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于卫立煌的战法十分恼火,称为“乌龟战法”。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将围困在东北的六十万部队解救入关。这些部队大部分是由美国人精心装备起来的器械最新的精锐部队,是他的主要本钱。蒋介石的计划是逐次撤退,即由沈阳出兵辽西,把沈阳的主力部队撤到锦州,然后再由锦州退入关内。此计遭到卫立煌的反对:“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林彪是打运动战的行家,他惯用的方法就是‘围点打援’,我们吃尽了他的苦头,上过无数次当。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林彪可能早就埋伏好了部队,等着国军上套。何况我们还要经过三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方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不能用,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沈阳,等待部队整补完毕才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打通沈锦路。”在东北的国民党将领们都认为卫立煌的看法符合实际,拥戴他采取乌龟战法,得缩头处且缩头。
在卫立煌与蒋介石顶牛时,林彪也与毛泽东在战略方向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毛泽东从全局出发,敏锐地把着了国共战争的走向,提出将蒋军封闭在东北包饺子的宏大构想。他明确指示东北我军主力应迅速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抢占这一战略制高点。当时,林彪统率的军队超过百万,而他的对手卫立煌所辖东北战场的国军各部合计已不足六十万。
奇怪的是,这位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中凶猛如虎、威武如狮的悍将在即将打响的辽沈战役中,却显得过分小心,犹豫不决。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这个问题上拿不定主意,首鼠两端。
1948年4月18日,林彪同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人商量后决定,集结九个纵队的兵力担任攻城和打援的任务,进攻长春。他将这一决定报告给中央军委。
毛泽东巨眼如炬,他断定东北战场的关键是锦州,多次明示和暗示林彪南下北宁线。在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后,毛泽东有保留地批准了他们的作战方案,并在回电中委婉地指出:
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
月中旬,林彪决定集中两个纵队试攻长春。由于兵力和火力部署没有形成绝对优势,攻城时也没有采用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主要指挥员林彪又没有亲临前线,在对地形、敌情都不很清楚的情况下就下令发起进攻,结果只是在外围作战中歼敌五千人,占领了西郊飞机场。我方付出了伤亡三千人的代价。作战方针亦由强攻改为长围久困。
1948年7月,东北局鉴于攻打长春一举歼敌没有把握,提出以大部兵力南下作战。毛泽
东闻讯大喜,辽沈大战的作战蓝图,终于进入了他预设的轨道之中。
东北局虽然作出了南下北宁线的决定,但林彪仍然顾虑重重,心存观望。他强调北宁线敌情严重,担心雄踞平津的傅作义北上增援,提出只有在华北部队西进大同、分散傅作义主力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方能南下。毛泽东于是急令华北杨成武兵团西出绥远,端傅作义的老窝。林彪转而强调部队筹粮困难,雨具缺乏,桥梁被冲,交通不便等。总之,“东北主力的行动不能以杨成武兵团之迟早为标准”。“目前对出发时间,仍无法确定。”
“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对于林彪阳奉阴违,明允暗拖,不顾全局的行为,毛泽东十分震怒。他以少有的严厉打电报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严肃地批评道:
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2个月前即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现据来电,此项准备仍未进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是放在敌情上,放在杨成武能否提早出动上,说杨成武时间能提前,则你们出动时间也能提早。当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把南面的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以杨成武行动为准之后,你们又归结到粮食问题上。对于你们,敌情、粮食必须考虑周到,而对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让杨成武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回头对付你们,对战局究竟有何利益?
毛泽东语气之严厉,令林彪不敢再拖延。9月21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由司、政、后机关组成的前线指挥部离开双城子出发。
10月2日清晨,指挥部抵达彰武。这时,各兵团、梯队均已进入指定位置,等待发起对锦州的总攻。早饭过后,总部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查悉葫芦岛敌人已增兵四个师。林彪看到电报后,浓眉皱成一团。他的主要顾虑有三点:
一、缺粮缺油(汽车只带了从后方南下单程的汽油);
二、后方运输线太长;
三、怕傅作义北上,锦州攻不下来,大量汽车和坦克、重炮会因无汽油而撤不出来,甚至会在敌人夹击之下受到重创。
林彪整整苦思了一天,还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原来攻锦的决心再度动摇,遂于2日晚8时以林、罗、刘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发出加急电报,要求回师打长春。
10月3日早饭过后,总部作战科长尹健请示参谋长刘亚楼:“是不是继续前进?”
