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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三日星期五至五月十四日星期六
星期五一早从《千禧年》办公室走向莎兰德旧公寓所在的伦达路那一带时，布隆维斯特格外留意没有被跟踪。他得到哥德堡去见吉第，问题是怎么样才能不被发现或不留下痕迹。他决定不搭火车，因为不想用信用卡。通常他会向爱莉卡借车，但如今已不可能，他也想过请柯特兹或其他人替他租车，但如此一来则会留下线索。
最后他想到这个明显的解决之道。他先在约特路上的提款机领钱。莎兰德那辆酒红色本田的车钥匙在他手上，车从三月起就一直停在她伦达路的公寓大楼外面。他调整好座位，看看油箱还有半满，便启程经由利里叶岛桥上E4公路。
两点五十分，他将车停在哥德堡林荫大道的一条小巷内，看到第一间咖啡馆才进去吃一顿延迟的午餐。到了四点十分，他搭电车到安耶瑞，在城区下车后，花了二十分钟才找到吉第的住所，比约定时间晚了十分钟左右。
吉第来开门，与布隆维斯特握手后请他进入装潢简朴的客厅。他走路有点跛，他请布隆维斯特坐下，座位旁边的橱柜上摆了十来个相框，布隆维斯特逐一细看。
“我的家人。”吉第说。
他说话带着浓浓的口音，布隆维斯特怀疑他应该通不过瑞典人民党所建议的语言测试。
“这些是你的兄弟吗？”
“左边是我两个兄弟，八十年代被萨达姆杀害了。中间是我父亲。我的两个叔伯在九十年代被萨达姆杀害，我母亲死于二〇〇〇年。我的三个姐妹都还活着，两个住在叙利亚，最小的妹妹在马德里。”
吉第倒来土耳其咖啡。
“巴克什要我代他向你问好。”
“巴克什说你想请我做一件事，但没说是什么事。我现在就得告诉你，非法的事我绝不会做，我不敢卷入那样的事情。”
“我要请你做的事绝对合法，只不过很不寻常。工作本身会持续几个星期，每天都要做，但每次只需花你几分钟。我愿意每星期付你一千克朗，直接给钱，不会向税务机关报告。”
“我明白了。你要我做什么？”
“你有一份工作是在索格恩斯卡医院——每星期六天，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负责加护中心一一C病房区的清洁工作。”
吉第点点头。
“我要你做的是这个。”
布隆维斯特倾身向前，开始解释他的计划。
埃克斯壮检察官端详来客。这是他第三次与警司纽斯壮见面，对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外围框着花白短发。纽斯壮第一次来找他是波汀被杀后几天。他出示了替国安局工作的身份证明，接着他们便压低声量展开长谈。
“有一点你一定要了解：我绝不是企图影响你的一举一动或是你办事的方法。我也要强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不能公开我给你的信息。”纽斯壮说。
“我明白。”
老实说，埃克斯壮并不完全明白，但又不想问太多问题露出一副蠢样。他所了解的是波汀(札拉千科)的死是必须非常谨慎处理的案子，还有纽斯壮的来访虽有国安局最高级别的背书，却是秘密进行。
“这绝对关乎生死。”纽斯壮开门见山地说：“就秘密警察而言，凡是与札拉千科有关的事都是最高机密。我可以告诉你，他是个叛逃者，曾经是苏俄军情单位的干员，也是七十年代俄国对西欧采取攻势的关键人物。”
“这显然正符合《千禧年》的布隆维斯特所说。”
“在这件事上，布隆维斯特说得没错。他这个记者无意中撞见了瑞典国防部有史以来最秘密的行动之一。”
“他会将这项信息公开。”
“当然。他代表的是媒体，不管优缺点都一大堆的媒体。我们生活在民主国家，自然不能去影响媒体的报道。但本案的问题是关于札拉千科，布隆维斯特只知道部分真相，其他大部分他自以为了解的事都是错的。”
“我懂了。”
“布隆维斯特没搞懂的是，札拉千科的真相一旦曝光，俄国人将很快就会找出我们在俄国的眼线与消息来源。那些为民主冒生命危险的人将可能遇害。”
“不过俄国现在不也是民主国家了吗？我是说，如果是在共产党时期……”
“那是错觉。我们说的是以前在苏联当间谍的人——全世界没有任何政权能容忍这个，即使事隔多年也一样。而且这其中有些人仍继续提供情报。”
其实并无这种情报员存在，但埃克斯壮不可能知道，只能听信纽斯壮的说辞。得知这项全瑞典最机密的信息之一——当然，不能列入记录——让他忍不住感到荣幸，甚至有些诧异瑞典的情报员竟能像纽斯壮所说的那样深入俄国军方，而且他非常明白这种信息绝不能散播出去。
“我奉命和你接触时，我们对你的背景作了广泛的调查。”纽斯壮又说。
要想怂恿某人，必得发掘他的弱点。埃克斯壮检察官的弱点就是对自己的重要性坚信不疑。他和其他人没两样，也喜欢听好话。技巧就在于要让他觉得他是万中选一的人才。
“我们确信你在警界……当然还有政治圈，都非常受到尊重。”
埃克斯壮显得很得意。既然有不具名的政治人士对他极具信心，就暗示了只要他出对牌，他们便会感激在心。
