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住在县政府大院宿舍区一座带院子的平房里，当晚我酒气熏天地敲开了舅舅家的门。舅舅坐在客厅里的人造革沙发上看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叫《河殇》的电视专题片，我进去的时候，舅舅拍响了身边的木质茶几：“太不像话了！”我以为舅舅在骂我喝酒，就站在舅舅的身边毫无必要地搓着双手，不敢坐下。

    舅舅指着电视对我说：“什么黄色文明，海洋文明，简直胡说八道！没有长城这座围墙，豺狼虎豹不都进来了？”

    舅舅在骂电视专题，我心里顿时放松了许多，连声附和说：“舅舅说得对，乡下每一家、城里每个单位都是有围墙的，小偷太多了。”

    舅舅示意我坐下来，然后跟我说了许多关于理想和信念的话，他说现在年轻人很成问题，整天想到的就是“我要怎么样”，从来不考虑别人怎么样国家怎么样老百姓怎么样，资产阶级自由化最终就是要每个人都成为极端的利已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我在这个冬天的晚上，晕头转向地跟着舅舅一起揭批自由化的祸国殃民，我借着酒力说：“我保证跟自由化划清界限。”

    舅舅的家很像乡下的一个杂乱无章的手工作坊，几个做工粗糙的老式的柜子倚在墙角里，米缸、腌菜坛子和几张木质的椅子同时挤在十几个平方的客厅兼饭厅里，墙上挂着一串串干枯的红辣椒和几张印有刘晓庆、杨在葆头像的年历，昏暗的灯光下弥漫着腌菜的酸腐味，一台17寸黑白电视机将黄河长城故宫阿波罗神庙自由女神像全都弄得黑白分明、势不两立。

    舅妈从废品回收公司下岗了，每月只拿四十块钱生活费，表妹还在上小学，全家只靠舅舅一个人工资。当时我很幼稚地想，是不是因为舅舅家里太寒酸，才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

    说完了反自由化的事，我向舅舅说起了借钱的艰难，舅舅沉默了一会，说：“最近我的工作太忙，等过了这几天后，我来帮你借。”

    我将倒大麦卖给县酒厂和批五十吨计划水泥的想法告诉了舅舅，舅舅突然用警惕的目光盯住我，他声色俱厉审训我：“谁给你出的坏主意？谁让你胆大包天地来找我的？”

    在舅舅尖锐目光的压力下，我只好出卖了耿伟强，舅舅又拍桌子了：“耿天龙这个混蛋只要再晚两年退休，我就让他后半辈子每年在大牢里看春节晚会。商业局每年计划内的自行车、彩电全都被他儿子套走了，什么东西！”舅舅气得骂了起来。

    我知道舅舅是一个正派本分的人，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沾舅舅的光，但这次是救我母亲的命，我必须硬着头皮作最后的垂死挣扎，看着舅舅拿出了烟，我立即上前划着火柴给他点火：“舅舅，实在借不到钱了，只有你能救我妈的命，你就开一次后门吧！”

    舅舅粗暴地推开我点火的手：“不行，一次也不行！”

    火柴梗上的火焰和我心中的希望同时在我冰凉的手上熄灭了。

    舅妈是一个直性子的粗人，她夺过舅舅手里的香烟狠狠地扔在地上：“你这个人不给我安排工作就算了，你连亲姐姐都见死不救，你还算人吗？”

    舅舅被舅妈过激的言行镇住了，他坐在仿冒的真皮沙发上一时不知所措，眼睛盯住黑白电视，电视上一个外国男人正心情愉快地刮脸上的胡子，是一个“吉列”刀片的广告。

    舅妈趁机将自己心中的一腔怒火通通发泄出来：“你优秀共产党员就了不起了，电视上聂荣臻连日本鬼子的女儿还救呢，人家官比你小，人家聂荣臻不是优秀共产党员？”

    舅舅终于打断了舅妈的话：“你这是说的哪门子话呀，怎么能这么乱比呢？”

