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点劈劈啪啪地敲打着窗户。屋顶上的雨水刷刷地往下流。劲风阵阵，吹得花园里的樱桃树惊慌地东摇西晃，树枝不时撞在窗玻璃上。冬妮亚已多次抬起头来，谛听着是不是有人敲门。她终于明白，这不过是风在捣乱，于是皱起了眉头。风雨声搅得她再也写不下去了，惆怅袭上了心头。她面前的桌子上摊着几张写得满满的信纸。她写完最，裹紧了披巾，拿起刚写好的信，重读了一遍。

    亲爱的塔妮亚：我父亲的助手偶然路过基辅，我请他捎这封信给你。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请别见怪。

    眼下这种兵荒马乱的日子，全都乱糟糟的，思绪也理不出来。即便有心思写信，邮路又不通，也没有人捎。

    你已经知道，父亲不同意我再去基辅。七年级我只好在本地的中学念了。

    我很想念朋友们，尤其是你。我在这里一个同学也没有。

    跟前大多是些庸俗乏味的男孩和土里土气、却又高傲自大的蠢女孩。

    前几封信里，我跟你谈到过保夫鲁沙。我原先以为，我对这个小锅炉工的感情不过是年轻人的逢场作戏，昙花一现的恋情在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可我想错了，塔妮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是的，我们两个都还很稚嫩，年龄加起来才三十三岁。但是，这里面却有着某种更为严肃的东西。我不知道该叫什么，反正不是逢场作戏。

    如今，在这淫雨连绵、泥泞遍地的深秋季节，在这寂寞无聊的小城里，我对这个邋里邋遢的小火夫的突发之情竟充满了我的全部身心，装点着周围灰蒙蒙一片的生活。

    我本是个不安分的小女孩，有时还爱异想天开，一心要在生活中寻找某种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我从这样一个小女孩成长起来，从一大堆读过的小说中成长起来。这些小说常常触发你对生活的奇想，促使你去追求一种更为绚丽、更为充实的生活，而不满足于那种叫人厌恶和腻烦的、千篇一律的灰暗生活，这后一种生活却正是跟我类似的绝大多数女性所习惯了的。在对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的追求中，我产生了对保尔的感情。我熟悉的那些年轻人中，没有一个有他那样坚强的意志，那样明确无误而又别具一格的生活见解，没有一个。而我和他的友谊本身也是非同一般的。正是因为追求夺目的光彩，也因为我异想天开地要“考验考验”他，有一次我差点没要了他的小命。这件事眼下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十分惭愧。

    这是夏末的事。我跟保尔来到湖边的一座悬崖上，这是我喜爱的地方。真是鬼迷心窍，我竟会生出来一个再考验他一次的念头。那座陡峭的悬崖你是知道的，去年夏天我领你去过，足足有五俄丈［一俄丈等于２．１３４米——译者］高。我简直疯了，对他说：“你不敢跳下去，你害怕。”

    他朝下面的湖水看了看，摇摇头说：“活见鬼！干吗，我的命不值钱哪？谁活得不耐烦，他跳就是了。”

    我这样挑逗他，他以为是开玩笑。别看我多次亲眼看到他表现得很勇敢，有时甚至天不怕地不怕，此时此刻我却认为，他敢做的，也就是打个架啦，冒个险啦，偷支手枪啦，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事，真正要冒生命危险的大无畏精神，他还谈不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在糟糕，叫我一辈子再也不敢去干那种想入非非的蠢事。我告诉他，我不大相信他那么勇敢，只是检验他一下，是否真有胆量跳悬崖，不过我并不强迫他这样做。当时我简直着了迷，觉得太有意思了，为了进一步激他，又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如果他真是男子汉，想博得我的爱情，那就跳下去，跳过之后，他就可以得到我。

    塔妮亚，我现在深深意识到，这太过分了。他对我的建议惊讶不已，凝视了我片刻。我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他已经甩掉脚上的鞋子，纵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我吓得尖叫起来，可一切都晚了——他那挺直的身躯飞速向水面落下去。短短的三秒钟，在我却是长得没有尽头。当水面激起的巨大浪花把他的身子掩盖起来的瞬间，我害怕极了，顾不得滑下悬崖的危险，忧心如焚地张望着水面一圈圈漾开去的波纹。似乎是无尽的等待之后，水面上终于露出了我心爱的那颗黑色的头。我号啕大哭，迅速向通湖边的小路飞奔过去。