“简单地说，我的任务是尽可能秘密地为你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你一定要了解，这件事已经变得不可思议的复杂。一方面，由你肩负重责的初步调查已经展开。不管是政府或国安局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干预你如何办案，你的工作是要探查事实真相，将有罪的人送上法庭。这是民主国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埃克斯壮点头表示同感。
“万一札拉千科的全部真相外泄，将会是国家的大灾难。”
“所以你来找我究竟有何用意？”
“首先，是让你知道这敏感的状况。我想自从二次大战结束后，瑞典从未暴露在如此危险的处境中。就某种程度而言，也许可以说瑞典的命运就掌握在你手中了。”
“你的上司是谁呢？”
“很抱歉，我不能透露本案中任何相关人士的名字，但我可以说我是奉了最高级别的命令。”
天哪，是政府给他的命令。但他不能说，否则将引发政治风暴。
纽斯壮发觉埃克斯壮已上钩。
“然而我可以为你提供信息。我获得授权可以自行判断要让你看哪些资料，其中有一些还是国家最高机密文件。”
“我懂。”
“也就是说你若有问题，不管什么样的问题，都应该告诉我。不能找国安局里的其他人，只能找我。我的任务是引导你走出这个迷宫，万一造成利害关系的冲突，我们也要彼此协助找出解决之道。”
“我了解。那么我应该大大感谢你和你的同事愿意帮助我，让事情进行得更顺利。”
“即使处境艰难，我们也希望司法程序能照常进行。”
“很好，我向你保证我会采取最谨慎的态度，这毕竟不是我第一次处理最高机密信息。”
“没错，我们十分清楚。”
埃克斯壮提出十来个问题，纽斯壮小心翼翼地记下，然后极尽所能地给予答复。他这第三次来访，将会回答埃克斯壮上次提出的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有关毕约克于一九九一年写的报告，真相究竟为何？
“那件事很严重。”纽斯壮面露忧色。“自从这份报告出现后，我们便派出一个分析小组日夜不停地赶工，想查出究竟怎么回事，现在差不多可以得出结论。结果非常令人不快。”
“我可以想象。那份报告宣称秘密警察和精神科医师泰勒波利安联手将莎兰德送进精神病院。”
“要真是这样就好了。”纽斯壮露出浅浅的微笑。
“我不明白。”
“如果整件事只是这样，很简单，那就表示有犯罪行为，直接起诉就行了。难就难在这份报告和我们档案里的其他报告并不相符。”纽斯壮拿出一个蓝色讲义夹打开来。“这个才是毕约克在一九九一年写的报告。另外还有他和泰勒波利安之间来往信函的正本。这两个版本不一样。”
“请作解释。”
“令人惊愕的是毕约克上吊自尽了。可能是因为他偏差的性行为恐怕即将公诸于世。布隆维斯特的杂志社打算揭发他，让他深陷于绝望之中才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个嘛……”
“报告正本是叙述莎兰德企图以汽油弹谋杀她的父亲札拉千科。布隆维斯特发现的报告前三十页与正本吻合。这些内容老实说没什么值得注意之处。直到三十一页毕约克下结论并提出建议的部分，便出现了差异。”
“什么差异？”
“在正本中，毕约克提出五项清楚的建议，是关于对媒体低调处理札拉千科事件等等，这是事实，无须隐瞒。毕约克提议让札拉千科到国外进行康复治疗，因为他灼伤非常严重，诸如此类。此外他还建议让莎兰德获得最好的精神医疗照顾。”
“原来如此……”
“问题是有人巧妙地窜改了其中几个句子。在第三十四页某一段，毕约克似乎是暗示莎兰德既已被贴上精神异常的标签，就算有人开始问及札拉千科，她的话也不会被相信。”
“而原始报告中并没有这句话。”
“正是。毕约克自己的报告中从未有过类似暗示。姑且不论其他，光是这样便已违法。他只是热心地提议说她很明显需要照顾。在布隆维斯特的版本中，这却成了阴谋。”
“我可以看看正本吗？”
“当然可以，但我走的时候得一并带走。在你读之前，我要先请你注意一下附件，那是毕约克和泰勒波利安后来的往来信件，几乎全都是伪造的，而且不只是在细微处作更动，而是大胆地编造。”
“编造？”
“我想这是唯一适合的形容。正本显示泰勒波利安受地方法院指派，为莎兰德进行精神状态鉴定。这并无任何不寻常。莎兰德当时十二岁，还试图杀死父亲，这骇人听闻的事件最后要是没作精神鉴定才真是奇怪呢。”
“说得对。”
“如果由你担任检察官，我猜你会坚持双管齐下，同时调查社会面与精神面。”
“那当然。”
“即使在当时，泰勒波利安已是颇受敬重的儿童精神科医生，也是法医精神科医生。他接受任命，进行一项普通的调查，作出那女孩患有精神疾病的结论。在这里不必使用他们的专有名词。”
“不必，不必……”
“泰勒波利安把结果写进报告送去给毕约克，毕约克再转呈给地方法院，法院于是裁定莎兰德须住进圣史蒂芬接受治疗。布隆维斯特的版本里面漏掉了一整段泰勒波利安的调查经过。取而代之的是毕约克与泰勒波利安的通信，暗示毕约克指示泰勒波利安假造精神检验结果。”