    舅妈不依不饶地说：“你姐姐讨饭供你上学读书，背着粮食走几十里送到学校，自己累倒在学校门口，六0年不是你姐姐，你能活到今天？当了个副县长就不知天高地厚了，你要是当了皇帝，还不把穷亲戚全都赶尽杀绝。”

    舅舅声音软了下来，看看呆若木鸡的我，又看了看满脸怒气的舅妈，他说：“你们应该理解我，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开一次后门和开一万次后门，性质是一样的。”

    过了一会儿，舅舅突然又对舅妈说：“你也不要再给我冒充有情有义了，好像别人都是六亲不认的冷血动物。家里的钱一分也不要留，还有准备买彩电的两千三百块钱，统统给我拿出来。我看黑白电视很好。”

    舅妈顿时傻眼了，她像当头挨了一记闷棍，身子软软地走进了里屋。

    这时，在里屋做作业的表妹跑了出来，她递给我一个苹果：“表哥，你别跟我爸斗气，他就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舅舅朝表妹挥挥手：“去屋里做作业去！”

    表妹噘着嘴走进屋里，狠狠地关上房门。舅妈将两千六百块钱交给舅舅：“积攒十几年了，全部家当都在这里。”

    舅舅将钱点好后塞给我，我将钱又垛到舅舅的茶几上，然后用一种一刀两断的语气对舅舅说：“这点钱，救不了我妈的命。我还有血可卖，我再也不会求你了。”说着我一转身就冲进了屋外满目的黑暗中，我听到舅舅在后面喊着我的小名“大宝”。

    耿伟强听说我舅舅断然拒绝了这件事，就安慰我说：“这件事没办成，最悲哀的不是你，而是你舅舅。我敢打赌，不要多少年，你舅舅就会被这个时代淘汰。说实在的，这些年做生意，我见过比你舅舅官大的人太多了。当官的都成了焦裕禄，学谁去？”

    耿伟强又给了我一百块钱路费，他要我赶紧去南京照看我母亲，等过段日子资金回笼了，他给我送钱去。耿伟强的话使我冰凉的心里弥漫起一股股暖流。

    我揣着东挪西借来的五千多块钱赶到了南京，我对医生说能不能先给我母亲做手术，剩下的钱我继续借，我的血是0型的，在南京能卖个好价，钱肯定能还上。那位戴眼镜的医生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但他说，医院里是从来不赊账的，此事不好办。

    一个多月不见母亲，母亲已经知道了病情的真相，她脸色枯萎，神情绝望，但见到我后却强作笑颜，这回轮到她来骗我了：“妈胃里的瘤已经消掉了，现在不疼了，我们回家吧！”我说：“妈，舅舅说过段时间就来看你，他会送钱来的，我们等你做完了手术一起回家。”

    我一边找医院求情，一边去卖血。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早晨，我母亲终于静静地走了，她是在夜里咽气的，没有留下一句话。父亲在医院陪护，我睡在附近的防空洞里，等我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被送进了太平间，我看到那天医院的上空飞过一群鸽子，我想象着母亲跟它们一起飞走了，当鸽哨声越来越远直至无影无踪的时候，我才突然觉得母亲真的不在了，我禁不住泪如泉涌，失声痛哭。母亲走的那天下午，我舅舅托来南京出差的人将两千六百块钱送到了医院。我擦干眼泪，将钱扔在地上：“请你将钱还给郑副县长，让他买台彩电，好好看一看这世道是如何绝情无义的。”

    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扶着弱不禁风的父亲回到了老家，家里空空荡荡，残破不堪的旧家具上落满了灰尘，门头上的蜘蛛网错综复杂。一只老鼠蹲在稻箩里专心致志地吃着粮食，它胆大妄为地盯着我母亲的骨灰盒，好像是我们入侵了它的领土。我赶走老鼠将家里清扫干净后才将母亲的骨灰盒抱进堂屋，然后我将母亲放在堂屋正中间的台柜上，母亲没有遗像，她活在我心里。

