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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关长程忠应给我打电话时，我还躺在沙发上睡懒觉。我睁开眼睛看了下墙上的挂钟，才两点过十分。于是我对这个打电话的人很恼火，恨不得跳起来骂他一顿。可我没有跳起来，我继续躺着。我最讨厌休息时间给人打搅。电话铃声响了十几下，终于停了。我闭上眼睛安心睡觉。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我爬起来，把门开了一道缝。看到程副关长站在门口，我吓了一跳。我说：程关长。程关长说：晚上又开夜车了？打了几个电话都不接。我说：睡实了一点，电话在里面，听不见。程关长说：下午开个办公会议，你通知一下。两个议题，一个是有几个反腐倡廉的文件，咱们得传达一下。还有南村码头派谁去当家，也得研究一下。
程关长交待完了就走了，他知道我睡了午觉，办公室里一塌糊涂。
我把被子收拾好，开了房间的灯，接着我坐在办公台前，给两个副关长和人事科长打电话。平时开会，我总是让秘书通知，可今天来不及了，只好亲力亲为。我打电话时突然想起跟若尘约好了下午见面。这下好了，这会一开下去肯定没个完。咱程关长别的水平没有，开会的水平可是一流的。尤其是要讨论南村码头的问题，没有十次八次会肯定定不下来。党委会已经开了好几次了。咱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个好东西，可有时候也够能误事的。
吃中饭时若尘给我来电话，问我下午几点钟上班。我说两点半。她就把电话挂了，她的意思是要来看我。我在单位饭堂吃饭，吃的是套餐，两个荤菜，一个素菜，一个汤。单位的汤有时很好，有时很不好。我中午喝的汤就很不好，象洗碗水。但我还是把它喝了，我就当是补充水分。吃中午饭要多喝汤，多喝汤有个好处，就是不让午觉睡过了头。我中午常常睡过头，因为晚上活动太多，不够睡。以前我总是给外面的声音吵醒，那是报关员的声音，他们整天忙忙碌碌的，我们还没上班他们就在门口等着了。现在我常常给一泡尿憋醒。这表明我的肾不大好。肾不好的原因我不想说。可能跟若尘有关系，也可能跟别的女人有关系，也可能跟我的生活习惯有关系，也可能跟什么都没关系，总之我的肾已经不大好了。我把菜吃完了，饭剩下了一半，我总是吃不下饭，倒不是饭的质量不好，那尽管不是精米，也算是好米。比我小时候和读书时吃的好多了，那时我总是吃不饱，现在我总是不想吃。
我把剩饭和剩菜倒在泔水缸里时，看到泔水缸差不多满了，这表明还有一些人也像我一样吃不下。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服务员老怕大家不够吃，总是把份量打得特别多。大家吃不了只好倒掉，明知道倒了可惜，是浪费资源，这年头资源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但吃过的东西总不能留下再给别人吃吧。我每次拿饭时，服务员总是给我打一大碗。我说多了，吃不了，她就拿勺子舀了一点，在我看来，还是多了，但我不好意思叫她再舀。她是好心呢，她担心我吃不饱。我这样讲过一次，讲过两次，就不好再讲第三次了，我担心她心里想：一个大老爷们，吃这么少，也不害臊。我只好尽力吃，吃到胃痛为止。
中午我在办公室睡觉。睡沙发，盖一床薄被子。如果天气热，我就盖面衣，有时也盖报纸，再热些我就什么也不盖。当然如果开了空调又当别论。我躺下的时候想，若尘不知道几点钟来，我有好久没见她了。可是没见她的日子里我也好像没怎么想她。若尘长得很漂亮，我还记得她穿着红缎子棉袄的样子，她穿着这件衣服在照相馆里照相。
打完电话，我去厕所屙尿。顺便洗了把脸，用手掌擦脸上的油，脸上的油似乎没擦干净，手上却油糊糊的。我扯了点手纸擦脸，擦手。这时人事科长老刘来找我，叫我动作快点，他说人都齐了。我拿了支笔，拿了个笔记本，跟着老刘上了楼。那时我把若尘要来的事给忘了。我经常在关键的时候忘了她。这也不能全怪我，她也有责任，她总是让我在关键时候想不起她。我还把手机给忘在办公室里。
办公会议在程副关长的办公室里开。程副关长目前主持关里的工作，正关长陈伯通去了南昌，帮人家筹建海关。我进去的时候，三个关长和老刘已经按职务高低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我是副职主持办公室全面工作，在办公会议里算是职务最低的，每次都是坐在靠门口的位子，端茶递水。我坐下后，领导就开始讲话。他说，咱们先传达一下文件。
大家开始喝茶，先响起茶杯跟杯盖碰撞的声音，接着是喝水的声音。赖文光副关长拿出中华烟，扔了一支给我，扔了一支给老刘，再插一支在自己嘴上。我们三个吞云吐雾，一下子就把房间搞得乌烟瘴气。程忠应咳了一声嗽，顿了一顿，继续读文件。
老程读了半天，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不知自己在想什么，总之没想若尘。我坐的姿势不大好，感到不太舒服，还有点口干。我坐的地方没有茶几，服务员给我倒了杯水，放在离我很远的地方，我够不着，又不好起身去拿。我想着要出去一趟。如果手机响了我就可以出去。可是手机不在身上，于是我想起了若尘。她说过要来的，可能正在下面等。但领导在讲话，在布置工作，我不能走开。
老程去上厕所。看来他的肾也不大好，这年头做领导的肾都不大好。我趁机走了出来。办公室里就我的副手小李在，我不知若尘来过没有，小李对我毫无表情，她总是这样对我。她从不对我说什么。我拿起手机看了一下，有几个电话，全部是若尘的。我说：看这事弄的。
