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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谋能挽危局乎
●王朝覆灭梦碎江南
每年的春末夏初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
1949年的“梅雨”似乎比往年来得要早。”刚进入5月，准确地说还只是4月下旬，舟山群岛就已屈服在梅雨的淫威之下。天气整天闷热潮湿，好象胸腔里有一团永远也倾吐不尽的郁气，浑身上下感到粘乎乎的，恨不能把身体泡在水缸里才感到稍稍舒适些。
舟山群岛就象是撒在东海里的一串宝珠。往年的这时节，正好是捕捞的旺季。中国沿海各省——北国的辽宁、山东，南国的海南、广东、福建的渔船云集于此。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海洋渔业基地，号称“中国的鱼舱”。这里盛产黄花鱼、带鱼、对虾、螃蟹等，这些海货无一不令内地人唾涎欲滴。可是今年已大不一样了。开春以来，海面上已不见了捕捞渔船繁忙的景象，只有四处游弋的军舰和炮艇，偶尔能见到一二艘渔船，那也是在被征作运送兵源之用。海面上再也见不到渔歌互答的欢乐场面，只有偶尔闻到的轰轰炮声。
1949年，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年代。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较量，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出现了实质性变化。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向全体指战员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刹时间，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突破国民党构造的长江天险，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攻占了国民党盘踞了20余年的南京。以此宣告，统治大陆三十余年的蒋家王朝彻底覆灭。5月初，东方最大的都市——上海市落入了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中。
南京被攻占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迁移广州，军事机关移入台湾孤岛。舟山群岛刚好介于台湾和上海之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国民党部队力求占据舟山群岛作为战略“跳板”，败可退守台湾，进可反攻大陆。舟山群岛此时还成为了国民党军队占据大上海的后勤基地。在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国民党军队在上海构造的坚固防御工事也未能阻挡住解放大军的攻势。眼看大势已去，国民党军队一方面作顽固抵抗，一方面开始撤退上海的重要物质和设备。舟山作为后勤补给基地就更加忙乱起来。
5月ZI日，东方大都市——上海被攻下。解放军鞍马未卸，就立即挥师南下，所向披靡，锋芒直指闽浙。至此，国民党据守江南一隅的梦想破灭了。
●莫测高深的特级绝密
定海县是我国东海上的一个海岛县，居民散居在各个岛屿上。战时的定海县城早已成为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基地。大上海被攻陷后，定海县实际上已无屏障可依靠，全部暴露在解放军的炮火之下，定海县城的攻陷已指日可待。定海县城内到处是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溃退的残兵败将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纷纷伺机逃往台湾。
此刻，在整座县城里，只有一座庭院内安静得出奇，这里就是国民党军队舟山警备司令部的所在地。国民党军统特务也在此安设了办公室。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从大陆逃出后惊魂未定，何去何从还无计可施，也只有来此处栖身。这些人大都不甘心眼前的军事和政治失败，渴望有朝一日反攻大陆。但铁的事实已经不能不使他们信服，在强大的攻势下，反攻复国的希望非常渺茫。这些人同命相怜，整日寻思着对共产党军队发动反扑的计策。此时他们心中也知道军事上的正面对抗显然已无能为力，于是，他们把眼光盯向了共产党的薄弱环节——经济领域，并且绞尽脑汁策划了一起阴谋企图在经济上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蓝之中。
还是在5月2O日上海城中巷战正酣的时节，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似乎对发生在隔海相望的大城市里的那场殊死搏斗漠不关心。虽已是掌灯时分，喧嚣了一天的海岛上仍不见有半点安宁的迹象，人吼马嘶，汽笛长鸣，把寂静的大海上空搅得沸沸扬扬。海岛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伤者的呻吟声和败兵的呵斥声。过去宁静的岛屿，此时彻夜喧嚣。
舟山警备区驻地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整个营区都被士兵警戒得如同铁桶一般，营内除有战马的长啸声和吃草的咀嚼声，似乎不再有别的响动。就连进进出出的参谋和勤务兵也只是蹑手蹑脚地行走。这只有最高级的军政首脑的驻地才有的情景，此刻在小小的警备区大院出现，莫非是国民党的某位大人物逃难到此，过路人全都这样猜测。其实，这里没有国民党的头头脑脑光顾，只是在这座小小的庭院里正在举行一次事关国民党的反攻计划的秘密会议。
会议在一座小洋楼的二层会客室召开。到会者虽没有军界和政界的重要人物出席，但因会议研究的问题属于绝密，因此，会议是在极其保密条件下召开的，这当然会使局外人莫测高深。
这次会议是传达国民党政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的内容。
其实这时的国民党行政院早在解放军横渡长江前夕就已南迁广州，并也作好了随时移往台湾的准备。这次会议，行政院只派来了三名委员。虽说来者只是三名无足轻重的小字辈委员，可是，这次他们从广州随身带来了国民党行政院的官方公函。有了这玩意儿，鸡毛也可以当令箭使用了。
