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做冰淇淋我没有任何异议，我亲爱的阿尔贝蒂娜，不过还是让我来为您订吧，我也说不定，不知道是去普瓦雷－布朗施那里，勒巴代那里，还是里茨那儿，总之我看着办吧。”——您要出门？”她用一种疑惑的神色对我说。她总是口口声声地说，要是我多出门走走，她会很高兴，然而，一旦我的哪句话有能够让人想到我不准备呆在家的意思，她便显出不安的神情，令人想起她看到我不断外出的那份喜悦也许并非发自真心。“我可能出去，也可能不出去，您很清楚我这人事先从来没有计划。不管怎么说，冰淇淋不是人们在街上推出来叫卖的东西，您为什么要呢？”她马上回答了我，她的那番话确实向我显示出，自从离开巴尔贝克之后，她身上突然增长了多少聪明才智和潜在的情趣，她总是说，这类话完全归功于我的影响，归功于经常跟我同居，然而我却从来不会说这些话，就好象有个陌生人禁止我在谈话中运用文学形式。也许，阿尔贝蒂娜的未来与我的未来截然不同。看见她在说话时总是急于使用一些完全是书面的，在我看来似乎适用于另一种更加正规的场合，而且是我至今一无所知的比喻，我差不多便预感到了这一点，她对我说（尽管如此我仍然深受感动，因为我想：我当然不会象她那样说话，但是不管怎么说，没有我她就不会这样说话，她深受我的影响，可见她不会不爱我，她是我的杰作）：“在叫卖的食品当中，我所喜欢的，是那种东西听上去就像是吟诵的古希腊史诗，可一到了餐桌便改变了性质，作用于我的味觉器官上了。说到冰淇淋（因为我真希望您只为我订做一些用各种各样建筑形状的老式糕点模具制作的冰淇淋），我每次吃，都有庙宇、教堂、方尖碑、悬岩，我首先看到的好似是一种秀丽的风景，然后我才把这些覆盆子或者香子兰建筑物化作我喉间的一份凉爽。”我觉得这话美得有点过了头，但是她却觉得我以为她的话恰到好处，于是，她停顿片刻，如同她每次比喻成功之后，大笑起来，对我来说，她的这种笑声是多么残忍，因为她的笑是那样淫荡：“我的上帝，在里茨饭店，我真担心您找不到旺多姆圆柱型的巧克力或覆盆子冰淇淋，可要想在纪念凉爽的幽径上竖起如同还愿的圆柱或塔门，得有很多这样的冰淇淋才行。他们也制作一些覆盆子方尖碑，这些逐个树立在我那焦渴的滚烫沙漠之中的覆盆子方尖碑被我用来融化我喉咙里面的粉红色花岗岩，它们比沙漠绿洲更加解渴（话音刚落，响起了深不可测的笑声，也许是为说得如此巧妙而感到满意，也许是嘲笑自己用如此连贯的形象比喻进行表述，也许是凭借肉体快感觉察到自己身上具有某种如此优美，如此清新，导致她产生相当于一种享受的东西，真可惜！）。里茨的那些冰山有时象是罗塞山，而且如果是柠檬冰淇淋，我不会因为它没有建筑形状而讨厌它。哪怕它象埃尔斯蒂尔笔下的山峰那样参差、陡峭。冰淇淋不应当过份的白，应该带点黄色，就象埃尔斯蒂尔笔下的山峰那种脏脏的，灰白颜色的雪。冰淇淋不大也无妨，要是半块也没关系，因为这些柠檬冰淇淋是按等量缩小的山峰，想象可以恢复其比例，就像那些日本矮态树木，在人们的感觉中，仍然是正常的雪松、橡树、芒齐涅拉树，所以，如果在我的卧室中摆上几株沿着小沟生长的矮树，我就会拥有一片沿河伸展的广阔的森林，孩子们会在这片森林中迷失方向。同样，在我那半块黄兮兮的柠檬冰淇淋底部，我清楚地看到了一些驿站马车夫，旅行者，驿站的椅子，我的舌头正在那上面舔着，以引起冰的坍塌，将他们和椅子吞没（她说话时夹带的那种残忍的性感引起了我的嫉妒）；“同样，”她补充道，“我正在用我的嘴唇一层一层地摧毁这些用草莓做斑岩的维也纳教堂，让我可能避开的东西砸落在那些信徒身上。是啊，所有这些建筑从它们石头做的地方来到我的胸中，它们融化时带来的凉爽已经在我的胸中激荡。要知道，没有冰淇淋，就没有任何刺激，一切就不会象温泉广告那样引起干渴。在蒙舒凡，凡德伊小姐家附近没有好的制作冰淇淋的师傅，但是我们在花园里玩我们的环法国自行车赛，每天喝一种矿泉汽水，这种汽水很象维希矿泉水，矿泉汽水往杯里一倒，就从杯子底部升腾起一股白烟，如果不马上喝的话，白烟就会消散，化为乌有。“然而听到她提起蒙舒凡，我简直难以忍受，我打断了她。“我打扰您了，再见，亲爱的。”自从离开巴尔贝克以来，变化多大啊！在巴尔贝克，我曾经对埃尔斯蒂尔表示怀疑，他竟然在阿尔贝蒂娜身上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那丰富的诗意，那是一种不如塞莱斯特-阿尔巴莱奇特，较少个性的诗意。阿尔贝蒂娜永远料想不到塞莱斯特对我说的话；但是爱情，甚至是似乎行将告终的爱情也是片面的。我更喜欢果汁冰淇淋的秀丽风光，它们那十分浅显的美雅在我看来，似乎就是爱阿尔贝蒂娜的一条理由，是我有能力支配她，她也爱我的一个明证。

    阿尔贝蒂娜刚刚离开，我就感到这种活动和生活无止无休、难以满足的出现对我来说多么疲倦，她用自己的种种活动打扰我的睡眠，她留下的一扇扇敞开的门使我生活在一种永无尽头的寒冷之中，迫使我——一方面是为了寻找正当的理由不去陪伴她，可我并不因此显出病得太重的样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别人来陪伴她——每天施展出比在《一千零一夜》中更多的妙计。不幸的是，如果那位讲故事的波斯女人用同样的妙计推迟了她的死亡，那么我则是在加速自己的死亡。生活中就是有某些不全是杜撰捏造的情况，比如这种由于恋爱的嫉妒和无法分享一个活跃而又年轻的人的生活的一种虚弱身体造成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仍然从一种几乎是医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继续同居生活或者回到从前的分居生活的问题：在大脑与心灵的宁静两者之间，应该过哪一种生活呢（是继续为日常生活过度操劳，还是回到离别的焦虑中去）？

    总而言之，我很高兴安德烈能够陪伴阿尔贝蒂娜去特罗卡德罗，因为在我看来，最近发生的，而且是微不足道的事件使得她的警惕性，或者至少是她警觉的敏锐程度已经不完全象从前那么高了，当然她仍旧相信司机是诚实的，因此，我在最近让阿尔贝蒂娜单独跟他前往凡尔赛之后，阿尔贝蒂娜对我说曾经在里舍伏瓦餐厅吃过午饭；由于司机对我说是瓦泰尔餐馆，在我注意到这个矛盾的那一天，我借口下楼跟司机说话（始终是我们在巴尔贝克见过的那个人），当时阿尔贝蒂娜正在更衣。“您对我说你们是在瓦泰尔吃的午饭，阿尔贝蒂娜小姐却对我说是在里舍伏瓦餐厅。这是怎么回事？”司机回答我说：“啊！我，是说我在瓦泰尔吃午饭来着，可我无法知道小姐是在哪里吃的午餐，她一到凡尔赛就离开我，乘上了一辆出租马车，要是不为赶路，她喜欢乘马车。”一想到她曾经单独一人，我就火冒三丈，可说到底，不过是用顿午餐的时间。我一副客气的样子说（因人我不想让人看出我确实在派人监视阿尔贝蒂娜，要是这样，这对我是个耻辱，而且是双重的耻辱，因为这还意味着她向我隐瞒了她的所作所为）：“你们可以，我不是说同她一起，在同一个餐馆吃午饭嘛？”——“可是，她要我晚上六点才到检阅场去。我不能在她吃罢午饭出来时就去接她。”——“啊！”我试图掩盖自己的沮丧。我重又上楼。这么说来，阿尔贝蒂娜单独一人，自由自在的时间长达七小时之久。我很清楚，出租马车确实不单单是一种摆脱司机监视的权宜之计。阿尔贝蒂娜喜欢在城里坐出租马车闲逛，她说这样看得更清楚，气氛也更加松弛。尽管如此，我对她度过的七个小时永远一无所知。而且我不敢想象她打发这七个小时的方式。我觉得司机十分笨拙，但是我从此对他完全信任放心。因为假使他与阿尔贝蒂娜有丝毫的串通，那他就决不会向我承认他曾经让阿尔贝蒂娜从上午十一点至晚上六点逍遥自在。司机的这个招供看来只有另一种而且是荒唐的解释。那就是他与阿尔贝蒂娜的不和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欲望，向我作一个小小的告发，从此向我的女友证明，他是个可以说话的男人，要是这第一次十分客气的警告之后，她还是不按照他的意愿行事，那他就会把什么事都捅出来，然而这种解释是荒唐的，首先必须假设，阿尔贝蒂娜与他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不和，再者这个始终显得如此和蔼，如此天真快活的美男子司机必须具备一种敲诈勒索的天性。况且，两天之后，我便发现他很善于对阿尔贝蒂娜进行一种隐蔽而又敏锐的监视，而在我那近乎疯狂的猜疑之中，我也没有一刻以为事情会是这样。我得到了机会，把他拉到了一边，跟他谈起他对我说过的在凡尔赛发生的事情，我用一种友好而又超脱的口气对他说：“您前天对我说起那次在凡尔赛的散步，这样做很好，您始终无懈可击，但是我要指出一点，不过这无关紧要，自从邦当夫人把她的外甥女置于我的监护之下以后，我责任重大，深恐发生意外，深深地责备自己没有陪伴她，我宁可让您开车带着阿尔贝蒂娜去各处，因为您是那样的可靠，那样的灵活，您不可能发生意外。这样一来，我就什么也不怕了。”象使徒那般可爱的司机微微一笑，一只手搭在他那祝圣十字架形状的车轮上，然后，他对我说了如下这番话（赶走了我心中的不安，这些不安立即化作了喜悦），我听了真想跳上去搂住他的脖子：“您别害怕，”他对我说，“她不会出任何事情，即使我的车不带她散步，我的眼睛也到处跟着她。在凡尔赛，我可以说是一直跟着她参观，虽然丝毫没有显出跟着她参现的样子。她从里舍伏瓦餐厅逛到城堡，又从城堡逛到特里亚农，我始终跟着她，却又装作没有看见她的样子，更带劲的是，她居然没有看见我。噢，要是她看见了我，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整整一天没事可干，去参观一下城堡，那是很自然的事。更何况小姐肯定不会不知道我很有学问，对所有的名胜古迹都感兴趣（这倒千真万确，假如我知道他是莫雷尔的朋友的话，我甚至会大吃一惊，他的敏感和情趣都超过了小提琴手）。但是她终究没有看到我。”——“她可能遇到了一些女友，因为她在凡尔赛有好几个女友。”——“不，她始终是一个人。”——“人们也许会注视她，一个明艳照人的少女，又是单身一人！”——“肯定有人注视她，不过她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她的眼睛一直盯著她的旅游指南，然后抬起眼睛看看油画。”司机的叙述在我看来是准确的，因为阿尔贝蒂娜在她散步的那一天确实给我寄过一张介绍城堡的“游览图”，另一张是介绍特里亚农的。可爱的司机步步紧随的那种一丝不苟令我深受感动。我怎么会假设这种调整——作为对她前天晚上说的话的极大补充——原因在于这两天为司机对我讲过话而感到惊慌的阿尔贝蒂娜屈服了，跟司机讲和了呢？我甚至没有闪现过这种猜疑。显然，司机的这番叙述在让我消除阿尔贝蒂娜欺骗过我的任何恐惧的同时，自然而然地使我对我的女友感到扫兴，并且使我对她在凡尔赛度过的那个白天兴味索然。但是我却以为司机的解释在为阿尔贝蒂娜开脱的同时使我对她更加厌倦，这些解释也许还不足以使我心头得到宁静。几天之中，我的女友前额上的两颗小疱也许更能改变我心中的感情。偶然遇到的希尔贝特的贴身女仆向我透露了隐情，为此我的感情最终与她更加隔膜了（以至于我在看见她时不再想到她的存在）。我了解到，当我每天去希尔贝特家时，她正爱着一个小伙子；她经常去看望他，比看我要勤多了。当时，我也一时有过怀疑，我甚至询问过这个贴身女仆。但是，由于她知道我正迷恋着希尔贝特，她便否认，并且信誓旦旦地一口咬定斯万小姐从未见过这个年轻人。然而现在，她知道我的爱情很久以前就已死灭，几年来我对她的所有信函一概不予理睬——也许还因为她不再服侍那位少女的缘故——她一五一十地向我讲述了我不知晓的这段关于小姐本人的恋爱插曲。对她来说这是十分自然的。回想起她当初的誓言，我还真以为她不了解内情呢。事情却绝非如此，正是她禀承斯万夫人的旨意，在我热恋的女人独自一人时，便前去通知那个年轻人。我当时爱得多深……然而我却问自己，我以前的爱情是否象我想象的那样已经死灭，因为这段故事使我感到极为难过。由于我不相信嫉妒会唤起一种业已死灭的爱情，我猜想我那伤心的感觉至少部份归结于我那遭受挫伤的自尊心，因为有好几个我不喜欢的人在当时，甚至在晚些时候——从此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我流露出一种轻蔑的态度，他们肯定知道我在热恋希尔贝特的同时受着蒙骗。我甚至为此在回顾往事的同时扪心自问，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情中是否没有自尊心的容身之地，因为我现在十分痛心地看到，所有这些使我如此幸福的温存时刻被我不喜欢的那些人当作我的女友为我设置的一个名副其实的骗局。总而言之，爱心也好，自尊心也好，希尔贝特几乎已经在我心中死去，但是她并没有完全消逝，而这种厌倦最终使我无法过多地牵挂阿尔贝蒂娜，况且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又是那样的狭小。还是回头再谈她（在一大段题外话之后）以及她在凡尔赛的散步吧，凡尔赛的明信片（人们是否能够象这样把一颗受伤的心用在两种彼此交织在一起各自涉及到一个不同的人的嫉妒之上呢？）使我产生了一种不太愉快的感觉，每次整理纸张时，我的眼睛总要落到这些明信片上面。我想，如果司机不是一个如此诚实的人，那他的第二次叙述与阿尔贝蒂娜的“明信片”相吻合就不会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她从凡尔赛首先寄给您的不是城堡和特里亚农的明信片，那她又该寄什么呢？除非明信片是由某个热爱某尊雕像的文人雅士，或者某个错把横跨街头的有轨电车站或工场车站当作景观欣赏的蠢货挑选出来的。而且我也不该说蠢货，因为买这样的明信片，当作游览凡尔赛宫纪念的人，也不总是哪个蠢货。近两年来，聪明的人、艺术家觉得西埃纳、威尼斯、格林纳达是老一套，他们却称道最微不足道的公共汽车，所有的火车车厢：“这才是美的。”后来，这种情趣就象其他情趣那样很快消失了。我甚至都说不明白，“如此摧毁过去的高贵事物”，是不是“亵渎”。不管怎么说，一节头等车厢不再被先验地看作比威尼斯圣马克教堂更美的东西。不过，有人说：“这才是生命所在，倒退是一种人为的东西，”然而人们却得不出明确的结论。不管怎样，在完全信任司机的同时，为了让阿尔贝蒂娜无法甩掉他，除非是他惟恐被当成密探而敢于拒绝跟随她，我只让她在安德烈的守护下外出，而在一段时间里，司机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当时甚至让她（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这样做了）离开三天，孤身一人跟司机一起，并且让他们去巴尔贝克附近，因为她很想坐在简朴的车子里飞快地在公路上奔驰。在这三天当中，我心里十分宁静，尽管她寄给我的一大把明信片我未及时收到，这要归罪于布列塔尼的那些邮局运转情况糟糕透顶（夏季运转良好，但是冬季显然混乱不堪），阿尔贝蒂娜和司机回来一礼拜之后，他们仍然那样的勇敢，就在他们回来的当天早晨，他们竟若无其事地继续他们的日常散步，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阿尔贝蒂娜今天要去特罗卡德罗，而且是去参加这次“非同寻常”的日场演出，我对此感到欣喜，然而我尤其为她有安德烈这样一个女伴而感到放心。

