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的最后一年，是命运冲刺的关键时期，父亲对保良的督导和管束，也严格得有点变本加厉。不仅不许保良再看电视，而且控制了保良的电脑，父子之间，常为电脑的使用呕气。

    最影响保良的期未成绩的事情意想不到地发生了，在高中最后一个寒假到来之际，保良的母亲死了。

    母亲是得了一种叫疱疹的病突然不治的。父亲把母亲送到医院后，母亲发了三天烧，三天后神志开始昏迷，没用多久，便飘然而去。

    母亲是保良生活中最后一道饱含温情的颜色，没有母亲的世界，在保良眼中空洞无比。当母亲的遗体被医院的护士推走时保良失声痛哭，父亲用力将保良抱进自己怀里，象是防备保良的灵魂紧随母亲那具瘦小的躯壳离去。

    也许父亲在抱住保良时才发现儿子已经长成了一条汉子，个头儿已经和他一样高大。虽然身板依然单薄，但瘦削的胸脯却象扇面似的打开，支撑了肩膀的宽阔。

    母亲的死使保良无心功课，他常常把母亲昏迷前悄悄交给他的那只耳环握在掌心。握住耳环的手掌能感觉出心跳的律动，这时他就能够静下心来，虔诚地重温母亲的殷殷嘱托。

    也许是回光返照的力量，母亲弥留之际的声音清晰得那么奇异。在她心跳终结的那天下午，保良就在她的床前，病房里那时没有别人，保良突然发现母亲早已浑浊的眼里，又闪出了生命的光辉。保良还以为母亲的身体出现了奇迹般的好转，没有想到母亲嘴里断续发出的声音，便是她的临终遗言。

    母亲说：“保良，我的儿子……妈妈要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照顾你爸爸。你再答应妈妈一件事情好吗，你……你一定要找到你姐，你找到她，把这个耳环给她，这是妈妈送给她的嫁妆。你让她戴上这对耳环，到妈妈的坟前看妈一眼。我……我真的想……想再回鉴宁咱们的那个小院看看，真想再看你姐一眼……”

    下葬母亲时，父亲找过这只耳环，想让母亲带走，结果没有找到。再三逼问保良，保良才拿了出来。他对父亲说：这是妈留给我的。父亲问：另一只呢？保良说：妈给姐姐了。

    父亲哑然无话，他低头想了一下，没再要回那只耳环。

    父亲把母亲葬在了省城的平安公墓，每年交上一百五十元钱，就可以租下一个骨灰存放的格子。在遗骨安放前保良背着父亲悄悄取出了一部分骨灰，用一只玻璃瓶装了藏好。因为母亲病倒前不止一次地说过，想搬回鉴宁老家去住。她说人总要落叶归根，你爸爸将来退了休，肯定也是想回老家住的。所以当初真该把鉴宁咱家的房子买了留着，再说你姐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回到鉴宁去的，她要想回家了，也能有个地方找到咱们。

    鉴宁对于母亲，不仅是故乡，是思念，是真正的家，而且也是最有可能和失散的女儿重逢的地方。

    鉴宁对保良，也是同样。

    寒假到了。

    父亲的单位很照顾父亲，安排父亲和另外几位公安英模去南方疗养，每人还可以随行一位家属。保良并不想去，于是对父亲撒谎，说寒假期间学校给几个插班生安排了补习，父亲当然高兴，支持他以学习为重。

    父亲去南方了。

    走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做了炸酱面，就着面又喝了点酒，红着脸对保良掏了心窝。他说：保良你长大了，有些话爸爸可以跟你说了。自从你姐姐第一次离家出走以后，你妈就一直恨我。她一直以为是我非要拆散你姐和权虎，害得咱家不能团圆。她虽然过去也在公安局工作，但没干过真正的公安，她对我把你二伯查出来这事也想不明白，认为我害了自己的兄弟，也害了自己的女儿。我也知道权力是我的兄弟，我们从十岁那年就发誓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我也知道咱们中国人为人处事，讲的就是义气二字。但我更知道，我是国家干部，我必须效忠国家，我是人民警察，我必须服从命令。我必须分清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你爸爸头上的一颗国徽，肩上的两星两杠，是人民给的，我必须要为这份荣誉尽责。搞掉权力我很痛苦，但这个痛苦我能跟谁去说？保良，以后你也会明白的，如果你以后真的当了一名警察，你肯定也会这样选择。但你姐姐不明白，你妈也不明白，讲道理她们听不进去，她们是女人，女人往往不听道理，只信感情。这件事我和你妈伤了感情，她不跟我明说但我看得出来她恨上我了。这几年你妈几乎就没跟我说过话！保良，你想想爸爸这几年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爸爸为了国家为了工作置个人感情个人安危不顾，立了那么大功，组织上和广大群众那么肯定我鼓励我。我在外面，得到的全是鲜花和掌声，可我一回到家里，你们都不理解我。我和你妈在一个屋里生活，在一张床上睡觉，可三年多来她跟我几乎没有一句话说！儿子，你说，爸爸过的这叫什么日子……”