    母亲埋在外婆的坟旁边，安葬那天舅舅来了，他将母亲的骨灰盒抱在怀里，泪流满面。我没有理睬舅舅，我觉得他的眼泪相当虚伪，既没有悲伤的真情，也没有真实的忏悔，我觉得舅舅不属于我们的亲人，他是一个政治木偶。

    他跟我们一同到了墓地，所有的人都跪在了坟头，我们这里的风俗是“死者为大”，无论是长辈平辈下辈都要向死者的坟三跪九叩，而我舅舅一个人例外，在黑压压跪倒的一大片人群中，我舅舅却站着，他只是对着我母亲的坟头三鞠躬。我将舅舅理解成一种物质。

    那天的风很大，天空的黑云像破棉絮一样在翻卷着，纸钱烧出的灰飘向空中在风中漫天飞舞。埋下母亲后，天就开始下雪了，一九八八年冬天的大雪持续下了一个多月，我母亲在地下非常的冷，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舅舅在母亲安葬那天，悄悄地塞给我父亲一千块钱。我要将钱送回去，父亲对我说：“你舅舅也有他的难处，一个乡下穷孩子当到了副县长，靠的就是小心做人，谨慎办事。你妈得的是绝症，我们对得起她了。”

    许多年来，我一直怀疑我母亲那天夜里死于自杀，她已经感觉到了我舅舅并没有真正帮忙，所以也没凑齐做手术的钱，她是在极度绝望中服安眠药自杀的。这一点我后来在省城曾向一位名医详细询问过这件事，他说完全有可能。因此，这么多年来，我认为母亲的自杀就是因为舅舅的见死不救，这种判断非常顽固地成为我的一种意志，所以我不会原谅我舅舅的，不管他当初是出于什么高尚的动机和伟大的理想，我只能从生命和亲情的本身来理解这件事，这使我在精神的幻灭中十几年如一日地持续失眠。

    那一年春节过后，父亲瞒着我去县城找过一次舅舅，他带了五斤炒熟的花生和三斤糯米年糕，先是就我的无礼向舅舅道歉，然后求舅舅给我调换一个能拿到工资的单位，父亲说家里因母亲看病和办丧事欠了上万的债务，农药厂一分钱也拿不到，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舅舅坐在那张仿冒的真皮沙发上对我父亲说：“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而是我不能帮这个忙，全县有多少家庭困难、工厂效益差的职工，如果有权有后台的都解决了，老百姓怎么看我们。一个领导干部失去民心了，权力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舅舅的一通大道理说得我农民父亲哑口无言。

    后来我知道这件事后，跟父亲大吵一仗。

    吵完后，我就背着一卷行李到省城来谋生了，转眼已是十二年过去了。

    我从此再也没见过我舅舅，也不想再见到他。

    耿伟强是个预言家，我舅舅郑天良在副县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二年，原地踏步，中途还到三省交界的王桥集经济实验区当了两年副县级的管委会主任，这足以说明他确实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舅舅居然连性命也被淘汰了，这让我很是糊涂，他怎么能和腐败挂上钩呢，受贿索贿的钱比胡长青还多一百多万，而且还有七八个情妇。

    我不相信。

    于是，我决定回到老家合安县去调查了解事情的真相。看能否以我舅舅为素材写一个长篇纪实文学，混点钱买口饭吃。

    长途公共汽车汽车开进合安县城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

    县城变阔了，楼房一幢挨一幢地站在秋天的阳光下，楼面墙壁上贴满了瓷砖和一些广告宣传画，宽敞的马路两边不切实际地栽种着美人蕉和郁金香等名贵花木，一些带有县城特色的鸡和狗还有拉着车进城的毛驴很轻松地在名贵花木中乱窜，这种感觉颇有点像一个跛子穿一件时装在T型台上很自负地扭着屁股走“一”字步。我舅舅的声音和形象已经从这座繁荣而夸张的县城里彻底消失了，农药厂也早已被人们遗忘，也许还有一些残留的农药味还保存在县志的某一页里供后人们凭吊，就像人们需要缅怀一位死去的祖先。八年前我回来还我母亲看病借的债，老谢死于车祸，看大门的临时工杨大爷回到了乡下已是下落不明，耿伟强的公司也转移到了市里，没见着几个熟人。此后，我每次回老家看望父亲都是坐车在县城下车后立即转车去乡下，我和这座县城之间像两个相互厌恶的仇人，除了乡土情结外实际上已没有任何联系。