国民党海军副司令兼舟山警备司令黎玉玺对这几位委员自然不敢有所怠慢。再说，这次会议也是在黎玉玺的提议下召开的。黎玉玺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3名“小字辈”冠冕堂皇地是中央的特派代表，据说这次会议还得到了总裁蒋介石的首肯。说不定，这三名小人物还负有别的特殊使命呢！
每思至此，黎王玺感到脖子后有一股凉气掠过。尽管说在舟山这块地盘上，自己是一方诸侯，可对钦差大臣还只得屈尊就驾。需低头处且低头，在官场混过几十年，这点气量还是有的。那三名委员来到舟山后，就一直被奉为岛上至高无上的贵宾。这三名委员在兵荒马乱之时，能得到一方诸侯给予他们在平常从未有过的高规格的礼遇，心中自然感激不尽。他门对这位海岛上的诸侯表示出极为尊敬。会议的主动权自然无条件地全交给了黎玉玺。
出席这次会议的自然少不了军统代表。军统局长毛人风本来计划亲自来舟山一趟，为这次会议撑腰打气。可到临动身时，上司有要事召见，只得放弃此行，于是指派一名处长参加。
秘密会议就在行政院、军队、军统三方的吆喝下开幕了。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早已定下的。
那还是在1948年，淮海战场上，国共双方军事力量正在江南大地较量的时候，当时任海军参谋长的黎玉玺就已预感到国民党军在大陆穷途末日的来临。远离战区的海军将领冷眼旁观，当然对陆地上的这场大规模战争中的双方布阵、进攻、成败看得清清楚楚。国民党的80多万军队对付共产党的6O来万军队，无论从兵员数量和武器装备来看，已占了绝对的上风。可是战火刚刚燃起，国民党军队好似秋风扫落叶一样纷纷败下阵来，战争的胜败已不可逆转的倒向一边。黎玉玺从未与共产党的部队交过手。眼看着整个战争成败已成定局，这位职业军人心里仍感到有些不服气。此刻，他心中也明白自己不是那种挽狂澜于既倒的盖世英雄，匹夫之勇终究不能阻挡住势若山洪的急流。军事上的复国彻底无望，开始寻视共产党的薄弱环节，力图在败亡的最后时刻猛然咬向共产党的脆弱机体，妄想时局能就此出现戏剧性的转变。经济是共产党的致命弱点，黎玉玺就选择了这个薄弱的地段，准备向共产党人发起最后一次反扑。在这种心态的背后还有一层更隐秘的感情因素在支配着他，它是难与任何人言说的。黎玉玺决心要把它深深地埋藏在心中，直等到成功的那一天。
话题还得从1947年说起。该年的9月，将介石突然颁布了一道令军界人士颇感荒唐的命令：任命陆军出身的桂永清为海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务。桂永清何许人也？他究竟有何背景？国民党海军上下一片茫然。
桂永清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一直都在陆军中带兵打仗，是地道的“旱鸭子”。这位身材矮胖、吃过洋面包的海军总司令尽管对海军的训练指挥知之甚少，但对拉山头，搞宗派却轻车熟路。桂永清上台后，竭力排斥异己。他采取打击马尾系、扶持电雷系、拉拢青岛系的作法；还调来大批陆军“干战团”的亲信，建立海军内部的特工组织。对于异己分子不择手段地排斥，哪怕是高级将领，他也不放过。在训练指挥上，桂永清一窍不通，却常一意孤行，搞瞎指挥。英国海军曾赠送给国民党海军一艘战舰，桂永清竟自作主张，无端撤了舰长的职务，并调换了舰上一半的水兵，换上大批生手。为此事，当时任海军参谋长的黎玉玺与桂永清的意见相左。黎玉玺提出：军舰短时间内更换大批新手，恐怕会发生意外，导致事故。桂永清根本不听，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在陆军时就常常这样调换部队，效果不错。”果不其然，这艘战舰不久就在航行途中被商船撞沉。当时国内舆论哗然。桂永清感到难辞其咎，确实紧张了一阵子。风波平息后，桂永清的乌纱帽也没有被摘去，又开始忘乎所以起来；不但事后没有对参谋长的正确建议表示感谢，相反，在他心中，参谋长被打入了另册。
桂永清在海军中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海军上下的强烈不满，人心浮动，上告者甚多。而真正扳倒桂永清的却是太子蒋经国。桂永清擅自在海军中安排自己的特工人员，自然触犯了当时任台国防部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蒋经国私下授意有关海军将领联名写信告发桂永清。
黎玉玺眼见反扑的时机已到，第一个带头发难。电雷一期的将领紧跟其后。由于电雷一期全是由黄埔八期转过来的，因而也算作是蒋介石的嫡系，上告的状子自然要比马尾系、青岛系更有份量。这无疑是在背后捅了桂一刀，而他本人几乎完全被蒙在鼓里。
蒋介石收到状子后，恼怒万分，当即下令将10位由桂永清带进海军的亲信全部停职。由此，桂永清的地位岌岌可危。果然没有多久，桂永清退出了海军，总司令职由副总司令马纪状升任。蒋家父子为感谢黎玉玺对蒋家王朝的忠心，把他从参谋长的位置升迁为副总司令。
当时，黎玉玺也知道要告倒桂永清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电雷系虽是蒋家的嫡系部队，告状有一定份量，可毕竟桂还是蒋介石的一名得意门生，弄不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黎玉玺必须在军政界寻找到有力的同盟军，他自然把目光投向了太子蒋经国。
黎玉玺冥思苦想，终于炮制出来一份“伪钞”计划，希望以此来吸引蒋经国的注意，伺机靠拢蒋经国。黎玉玺有了这层意图，仿佛看到实现期盼指日可待。他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不论何时何地，黎玉玺从不向任何人吐露半点自己的心迹，只是口口声声宣称是为了党国的复兴。若干年后，黎玉玺确实飞黄腾达起来，桂永清也死于非命，这可以说是蒋介石对这名忠实信徒的恩赐吧。
伪造假币是战争双方惯常使用的一种非攻击性谋略。这种谋略可以说是自有纸币以来，人类战争中敌我双方就从未忽视过的一招。
●人类自造伪币旷世悲剧者谁
遥远的如美国的解放战争。英国殖民者在行将败退美洲大陆的时候，大量伪造美元广为散发，结果使美元变得一文不值。也只能说是大英帝国的劫数已尽，在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正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时候，它已经无力再组织反扑。假如大英帝国能重整旗鼓组织起这次反扑的话，美国的历史也许会重写。
近的说到刚刚硝烟散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1942年，法西斯德国靠“闪电战”直逼莫斯科时，德国党卫军就已开始伪造卢布、美元、英磅。战争期间，数以亿计的假钞通过空投和偷运投放到前苏联境内和英伦三岛。在国内经济极端困难的时刻，伪钞的出现等于在伤痕累累的经济肌体上抹上了一层盐，使脆弱的国民经济更加困苦不堪。前苏联和英国国内一些地方由此出现了市场混乱、人心恐慌的危情，严重影响了军队后勤供应和战争动员。随着战局的迅速逆转，盟军反守为攻，战争快速推进到德国本土。庆幸这次德国对苏联和英国的伪钞大战刚刚开始就被制止。不然的话，在世界的历史上一钱不值的卢布、英镑的惨剧就要出现。二次大战盟国转入反攻后，美国战略情报局效仿德国党卫军的做法。数以亿计的假马克从美国和其它盟国运出抛撒到德国领土上。还未等假马克发生作用，德意志帝国就已被毁灭。
