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的季节是随着插队落户的岁月开始的。

    就是在插队落户初期，我认识了今天的妻子王淑君，开始了我们的初恋。那是特殊年代里的爱情，那是艰辛苦涩的日子里最值得珍视的一份感情。

    从1969年相识，到1979年的元月结婚，连头搭尾10年时间，其中几乎七年半的日子，我们是在分离、在两地相思中度过的。相互联系和沟通的办法，就是通信。那些年里，我们每年互相要给对方写出四五十封书信，几乎是每隔五至七天，就要寄一封信。很多时候密度更大，差不多每隔三五天就要写一封信。这些书信，成了我精神上最大的慰藉。在劳动之余，在每天不间断地学习创作之余，写信成了我最愉快的一件事情，成了我唯一的倾诉感情的方式。当然，每次收到她写来的信，我也总要读了又读，直到把信纸都捂热了，接到她的下一封信我才把她的信放进信封，珍藏起来。至今我还记得，到了她的书信应该来的日子，我总要站在寨子高处的堰塘边上，望着那个邮递员走来的山垭口，热切地、焦急地、默默地等待着。如果这一天收到了她的信，那么黄昏和整个夜晚都会感到身心愉快、精力充沛，整个栖居的小茅屋里仿佛也充满了温馨的气息。守着一盏小油灯，我会写得很晚很晚。而倘若没有收到她的信，我便会在邮递员离去以后，久久地傍着夕阳踟蹰，沮丧地踏着薄暮回到我阴暗潮湿的茅草屋里。

    那个年头山寨上没有电话，打长途电话得到远在十几里地外的公社邮电所，况且音息非常微弱。而电报贵至七分钱一个字(后来降至三分钱一个字）。对于一整天的繁重劳动只能换来二角几分、一角几分的知青来说，利用电报和长途电话联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唯一的联络办法，就是写信。

    一晃近30年了，我们的命运起了很大的变化，临时的动迁不算，我们搬了十几次家了。在搬家过程中，凡是能丢的东西，包括一些家具，包括我们喜爱的书籍，很多我们都只得迫于无奈舍弃了。唯独这些书信，我和妻子都珍藏着。我装在我的书柜里，她放在她的小箱子里。可惜的是，有不少书信，由于她居住的工棚被风雨所掀，雨水侵蚀了信封和信纸，字迹模糊得已无可辨认了。就是这些残缺不全的信，我们也还保留着。想想吧，那个年代留到今天的邮票、信封都成了价值连城的东西，别说这些饱含着我们青春的汗水和眼泪、希冀和憧憬的书信了。前两天，有两位记者来到我家里，看到我书桌上满摊着这些书信，他们随手拿起几只信封来看，看到信封上的邮票、信封角上印着的小小的宣传画、信封上的语录乃至“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红字，情不自禁举起相机一阵“噼里啪啦”地拍摄，逗得我妻子好一阵笑。

    我想，与其今天提起笔来，凭借着记忆，在往事中搜索枯肠，苦思冥想当年的那些往事或是真实的思想，不如把这些书信稍加整理，略作适当的注解，也不失为一种回忆的形式。书信的语言是那个时代的语言，书信中写到的细节是那个时代的细节，书信中提到的人和事也只可能是那个时代的人和事，且书信中感情的宣泄和倾诉，也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形式。

    我很为自己的这一想法激动，并且也获得了妻子的赞同。而当我着手这一工作的时候，我才察觉，它并不比我重新写一本书来得轻松了。

    书信太多了，读着每一封信，那个年代里经历的事情就历历在目，过电影一般的在眼前晃，不知是因年代的久远，还是那时的墨水质量差，即使没被雨水侵蚀的文字，有好些也已淡弱得仅能勉强辨认了。

    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透过信笺上的年轻稚嫩的文笔，读者诸君能看到两颗年轻炽热的心的跳动。

    促使我腾出时间来编撰这部往日的书信集，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长途电话已然极为普及，电脑、传真机、可视电视进入普通人家已经成为现实。从邮电部门传来信息，今日的书信已比过去大为减少，人们预言，当我们步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书信将更加大幅度地减少直至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如若真是这样，那么，把这些书信编入老三届人的回忆录丛书中，就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知读者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