    这么多年，我没有混出个人样来，所以也从来没有衣锦还乡的体验，每次回老家，我都有一种小偷在夜深人静时溜回家拿一两件御寒棉袄一样的别扭。

    这种感觉在今天变本加厉。我对了解舅舅郑天良被枪毙的全部真相信心严重不足。于是，我决定先回到老家看看老父亲，先了解一些舅舅在乡下的经历。

    天气预报说从北方来的一股冷空气提前抵达江淮之间，风声一阵紧似一阵，乡村公路两边的大叶杨的叶子在风中纷纷飘落，田野里的水稻已经全部收割干净，于是满目枯黄的色调一直铺陈到我视线的尽头。

    一个在生活中倍尝失败的人是无法在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报纸电视上手舞足蹈的，当他连自己的晚餐都不知道在哪里时，他肯定拒绝一切的脂粉和口红。我眼中的秋天一败涂地。

    父亲的腰已经彻底弯了，他佝偻着腰坐在院子里一个人在晒太阳，秋天的阳光落在父亲枯萎的脸上，折射出一种劫后余生的惨淡。母亲死后，父亲的精神和身体都垮掉了，每年靠我寄一些钱回来买油盐和劣质烟卷。我看着苟延残喘的父亲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腿脚残废的木椅子上眯着眼睛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心里像被一把刀子捅了进去，我听到我心脏里鲜血哗哗的声音。我给父亲买了一件过冬的棉袄和一条“天堂”烟，父亲迟钝地伸出了青筋暴跳的手接了过去，没有一丝激动，他似乎已经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我跟他说起舅舅被枪毙的事，他好像听到一百多年前被枪毙了一只蚂蚁一样无动于衷。我问起他舅舅当年在乡下的情况，父亲抬起粗糙的手抹了一把鼻涕，然后用沙哑的嗓子有气无力地说：“你舅舅二十六年前是村里的一个兽医。”

    隔壁的林福海见我回来了，就过来串门。这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健谈的五十多岁的汉子，他知道我要了解舅舅郑天良，眉飞色舞指手划脚地说了整整一下午和一个晚上，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我递给他的香烟，在叙述过程中多次说到：“你舅舅要是在乡下当个兽医，肯定早就盖起了楼房。”他颇为自豪地说，“乖乖，郑天良那兽医的手艺还了得，什么瘟猪瘟鸡到他手里打两针全活蹦乱跳了，骟牛卵子更是一绝，他人不知鬼不觉地往牛屁股后面一站，突然手往牛腿裆里一伸，两个牛蛋就骟掉到手掌心了，真神了。牛蛋一跳一跳的，滚烫的，炒了下酒，过瘾！”

    林福海说当年他跟我舅舅还是拜过把子的干弟兄，两人关系可好了，只是舅舅当了官后，才慢慢地少了来往，林福海说：“不过，我每次去县城，只要遇到他，肯定请我到他家喝酒。郑天良可是个规矩人，从小就很本分，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是贪官。肯定是有人陷害他。说老实话，当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都有人陷害，陷害一个副县长还不容易。二十多年前我劝过他，叫他不要当官，骟牛卵子是个好手艺，他不听，这不把命都给搭上了。”林福海长长地叹了口气，烟雾在他的脸上破碎。

