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和他闹翻以后，她当真发狠地下过分道扬镳的决心，但没出两三天，一腔子无名火便渐渐平熄下来，他的面孔、身态、声音，又悄悄地从心底的缝隙里钻出来，频繁而顽固地勾留在麻乱的记忆中，挪移不开，挥赶不尽。恨和爱、恼怒与眷恋、委屈与失悔交织在一起，缠绵在一起，真是一种莫名的苦闷。她一向是个不吃后悔药的人，这回却暗暗地埋怨起自己来了，实在不该在冲动之下说了那些绝情的话，过分地伤了他的自尊。就算他和严君勾肩搭臂地逛过大街吧，那也并不是完全不可挽回的错事啊。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好人也会有过失，何况人是感情动物，异性相吸，常属不免。而周志明又绝不是一个轻浮成性的人，绝不会把以往的爱情一旦抛净。为什么不能原谅他，把他的爱彻底地夺回来呢？至于他对季虹问题的上书言事，在法律上本来是个无可挑剔的行为。虽然姐姐定成了反革命，对自己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的名声和前途不会没有影响，但是法律的神圣她是懂的，为这件事而移恨于周志明，她不能那么没觉悟！

    如果不去找他，他会自动回来吗？她脑子里不止一次地转着各种估计，如果他回来，她是愿意原谅他的，这自然不用说了，其实，她简直是急于原谅他了。她是多么希望看见他突然一推门走进来呀。到了晚上，她躺在床上还发着这种臆想，后来，他竟然真的来了，站在她面前，腼腆地别过脸去，眼中闪动着柔情的波光，向她诉说着许多愧悔和想念的话，她当然是张开双臂拥抱了他，在他脸上印满了甜吻，后来，后来……竟是南柯一梦！

    白天再去想这梦，反倒体会出无尽的苦味，想丢，又丢不开。到现在还得想方设法来逃避和抵抗这梦的缠绕，她吃力地把视线重新关注到书上来。

    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

    只读了这一行，心绪又缭乱起来，种种不快又一股脑儿地翻上来。是的，她为卢援朝的辩护使她在学校里很光彩得意了一番，但在家里，和母亲的关系却陷入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之中，母亲是爱姐姐的，所以不免移怨于她。从道德上讲，母亲当然也明白这本来是怪不得她的，但是感情毕竟是独立于道德之外而发生作用的另一种东西。母亲的更年期还没有完，常常显出低于常人的脆弱和烦躁，这些天几乎没有对她做过半点温情的言笑，看到她回来就把一张冷冰冰的脸扭到一边去，至多说几句敷衍的问候，“吃饭了吗？”、“回来啦？”像是同一个半熟脸的人在街上打招呼。她甚至巴不得母亲还像过去那样在她耳边没完没了地唠叨才好，什么又去谁家玩儿啦，为什么不到乔真那儿去啦，为什么要穿这种颜色的裙子啦，不管说什么，她都愿意听。她有时也非常强烈地希望能跟父亲坐在一起谈谈，随便谈什么都行，只要能让她享受一下那很久就流于无形的父爱。而父亲却又是那么难得一见，即便见了也是匆匆一面，说不上一两句话就走，她这个当女儿的还远不如他的秘书重要呢。周志明离开了她，父母又是这样不顾她，亲人们对她的漠不关心比以前的过分干涉更加让她受不了！

    阅览室里的人越来越少，有人从斜里走过来，触动了一下她的胳膊，把她从痴想中扯出来，学校政工部的一位干部站在她的面前。

    “小施，外面有人找你。”

    “找我，谁？”

    “市公安局的。”

    她的整个身心仿佛都在呼吸之顷收紧了，眉宇间闪过一阵兴奋，她掩饰着，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人在哪儿？”

    “在外面，我领你去。”

    她匆匆将摊在桌上的书本胡乱塞进书包，往肩上一挎，跟在那位干部的身后向外走去。

    “他到底来了！”她脑子里一跳一跳地想着：“他离开我，也许比我还要神魂颠倒吧？呆会儿见面我怎么说呢？当然岐山路那件事是先要忌口的……”

    出了图书馆的楼门，向左斜斜地拐过去，有一片幽静的小松树林，林中有块方方正正的空地，空地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几个样式古老的石凳。那个干部把她领到这里，并不离去，她看见严君和另一个魁梧的中年人从石凳上站起来，眼睛对她直视，她心里的那一腔热气忽地冷下来。

    “找我？”

    “找你，有件事。”中年人态度温和，递过一张叠了一折的白纸来。

    她认出来了，这人就是上次去抓卢援朝的那个大个子。她迟疑地接过那张纸，心里一动，不会是他让他们带来的信吧……她把白纸掀开，一行钢笔字和一个暗红的官印把她所有的想象都击得粉碎。

    兹有我局工作人员陈全有、严君向你校学生施肖萌了解有关……

    她没有看完，一股极度失望的情绪潜然爬上心头。严君向她指指石凳，说道：“坐下谈吧。”

    她没有坐，但却点点头，说：“了解什么，只要我知道的就一定提供。”她用了一种通达合作的口气，而实际上，心绪却败坏极了。“我们只有一个问题，”中年人说，“在施季虹诬告卢援朝的伪证中，你是怎么发现月光这个虚假环节的呢？”

    这个问题大出所料，她怔了一下，说道：“这本来是个常识嘛，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不，”中年人仿佛是胸有成竹地眯起眼睛，非常肯定地摇着头，“阴历二十七、二十八的夜间没有月亮，并不是人人熟悉的常识，据我们了解，你在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并不丰富，是不是呢？”

    “可我也不是个白丁，我就是查出来了，使一个无辜的人免受牢狱之苦。”她有点气愤了，“我不明白，这个案件法院早已审结，你们现在又提出来胡乱猜疑，干什么呢？”话说出口，她又有点儿后悔，何必用这种刺激性的语言呢？

    中年人似乎并不介意，仍然温和而执著地继续问道：“那天没有月亮，是不是有人告诉你的？”

    她也心平气和了，微微笑一下，反问：“怎么，辩护人在辩护前合法搜集证据，难道事后也要受到盘问和干涉吗？”

    中年人目光灼灼一闪，不答她的话，反而单刀直入地问：“是卢援朝告诉你的吗？”

    “什么？”她有点儿赌气地扬扬眉尖，“我要说你们这是侵犯辩护人的合法权益呢？我可以拒绝回答吧？”

    “肖萌，”严君插上来说，“我们今天是为工作来向你询问这个情况的，请你协助一下，好吗？”

    她浑身打哆嗦，一股没来由的委屈和憋气占满了全心，严君的态度是温和的，甚至是商量的，但这种居高临下的关系却叫她受不了。她真想哭出来，把这些天积下来的所有委屈放任地倾泻一通，眼泪快要流下来了，她转过身子，想走。

    “等一下，”中年人强硬起来，“依照法律，公民有作证的义务，故意隐瞒证据的要负法律责任，现在请你明确有个态度，你是不是拒绝回答我们的询问？”

    泪水湿了眼睛，她忍住没让它流下来。

    “肖萌，”严君几乎是一种关怀恳求的语气，“你为什么不愿意说呢？伪证中的那个破绽，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垂下头来，用低低的声音说：“是他，他告诉我的。”