“你是说这是捏造的，是伪造的？”
“毫无疑问。”
“但捏造这种东西对谁有好处？”
纽斯壮放下报告皱起眉头。“你这么一问可就问到重点了。”
“答案是……？”
“不知道。我们的分析小组也非常努力想找出答案。”
“会不会有一部分是布隆维斯特杜撰的？”
纽斯壮笑了起来。“我们的第一个想法也是这样，但应该不是。我们倾向于认为那是很久以前假造的，也许和原始报告差不多同一时间出炉。造假的人不仅非常熟知内情，而且还能取得毕约克所使用的打字机。”
“你是说……”
“我们不知道毕约克在哪里写的报告，可能在他家或他的办公室或其他任何地方。我们所能想出的可能性有两种。造假者也许是精神病院或法医部门的人，不知为何想要让泰勒波利安卷入丑闻。否则就是秘密警察内部有人为了截然不同的目的而造假。”
“有可能是什么目的呢？”
“事情发生在一九九一年。当时国安局内部可能有某个俄国情报员发现札拉千科的行踪。目前我们正在检视大量的个人旧档案。”
“但如果是被KGB发现……早在几年前就应该泄漏了。”
“你说得没错，但别忘了那也是苏联正面临瓦解的时期，KGB被解散了。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也许是原本计划好的行动被搁置了。KGB向来善于伪造与泄漏假情报。”
“可是KGB怎么会想要伪造这个呢？”
“这点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最明显的目的就是要制造瑞典政府的丑闻。”
埃克斯壮撅起嘴来。“所以你的意思是莎兰德的医疗评估结果是正确的？”
“可不是。说得白话一点，莎兰德根本是彻头彻尾的疯子，绝对毫无疑问。判她入院治疗的决定百分之百正确。”
“马桶？”玛琳的口气似乎认为柯特兹在捉弄她。
“马桶。”柯特兹又说了一遍。
“你想写一篇关于马桶的文章？刊在《千禧年》？”
玛琳忍不住笑了。星期五开会见他晃进来时，便已察觉他难掩热情，完全就像一个正在写独家报道的记者模样。
“说说看吧。”
“真的很简单。”柯特兹说：“到目前为止，瑞典最大的产业是建筑业，但即使斯堪雅建筑公司在伦敦设立了分部，这个产业基本上还是无法外包海外。不管怎么说，房子总是得盖在瑞典。”
“这又不是什么新闻。”
“对，不过新鲜的是：就竞争力与效率而言，建筑业领先了瑞典其他产业好几个光年。如果沃尔沃也用同样的方式生产车辆，最新车款可能要卖一百甚至两百万克朗。大多数产业都要面对不断降价的挑战，可是建筑业却恰恰相反，每平方米的价格是持续攀升。国家还要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以免价格高得无人问津。”
“这里头有什么新闻性吗？”
“等一等，这很复杂。假设汉堡的价格曲线从七十年代起就没变过，那么一个大麦克现在大约要卖一百五十克朗或更贵。再加薯条和可乐要多少钱，我就不猜了，不过以我在《千禧年》的薪水恐怕买不起。现在在座的人有谁会去麦当劳买一个一百克朗的汉堡？”
没有人应声。
“这可以理解。可是当NCC建筑在斯德哥尔摩利丁粤区的果萨加用几片铁皮拼成四方隔间出租时，三房公寓一个月租金就要一万到一万两千克朗。你们有谁付得起这么贵的房租？”
“我付不起。”莫妮卡说。
“当然付不起。可是你已经住在丹维克斯杜尔旁边的一房一厅公寓，那是你父亲二十年前为你买的，如果你打算出售，应该可以卖到一百五十万。但是一个想搬出来自己住的二十岁年轻人要怎么办？他们负担不起。所以只好当二房东或三房东，不然就是赖在家里和母亲住到退休。”
“那这跟马桶有什么关系？”克里斯特问道。
“就快说到了。问题是公寓为什么会贵成这个样子？因为委托盖房子的人不知道怎么定价格。简单地说，一个开发商找上斯堪雅，问说盖一百间公寓要多少钱。斯堪雅算一算，回来告诉他们说大概要五亿克朗，也就是每平方米造价多少克朗，如果你想搬进去，每个月就得花一万克朗。但和麦当劳不同的是，你其实别无选择，总得有地方住嘛。所以只好按市价付钱。”
“柯特兹，亲爱的……请说重点。”
“这就是重点啊！为什么得花一万克朗月租去住哈马比罕能那些破烂房子？因为建筑公司根本不在乎要不要压低价钱。无论如何，顾客都得付钱。建材是主要成本之一。建材的买卖要通过批发商，他们也是自行订价，因为竞争不大，所以在瑞典一个浴缸零售价五千克朗，同一个制造商的同款浴缸在德国却只卖两千克朗。不管有哪些额外成本都难以解释这样的差价。”
围坐的众人已开始不耐地低声抱怨。
“九十年代末开始运作的政府组织的建筑成本代表团有一份报告，里面写了很多相关资料，在那之后却没什么进展。没有人去找建筑公司反应价格的不合理，买家欣然支付卖家开出的价格，最后负担就落在租屋房客或纳税人身上。”
“柯特兹，马桶呢？”