    父亲脸红着，眼红着，眼泪汪汪的。保良这时似乎才一下发觉，父亲头上的黑发，有一半都变白了。保良这才知道，母亲的离去，对父亲来说，其实是一种解脱。

    父亲去南方休养的第二天，保良便带上了那只装满母亲骨灰的玻璃瓶，乘火车独自返回了鉴宁。

    漫长的三年，鉴宁似乎没有大变。市中心盖了几幢新楼，沿途还能看到几处新的工地，除此一切如旧。保良乘坐公共汽车经过百万豪庭大酒楼时，看到酒楼门口已经重新装修，大门上方百万豪庭几个倪虹大字，已被拆下，而新的“主人”姓甚名谁，却未见张扬，不知里面是否经营如故，鲍鱼生意是否依然火红。公共汽车把保良一直拉到他家那条小巷的巷口，他从巷口走到他家的院门，恍若当年放学回家的景象——院门微掩，炊烟淡淡，母亲做饭时的唠叨，姐姐开门时的笑闹，父亲高声在叫：“保珍，把我的茶端过来……”一切如在昨日，音容宛然。

    现在，那扇院门显然久无人顾，门上的漆皮斑驳得厉害，门上挂着一把大锁，锁上挂着一些红锈。保良知道这个院子公安局已经卖给了私人，但听李臣刘存亮说，他们家搬走之后，这里一直没有住人。

    黄昏时保良在小巷的里端找到了李臣的家，李臣又带他去了刘存亮家。刘存亮的家里正有客人，三个人便一路踱到“鉴宁三雄”的老窝，那座依山临水的废窑。夕阳把整个窑丘镀得色彩迷幻，就象一座传奇电影中的神秘古堡，仿佛藏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表情显得肃穆深沉。

    在童年好友李臣和刘存亮的见证下，保良将盛满母亲骨灰的瓶子打开，站在砖窑的窑顶，迎着耀眼的晚霞，向着平静如缎的鉴河，将母亲的遗骨向空中扬洒。山上无风，但洒出的骨灰却如烟似雾，在空中慢慢飘弥。刘存亮说他在《廊桥遗梦》那部电影里见到过这个场面，所以他感动得差点哭了。

    保良没哭。

    他为自己能带母亲回来而感到高兴，他由此确认自己已经堪当重任，已经长大成人。

    骨灰在空中散去，散在山丘与河岸之间。兄弟三人谁也没能说出一句感慨的话语，只顾凝望夕阳西照的河流默默出神。

    当天晚上他们在李臣家的一间小屋里聚谈到深夜，刘存亮走后保良就和李臣挤在一张床上睡到天明。按照前一天晚上三人商量的结果，李臣和刘存亮陪保良一早就来到原来二伯家管片的派出所，打听权虎的户口及其下落。在他们反复向民警说明来意之后，民警好歹答复权虎的户口还在，但人去了哪里并不掌握。权家的宅子已被法院罚没，权虎的户口倒还虚挂在那个住址下面，但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回来，那个地址于他已经上无片瓦，下无立锥。

    他们又去了姐姐没毕业便不再上学的那所鉴宁师范学院，辗转找到了若干姐姐当初的老师和已经留校任教的同学，他们都还记得陆保珍这个名字，甚至还有人能说得出保良小时候的模样，但与派出所的民警同样，没人知道姐姐的下落。姐姐在离校之后，便与这里断绝了联系。

    他们又去了权家的百万公司，百万公司大楼依旧，物是人非。公司的牌子早不知被谁当废品收了，大楼门口进进出出的男女，也看不到一个相熟的面目。

    他们最后的去处，便是那家同样改换了门庭的百万豪庭大酒楼。走近时才看清招牌改挂在院门之侧，已改名为鉴河商务会馆。三人瞻前顾后，探头探脑，缩手缩脚地走了进去，楼里的装饰布局已全然陌生，而迎面碰见的一位前台经理，居然看去有点面熟。