    说完，她踉踉跄跄向树林外面跑了出去，听见严君在身后叫她也不回头，泪水顺着双颊流进嘴里，舌尖上全是难言的咸涩。

    阅览室已经要关门了，她又不想早早地回家去熬那个难堪。因为宿舍已经支援了新入学的外地学生，她放了学便没个去处，有时在学校里寻事耽搁，有时在街上无事消磨，最近还常常去援朝家坐坐。自从援朝被诬陷入狱后，她就把他当作一个弱者在付予自己的同情了。卢援朝其实还是很爱姐姐的，现在虽说平反出了狱，但毕竟失去了将要得到的家庭生活，所以仍然是个不幸的人。然而她今天却不想去找他，她现在已经没有热量再去温暖别人了。她骑着车子在街上慢慢地转了一阵，让情绪渐渐平静下来，直到墨蓝的夜色涂满了天际，才回到家里。

    走廊里没人，却大亮着灯，她没有去关，她现在对于特别强烈的光线似乎有种近于病态的刻意的渴望，因为黑暗总是象征着寂寞和孤独的。

    厨房里传来丝丝拉拉的炒菜声，一种家庭的温热气息突然贴近她冷瑟的身躯。吴阿姨从厨房半开的门中探出了脑袋，一股菜油的香味随即飘溢在走廊里。

    “小萌回来啦？饭等会儿就好，你饿了吗？”

    “不，我不饿。”她笑着回答，尽力扫开胸中的积郁。

    她把书包挂在衣架上，走进自己的房间，一眼看见桌上摆着一个字条，她没顾上脱大衣就拿起来看，啊，是爸爸留的。

    萌萌：我很忙，见不到你，有件事和你说一下，今天公安局的领导对我说了，周志明和那位女同志那件事是在执行任务，组织上是清楚的，你是误解他了，爸爸。

    又及，这事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她手里捏着这张条子，像傻了似的僵立在桌边，心里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窝火，她想笑，笑不出来，想哭，又哭不出来，就是这么一种没法形容的感觉！

    她在床上坐下来，又去看那字条，渐渐在麻木的舌尖上咂出点儿味来了，是高兴，她应该高兴！她按捺不住地在屋里转了两圈，离开屋子想到客厅去，她真希望这时候客厅里正有个可以交谈的客人在座啊。

    客厅开着日光灯，雪白的窗帘从窗户的上沿垂挂下来，格外耀目。母亲坐在沙发上，挪开手中的报纸，很注意地看了她一眼，难道自己脸上有什么古怪的神情吗？

    “妈，爸爸还没回来？”她鼓起热情，向母亲做出一张笑脸。

    “啊，没回来，呆会儿饭好了你先吃吧，我等你爸爸回来再吃。”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她又主动扯起话头，“我也等爸爸回来再吃吧，反正也不饿。”她尽可能将声调处理得亲热而又随便。

    “啊，不用。”母亲端起自己的茶杯，站起来，向卧房走去，“这两天总失眠，我得躺一会儿。”

    “妈，”她在她身后说，“今天我们王副校长找我谈了，去分校没有我。”她故意找这样重大的事情说，想调动起母亲的兴趣来。

    “王副校长？噢，就是跟你乔叔叔挺熟的那个。”母亲回了一下头，却全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她赶紧接着说：“他说《南大学报》准备登我写的那篇文章，还要吸收我参加编辑部工作呢。”

    “噢，那好。”母亲点了一下头，捶打着腰部，自言自语地咕噜着：“这个吴阿姨，准又是没关厨房的门，油烟味又进来了。”

    母亲走进卧房，门关上了。她带着几分呆相留在显得非常空旷的客厅里，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走廊里，吴阿姨一嗓门招呼：“吃饭喽！”好像一声尖锐的怪叫，穿破死一般的寂静，刺进她木然的意识里，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冲出客厅，逃命般地奔向大门。跑到街上，她的双膝发软，像得了疟疾一样止不住地颤抖，耳鼓里嗡嗡一片连响，胸口被压得出不来气，一阵无声的哭泣顺着脊梁传上来，从两肩向全身扩展，她拼命支撑着，踉踉跄跄向前走去。

    “姑娘，你是不是病了？”一个戴眼镜的老太太从身后赶上几步扶住她，“你家在哪儿？”

    “啊，没事，谢谢。”她躲闪开这位路人的关怀，“我家就在前面。”

    家？不不，这简直不是家！

    她漫无方向地走到太平街的尽头，心情渐渐平复下来，但却并不想折回去。孤零零地站在路灯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仿佛要把胸中的苦闷全都吐出来似的。要不然……就去找他？他是不是又回那个小工具房了呢？不，不去，在这种丧魂落魄的心情下还是不去，那么……她突然想起了卢援朝，去他那儿吧，现在，只要有个能和自己说说话的、能随便说说话的人就行！

    她坐上公共汽车，到了杏花西里，沿着那条穿行在一片楼区里的蜿蜒小路向卢家走，转过一个弯儿来，她蓦然愣住了。

    在卢援朝家楼前的路灯下，触目地停着两辆吉普车，车边上站着两个民警，一大群人看热闹似的挤在两边，伸脖踮足地向楼门里张望，这不寻常的场面使她心里一阵紧张。

    “公安局抓人了。”几个小伙子咋呼着从身边跑过去，她居然也跟着跑了几步。

    到了楼前，她向一个中年妇女问道：“什么事？”

    “抓流氓吧。”中年妇女想当然地答道。

    “啊。”她点点头，想分开人群上楼，她可没心思看这种热闹。

    突然，人群涌动起来，先向前挤，后又向后撤，楼门口，两个高大的民警像抓小鸡一样挟着卢援朝走出来，一下子撞进她的视线！

    卢援朝！？

    他的腕上又扣上了手铐，上次被捕时那种镇定的神态荡然全无，垂着毫无血色的脸，拖着步子被推上了吉普车。

    吉普车的门砰然响了一声。她惊呆了！

    楼门口又走出几个人来，她一眼看见了周志明，他穿着一身民警制服，戴着大盖帽，样子很英俊。她想叫他，却哆嗦着没能张开嘴，看着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上了另一辆吉普车，车开走了。

    看热闹的人议论着走散了。她呆呆地，挪不动脚步，胸口像堵了一团肮脏麻乱的败絮。忽地，几个小时以前和严君他们的谈话浮上脑际：“是他，那天没有月亮，是他告诉我的——”她猛然打了个寒战！

    电动门响了一声，开了。甬道口传来一声长长的呼唤，把徐邦呈惊醒了。

    “九号，出来。”

    他懒懒地从铺板上爬起，出了牢房，向着阳光明亮的甬道口姗姗走去。

    这些天一直没有提审，他几乎养成了嗜睡的毛病，晚上睡，白天也睡。刚才又是一篇好梦，当他被押着踏上预审楼楼梯的时候，肿耳虚腮的脸上似乎还弥留着在梦中神游的笑态。

    那是美丽的地中海，那是温暖的地中海，在冬天无边无际的严寒中，摩纳哥，是一块得天独厚的绿洲。他记得在希腊语里，摩纳哥代表“隐士”的意思，真是个令人神往的名字，隐居一隅，隔断了拿生命做赌注的人生游戏，远离了你死我活的恐怖厮杀，万事皆空，清静为乐。瞧，那一片片绿的，是什么？是棕榈树的荫盖？那望不到边际的深蓝，有如大海般的辽阔，哦，那就是大海。那海、那树、那秀丽如画的山、那一条条曲折通幽的小路，就是隐士避喧的乐园和归宿？就连那个蒙特卡罗大赌场，也是为了让人们在乐极之时忘掉比赌博更荒唐、更危险、更多陷阱的尘世吧？哦，马尔逊微笑着向他走来了，“亲爱的徐，我在这儿等你很久了。”拥抱，他抱着的，好像不是马尔逊的真身，而是一团云，一缕气，虚无飘缈，只有那微笑清晰地印在眼前。有人给他们斟酒，红珍珠一样的法国香槟发着丝丝细响，在高脚杯中泛着乳白色的气沫。“不，亲爱的徐，这不是红香槟，而是红鱼子。”哦，原来是红鱼子，他怎么连红鱼子都不认得了？马尔逊还是那么豪饮，健谈，“我同医生妥协了，每年冬天来这儿小住一段。”这儿的确不错，氧气充足，常年有绿，冰封季节还能看到盛放的紫罗兰和威灵仙。马尔逊还对他说了些什么？……啊，啊，就在这个时候，那该死的电动门响了！