    我中断了这些回忆，阿尔贝蒂娜也已出门，于是，我来到窗口呆了片刻。先是一阵沉寂，牛羊肠肚商贩的哨子声和有轨电车的鸣笛声在空中回荡出一些不同的八度音，犹如一位调音师在盲目地调试钢琴。继而，逐渐变得明朗，互相交融的主题中又增添了新的主题。还有一种新的哨子声，那是一个商贩在叫卖，我怎么也没弄清他到底是卖什么的，哨子声恰恰就象有轨电车的鸣笛声，由于这种声音尚未被快速带走，人们因此以为那是一辆孤零零没有开动或者是出了故障停滞不前的有轨电车发出的，这辆电车不时发出鸣笛声，仿佛是一头垂死的动物。在我看来，假使我有朝一日要离开这个贵族街区——除非是去一个完全平民化的街区——市中心的街道和林荫大道（那里的果品、鱼类等等被放置在大食品店里，这就使得那些商贩的叫卖声没有用武之地，再说，他们的叫卖声也无法让人听见）在我看来就会显得十分忧郁沉闷，根本无法居住，因为它们缺乏所有这些小贩和食品流动商贩的老调子，没有一清早就令我陶醉的这支乐队。人行道上走过一个毫无风韵（或者屈从于一种丑陋的时髦）的女人，身穿一件过份耀眼的山羊皮宽腰身大衣；噢不，那不是一位妇女，而是全身裹在他的母山羊皮里面的一个司机，正步行前往他的车库。不同肤色、负责跑腿的服务员步伐轻快地从大饭店里走出来，骑上他们的自行车前往火车站，去迎接那些乘坐早班火车的旅客。类似小提琴的那种声音有时来自一辆路过的公共汽车，有时是因为我没有在电水壶中加进足够的水。这支交响乐中响彻着一种过时的不协调“乐曲”：卖玩具的取代了通常用一只木铃作为伴奏的糖果女贩，只见他芦笛上挂着一个木偶，让它四面转动，牵带着他的木偶玩具走街串巷，他将大格利高利①的规范化朗诵，巴勒斯特里纳②经过改编的朗诵，还有现代的抒情朗诵全置于脑后，他放声吟唱，就象纯正的旋律姗姗来迟的拥戴者：

    来吧爸爸，来吧妈妈，

    满足你们的孩子吧；

    木偶我来做，木偶我来卖，

    给我来点钱呀。

    当啷。当啷啷啷来，

    当啷啷啷啷啷啷。

    来吧，孩子们！——

    ①大格利高利，即格利高利一世（540-604），曾任六十四任主教，他简化了礼拜仪式。

    ②巴勒斯特里纳（1525-1594），意大利作曲家，曾任红衣主教的音乐指挥。

    一些头戴贝雷帽的意大利孩子不打算跟这种ariavivace①竞争，更何况他们兜售的是小雕像。正在这时，一支小小的短笛迫使玩具商贩走得远远的，并使他的歌唱得更加含混，尽管他用的是急板：“来吧爸爸，来吧妈妈。”这支小小的短笛难道就是早晨我在东锡埃尔听到某个龙骑兵演奏的那种短笛吗？不，因为继之而来的是这样的话：“修彩陶和瓷一器的来了。修玻璃、大理石、水晶、骨制品、象牙和古董喽。修瓷器的来了。”在一家肉铺，左面是太阳的光晕，右面是整只被吊起来的牛，一个很高很瘦，金黄头发，从天蓝色衣领中露出脖颈的年轻屠夫正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和虔诚，认真专注地把精美的牛里脊剔在一边，把低档的臀部肉剔在另一边，然后将这些肉放在几架亮得耀眼的磅秤上，磅秤上部都成一个十字，一些漂亮的小链条从十字上垂落下来，而他——尽管他接着只是把牛腰、腓里牛排、牛排骨肉陈列在货架上——实际上却更让人觉得他象一位漂亮天使，这位天使将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为上帝做准备工作，根据各人的品质区分好人与坏人，把灵魂掂斤过两。尖细而悠扬的短笛声再度荡漾在天空中，这笛声不再预示着弗朗索瓦丝在每有骑兵团列队走过时便担心的那些破坏，而是预示着一个头脑简单或者爱开玩笑的“古董商”所许诺的“修补”，这个总而言之是无所不会而又毫无专长的人把各种不同材料的物品都当作他施展其技艺的对象。送面包的年轻女工匆匆忙忙地把用于“盛大午餐”的细长形小面包接二连三地装进她们的篮子，而送奶女工则飞快地把牛奶瓶挂在她们的吊钩上。看到这些姑娘勾起了我的怀旧之情，但我能够相信这种景象是确凿真切的吗？我从高高的窗口望下去只能看到在店铺里忙活或者正在赶路的这些姑娘，假使我能让她们之中的一位在我身边停留片刻，她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呢。为了估算隐居给我造成的损失，即白昼给我带来的财富，就必须在活动横栏的漫长伸展中截住某个拿着内衣或者牛奶的小姑娘，让她在我的门框里呆一段时间，仿佛是两个撑架之间的一个活动背景的影子，并将她留在我的脑皮底下，从她身上获得某种信息，使我有朝一日重新找到与现在毫无两样的她，正如鸟类学家或鱼类学家在放掉鸟或鱼之前，在它们的肚子底下系上体貌特征卡，以此来了解鸟类和鱼类的迁移——

    ①意即轻快活泼的咏叹调。

    因此我便对弗朗索瓦丝说，我想让人去采购点东西，如果那些常来取走或送回内衣、奶瓶或送面包的小姑娘中有谁来了的话，就叫她来我这里，弗朗索瓦丝是经常看这些姑娘办一些事情的。在这一点上我跟埃尔斯蒂尔相似，他不得不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春天，他知道树林里开满了蝴蝶花，有几天，他真想去看一看，于是他就派自己的女门房为他买一束蝴蝶花，他把这一小束植物样品摆在桌子上，这样他眼前看到的就不是桌子，而是一整片覆盖丛林地面的植被，他从前在树林中见过成千上万条蜿蜒伸展的藤蔓从它们的蓝色尖顶弯曲而下，被花朵的引人遐想的清香包围的地方仿佛成了他工作室里的一块想象之地。

    不要指望一个洗衣女工星期天会上这里来，至于那个送面包的女工，不巧的是她恰好在弗朗索瓦丝不在时摁响了门铃，她把细长形小面包留在楼梯平台上的篮子里就走掉了。水果女贩要很晚才来。有一回，我走进一家乳品店订购一块奶酪，我在那样年轻的女雇员中发现了一个真正不同凡响的女孩，她头发金黄、高挑的身材，虽然还未成年，她置身于其他送面包女工之中，似乎正带着一种十分高傲的姿态在幻想。我只是从远处看见过她，而且我匆匆而过，所以说不出她长得什么模样，只觉得她可能长得太快了，还有，她那一头羊毛般浓密的头发不大象人的毛发，倒更象一种脱离了平行晶冰的回纹或雕塑装饰。这就是我所发现的一切，还有瘦瘦的脸庞中间，那只线条极其突出的鼻子（这在一个孩子身上是罕见的）令人联想起小秃鹫的喙。再说，她的同伴们围在她的身边并不是妨碍我仔细打量她的唯一原因，还因为我拿不准初次见面以及随后我会在她身上引起什么样的情感，是不合群的高傲或嘲讽，还是她不久后会在她的女友们面前表示的轻蔑。我在一秒钟内所作的关于她的这些轮番假设加重了她周遭的难以捉摸的气氛，她便隐蔽在这种气氛里，就象天神隐避在被雷电震得颤动的雨云里。因为精神上的犹豫不定比眼睛的生理缺陷更能给准确的视觉印象造成困难。在这个过份瘦弱，过份引人注目的少女身上，也许会被另一个人称为魅力的那种过份之处恰恰就是使我不快的东西，然而这种过份之处带来的后果仍然是妨碍我去发现乳品店其他少女的任何东西，当然更妨碍我回想起她们的任何东西，她的鹰钩鼻子，她那沉思、有个性、仿佛在判断的目光——竟然如此令人不快——就象一道使周围的景物变得阴沉的金色闪电，将其他年轻的乳品女工陷于黑夜之中。因此，关于我去乳品店订购一块奶酪的那一次造访，我只记得（如果可以用“记得”这个词的话，因为在一张看得如此不清楚以至近乎乌有的脸上，可以无数次地安一个不同的鼻子），我只记得这个使我感到不快的小女孩。这就足以成为一次恋爱的开端。然而我也可能忘记这个不同凡响的金发少女，而且不期望再次看见她，假使弗朗索瓦丝没有对我说，这个小女孩尽管十分顽皮却乖巧伶俐，她即将离开她的女主人，因为她太爱打扮，在街区欠了债，据说美是幸福的一种许诺。反过来，可能得到的乐趣也可以是美的一种开端。