    我知道，他跳崖并不是为了得到我，我许下的愿至今没有偿还，而是为了永远结束这种考验。

    树枝敲击着窗户，不让我写下去。今天我的心情一点也不好，塔妮亚。周围的一切是那么黯淡，这对我的情绪也有影响。

    车站上列车不间断。德国人在撤退。他们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然后分批登车离去。据说，离这里二十俄里的地方，起义者和撤退的德军在交战。你是知道的，德国也发生了革命，他们急着回国去。火车站的工人快跑光了。像要出什么事，我说不上来，可心里惶惶然不可终日。等你的回信。

    爱你的冬妮亚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

    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席卷着乌克兰。愈来愈多的人拿起了武器，每一次战斗都有新的人参加进来。

    小市民过惯了的那种安宁平静的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了。

    战争的风暴袭来，隆隆炮声震撼着破旧的小屋。小市民蜷缩在地窖的墙根底下，或者躲在自家挖的避弹壕里。

    佩特留拉手下那些五花八门的匪帮在全省横冲直撞，什么戈卢勃、阿尔汉格尔、安格尔、戈尔季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小头目，这些数不清的各式各样匪徒，到处为非作歹。

    过去的军官、右翼和“左翼”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党徒，一句话，任何一个不要命的冒险家，只要能纠集一批亡命徒，就都自封为首领，不时还打起佩特留拉的蓝黄旗，用尽一切力量和手段夺取政权。

    “大头目佩特留拉”的团和师，就是由这些乌七八糟的匪帮，加上富农，还有小头目科诺瓦利茨指挥的加里西亚地方的攻城部队拼凑起来的。红色游击队不断向这帮社会革命党和富农组成的乌合之众冲杀，于是大地就在这无数马蹄和炮车车轮下面颤抖。

    在那动乱的一九一九年的四月，吓得昏头昏脑的小市民，早上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推开窗户，提心吊胆地询问比他起得早的邻居：“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今天城里是哪一派掌权？”

    那个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一边系裤带，一边左右张望，惶恐地回答：“不知道啊，阿法纳斯-基里洛维奇。夜里开进来一些队伍。等着瞧吧。要是抢劫犹太人，那就准是佩特留拉的人，要是‘同志们’，那一听说话，也就知道了。我这不是在看吗，看到底该挂谁的像，可别弄错了，招惹是非。您知道吗，隔壁的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就是因为没看准，糊里糊涂地把列宁的像挂了出去。刚好有三个人冲他走过来，没想到就是佩特留拉手下的人。他们一看见列宁像，就把格拉西姆抓住了。好家伙，一口气抽了他二十马鞭，一边打一边骂：‘狗杂种，共产党，我们扒你的皮，抽你的筋！’不管格拉西姆怎么分辩，怎么哭喊，都不顶事。”

    正说着，有一群武装人员沿着公路走来。他们俩看见，赶紧关上窗户，藏了起来。日子不太平啊！……

    至于工人们，却是怀着满腔的仇恨瞧着佩特留拉匪帮的蓝黄旗。他们还没有力量对抗“乌克兰独立运动”这股沙文主义的逆流。只有当浴血奋战的红军部队击退佩特留拉匪帮的围攻，从这一带路过，像楔子一样插进城里的时候，工人们才活跃起来。亲爱的红旗只在市参议会房顶上飘扬一两天，部队一撤，黑暗又重新降临了。

    现在这座小城的主人是外第聂伯师的“荣耀和骄傲”戈卢勃上校。昨天他那支两千个亡命徒的队伍趾高气扬地开进了城。

    上校老爷骑着黑色的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前面。尽管四月的太阳已经暖烘烘的了，他还是披着高加索毡斗篷，戴着扎波罗什哥萨克的红顶羔皮帽子，里边穿的是切尔克斯长袍，佩着全副武装：有短剑，有镶银马刀。

    戈卢勃上校老爷是个美男子：黑黑的眉毛，白白的脸，只是由于狂饮无度，脸色白里透着微黄，而且嘴里总是叼着烟斗。革命前，上校老爷在一家糖厂的种植园里当农艺师，但是那种生活寂寞无聊，根本不能同哥萨克头目的赫赫声势相比。于是，这位农艺师就乘着浊流在全国泛滥的机会，浮游上来，成了戈卢勃上校老爷。

    为了欢迎新来的队伍，城里唯一的剧院正在举行盛大的晚会。佩特留拉派士绅界的全部“精华”都出席了：一些乌克兰教师，神甫的大女儿、美人阿妮亚，小女儿季娜，一些小地主，波托茨基伯爵过去的管事，自称“自由哥萨克”的一帮小市民，以及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党徒。

    剧场里挤得满满的。女教师、神甫的女儿和小市民太太们穿着鲜艳的乌克兰绣花民族服装，戴着珠光宝气的项链，饰着五彩缤纷的飘带。她们周围是一群响着马刺的军官。这些军官活像古画上的扎波罗什哥萨克。