不管怎样，盟国也算报了一箭之仇，以牙还牙。
眼下，在国民党武装溃不成军的时刻，黎玉玺猛然想起了这根救命草。于是在他的策划下，联合政界的蔡智、堪君（两人系政务委员）等人炮制了一份《关于大量印制伪人民币，以扰乱匪区金融的议案》。此案提交国民党行政院和军事部门时，马上得到了军政部门的一致叫好。恰逢赶上国民党政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召开。会议专门对这项议案进行了讨论。无可争辩，这项议案迅速在全体会议上通过。会后，这份决议案作为国民党政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案下发各战区和各政府部门。自然，这份头功非黎玉玺莫属。
黎玉玺不是政务委员，不可能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内容，行政院专门派人到舟山传达，足见国民党集团对黎玉玺的赏识。
三名政务委员来到舟山后，立即向黎玉玺宣读了国民党政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决议案。决议案内容如下：
国民党政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案，关于黎司令玉玺及蔡智、堪君建议由政府广印奸匪伪人民币，以扰乱匪区金融一案，谨签具意见如下：
一，此事确属重要应做，但未做之前，必须详细计划考虑。
二，欲达到扰乱匪区金融目的，必须大量印制伪币，数量既大，运用颇难，而本身亦必须付出大量代价，必须计效果，可以相抵，始值一做。否则徒劳无功，不如不做。
三，此事颇易发生流失，实行时必需严格监督。
四，此事欲达目的，必须对于伪币之印制、运用、运送、掩护四项均有很好的设计及布置。
1．印制方面：
甲：印制地点，可设在台湾或定海，不宜设在日本（蔡智、堪君主张在日本）或香港，违犯他国法律的事，我们最好不要做。
乙：印制技术须请专家研究，先试制样品。果能乱真，方大量印制。
2．运送方面：
甲：我政权区，（子）利用公营、商业交通工具，及军用飞机，必要时并设法利用外国商轮（藉中国海员关系），（丑）与检查机关密切联系。
乙：匪区，（子）利用外国商轮（藉中国海员关系），（丑）另觅偷运线路避免匪军检查。（寅）飞机送到敌后我游击区空投。
丙：港澳，（子）直接秘密运往港澳，（丑）经过王区转入港澳。
3．运用万面：
甲：发交临近匪区”我前线部队（蔡智、堪君有此建议）及当地政府，设法运用。
乙：发交敌后我游击部队，设法运用（黎玉玺有此建议）。
丙：在匪我交错及匪我两辖区际之真空地带设法运用。
丁：在匪区各大都市，利用商人关系套购外币、黄金、银元及物资。
戊：在香港、澳门设法运用，套购外币、物资，促使伪币贬值。
4．掩护方面：
甲：在匪区、匪我交错区及真空地带，设立商店、商行作为掩护。
乙：以经营商轮（小型的）、渔船为掩护。
丙：以跑单帮为掩护。
五，执行机构：
1．由财政部、国防部、保密局、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各派高级职员一人成立三人小组，专
门策划此项工作。
2．计划成熟，由三人小组提出适当人选为执行人，征得财政部、保密局、政务委员会之同意，由国防部核派之。
3．三人小组继续在为此项工作之决策机构并监督执行人之实施。
4．执行人受国防部指挥，关于工作之布置，工作人员之配备及实际行动，均由执行人负责。
六，此项工作应极机密地进行，主管机关及联系机关内，均限于极少数人知道。
七，此项工作虽需相当经费，但运用得宜，尚可增加收入……
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已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希望能达到回光返照的种种手段都设想过，但都因溃不成军而作罢。最后，国民党军政当局想起了这最后一计，尽管明知反攻大陆复兴党国的希望已不存在。但是，当局中的一部分人仍然在企盼冥冥中出现奇迹——希望用伪钞把这个从炮火中夺取政权的新生儿活活地扼杀在嗷嗷待哺的摇蓝。这一招看似幼雅，却实在凶狠。
◎第一个回合
●诈伪于千里之外
我国的货币是人民币。它是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在各个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政权，为了抵制敌占区货币的入侵和掠夺，各
自都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并先后都发行了自己的地区性货币。如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银票、银元和铜币。陕甘宁边币（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币（晋察冀边区）、西北农民币（晋绥边区）、北海币（山东解放区）、中州币（中原解放区）、南方币（华南解放区）、东北币（东北解放区）等等。由于那时的根据地和解放区都是处于被包围和武装分割的状态下，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货币发行和管理既不统一，也无必要。1947年秋天开始，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进攻，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同时也出现了物质的交流和经济往来。但因各解放区的货币不统一，比价不固定，给开展经济贸易带来很大的困难。解放军转入全线出击后，各兵团开始协同作战。因货币的不统一，给后勤供应带来了十分不便。各新解放区，恢复生产，扶助工商，安定百姓生活等方面工作都需要解决货币统一的问题。因此统一货币，整顿金融秩序，是当时新生政权经济工作中的一项特别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