    我开始看妈妈的来信，透过她援引的德-赛维涅夫人的那几段话（“我的思念在贡布雷即使不完全悲观无望，它们至少蒙上了阴郁的色彩；我时时刻刻思念你；我祝福你；黄昏时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健康，你的事务，你的远离，这一切会怎么样？”），我觉得我母亲讨厌看到阿尔贝蒂娜继续在我家住下去，讨厌看到我与她结婚的意图愈来愈坚定，尽管这意图当时还没向未婚妻透露。她没有更加直截了当地把她的这种想法告诉我，因为她唯恐我把她的来信到处乱放。还有，她在来信中责备我每收到她的信没有立即通知她，尽管这些指责十分含蓄：“你很清楚，德-赛维涅夫人说过：‘当人们远隔千里时，人们不再嘲笑以‘我收到您的来信’开头的信函。’”此外还有最使她不安的事，她声称对我的巨大开支感到恼火：“你所有的钱是怎么用的？你象查理-德-赛维涅那样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集二、三人于一身’，这已经够让我烦恼的了，但是你至少尽量不要象他那样花钱，别让我说你：他有本事花钱不露痕迹，不赌不玩却输得精光，付了钱而未偿清债务。”我刚刚看完妈妈的短信，弗朗索瓦丝就走回来对我说，她跟我提到过的那个有点过份大胆的送牛奶小姑娘正在她那里。“她完全可以替先生送信，买东西，如果路程不太远的话。先生就会看到，她看上去就象小红帽①。”弗朗索瓦丝找她去了，我听见领着小女孩的弗朗索瓦丝对她说：“好了，你害怕是因为有条走廊，傻丫头，我还以为你不那么拘谨呢。要我拉着你的手吗？”弗朗索瓦丝正象那种希望别人象她自己一样敬重她的主人的能干而又诚实的女佣人那样，摆出一副威严的神情，名画师作品里的拉皮条的女人就有这种使她们显得高贵的威严神情，在这些女人旁边，情妇与情夫几乎变得微不足道——

    ①小红帽：法国童话《小红帽》中的女孩，常戴一顶红帽子。

    埃尔斯蒂尔在打量那些蝴蝶花时，根本不必关心蝴蝶花的用途，送牛奶小女孩一进来就扰乱了我这个沉思者的平静，我一心只想让派她送信的谎言变得真实可信，我开始飞快地写了起来，几乎不敢正视她，以免露出为了看她而请她进来的马脚。她带有陌生人的那种魅力，在我看来，这种魅力是那种人们在妓院里能找到的，等待着您的漂亮姑娘所没有的。她既没有赤身裸体，也没有浓妆艳抹，然而是一位真正的送奶女工，是那种由于您没有时间接近而被您想象成十分美丽的姑娘；她有点属于那种永恒的欲望，永恒的生活遗憾，这股双重的潮流最终改变了方向，被引导到我们的身边。之所以说双重，那是因为虽然这关系到一个陌生人，在我们想象中，根据她的身高、她的匀称身材、她无动于衷的目光，她高傲的宁静，这应该是一个超凡的造物，另一方面，人们却希望这个女人有一技之长，使我们能够躲进她的那个世界，而一件独特的外衣使我们浪漫地认为那个世界与我们的不同。再者，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公式来概括我们的恋爱好寄心的规律，那么我们必须从一个只被我们瞥了一眼女人与一个被我们亲近过、爱抚过的女人之间最大限度的差异中去寻找，从前所谓的青楼女子，和交际花本身（条件是我们知道她们是交际花）对我们的吸引力之所以如此之小，并非因为她们不如其他女人漂亮，而是因为她们唾手可得；她们把我们正想争取的东西已经拱手奉献给我们；因为她们不是被征服的。这里面的差异微乎其微。一个娼妓已经在街上朝我们微笑，她在我们身边也会这样做。我们是雕塑家。我们希望从一个女人身上得到一尊与我们面前的她截然不同的雕像。我们在海边看见一位无动于衷、傲慢不逊的少女，我们看见一位严肃的、在柜台上忙个不停的女售货员，她生硬地回答我们的提问，哪怕仅仅是为了避免成为她的同伴们的笑柄，或者一个水果女贩勉强地回答了我们。这一来，我们便不肯就此罢休，除非我们能够亲身体验一下，海边傲慢的少女、十分计较人言的女售货员，心不在焉的水果女贩，经过我们巧施妙计之后，是否能改变她们僵硬的态度，用拿水果的手搂抱我们的脖颈，带着默许的微笑将原先那冰冷或漫不经心的眼睛俯向我们的嘴唇——噢，那双工作时严肃的眼睛多么美，那时女工惟恐她的女伴对她恶意诽谤，那双眼睛逃避我们纠缠不休的目光，而现在我们单独面对面地注视她了，在我们谈到要做爱时，那双眼睛却在充满阳光的笑声重压下低垂下来！在女售货员、专心熨衣的洗衣女工、水果女贩、送牛奶女工之间——这个小女孩本人即将成为我们的情妇，存在着最大的限度的、乃至趋向极端的差异，这种差异随着职业的习惯性动作而发生变化，在劳作时这些习惯动作使手臂成了某种与每天晚上缠绕住我们的颈脖（嘴巴却随时准备接吻）的柔软纽带完全不同的东西，正象阿拉伯图案一样。因此，我们才会在对严肃的姑娘作不断更新的、惶惑不安的尝试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她们的职业使她们似乎与我们远隔千里。一旦落入我们的怀抱，她们就不再是原来的她们，我们梦想跨越的这段距离也就消失了。但是我们又同其他女人重新开始，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时间，全部金钱，全部精力，我们对赶车太慢的车夫大发雷霆，因为他也许会使我们错过第一次约会，我们正处于狂热之中。尽管我们明明知道，这第一次约会将是一种幻想的破灭。这无关紧要：只要幻觉还存在，人们总想看看是否能将它变成现实，于是我们便想起洗衣女工，我们已经注意到她的冷淡态度。恋爱的好奇心犹如地名在我们身上唤起的好奇心：永远失望，而后又再度复苏，并且永远无法满足。

    可惜！一旦来到我的身旁，这个有着一条条发绺的送牛奶金发小姑娘显得拘谨畏缩，她打消了在我身上唤醒的无数想象和欲望。我的种种假设构成的颤动的云雾不再把她包围在神秘莫测的气氛里。她神情十分窘迫因为她只有一只鼻子（而不是先后在我回忆中出现而又无法确定的那十只、二十只鼻子），那鼻子比我想象的更圆，令人联想到愚蠢，总之她的鼻子已失去了增殖的能力。这种被截住，被歼灭，被击溃，无法为她那可怜的现实增添任何东西的翻飞已得不到我的想象力的合作。跌落在静止不动的现实当中的我又跃跃欲试；在小店中未曾注意的脸颊现在看来是那样的俏丽，我甚至为此惶恐不安，为了掩饰我的窘态，我对送奶小姑娘说：“劳驾您把那里的《费加罗报》递给我，我要看一看我想让您去的地名。”她拿报纸时，就露出一直捋到肘关节的紧腰上衣的红袖子，她用一个灵巧而又可爱的动作把那份观点保守的报纸递给了我，她那熟练迅速而看上去又柔美的动作以及鲜红的色彩使我赏心悦目。我打开《费加罗报》时，想找点话说说，我眼睛也不抬地问那个小女孩：“您穿的这件红毛衣叫什么？真漂亮。”她回答我说：“这是我的高尔夫球衫。”由于各种时尚通常都会衰退，几年前似乎还属于阿尔贝蒂娜女友们的那个比较风雅的世界那些服装和这些词，现在却成了女工们的所有物。“这样做真的不太妨碍您吗，”我装作在《费加罗报》中寻找的样子说道，“假使派您到远一点的地方？”一当我似乎认为，她替我买一趟东西是件苦差事时，她立即也开始觉得让她办这事不方便。“是这么回事：我马上要去骑车散步。当然咯，我们只有星期天才有空。”——“您这样光着脑袋难道不冷吗？”——“啊！我不会光着脑袋，我会戴上我的马球帽，再说我的头发这么多，我也可以不戴帽子。”我抬起眼睛打量她那金黄色的一绺绺卷发，我感到发绺掀起的旋风把心儿怦怦直跳的我带到光明和美的狂飙之中。我继续看报。尽管这只是为了掩饰我的窘态，以及为自己争取时间，在装作看报的同时，我仍然理解我眼前那些词的意思，下面这些字眼使我大吃一惊：“关于今天下午即将在特罗卡德罗的节日大厅中公演的日场节目，我们已经作过报道，节目单上必须加上莱娅小姐的名字，她同意参加《内丽娜的诡计》的演出。当然，她将扮演内丽娜一角，她在这个角色中融入了惊人的激情和让人着魔的轻松愉快。”仿佛有人突然抽掉了包扎我心头创伤的裹伤布，这伤口自打我从巴尔贝克回来之后才开始结痂。我那滚滚而来的焦虑汇成了洪水激流一泻而出。喜剧女演员莱娅是阿尔贝蒂娜一天下午在娱乐场的镜子中看到的两个少女的演员朋友，当时，她装作没有看见她们的样子。阿尔贝蒂娜在巴尔贝克提到莱娅时，的确曾用一种特别一本正经的口吻对我们说过：“噢！不，她绝不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女人。”看上去她对人们竟然怀疑这样一个贤惠的女人几乎很生气。不幸的是，在我看来，当阿尔贝蒂娜表达这类肯定的意思时，这通常只是不同的肯定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刚刚过去，第二阶段，便接踵而至：“我不认识她。”第三阶段：当阿尔贝蒂娜跟我提起某个“不容怀疑的”而且是（第二阶段）“她不认识”的人时，她渐渐地忘记了她先前说过她不认识这个人，继而，在她不知不觉地“自相矛盾”的一句话中，又说她认识这个人。在第一次遗忘完成以及新的肯定表述之后，又开始了第二次遗忘，即忘记这个人是不容怀疑的。“难道某某，”我问道，“没有某种某种品行吗？”——“那自然咯，这是众所周知的嘛！”她立即重新操起这种一本正经的语调加以肯定，这种肯定是对第一次肯定的十分微弱的模糊反应：“应该说，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礼仪周全无懈可击。自然了，她知道我会让她碰钉子，而且是彬彬有礼地让她碰钉子。然而这也没什么要紧。我不得不感激她始终对我表示真诚的尊重。显而易见，她明白自己在跟什么人打交道。”人们之所以回想起事实真相，那是因为这个事实真相有一个名称，有一些古老的根源，然而一个即兴编造的谎言很快就会被遗忘。阿尔贝蒂娜忘记了这最后一个，也就是第四个谎言。一天，当她想用一些隐私换取我的信任时，她随口提到她不认识、而原先又是很正派的这同一个人：“她曾一度钟情于我。有三、四次，她要我陪她去她家，要我进去看望她。大白天在室外当着众人陪伴她，我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但是到了她家门口，我总是找一个借口，我从来没有进去过。”过了一会儿，阿尔贝蒂娜又暗示在这位夫人家里看到的物品之美。毫无疑问，人们终于逐渐使她说出了事实真相，这事实的真相也许不如我想象的那样严重，因为容易跟女人相处的阿尔贝蒂娜也许宁可喜欢一个情夫，现在既然我就是她的情夫，她也许不再思念莱娅。总而言之，关于莱娅我仍然只停留在第一种肯定上，我不知道阿尔贝蒂娜是否认识她①——

    ①总而言之，关于许多女人，我只需在我的女友面前把她自相矛盾的种种肯定集中起来作一个综合，就能够向她证实她的谬误（这些谬误如同天文学中的种种定律，它们更容易从推理中得到，而不是来自观察以及现实中的偶然发现）。但是，她却更喜欢说她是在表述这些肯定之一时撒过谎，而不是承认她一开始讲述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一连串由谎言编织的故事，这样她的退缩彻底摧毁了我的整个体系。《一千零一夜》中也有类似的故事，而且它们让我们入迷。这些由谎言编织的故事使我们为自己所爱的人感到难过，正因为如此，这些故事才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深入地认识人类的本性而不是满足在人类本性的表面上游戏。忧虑渗透到我们身上，并且用痛苦的好奇心迫使我们去深入了解。我们感到没有权利隐瞒的种种事实真相即由此而来，因而一个发现了事实真相的处于弥留之际的无神论者，虽然相信虚无，对荣誉毫不在意，却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试图让人们了解这些事实真相——作者注。