    军乐队奏着乐曲。舞台上正在忙乱地准备演出《纳扎尔-斯托多利亚》。

    但是没有电。事情报告到司令部上校老爷那里。上校老爷正打算光临今天的晚会，为晚会锦上添花。他听了副官（此人原是沙皇陆军少尉，姓波良采夫，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哥萨克少尉帕利亚内查）的报告以后，漫不经心但又威风凛凛地下命令说：“电灯一定要亮。你就是掉了脑袋，也要给我找到电工，立即发电。”

    “是，上校大人。”

    帕利亚内查少尉并没有掉脑袋，他找到了电工。

    一个小时之后，他的两个士兵押着保尔来到发电厂。电工和机务员也是用同样的办法找来的。

    帕利亚内查指着一根铁梁，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要是到七点钟电灯还不亮，我就把你们三个统统吊死在这里！”

    这个简短的命令奏了效。到了指定的时间，电灯果然亮了。

    当上校老爷带着他的情人到达剧场的时候，晚会进入了高xdx潮。上校的情人是一个胸部丰满、长着浅褐色头发的姑娘，是上校的房东、酒店老板的女儿。

    酒店老板很有钱，他曾把女儿送到省城中学念过书。

    他们在前排荣誉席就坐之后，上校老爷表示节目可以开演了。于是帷幕立刻拉开，观众看到了匆忙跑进后台的导演的背影。

    演剧的时候，军官们带着女伴在酒吧间里大吃大喝。那里有神通广大的帕利亚内查搜罗来的上等私酒和强征来的各种美味。到剧终的时候，他们已经酩酊大醉了。

    帕利亚内查跳上舞台，装腔作势地把手一扬，用乌克兰话宣布：“诸位先生，现在开始跳舞！”

    台下的人一齐鼓掌，接着就都走到院子里，好让那些担任晚会警卫的士兵搬出椅子，清理舞场。

    半小时以后，剧场里又热闹起来。

    舞兴大发的佩特留拉军官们同那些热得满脸通红的当地美人疯狂地跳着果拍克舞。他们用力跺着脚，震得这座旧剧场的墙壁直发颤。

    正在这个时候，一队骑兵从磨坊那边朝城里跑来。

    城边有戈卢勃部队的机枪岗哨。哨兵发现了正在走近的骑兵，警觉起来，急忙扑到机枪跟前，哗啦一声推上枪机。夜空里响起了厉声的呼喊：“站住！干什么的？”

    黑暗中有两个模糊的人影走上前来。其中一个走到岗哨跟前，用醉鬼的破锣嗓子吼道：“我是头目帕夫柳克，后边是我的部队，你们是戈卢勃的人吗？”

    “是的。”一个军官迎上前去说。

    “把我的队伍安顿在哪儿？”帕夫柳克问。

    “我马上打电话问司令部。”军官说完，走进了路边的小屋。

    一分钟以后，他从小屋里跑出来，命令说：“弟兄们，机枪从大路上撤开，给帕夫柳克大人让路。”

    帕夫柳克勒住缰绳，在灯火辉煌的剧院门口停住了。剧场外面十分热闹。

    “嗬，挺快活呢，”他转身对身边的哥萨克大尉说。“古克马奇，下马吧，咱们也来乐一乐。这儿有的是娘们，挑几个可心的玩玩。”接着他喊了一声：“喂，斯塔列日科！你安排弟兄们住到各家去。我们就留在这儿了。卫兵跟我来。”他一翻身，沉甸甸地跳到地上，把马带得摇晃了一下。

    两名武装卫兵在剧院门口拦住了帕夫柳克。

    “票？”

    帕夫柳克轻蔑地瞧了他们一眼，肩膀一拱，把一个卫兵推到了一边。他身后的十二个人也这样跟着闯进了剧院。他们的马匹留在外面，拴在栅栏上。

    进来的人立刻引起了场内人们的注意。特别显眼的是帕夫柳克。他身材高大，穿着上等呢料的军官制服和蓝色近卫军制裤，戴着毛茸茸的高加索皮帽，肩上斜挎着一支毛瑟枪，衣袋里露出一颗手榴弹。

    “这个人是谁？”人们交头接耳地问。他们正在看疯狂的“风雪舞”，戈卢勃的助手领着一帮人，围成一圈，跳得正起劲。

    他的舞伴是神甫的大女儿。她兴奋到了极点，飞速地旋转着，裙子就像扇子一样展开，露出她那丝织的三角裤衩。这使周围的军官们看得非常开心。

    帕夫柳克用肩膀挤开人群，走进圈子里。

    他用混浊的目光盯着神甫女儿的大腿，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然后挤出圈子，径直朝乐队走去。他走到舞台脚灯前站住，挥舞了一下马鞭，喊道：“奏果拍克舞曲，卖点力气！”