    上午的阳光从审讯员后面的小窗里直喷在脸上，他情绪放松地在方凳上坐下。对于梦境的重温，能使那个若明若暗的希望紧紧地维系在身边。他尤其不能忘记几年来马尔逊一再强调的那番关于情报员的价值重于情报的理论，这理论现在几乎成了他精神上最主要的支柱了。马尔逊是懂得爱护、珍重情报员的，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情报员在任何逆境和危险中，都能在自己心中保持着化险为夷、东山再起的希望，他现在就是充满着这种希望的。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许很快，也许要等些时日，他坚信马尔逊总会再设计一条锦囊妙计，把他营救或者交换出去。至少，这也是马尔逊挽回自己面子的最体面的做法了。虽然他此刻还坐在受审席上，但心情却是乐观的，带着被幻想和期望充实起来的兴奋，他甚至还微微笑着冲那三位审讯者问了句早安。

    这次来提审，还是那几个老对手——姓段的头头、身材胖大的中年人，还有那个外表秀弱，而在仙童山却一拳头打松他半边牙的小伙子。今天审什么？他在他们脸上猜测着，却看不出一点吉兆。

    姓段的开门见山，用很平常的口吻说：“今天有些问题要进一步核实一下，主要是关于０号计划的一些细节，听清了吗？是细节。”

    他很轻松地点点头，若无其事地说：“可以。”

    “好，我问第一个问题。”姓段的问话照例是干脆利索的，“你所执行的０号计划是一丝不差地按照马尔逊交待的方案进行的吗？”

    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马尔逊强调过，对于他设计的计划，情报员只能遵命行事，不能独出心裁，另有发挥。”

    “他在这个计划中所特别强调你不许更改的部分是什么？”

    他疑惑地眨着眼睛，不明白这问话的意义，想了想才说：“行动的细节，细节不能更改，他强调过。”

    “指哪些细节？”

    “细节？很多，都包括。我以前不是谈过了吗？”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那个好梦壮的胆，他今天答问的口气特别硬。

    “施季虹向我们检举卢援朝时说的那些话，属于不属于这个细节的范围呢，是不是也是马尔逊预先设计好了，再由你教给她的？”

    “是的。”他很冷淡地答道。

    “那天天晴月好，在月光下她看见卢援朝跳进江一明家的窗子，这些话都是马尔逊设计的吗？”

    “时间这么久了，这些具体的话我怎么能记得住呢？”他觉得自己这种身份的间谍，在审讯员面前是不能一味软弱的，否则万一将来回去和马尔逊说起来，可就真是“英雄气短”了，“我记不起来了，请原谅。”他果断地说。

    对于他这种一反常态的倨傲，姓段的沉默了片刻。是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沉默。

    “徐邦呈，我提醒，你现在的心理状态是有害的，你还对自己的前途抱有什么非分的幻想吗？”

    真是一针见血，他心里跳起来，却耷拉着眼睛不说话。

    “哗啦”一声纸的声响，接着是姓段的声音：“你认识这个吗？”

    他抬了一下眼皮，“这是那封报警信吧？我说过了，我不知道是谁写的。”

    “那我告诉你。”审讯者一字一板地说：“这封信的作者，就是马尔逊让你抓的那个替罪羊——卢援朝！”

    他目瞪口呆，好像眼前炸响了一颗雷！

    ——卢援朝？！

    姓段的面色平静，放下那封报警信，淡淡地冷笑一下：“你是老手了，我想用不着解释了吧。”

    他的眼睛直勾勾的，瞳孔忽地放大了几倍，全身悚然一抖，仿佛一下子沉到了暗不见底的地狱中。啊！啊！啊！——全明白了，他全明白了，整个０号计划，整个阴谋，整个骗局全部都明白无误地展现在眼前，让人一览无遗，看个穿透！

    审讯者没有马上接着问，好像是给他时间去回味，去反应。他如同一个癌症病人突然知道了自己已经死在临头，全部精神几乎在一秒钟之内就崩溃下来，他全身抽动，拼命想哭出来，可却是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干嚎。直到这一刻，他这个曾经全身心热衷于冒险事业的理想家，才算真正地悟破了间谍生涯的冷酷！这些年，他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被人抽打着卖命地旋转，及至停稳下来看清楚那光怪陆离的四周原来竟是一个充满了谎言和诡计的世界时，却已经歪倒在尘埃中再也站不起来了。他看到了，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无可挽回的末日，他痛哭起来！

    没有人打断他，没有人制止他这种垂死的发泄，然而，除了几声绝望的哀鸣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没有了，没有了。他的幻想，他的希望，全部寄托在马尔逊身上，他崇拜了多年的马尔逊，他一向看作宽厚仁慈、爱兵如子的马尔逊，却恰恰是这样一个阴险狡诈、残酷无情的魔鬼！当他需要你的时候，可以像父亲一样爱护你、厚待你，欺骗你做着一个又一个天真的梦，而当他更需要另一个人的时候，又可以毫无吝惜地玩弄着你的忠诚，把你牺牲掉、葬送掉，就像踢开一条玩腻了的狗那么简单。想起马尔逊握着他的手，和他相约重逢时那个真诚郑重的神情，谁能料到这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一个大骗局呢？

    他恨自己，恨自己，恨自己！恨自己！

    “好，”审讯者严厉的声音压过他的欷歔，“我接着问刚才的问题，施季虹检举卢援朝时所说的在月光下看到的情况，是不是全部由马尔逊预先设计好的？”

    “是的，每一句话都是的，”他筋疲力尽地答道，“马尔逊是根据气象卫星的预测，告诉我那天南州地区是晴天，月亮很好。还说，还说……你问我什么？”

    “那天月亮很好，马尔逊还说什么？”

    “还说，说卢援朝应当穿灰色反光的衣服，因为月光下一切都是灰色的，哪怕那衣服原来并不是灰色的。”

    “好。”姓段的挥了一下手，坐在右侧的姓周的年轻人一字不落地把刚才做的审讯记录对他朗读了一遍，然后问：“有错的吗？”

    “不，没有。”

    “签字。”年轻人把记录移送到他面前，他哆嗦着签了字。

    “指纹。”年轻人又递过一只印泥盒。

    那红通通的印泥，突然变成了一捧腥血！他惊叫了一声，不由自主跪在了地上，他控制不住了！

    “枪毙我！杀了我！我是混蛋，我是白痴，让我死，啊哟……”他匍匐在年轻人的脚下，泣不成声，恨不得立刻就死！

    “起来，别耍赖！”

    远远的地方似乎有细小的铃声，审讯室的门开了，有人走进来。

    “押他回去。”审讯席上冷冷的声音。

    楼梯，通向地狱；大门，张着吃人的嘴；阳光，白花花刺眼；甬道，又长又深的死胡同，黑黑的家伙，一晃一晃，越晃越大，——啊！他又清醒过来。

    铁的牢门！

    一切都乱了，都颠倒了，然而一切又都是清楚的，都是本来面目。

    她的善良原来是一场糊涂，她的愿望原来充满了荒唐，她不相信还有什么反革命，经历了人斗人、人整人的动乱年月，她是多么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以真诚、以理解、以宽容、以同情、以共同的人性互相拥抱在一起，相安无事啊。然而现实无情，现实中的人们是那么各不相同。各种思想、各种行为、各种人生观是那么互相排斥、互相抵触、互不调和。是一种可怕的宿命吗？触目惊心的犯罪、卑鄙无耻的阴谋恰恰就出现在她的身边，把她理想中的人性世界击得粉碎！