    保良结结巴巴地上去打听：“呃……对不起，请问您是这儿的经理吗，您知道原来在这儿的权虎现在去哪儿了吗？”

    那经理一听权虎二字，不由吓了一跳，上下打量保良和他身后的两位少年，犹豫了片刻疑惑地反问：“你们是哪里来的？权虎早不在这儿了。”

    李臣在保良身后插嘴：“权虎是他姐夫，他是找他姐姐来了。”

    那经理这才挂出一副权家旧将的恭敬，对保良点个头说道：“权虎他爸出事了，权虎已经走了好几年了。你是从哪里来呀？”

    保良没说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他继续问道：“您知道他去了哪里吗，我姐姐还和他在一起吗？”

    经理和派出所的警察及师范学院的老师一样，只是摇头：“不知道。”

    保良几乎完全灰心，但他不知是出于侥幸还是出于惯性，又问了一句：“这儿的人还有谁知道他们吗？”

    经理再次毫不犹豫地摇头：“过去百万豪庭的人现在就我一个人留下来了，其他人都是后来才来的。”

    这是保良重返鉴宁日程计划中的最后一站，至此希望全部落空。保良谢了那位经理，低头往外面走去。经理在他们身后又叫了一声：

    “呃，你们……”

    保良他们一齐站住，回头。

    经理说：“百万公司里的权三枪你们认识吗？他前些天倒是来过一次，他可能知道权虎到哪去了。”

    保良神经一绷：“权三枪？”

    经理说：“就是原来权老板的干儿子，算是权虎的干哥吧。权老板那案子把他也扯进去了，判了三年，前一阵给放出来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鉴宁，在的话你们可以找找！”

    保良在鉴宁一共住了三天，没有找到姐姐和权虎，也没有找到刚刚出狱不久的权三枪。

    刘存亮和李臣把保良送上火车，告别时相约今年夏天在省城重逢。夏天他们都将在各自的学校毕业，学旅游服务的刘存亮想去省城的五星级酒店施展所学的专业，学汽车修理的李臣根本就不想再干这个专业，也想到省城另谋生计。汽车修理这种活儿又累又脏，而且干得再好也不能发展成什么。不象学旅游服务的刘存亮，干好了能当领班，能当领班就有升主管的可能，升了主管还有机会提为经理，提了经理就离总经理不算远了。等到刘存亮当了总经理的那一天，他李臣说不定还在汽修一条街的哪个修车铺子里，蹶着屁股给人家卸轮胎呢。

    鉴宁太小了，盛不下年轻人的宏伟理想，壮志豪情。

    寒假很快就过去了。

    整个寒假父亲不在，保良每天昏昏噩噩，功课做得潦潦草草，更多时间都在网上闲逛，开房灌水，甚至上声讯网站和一帮素不相识的家伙彼此拍砖，还迷了几天网上的最新游戏“刀剑封魔录”，很快学会了N多招法——阳关三叠、貂禅拜月、广寒月影、女娲补天、金玉击鼓、洛神凌波……

    中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似乎格外漫长。最先熬不住的是在中专学汽修的“大哥”李臣。李臣在离毕业还差六个月时头脑一热，居然放弃寒窗数载即将到手的那张文凭，提前退学来到省城自谋发展。他说他想通了，现在拿着大学文凭都不一定找得到理想工作，更不用说一张不值钱的中专文凭了。他一旦想通就犯不着为那张擦屁股纸再熬数月，索性闯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早点江湖行走试试身手，多几个月就能多练几个回合，多摔几个跟头还能早成正果。

    李臣来到省城的第一个投奔对象，当然就是他的“三弟”保良。他拎着一只装满衣物的旅行包站在保良的学校门口，让放学出来的保良又喜又惊。保良高兴地带着李臣去了他家，他想至少在李臣找到工作之前，可以让他住在自己的屋里暂时安身。他唯一需要嘱咐李臣的就是见到他父亲之后千万不要马虎大意，把他寒假期间回鉴宁老家安葬母亲骨灰的事向父亲说漏。