    乐队指挥没有理睬他。

    帕夫柳克扬起马鞭，朝着指挥的后背使劲抽了一鞭。指挥像给蝎子蜇了似的，跳了起来。

    音乐立刻停止了，全场顿时寂静下来。

    “太霸道了！”酒店老板的女儿气愤地说。“你可不能轻饶了他。”她神经质地抓住坐在身旁的戈卢勃的胳膊。

    戈卢勃慢腾腾地站起来，一脚踢开面前的椅子，三大步就走到帕夫柳克跟前，面对面站住了。他立刻认出这个人就是同他在本县争地盘的对手帕夫柳克。他正有一笔帐要找这家伙算呢。

    这个帕夫柳克曾用最卑鄙的手段暗算过他戈卢勃上校老爷。

    事情是这样的：一周以前，当戈卢勃的队伍正同多次叫他吃苦头的红军酣战的时候，帕夫柳克本来应该从背后袭击布尔什维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反而把部队拉到一个小镇，消灭了红军几个岗哨，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小镇。接着就把周围警戒起来，在镇里撒开手大肆抢劫。作为佩特留拉的“嫡系”部队，他们蹂躏的对象是犹太人。

    就在那个时候，红军把戈卢勃的右翼打得落花流水，然后撤走了。

    现在，这个恬不知耻的骑兵大尉又闯到这里，竟敢当着他上校老爷的面，动手打他的乐队指挥。不行，他决不能善罢甘休。戈卢勃心里明白，要是他现在不给这个妄自尊大的小头目一点厉害瞧瞧，往后他在部下的心目中就会威信扫地。

    他们俩虎视眈眈地对峙了几秒钟。

    戈卢勃一只手紧紧握住马刀柄，另一只手去摸衣袋里的手枪。他大声喝道：“混蛋！你竟敢打我的部下！”

    帕夫柳克的一只手也慢慢地移向毛瑟枪枪套。

    “冷静点，冷静点，戈卢勃大人，小心栽个大跟头。别专踩别人的鸡眼嘛，我也会发火的。”

    这实在太过分了。

    “把他们抓起来，拉出去，每人二十五鞭子，给我狠狠抽！”

    戈卢勃大叫。

    他部下的军官立刻像一群猎狗似的，从四面八方扑向帕夫柳克那一伙。

    啪的一声，有人放了一枪，如同灯泡摔在地上一样。接着，这两群野狗扭到一起，厮打起来。混战中，他们用马刀胡乱对砍，你揪我的头发，我掐你的脖子。吓掉了魂的女人们，像猪崽一样尖叫着，四散逃开。

    几分钟以后，帕夫柳克一伙人被解除了武装。戈卢勃的人一边打，一边拖，把他们弄到院子里，然后扔到了大街上。

    帕夫柳克被打得鼻青脸肿，羊皮高帽丢了，武器也没有了。他气得暴跳如雷，带着手下的人跳上马，顺着大街飞奔而去。

    晚会没法进行下去了。在这场厮打之后，谁也没有心思再寻欢作乐了。女人们都坚决拒绝跳舞，要求送她们回家。可是戈卢勃的牛脾气上来了。他下命令说：“谁都不许离开剧场，派人把住门！”

    帕利亚内查赶忙执行了命令。

    剧场里喧声四起，但是戈卢勃置之不理，仍然固执地宣布：“诸位先生和女士，我们今天要跳个通宵。现在我来领头跳一个华尔兹舞。”

    乐队又奏起乐曲，但是舞还是没有跳成。

    上校和神甫女儿还没有跳完第一圈，哨兵就闯了进来，大声报告：“帕夫柳克的人把剧院包围了！”

    舞台旁边的一个临街窗户哗啦一声被打得粉碎。一挺机枪的枪筒像猪嘴似的，从破窗里探进来。它蠢笨地左右转动着，似乎在搜索剧场里慌忙逃跑的人群。人们一齐挤向剧场的中央，躲避这个可怕的魔鬼。

    帕利亚内查瞄准天棚上那只一千瓦的大灯泡放了一枪，灯泡炸开来，雨点般的碎玻璃撒落在人们身上。

    场内立时一片漆黑。街上传来了吼声：“都滚出来！”跟着是一连串下流的咒骂。

    女人们歇斯底里地尖叫着，戈卢勃在场内来回奔跑，厉声吆喝，想把惊慌失措的军官们集合起来。这些声音跟外面的喊声、枪声汇成一片，混乱到了极点。谁都没有注意到帕利亚内查像一条泥鳅一样，从后门溜到了空荡荡的后街上，向戈卢勃的司令部跑去。