    这倒无关紧要，反正是一回事。必须不惜代价阻止她在特罗卡德罗重新找到这个熟人或者认识这个陌生女人。我说我不知道她是否认识莱娅；其实我很可能在巴尔贝克早已从阿尔贝蒂娜本人那里了解了这一点。因为遗忘在我身上也和在阿尔贝蒂娜身上一样摧毁了她向我肯定的大部分东西。因为记忆不是始终摆在我们眼前的我们生活中的杂闻轶事的复本，而是一种虚无，有时，当前发生的某件与过去相似的事使我们从这虚无中去提取一些死而复生的回忆，但是仍然有成千上万的小事没有进入这种潜在的记忆，并且永远无法被我们控制。凡是我们不知道它与我们热爱的人的现实生活有关的事，我们对之毫不注意，我们立即忘记了她（他）对我们说的关于我们不熟悉的某件事或某些人的话，忘记了她（他）跟我们说话时的表情。待到后来那些人激起了我们的妒忌心，为了知道有没有弄错嫉妒的对象，为了弄清我们的情妇某次匆匆外出是否与那些人有关，我们某次过早回家时禁止她外出她是怎样的不满是否与那些人有关，于是我们的嫉妒心搜寻过去以便从中归纳出什么东西时，却什么也找不到了；这种始终回顾往事的嫉妒就象一位准备撰写史书而又缺乏任何资料的历史学家；这种始终迟到的嫉妒就象一头乱冲的发怒的公牛，高傲而勇敢的斗牛士戳它以便激怒它，残忍的观众欣赏他的精彩动作和计谋，而它却冲向斗牛士不在的地方。嫉妒在虚无中搏斗，茫然无措，就象我们在某些梦中那样；我们在那座空空如也的房子中找不到我们在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一个人，然而这个人在这里也许是另外一个人，只不过借用了那个人的种种特征，我们为此感到难过；或者就象我们醒来之后试图证实我们梦中这样或那样的细节时那样茫然无措，只是后者程度更甚。我们的女友在对我们说这话时带着怎样的表情呢？她不快活吗，她没有吹口哨吗？她只有在怀有某种爱意以及我们的出现让她心烦和恼火时才吹口哨的。她难道没有告诉我们某件事，而这件事跟她现在向我们肯定的事是相互矛盾的，比方说她认识或者不认识某个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热衷于寻找一个梦的不牢靠的残片，在此期间，我们跟自己情妇的共同生活还在继续，在那些我们不知道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事情面前漫不经心，却关注那些也许是无关紧要的事，象在恶梦中似的被那些与我们并无现实关系的人所纠缠，充满遗忘，空缺和枉然的焦虑，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恍如一个梦。

    我发觉送牛奶的小姑娘始终呆在那里。我对她说那个地方显然太远，我不需要她。于是她也觉得这太使她为难了：“一场精彩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不想错过。”我觉得她可能说过，喜欢体育，几年后她还会说：“过自己的生活。我对她说我显然不需要她，我给了她五法郎。她几乎没有料到事情会是这样，她心想，什么也没干就得到了五法郎，要是为我买一趟东西准会得到更多的报酬，她开始觉得她要看的比赛无关紧要。”“我完全可以替您买东西。一切总是可以安排的。”然而我却将她推向门口，我需要独自一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阿尔贝蒂娜在特罗卡德罗与莱娅的女友重逢。必须这样做，必须做成功；说真的，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在这些最初的时刻，我摊开自己的双手打量着，把手指关节拉得格格作响，也许因为思想无法找到它所寻求的东西时，便懒洋洋地让自己休憩片刻，这时最无足轻重的事物也显得十分清晰，就象火车停在一望无际的田野时，人们从车厢里看到那些土坡上在风中晃动的草尖那样一目了然（这种静止并不总比一头被捕获的野兽因为恐惧而动弹不得或者呆住，一动不动地望着前面时的那种静止更富有成果），也许因为我全身都做好了一切准备——其中包括我内在的智慧，以及智慧中包涵的对付这个或那个人的行动方式——好象我的身体只是一种武器，从中将射出能把阿尔贝蒂娜与莱娅以及她的两位女友分开的子弹。诚然，当弗朗索瓦丝早晨前来对我说阿尔贝蒂娜要去特罗卡德罗时，我曾经对自己说：“阿尔贝蒂娜完全可以做她想做的事情，”我以为由于天气如此美好，她的行为对我来说直到晚上都不会有显著的意义。然而使我变得如此无忧无愁的并不如我所想仅仅是早晨的太阳；而是因为我在迫使阿尔贝蒂娜放弃她在维尔迪兰家可能抛出甚至实现的种种计划以后，在迫使她去观看一次由我亲自挑选，为此她不可能有任何准备的日场演出之后，我明白她的所做所为肯定会是清清白白的。同样，阿尔贝蒂娜之所以在不久之后说：“如果我自杀的话，我也无所谓，”那是因为她深信自己不会自杀。今天早晨在我面前，在阿尔贝蒂娜面前，横陈着一种介质（它远比阳光灿烂的天气更有影响），我们看不见它，但是通过这种半透明而变化着的中介，我看到了她的行为，她看到了自己生活的重要性，也就是一些信仰，我们觉察不到它们，但是它们正如包围着我们的空气一样不能与一种纯粹的虚无等同，这些信仰在我们周围形成一种可变的、有时是绝妙的，经常是令人窒息的气氛，人们应该把这种信仰象气温、气压、季节一样仔细地注意并记录下来，因为我们的时日具有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今天早晨没有被我注意到，但在我重新打开《费加罗报》之前一直包围着我的这种信仰，即相信阿尔贝蒂娜不会做任何坏事，这种信仰刚刚消失。我不复生活在晴朗的白昼之中，而是生活在由担心的情绪在这晴朗的白昼中构成的另一个白昼里，我担心阿尔贝蒂娜与莱娅重逢，而且更容易与那两个少女重逢，假如这两个少女去特罗卡德罗为女演员捧场的话，依我看这是可能的，她们在幕间休息的时候找到阿尔贝蒂娜并非难事。我不再去想凡德伊小姐；莱娅这个名字令我再次看见了阿尔贝蒂娜在娱乐场身边围着两个少女的形象，因而引起我的嫉妒，因为我的记忆中只有阿尔贝蒂娜彼此分开、不完整的、侧面的、暂时的系列形象；所以我的嫉妒对象也仅仅是某种不连贯的，转瞬即逝而又固定不变的表情，以及给阿尔贝蒂娜脸上带来这种表情的那些人。我回想起她在巴尔贝克被那两个少女或者这类女人看了又看时的表情；我回想起我看到那些目光在这张脸上不停地扫视，就象一个准备速写的画师的目光时我感到的那种痛苦，这张脸完全被那些目光所覆盖，毫无疑问，由于我的在场，这张脸带着一种也许暗地里充满快感的被动，装作对此没有察觉的样子去接受这种触摸。在阿尔贝蒂娜恢复镇定对我开口说话之前，她有一秒钟没有动弹，她漫无目标地笑着，带着一副装出来的自然表情，掩饰着心里的喜悦，就象人们正在给她拍照，或者是为了在镜头前选择一个更为潇洒的姿势时那样——我们在东锡埃尔跟圣卢一起散步时她摆过这种姿势：面带微笑，舌头舔着嘴唇，她装出逗狗的样子。当然，在这些时刻，她根本不象是对过往的少女感兴趣时的那个她。在后一种情况下，她那狭隘而稠浓的目光则死死地盯住过路的少女，那样的具有粘性和腐蚀性，好象那目光在移开时会揭起一层皮肤。但是此时此刻，这种至少赋予她某种严肃的东西，甚至使她显得痛苦的目光与她在两位少女身边时显得既迟钝又幸福的目光相比，倒使我感到温存些，我宁愿看到她也许是体验到欲望时的那种阴郁的表情，而不愿看到她引起别人的欲望时那种笑味咪的表情。她试图掩饰她意识到这一点也是枉然，这种朦胧快感的意识沐浴着她，包围着她，使她那张脸象玫瑰花一般绯红。然而，这些时刻阿尔贝蒂娜身上悬置的这一切，在她四周辐射出来并使我痛苦不堪的这一切，当我不在的时候，谁知道她是否会继续让其不露声色，她是否对两个少女的主动接近（既然我已经不在那里），不会作出大胆地回答呢？当然，这些回忆在我身上引起了一种极大的痛楚，这些回忆就象阿尔贝蒂娜的趣味的一种彻底的昭示，是她的不忠实的一种整个的忏悔，在它们面前，阿尔贝蒂娜的那些个别的、我愿意相信的誓言，我的不全面的调查得出的那些否定结果，以及安德烈也许与阿尔贝蒂娜串通一气所做的那些保证都无法匹敌。阿尔贝蒂娜可以向我否认她的种种个别的背叛；然而通过她脱口而出的比她那些彼此互相矛盾的声明更加有力的话语，通过那些独一无二的目光，她招认出她想隐瞒的东西，远比某些个别事实更需隐瞒的东西，她招认了她宁可让人杀死也不愿承认的东西：

    她的爱好。因为任何人都不愿开启自己的心灵。

    尽管这些回忆给我造成了痛苦，我是否能够否认正是特罗卡德罗的日场演出节目唤起了我对阿尔贝蒂娜的需要呢？她属于这样的女人，她们的过错必要时可以成为魅力，而且由于她们的善良紧跟着她们的过错接踵而来，并且把温情带给我们，跟她们在一起，我们犹如一个从来没有连续好转两天的病人，不得不去重新获取这种温情。况且，除了我们在热恋她们的同时她们犯的过错，还有在我们认识她们之前她们就有的过错，而最早的过错就是：她们的天性。那样的恋爱之所以变得痛苦，实际上是因为这些恋爱中先就存在着一种女人的原罪，一种使我们爱上她们的原罪，所以，当我们忘却这一点时，我们就不太需要女人，为了重新开始恋爱，就必须重新开始经受磨难。此时此刻，但愿她没有找到那两位少女以及想知道她是否认识莱娅是我最关心的事情，尽管人们不应该对个别的事件感兴趣，除非这些事件具有普遍意义，尽管我们分散好奇心去注意我们始终不了解的残酷现实汇成的看不见的洪流中那些偶然在我们思想上结晶的东西是幼稚可笑的，比旅行和一心想追求女人更幼稚可笑。再说，即使我们摧毁了这种东西，它又将立刻被另一种东西所取代。昨天，我担心阿尔贝蒂娜去维尔迪兰夫人家。现在，我却只为莱娅操心。蒙住双眼的嫉妒心不仅根本无法在包围它的黑暗中发现任何东西，而且还是一种磨难，它的任务就在于不断地重新开始，正如达那伊得斯姊妹的任务和伊克塞翁的任务那样。即使两位少女不在那里，妆扮得更光艳动人的莱娅和她的辉煌成就又会使她产生怎样的印象！她会给阿尔贝蒂娜留下怎样的梦幻！会引发她什么样的欲望！这些欲望在我家里即使得到抑制，仍会使她厌倦一种她无法满足这些欲望的生活！

    况且，又有谁能说她并不认识莱娅，她不会去莱娅的化妆室看望她？即使莱娅不认识她，又有谁能够向我保证，尽管她在巴尔贝克遇到过阿尔贝蒂娜，可是她不会认出后者，而且莱娅不会从舞台上示意阿尔贝蒂娜，准许她打开后台的门呢？当一种危险已经消除便显得很容易避免，而上述的危险还未消除，我担心它不可能消除，正因为如此这种危险在我看来才格外可怕。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当我试图使这种爱变为现实时我感到它几乎正在消逝；而此时此刻我的剧烈痛苦却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向我证实了我对她的爱。我不再为任何其他事情操心，我一心只想着阻止她留在特罗卡德罗的种种办法，我可以拿出任何数目的钱塞给莱娅，要她别去那里。假如人们是通过自己的所做所为而不是自己形成的想法来证实自己的偏爱的话，那么我是爱阿尔贝蒂娜的。但是我的痛苦的这种反复并不能使阿尔贝蒂娜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实在些。她犹如一位隐而不见的女神引起了我的种种苦恼。我在作成千上万个猜测的同时试图躲避我的痛苦，但并没有因此使我的爱变成现实。