“建筑成本代表团写了报告之后，只有局部地方产生改变，主要都在斯德哥尔摩外围。有些买主受够了昂贵的建筑价格。比方说卡尔斯克鲁纳之家，他们自己买建材，盖出了比别人都便宜的房子。瑞典商贸联盟也加入了战局，他们认为建材价格太荒谬，所以一直试着要让那些公司更容易买到质量一样好却比较便宜的产品。结果去年在欧弗休的建筑商展上还引发小小冲突，因为瑞典商盟带了一个泰国人，他卖的马桶一个五百克朗。”
“结果呢？”
“他最主要的竞争者是瑞典一家批发公司叫维塔瓦拉，他们卖的纯正瑞典制马桶一个要价一千七百克朗。精明的都市买家开始搔头苦思，心想既然可以用五百克朗从泰国买到类似的马桶，那又何必花一千七呢？”
“也许质量比较好吧？”罗塔说。
“没有，完全一样。”
“泰国。”克里斯特说：“好像有童工之类的，所以价格低。”
“不是这样，”柯特兹说：“泰国使用童工的产业大多是纺织业和礼品业，当然还有恋童界。联合国特别注意童工的问题，我也查过这家公司，是有名的制造商。这是一家大规模、现代化、享有声誉的卫浴设备公司。”
“好吧……但我们现在说的是低工资国家，也就是说你写这篇文章恐怕是在暗示瑞典产业竞争不过泰国产业，应该解雇瑞典劳工、关闭此地的工厂，全部都由泰国进口。你根本过不了工会联合会那关。”
柯特兹听了，脸上绽放出微笑，背往后一靠，志得意满的神情有点可笑。
“又错了。”他说：“你们猜猜维塔瓦拉售价一千七的马桶在哪制造的？”
无人出声。
“越南。”柯特兹说。
“你在开玩笑吧？”玛琳说。
“他们至少已经在那里做了十年的马桶。瑞典工人早就在九十年代被淘汰出局。”
“该死！”
“现在重点来了。如果直接从越南的工厂进口，价格大约三百九十克朗。猜猜看泰国和越南的差价该作何解释？”
“可别跟我说是……”
“偏偏就是。维塔瓦拉公司转包给一间名叫丰苏工业的公司，他们被联合国列为使用童工的公司，至少从二〇〇一年就开始接受调查。不过绝大部分的工人都是罪犯。”
玛琳终于放声大笑。“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等你长大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记者。写完需要多久时间？”
“两星期。我有一大堆国际贸易的东西要查，而且报道里面需要一个坏人，所以我要看看维塔瓦拉的所有人是谁。”
“那么来得及刊在六月号吗？”
“没问题。”
包柏蓝斯基面无表情地听着埃克斯壮检察官说话。会议已持续四十分钟，包柏蓝斯基有一股很强烈的冲动，想抓起检察官办公桌边缘那本《瑞典王国法律》朝他脸上甩去。他暗想着，倘若如此冲动行事不知有何后果？除了肯定会成为晚报头条，也很可能被控伤害，他于是将念头驱离。文明人类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能屈服于这种冲动，无论对手如何挑衅都不行。当然，每当需要包柏蓝斯基巡官出面，通常就是有人被这种冲动征服了。
“我就当我们达成协议了。”埃克斯壮说。
“不，我们没有达成协议。”包柏蓝斯基边起身边回答。“不过初步调查由你负责。”
他喃喃自语地转进走廊，走回办公室途中把安德森和茉迪同时叫来。这天下午他能找的同事只有他们两人，霍姆柏决定在此时休假两星期真是不巧。
“到我办公室。”包柏蓝斯基说：“顺便倒咖啡。”
三人都坐定后，包柏蓝斯基看了看自己与埃克斯壮开会做的笔记。
“依目前的情况，原本因为几桩命案被通缉的莎兰德，我们的初步调查负责人已经对她撤销所有相关控诉。就我们而言，她已经不再是初步调查的一部分。”
“不管怎么说，这都可以视为有所进展。”茉迪说。
安德森一如往常没有吭声。
“这我就不敢说了。”包柏蓝斯基回答道：“在史塔勒荷曼和哥塞柏加事件中，莎兰德仍涉嫌重伤害，但那些调查已与我们无关，我们得全力找出尼德曼，侦查尼克瓦恩森林里的埋尸洞穴。但话说回来，埃克斯壮一定会起诉莎兰德，案子已移交给斯德哥尔摩，他也下令展开全新的调查。”
“真的吗？”茉迪说。
“猜猜看，要调查莎兰德的人是谁？”包柏蓝斯基说。
“恐怕是最糟的一个。”
“法斯特回来上班了，他将协助埃克斯壮。”
“太过分了！法斯特根本不适合调查和莎兰德有关的任何案子。”
“我知道，但埃克斯壮有一个好理由。法斯特请了多久的病假……嗯……他是四月崩溃的，对他来说，这起案子应该是处理起来最简单、最理想的。”
无人作声。
“总而言之，今天下午要将所有关于莎兰德的资料交给他。”
“那有关毕约克、秘密警察和一九九一年的报告这整件事……”
“……将会由法斯特和埃克斯壮一并处理。”
“我不喜欢这样。”茉迪说。
“我也不喜欢。可是埃克斯壮是老板，又有高层当靠山。换句话说，我们的工作还是找杀人凶手。安德森，现在情况如何？”
安德森摇摇头。“尼德曼好像人间蒸发了似的。我不得不承认当了这么多年警察，还没碰过这种事。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密告，没有一个网民认识他或是知道他可能去了哪里。”
“听起来难以置信。”茉迪说：“不过他被通缉是因为涉嫌在哥塞柏加杀警、重伤害另一名警员、杀害莎兰德未遂、对牙科护士卡斯培森的绑架与伤害，还有谋杀达格和米亚。每件案子都有明显的鉴定证据。”