“‘101’(林彪的代号)决定暂时不走,要机关工作人员架好电台与各纵队保持联系。”刘亚楼回答。
晚上10点钟,尹健再次请示能否行动。刘亚楼一副忧心忡忡、心神不安的样子。他只是吩咐作战科注意接受中央军委的电报:“随到随译,随时通报。”
第二天一早,刘亚楼终于按捺不住,找到政委罗荣桓。此时,罗荣桓刚起床,还没洗脸。
“怎么还不前进?”罗荣桓对火车原地停留一天感到奇怪。
刘亚楼告诉他:“林总正在考虑回头去打长春。”
“什么?”罗荣桓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又是发哪门子邪?”
“昨天,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敌人又向葫芦岛增派了四个师。林总本来就怕攻打锦州时被来自沈阳、锦西、葫芦岛的援敌三面夹攻,看到这份报告后更加担心了。他已于昨晚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军委发去了急报。”
“真是乱弹琴!我们得制止他!”罗荣桓忍不住怒吼一声。他面色严峻,气得两只手微微颤抖,顾不上洗脸,拉上刘亚楼去找林彪。
对于林彪在兵临城下,战役即将打响之际置中央军委的三令五申于不顾,随意改变作战计划和方向,罗荣桓不能不感到惊讶和恼怒,同时也觉得责任重大,政治委员最根本的职责就是保证军队听从党的号令,否则就是失职。而且,林彪不经商量,甚至也不通气,就擅自以“林罗刘”名义向军委发报,这是极端不尊重同僚、违反组织纪律和军事纪律的行为!
“101,你给军委发报,要考虑回师攻打长春,是吗?”罗荣桓找到正在车站月台上踱步的林彪,竭力压住火气,平静地问。
“是的。”林彪回答很干脆。他一向独断专行,对这次擅自作主没感到什么不妥,依然慢条斯理地说:“关内敌军又增派四个师海运到葫芦岛,这样葫芦岛和锦西的援敌就增加到了十一个师,锦州城内共有敌军八个师,不是片刻之间拿得下来的。战斗一旦打响,援兵不一定堵得住。如果堵不住,我们就被动了。不如回过头来打长春来得稳当。”
“为了打锦州,中央三令五申。毛泽东同志前次批评我们‘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刚下的攻锦决心又突然改变,如何向中央解释?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了辽西,锦州外围已经肃清,指战员斗志正旺,忽然不打了,战士们会怎么想?这些都是问题,你考虑过没有?”罗荣桓苦口婆心地劝林彪。
“什么决定都会有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怎么吃?”林彪强调敌情变了。
“多加几双筷子就行了。区区四个师,能成什么气候?况且,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我们的决心不能动摇。”罗荣桓斩钉截铁地说。
“中央批准了的就一定不能变?那要我们这些指挥员干什么!”林彪有些恼怒地反问道。他还很少看到平素温文尔雅的搭档如此强硬过。
罗荣桓知道自己的话刺激了林彪。林彪如果真的较真犯倔起来,还真不好办。于是罗荣桓放缓口气,说道:“101,你想过没有,从锦州撤围同样会陷入被动,影响战局。”
“我没有说要从锦州撤围。”林彪争辩道:“我是向军委建议,锦州能迅速攻下还是打锦州,否则打长春。两个方案我正在考虑中,也请军委考虑,指示。”
罗荣桓没有让步,他正色坚持道:“电报中强调打长春有利、打锦州困难,明显表现出了倾向性。我看军委是不会同意的。”
其实这也是林彪担心的问题。他所以要用“林、罗、刘”联名发报,就是想增加说话的重量。现在罗荣桓坚决反对,关键看刘亚楼的态度了。林彪阴沉着脸,在月台上来回踱步,突然停下来,问刘亚楼:“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打锦州好。”刘亚楼话虽不多,但干脆利落。
林彪又想了一会,不好再说什么,便叫来参谋,让参谋到机要室追回那份电报。参谋回来说:“机要室已将电报发出。”
“怎么办?”刘亚楼问两位军政首长。
林彪不说话。
罗荣桓说:“不要等军委回电,重新表个态,说明我们仍拟攻打锦州。”
林彪点点头,表示同意。
以往林彪发电报都是他口授,秘书记下后经他看过便签发。这一次他却一言不发。罗荣桓知道他爱面子,就亲自起草了电稿,请他过目。电报稿开头一句写着:“前电作废。”林彪大笔一挥,将这句删去,吩咐秘书:“照发。”电报说:
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攻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再说毛泽东接到林彪欲回师攻打长春的电报后,又气又恼。他马上以直露、犀利的语言,代表中央草拟了一封给林彪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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