    半小时后，城里展开了正式的战斗。爆豆般的枪声夹杂着机枪的哒哒声，打破了夜的寂静。吓得昏头昏脑的小市民们从热乎乎的被窝里跳出来，脸贴着窗户向外张望。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在床上抬起头，竖起耳朵听着。

    不，他没有听错——是在开枪，他急忙跳下床。鼻子在窗玻璃上压得扁扁的，他就这样站了一会儿。无可怀疑：城里在开火。

    得赶紧把谢甫琴科［谢甫琴科（１８１４-１８６１），乌克兰诗人，画家——译者］肖像下面的小旗撤下来。贴佩特留拉的小旗，红军来了就要遭殃。谢甫琴科的肖像倒不妨，红军白军都尊重他。塔拉斯-谢甫琴科真是个好人，挂他的肖像不用提心吊胆，不管谁来，都不会有什么说道。旗子可就是另一回事了。他阿夫托诺姆可不是傻瓜，不是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那样的糊涂虫。既然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干吗非冒这个险挂列宁的像？

    他逐一把小旗撕下来，可钉子钉得太紧了。他一使劲，身子失去了平衡，咕咚一声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妻子被响声惊醒，一骨碌爬了起来……

    “你怎么，疯啦，老不死的？”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骶骨摔得生疼，正好没有地方出气，冲着妻子叫喊：“你就知道睡、睡。上天国也会让你睡过了头。城里出了天大的事，可你还是睡个没完。挂旗是我的事，摘旗也是我的事，跟你就不相干？”

    他的唾沫星子飞到妻子的脸上。她用被子蒙住头，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只听到她愤愤地嘟囔：“白痴！”

    枪声逐渐稀疏，回音仍然像榔头敲击着窗框，城边上的蒸汽机磨坊附近，一挺机枪像狗叫似的，断断续续地响着。

    东方透出了鱼肚白。

    城里有个传闻不胫而走，说烧杀掳掠犹太人的事不久就要发生。消息也传到了肮脏的犹太居民区。那里是一些歪歪扭扭、又矮又窄的破房子，对对付付地修建在高高的河岸上。

    犹太贫民拥挤不堪地住在这些勉强可以称做房屋的盒子里。

    谢廖沙在印刷厂做工已经一年多了。厂里的排字工人和其他工人全是犹太人。谢廖沙同他们处得很好，亲如一家。他们同心协力，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那个傲慢的大肚子老板勃柳姆斯坦。印刷工人同老板不断地进行斗争。老板总是拼命想多榨取一些利润，少支付一些工资。就因为这个，工人们多次罢工，印刷厂一停工就是两三个星期。厂里有十四名工人，谢廖沙最年轻，但是摇起印刷机来，一气也要干十二个小时。

    今天，谢廖沙发现工人们情绪不安。在最近这几个动乱的月份里，印刷厂没有经常的订货，只是印些哥萨克大头目的告示。

    患肺病的排字工人门德利把谢廖沙叫到一个角落里，用忧郁的目光注视着他，问：“城里又要虐杀犹太人了，你知道吗？”

    谢廖沙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说：“没听说，不知道。”

    门德利把又瘦又黄的手放在谢廖沙肩上，用长辈的口气信赖地对他说：“虐犹的事十有八九要发生。犹太人又要遭殃了。我想问问你，你愿不愿意帮助自己的伙伴躲过这场大灾大难？”

    “只要我办得到，当然愿意。你说吧，门德利，要我干什么？”

    其他排字工人都注意地听着他俩的谈话。

    “谢廖沙，你是个好小伙子，我们信得过你。再说，你爸爸也是个工人。你现在赶快回家，问问你爸爸，能不能让几个老人和妇女藏到你们家去。谁到你们家，咱们再商量。你再同家里人合计合计，看谁家还能帮忙藏几个。这帮土匪暂时还不会碰俄罗斯人。快去吧，谢廖沙，晚了就来不及了。”

    “行，门德利，你放心，我马上到保尔和克利姆卡家去一趟，他们两家也一定会收留你们的。”

    “等一等。”门德利有点担心，慌忙叫住要走的谢廖沙。

    “保尔和克利姆卡是什么人？靠得住吗？”

    谢廖沙很有把握地点点头，说：“看你说的，当然靠得住。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保尔的哥哥是个钳工。”

    “啊，原来是阿尔焦姆，”门德利这才放了心。“我认得他，我们在一个房子里住过。他很可靠。去吧，谢廖沙。快去快回，给我个信。”