    林福海漫长的叙述逻辑比较混乱，而且掺杂了许多个人情感，为了使故事流畅，我决定以我自己的叙述方式客观地再现我舅舅在乡下的生活经历。

    先说村西头伏牛岗上的玄慧寺。

    玄慧寺始建于唐天宝九年，据《合安县志》记载，修寺庙的是一个唐天宝年间的合安县令周纯法，周县令因利用职权私贩食盐败露而遭朝廷革职为民，做了老百姓的周县令就利用关系公开做起了贩盐的生意，还在县城经营了典当、茶叶、竹器等生意，聚万贯家财，娶了四房姨太太，五年后又花钱捐了一个州官，卷土重来重返政坛自是春风得意，县志中说：“忽一日，纯法酒酣，醉卧藏春阁，一梦幽帘，见佳丽如云，但无血肉之躯，形影缥缈若气之浮光。即时绯幔徐起，见一老者衣衫褴褛，执其手腾云驾雾，数万里江山，指点迷津，曰，‘天长地久长久做善男信女，物是人非是非听晨钟暮鼓’。纯法梦醒，顿悟，遂倾其家产馈予贫民，留其余择城东三十里伏牛岗，建玄慧寺设坛诵经拜佛，四十余年不出山门，无疾而终，圆寂入瓮，焚身见舍利子百二十余粒，为世所罕见。”

    玄慧寺曾在明景泰、清道光年间两次毁于战乱和天火，洪秀全太平军路过合安时天王在玄慧寺驻扎月余，当年曾有九十九间半庙宇矗立在树木葱茏的伏牛岗上，到解放大军作为渡江指挥部的时候，玄慧寺只剩下二十四间，文革时，生产队拆了寺庙的砖头木梁建猪圈，在族公郑九爷等几个旧时代的遗老遗少们拼命保护下，玄慧寺也只剩下四间破烂不堪的正殿，漏风漏雨，行将倒闭。那副千年绝对“天长地久长久做善男信女，物是人非是非听晨钟暮鼓”也下落不明了。

    之所以我要花如此多的笔墨叙述玄慧寺，是因为玄慧寺千百年来是村里人们祈福避祸的祭坛，是一种生命延续的象征，是冥冥之中主宰历史和决定命运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志。我舅舅就是在玄慧寺出生的，他被枪毙后村里许多老人认为这与我舅舅多年来不支持不拨款重修寺庙有关。林福海也基本上同意这一观点：“确实，我是死活也不相信你舅舅是个罪人，也许这就是报应吧！”

    我舅舅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出生的，那天晚上天气非常冷，外婆由于难产在家里疼了两天两夜，四乡十八里来了六个接生婆都说大人小孩都保不住了，这是孽障胎，赶紧准备后事，三十八岁的我外公哭着连夜请人来割棺材。林福海父亲说伏牛岗上玄慧寺里刚来了一个外地逃难来的女人好像会接生，还有纱布和红药水。村里的人七手八脚地在月黑风高的夜里将我外婆抬到了玄慧寺。逃难来的年轻女人细皮嫩肉，凄艳而美丽，她看了看我外婆，问我外公：“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我外公跪在外乡女人的面前，哭着说：“我两个都要！”年轻的外乡女人很为难地说：“大哥，如果两个都保，可能一个都保不住。”我外公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当场晕了过去。郑氏家族的人连夜开会，经家族全体会议研究决定，“留小孩！”因为我外公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生个男孩的话，我外公家的香火就算延续下来了。外乡女人让人立即将我外婆抬进禅房，郑氏家族的人全都跪在大殿里面对着观音菩萨像烧香念经。鸡叫三遍的时候，禅房里传来了婴儿尖锐的哭声，太阳在我舅舅的哭声中升起，我二十九岁的外婆在我舅舅的哭声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她疲倦地闭上了眼睛，脸色苍白如纸。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那一天，寺庙外的鞭炮声响彻云霄，玄慧寺香烟缭绕，外公家大办酒席，流水席开了三天，族里的人都说菩萨显灵了。而我外婆却在当天一个见不得人的夜里被悄悄地埋了，门头上还插上了枯艾，怕死鬼我外婆再回到家里来，克了我舅舅的命。族公郑九爷在随同的陪伴下带着香火挑着猪头和年糕去玄慧寺还愿，并邀请外乡女人来我外公家喝喜酒。年轻的外乡女人清秀的脸上扭曲着巨大的愤怒，她站在观音菩萨的面前痛斥郑九爷：“孩子的母亲都死了，你们还有心思大摆宴席，还有一点人性吗？”郑九爷当然不知道人性是什么玩艺，就丢下礼品回去继续喝酒去了。