“至少有点帮助。硫磺湖摩托车俱乐部财务经理的案子怎么样了？”
“叶朗森，还有他女友蕾娜·尼格伦。叶朗森的尸体上留有指纹和DNA。尼德曼揍人的时候，指节肯定流了很多血。”
“硫磺湖摩托车俱乐部有什么新消息吗？”
“因为蓝汀继续收押，等候米莉安绑架案的开庭，俱乐部由尼米南接管了。有传闻说尼米南悬赏重金打听尼德曼的下落。”
“那更奇怪了，如果黑社会全都在找他，怎么还会找不到？那叶朗森的车呢？”
“在叶朗森住处发现卡斯培森的车，尼德曼想必是换了车。可是他开走的车毫无线索。”
“所以我们要问三个问题：第一，尼德曼是否还躲藏在瑞典？第二，如果是，和谁在一起？第三，他是否已经潜逃国外？你们怎么想？”
“毫无迹象显示他出国了，但那真的是最合逻辑的路线。”
“如果已经走了，那他把车丢在哪里？”
茉迪和安德森都摇头。警方若想找人，十之八九都不算困难。只要展开一连串逻辑性的调查：有哪些朋友？有哪些狱友？女友住在哪里？有哪些酒友？最后一次在哪里使用手机？车子在哪里？循线追踪到最后，逃犯通常就出现了。
尼德曼的问题是他没有朋友、没有女友、没有手机记录，也从未坐过牢。
调查工作集中在寻找叶朗森的车，据推测应该是尼德曼开走了。他们本以为只要几天的时间，车子就会出现，而且很可能是在斯德哥尔摩的某处停车场。但至今仍无影无踪。
“如果他逃出国，会上哪去呢？”
“他是德国公民，按理说会去德国。”
“他好像和汉堡那些老朋友都没联络了。”
安德森摇摇手。“如果他计划去德国……何必开车到斯德哥尔摩？不是应该去马尔默和通往哥本哈根的桥，或是前往某个渡轮码头吗？”
“我知道。早在第一天，哥德堡的埃兰德警官就把追踪工作集中到那个方向。丹麦警方已接获有关叶朗森的车的信息，而我们也确定他没有搭任何渡轮。”
“可是他确实开车到斯德哥尔摩和硫磺湖，杀害了俱乐部的财务经理，而且——可以这么推测——还带走了一笔金额不明的款项。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他得离开瑞典。”包柏蓝斯基说：“最可能就是搭渡轮横越波罗的海。不过叶朗森和女友是在四月九日深夜被杀，尼德曼大可在隔天早上去搭渡轮。我们是在他们死后大约十六小时才接获报案，接着才对车辆发出全面通告。”
“假如他搭了早上的渡轮，叶朗森的车就会停在某个港口。”茉迪说。
“之所以找不到车，也许是因为尼德曼开车经由哈帕兰达出境往北走了。要沿着波的尼亚湾绕一大圈，但十六小时内就能到芬兰。”
“是这样没错，但进芬兰不久就得丢下车子，那现在也该被发现了。”
他们静静坐着无言以对。最后包柏蓝斯基起身走到窗边站着。
“他会不会是找到一个地方先暂时藏身，像避暑小屋或……”
“我不觉得会是避暑小屋。现在这个时节，每个小屋主人都会去查看屋况。”
“他也不会冒险到任何与硫磺湖摩托车俱乐部有关联的地方。他们是他最不想见到的人。”
“整个黑道应该都可以排除……有没有我们不知道的女友？”
他们可以猜测，但没有事实根据。
安德森下班后，茉迪又回到包柏蓝斯基的办公室敲敲门柱。他招手让她进去。
“可以占用你几分钟吗？”她问道。
“怎么了？”
“莎兰德。我不喜欢埃克斯壮和法斯特还有新审判这回事。你看过毕约克的报告，我看过毕约克的报告，莎兰德在一九九一年遭到非法拘禁，埃克斯壮也知道。他到底在搞什么？”
包柏蓝斯基摘下老花眼镜，塞进胸前口袋。“我不知道。”
“你一点概念都没有？”
“埃克斯壮说毕约克的报告还有他和泰勒波利安来往的信函是伪造的。”
“胡说八道。如果是假造的，当初传讯毕约克的时候他怎么不说？”
“埃克斯壮说毕约克不肯讨论这件事，因为这是最高机密。我挨了一顿骂，因为太早采取行动带他来问话。”
“我开始对埃克斯壮有很深的疑虑。”
“他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不能拿这个当借口。”
“茉迪，事实真相不是我们的专利。埃克斯壮说他拿到证据可以证明报告是假的，事实上没有那个文号的报告。他还说伪造得很成功，内容巧妙地混合了真假。”
“哪部分是真、哪部分是假，这个我得知道。”茉迪说。
“整件事的梗概都相当正确。札拉千科是莎兰德的父亲，也是个会打她母亲的混蛋。他们的问题倒也常见——母亲不想提出控诉，所以就这么持续了几年。后来莎兰德企图杀死父亲，毕约克奉命调查事发经过。他和泰勒波利安通过信，但我们所看见的信件格式显然是伪造的。泰勒波利安为莎兰德作了例行的精神鉴定，判定她精神不稳定。某检察官决定不再进一步调查。莎兰德需要治疗，就被送到圣史蒂芬。”
“如果是伪造的……是谁做的，又为什么？”
包柏蓝斯基耸耸肩。“据我了解，埃克斯壮会让莎兰德再接受一次彻底的检验。”
“这我无法接受。”
“这已经不是我们的案子了。”
“而且接手的是法斯特。包柏蓝斯基，这些混蛋如果再敢对莎兰德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我会去找媒体。”