    谢廖沙立刻朝门外跑去。

    戈卢勃和帕夫柳克双方发生冲突后的第三天，虐杀犹太人的暴行开始了。

    那天帕夫柳克打败了，被赶出了城。他夹起尾巴溜到邻近的一个小镇，占领了那个地方。在夜战中，他损失了二十几个人，戈卢勃的损失也差不多。

    死者的尸体匆忙运到公墓，草草掩埋了。没有举行仪式，因为这种事没什么可炫耀的。两个头目一见面就像野狗一样对咬起来，再大办丧事，可不是什么体面的事。帕利亚内查本来想在下葬的时候铺张一番，并且宣布柏夫柳克是赤匪，但是以瓦西里神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反对这样做。

    那天夜间的冲突在戈卢勃的部队里引起了不满，特别是在警卫连，因为这个连的损失最大。为了平息不满情绪，提高士气，帕利亚内查建议戈卢勃让部下“消遣”一下。这个无耻的家伙所说的“消遣”，就是虐杀犹太人。他说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不然就没有办法消除部队中的不满情绪。上校本来不打算在他和酒店老板的女儿举行婚礼之前破坏城里的平静，但是听帕利亚内查讲得那么严重，也就同意了。

    不错，上校老爷已经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再搞这种名堂，多少有些顾虑。他的敌手又会乘机制造反对他的舆论，说他戈卢勃上校是个虐犹狂，而且一定会在大头目面前说他许多坏话。好在他戈卢勃目前并不靠大头目过日子。他的给养全是自己筹措的。其实，大头目自己也完全清楚，他手下的弟兄是些什么货色。他本人就曾不止一次要他们奉献所谓征来的财物，以解决他那个“政府”的财政困难。至于说戈卢勃是虐犹狂，那么在这一点上他早就名声在外了，再干一次，他的名声也不见得再坏到哪里去。

    烧杀抢劫从大清早就开始了。

    小城笼罩在破晓前的灰雾里。犹太居民区的街道空荡荡的，毫无生气。这些街道像浸过水的麻布条，把那些歪歪斜斜的犹太人住屋胡乱捆在一起。小屋的窗户上都挂着窗帘，上着窗板，不透一丝光亮。

    表面上看来，小屋里的人都沉浸在黎明前的甜梦里。其实，他们并没有睡，而是穿着衣服，一家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灾难。只有不懂事的婴孩才无忧无虑地、香甜地睡在妈妈的怀抱里。

    这天早上，戈卢勃的卫队长萨洛梅加，一个脸长得像吉卜赛人、腮上有一条绛紫色刀痕的黝黑的家伙，很长时间都没能摇醒戈卢勃的副官帕利亚内查。

    帕利亚内查睡得死死的，他正做着噩梦，怎么也醒不过来。他梦见一个龇牙咧嘴的驼背妖怪，伸着爪子搔他的喉咙，这个妖怪折磨了他一整夜。最后，他终于抬起那疼得要裂开来的脑袋，明白过来，原来是萨洛梅加在叫他。

    “醒醒吧，你这个瘟神！”萨洛梅加一面抓住他的肩膀摇晃，一面喊。“已经不早了，该动手啦！让酒把你灌死才好呢！”

    帕利亚内查总算完全清醒了，坐了起来。胃疼得他歪扭着嘴，他吐了一口苦水。

    “什么该动手了？”他用无神的眼睛瞪着萨洛梅加。

    “怎么？干犹太人去呀，你糊涂了？”

    这回帕利亚内查想起来了：可不是，他把这事给忘了。昨天上校带着未婚妻和一群酒鬼溜到郊外田庄里，他们灌了个酩酊大醉。

    戈卢勃认为，在抢劫和屠杀犹太人期间，他最好回避一下，别留在城里。往后他可以推脱责任，说这是他不在时发生的一场误会。他离开的这段时间，足够帕利亚内查漂漂亮亮地大干一场了。嘿，这个帕利亚内查，搞这种“消遣”可是个大行家！

    帕利亚内查往头上浇了一桶冷水，思考的能力完全恢复了。他在司令部里东跑西颠，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

    警卫连已经上了马。办事精明的帕利亚内查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又命令设置岗哨，把工人住宅区和车站通城区的道路切断。在列辛斯基家的花园里架了一挺机枪，监视大路。如果工人出来干涉，就用铅弹对付他们。

    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副官和萨洛梅加才跨上马。

    已经出发了，帕利亚内查忽然想起一件事，立即下令：“站住。差点忘了大事。带上两辆大车，咱们给戈卢勃弄点礼物，好办喜事。哈，哈，哈！……第一批到手的东西照例归司令。第一个娘们，哈，哈，哈，可得归我这个副官。明白吗，蠢货？”