    年轻的外乡女人站在三月的风中流出了眼泪，观音菩萨双手合十慈眉善目脸上弥漫着温和的笑。

    年轻的女人在解放大军渡江的时候，在玄慧寺里帮着解放军救治伤员，渡江成功后，解放大军的一位首长要那个外乡女人跟部队一起走，外乡女人说，她要回上海找患肺病的哥哥去。她是上海人。

    一九五0年镇压反革命，那个年轻而美丽的外乡女人被县里来的几个戴军帽背长枪的军管会的人用绳子捆了起来，郑九爷发动村里的人都到玄慧寺跟军管会的人拼命，坚决不让带走外乡女人。一个身体结实的军管会的汉子手拎盒子炮向空中开了两枪，然后又用冒着枪烟的枪管顶了一下帽子，大声地说：“这个女人是国民党的军医，是潜伏下来的特务，是破坏新生革命政权的死敌。”

    乡亲们被盒子炮镇住了，再也没有人往前冲。我刚满周岁的舅舅裹在外公的怀里像一只鸭子，他被枪声吓哭了。

    外乡女人被五花大绑地捆走了。据交待，她是被国民党从上海静安护士学校征招入伍的，因为她害怕战争，就当了国民党的逃兵，落草在玄慧寺，她想等日子太平一些就回上海找哥哥，父母早就去世了，哥哥得了肺痨，没人照顾哥哥。这些供述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军管会很快就在县城红草湖边将她枪毙了，第一枪击中胸部，她倒在河滩上痉挛了好一阵，后来枪手又走到近处对准她脑袋补了一枪，才打碎头颅，淌出一滩血糊糊的脑浆来。那个女人叫江可馨，时年二十一岁。

    这段历史对我舅舅的一生来说显然是很重要的，首先他的生命是以外婆的的死为代价的，他的生命同时又是与玄慧寺和玄慧寺里的另一个女人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将在这部小说的后半部分产生重要意义。

    一九六0年，我十一岁的舅舅郑天良上了镇上的初中，村里饿死了很多人，我外公也在一个夏天的黄昏一头栽在村食堂的锅灶边，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村里每天都在死人，村前荒凉的土地上新坟此起彼伏。树皮被啃光了，老鼠和麻雀也都吃光了，我母亲就曾告诉过我说，麻雀老鼠救过我们家的命，她后来一直都不愿响应政府的号召除“四害”，任麻雀和老鼠吃我们家的粮食和豆子。母亲那时已经嫁给了我父亲，外公死后，她经常设圈套将老鼠麻雀逮进笼子里，然后用盐腌咸，再烤熟送到二十里外的镇中学给我舅舅吃。冬天实在逮不到老鼠麻雀了，我母亲就到江苏去讨饭，寒冬腊月流着鼻涕沿门乞讨，过十天半个月，就将要回来的米和面送到学校去，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母亲走了一天才赶到学校，他在校门口见到我舅舅时，一头就栽倒在雪地里。我舅舅抱着母亲失声痛哭。这些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我母亲说过，每当说到这些事时，我就禁不住潸然泪下，我发誓要让母亲后半生过上好日子，可我母亲四十六岁的时候就死了。我至今不能原谅舅舅当年的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无法抹去的经历，如果我舅舅当时真的代表一种原则和理想而六亲不认的话，那他又为什么成为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腐败分子，既然你今天为腐败付出了头颅的代价，为什么当初又假装正经而不批一张只要半寸宽的条子。

    舅舅郑天良究竟一开始就在表演，还是后来走向了堕落？这是我对这么一个巨大反差灵魂的一次追问和破译。我走进了一个看不清谜面找不到谜底的谜语中。

    我舅舅郑天良高中毕业的时候，高考已经取消了，他回到了村里。村支书说：“你文化高，就在村里当兽医吧！”