    保良领着刘臣回家，那种感觉真好。从当初一起光腚和泥的混沌少年，到今天仍是福祸相助的朋友，保良去鉴宁和刘臣挤一条床板，现在刘臣来投，当然要睡在保良的榻侧。

    他们穿过保良家巷前那条热闹的街市，街市上橱窗华丽的商店邻次栉比，随后一条静谧的林荫小道，将满目惊奇的李臣带到了那片几乎一尘不染的社区。李臣的目光很快穿过一座院落的灰色围墙，看到了保良家青瓦斜漫的巨大屋顶，他一惊一乍地问道：保良，这就是你的家呀，这么大的屋顶要遇见地震塌了咋办？保良说要真有地震先塌的是你家那种老屋。李臣说呸！保良笑笑说这是科学。

    时间还早，估计父亲尚未下班。保良用钥匙打开家门，从门口摆放的鞋子上他们意外地看到，父亲不仅已经回来了，而且家里还来了客人。

    穿过短短的门廊，便是宽敞的客厅，保良看到父亲在客厅里与客人聊得正欢。父亲很久没有这样眉开眼笑了，这样快乐的笑容在保良的记忆存盘中，早已搜索不到。

    客厅的沙发上，坐在父亲对面的，是一大一小两个背影，都是女的。两个背影听见身后的门声和脚步，一齐转过头来，用目光与保良彼此打量。保良看清，年长的一个大约四十多岁，长得很瘦，五官紧凑得没长开似的，年轻的一个大约只有十五六岁，面孔圆胖，好象已经长得咧了。两道投来的视线都有几分疑问，好象她们才是这里的主人，而保良反而是个不速而来的生客。

    父亲也看见保良了，说：“啊，你回来啦，这是杨阿姨，这是杨阿姨的女儿，叫嘟嘟。保良点头和那一大一小两个女人打了招呼。杨阿姨也点头回了个招呼，面上露出了一些微笑，而嘟嘟却始终用圆鼓鼓的眼睛看他，脸上一点表情没有。

    父亲又看到了站在门口没动的李臣，问保良：这不是你小学的同学吗，什么时候也到这边来了？保良答：啊，刚从鉴宁过来。父亲很和蔼地说：啊，带你那屋坐吧。

    保良又和杨阿姨打了个招呼：阿姨您坐。便带着李臣去了自己的屋子。李臣悄声问保良：那女的谁呀？保良说我也不知道。李臣便不再多问，环顾着保良的卧室说：你们家真棒！

    这是保良搬到省城，搬进这幢崭新的房子后，第一次接待鉴宁的朋友，他因此而感到兴奋，而开心异常。他的卧室比原来在鉴宁住的那间大得多了，除了床和带大镜子的推拉门衣橱外，还有一只北欧款式的沙发。写字台也是北欧式的，带电脑键盘架的那种。墙上挂着父亲为保良从公安学院搜集来的各国警察的警服画页，那些警察看上去威风凛凛，还有几个女警，也个个扮相粉酷。

    李臣万分羡慕地欣赏个没够，又去摆弄保良的电脑。父亲在门口探头，见保良要在地上给李臣打铺，便把他叫出来盘问：他要住在咱们家吗？保良说：啊，他刚从鉴宁过来，还没找到住的地方。父亲说：这不好吧，以后鉴宁来的人多了，都往这儿领领得过来吗。让他去找个旅馆住吧。住一般的小旅馆也不贵的。保良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上次我回……父亲见保良蓦然卡住，问：上次怎么了？保良吞回去，说：没事。父亲也没有追问，说：而且今天咱们家有客人，呆会我要请杨阿姨和她女儿出去吃饭，你也去，带个生人不太方便。你们聊会儿就让他住旅馆去吧。他要没钱你先给他垫上，啊。

    父亲这几年几乎从未用过这样温和恳求的腔调和保良说话，这比严辞命令的力量还大。保良不由不点头应了，回身面对李臣询问的目光，一时尴尬得无以为答。

    那天保良把李臣送到附近的一家旅馆，用父亲给的钱为李臣交了一周的房费，又约好明天陪他去找工作，才万分愧疚地和李臣分手。

    那天晚上保良跟父亲一起请杨阿姨及她的女儿嘟嘟出去吃饭，那是保良搬到省城后父亲最为破费的一餐。自从母亲走后，家里就由父亲做饭。父亲做的饭粗糙难咽，偶而带保良下下馆子，通常也是简简单单。这天晚上父亲的一反常态给了保良一个预感，从此以后，杨阿姨果然成了他家的一个常客。保良慢慢知道，杨阿姨是外省人，已经离婚多年，生活不算宽裕，对女儿却十分娇惯。保良还知道，杨阿姨有点文化，过去当过演员，是演话剧的还是唱戏曲的保良不太肯定，但杨阿姨拿过一些年轻时演现代戏的剧照给父亲看过。剧照里的杨阿姨浓施粉黛，和现在的模样相去甚远。保良不由常常对镜自省，不知自己这张青春面孔，多少年后是否也会变得皮糙肉垂。