    姐姐的堕落，援朝的真相，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然而一切都是雄辩的事实。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她没有想到，在他们这一代人当中，仍然有着尖锐、鲜明的对立，他们的脚下，仍然有着截然不同的道路！有的人，竟也会发展到敌对的阵营去！

    她过去爱周志明，是爱他的老实，爱他的善良，当然，还爱他的外貌，但对他的过于认真执着却不以为然，只有现在，她才从这认真执着的性格中发现和理解到一种充满了热情的追求和一颗正直可贵的童心。她觉得只有现在，她才爱得这么明白，这么深刻。

    真是像梦一样，她刚刚一梦醒来。

    期末的各科考试都结束了，学校里已经没什么课，学生们仨一群俩一伙聚在一起，话题不外是总校分校，听了叫人心烦。

    晚上，刚走出校门，乔真像是早就等候在那儿似的，迎上来叫住了她。

    “一块儿去吃顿晚饭吧，怎么样？十三路无轨电车站那儿新开了一家馆子，人挺少的。”

    她没说什么，默然跟他去了。大概仅仅是因为害怕这么早就回去在饭桌上守着母亲的冷脸吧。

    这家饭馆果然很清静，进去就有座儿。可不知为什么，看着乔真点菜时那副认真的样子，她忽又烦躁起来，想走。

    “别要了，我不想吃。”她心烦意乱地说。

    “不吃饭怎么行呢？少吃一点儿吧。”乔真和颜悦色地劝着，还是郑重其事地要了三个菜、一个汤。

    开票的服务员走了，她淡淡地问：“说吧，找我什么事？”

    “没事，碰上了，想和你一块儿呆一会儿，咱们好久没在一块儿聊聊了。”

    “不，你有事。”她不耐烦地说，“我还看不出你是故意等着我的？”

    乔真收起钱包，看了她一眼，摆弄着桌上的菜单，神情似乎有点异样：“小萌，我是想，想正式地，和你谈谈，我有好多话，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因为……”

    “好，别说了，我都知道。”她沉沉地说了一句。

    “小萌，你很有才，你给援朝的辩护能获得成功，是我早就想到的。我也不是一个甘于一辈子碌碌无为的人，我们都是有理想、有抱负、肯学习的，都是立志做一个强者的，为什么不能建立起一种更亲密的关系呢？我们在一起会幸福的，我会使你幸福的，我决心使你幸福，你肯相信我吗？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

    她缓慢地、友好地露出些笑容，但却用不容置疑的措词说道：“你对我好，我是感谢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使你幸福，但我知道你并不能使我幸福，请你别怪我太直率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难以弥合的。”

    “如果，你还爱着那个公安人员，我当然不能再说什么。”乔真自我嘲弄地笑了笑，又换了一种认真的口气，接着说：“可他对你姐姐既然能够这样落井下石，将来你要有什么倒霉事，他未必不会，这种人，值得你爱吗？”

    一种极度的反感，使她把心扉完全闭住，并不想和乔真争辩下去，只是冷冷地说：“你以为，我会成为我姐姐那样的人吗？”

    “咳，”乔真叹了一声，绕开她的反问，说：“为了你姐姐的事，我爸爸在市委里很不得意，所以最近心情一直不好。可他还是为了你留校的事找了一下王副校长，他要不是为了咱们俩的关系，这时候是决不会出面求人的，你知道我们家是多么希望咱们能够，能够……”

    “什么？”她的心跳突然加快，“你说什么，你爸爸找了王副校长？为我？”她气得直打哆嗦，“为什么不和我商量？我还是不是个独立的人？为什么事先不征求我的意见？你们，你们简直把我当成玩偶了！”她如同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忽然明白了真相，胸口堵着口无处发泄的火气。

    “这这，完全是为了你呀。”乔真发了慌，“分校的生活艰苦倒没什么，可学习条件、师资力量那么差，这是不能将就的呀，况且过不多久我们就要面临一个分配的问题了，连总校都要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分到外地，真要是去了分校……咳，难道我们替你做这件事是害你吗？”

    “害我！”她气极地喊了一声，邻桌的人无不侧目而视。她站起来，咬着牙说：“我靠自己生活，不需要别人可怜我，同情我，不需要别人恩赐！不需要！”

    “小萌，你干什么？你要上哪儿？”乔真在她身后软弱地喊着。

    她回到了家。

    家……

    这是一个市委政法书记的家，这个家给过她无数温暖和享受，给了她难以割舍的优越感和依赖心，倘若不是命运把磨难横摊在身上，她的未来大概不会离开她自己在想象中塑造的公式而发展到别处去——她将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律师，爱人搞公安，姐姐擅音乐，姐夫是出色的翻译，父亲是德高望重的老干部，母亲病休在家，安享天伦之乐，这是一个和睦、美满、令人羡慕的家庭，一个殷实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兼备的家庭。啊，这类想象，这类憧憬，是多么市侩、多么俗气，可她居然一直没有剥夺它们在自己心中的那一小块领域，就因为它们能给自己庸俗的心灵带来一点儿苟且的幸福感。够了！她不要这幸福感，不要这无聊的、虚伪的、低级的、自欺欺人的幸福感！她要靠自己生活，靠自己生活！

    进了家门，母亲正在走廊里拨电话。她低着头正要进自己的屋子，母亲竟意外地叫住了她。

    “卢援朝又被捕了，你知道吗？”

    她停在卧房门口，“知道。”

    “这下清楚了吧，你姐姐就是给他弄坏的，他才是真凶。当初我不让你去给他瞎辩，你偏不听。结果怎么样？这件事对我们这样的家庭会有什么影响，我看你是从来不考虑的！”

    她好容易才忍住了火气，镇静地说：“我是有错的，可我的错并不是因为当了他的辩护人，杀人犯也有获得辩护的权利。我错就错在不该无原则地轻信和同情，不该这样麻痹，这样天真。我的错我知道。可是您呢，您没有错吗？您为姐姐开脱罪责，走后门，您还是个党员呢！您这么做，又会给家里带来什么影响，您考虑过吗？”她不知道是因为气愤还是因为难过，发着抖说出了这番义正辞严的话，这是她第一次敢于这样撕破脸地指责母亲。

    “你，你，你胡说什么！我是你母亲！不是你的同学，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母亲老羞成怒，“她是你姐姐，她是大反革命，犯死罪，对你有什么好处！”母亲的嗓子完全嘶哑了。

    “那是她，罪有应得！”她咬牙说了一句，拉开房门，走进了自己的屋子。

    “好吧，”母亲在门外喘着气，“你不用这样对待我，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母亲说完走了。隔了一会儿，传来一声重重的摔门声。

    她一个人，默然在椅子上坐下来，心绪孤独而缭乱，几乎想象不出今后这种形同水火的日子该怎么过。床边的桌子上，摆着一封信，大概是吴阿姨送进来的。信封上没有写发信地址。她满腹狐疑地打开信封，展开信纸，一片斑斑点点的水渍把信纸搞得有点发皱，是什么？泪水吗？她看见信纸的下方写着“严君”两个字，呼吸忽地紧促起来。