    最后这句话他是问萨洛梅加的。

    萨洛梅加朝他翻翻黄眼珠，说：“有的是，够大伙受用的。”

    队伍顺着大路出发了。副官和萨洛梅加走在前面，警卫连乱哄哄地跟在后面。

    晨雾消散了。眼前是一座两层楼房，生锈的招牌上写着：“福克斯百货店”。帕利亚内查勒住了马缰。

    他那匹细腿灰骒马不耐烦地踢了一下脚下的石路。

    “好啦，上帝保佑，就打这儿开始吧。”帕利亚内查说着，下了马。

    “喂，弟兄们，下马吧！”他转身对围上来的卫兵们说。

    “好戏开场了。弟兄们，小心，可别敲碎那些猪猡的脑壳，收拾他们的机会多得很。说到娘们呢，要是还能熬得住，那就等到晚上再说。”

    一个卫兵龇着大牙抗议说：“少尉大人，这话怎么说？要是两厢情愿呢？”

    周围的人一阵哄笑。帕利亚内查赞赏地看了看那个卫兵。

    “当然喽，要是两厢情愿，那就尽管干好了。谁也没有权利禁止这种事。”

    帕利亚内查走到紧闭着的店门前，使劲踢了一脚。但是结实的柞木大门纹丝不动。

    是的，不该从这里开始。副官握着军刀，绕过墙角，朝福克斯的住宅门口走去。萨洛梅加跟在后面。

    房子里的人早就听到了路上的马蹄声。当马走到店铺前面停下，墙外传来说话声的时候，他们的心都要蹦出来了，吓得气都不敢出。这时屋里一共有三个人。

    财主福克斯昨天就带着妻子和女儿逃出了城，只留下女仆丽娃看守房产。丽娃是一个温顺胆小的女孩子，才十九岁。

    福克斯怕她一个人不敢住这么大的空房子，就叫她把父母接来同住，直到福克斯回来。

    起初丽娃不怎么同意留下，这个狡猾的商人就骗她说，虐犹的事不一定发生。再说，他们从你们穷人手里能抢到什么东西呢？等他回来以后，一定赏给她钱买衣服。

    现在，三个人都在侧耳倾听外面的动静，他们忧心如焚，又心怀侥幸：也许外边的人只是路过？也许自己听错了，那些人是停在别人家的门口？也许门外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只是错觉？但是，商店门口传来了沉重的砸门声，一下子把他们的希望打得粉碎。

    白发苍苍的老人佩萨赫，像孩子那样瞪着恐惧的蓝眼睛，站在通往店铺的门旁，喃喃地祷告着。这个虔诚的教徒用他全部的热忱祈求全能的耶和华帮助他们逃脱不幸。因为他在低声祷告，站在他身旁的老太婆一开头竟没有注意到，店铺墙外的脚步声正向他们逼近。

    丽娃跑到最里面的一个房间，藏在一只柞木橱子的后面。

    猛烈而粗暴的砸门声吓得两位老人身上起了一阵痉挛。

    “开门！”跟着就是一阵更加猛烈的砸门声，夹杂着狂暴的咒骂声。

    两位老人连抬手摘门钩的力气都没有了。

    外面，枪托雨点般地打在门上，闩着的门跳动起来，终于哗啦一声裂开了。

    屋子里立刻挤满了武装的匪兵。他们奔向各个角落。由住宅通到店铺的门也给枪托砸开了。匪兵们涌了进去，拔掉大门的门闩。

    抢劫开始了。

    两辆大车已经装满布料、鞋子和其他物品，萨洛梅加马上把这些东西押送到戈卢勃的住宅。他回来的时候，听到屋子里传出一声惨叫。

    原来，帕利亚内查放手让部下去抢劫店铺，自己却走进了内室。他用野猫般的绿眼睛打量了一下屋里的三个人，然后对两个老人吼道：“滚出去！”

    但是两个老人一个也没有动。

    帕利亚内查朝前逼近一步，慢慢地把军刀抽出鞘来。

    “妈呀！”姑娘凄厉地叫了一声。

    这就是萨洛梅加听到的那声惨叫。

    帕利亚内查转过身，对那些听到喊声跑进来的士兵下令说：“把他们给我弄出去！”他指着两个老人。两个老人被推出了门。帕利亚内查对走进屋来的萨洛梅加说：“你先在门外站一会儿，我跟这个女孩子说几句话。”

    佩萨赫老人听到屋里又是一声惨叫，就朝房门冲过去。但是重重的一拳当胸打来，把他撞到墙上。他疼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这时候，一向温和安静的老妇人托伊芭却突然像母狼一样扑向萨洛梅加，紧紧抓住他。