“不，茉迪，你不会。第一，报告已经不在我们手上，所以你无法证明你的说辞。你会像个偏执狂，然后职业生涯也到此结束。”
“我还有那份报告。”茉迪低声说：“我替安德森复印了一份，但还没来得及给他，检察总长就把资料都收走了。”
“假如你泄漏这份报告，不但会被撤职，还犯了严重渎职的罪。”
茉迪默默坐了片刻，双眼直盯着上司。
“茉迪，答应我别这么做。”
“不行，我不能答应。这整件事里头有些非常病态的地方。”
“你说得对，是很病态。但我们不知道对手是谁，暂时也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茉迪将头侧到一边。“你会采取什么行动吗？”
“这种事我不会和你讨论。相信我吧。现在是星期五晚上，休息一下，回家去吧。还有……这段谈话从没发生过。”
赛库达斯安保公司的警卫尼可拉斯·亚当森正在用功准备三星期后的考试。此刻是星期六下午一点半，他听见地板打蜡机低速转动的声音，并看见是那个跛脚的深肤色移民清洁工。此人总会礼貌性地点头招呼，但听到他说的笑话却从来不笑。亚当森看着他拿出一瓶清洁剂，朝服务台上喷两下，再用抹布擦，然后拿起拖把将打蜡机清理不到的角落拖一拖。于是警卫重新埋头于国内经济学的书中，继续研读。
清洁工花了十分钟才来到走廊尽头，亚当森所在之处。他们互相点了点头。亚当森站起来让他打扫摆在莎兰德房门外那张椅子周围的地板。自从被派到这里站岗以后，几乎每天都会看到这个人，却记不得他的名字——是某种奇怪的外国名字——不过亚当森并不觉得有必要查看他的身份证。第一，这个黑鬼不能打扫囚犯房间——上午有两个清洁妇会负责；其次，他不觉得一个跛子会造成任何威胁。
清洁工打扫完走廊后，打开莎兰德隔壁的房门。亚当森觑了他一眼，但这与平日例行工作并无两样，那里是清洁工具室。接下来的五分钟内，他倒掉水桶的水、清洗刷子，并将垃圾桶用的塑料袋补放进清洁推车。最后将清洁车推入小工具室。
吉第早已留意到走廊上的警卫。是个金发年轻人，通常一星期会在那里两三天，看书。兼差的警卫，半工半读的学生。他就像墙上的一块砖，把周遭环境看得一清二楚。
吉第很好奇，若真有人企图进入那个叫莎兰德的女人的房间，亚当森会怎么做。
他也好奇布隆维斯特究竟想做什么。他在报上看过关于这名特立独行的记者的报道，也知道和一一C病房区这个女人有关，本以为他会要他偷带东西给她。但他无法进入她的房间，甚至从未见过她。而无论他原本预期什么，总之都不对。
这项工作，怎么看都不违法。他透过门缝看着亚当森，只见他又埋头读起书来。确定走廊四下无人后，吉第从工作服口袋掏出索尼爱立信Z600手机。他看过广告，这款手机要价约三千五百克朗，具有一切最新功能。
他又从口袋拿出一把螺丝起子，踮起脚尖，旋下靠莎兰德房间墙面一个通风口的白色圆盖。然后按布隆维斯特的吩咐，将手机尽可能地推入通风口，接着再将盖子重新旋上。
他只花了四十五秒钟。第二天花的时间会更短。他要做的是取出手机，换电池后将手机放回原位，并将使用过的电池带回家充电。
吉第要做的就是这些。
但这对莎兰德毫无帮助。她房内的墙面应该也有一个用螺丝旋紧的类似圆盖，但除非她有螺丝起子和梯子，否则永远也拿不到手机。
“我知道。”布隆维斯特当时说了：“不过她不需要拿到手机。”
吉第必须每天做这个动作，直到布隆维斯特告诉他不必再做为止。
光做这件事，每星期就能有一千克朗的酬劳直接入袋，而且工作结束后，手机就归他所有。
他当然知道布隆维斯特在打某种怪主意，却想不通会是什么。将一只手机放进上了锁的清洁工具室的通风口内，开了机却没连上线，这实在太疯狂，吉第怎么也想不出这有什么用。如果布隆维斯特想和病人取得联系，还不如买通某个护士偷偷将手机带进去给她。
但话说回来，他并不排斥帮布隆维斯特这个忙——这个忙可是一星期价值一千克朗呢。所以最好别多问。
约纳森回到贺加路住处时，看见一个男人拎着公文包，靠在他那栋公寓外的铁门上，不由得放慢脚步。那人看起来有点面熟。
“约纳森医师吗？”他问道。
“是的。”
“很抱歉在你住家外面的大马路上叨扰你。实在是因为我不想追到你工作的地方，但又得和你谈一谈。”
“有什么事，还有请问你是？”
“我叫布隆维斯特，麦可·布隆维斯特，是《千禧年》杂志社的记者。这事有关莉丝·莎兰德。”
“喔，我认出你来了。是你打的紧急求救电话。她伤口上的绝缘胶带是你缠的吗？”
“是的。”
“做得很好。不过我不和记者讨论我的病人，你得和其他人一样，去找索格恩斯卡医院的公关部。”
“你误会了。我不是来探消息的，而且完全是以私人身份来找你。你什么都不必说，也不必告诉我任何信息。反而是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
约纳森皱皱眉头。
“请听我把话说完。”布隆维斯特说：“我不是随便在路上找外科医生搭讪，而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能不能请你喝杯咖啡？”
“先告诉我是关于什么事。”
“关于莉丝的未来与幸福。我是她的朋友。”