    肖萌：你好！

    我想和你谈谈，我觉得应该和你谈谈。因为我知道你是爱着周志明的，也因为我和你一样爱过他。

    我们都是不幸的。我的不幸在于得不到他的爱，而你的不幸在于得到了却不珍惜。你和你的全家也许还不知道，三年前他锒铛入狱，给自己选择了一条牺牲之路，就是为了救护你的姐姐和你的一家，由于他销毁了你姐姐在十一广场上‘闹事’的证据，你们才在那场浩大的冤狱中得以幸免。这几年，他吃了多少苦是可以想见的，但他却从来没有诉过苦。这种忍辱负重的性格，也许是使你至今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个原因。但是，他的正直；他的善良；他对别人的热情和坦荡；他对生活的严肃和乐观；他对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难道都没有使你为有这样一个爱人而感到过一点儿自豪和满足吗？这一切闪光的品质在种种顺逆荣辱之中保持得那么顽强，顽强得成了一种本色，使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觉得他可信和可靠。我想你不应该是无动于衷的，你应当是看到了的，因为你最亲近他。

    请你原谅我吧，我爱过他。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从来没有爱过我，因为他已经爱了你。

    友谊可以分享，爱情必须独占。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使他幸福的家庭环境，多么希望你能好好地待他。你能吧？

    我是你的朋友，请别怪我多这个嘴。

    严君

    她扑在桌子上，无声地痛哭起来，她的泪水和严君的泪水重叠在那封信上，湿透纸背。她糊涂、她羞耻、她悔恨！她不配他！她终于在泪水中决定了自己的道路。

    她决定了！

    三天以后，学生们开始放寒假，在那张贴在教学大楼门前的光荣榜上，她成为法律系第一个要求去分校草创的志愿者，并且主动要求参加了去分校打前站的先遣组。她决心要去吃苦，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自强的人；她决心抛弃庸俗，挣脱自私和冷漠的小圈子，真心实意地为他人、为事业而生活，在忘我中找到新的寄托。只有这样，她才能配他！

    她默默地收拾着行装，一切都没有告诉母亲。如果母亲对她的去留无所谓，那她也无所谓；如果母亲感到伤心或者生气，那就随她去。她甚至体会到了一点儿恶毒的报复欲！

    先遣组不用带行李，她仍然像搬家似的装了满满两大手提包东西。她想好了，这个春节她要一个人在外面过。

    在走的前两天，她给周志明写了一封信。她曾经一遍又一遍地思考、梳理着那些渴望对他倾吐的话语，但是最终拿起笔的时候，却是极短极短的几句：

    志明：

    我对不起你。

    我要走了，到分校去。后天早上坐十六次慢车走，再见。

    信发出以后，她一直没敢离开家，估计着他见到信便会来找她。她在家等了整整一天，然而他却没有来。

    早上，天刚亮，外面下了雪。她提着手提包走出自己的卧房，在走廊里恰巧和从厨房里走出来的母亲打了照面。

    母亲显然是刚刚起床，还穿着睡裤和棉拖鞋，棉袄披在肩上，手里端着一只盛满牛奶的玻璃杯。看着她行装齐备的样子，惊愕地瞪起了两眼。

    “妈，我要去分校了，坐今天早上的火车走。”

    母亲明白了，握着牛奶的手拼命抖起来，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看着母亲苍白的、有些睡肿的脸，心一下子软了，万端感触一齐堆积在心头，眼泪忽地流下来。

    “妈，你和爸爸，自己多注意身体啊。”

    “我，我还是你妈吗？你要走，还跟我说什么？还说什么！你可以一仰脸就走嘛，你可以不认你这个妈妈，你从来没把我当作你妈妈！”母亲疯了似的，哆嗦着叫喊起来。

    母亲的叫喊，使她的心又坚硬起来，怨气和委屈、不满和忿恨全都凝结在舌尖。她只吐出两个字：

    “再见！”

    她提着提包，从母亲身边走过，走出大门。听见玻璃杯掉在地上碎裂的声音，她没有回头。

    火车站里人很多。正是春节前铁路联运的高xdx潮时期。坐这趟车探亲和放假回家的人拥挤不堪。站台上泥雪狼藉，到处堆着一堆堆的箱子和行李，拉东西的电瓶车高声鸣着汽喇叭，技术高超地在人堆中绕来绕去。她的手提包被两个男同学帮忙拿到车上去了，她没有上车，心情紧张地向检票口企望着。她在那封信上是写了车次和时间的，虽然没有要求他来，但她固执地咬住内心里的那个确信——他会来的，会来的。

    “施肖萌，快上车吧，座位快占不住啦，你等什么人吗？”先遣组的老师在车厢门口大声招呼着。

    她紧紧盯住检票口，仿佛一个蹲在黑洞里的人紧盯着洞口的一线光亮一样，已经没有什么人进站了。一个检票员在栅栏上挂起了“停止检票”的牌子，她心里格登一沉，那牌子像一面大盖子，把洞口堵死了。

    扩音器里，播音员开始催促乘客上车，接着，站台上的喧闹的人声被喇叭里的一支轻快的乐曲盖住。她沉重地移动起脚步，踏上车厢的踏板。车门关住了，列车在不知不觉之中徐徐开动，她的脸紧靠在车窗上，望着检票口的栅栏远远地消失在窗沿的后面。

    “他到底没有来……”

    当十六次慢车拖着沉重的气声驶出南州火车站的时候，市公安局五处的大灰门里开出一辆淡绿色的上海型轿车，在滑泞的雪路上小心翼翼地朝北开去。

    纪真坐在开车的段兴玉身边，默然地把视线从挡风玻璃上延伸出去。

    ——五颜六色的街道；琳琅满目的摊售；缤纷竞呈的迎春灯彩；提篮挎兜的行人，一派节前的热闹景观，在雪色迷离中闪过。

    他的视线慢慢移动，在挡风玻璃上方的反光镜上，晃动着周志明的脸，他怀抱着厚厚的卷宗袋，脑袋歪在座椅的背垫上，一副孩子般疲乏而酣甜的睡态。

    唉，要是有个儿子……他突然想到了儿子这个字眼，他没有儿子，他没有！人老了，心理大凡都有些古怪吧。

    八点钟，汽车在市公安局大楼前停住，纪真、段兴玉和睡眼惺忪的周志明快步走上宽阔的台阶，向持枪的岗哨出示着证件。

    在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大小间错的沙发上已经坐了五六个人。局长马树峰看着从门外走进来的纪真三人，俯首在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耳边说道：“他们来了。”

    纪真三人在他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会议室的门关上了。马树峰环视一下，然后对纪真扬扬下巴，说：“好，你们开始汇报吧。”

    纪真从周志明手上接过卷宗袋里的材料，却并没有去翻。他向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行了一个注目礼，然后侃侃说道：

    “经局长批准，我们在今年一月将一九七六年三月发生的重大间谍案３１１案与去年十一月发生的１１·１７盗窃案并案侦查。目前，此案的侦查工作已告结束，我们于二月七日破获全案，主犯卢援朝在押。”

    纪真停了一下，从材料中找出一沓审讯记录，下意识地翻了翻，接着说：“在初审中卢援朝供认，他在一九七五年去法国里昂学习的时候，另一个国家的特务机关——Ｄ３情报总局就对他进行了工作。一个女特务伪装成富商的女儿和他恋爱，布设情网，然后又由那个所谓的富商出面策动他申请政治避难，留在法国生活，在金钱美女的引诱下，卢援朝终于掉进了这个精心制造的陷阱。当特务分子抓到了他的把柄之后，真相毕露，公然对卢实行突击策反，迫其就范。卢援朝在敌人威胁之下，屈从于敌，堕落成为一个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特务分子。”

    李直一是个年逾花甲、精神矍铄的老人，他打断了纪真的话，说道：“这倒是个很典型的事例，看来，‘拉出去，打进来’仍然是那些特务机关的手法。现在我们派到国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其中难免有少数不爱国不坚定的家伙，外国特务再插进来做点手脚，两下一合，事情就来了，到头来，误国害己，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好，你接着说吧。”他收住了这段额外的议论。