我国的货币统一工作首先从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开始。在邻近或连接解放区之间，把几种不同的通货实行固定比价流通，或实行混合流通，或以一种通货为主，然后逐步合并统一。如1948年1月，西北解放区停止了陕甘宁边区币的发行，而以西北农民币作为西北解放区的主要货币。在东北解放区，规定东北币、关东币、长城币三种通货混合流通，以东北币为主等。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刚刚解放的石家庄市宣告成立，并在成立的当天发行新版人民币，以此作为全国的统一货币。这就是新政权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各解放区已初步归并统一的货币，先与人民币固定比价流通，最后以人民币代替。
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管的确实是一个经济烂摊子——工业基础薄弱，农业落后，市场物质匾乏，民不聊生，通货膨胀严重。严峻的经济形势新政权提出了生死考验。“马背上得天下，但不能在马背上治天下。”失败的国民党当局瞅准了共产党经济这一薄弱环节，力图在新政权立足未稳的时期，用制造、投放假人民币的手法，制造经济上的通货膨胀和政治上百姓对共产党的不信任心理，挑起内乱，趁机反攻大陆。这一招可谓煞费苦心，阴谋已极。
1950年春夏，解放军攻占了舟山群岛。国民党力图在定海县印制假人民币的阴谋未来得及实施就慌忙溃逃。解放军在定海县银行办事处的保险柜里缴获了国民党政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决议案。这份重要情报为以后我公安部门打击国民党的伪钞侵害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刚刚成立的新政权处在西方列国和国民党势力的团团包围和封锁中。经济建设百废待兴，方方面面都需要资金和扶持。当时人民币的发行不可能象现在这样通过大众传媒手段广泛地向民众宣传。对于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版人民币的图案式样特征，很少会有人去关注。百姓只听说有新币发行，但不知道何时能拥有几张新币花花。因此，在那时，信息闭塞，经济落后，科技不发达的年代，伪钞的流通是轻而易举的，更何况是伪造技术极高的人民币。贫穷的百姓更难分辨其真伪了。
国民党在定海县的印制基地被解放军摧毁后，军统特务在台湾岛内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印制基地，几乎搜罗了所有能找到的造伪专家专门印制假人民币。美国、英国等西方列强对新政权早已咬牙切齿，因此，对伪造人民币一事和国民党一拍即合，不仅在技术和人员上提供援助，而且美国特务在日本也开始亲自印制假人民币。国内不法之徒趁新政权立足未稳之际，也大发不义之财。国内外两股势力遥相呼应。面对气势汹汹的造伪势力，共产党在风雨飘摇的大地上迎接了这场挑战。
本人走访了当年参加反击国民党伪造人民币的公安干警翻阅了当年的公安史档案。下面不妨摘录几例案卷，可见当时伪钞严峻形势之一斑。
例一：（1950年3月2O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报我政府拟用港币和黄金吸进美钞，台湾特务已制造拾圆与伍拾圆面额的伪钞分运我大陆各地行使，套取港币和黄金。该项钞已于2月下旬由华中区分发该区之特工人员于市面秘密投放。3月6日有一批数额10O万元已运抵澳门交由麦英干（英国特务）保管，计划分发华南区各区土匪以充粮饷，并扰乱金融，图谋民反。
例二：（1950年7月20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报近两个月来，浙江绍兴、江苏。上海均发现5000元伪券，成都、昆明市发现10OO元伪券正面系双马耕地图，及50O0元曳引机图券。
定海破获台贩运案1起，共319万元。胶南破获一案系3、4个特务每人均带有七、八十万元，系千元双马耕地图。据称，台派来八九十人都带有大宗伪币是蒋匪为开展敌后游击及倒乱我货币之用。
例三：（1950年8月20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报7月12日上海市公安局破获行使千元票面假人民币案一件，据人犯梁义、李贯照供称：该项伪钞系彼等在香港时，受港友梁卓之托携带来沪（计梁义50万，李贯照百万元）又称梁卓共有同样钞票五千万元，正在托人陆续携带往各地行使。
例四：（1950年5月21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报西南公安部破获李时民、李正民、帅青荣（从犯8名）伪造人民币案，获假币500张400万元，石印机2部，石板6块及全部印票子用具。经初审该犯等于去年农历12月初印了360万元（1000元面值）。于今年阴历正月26日又开印5000元面值2100万元。该犯企图大量印造，运往西安及宝蓉线推销。这次印造二千余万元是先作一个试验。
例五：（1950年8月5日）中央公安部案情通报辽西省绥中县局发现卖假票犯共十人。据供，该已贩卖假人民币四十余亿元。等以一亿元真币购买假票十亿元。造假票者系北京前门外崇贞观二十九号增兴阁鸿记印刷所，现彼等携款四亿前往北京购买假票。
从以上案情报告可以分析：国民党政务委员会的决议案已落到实处。国民党军统迁移台湾后被改组成保密局。伪造人民币的计划仍由保密局承担。台湾特务在台湾岛内和香港大批量地印制伪人民币。采用的投放手段为：将假人民币运往香港，再在香港由国民党特务带给大陆上还没有被剿灭的土匪区，一者充当土匪的粮晌，二者假借土匪之手把伪钞投放到商品市场。还有在香港按一定比例以真换假抛售给商人或者港人，然后由这部分人带回内地花销。这一时期，国民党特务的造伪活动还只是一个试探性阶段，规模较小且行动谨慎。但由于有大陆造伪分子充当马前卒，为台湾特务的的伪钞大举进犯大陆“趟路”。此时，虽然国民党特务的造伪活动只放出了一个试验气球，但在谨慎的背后正酝酿着一场更大更险恶的计划。
●以顺击逆布阵深秘
中央公安部1949年10月4日在北京成立。第一任部长由战功显赫的大将罗瑞卿担任。建国之初，国内治安形势相当严峻，国民党军队溃退大陆，潜伏下了大批训练有素的特务；数十万顽固的残兵败将躲进山林，占山为王，为患一方；城市不法商人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这一切都是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紧迫任务。而在这世事纷繁的时刻，国民党在境外伪造人民币投放大陆市场——这是一支看不见却能致人于死地的暗箭。行伍出身的罗瑞卿虽然对经济、市场、金融等一系列国计民生的大事没有专门的研究，可对造假钱这种行径的认识还是非常敏感的。自打从货币诞生后，不论哪朝哪代，对伪造货币的犯罪都是严惩不贷，共产党的政府也概莫能外。