    首先必须肯定莱娅确实去过特罗卡德罗。我用两个法郎打发了那个送牛奶的小女孩，然后我打电话给布洛克，向他打听莱娅的情况，他与莱娅也有交情。他对此一无所知，我会对此感兴趣似乎使他感到惊奇。我想我必须抓紧时间，弗朗索瓦丝已经穿戴好了，而我还没有更衣，在我起床的时候，我让她乘上一辆车；她应该去特罗卡德罗买一张戏票，在大厅里四处寻找阿尔贝蒂娜，把我的一个字条转交给她。在这个字条里我告诉她，我刚才收到一位夫人的来信，使我感到震惊，正是由于这位夫人，我在巴尔贝克的一个夜晚曾是那样的不幸，这事她是知道的。我提请她回想一下翌日她指责我没有叫她的情形。因此我冒昧地请求她为我牺牲她的日场演出，回来跟我一起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好让我重新振作起来。但是，由于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更衣准备完毕，她可以利用弗朗索瓦丝在场的机会去三区商店（与“廉价商场”相比，这家店更小，因而不那么让我担心）购买她需要的白色珠罗纱无袖胸衣，我会为此感到高兴的。

    我的字条大概不是没用的。说真的，我根本不知道阿尔贝蒂娜在我认识她以后和之前做了什么。然而在她的谈话中（如果我对阿尔贝蒂娜提到这一点，她会说我听错了），某些前后矛盾之处，某些修正在我看来就象现行犯罪那样明白无误，但是用这些东西对付阿尔贝蒂娜却行不通，她经常象一个孩子那样进行欺诈，运用这种策略作突然纠正，每每使我的残忍攻击付诸东流，并且平息了事态。这些攻击对我来说是残忍的。她不是由于处心积虑，而是为了弥补她的冒失才使用这些有点象语法学家称之为错格或者我不知其名的句法上的突然变化。在谈论女人时，她信口说道：“我记得我最近，”突然间，在一个“十六分休止符”之后，“我”变成了“她”，这是她作为一个清白的漫步者发觉到而又根本没有付诸实施的东西。行动的主人并不是她。我真想准确地回忆句子的开头，以便让我自己来结束这句话，既然她退缩了。然而，由于我在期待句子结束，所以我很难记得句子的开头，也许是我那饶有兴趣的神情使她偏离了原意，我仍然焦虑地期待着她的真实思想，和她的真实记忆，不幸的是，我们情妇的一个谎言的开头就象我们自己的爱情或者一种志向的开头。这些开头正在形成、凝聚，而并没有被我们所注意。当人们想回忆自己是以何种方式开始爱上一个女人时，人们却已经在恋爱了；关于先前的梦，人们不会对自己说：那是一种恋爱的前奏，注意：这些梦惊人地向前推进，我们对此几乎没有觉察。同样，除了一些相对来说十分罕见的情况，这仅仅是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我才经常在这里把阿尔贝蒂娜的谎话与她（有关同一主题）最初的说法加以对比。这最初的说法，往往因为我看不到结尾，而且推测不出以后会有哪种前后矛盾的断言与其对应，故而它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我的耳朵当然听到过，但是我没有将它从阿尔贝蒂娜的一连串话语中单独抽出来。后来，当我面对明显的谎言，或当我产生了某种惶惶不安的疑虑而打算进行回忆时；却是枉费心机，我的记忆没有及时得到通知；记忆以为保存副本是没有必要的。

    我嘱咐弗朗索瓦丝在她让阿尔贝蒂娜离开大厅时打电话通知我，并且把阿尔贝蒂娜带回来，不管她是否乐意。“她要是不乐意回来见先生，那真做绝了。”弗朗索瓦丝回答——“可我不知道她是否喜欢见我。”——“那她未免太忘恩负义了，”弗朗索瓦丝又说。对阿尔贝蒂娜的嫉羡折磨着她，正象多年前对我姨妈身边的欧拉莉的嫉羡折磨过她一样。弗朗索瓦丝不知道阿尔贝蒂娜在我身边的这种地位不是她寻求的，而是我一手造成的（出于自尊心，也为了激怒弗朗索瓦丝，我宁可对她保密），她对阿尔贝蒂娜的机灵既欣赏又嫌恶，她对其他佣人谈到阿尔贝蒂娜时称她为随心所欲地摆布我的“女戏子”、“女骗子”。她还不敢向阿尔贝蒂娜开战，只是对她和颜悦色，在我面前炫耀她在阿尔贝蒂娜与我的关系中为她出的力，心里却想对我说什么也无济于事，她什么目的也达不到，只有窥伺机会；一旦她在阿尔贝蒂娜的处境中发现一个破绽，她定会加以扩大，并且把我们彻底分开。“忘恩负义？噢不，弗朗索瓦丝，我觉得忘恩负义的是我，您不知道她对我有多好。（装作被爱对我来说是那样的甜蜜！）快走吧。”——

    “我要跑了，马上跑。”

    她女儿的影响开始稍微改变着弗朗索瓦丝的词汇。所有的语言就是由于增添了新的语汇而失去其纯洁性的。弗朗索瓦丝这种言语上的堕落（我熟悉她言语上的全盛时期），我对此也负有间接的责任。假如弗朗索瓦丝的女儿仅仅同她的母亲讲方言，那么她大概还不会使她母亲的传统语言蜕变为最低贱的行话，女儿从来没有摈弃这种方言，当她们俩在我身边时，如果她们之间有悄悄话要说，她们就在我的卧室中用方言讲，而不是关在厨房里交谈，讲方言是比关紧的门扉更不可逾越的一道屏障。我仅仅猜到母亲与女儿并不总是生活得很融洽，这一点我可以通过我能分辨的唯一一个词：“m′esasperate①”的频繁出现加以判断（除非这个令她们恼怒的家伙是我）。不幸的是，最不熟悉的语言最终也能学会，如果人们总听这种语言的话。我很遗憾这是方言，我终于懂得了这种方言，如果弗朗索瓦丝习惯于用波斯语表述的话，我大概也会学得同样好。当弗朗索瓦丝发现我的进步时，她加快了讲话的速度，她的女儿也一样，但是这无济于事。弗朗索瓦丝先是为我懂得方言而发愁，继而又为听到我讲方言而高兴。其实，这种高兴是一种嘲讽，因为尽管我的发音最终几乎和她一样，她仍然从我们俩的发音中找到了令她开心的巨大差别，她开始为自己再也没有看到故乡的人而感到遗憾，而许多年来，她从未想到过他们，据她说，她的乡亲们要是听到我讲一口如此蹩脚的方言定会捧腹大笑，她真想听听这笑声。仅仅这个念头就使她充满快乐和遗憾，她一一列举出这个或那个会笑出眼泪的农民。然而不管如何，任何喜悦都未能调和我懂得她们的方言而引起的悲哀，尽管我方言讲得很糟。当人们试图阻拦的那个人可以使用一把万能钥匙或者一把撬门铁棒时，钥匙就变得毫无用处了。既然方言变成了一道毫无价值的屏障，她便开始跟她的女儿讲法语，这种法语很快变成了近代法语——

    ①方言中“令我恼怒”的意思。

    我已经穿戴完毕，弗朗索瓦丝还没有打来电话；不等电话就动身吗？然而谁知道她有没有找到阿尔贝蒂娜？谁知道阿尔贝蒂娜会不会在后台？还有，即使碰到弗朗索瓦丝，阿尔贝蒂娜是否愿意跟她回来？半个小时之后，电话铃响了，我的心中交织着希望与恐惧。那是一位电话员接过来的，一连串即刻飞来的声音给我送来了女接线员而不是弗朗索瓦丝的讲话，因为面对她父辈未见过的东西而感到的一种祖传的腼腆和忧伤使她宁可拜访传染病人也不去接近电话听筒。她在戏院后座的过道上找到了孤身一人的阿尔贝蒂娜，后者仅仅去通知安德烈说她不留下了，随即很快回到了弗朗索瓦丝那里。“她没有生气吗？噢！对不起！请您问一下这位夫人，那位小姐有没有生气……”——“这位夫人让我转告您，她没有生气，一点没有生气，恰恰相反，总而言之，即使她不高兴也看不出来。她们现在要去三区商店，两点钟回来。”我心里明白，两点钟意味着三点钟，因为现在已经两点多了。但是弗朗索瓦丝身上具有这些独特的、一贯的、无可救药的、被我们称为病症的缺点，其中之一就是永远无法看出并且说出准确的时辰。当弗朗索瓦丝看见她的手表指在两点钟而她却说：现在一点钟，或者现在三点钟时，我永远无法理解，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源于弗朗索瓦丝的视力，她的思想还是源于她的语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现象始终存在。人类太古老了。遗传、交配为恶劣的习惯，荒谬的反应增添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个人之所以打喷嚏和嘶嘶喘气是因为他经过一株玫瑰旁边的缘故；另一个人则因为闻到刚刷的油漆味道而出现皮疹；许多人因为必须去旅行而感到腹痛，小偷的孙子即使成了百万富翁而且慷慨大方，他们仍然忍不住要偷我们五十法郎。至于弗朗索瓦丝为什么不可能准确地说出钟点，她从来没有在这方面为我提供任何线索。因为尽管这些不准确的回答通常使我发怒，然而弗朗索瓦丝既不打算为自己的错误道歉，也没有对此作出解释。她默默无语，仿佛没有听到我的话，这终于使我火冒三丈。我真想听到一句辩解的话，哪怕只是为了在她身上打开一个缺口；但是除了无动于衷的沉默之外什么也没有。总而言之，今天的事毫无疑问，阿尔贝蒂娜将在三点钟与弗朗索瓦丝一起回来，阿尔贝蒂娜不会看见莱娅和她的女友们。阿尔贝蒂娜与她们重新接上关系这一危险一旦得以避免，马上就在我眼前丧失其重要性，看到这种危险那么容易避免，我十分吃惊我竟然以为自己无法避免这种危险。我对阿尔贝蒂娜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激之情，正如我看到的那样，她并不是为了莱娅的女友们而去特罗卡德罗的，她用离开日场演出，被我招之即来的举动向我表明她是属于我的，甚至将来也属于我，这一切超过了我的想象。当一个骑车人给我带来她的一张便条时，我对她的感激之情又增加了许多，她让我耐心，其中还有这些她习以为常的客套话：“我亲爱的，亲爱的马塞尔，我要比这个骑车人晚到，我真想骑上自行车尽快赶到您的身边。您怎么能以为我会生气，有什么比跟您在一起更使我愉快呢？两个人一起出去该有多好，永远两个人一起出去就更好了。您产生了什么念头？这个马塞尔！这个马塞尔！全心全意属于您，你的阿尔贝蒂娜。”