    杨阿姨常到保良家来，保良家的餐桌也就变得丰富起来，屋里的卫生也开始干净，一切都恢复了母亲在时的井井有条。但保良吃不惯杨阿姨做菜的口味，那口味与母亲做的饭菜大不相同。他也不喜欢杨阿姨把他家装点得那么花里胡梢，和他和父亲的情趣格格不入。母亲在时，家里也是这么干净，但朴素大方，亲切自然。

    和保良预感的一样，父亲的爱情进展得很快，大人们的判断既准确又现实，省略了许多卿卿我我与风雅浪漫。有一天保良放学回家拧动家门钥匙时，父亲在里面主动给他开了门，从父亲主动给他开门这个举动上，保良就猜到这是个不同寻常的黄昏。父亲开门以后冲他微笑，态度和蔼可亲，他对保良说：今天杨阿姨没来，我也没有做饭，呆会儿咱们到外面去吃吧。父亲叫保良先别回房间，先在客厅里坐一下，他说他有个事要和保良谈谈。

    保良就坐下来了，坐在父亲对面，书包放在一边。

    父亲开口，让保良意外的是，竟然还是老生长弹：“保良，考公安学院你现在准备得怎么样了，有没有把握？”

    保良说：“在学呢。”

    父亲继续着他那番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教诲：“我和公安学院的刘院长说好了，只要你一过分数线，他们肯定收你的。爸爸在公安系统还是有一点名声的，所以学院里对你肯定是欢迎的，是重视的。你一定要加把劲，不要丢爸爸的脸。等将来你从公院毕业，爸爸也还可以找找领导，把你分配到刑侦部门去，去实现你的理想，这些爸爸都可以帮你。”

    保良说：“噢。”

    父亲停了一下，开始言归正传：“爸爸老了，身体又不好，马上该退休了。爸爸只盼着你考上大学，毕业后全力以赴地工作，所以爸爸身体再坏，也不能拖你后腿，不能让你以后每天放学回来或者下班回来，还得照顾我给我熬药做饭。”

    父亲说到这儿，抬眼看保良，保良也看父亲。保良的无声无息让父亲感觉到压力，把对视的目光又回避开了。

    “保良，爸爸想了很久，决定还是找个老伴，人老了总得有伴。你杨阿姨对爸爸很好，爸爸想和杨阿姨……当然还有你，还有杨阿姨的女儿嘟嘟，一起组织一个新家，你同意吗？”

    父亲艰难地说完他的决定，然后看着保良，等他表态。父亲生性倔强，在家从来说一不二，一向处在指挥者的位置，他此时的惴惴不安是保良从未见到过的。也许今非昔比，母亲死了，姐姐跑了，现在的保良，是他唯一的骨肉至亲。

    保良也看父亲，只看了一眼，他说：“同意。”

    父亲点头，长长地出了口气，目光兴奋，说：“好，虽然这是爸爸个人的事，但爸爸还是应该征求你的意见。你大了，懂事了，以后杨阿姨和嘟嘟来了，你要象个大人一样，不要任性。嘟嘟比你小，又是女孩子，你多让着她一点，行吗？”

    保良说：“行。”

    父亲又点头，满意地点头。

    父亲说：“好，那咱们出去吃饭吧。你把书包放回去。以后你的东西别象以前似的到处乱放。你自己的房间也经常收拾收拾，别总那么乱，让人家看了笑话。”

    保良从沙发上站起来，拿着自己的书包，进了自己的房间。

    保良进了自己的房间，按父亲的要求把床上桌上随意散放的东西一一收进抽屉，收进衣橱。过去他的房间都是母亲帮他收拾，姐姐也帮他收拾。姐姐和母亲都不在了，父亲也不大管，他懒惯了，房间就总这么乱着。

    父亲在门外问：“保良，你收拾好了吗，咱们出去吃饭。”