1950年6月9日，罗瑞卿接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转发来的在定海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政务委员会第六号决议案后，反伪的任务立即被他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并马上向有关部门作出了指示。中南公安部接到罗瑞卿的指示后，立即派员赴香港调查。
1951年3月14日，中南公安部向中央公安部上报了一份《关于匪特在港大量伪造人民币企图破坏我金融之通报》。罗瑞卿部长接到通报后，对情况又重新作了进一步的核实。
3月24日，罗瑞卿亲自起草了一份《关于匪特在港伪造人民币企图破坏我金融问题向总理报告》。这份报告在当天就递交给了总理办公室。
报告全文如下：
周总理：
据中南公安部三月十四日发文公（5l）政通字第四号通报略称……据报……匪保密局“驻港联络专员”陈杰、罗树人及英、日在港特工，相互勾结，并通过港英政治部于九龙设厂伪造人民币，对外以“东亚贸易公司”名义掩护活动。由保大皇叔阮疆柢（阮福民）任总经理，鹤田底雄（原日昭和公司特工）任经理主任，其实际负责人及正副经理则系陈、罗二匪，技师多为日人。先后印出三版，其中第一、二版约十六亿元，但纸质很差，第三版票面为一万元，均按二、三成或对折卖给匪徒，推销内地。如系匪“游击队”购买，则索价更微。大部从汕头经海陆丰渗透我市场，闻已输入巨大数额。
根据以上情况，说明蒋匪特务在英、日特务支持下，正积极从事大量伪造我人民币，企图捣乱我市场，破坏我金融。除中南公安部已通报该区各地高度警惕，严密防范，并协同有关机构作出杜绝入境的有效措施，及鉴别真伪的妥善办法，同时组织主要力量进行侦破，予特务匪徒破坏金融之阴谋以有力打击外，我们亦已将此情况通报全国各公安机关。为周密设计，拟请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通报各地财政金融机关加以注意，并作适当防范布置。
特此报告。
此与同时，罗瑞卿另外还抄写了两份，分别送交给了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国家财经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
周恩来详细地阅读了报告全文，并当即批复了同意意见。
4月1O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安部联合向全国转发了中南公安部《关于匪特在港大量伪造人民币，企图破坏我金融》的通报。这份通报公开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警告，也向全国以及全世界人民表明了中国政府打击伪钞的坚强决心。这也是公安机关和银行系统第一次联手反伪钞的行动。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伪钞宣传活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活动开始之初，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围绕反伪宣传曾展开过激烈地争论——支持者要求把事实真实地告诉世人，以此唤起全国百姓共同参予这场抵制和反对伪钞的斗争。反对者则担心宣传会使百姓感到恐慌，影响人民币的信誉。两派各持己见，相持不下。据说，最后官司打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权衡再三后，同意了支持派的意见。事实证明，那次反伪宣传没有引起百姓的恐慌，相反，借此机会，在全国百姓中普及了一次人民币常识，并通过这次机会，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制造伪钞的险恶用心，激发起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当局不法行径的深恶痛绝。在东方大都市上海，各银行、储蓄所都在办公楼外开辟出一块地方，公榜介绍真人民币的特征。各商店、公司的柜台上都摆着一块醒目的告示牌：“谨防假币。”
7O岁的何四老汉现在家赋闲，颐养天年。刚解放时，年青的何四在繁华的南京路上的一家大百货商店站柜台。老人回忆当年的情景说：
刚解放时，发行的人民币面值都很大，有万元的、千元的、百元的，一天营业结帐时，一部算盘不够用，经常要两部算盘连起来使用。老百姓手头的货币既有国民党的，也有共产党的；既有人民币。也有金元券什么的，五颜六色，各式各样。识字的人，尚能从票面上的文字分别清楚人民币和金元券，不识字的文盲以及盲人等就很难说能分清楚这些货币了。在大城市，商业发达地区，市民尚能见到和使用新人民币，而在一些山区和贫困地区的老百姓，辛劳一年还见不到钱的影子。再说，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商品不流通，货币的作用也不很重要，物物交换倒还方便，还更直接。因此在这些地方的百姓对人民币的认识不知道要到什么年代。
有一次，在营业时，一位农村老汉来买布匹，需要一万块钱。老汉从内衣兜里抓出一把红红绿绿的票子来。老汉不识字，就让我拿一万元钱。我拿起来一瞧。嘿，这一堆有十几万元钱。我仔细地查找，只发现有一张500元的票子是人民币。其余的都是早已废止了的国民党法币和金元券。老汉不信这事。我问老汉这钱是从哪里来的。老汉先是犹犹豫豫不愿张口，后来张望四周无人才神神秘秘地告诉我：这钱是早晨在街上的垃圾桶旁捡的。我听后，哭笑不得。望着眼前这位衣衫破烂的老汉还是直言相告。老汉听后，脸色马上变得难看起来。
要说到伪钞，我打解放前就站柜台，认识人民币已有好长时间。但是对一堆红红绿绿的票子，什么双马耕地图、什么曳引机图，我也很难分清哪是真币哪是假币。商店老板也分不清。再说上海刚解放，谁会去想在共产党印制的人民币里会有假货。因此顾客掏钱买东西，不管真币假币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公买公卖。后来，政府自己提出来有国民党特务把假人民币混入真人民币，提醒百姓注意防假。警察还到商店，召集职员开会，教我们如何认识真币，如何识别假币。还别说，政府这一招还真给我提了一个醒：上班时，特别留神真币、假币，老板也时不时地转悠，翻看钱箱。当年三大改造还没有开始，因此，商店等仍为私人所有。所以在政府提出反伪币的口号下，工商界、金融界对反伪特别积极。可以说，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对人民币都很留神，真担心会有假币出现。