    我为她买的连衫裙，我对她提到过的游艇，福迪尼制的晨衣，这一切不是对阿尔贝蒂娜的这种顺从的回报而是这种顺从的补充，因而这一切在我看来就象我所享受的种种特权；因为一个主人的义务和责任也是他统治的部分内容，这些义务和责任就象他的权利那样明确和证实了他的统治。而她承认我拥有的这些权利恰恰赋予我的责任以其名副其实的特征：我有一个属于我的女人，她一见我即兴给她的字条便立即郑重其事地让人打电话告诉我她马上回来，让人把她带回来。我比自己想象得更象主人。更象主人意味着更象奴隶。我不再是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阿尔贝蒂娜。我确信她正在与弗朗索瓦丝一起采购，她将用弗朗索瓦丝一起在一个临近的时刻回来，我简直想推迟这一时刻，这种确信就象一颗绚丽而又祥和的星辰闪耀着眼前这段时间，我觉得若是让我单独一人度过这段光阴也许会有更大的乐趣。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使我从床上起来准备出去，但是这种爱又使我无法从我的外出中得到享受。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天，一些年轻的女工，时装店女店员，轻佻的女人大概会去树林散步。而凭着时装店女店员、年轻的女工这些词（我看到一个专有名词或在一篇报导一次舞会概况的文章中看到一个少女的名字时也常会这样），凭着一件白色女上衣，或一条短裙的形象（因为在这些词语和形象背后我放上了一个可能会爱上我的陌生女人），我独自一人杜撰出一些令人向往的女人，我对自己说：“她们该是多么令人喜爱啊！”然而，既然我不会一个人出去，即使她们令人喜爱，这对我又有什么用呢？我利用自己仍然单独一个人的机会，半掩上窗帘以免阳光妨碍我看乐谱，我坐到钢琴前，随手翻开摊在那里的凡德伊奏鸣曲，开始弹奏起来；因为阿尔贝蒂娜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但是她肯定会回来，我既有时间，又有精神上的安宁。我沉浸在对她与弗朗索瓦丝一起回来的那种充满安全感的期待以及对她的温顺的信任之中，仿佛沉浸在跟屋外的阳光同样温暖的内心阳光的无上幸福之中，我可以支配我的思想，使之与阿尔贝蒂娜暂时分离，专心致志于奏鸣曲。我甚至没有去致力发现奏鸣曲中快感的主题与焦虑的主题的组合现在是多么切合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这种爱里曾长久不存在嫉妒以至我曾私下里对斯万说我对嫉妒这种感情一无所知。不，我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首奏鸣曲，将它视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作品，流泻的音响将我带回到贡布雷的那些日子——我不是指在蒙舒凡和梅塞格里斯那边的那些日子，而是在盖尔芒特一带的那些散步——那时我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艺术家。其实，在放弃这个雄心的同时，我是否也放弃了某种现实的东西呢？生活能否用艺术给我安慰呢？在艺术中是否有一种更加深刻的现实呢？在这种现实中，我们的真实个性得到了一种表现，而生活的行为却没有使我们的个性得到表现。实际上，每个伟大的艺术家与其他人是如此截然不同，他使我们那么强烈地感觉到个性，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寻找不到的！就在我想到这里的同时，奏鸣曲的一个节拍使我感到震惊，而这个节拍我是相当熟悉的，但是专心致志有时会使长期以来就熟悉的东西闪耀出不同的光彩，我们从中发现了我们在熟悉的东西中从未见过的东西。在演奏这个节拍时，尽管凡德伊正在那里表述一个与瓦格纳完全无关的梦，我却情不自禁地低声咕哝了一声：《特里斯丹》，并且微笑了，就象一个家族的朋友从未见过其祖父的孙子的一个语调，一个动作中重又见到其祖父的某种东西时那样微笑。正如人们打量一幅能够使人确证相似之处的照片那样，我在谱架上，在凡德伊奏鸣曲上面摆上《特里斯丹》的乐谱，这天下午，在拉穆勒的音乐会上恰好要演奏这首乐曲的片断。我欣赏拜罗伊特①的大师时丝毫不带某些人的顾虑，那些人和尼采一样，责任命令他们在艺术和生活中逃避那诱惑他们的美，他们要摆脱《特里斯丹》正如他们否认《帕西发尔》②，他们通过精神上的禁欲，逐渐的苦苦修行，沿着最血腥的苦难之路，终于升到对《隆朱莫的驿站马车夫》的彻底认识和完全欣赏。我意识到瓦格纳的作品中存在的一切现实的东西，我再次看见在一段乐曲中出现的执着而又短暂的主旋律，它们消失后又卷土重来，它们有时遥远，缓和，几乎断裂，而在其他时刻，在始终模糊不清的同时却又是那样的急促，那样的迫近，那样的内在，那样的有机，那样的发自肺腑，人们会说，这不象是一种主旋律的反复，倒更象是一种神经痛的发作——

    ①拜罗伊特是瓦格纳的出生地。

    ②《帕西发尔》：是瓦格纳作的一部三幕歌剧。

    音乐在这一点上与阿尔贝蒂娜那一伙相去甚远，音乐帮助我自我反省，从中发掘新的东西：那就是我在生活中、旅行中枉然寻找的多样性，而让它那阳光照耀的波浪逐渐在我身旁减弱的音响之波涛则勾起了我对这种多样性的憧憬。双重的多样性。正如光谱向我们显示了光的组合，瓦格纳的和弦，埃尔斯蒂尔的色彩使我们认识另一个人的感觉中质的要素，而对另一个人的爱却无法使我们深入这种要素。还有作品本身内在的多样性，通过真正成为多样性的唯一方法：集中多种个性。当一个平庸的音乐家声称自己在刻划一个骑士侍从，一个骑士时，他其实在让他们唱同样的乐曲，相反，瓦格纳却在每个名称底下放进了一种不同的现实，每当他的骑士侍从出现时，那是一个独特的，既复杂又简单的形象，这个形象带着喜悦与封建的两种线条的相互冲突，记载在广阔的音响之中。因而是由许多音乐充实而成的那种音乐是丰满的，其中的每一种音乐都是一个生命。一个生命，或者说是大自然的一种瞬间景观给人的印象。即便是大自然中那些与大自然给我们的感触最不相关的事物，也保持了其外部的，完全确定的现实；一只小鸟的啼唱，一个猎人的号角声，一个牧人用芦管吹出的曲调都在天边勾勒出自己的音响形象。当然，瓦格纳会接近和把握这种音响形象，将它写进一首管弦乐，使之服从于最高的音乐意念，同时又仍然尊重这种音响形象的原来特征，正如一个做木箱的木匠会考虑他要加工的木头的纤维和独特的木质那样。

    在这些作品中，在行动的旁边，在不仅仅是一些人物名字的那些个体旁边，对大自然的沉思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尽管这些作品极其丰富，我想他的作品仍然多么明显地——即使是极为巧妙地——具有永远不完整的特征，这就是十九世纪所有伟大作品的特征；在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都没有把他们的著作写好，但是他们在工作时仿佛自己既是工人又是法官，他们从这种自我观照中抽出外在于作品而又高于作品的一种新的美，又回溯既往地给予作品一种它原先所没有的统一性和宏大气魄。即使不停留在事后从自己的小说中看到一出《人间喜剧》的那个人身上，也不停留在把互不协调的诗歌或散文称为《历代传说》和《人类圣经》的那些人身上，然而难道不能说，这后一本书如此精彩地体现了十九世纪，以致米什莱最伟大的美不应该从他的作品本身去寻找，而应该从他对自己作品的态度中去寻找，不应该从他的《法国史》或者《大革命史》中去寻找，而应该从他为这两本书所作的序言中去寻找吗？序言就是写在作品之后的那些篇章，他在序言中审视这些作品，在序言中还必须在这里或那里加上通常以：“我要把这一点说出来吗？”开头的句子，那不是学者的谨慎，而是音乐家的一段华采。另一个音乐家，即此时此刻使我陶醉的瓦格纳，从他的抽屉里取出一个美妙的片断，把它作为事后看来是很必要的主旋律放进一部作品，而他在写作这个片段时并没有想到这部作品，接着，他写出了第一出神话歌剧，继而是第二部，然后又是其他作品，当他突然发觉他刚刚写完一部四部曲时，他大概有点感受到巴尔扎克用一个陌生人和一个父亲的目光打量他的作品时体验到的那种陶醉，巴尔扎克在这部作品中发现了拉斐尔的纯洁，在另一部作品中发现了福音书的简朴，当他给他所有的作品投去回照的光芒时猛然发现，如果这些作品组成一个系列效果会更好，在这个系列中相同的人物可以重新出现，为了衔接这些作品，他给自己的作品增添了最后的，也是最出色的一笔。这个整体是后来形成的，但并非是仿造的，否则就会象平庸作家们的无数体系那样化为齑粉，这些作家用上大量的标题和副标题便自以为是在追求一个统一的卓越超群的构思。并非是仿造的，也许正因为它是后来形成的，是诞生于一个充满热情的时刻的整体所以它才更加真实，在这个时刻，整体是从只需重新聚合的片断中被发现的；整体对自身一无所知，所以它是内在的、非逻辑的，整体没有摈弃多样性，没有把制作搁置一边。整体（然而这次适用于全部）犹如另外组成的、诞生于一种灵感的片断，而不是出于一个论题人为发展的需要，尔后再与其余的东西融合成一体的片断。在绮瑟归来之前的一大段管弦乐章前面，是作品本身吸引了几乎被一个牧人遗忘的芦管曲调。而且毫无疑问，当乐队把握了芦管的音符，对它们加以改造，使它们与自身的陶醉水乳交融，打乱它们的节奏，让它们的声调焕发出光彩，加速它们的运动，增加它们的器乐性时，乐队就越是靠近大殿，毫无疑问，当瓦格纳在他的记忆中发现了牧人的曲调，将它收入他的作品，使之产生其全部意义时，瓦格纳本人就越是高兴。而且这种欢乐始终伴随着他。他的身上尽管有诗人的忧伤，但是制作者的轻松愉快却安慰和超越了——不幸的是也稍微摧毁了——这种忧伤。然而，我既被我刚才在凡德伊与瓦格纳的乐句之中发现的相同之处，也被这种火山爆发式的灵巧扰得心绪不宁。难道就是这种灵巧使人以为大艺术家的作品具有一种固有的、不可制服的独特性，表面上象是一种超人的现实的反映，其实却是精心制作的产物？如果艺术只是这种东西，那么艺术并不比生活更加真实，而我也就不必有这么多的遗憾了。我继续演奏《特里斯丹》。与管音响的屏障把我与瓦格纳隔开，我还是听见了他狂喜并邀请我分享他的欢乐的声音，我听见那永远年轻的笑声和西格弗里德①的锤击声愈益加强；此外，最令人惊奇的是那些乐句，艺术创造者的灵巧技艺只是使这些乐句更加自如地离开地里，这些飞鸟不象洛亨格林②中的天鹅而更象飞机，我在巴尔贝克看见这种飞机把自己的能量化作飞升、在波涛上翱翔，然后消失在天空当中。也许，正象飞得最高最快的鸟类拥有最强壮的翅膀一样，人们也需要这些粗笨的机器去探索无限，需要标志着神秘的一百二十马力，然而不管飞得多高，强大的马达轰鸣声多少会妨碍人们去体味天空的沉寂——

    ①西格弗里德是瓦格纳的歌剧，四部联剧中的一部。

    ②洛亨格林是瓦格纳的歌剧。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至此一直追溯着音乐回忆的梦幻流程突然转向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演奏者，并且有点评价过高地把莫雷尔列入其中。紧接着，我的思绪作了一个急转弯，我开始想到莫雷尔的性格，他性格上的某些独特之处。此外——这一点可以与折磨他的神经衰弱相关联而不是相混淆——莫雷尔习惯讲述他的生活，但是他把他的生活描述得如此晦暗以至别人很难分辨出任何东西。比方说，他完全听凭德-夏吕斯先生差遣，条件是他晚上必须自由，因为他想在晚饭后去上一堂代数课。德-夏吕斯先生表示同意，但是要求在上完课后看见莫雷尔。“这不可能，那是一幅古老的意大利油画（这个玩笑搬到这里毫无意义；但是德-夏吕斯先生曾经让莫雷尔阅读《情感教育》，在倒数第二章中弗里德里克-莫罗说过这句话，莫雷尔在开玩笑时总是在“不可能”后面加上：“那是一幅古老的意大利油画”），这堂课经常上到很晚，而这对教授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他当然会生气的……”——“根本不需要上什么课嘛，代数既不是游泳也不是英语。完全可以从一本书中自学，”德-夏吕斯先生反驳道，他立即从代数课猜测出人们根本无法弄清的景象之一。也许莫雷尔是去跟一个女人同床共枕，也许是莫雷尔打算用不正当的手段挣钱，参加了秘密警察，同保安警察一起出去执行任务，谁知道呢？更糟的是在一家妓院里等待人们可能需要的某个小白脸。“从一本书中学甚至更加容易，”莫雷尔回答德-夏吕斯先生说，“因为代数课上什么也听不懂。”——“那你为什么不在我家学代数，你在这里不是更加舒服吗？”德-夏吕斯可以这样回答，但是他没有说出口，心里却明白，只要能够确保晚上的时间，假想的代数课马上会变成一堂必不可少的舞蹈课或者绘画课。在这一点上，德-夏吕斯先生大概发觉他弄错了，至少是错了一部分：莫雷尔经常在男爵家解方程式。德-夏吕斯先生提出异议，认为代数对一个小提琴家毫无用处。莫雷尔则反驳道，代数是消磨时间和对付神经衰弱的一种消遣。毫无疑问，德-夏吕斯先生可以试着去打听和了解这些神秘而又必要的，只在夜间才教授的代数课的真相。但是德-夏吕斯先生过深地陷于社交事务，没有精力去弄清楚莫雷尔究竟在忙些什么。接待客人或者出门拜访，在社交圈里打发时间，在城里用晚餐，去戏院看夜戏，这一切使他无法去想这件事，也无法去想莫雷尔既粗暴又阴险的恶意，据说，莫雷尔在他去过的各界和不同城市里对自己的这种恶意又是张扬又是隐瞒，在这些地方，人们只是带着一种恐惧的战栗压低声音谈论他，而又不敢讲述任何事情。

