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离去了。随着卡车轮子溅起团团尘埃而离去了。

    我生命中的一页翻过去了。

    在她离去之后的第四天，菌棚里所有的干菌子装进了麻包，用马车拖着，运到公社收购站去出卖了。

    我怀着一颗失意而感伤的心，回到了斗篷寨集体户里。

    我开始盼望，焦灼地盼望着她的来信，盼望着几天才能到斗篷寨来一回的乡邮员的出现。

    这是多么难以忍受的半个月。

    回到寨上，大小队干部们没有把我安排到煤场上去当会计，更没有一个像看守菌棚这样轻巧的活儿等待着我。一切正像知青们最初估计的那样，我的煤场会计职务给抹去了，自自然然地抹去了，让我自己都无法提出啥意见。

    我和知识青年们、和农民一起，天天在田坝坡土上劳动。知青点的伙伴们，都说我像换了个人，性格全变了，变得沉闷、寡言，难以相处，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在这段时间里经历的一切呢。

    她终于来信了。

    在拆开她的信时，我双手竟然在颤抖，要抑制自己都不行。

    她在信上改变了对我的称呼，叫我“达非”。她详尽地叙述了离去之后的奔波和遭遇，从那娟秀端正的字里行间，我仿佛看到她坐在长途客车里昏昏欲睡地奔向那个偏远的小县城，我仿佛见到了她在小县城破旧的旅馆里，守着比烛光亮不了多少的电灯光，焦灼地期待着具体分配工作……

    以后我们间建立了通信关系。她常有信来，谈她的工作，谈她的烦恼和向往，她以女性的细腻关怀着我的一切，起居、饮食、衣着和遥遥无期的抽调。还给我寄一点钱。

    在漫长而压抑的插队落户岁月里，她的来信是我的希望，是我最大的安慰，每封来信，我都要读了又读，看了又看，然后就迫不及待地给她回信。

    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上调机会以后，我才逐渐逐渐地醒悟到，在煤场任会计职务时，由于我的天真和负责，不懂得通融，我是得罪了某些人。想想嘛，连大队主任的侄女儿，一个回乡的知青，都能够给分配到县磷肥厂去当学徒工，而我，却没有资格。是在一再地碰壁之后，我才晓得，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是故意报复、是让你穿小鞋，也是不露痕迹的。决不像我们的一些电影和戏剧里表现的那样，让人一目了然。

    我没有希望抽调，更不可能像我在与她分手时山盟海誓地表示的那样，争取分到她身边去，我意冷心灰，差不多陷入了绝望之中。

    在我们通信两年三个月以后，在她又一次给我来信，寄了十元钱和二十斤粮票给我时，我终于提起笔，给她写了一封信：不要等我，不要给我寄钱了，你走你的路去吧……

    信写完的时候，我的笔失落在地上。我趴在桌面上，痛哭了一场，几乎没有勇气把这封信寄出去。

    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时时在提醒我：她的年龄一天比一天大。我没有权利拖住她生活的脚步呀。

    信寄出以后，隔开好久好久，我都等得坐立不安了，她来了信，信上喊我“好弟弟”，仍然给我寄了钱和粮票来。

    连寄了三个月，后来有一封信，信里面夹满了八分一张的邮票，我数了数，竟有五十张邮票，却无一个字。

    尽管我一直硬着心肠没回信，但我明白了，她比我更清醒地意识到了她的年龄，她得走自己的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