    纪真接下去：“特务机关策反卢援朝，主要是冲着９４１厂来的，在以后的四年时间里，卢向他们提供了大量关于这个厂的和其他方面的军工生产情报，联系的方法主要是靠密写信、无人交接点这两种途径，有时他去北京出差，也同外国特务分子进行接头会面。一九七六年徐邦呈越境进来企图在健康路的一处秘密无人交接点里放置的特工器材和经费，就是给他的。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发生于９４１厂总工程师家中的盗窃案，也是卢援朝所为，但这个行动并不是特务机关的布置，而是卢的自行其事。事后，我刑侦部门追查严厉，卢唯恐罪迹败露，遂发密写信向特务机关乞援。于是，情报头子马尔逊便一手操纵导演了一出０号计划的‘双簧戏’。０号计划的全部目的是为了保护他的情报员，而并不是他向徐邦呈交待的那样，是为了消耗我方力量和检验我方水平。徐邦呈是这个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也是这个计划所选定的真正替罪羊！”

    “等一下，”李直一抬起一只手，再一次打断了纪真的汇报，“我有一点疑问，徐邦呈就是那个冯汉章吧？”

    马树峰从旁点头说：“就是他。”

    “把这样一个人牺牲掉，去保卢援朝，特务机关为什么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呢？这个０号计划的目的，是你们自己的分析判断，还是有什么可靠的凭据？”李直一的问题十分尖锐。大家把目光又都集注在纪真身上。

    纪真和段兴玉交换了一下眼色，从容说道：“０号计划的这个目的，最早是我们在发现卢援朝的真面目以后分析出来的，后来对卢进行审讯的结果，完全证实了这个分析。”纪真略略停了一下，又说：“因为１１·１７案发生后，摆在马尔逊面前的局面是很明显的，卢援朝和施季虹都在盗窃现场留下大量痕迹，特别是卢援朝，是很难侥幸过关的。如果他最终被查获，敌人就将失去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来源；如果施季虹被涉嫌牵连，那冯汉章也将不保。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卢援朝这张头牌一倒，后面的就要跟着倒。在这种态势之下，马尔逊才不得已而发动了丢车保帅的一战，丢徐邦呈，保卢援朝。

    “当然，徐邦呈是一名经过严格训练、迂回派遣的骨干特务，在我国内已经取得了极好的职业掩护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个人素质上远远胜于卢援朝，把他抛出来是很可惜的。但是由于他无法直接接触我核心情报，故而只能起到中介情报员和交通员的作用，至多做一些策反、联络和搜集一般性情报的工作，比起身居在９４１厂技术部门内部的卢援朝来说，在马尔逊的价值天平上，无论如何是略轻一筹的，在两者必取其一的情况下，马尔逊只好忍痛割爱了。至于施季虹，则更是个毫不犹豫就能抛出去的人。”

    李直一这才信服地点点头，顾左右而对马树峰和其他几位副局长笑道：“这些间谍机关，信奉的就是实利主义，对自己的情报员说抛就抛出去，任何信义道德都可以不讲的，真是人性的毁灭呀，可怕。”

    大家都感叹地笑了笑，议论纷纷，连周志明都跟着咧了咧嘴，他还是头一次参加这种“高规格”的汇报会，所以一进屋就连大气也不敢直出，很恭谨端正地坐在沙发上，帮着纪真挑拣汇报所需的材料。李直一的不断插话使屋里的气氛活跃了许多。等大家静下来，纪真又继续说下去。

    “在０号计划将近大功告成的时候，也就是卢援朝在被法庭宣告无罪以后，他给徐邦呈发了漏格密码报警信。马尔逊当初把同徐邦呈的联系方法交给他，是为了使他能够在急需帮助时直接使用徐邦呈，而发这封报警信，则完全是卢援朝好大喜功，自作主张之所为。这封信，最后便成为我们迅速揭开‘０号计划’全部秘密的重要线索。这封信的底稿，是被替卢援朝做家具的９４１厂工人杜卫东发现的，因为信是写给冯汉章的，而冯汉章作为施季虹诬陷卢援朝的幕后人，在９４１厂是哄传很广的人物，所以这封信的底稿很自然便引起了这个工人的怀疑，于是便暗中拿走了这封信，可惜，他还没有来得及向我们报告，就被谋杀了。”

    屋里的空气变得肃穆而沉重，仿佛是在为这位可敬的工人致哀。周志明的鼻子酸了一下，一幕幕往事蓦地撞上心头，他恍若又记起了三年前和杜卫东在十一广场上的那次交手仗；又听到了在自新河机修厂车库后面他那哽咽泣悔的誓言；又看到了他穿着９４１厂工作服的那副得意洋洋、兴高采烈的神态。他是刚刚开始新生活，刚刚尝到人生的甜味啊！如果他还在，谁说他将来不能成为一个好工人、好丈夫、好父亲呢？可是他死了，看不到自己美好的未来了。周志明低下头去，按捺着悲酸的感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那间摆满了杜卫东亲手打出来的家具的屋子里，是他，亲手将闪光的手铐用力扣在了那双杀人者的手上。当听到铐环弹进锁沟的清脆的咔嚓声，看到卢援朝那张绝望发僵的脸的那一刹那，他心里汹涌而来的快慰，是无可代替的，无可代替的！

    纪真从皮包里取出几样物证，让周志明送到李直一和马树峰的面前，说道：“这是破案时从卢援朝家中搜出的特务器材，这个小瓶子里装的是一种烈性麻醉药，是间谍机关的一项‘科学’发明，用极少的剂量就足以使一个强壮的人昏迷半小时以上，而这种毒剂又可以随着汗腺很快挥发，在人体内不留任何药物痕迹。杜卫东正是在被卢援朝设法麻醉后勒死的。卢援朝杀人后，伪造了自杀现场。”

    小瓶子在人们手上传看着，谁也没有说话。纪真的声音又响起来，不大，却显得分外有力量。

    “上述这些事实，证据充分确凿，在押人犯均供认不讳。这是书证材料和有关物证，这是预审记录和录音，请局、市领导同志审查。我们认为，卢援朝、徐邦呈、施季虹的行为已经触犯刑律，分别构成间谍罪和反革命杀人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建议将此三人依法移送人民检察院提请出诉。”

    纪真干净、简洁地收住了话尾。周志明不能不佩服，纪处长的确是一位富有魅力的演说家。在这些无可争议的证据面前，所有到会的领导都表示了一致的意见：同意３１１案结束预审，提请出诉。

    周志明从心底长长地透出一口气来，像一个刚刚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得胜而归的战士一样，他心里荡漾着一股没法形容的轻松释然的快感。

    会散了，纪真被李书记和马局长留下谈事情，段兴玉把汽车留给了他。

    “我们坐公共汽车回去。”他对纪真说。

    从市局大楼出来，他们过了街，向十一广场西侧的公共汽车站走去。雪停了，太阳出来了，天空湛蓝耀目，路边粗大的松树枝头压了厚厚的雪被，雪掩盖了松的苍绿，掩盖了周围所有的颜色，只给天地间留下一片单纯的洁白。微微有风，风不再是那么寒冷峭厉了，挟带着早春的暖意，湿润清新，直扑在心坎上。街上没有多少行人，远远的广场上，只有几个孩子黑点儿似的身影在雪里嬉戏雀跃，顺风传来几声尖细的笑闹。

    “还困吗？”段兴玉问。

    “不困了。”周志明大口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我原来，就一直盼着结案这一天，好憋足了劲儿狠狠睡他三天，可现在，又不困了。”

    “走一站吧，散散心。”

    “走吧。”