    不幸的是，他今天让我领教了这种恶毒的神经质的一次发作，当时我离开了钢琴，下楼来到院子里，为的是赶在尚未到来的阿尔贝蒂娜之前。在我经过絮比安的店铺前面时，莫雷尔和我以为即将成为他妻子的女人正单独在那里，莫雷尔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发出一种农民般的、通常受到抑制，而且是十分古怪的声音，我不知道他会有这种声音。他说的话也同样古怪，从法语的角度来看有不少错，不过他对一切都懂得不透彻。“您给我出去，荡妇，荡妇、荡妇，”他向那个可怜的姑娘反复嚷道，她一开始显然不明白他想说什么，接着她浑身颤抖而又高傲地呆在他面前一动不动。“我叫您出去，荡妇，荡妇；去找您的舅舅来，我要对他说您是什么货色，婊子。”正在这时，院子里响起了跟一位朋友一路聊天回家的絮比安的声音，我知道莫雷尔十分懦弱，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把我的力量与絮比安和他的朋友的力量加在一起，他们再过片刻就要进店铺了，我重新上楼，以免遇到莫雷尔，尽管（可能是为了用一种也许莫须有的讹诈去吓唬和镇住小姑娘）他很想叫来絮比安，但是在院子里一听见絮比安的声音，莫雷尔就赶紧溜掉了。刚才的这些话算不了什么，它们不能说明我重新上楼时心跳的原因。我们在生活中目击的这些场景从军人们在进攻上称为突然袭击的那种优势中找到了一种不可估量的力量因素，我从阿尔贝蒂娜不留在特罗卡德罗，而即将回到我身边这件事中感到无限恬静的快意也无济于事，我的耳朵里仍然回响着重复过十遍，使我心神不安的词语：

    “荡妇，荡妇。”

    我的骚动渐渐得到平息。阿尔贝蒂娜即将回来。再过一会儿，我将听到她按门铃的声音。我感到我的生活不再象应有的那个样子，我有一个女人，当她即将归来时，我自然应该跟她一起出去，我身上的力量和活力即将逐渐朝着美化她的方向变化，这种生活使我变成了一根不断壮大，然而又被吸取了它积聚的所有养分的丰满果实压得沉甸甸的树枝。与我一个小时之前还有的焦虑相比，阿尔贝蒂娜的归来给我带来的宁静远远超过了早晨她离开前我感受到的宁静。展望未来，我女友的温顺使我几乎成为更有能耐的主人，好象由于她迫在眉睫，令人腻烦，不可避免而又甜美愉快的出现而变得充实和稳定，那种宁静（它使我们不必从自己身上寻找幸福）来自一种家庭的感情和一种驯服的幸福。家庭和驯服：这种感情在我等待阿尔贝蒂娜时曾给我带来了这么多的安宁，接着我在与她一起散步时又感受到了这种感情。她一度摘下她的手套，也许是为了触摸我的手，也许是为了向我炫耀，让我看看她的小手指上在邦当夫人赠送的一枚戒指旁边的另一枚戒指，戒指上镶嵌着一大块晶莹透亮的浅色红宝石叶瓣：“又是一枚新戒指，阿尔贝蒂娜。您的姨妈真慷慨！”——“不，这不是我姨妈的，”她笑着对我说。“这枚戒指是我买的，多亏了您，我才能攒下一大笔钱。我甚至不知道这枚戒指以前是谁的。一个没有钱用的旅客把戒指留给一家旅馆的老板，我去勒芒时就住在这家旅馆。他不知道怎么处置这枚戒指，他打算把戒指低价出售。但是当时这枚戒指对我来说仍然太昂贵了。现在，多亏了您，我变成了一位漂亮的太太，我让人去问他戒指是否还在。戒指就在这里。”——“这样就有好多戒指了，阿尔贝蒂娜。您打算把我要送给您的戒指戴在哪里？总之，这枚戒指很漂亮；我分辨不出红宝石周围的雕镂花纹，看上去象是一个扮鬼脸的男人脑袋。不过我的视力不太好。”——“您的视力即便再好些也帮不了您多大的忙，我也辨认不清呢。”

    从前，我在阅读一些《回忆录》和一部小说时看到，一个男人始终与一个女人一起出去，跟她一起吃茶点，我经常希望自己也能这样做。有时，我以为我已经做到了，我带着圣卢的情妇一起出去吃晚饭就是其中一例。然而，尽管我自以为当时我出色地扮演了我在小说中向往的人物，这种想法使我坚信我在拉谢尔身边应该得到乐趣，而她却没有给我这种乐趣。那是因为，每当我们打算模仿某种确实是真实的东西时，我们忘记了这某种东西并非产生于模仿的意愿，而是产生于一种无意识的而且也是真实的力量；但是，我希望跟拉谢尔一起散步时能感到一种微妙的快意，这一欲望没有能给我带来特殊的印象，而现在我却在根本没有找寻它时感受到了这种特殊印象，然而那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其他真实而又深刻的原因；举一个例子，原因之一就是我的嫉妒心使我无法远离阿尔贝蒂娜，而当我能够出去的时候，我不让她在没有我陪伴的情况下出去散步。我直到现在才感觉到这一点，因为认识不是人们要观察的某些外在之物，而是一些不自觉的感受；因为过去虽然一个女人跟我一起坐在同一辆车中，但只要我还没有每时每刻感到我象需要阿尔贝蒂娜那样需要她，只要我的目光对她的不断爱抚还没有经常把这些需要不断更新的色彩归还给她，只要虽已经平息然而又在回忆的感官还没有把味觉和质感置于这些颜色之下，只要与感官和刺激感官的想象融汇在一起的嫉妒还没有用一种如同万有引力法则那样强有力的代偿吸引力使这个女人在我们身边保持平衡，那么实际上这个女人并没有在我身边。我们的车迅速地驶过大马路和林荫道，两旁林立的旅馆象太阳与寒冷的粉红色结晶，它们令我回想起我在斯万夫人家拜访等待掌灯时菊花雅照的情景。

    我刚好来得及看到一个年轻的水果女贩，一个送牛奶女郎站在自己的门前，晴朗的天气使她容光焕发，就象我不熟悉的小说开端时的女主角，我的欲望足以使她进入妙趣横生的曲折情节，而眼下我在车窗后面与她们的距离就象我在卧室的窗户后面与她们的距离一样的遥远。因为我不能要求阿尔贝蒂娜停车，而这些少妇已经看不见了，我的眼睛适才仅仅分辨出她们的轮廓，并在笼罩着她们的金色雾霭中爱慕地注视她们的清新容貌。我发觉酒商的女儿站在柜台后面或者一个洗衣女工在街上谈话时所感到的激动不亚于人们认出女神时的那种激动。自从奥林匹斯山不复存在之后，出上的居民们就生活在尘世上。当画家为了描绘一幅神话图，把一些从事最平庸的职业的平民女子请来摆姿势，装成维纳斯或塞雷斯时，他们并没有亵渎圣人而只是给这些姑娘奉还和增添了她们所缺少的神的品质和属性。“您觉得特罗卡德罗怎么样，小疯子？”——“离开那里回来跟您在一起我非常满意。我想那是达菲乌设计的。”——“我的小阿尔贝蒂娜真有学问！确实是达菲乌设计的，可我忘了这-点。”——“您睡觉的时候，我就看您的书，大懒虫。作为建筑，它太丑陋了，不是吗？”——“小宝贝，瞧您变得有多快，您变得那样的聪明（这倒千真万确，再者，她能满意地——既然没有其他事令她满意——对自己说在我家度过的时光对她来说至少不完全是浪费，我对此并不感到恼火），所以必要时我会对您说说一般被看作是谬误的，但与我寻求的真理却是一致的某些东西。您知道印象主义是什么吗？”——“知道。”——“那好，您明白我想说的意思：您还记得骄傲者马库维尔教堂吗？埃尔斯蒂尔不喜欢这座教堂，因为那是新的。他这样把建筑物从包罗它们的总体印象中抽出来看，使建筑物离开它们融于其中的光线，并且象一个考古学家那样审视它们的内在价值，这与他自己的印象主义不是有点相互矛盾吗？当他绘画时，难道一家医院，一所学校，一张墙上的招贴不是跟旁边的一座无法估价的教堂具有同样的价值，构成一幅不可分割的图景吗？您再回想一下，阳光是如何焙烤着教堂的正面，马库维尔这些圣人的雕像如何浮现在光线之中。一座崭新的建筑看上去古老或者不古老又何妨？古老的街区蕴含的那种诗意已经被榨干了，但是在新的街区里，用新近开凿出来的白得过份的石块为富有的小资产阶级新建的某些房屋不是用一声樱桃味一般尖酸的喊叫划破七月正午酷热的暑气吗？这时，商人们回郊区吃午饭，这喊叫是等待午餐在昏暗的餐厅里准备就绪时发出的喊叫，餐厅里摆刀具时玻璃棱柱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彩如同夏尔特尔大教堂的彩画玻璃一样绚丽。”——“您太好了！如果我有朝一日变得聪明的话，那也是您的功劳。”——“在一个晴朗的白天，为什么把视线从拥有长颈形塔楼的特罗卡德罗移开呢？那些塔楼令人想到帕维的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坐落在高地上居高临下，也令我联想起您收藏的一幅曼坦那的仿制品，我想那就是《圣塞巴斯蒂安》，画面的远景上有一座梯形的城市，人们可以肯定那城市里有特罗卡德罗。”——“您瞧，可不是吗！不过您是怎么看到曼坦那的仿制品的呢？您真让人震惊。”我们来到最有平民气息的街区，每个柜台后面站立着一个女仆维纳斯，把柜台变成了一个市郊的祭坛，我真想在这个祭坛脚下度过我的一生。

    正象人们在过早地死去之前会做的那样，我估算着阿尔贝蒂娜彻底结束我的自由后我被剥夺的种种乐趣。在帕西，就在车行道上，因为交通堵塞，一些互相搂着腰的少女以她们的微笑使我赞叹。我没有时间细加分辨，但不可能是我对她们美化了；因为在任何人群中，在任何一群少女当中，总不难遇到一个外形高贵的头像。因此节日里嘈杂拥挤的平民人群对于沉湎声色之辈来说是可贵的。就象能从中发掘出古代纪念章的一片乱七八糟的荒地之于考古学家那样。我们来到树林。我想，假如阿尔贝蒂娜没有随我一起出来，，我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去香榭丽舍大街的马戏场聆听瓦格纳的狂风骤雨似的交响乐，它使管弦乐队所有的乐弦震颤，犹如席卷一堆轻盈的泡沫那样把我刚才演奏的芦笛调融汇其中，使之飞扬、成形、变样、分隔，卷入一股逐渐增强的旋风。我至少希望我们的散步时间短暂些，希望我们早早回去，因为我已经决定晚上去维尔迪兰家，我没有把这个决定告诉阿尔贝蒂娜。他们新近寄给我的一份请柬被我连同其他的请柬一道扔进了字纸篓。然而今晚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想知道阿尔贝蒂娜下午在他们家希望遇到的是哪些人。说真的，我同阿尔贝蒂娜的关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假使一切照此继续下去，假使事事正常的话），这时一个女人所起的作用只是帮我们过渡到另一个女人。她依然占有我们的心，不过这种占有极少；我们每天晚上都急于寻找陌生女人，尤其是认识她的陌生女人，这些女人会向我们讲述她的生活。因为，她本人，我们已经掌握并且穷尽了她同意给予我们的她自己的一切。她的生活，也还是她自己，却恰恰属于我们不熟悉的那个部分，我们枉费心机地向她打听的那些事情，我们可以从新结识的人的口中探听到。

