系了。这也就是我要写《成都方式》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这样一种好的做法不至于人亡政息。

    经济观察报:你是希望这种做法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

    易中天:对。这是我要写《成都方式》的初衷之一,想引起大家的关注。当然,也不是说成都的做法都没问题,其实实践过程中是有很多问题的。因此当有朋友建议把成都的做法总结为“成都模式”时,我没有同意。是方式,不是模式,我不喜欢模式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模型和范式。方式是开放的,它意味着方法、方向、方针,其次方式是发展的。它本身也在不断地在更新、在变革,“模式”就固定下来了。最重要的是,成都的这些做法不是其他地方都可以照葫芦画瓢的,千万不要克隆。比方它的“五朵金花”就是不可克隆的。

    方式是开放的、发展的、可持续的,它后面有思想;模式是僵化的,它后面是照搬。绝对不能照搬。

    其实,我看重的不是成都的做法本身,而是这些做法背后的价值理念。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三件事,分别对应科学、民主与法治。科学、民主与法治是人类经过这么多年探索出来的普适价值。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是科学的、民主的、法治的。这三样东西恰恰是我们要学习、发扬的。

    在民主中学会民主

    经济观察报:绝大部分人认同科学、法治的价值理念,但是人们对民主价值的认识却不尽统一。去年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发表了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到2000字的短文却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一个常识问题产生这么大的争议,也恰恰说明了对民主价值的认同存在巨大分歧。还有人说,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适合搞民主。

    易中天:这是事实,首先得承认他们说的是事实,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他们的民主素质,你总不能说中国人永远素质低吧,不要提高吧?请问如何提高呢?很简单,只能在民主中提高。

    经济观察报:在民主中学习民主,而不是说学好了再来。

    易中天:那就学不好了,因为民主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是必须亲历的,比方说投票,你会不会投票?我曾经在1980年代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节目。某年两会期间有一个人大代表慷慨陈词,说选票为什么要设计成赞成、反对、弃权,是不是鼓励那些墙头草、两面派?要么就赞成、要么就反对,弃什么权啊?他不知道弃权票比赞成票和反对票还重要。民主是公民的权利,而任何公民的第一权利是弃权权,就是放弃使用权利的权利。如果我连这个最低的权利都不能保证,我哪里有赞成和反对的自由?现在有弃权票,大家不奇怪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民主素质在提高,在投票的具体实践当中慢慢地提高起来了。

    其实我们今天缺的不是大家空喊的民主,而是实实在在地去做。公民的民主素质是在民主当中提高的,在民主中学会民主,在民主中提高民主素质。

    经济观察报: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太多,再推进民主建设就要乱套。

    易中天:人口多的问题,它不是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是哪一种民主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成都的公推直选方式只适合乡镇党委使用。这就是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区别。我们是一个大国,在全国包括到县,不能实行直接民主,要实行间接民主。

    经济观察报:县级不可以吗?

    易中天:县级不行,人太多。选一个县长,全县的县民都来选,不可操作。我的观点就是:在县以上实行间接民主,县以下实行直接民主。

    经济观察报:这里边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把民主仅仅理解成选举。

    易中天:那当然,民主绝对不仅仅是选举。民主首先是精神,是文化,其次才是制度。选举只是民主制度当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民主的根本的东西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第三种说法是,中国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现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就要牺牲经济发展。

    易中天:和我们现在相比,古希腊时期的生产力并不够先进,经济欠发达得很,但是人类最早的民主,就在古希腊时期产生,并且发展成为一套制度和文化。经济不发达更需要努力发展民主,越是不民主越搞不上去,因为产权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产权是否清晰恰恰是制约人们追求财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在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国力不是也发展得很快吗?

    易中天:集权的情况下是可以高速发展的,怎么不可以高速发展?但是,在集权的情况下,国家的快速发展是短期的,是不可持续的,更何况经济发展速度快慢,根本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经济观察报: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民众的福祉。

    易中天:我们的目标是以人为本。用快慢来衡量成败本身就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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