从何老汉的回忆中可以想象，那次反伪钞的宣传活动对提高人民币的信誉，帮助百姓反对伪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匪特在港大量伪造人民币企图破坏我金融》的通报广布全国，表明了共产党人打击伪造货币的决心，也对国民党当局起到了震慑的作用。台湾特务在大陆通报公布后，也停止了活动，静观事态的发展，事情的结局完全出乎国民党当局的预料。伪钞并没有给大陆政府制造混乱和恐慌，随着1950年大陆匪患的平息和1950年镇压反革命的全面展开，可资台湾特务在大陆利用的势力和派遣特务都遭到共产党专政机关的严厉镇压。国民党用以在大陆投放伪钞的基地被铲除了。第一回合，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第二个回合
●凶猛的伪钞攻势
国民党当局逃到台湾岛后，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保护下，依托台湾海峡的天然屏障，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1950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军把战火燃烧到了鸭绿江旁。新生的政权正面临着外来侵略的威胁。历尽战乱的百姓渴望和平，渴求休养生息。蔓延的战火破碎了人们重建家园的梦想。迫于无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战斗。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遥望朝鲜战火，不失时机，设计反攻大陆。1952年，国
民党组织精锐的王牌军，选择了福建的东山岛作为反攻大陆的
突破口。不料，守备东山岛的解放军早已“森严壁垒”。战斗仅持续了三天三夜，一万多国民党军队被击毙或俘虏。最后，进犯的国民党兵从海上逃回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原本指望东山之战能胜，藉此壮军威，振民心，不料如此兵败。从此以后，国民党当局再也无力组织力量“反攻复国”了。军事上的再次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又一次想到了“救命稻草”。
1954年，台湾当局发起了新一轮凶猛的伪钞进攻。
这一次，台湾特务改变了投放手段，先后采取了偷运、邮寄、空投、海上走私等手段。
偷运：
大陆及周围的岛屿全境解放后，只开放了几个有限的口岸与境外通商联系。罗湖口岸是首批开放的主要口岸之一。台湾特务选择香港为基地，力图把伪钞从罗湖口岸偷运进大陆。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在台湾岛上印制了大量的伪人民币，运到香港，然后以港币一角五分比假人民币一万元价格暗中推销给在港不法商贩，然后由这些商贩从广州、天津两地偷运到大陆投放。
1954年5月13日这天晚上，台湾保密局通过在香港的职业据点“中兴行”与越南商人阮成以每万元假币兑二角港币成交了一万元票面值的伪钞3O亿元。大陆警方通过工作，掌握了这一重要线索，立即组织警力在南海海面张网等待。最后，阮成及其30亿元假钞，被广东省公安机关全部查获。
邮寄：
在有关公安部门的案情档案中查找到了几起这样的案例：
一曾任南京大校场飞机场机械师，后随国民党军逃往台湾，并继续在军队中服务的曾山在通过香港寄给南京的五封家信中共夹带有假人民币25万元。
——1954年5月25日，26日两天，鞍山市第五中学的郑宗经先后接到两封从香港寄来的书信，信中共夹带有人民币7万元。那位陌生人在信中表示今后还要继续邮寄。郑宗经收到来信后．立即报告给了公安机关。据公安机关检验，这7万元纸币全是出自台湾特务之手的伪造品。伪造技术非常高明，几乎可以乱真。
——河北保定、石家庄市先后6次查获由香港寄来的假人民币47张，其中10张号码一字不差，无疑这是假币。
解放初期，政府曾制定过特别严密的邮检制度。来自境外的邮件大都受到严格的检查，特别是来自敌对国家或地方的邮件检查得格外仔细。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境外敌对势力的政治渗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收集敌方的政治、经济等情报。在新政权四面被围困、封锁的时候，收集外面的情报资料手段极其有限，通过海外来信收集、分析情报是一种情报手段。那时，从台湾、香港等地区寄达的邮件无一例外地要受到检查。因此，从境外夹在邮件中寄来的假币无一漏网地被拦截。
海上走私
福建沿海与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隔海相望。尽管无情的炮火中断了海峡两岸民众的往来，但浩瀚的东海却不能阻隔两岸渔民相遇的机会。台湾方面利用海上的便利条件，以假钞贱价交易；或将假钞混在人民币内；或威胁利诱渔民、船民将假钞带来大陆，为其购买物质；或利用来往大陆港口贸易之商船船员藏匿带入；或通过大陆去港、台的商贩挟带走私。
福建省平潭县渔民黄崇民世代以捕鱼为业。风里来。雨里去，台湾海峡中的岛屿早已熟记在心。可是两岸战事频乱，究竟哪岛属国民党，哪岛属共产党，黄崇民只知拼命捕鱼赚钱。养家糊口，从不留意观察。一天，黄崇民带儿子出海捕鱼。突然天气变化，刮起了大风。渔船不得不停靠到最近的小岛去，不想这里被国民党部队占据。风平浪静后，黄崇民父子去一家商店购买淡水和食品。这家商店的老板很热情，提出要用50万元高价收购黄崇民的渔虾以及其它海产品。黄崇民开始半信半疑，见到红红绿绿的人民币时才相信自己遇上了大财神。回到平潭，黄崇民去商店购买衣服时，被营业员一眼就看出他手中握着的那叠红红绿绿的票子全是假的，经检查发现这50万元票子只有3组不同的号码。后来调查，那小岛上的商店正是台湾保密局的一个对大陆工作刺探情报的职业据点。
空投
台湾和大陆虽然隔水相望，但是战争把两地变成了两处壁垒森严的阵地。由于与台湾的敌对关系，东南沿海一线都被划定为战争禁区，别说两岸民众的交流，就是内地人去海边探亲访友也要持有县公安局签发的边境通行证后方可入内。台湾保密局先后采取了走私、邮寄等手段，希望将印制的巨额假币偷运进大陆投放，但每一次努力都收效甚微，被大陆号称“铜墙铁壁”的海防前线查获，要想走私实在是太难。考察再三后，台湾保密局最后选择了空投。大陆有漫长的海岸线，防空力量薄弱，空投假币既安全，数量又大，而且对大陆民众能造成一种心理恐慌。
空投地点选择在浙江省的温州地区。
浙江省紧靠台湾，而且是蒋介石的家乡。台湾特务选择在温州地区空投是经过了一番选择的。温州远离城市，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而且距离台湾岛很近。
1954年6月1日晚，台湾出动两架武装直升机，飞临温州上空，慌忙抛撒一片“钱雨”后迅速撤离。
6月7日，当时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是这样向中央公安部报告这一事件的。
关于敌机空投假钞的情况简报