    两个人沿着空荡荡的马路慢步走去，整个身心都浸入到一种完全松弛下来的节奏里。唉，有多久没有这样闲适轻松地散散步啦！

    “案子，总算是搞完了。”段兴玉自言自语地笑了一下，“一个挺值得回味的案子啊。”

    “这下，你那个第二期座谈会的发言，总算有感可发了吧？权力与法律，这个案子不就可以说明，法律是庄严不可侵犯的吗？不管是谁，都得服从它。”

    “是啊。”段兴玉眺望远处，若有所思，好一会儿才说：“法律一经制定，当然是要求上上下下，一体遵从的。只可惜……”他把目光收回来，落在周志明脸上，“可惜天下哪儿有那么多纯然一律的事情呢？法律这东西，是写在纸上的，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人可以执行它，遵守它；也可以敷衍它，玩弄它，甚至抵制它，所以法律有时候就不那么庄严了。咱们这个国家地域辽阔，人民的法律知识和法律习惯太弱了；吃法律饭的专门人员又少得可怜，许多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法律？哼，不是鞭长莫及，就是海外奇谈，老百姓能不能得到公正，归根到底还得看那个地方的长官怎么样。别说那些小地方，连咱们这样的大城市，也并不是有了法律就等于实现了公正，如果我们公安、政法工作者，我们的各级领导者不能够向人民负责、依法办事的话，那就还可能放纵坏人、冤枉好人；还可能造成新的冤假错案。你可别小看长官权力，有时候还蛮厉害的，处理什么事，连法律上那套繁琐程序都用不着，说了就算！不过倒有一条，现在不管多大的干部，一般是不敢明目张胆地违法的，咱们呢，虽然是一般干部，可却是具体办案的人，咱们要是硬攥着法律豁着跟他顶，他就是想徇情枉法也不那么顺当。这期座谈会的发言我都想好了，我不谈什么权大法大，不谈理论，我就谈谈我的一个感想，要想抛弃人治实现法治，光有纸上的法律不行，光号召老百姓守法不行，一定还要建设好一个公正无私的、向人民负责的、敢于以身殉职的执法队伍，要有好的法官、好的检察官、好的律师，再就是，要有好的领导者，真正有觉悟的领导者！”

    “还要有好的侦查员！真正向人民向国家负责的侦查员！”周志明被段兴玉的感慨鼓动了，情不自禁地跟着小声儿呼喊起来。

    他们两人激动地对视着没有说话，继续向前走去，雪块在脚下发出清脆的破碎声。是啊，侦查员，这是个紧张而又枯燥的工作，它也有富于戏剧性的、振奋人心的突破，但那是由多少细小、繁琐、艰巨、甚至是无谓的劳动集变而成的啊。当你爱上了这个工作，当你理解到其中的甘苦所包含的意义时，你就不会、永远也不会腻烦它了。

    段兴玉放慢了脚步，向远远地耸立在白雪之中的方尖碑眺望而去，感叹地说：“我有时候常想，咱们这一行，假如用不着保密的话，真应该在这个广场上，在方尖碑的下面，铸起一面大大的盾牌，用青铜、用钢铁、用黄金，铸成一面碑石般的盾牌，把我们队伍中那些个流血流汗，忘我苦干了一生的无名英雄铭刻在上面，让人们也能够知道他们的业绩，了解他们的艰苦，分享他们的骄傲；让人们知道，在这漫长的和平岁月里，有那么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者，他们没有一天停止过同侵犯者的你死我活的战斗，战争，对他们来说从来没有中断过；让人们知道，他们在无日无夜地工作，把心血甚至生命全部浇铸和凝结在这面捍卫国家和社会安全的盾牌上；让人们知道，他们不是一群提线木偶和冷血动物，而是有着充足感情和自觉信仰的战士，他们以博大的忠诚和炽爱，为党为国做了无愧的贡献，而他们却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公开的荣誉、表彰和尊敬，没有一个反间谍人员上过报，上过电视和广播；他们的事业是可歌可泣的，他们的行列中不乏英雄模范。是的，他们的甘苦本来都应该让人们知道，可是却不行，恰恰不行，你要想献身这个事业，就得准备并且情愿默默无闻一辈子！”

    周志明停下脚步，简直听呆了，“嗬！科长，没想到你也有这么多诗人的气质呢，真的，我过去从来不会想象到这种浪漫的话会从你嘴里说出来。”

    “其实是一时性起，胡思乱想吧，再正经的人也会有胡思乱想的，只不过嘴上不说罢了。我像你这个岁数的时候，幻想多着呢，干工作多苦多累多危险，都不在乎，可是干完了，你的胜利，你的成绩，你的辛苦，全都随着案件一起，成了密不可宣的东西封进了档案，心里多少是有些不甘的，你是不是也有过？”

    “啊，”周志明傻里傻气地摇摇头，“我还真没想过这么多，我呢，觉得一个侦查员，总得尽责任吧，人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算了，党和国家总是了解的，而且我觉得群众还是挺信任咱们的，不管认识不认识，一听你是公安局的，马上就能把信任给你，这就行了，别的，没想。”

    段兴玉听着，别有意味地笑了一下，“啊——你倒是简单，你呀，我夸你一句吧，其实，这种简单才是一个侦查员最可贵的素质呢。”

    “算了吧，”周志明直苦笑，“还侦查员素质呢，要凭我的直觉，绝怀疑不到卢援朝身上去。要讲素质、讲经验，我还真是弱透了，我呀，傻人就凭着个傻认真，就是这个傻认真，有时候搞极端了也成了缺点了。”

    “你还年轻嘛，你没见着我年轻的时候，比你们现在这批年轻的，还不如呢！”

    周志明站住了，看了一眼路边的公共汽车站牌子，“坐车吧，要不，回去赶不上午饭了。”

    “坐吧。”段兴玉率先向车站走去，“对了，昨天中午传达室来电话说有你一封信，我忘记告诉你了，你拿到了吗？”

    “信？”

    他终于又站到了这个门前。

    那一片碎渣土已经清走了，地面干净平整，斑驳发暗的残雪还留在墙根的背阴处尚未化去，四周静悄悄的，使人淡淡有种荒凉的感觉。

    人去屋空啊。

    是吴阿姨给他开的门。

    “都在吗？”

    “她爸爸出差了，她妈妈在呢。”吴阿姨像是见到了阔别很久的老熟人，高兴地帮他脱大衣。

    “您去问问，说我来看看她。”

    吴阿姨手里还抱着大衣就跑进客厅里去了。他独自站在走廊里，隐约觉出走廊有了点儿什么变化，哦，电话机从季虹和萌萌的房门中间挪到客厅的门口去了；龚裴文老先生的墨宝旁边又添了一个镶着镜框子的照片，他心里扑地跳了一下，是萌萌那张扎小辫子的照片，什么时候给放大了？

    客厅的门开了，宋凡怀里抱着个热水袋站在门口，后面跟着吴阿姨。

    “难为你，还来看看我。”宋凡无力地直了直身子，病态的脸上露出点儿憔悴的笑来。

    一刹那间，他只觉得她的样子很老，很孤单。体谅、怜悯、歉疚，他说不清是用了哪种语气，吃吃地说了第一句话。

    “来看看您，您，您还生我气呢吧？”

    “不，我不生你气，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不该生你的气。”

    这一句话，暖暖的，使他对宋凡的畏惧和前嫌消释了一大半。

    宋凡把他让进客厅，看到她步态蹒跚的样子，他不由自主地想去扶她。

    在沙发上坐下来，他先开口说：“我打听了，季虹分到市模范监狱去了，是个对外开放的监狱，劳改系统的先进单位，各方面都会很不错的。过些天她可能就会有信来。”