约纳森心想，来者若不是布隆维斯特他是不会答应的。但此人备受瞩目，不太可能玩什么无聊的把戏。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接受访问，也不会讨论病人的事。”
“我完全了解。”布隆维斯特说。
约纳森于是陪着布隆维斯特到附近一家咖啡馆。
“首先，我不会在任何一篇文章中引述你的话，甚至不会提及你。至于对我而言，这番对话从未发生过。我来是想请你帮个忙，但我得解释原因，你才能决定帮或不帮。”
“听起来不是什么好事。”
“我只请你听我把话说完。你的职责是照顾莉丝的身心健康，而身为她的朋友，我也有同样责任。我没法直捣她的脑袋取出子弹，但我有另一项技能对她的幸福也一样重要。”
“那是？”
“我是个调查记者，我发现了她真正经历的事实。”
“好。”
“我可以大略地告诉你，而你可以自己下结论。”
“好的。”
“我还应该声明一下，莉丝的律师安妮卡——你应该已经见过——是我妹妹，也是我付钱请她为莉丝辩护。”
“我知道了。”
“我显然无法请安妮卡帮这个忙，她不跟我谈论莉丝的事，她必须为她们俩的对话保密。我猜你已经在报上看过有关莉丝的报道。”
约纳森点点头。
“她被描写成精神病患者，还是个不正常的同性恋杀人狂。这全是胡说八道。莉丝不是精神病患者，她也许跟你我一样正常。至于她的性偏好与他人无关。”
“如果我了解得没有错，这件案子已经改变了侦查方向。现在被追捕的杀人嫌犯是那个德国人。”
“据我所知，尼德曼是个毫无道德良知的杀人犯。不过莉丝有敌人，有力又卑鄙的敌人。其中有些是秘密警察。”
约纳森愕然地看着布隆维斯特。
“莉丝十二岁那年，被送进乌普萨拉的儿童精神病院。为什么呢？因为秘密警察不计代价想要守住的一个秘密，被她揭开了。她的父亲札拉千科——也就是在你们医院被杀的波汀——是苏俄的叛逃者，是间谍，是冷战的遗物。他还年复一年地殴打莉丝的母亲。莉丝满十二岁时出手还击，趁父亲坐在车内，朝他丢掷了一颗汽油弹。她就是为此被关。”
“我不懂。如果她企图杀死父亲，让她接受精神治疗当然是名正言顺。”
“我的故事，我要发表的故事是秘密警察知道札拉千科会打妻子，他们知道莉丝受到什么刺激才做这种事，却仍选择保护札拉千科，只因为他能提供珍贵情报。于是他们伪造了诊断书，让莉丝非住院不可。”
约纳森满脸狐疑，布隆维斯特看了忍不住笑起来。
“一切细节我都可以提出证明，我还要赶在莉丝开庭的同时写出完整的叙述。相信我，这将会引起轩然大波。请你记得一件事，激怒莉丝的那番殴打让她母亲下半辈子都得住院。”
“好，请说下去。”
“我要揭发为秘密警察作恶，帮着将莉丝埋葬在精神病院的两个医生，要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其中一个还是德高望重的人。但我说过，我掌握了所有的证据。”
“如果有医生卷入这种事，那真是整个医界之耻。”
“我不认为有必要归罪于群体，这只和直接涉入的人有关。秘密警察也是一样。我绝对相信在秘密警察界也有优秀的人才，这只是一小部分的阴谋者。莉丝十八岁时，他们又再度想把她关进医院，这次没有成功，她反而有了监护人。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开庭，他们就会再一次极尽所能地污蔑她。我或者应该说我妹妹安妮卡将会尽力让她获释，也让法院撤销她目前还存在的失能宣告。”
“我明白。”
“不过她需要弹药，这就是这项策略的背景。也许我应该再提一点，警局里有几个人其实是站在莉丝这边，但对她提起控诉的检察官却不然。总之，莉丝在出庭前需要帮助。”
“可我不是律师。”
“对，但你是莉丝的医生，你能见到她。”
约纳森眯起眼睛。
“我想请你帮忙的事不但违反医德，说不定也是违法。”
“是吗？”
“但是就道德面而言，这么做是对的。她的宪法权利被那些理应保护她的人给剥夺了。我给你举个例子。莉丝不能会客、不能看报或与外界沟通。检察官还强制她的律师不得对外泄密，安妮卡遵守了规定。然而，检察官自己却是记者的主要消息来源，媒体才会不断写那些乱七八糟的报道。”
“真是这样吗？”
“比方说这则新闻吧。”布隆维斯特拿起一星期前的一份晚报。“调查小组内部的消息来源声称莉丝精神失常，导致这份晚报臆测她的精神状态。”
“我读过这篇报道，全是胡说。”
“这么说你不认为她是疯子。”
“这点我不予置评。但我确实知道她没有作过精神状态评估。所以这篇文章是胡说。”
“我可以确切地向你证明泄漏这项消息的人是一个名叫法斯特的警员，他在埃克斯壮检察官手下做事。”
“喔。”
“埃克斯壮会想方设法让审讯时禁止旁听，那么外人便无从得知也无法衡量对莉丝不利的证据。但更糟的是……因为莉丝遭检察官隔离，将无法作充分的准备为自己辩护。”
“这不是应该由她的律师来做吗？”
“如今你想必也推测到了，莉丝是个很奇特的人。我在无意中发现她的一些秘密，却不能告诉我妹妹。但莉丝应该可以选择开庭时要不要加以利用。”
“我明白。”
“为了让她能这么做，她需要这个。”