据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函：六月二日泰顺县藤村、百丈、大安等区，发现敌机空投假钞，初步了解有五亿元零两捆。百丈区黄洋乡黄洋村农民蓝兆兵拾得九千九百七十七万元。安区洪岗乡洪溪尾村陈济相拾得壹亿零三百亿元。南浦乡三山村包碎丁之子拾得壹亿多元。北岸村夏连美拾得假钞除分了少部分外。尚余二亿元。该区际元乡岩培村毛信鹏拾得一斤多假钞。
该区东洋乡长洋村柴林底自然村，有一互助组组长拾得假钞二捆。
泰顺县公安局获悉此一情况后，已根据温州公安处指示，进行调查中。
我们意见：各地如发现此类情况时，应一面迅速报（公安）厅，一面立即协同人民银行、人武等有关部门，派出干部组织民兵和治保人员予以彻底收清，并大力揭发敌人捣乱金融的阴谋。对拾得假钞的群众，在查清情况后，耐心地进行爱国主义和总路线教育，说明存用假钞既对国家对人民不利，又属非法行为，号召立即全部缴给政府烧毁。
这次空投的假钞都系壹万元票面新钞，伪造巧妙，已送上海鉴别，待后通报各地。
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动用军用飞机投放假币。此时，已经输红眼的国民党保密局不惜血本，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来头。事隔一年后，国民党再次动用军用飞机投放假币。
早在1953年，大陆情报部门就已掌握了台湾的这一行动计划。中央公安部向全国公安机关作出了重要部署。
台匪印制大批伪钞阴谋扰乱我金融
华北、中南、东北公安局：
获悉：台匪于一九五三年十月间曾大量伪制我一九四九年版双马耕地图及牧羊圈、工厂推砌图之人民币，并已有拾余亿元由台湾运抵香港，以每万元假钞换取港币二角出售。现厦门市已发现伪造之双马耕地图一万元票面的人民币。匪向我区输入伪钞之方式是：
1、在我沿海利用渔、商船往来敌区捕鱼经商之便，以假钞贱价交易，或将假钞混在人民币内，或威胁利诱渔、船民将假钞带来我区。为其购买物资；
2、利用来往我港口贸易之商船船员匿藏带入，或通过我区去港、台及敌占海岛之商贩挟带走私；
3、藉向我沿海进行空袭或骚扰抢劫时，投掷散发；
4、利用与我区之通信关系，将假钞夹附在信件中，
寄入我区；
另悉：今年二月下旬发现匪保密局指示其所属搜集我“新华门”及“收割机”图景之五万元票面的人民币。企图据以进行伪造。望注意。
中央公安部二局1954年4月9日
由于大陆公安机关的情报调研及时准确，做到了“你中有我”，斗争就能百战不殆。事实证明台特所采取的假币投放方式正如所预料的一样，因此，大陆公安机关严阵以待，以静制动。这一个回合，台特的每一次行动都被大陆公安机关巧妙地挫败
◎第三个回合
●美台制造假币一百余亿元
1955年，新政府顺利地完成了对农业、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政权得到了巩固，经济有了长足的进展，国家货币体制得到了稳定，在此基础上，着力进行了改变人民币票面额的货币改造。
1955年2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干发行新人民币和收回现行人民币的命令，并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收回旧的人民币。
我国的第一套人民币是在解放战争中产生的。它本身就带有历史遗留的痕迹，极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表现在它的面值数额巨大，而单位价值太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通货膨胀严重。人民币的货币单位为元，而市场上并没有价值一元的东西，一般都以万元计，就连买一块糖也需要50元到一百元不等。如果要买大型物件，价格就会是数以十万计了。那时商店都要用两部珠算来算账。这给货币的流通和价值的计算带来了许多不便。
第一套人民币的印刷、纸张质量都没有统一的标准，票面种类复杂，几乎没有防伪标记，既不方便群众辨认，也不利于保存和防伪。那时，因战争的需要，印刷的纸币刚离开机器，就直接装上等候在门外的军车上，迅速拉到解放区，投入使用。
第一套人民币票面的文字说明只有汉字一种，没有少数民族文字和盲文。这样的纸币在少数民族地区流通和盲人使用时很不方便。在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在我国的一些边远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宗教势力强大的地区，人民币曾遭到拒绝。居住在云南和西康的一些少数民族宁肯使用“卢比”（缅币）和“半开”（云南旧币），也不要新人民币。
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在1955年，我国在稳定货币体制的基础上，进行了以改变第一套人民币票面额为主要内容的货币改革。
第二套人民币面额：主币为一元、二元、三元（现已取消）、五元、十元五种。辅币为一分、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六种。每种券上均印有汉、藏、蒙、维吾尔四种文字。国内的一切货币收付和外汇牌价，均以新人民币为计算单位。由于采取无条件一律按一比一万兑换新旧人民币的政策，受到全国各族群众的欢迎。
据记载：到发行新币前为止，旧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计全国库存及市场流通数共约一万二千五百吨，其中一千、五千、一万、五万元券四种约七千八百吨，占总重量的62．4％，五百、二百、一百元，三种计约重四千七百吨，占总重量37．6％。这些旧币绝大部分已回收兑换成新币。
大陆人民币的以新换旧，这是国民党保密局所始料不及的。因此，在1955年春季时，国民党保密局还积存有假人民币30余亿元。而美国在香港存放有一百余亿元假人民币。从这两组数字不难看出，台湾当局和西方列强当初伪造人民币是何等凶猛。为了推销积存的大量假币，台湾特务机关和美国特工部门绞尽脑汁，采用了种种手法。在大陆“闭关锁国”的时期，尽管台湾和西欧特工不时潜入大陆刺探情报，但是由特工人员携带大量假人民币潜来大陆投放，这种极富冒险的行动，台湾当局和西欧国家当然不会赞成。在后来，有人风言，大陆的假币都是台湾特务带来的，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想象和推测。在建国初期，台湾军统（后改为保密局）曾派遣过一批特务携带大量伪钞潜入大陆资助给占山为王的土匪，为反共势力撑腰打气。后来，大陆肃清匪患以后，潜入大陆的特务不再携带假钞。为推销积存的假币，台湾驻香港的特务机关规定每万元假币兑换港币二角二分至二角五分的比率大量推销给香港的商贩，然后再通过这些商贩将假钞偷运到大陆。