    保良说了声：“好了。”可他的嗓音忽然哑得几乎失声，他这才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父亲的婚礼既隆重又简单，隆重是因为父亲做为全省知名的公安英模，所以省公安厅和公安学院都有级别挺高的领导到场祝贺，举办婚礼的那家酒楼的门外，停了好多辆挂公安牌照的警车轿车，场面上显得威风气派。简单是因为陆家在省城无亲无友，除了儿子保良，父亲几乎孤家寡人。杨阿姨那边只有一个姐姐，专门从广西赶过来的，算是新娘家的代表。杨阿姨在省城本来有些朋友的，但她毕竟是二婚，大人们的心理，似乎不愿张扬。也许还因为父亲不管怎么说也是个残疾人，走路一瘸一拐的，杨阿姨可能也觉得不甚体面。所以婚礼虽然租下了那家酒楼一个足以放下四张大桌的厅房，但主宾到齐只将将坐满了两桌。

    保良看得出来，父亲很高兴，对娶到杨阿姨心满意足。杨阿姨是搞过文艺的，现在又在市里的园林局搞行政工作，场面上的礼数还比较周到熟练。那个婚礼上的主角，反而是她的宝贝女儿，高兴时大叫大笑，一句话不高兴了，又嘟着嘴要两个大人不停哄劝。父亲说嘟嘟怪不得叫嘟嘟，一嘟嘟嘴巴可真是好玩。嘟嘟说以后不许叫我嘟嘟，我有大名！来宾中一位年龄颇大的领导也喜欢嘟嘟撒娇的样子，问：你大名叫什么？嘟嘟说：我大名叫杨月娇！大人们都笑，说：唔，象个明星的名字，挺好挺好。

    杨月娇？保良想，有多俗气！

    来宾们送了新娘新郎不少贺礼，从毛毯到手表手机，多是家用或实用的东西，其中有一只爱立信的新款手机，还有一只很酷款的潜水表，父亲后来都送给了保良。那只潜水表是保良拥有的第一件奢侈时尚的装饰品，比权虎过去送给姐姐的那只伯爵表还要吸引人。这只其实并不值钱的时装表让保良高兴了好久，而且第二天就拿到李臣那里炫耀。

    李臣找到工作了，他在市中心的焰火之都夜总会里当上了KTV包房的服务生，既挣钱又见世面。每月花三百元租一间地下室旅店的房间独住，花五百元供自己日常吃用，花三百元添置时髦的衣服皮鞋，还能剩三五百元存在卡中。在这种夜总会当包房服务生是没有工资的，全靠客人用小费照顾，干得好或碰上大方爽快的客人，一个月挣三四千小费并不太难。

    不知是不是受了李臣“发财”的诱惑，刘存亮也退学到省城来了。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名叫菲菲的漂亮女孩。不管刘存亮自己怎么解释，保良很快就察觉出来，刘存亮还差两个月就不顾家长强烈反对，把寒窗数载马上就要挣到的中专毕业证书弃之不要，义无反顾地来到省城，多半是为了这个菲菲。

    既然李臣这样一个只学过汽修专业的人，在夜总会干服务一个月也能挣到三千四千，那么刘存亮这个专学外事服务的，干这个岂不比他更加在行。

    不管怎么说，“鉴宁三雄”在省城提前会合，对保良来说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尤其是现在，现在保良是多么多么地需要朋友！

    现在，在杨阿姨和嘟嘟搬进他家以后，家里真的从此干净起来。但保良每次回家，一听见杨阿姨不停地在屋里和父亲说笑，听见他们哄劝嘟嘟的声音，他反而失去了家的感觉。他把母亲和姐姐的照片摆在自己床头，也难却心中孤独寂寞的侵扰，这时见到少年时代的结义兄弟，那种生死与共的友情立刻迸发出来，让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朋友的重要与珍贵。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的姐姐，与他最亲的人都来到了这座城市，他因此而对这个城市多少产生了一点归属感，不知不觉当中，认同了这里的一切。

    刘存亮来到省城，他和他的女朋友菲菲，都在李臣包租的那间小屋里住下。在那种小旅馆里，旅客来来往往，人流五方杂处，男女同居没人管的。好在李臣和刘存亮是多年的兄弟，坐怀不乱的男儿本色，李臣还是有的。

    菲菲长得不错，如果她不开口，不把那点从鉴宁带来的土腔俗调随意暴露，你也许会以为她是个在省城长大的本地女孩。特别是她在省城落脚的第二个月后，她已能迅速模仿出都市的各种摩登，从衣着到谈吐，都很有点那个意思了。女孩子的变化真是快得惊人，任何新的刺激都会让她们为之兴奋。对于菲菲来说，新生活的刺激除了大城市物质世界的繁华之外，还有一样，那就是刘存亮的这位眉清目秀的“三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