布隆维斯特将莎兰德的奔迈T3掌上电脑和一个充电器放在两人之间的桌上。
“这是莉丝的火药库中最重要的武器，非给她不可。”
约纳森难以置信地看着电脑。
“为什么不交给她的律师？”
“因为只有莉丝知道如何取得证据。”
约纳森坐了好一会儿，还是没碰电脑。
“我来跟你说一两件有关泰勒波利安医师的事吧。”布隆维斯特说着从公文包抽出一个活页夹。
星期六晚上八点刚过，阿曼斯基离开办公室，徒步走到位于圣保罗街的索德区犹太会堂。他敲开门后自我介绍，开门的拉比本人请他入内。
“我和一个认识的人约在这里碰面。”阿曼斯基说。
“在楼上，我带你去。”
拉比给了他一顶小圆帽，阿曼斯基略一迟疑才戴上。他是在伊斯兰教家庭长大，戴着这个感觉很蠢。
包柏蓝斯基也戴着小圆帽。
“你好，阿曼斯基。谢谢你来。我向拉比借用一个房间，我们可以安静地谈谈。”
阿曼斯基坐到包柏蓝斯基对面。
“你这么神秘兮兮的，应该有特殊原因吧？”
“我就不兜圈子了。我知道你是莎兰德的朋友。”
阿曼斯基点头承认。
“我需要知道你和布隆维斯特打算捏造什么来帮她。”
“我们为什么要捏造什么呢？”
“因为埃克斯壮检察官问了我十几次，你们米尔顿安保到底对莎兰德的案情调查知道多少。他不是随口问问，而是担心你们会爆出什么震撼弹……震撼媒体。”
“原来如此。”
“既然埃克斯壮这么担心，就表示他知道或是怀疑你们在酝酿什么计划，否则至少是和某个心存怀疑的人谈过。”
“某人？”
“阿曼斯基，别耍把戏了。你知道莎兰德在九十年代初曾遭受司法不公的对待，我只怕一旦开庭又要旧事重演。”
“你是民主国家的警察，如果你有这样的情报，就应该采取行动。”
包柏蓝斯基点点头。“我也正打算这么做。但问题是：怎么做？”
“你说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你和布隆维斯特在打什么算盘。我猜你们不会只是坐在那里无所事事。”
“事情很复杂。我怎么知道能不能信任你。”
“布隆维斯特发现一份一九九一年的报告……”
“我知道。”
“我已经拿不到那份报告了。”
“我也是。原本在布隆维斯特和他妹妹——也就是莎兰德现在的律师——手中的两份报告都不见了。”
“不见了？”
“有人闯入布隆维斯特住处偷走他那份，而安妮卡则是在哥德堡被人偷袭击倒在地，报告也被抢了。两件事都发生在札拉千科遇害那天。”
包柏蓝斯基沉默良久。
“为什么我们还没听到消息？”
“布隆维斯特是这么说的：出版的好时机只有一个，坏时机却数不胜数。”
“可是你们两个……他打算出版？”
阿曼斯基轻轻地点了点头。
“在哥德堡被偷袭，在斯德哥尔摩被闯空门。同一天。”包柏蓝斯基说道：“这表示我们的对手很有组织。”
“我恐怕还得再提一下，我们知道安妮卡的电话遭到窃听。”
“一大串的罪行。”
“问题是：谁干的？”
“我也很好奇。最可能还是秘密警察，他们有理由不让毕约克的报告曝光。可是阿曼斯基……我们现在说的是瑞典秘密警察，一个政府单位。我不敢相信他们会允许这种事发生，我甚至不相信他们有做这种事的技能。”
“我自己都觉得难以消化，更别提还有人晃进索格恩斯卡医院，轰掉札拉千科的脑袋。在此同时，报告的作者毕约克也上吊了。”
“所以你认为这一切背后有一只黑手？我认识哥德堡负责调查的警官埃兰德。他说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这起命案完全是一个生病的人一时冲动之举。我们彻底查过毕约克的住处，一切线索也都指向自杀。”
“古尔博，七十八岁，罹患癌症，最近在接受忧郁症的治疗。我们的行动组长约翰·弗雷克伦查过他的背景。”
“结果呢？”
“他四十年代在卡尔斯克鲁纳当兵，后来研读法律，成了税务顾问。在斯德哥尔摩开了三十年的事务所，很低调，秘密客户……如果真有客户的话。一九九一年退休。一九九四年搬回老家拉赫尔姆。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有一两个令人惊讶的细节。弗雷克伦到处都找不到古尔博的资历。任何报纸或专业期刊都没有提过他，也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他有哪些客户。就好像律师界从来没有这个人存在。”
“你的意思是？”
“秘密警察是很明显的关联。札拉千科是苏俄叛徒，除了秘密警察之外还有谁会照顾他？接下来是将莎兰德关进疗养院的共谋问题。现在又出现闯空门、偷袭和电话窃听。我个人并不认为秘密警察是幕后黑手。布隆维斯特称他们为‘札拉千科俱乐部’，也就是一小群脱离蛰伏期、躲藏在国安局某个阴暗角落的冷战分子。”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包柏蓝斯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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