美国特工推销假钞的方法更特别。美国特工把寄放在驻香港新闻处的一百余亿元假人民币分装十包，每包十亿元。准备运来广州。可由谁来偷运呢？美国特工人员选择了海上走私分子，双方商定，运假钞的人需在香港有担保，每包运费港币15O0元，运入大陆后须取得潜伏在广州的美特务的收据，然后拿到香港领取运费。如果在运送中发生意外，双方互不追问。这项协议显然暴露美国特工急于脱手假钞的心理。广东省公安部门在上级的指挥下因情报及时准确，立即加紧了对沿海边界的警戒巡逻以及边防管理，成功地挫败了台特和美特的计谋。
地面偷运的计划失败后，台特又转向了空中偷运。
在公安部的案情档案中是这样记载这次空投假钞事件的：
福建、广东两省于3月29日夜间零时1刻，同时发现敌机空投大量假币。空投地区福建省有南平专区的尤溪、永安专区的大田、闽侯专区的闽清、龙岩专区的龙岩、永安、漳平等6县，广东的揭阳、丰顺、大埔、普宁四县共计五十余个区乡，成捆投的有闽清6区4乡已发现有三、四捆，较多的是分散。福建大田县八区一乡发现有千张左右。广东省丰顺县初步搜集到万元假币一百五十张。揭阳县已发现敌人空投假币达四亿九千万之多，票面多万元券，样式有双马耕地图和轮船图两种五千元券。
这次空投共抛撒有多少假币，至今已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空投区都是山林地带，有一些挂上了树枝，有一些飘落水中，百姓手中所捡拾的只能说是一小部分。事后公安部门推测这次三投的假币就是台湾保密局积存的那30余亿元。
●空中撒钱无数百姓膛目结舌
有一年，在福建省采访，遇到一位姓林的老人，老人年轻时家住乡下。后来，移居福州市。老人谈起了那次“天降钱雨”的事：
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天很黑。刚刚躺下，就听到外面有架飞机在屋顶上盘旋。孩子们都吓得哭了起来。猪、牛等牲口也惊得狂叫起来。我连忙披衣起床，不敢点灯，摸黑走到大门外，想看个究竟。抬头看见一架直升飞机在我们村子上空绕圈子。一会儿后，发现从飞机里飘落下一大批纸片。我弯腰捡起来几张塞进裤兜子，连忙进屋来，划着一根火柴棍，照了照。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了我一大跳：这不是钱吗？飞机来撒钱了。我什么也不顾，赶紧叫老婆和孩子们穿好衣服，点着油灯，打着火把，分头去捡钱。我们出门时，有几户人家已点着油灯在捡钱了。大家谁也不吭声，只低着头到处寻找，后来，全村人都起来了。到第二天天亮时，我整整拾了一上衣袋的钱，足有一百多万元。
妻子眼睛不好，捡的最少，只有几十万元。我的大儿子十三岁，他拾的最多，他的全部小衣兜都塞满了票子，还扛回来一大捆钱，后来一清点，一千万元。那一夜，我们全家共捡回来I3OO万元钱。哪见过这么多钱，我们既兴奋，又紧张。天上掉下来的横财能要吗？围绕这笔钱的开销，全家人又争论开了。我说先不要动，还是等外面平静后再说。妻子身体有病，她提出要第二天就拿钱进城去治病。小孩则嚷着要买好吃的东西，漂亮的衣服。全家人坐在一起，兴奋得都忘记了吃早饭。莫约上午10点来钟，有一群人来到村子，召集全村人开大会。主要由两名警察讲话。他们告诉我们：昨晚飞机上扔下的人民币都是假的，那是国民党特务搞的破坏，请大家把捡的钱交给公家处理。这话马上使村里砸开了锅。村民起初怎么也不相信这红红的票子会是假的。心头刚刚升起的幸福被一盆凉水浇得透湿，又被寒风一吹，仿佛掉入到冰窟窿里似的。百姓又是哭，又是笑，又是闹，谁也不交出来，都说没捡。后来挨家挨户做工作，村长带头交出票子，我也交出了50O万元票子。各家各户都交了一些，应付应付，但都没有交于净。政府也没办法，那群人也只得回县城去了。一个月后，银行来了几个人，是来以旧币换新币的。村民有些得意忘形，就把家中所有的票子拿出来兑换。银行的人说先登记、造册，第二天才统一发新币。到第二天领新币时，银行的人当场就指出各户的票子哪些是假的，要没收，哪些是真的，可以兑换。也真邪！我家交上去的票子有捡来的那几百万假钱，全都一张不落地给银行的人点了出来。这事，真使我相信了，也使全村人相信了——捡来的都是假钱。这件事后，政府也没对我们村怎么样。不过这事后来成了我们县的一大笑话。
这笑话确有笑的内容，但是笑起来，并不轻松。中国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靠地捞食，为温饱、为财富苦苦地挣扎，抗争，而最后被钱所耍弄，所折磨，成为纸币导演下的悲剧人物。在社会舞台上，小人物永远是可悲又可怜的角色。
●警方较量黑社会
第二套新版人民币克服了旧版人民币的缺点，在计量、制作、纸张、印刷等方面都作了改进，并尽可能采用当时国内外先进的防伪材料和技术工艺。印制纸币的纸张、油墨都是采用的特殊材料，并在10元大票上采用世界先进的水印暗影防伪标志。尽管国民党也曾精心地伪造过新版人民币，而且伪造得用肉眼看去几乎可以乱真，但在紫光灯下一扫就会暴露出来。而且伪造一张人民币的制作成本已可与真币的票面价等齐。伪造，从经济上看就有些得不偿失，因此，台湾保密局在印制大量的伪人民币后就不得不自动停止了。那小量的伪币后来作为了套取大陆渔民口中情报的“酬金”。所以后来在六十年代的非常时期，在东南沿海还发现有少量的假人民币。这些假钞在以后的调查中发现百分之百的是大陆渔民出海捕鱼中，一些不法分子向台湾特务提供情报所得的“报酬”。
1950年至1955年，共6年时间里，硝烟散去之后的国共两党集团在海峡两岸所展开的这场伪钞侵害与反侵害的战斗，最终还是以国民党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在这场无形的战场上，共产党又赢得了一场胜利。
时隔30年后，随着海峡两岸关系出现了松动。可是，伪钞的幽灵再次在海峡两岸同时出现。不过这次伪钞与反伪钞的行动不再是国共两大集团之间的较量，而是港台黑社会势力和大陆警方之间的较量。在这场新的反伪斗争中，国民党当局一改初衷，虽没有在法律上确认人民币应有的地位，但在司法行政上给予了人民币一定的保护，这样，可使港台黑社会势力的造伪行径不敢肆无忌惮。随着两岸经贸往来的增多，台湾岛内许多有识之士正积极呼吁当局给予人民币应有的法律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港台黑社会势力的造伪活动已有所收敛。这几年，我国警方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有力配合下，已多次粉碎了来自港台方面的伪钞进攻。但由于国际国内的复杂气候原因，目前我国境内的伪钞犯罪活动呈现出了严峻的势头。未来的反伪任务还相当艰巨。值得庆幸的是，这一严峻的形势已引起了各级官员的高度重视，各地公安机关和银行部门再一次联手行动共同打击伪钞犯罪，社会其它部门积极配合，布置起了一张张有形或无形的法网，一切伪钞犯罪分子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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