    “放了孩子吧！你们干什么呀？”

    她挣扎着要进屋去，两只枯瘦的手像铁钩似的拼命抓住萨洛梅加的上衣，萨洛梅加竟挣脱不开。

    佩萨赫缓过气来以后，马上跑来帮助她。

    “放了她吧！放了她吧！……哎哟，我的女儿呀！”

    他们两个把萨洛梅加从门口推开了。萨洛梅加赶紧从腰里拔出手枪，恶狠狠地用铁枪柄在佩萨赫白发苍苍的头上敲了一下。老人一声不响地倒下了。

    屋里的丽娃仍在呼号。

    匪徒们把疯了的托伊芭拖到街上。凄厉的叫喊和求救的呼声立刻在街心回荡起来。

    屋里的喊声突然停止了。

    帕利亚内查走了出来，萨洛梅加抓住门把手，正要推门进屋，帕利亚内查看也没有看他一眼，只是拦住他说：“别进去了，她已经完了。我用枕头把她捂得太严了一点。”说着，他跨过佩萨赫老人的尸体，一脚踩在一滩浓稠的血泊里。

    “一开头就不顺手。”他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就朝街上走去。

    别的人没有做声，跟着他走出来。他们的脚在地板上、台阶上留下了一个个血印。

    这时城里一片混乱。匪徒们因为分赃不均，常常像野兽一样你争我夺，有的甚至拔刀相见。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厮打。

    他们把十维德罗［一维德罗等于１２．３公升——译者］装的柞木啤酒桶从酒馆里滚到街上。

    随后又挨家去抢东西。

    没有人起来反抗。匪徒们翻遍每个小屋，找遍每个角落，然后满载而去，留下的只是一堆堆破烂衣物、撕破了的枕头和褥垫的绒毛。白天只有两个牺牲者——丽娃和她的父亲。但是，接踵而来的黑夜却带来了难以逃避的死亡。

    天黑以前，那帮豺狼都喝得醉醺醺的。兽性发作的匪徒早就等待黑夜的降临了。

    黑夜里，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大干。在夜幕后面，他们杀起人来更方便。豺狼也是喜欢黑夜的，它们也是专门伤害那些听天由命的弱者的。

    许多人永远都忘不了那可怕的三天两夜。多少个生命被杀戮，被摧残！多少个青年在血腥的时刻白了头发！多少眼泪渗进了大地！谁又能说，那些活下来的人比死者幸运一些呢？他们的心被掏空了，留下的只是洗刷不尽的羞辱和侮弄带来的痛苦、无法形容的忧伤和失掉亲人的悲哀。受尽折磨和蹂躏的少女们的尸体蜷缩着，痉挛地向后伸着双手，毫无知觉地躺在许多小巷里。

    只是在小河旁铁匠纳乌姆的小屋里，当豺狼们扑向他的年轻妻子萨拉的时候，他们才遇到了猛烈的抵抗。这个身强力壮的二十四岁的铁匠，浑身都是抡铁锤练出来的刚健肌肉。

    他誓死护卫着妻子。

    在小屋里的一场短促、凶猛的搏斗里，两个佩特留拉匪兵的脑袋被砸成了烂西瓜。铁匠像一只可怕的困兽，不顾一切地保卫着两条生命。匪徒们知道出了事，纷纷跑到小河旁，双方长时间地对射着。纳乌姆的子弹就要打完了，他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妻子的生命，自己端着刺刀冲出去同匪徒拼命。但是，他在台阶上刚一露头，密集的子弹就朝他扫过来。

    他那沉重的身体倒下去了。

    附近乡下的大户人家赶着肥壮的牲口来到城里，把他们看中的好东西装满大车，然后，由他们在戈卢勃队伍里当兵的儿子或亲戚护送，运回家去。他们就这样匆忙地一趟又一趟搬运着。

    谢廖沙和父亲一起把印刷厂的一半工人藏在自己家的地窖里和阁楼上。现在他正穿过菜园回家。忽然，他看见一个人沿着公路跑过来。

    那是一个吓得面无人色的犹太老人。他穿着满是补丁的长外衣，光着头，一边跑一边挥舞着双手，累得直喘。他的后面是一个骑着灰马的佩特留拉匪兵，眼看就要追上了。那个匪兵弯着腰，作出要砍杀的姿势。老人听到马蹄声已经逼近，就举起双手，像是要保护脑袋似的。谢廖沙一个箭步跳上大路，冲到马跟前，用身子护住老人，大喝道：“住手，狗强盗！”

    那个匪徒并不想收回马刀，他顺势用刀背朝这青年的金发头颅砍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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