    “啊，我知道了。”宋凡脸上浮上一层感谢的笑容，笑得很艰难，“上午你们公安局有个段副局长来和我谈了，你知道他吗？好像是才提起来的。”

    他点点头，隔了一下，迟疑地问：“萌萌……有信来吗？”

    “有的，来了一封。”宋凡停下来，声调有点儿打颤，“她，不管我现在这样的身体，这样的心情，一甩手就走了。过春节，过春节也不回来，我这是干什么呀……”她终于忍不住，用手掩住眼睛，啜泣起来。

    “阿姨，”他劝慰地说，“年轻人行事，是喜欢一跺脚图干脆的，不过上分校不是坏事，您别太难过。”

    “我是知道她的，她是什么一意孤行的事都能干得出来的，她连春节都不回来，说要留在那儿看摊儿……她根本不想回来，我死了她也不会管！现在家里常常就是我一个人，没有人来管我。”宋凡用手绢擦着浮肿的眼睛，抽着气，显得很虚弱。

    “我去找她，看她，我们今天放假了，补春节的假。我明天就去，萌萌会想念您的，她懂事。”

    这是他早打算好的主意，他一定要去看她，代表自己，也代表宋阿姨和施伯伯。大家是亲人，亲人是应当互相关心、互相交流的，互不关心和缺乏交流的关系是脆弱的，是难以在共同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里长期维持的。他要去看她，带去爱的温暖，也带去家庭的拥抱，不管她是在总校还是在分校；不管她将来分配到什么苦地方、穷地方；不管他们会不会成为牛郎织女，他们一定都会找到共同的追求和乐趣，“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们会过得很好，很幸福，他们是能够得到幸福的人！

    他离开萌萌家的时候，宋阿姨拉住他的手，她只在三年前他开始和萌萌交朋友的那会儿这样拉过他的手，“我知道了，你坐监狱是为了我们，你是一个好孩子，你要是能原谅阿姨，就搬回来住吧……”

    啊，她知道了。

    不，他现在已经有了住的地方，养蜂胡同的招待所一间九平米的单间，很不错，有暖气、有开水、有食堂，一个星期还可以洗两次澡，离单位又近。只是公家每天得出三块钱的房钱，所以不能赖着长住。过些日子他就要搬回西夹道，和王大爷一家接着做邻居去了。他会常来这儿看看施伯伯和宋阿姨，常来帮着他们做事情，但是他并不想再搬回来，至少现在不想，以后？以后再说以后吧。

    他回到招待所的时候，传达室给了他一本书，《普希金诗选》，书里夹着一张字条和一个牛皮纸信封。

    “你们单位一个女的，高个，挺漂亮的，找你你不在，就把东西放这儿走了，里边有条子。”

    他道谢，上楼，进了自己的小房间。

    先看严君留的条子，字写得很潦草：

    志明：

    火车就要开了，我不能再等，书还给你。夹信的这一页上那首小诗，我看时掉了泪，不是为诗，而是为我自己，你知道，我本来不是个轻易掉眼泪的人。

    我这次回北京是把春节补的假和今年的探亲假加起来了，大概得二十来天，主要是为了办办调动的事。我妈妈已经帮我联系好了，北京的铁路公安处同意要我。铁路系统，户口也好解决。我犹豫再三，决定还是调回去，离家近点儿，好在没出公安这个大门，你知道我是热爱这个职业的。我要走了，以后，恐怕相见时难了。我把那首小诗录下，作为临别寄言，送给你。

    另外，市委组织部给处里发来一信，是给你的，顺便带来。

    严君匆匆

    他从书里又抖出一张白纸，上面是严君清俊整洁的字体，工工整整地录着普希金赠别女友的那首小诗：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

    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

    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

    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

    我曾经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过你，

    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爱你一样。

    他的心颤抖起来，严君，是个多好的人！生活，把那么多好人安排在他的命运里。他高兴，高兴了又有点儿难过，仿佛真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严君似的。如果严君探亲回来，他一定要劝她别走，劝她留下来，我们是一个在斗争中建立了友谊和默契的集体，谁都别走，谁都别走，一块儿干下去，该有多好啊！

    他手里慢慢捏搓着那张字条和那一纸“别诗”，心里茫茫然，若有所失。段科长已经提起来做副局长，上个星期走了，现在，严君又要走……唉，真的，他真希望谁都别走。

    打开市委组织部那个扁扁的信封，他已经猜出里边是什么东西了，——一张打字油印的收据。

    周志明同志：

    你寄来的你父亲周耘田同志的党费人民币壹万贰仟圆整收悉。

    此据

    中共南州市委组织部

    他胸口一阵滚烫，情不自禁地把这张薄薄的收据贴在鼻子下面，深深地闻着上面散发着的油墨香味，闻着，闻着，带着快要迸出的眼泪，他自己笑起来，“父亲啊，你也笑吧……”他相信黄土之下的父亲是一定能够感知的！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全亮，他就爬下床，很认真地洗了脸、刷了牙，然后带上准备好的小提包?穴主要装了些水果一类的吃的?雪，离开了还在熟睡中的招待所。

    火车票，现坐现买。早上七点钟，他坐着十六次列车，离开了刚刚苏醒过来的城市。

    下午三点，在一个大地图上也许找不出名字来的小车站下了车，又换上长途汽车往一片丘陵地区的深处继续走。火车上人挤人，而汽车上却空得可以散步，到底是个偏僻的地方啊。

    “见了她，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我来看看你，或者就光说，我来了……”

    下了长途汽车，走不远，就能看见南大分校了。那是一片新崭崭的红砖建筑，顺着缓势的坡地向上铺展。没有围墙，没有栅栏，楼房、平房、球场全都暴露在眼底。跨过一条宽宽的柏油马路，迎面一座四层高的楼房门口，赫然挂着新漆的校牌，牌子上涂着一片黄昏夺目的金晖。

    “见了面，到底先说什么？”越走得近，他越觉得没了主意，“最好是一句既家常又带感情的话……”他搜索枯肠，不知觉中已经走进了校园。

    寒假还差三天没有结束，分校的首批学生还没到校，校园里冷冷清清，大部分房子都挂着锁，空的。他在大操场边上碰到一个提着两只暖壶的女老师，便上去问路。

    “请问施肖萌在什么地方？南大的学生，女的。”

    “啊，施肖萌，你是她哥哥吧，还是弟弟？”女老师微微笑着，很和气地问。

    他索性干脆地说：“是她朋友。”

    “啊——”女教师笑着打量了一下他，放下暖壶，指着前面的一片坡地，“那片平房，看见了吗？挂门帘子的那间，她就住那儿，在呢，你看烟筒还冒烟呢。”

    “谢谢老师。”他差点儿没给她鞠一躬。

    那一片坡地，静谧无人，清一色的新砖平房被晚霞的余晖衬着，略带朦胧，仔细看，墙上还贴着墨迹未干的迎接新学年的标语，黄纸红字，暖意融融。一条新砌的青石台阶从操场边缘直通上去，正对着那扇挂了厚厚棉帘子的门。薄薄的白烟从那屋顶上的烟囱里无声无息地吐出来，轻纱似的飘向黄昏薄暮的天际。他脚踏着簇新的青石板，拾级而上，早已忘记见面头一句话该说什么，心里只是在想：

    “她呀，自己会弄炉子吗？”

    “你今天晚上去刑警队干什么？”严君却反问他，“要不要我帮忙？有没有需要抄抄写写的？我晚上没事。”

    “算了，不去了。”他挥了一下手，“本来是准备去看卷的，可我现在觉得都有点儿没信心了，不知道施肖萌约我是什么事，我去看看吧。走吧，咱们一块出去。”

    他们熄了办公室的灯，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