    舅舅说行。舅舅很快就成了全村全公社最有名的兽医，村里为人看病的赤脚医生是村支书小学毕业的小姨子殷小红，经常将有小病的人看出大病来，将有大病的人看成死路一条。于是，夜深人静时，经常有村民偷偷地找我舅舅郑天良看病。我舅舅实际上成了一个既看畜牲又看人的双料医生，就像一个优秀的双重间谍一样，在人和兽的两个领域里行走。我不想把这种经历看成是对他后来人生的比喻，但我无法控制这种不可理喻的联想。没办法。

    我舅舅原本是一个农民，一个手艺高明的兽医，那时候每个生产队每年都要给十几头刚发育成熟的小公牛做计划生育手术，舅舅骟牛拿工分不拿钱，每个生产队长们出于对手艺人的尊重，常常将牛卵子送给我舅舅，我舅舅拒腐蚀永不沾，从来不拿牛卵子作回扣。牛卵子下酒，壮阳补肾，能让新媳妇夜里只剩半条命，男人们都抢着要，许多生产队把牛卵子作为奖品，奖励给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我舅舅那时候长得高高大大，穿一身蓝布中山装，上装口袋上插一支“新农村”钢笔，语气也很温和，一副儒雅的知识分子模样，舅舅每天腋下夹一个没有油漆的小木箱走村串户，箱子里放着兽用注射针管和药品，还有几把大小不一规格齐全的磨得雪亮的刀子，分别用来骟牛和骟猪，偶尔也骟一两条性情暴躁作风不好的公狗，不过公狗骟了后虽然呆在家里不乱跑也不对母狗耍流氓了，但却更加没有了责任心，该叫的时候不叫，不该叫的时候乱叫，主人家的鸡被偷光了，狗却闭着眼睛视而不见，主人睡到下半夜，狗却无缘无故地对着天上一轮清冷的月亮狂叫一气，主人只好将狗用绳子勒死，将狗肉腌熟，过年时吃。

    我舅舅的好名声是从不要牛卵子开始的，村里人都说郑天良严格要求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乐于助人、作风正派、是毛泽东思想培养出来的知识青年的好榜样。

    我舅舅走上仕途纯属偶然，他最初的理想就是成为全公社最优秀的兽医，成为全公社骟牛卵子第一人，然而这个朴素的革命理想在一九七三年夏天被修改了。他走上领导岗位类似于一个八十岁的寡妇不仅找到了婆家还生下了一个胖头小子，出人意料，更有点滑稽。

    一九七三年夏天热得全村所有的狗在一大早就吐出了舌头，太阳还没升起来，树叶全都卷了起来，干裂的土地上灰尘像面粉一样稠密，玄慧寺拆得也只剩下了最后的皮包骨头。社员们在烈日下集体劳动集体流汗集体说着黄色的故事和笑话，过着苦中作乐的日子。

    从伏牛岗玄慧寺沿着一条弯曲的土路向下，经过一片茂密的柳树林，岗洼子下面就是生产队的肥料坑，肥料坑原是明朝静空法师率三十六众僧开挖的一个水池，自民国开始，玄慧寺日渐衰败，解放后寺里已无一僧人，没有小和尚下山抬水了，水池也就成了生产队的有机肥料坑，里面沤着草皮、豆秸、树叶、猪牛鸡粪和每家每天送来的人粪和尿，春播秋种的时候，社员们将有机肥挖出来装到粪桶里挑到田里，庄稼就长得又青又绿。“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肥料坑在队里具有和粮仓同样的意义。每到夏季肥料坑里发酵的农家肥翻出一股股黑色的气泡，沤出一股股臭气的时候，社员们总是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那些气泡就是粮食的形象，臭气是他们秋后锅灶里的米香。我舅舅走上仕途与这个臭气熏天的肥料坑之间居然构成了一种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