我给若尘打电话，总是忙音。我必须打通她的电话，在她下次打电话给我之前。这样我的内疚感就没有那么强烈。但她的电话总是忙音。她本人也是很忙，忙得自己常常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打电话给她时她总是说不清自己的位置。我把电话放下了，老按着键，手指已经有点麻痹。这时电话响了，是若尘的。她是存心要让我的内疚深刻一些。我说若尘。她说你这个死人头，气死我了。我说：你来过了吗？这是明知故问，目的还是想让自己少点内疚。若尘说，我当然来过了，我等了一个钟头。我说知错了，知错了，一定将功补过。我的将功补过就是给她发一个伊妹儿，再请她吃餐饭。但若尘说：晚上没空，我要接待一个人。这话我就很不爱听，有什么人比陪我吃饭重要。她说是她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她朋友打了电话来，要她无论如何一定要隆重接待。这都是什么关系了，她还蛮当回事。若尘说：如果是朋友我还可以不理她，是朋友的朋友我还不能不理，总得给朋友一个面子吧？她就是不给我面子。当然她也可以说我不给她面子，让她大老远的跑来（也不算远，在一个城市），还等了一个小时，问题的关键是：是女的等男的。
若尘来单位找我。门卫不让她进来，她说找孙立诚，门卫才让她进来。可让她进来跟没让她进来是一样。因为她找不到我，只好在办公室里苦等。而我就在她头上的房间里开会，一开始把她忘了，后来想起了她，但也不能下来见面。我的同事问若尘找谁，一听说找我就不睬她了。若尘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百无聊赖。她看了十多张报纸，喝了两壶茶，还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好在她自己还很会照顾自己，知道冲茶给自己喝，也知道拿张报纸看。把无聊的时间稍稍变得有点意思。
我的同事总是在电脑里处理文件。除了处理文件她不知还能干什么。对来找我的人，她总是不理不睬。当然我也一样，我对来找她的人也不怎么上心。不过我会打个招呼，并在事后把这件事告诉她。这就是说她连事后告诉我这个程序都免了。我对来找她的人说：坐。然后我就忙自己的事了。那人如果坐得很没意思就会自己走了，如果坐得很有意思就会继续坐下去。他要走还是要坐都是他的自由，一点也不关我的事。我有时也会很无聊，就会走到外面的接待室，坐在沙发上，给来人递根烟，聊两句。遇上是女同志，如果长相还说得过去（很少有长得特别好的，否则我就不是这个态度），我就跟她扯东扯西，看能不能跟她扯上关系。我的心思总是白费，她跟我谈得好好的，我的同事一回来，她就把我扔一边了，下次来还是找我的同事，好像完全不记得我了。
若尘说：她走的时候，站在门口跟门卫聊天，聊了五分钟，门卫就对她五体投地。她没说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大概这样讲对她并不光彩。我说：你没跟我聊我就对你五体投地。若尘说，我对你是无为而治。她的意思是说她不付出什么就要在我这儿得到好处。她才懒得管我呢，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不过她要我去陪的时候我就得陪着。我说：我内疚得很啦，让我请你吃餐饭吧？若尘说：我哪有时间吃饭？我说：那不叫吃饭，那是我陪你。
跟若尘闲扯了一阵，我又上去开会。领导终于把文件读完了，开始商量正事。讨论给南村口岸派一位什么样的领导。那里缺正职缺了大半年了，就两个副职在顶着。可派谁去党委会一直定不下来。老程想了半天，决定开办公会议研究一下。南村是个大码头，货运量和关税占了南村的四分之三。大家都说南村的一哥等于一个副关长。南村是个科级单位，最近在考虑提副处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去那地方当头，水涨船高，随时都可能转提副处长。老程说：最近大家都忙得很，尤其是我们的科长们都很忙，前段时间我陪总署的领导，没回家，听贱内说，我家的门坎给踏烂了半截。他对胡关长和赖关长说：不知二位家里的门坎是否安然无恙？
两位关长笑了。
胡岩峰副关长说：听说有人还活动到政治部和人事处了。赖文光副关长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自然规律，咱们无法逆转哪。说完呵呵笑。三位领导议论这件事时，老刘闭目养神，我则闷头抽烟。我是以副科顶正科，离副处还有一大段距离。最多沾个边儿。老刘可是多年的正科长，是个重大的嫌疑人，可惜的是他一直在搞政工，业务不熟，南村码头原则上得找个懂业务的人。他经常找我诉苦，因为他不懂业务，所以不让他去搞业务，所以他永远不懂业务，所以他永远不能搞业务。这是一个怪圈，他圈在里面出不来了。办公会议共五个成员，但真正能发言的就三位领导，三位领导定下来的，我和老刘就举手同意，三位领导定不下来的，也用不着我和老刘举手。
会议开到下午五点半，我和老刘没有举手，也就是说，这次会议无疾而终。开会开不出结果，领导似乎也不当回事，老程笑呵呵的，末了对我说：晚上有什么节目呀？关照一下老领导。老胡也笑嘻嘻地说：小孙呀，佳人有约吧，程关你就别当电灯泡了。大家哄地一声全笑了，纷纷起座离开。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既然大家都笑，我也跟着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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