    如果说我与阿尔贝蒂娜的共同生活使我无法去威尼斯和旅行，刚才假使就是独自一人的话，我本来至少可以结识一下这个晴朗的星期天沐浴在阳光中三三两两的年轻女工，我把她们的美大部分归之于她们的不为我所知的生活。她们的眼睛不是渗透着一种目光吗？人们不了解这种目光所蕴含的种种形象、回忆、期待和轻蔑，又无法将这一切与目光分开。这种生活，即从我们面前走过的人的生活，不是按照其面貌赋予眉头的颦蹙和鼻孔的扩张一种变化不定的涵义吗？阿尔贝蒂娜在场使我无法走向她们，也许因此使我不能停止她们抱有欲望。希望自己保持继续生活的欲望，希望对某种比通常的事物更美妙的东西抱有信仰的人应该出去散步，因为街上、林荫大道上有许多女神。然而女神们却不让别人靠近她们。在这里或那里，在树木之间，在某家咖啡馆门口，一位女招待就象山林水泽的仙女守候在圣林边缘。而尽里面三名少女则坐在她们身旁的自行车巨大的弧圈旁边，犹如腾云驾雾或者乘坐神马进行她们神话般的旅行的女神。我发现，每当阿尔贝蒂娜全神贯注地打量所有这些少女片刻后，她立即朝我转过身来。但是，我并没有过多地被这种静观的紧张性及其在紧张中得到补偿的短暂性所折磨；因为，说到这种紧张的静观，阿尔贝蒂娜往往就这样在一种沉思之中审度我的父亲或者弗朗索瓦丝，也许是因为疲劳，也许那是一个专心的人观察时的独特方式；至于她朝我转过身来的速度之快，可能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阿尔贝蒂娜了解我的疑虑，她大概不打算给这些尽管尚未得到证实的疑虑留下把柄。再者，当阿尔贝蒂娜这样专心凝视时，在我看来似乎是有罪的（即使关注的对象是年轻男人），而我自己就这样关注着所有的年轻女工，却没有一刻认为自己有罪——与此同时，我几乎觉得阿尔贝蒂娜的在场妨碍我凝视她们，走向她们，因此她是有罪的。人们觉得有欲望是无辜的，他人也有欲望则是残忍的。这种涉及到我们或者我们爱恋的女人之间的反差不仅关系到欲望，而且还关系到谎言。比方说，掩饰日趋衰弱的健康状况，还想让外界以为自己身体强壮，隐瞒一样瑕疵，或者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去获得自己喜爱的东西，有什么比这类谎言更为常见的呢？那是保存自身最必要的最常用的工具。然而我们却试图把谎言排斥在我们爱恋的女人的生活之外，它正是我们到处窥伺、侦察和憎恶的东西。它使我们心烦意乱，足以导致一种决裂，在我们看来它似乎隐瞒了最严重的缺陷，除非它隐瞒得极其巧妙使我们没有任何怀疑。我们正处于这样古怪的境地：我们对一种病原是那样的敏感，这种病原到处迅速而又大量的繁殖使它对于其他人变成无害的，而对不再有免疫力的不幸之人却变得十分危险！

    这些漂亮少女的生活——由于长期隐居的缘故，我难得遇见这样的姑娘——在我以及在唾手可得的成功没有减弱想象能力的所有人看来，是某种与我熟悉的东西完全不同而又令人向往的东西，就象旅行会给我们展示的最美妙的城市一样。

    在我认识的女人身边或者在我去过的城市里感受到的失望并没有使我不受新闻诱惑力的欺骗，不相信这些新闻的真实性。因此，正如看威尼斯——春天这个季节使我憧憬威尼斯而跟阿尔贝蒂娜结婚将使我无法了解这座城市——看威尼斯的全景图（茨基也许会说其色调比真正的威尼斯更美），根本无法代替我的威尼斯之行，这段确定的旅程长度在我看来是必须逾越的，虽然这与我毫无关系；同样，一个拉皮条的女人人为地为我弄来的轻佻女人，无论她多么漂亮，对我来说却根本无法代替那个身段呆板、这时正笑嘻嘻地跟一位女友从树底下走过的女人。我从一家妓院中找到的女人即使更加漂亮，也不是一码事，因为我们不能象打量一小块蛋白石或玛瑙那样打量我们不认识的一位姑娘的眼睛。我们知道，使这双眼睛呈虹色的一小束光线或者使它们闪闪发光的晶亮颗粒，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切，却看不到它表达的思想、意志以及记忆，那里面有着我们不熟悉的家族以及我们羡慕的挚友。能够把握这一切是那样的困难，那样的艰巨，这一点比目光本身的实际美更能赋予那目光以其自身的价值（由此大概可以说明，一个年轻男人在一个听说他是威尔士亲王的妇女的想象中能激发起一连串奇想，当她得知自己认错人的时候她就不再注意那个男人了）。在妓院中得到个轻佻女人，这意味着得到一个被抽掉了渗透她的、而且我们渴望与她一起拥有的陌生生活的女人，这意味着我们在接近实际上已变成纯粹宝石的一双眼睛，接近一个象朵皱起的花朵那样毫无意义地皱起的鼻子。不，我与阿尔贝蒂娜的共同生活使我丧失掉的，恰恰就是这个正经过那里的陌生女郎，假使我想继续相信她是真实的，我就必须忍受她的抵抗，并据此改变我的行动方向，我就必须迎战一次侮辱，然后卷土重来，争取得到一次约会，在工场的出口处等待她，逐步了解这个小姑娘的生活所由组成的一个个细节，吃透我所寻找的乐趣对她包含的蕴意，跨过由于她的不同习惯和她的独特生活而造成的我与我想得到的她的关注和青睐之间的距离，正如假使我想相信比萨是真实的，我就必须坐火车长途跋涉，这样，我就会看到它，它对于我也将不只是一种世界性的景观展览。然而欲望和旅行之间的这些相似性本身使我下决心总有一天要进一步把握这种不可见的而又与信仰或者与物理中的气压同样强烈的力量的性质，这种力量把我不认识的都市、女人托举得如此之高，而当我已接近她们以后，这种力量便抽身逃遁，让她们立即坠落到最最平庸的现实底层。稍远处，另一个小女孩跪在她正摆弄的自行车旁边。自行车一修好，年轻的女骑手就登上她的自行车，然而她不是象男大那样跨上去的。自行车颠簸了一会儿，女孩的身上仿佛扬起了风帆，插上了巨大的翅膀；不久我们就看到这个半是凡人半是飞人，半是天使半是谪仙的年轻女子飞快地远离而去，继续她的旅程。

    这恰恰是阿尔贝蒂娜在场时我与阿尔贝蒂娜的生活从我这里剥夺掉的东西。是她从我这里剥夺掉的吗？难道我不该想相反是她满足了我吗？如果阿尔贝蒂娜没有与我一起生活，如果她是自由的，那么我就会把所有的这些女人想象成她的欲望和她的乐趣可能的，很有可能的对象，而且我有理由这样做。在我眼里，她们就象这些舞女，在一出恶鹰出没的芭蕾舞剧中，她们有时代表对一个人的诱惑，有时又把自己的箭射向另一个人的心窝。轻佻的女工，年轻的姑娘、女演员，但愿我能憎恨她们！作为憎恶的对象，在我看来，她们本该被排斥在天地万物的美之外。阿尔贝蒂娜的顺从在使我不再因她们感到痛苦的同时又把尘世的美归还给她们。拔掉了心中的嫉妒这根刺，这些女人对于我已毫无伤害，我就有闲情逸致欣赏她们，爱慕地注视她们，以后也许是以更亲密的方式。在幽禁阿尔贝蒂娜的同时，我便把所有这些在散步中，在舞会上，在剧院里微微作响的绚丽多彩的翅膀还给了宇宙，但它们对我来说重新变得具有诱惑力。因为她，阿尔贝蒂娜，再也不会受到它们的诱惑了。这些闪光的翅膀构成了尘世的美。它们从前也构成了阿尔贝蒂娜的美。正因为我将她看作一只神秘的小鸟，继而是海滩上令人想望，也许是已经到手的大演员我才觉得她美妙绝伦。某天晚上我看见那只小鸟在堤岸上踱步，周围是一群不知来自何方的海鸥似的其他少女，这只小鸟一旦被捉在我家中，阿尔贝蒂娜就失去了她所有的光彩，连同别人拥有她的一切可能性。她逐渐失去了她的美。我想象她在散步时没有我作伴，而由这个女人或那个年轻男子陪同，必须有这样的散步，我才能再次看到她沐浴在海滩的绚丽色彩之中，尽管我的嫉妒与我的想象乐趣的减退不能等同视之。但是，尽管有这些突如其来的振奋，在这种时刻由于她被别人垂涎，她在我眼里重新变得很美，我仍然完全可以把她在我家逗留的那段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她依然是海滩上那个光彩照人的女演员，尽管其光彩日渐黯淡；在第二个阶段，她变成了一个忧郁的囚犯，沦落到平庸乏味、暗淡无光的地步，只有在我对过去的重新回忆的闪电中，她才重新恢复自己的光彩。

    有时，在我对她最冷淡的那些时辰，我勾起了对很久以前的回忆，那是在海滩上，当时我还不认识她，我对离我不远的那位夫人极为反感，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她跟这个女人有过来往，她放声大笑，同时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我。光滑平展的蓝色大海在四周拍击出轻微的响声。在海滩的阳光下，置身于女友之中的阿尔贝蒂娜是最美的一个。那是一位花容玉貌的少女，在辽阔大海的这个习惯的背景下，她，受到欣赏她的那位夫人珍视的她，就这样冒犯了我。这个举动具有决定意义，因为那位夫人也许回到了巴尔贝克，她也许注意到阿尔贝蒂娜已经从发亮而又嘈杂的海滩上消失了；但是她不知道这个少女住在我家，唯我独钟。蔚蓝色的汪洋大海，忘记她对这位少女的偏爱以及转而偏爱其他人，沉溺于阿尔贝蒂娜对我的当众凌辱，把她禁闭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而又牢不可破的首饰盒中。于是，对这个女人的仇恨咬啮着我的心；对阿尔贝蒂娜我也同样仇恨，然而仇恨中却夹杂着对这个备受赞赏，秀发迷人的美丽少女的倾慕，她在海滩上放声大笑就是一种冒犯。羞耻、嫉妒、对最初的欲望以及闪亮的背景的再度回忆重新赋予阿尔贝蒂娜以她昔日的美，她从前的价值。就这样，我在她身边感受到的有点沉重的烦恼与一种令人战栗，充满奇妙的形象和怀恋的欲望交替出现，这要看她是在我卧室中呆在我身旁还是重又自由地呆在我的记忆里，在海堤上，穿着色彩鲜艳的沙滩服装，置身于大海的音乐演奏之中：阿尔贝蒂娜时而象是魔鬼缠身似地退出这个环境，而且并没有多大价值，时而重又置身其间，逃离到一个我无法知道的过去之中躲避我，在那位夫人、她的女友身边冒犯我，喷溅的波涛或者眩目的阳光，阿尔贝蒂娜就象某种具有两牺性的爱人，或者置身于海滩或者回到我的卧室。

    在另一处，一大群人正在玩球。所有这些少女都想充分享受阳光，因为二月的白昼尽管如此明媚，却持续不久，白日的光辉终将衰退。在夜慕降临之前，我们还有黄昏这段时光，因为在径直来到塞纳河之后，我们下车走了很久，阿尔贝蒂娜欣赏的是塞纳河冬天湛蓝的水面上闪耀的红色帆船，远方明亮的地平线上犹如孤零零一朵丽春花那样缩成一团的一幢瓦房，在更远的地方，圣克鲁仿佛是零零星星、容易破碎和并行排列的化石，她的在场却使我无法欣赏这些景致。甚至有时我还把自己的手臂伸给她，我觉得她的手臂勾住我的手臂形成的这个连环把我们两个人联成了一体，并且把我们两个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我们平行的，继而是靠近和并拢的影子在我们脚下勾勒出一幅令人陶醉的图景。毫无疑问，在家里，阿尔贝蒂娜与我同居，是她躺在我的床上，这已经使我觉得妙不可言。然而，在我如此喜爱的布洛尼湖前，在树林下，恰恰有她的身影，她的大腿和她的上身完美而又简洁的影子，在我的身影旁边，太阳用水彩笔在小径的沙砾上画下了她的身影，这就好比是把我们俩在家的情景朝外输出，朝大自然中输出。我在我们俩影子的交融中感到一种魅力，它也许不如我们俩肉体的接近和交融那样实际，但却同样亲昵。然后，我们重新上车。汽车在蜿蜒曲折的小径中往回开，一路上披挂着长春藤和荆棘的冬季树木象废墟，仿佛通向一位魔术师的住宅。刚刚走出阴森森的树林，一离开森林，我们重又见到了天日，天色尚早，我想晚饭前我还有时间干我想干的一切，然而才过了一会儿，当我们的汽车接近凯旋门时，我突然间在巴黎上方惊奇而又恐惧地看到一轮过早露面的满月，犹如一只停止不动，使我们觉得已经迟到的时钟的圆盘。我们对车夫说我们回家。对她来说，也就是回到我家。无论多么惹人喜爱的女人都必须离开我们回家去，她们的在场不可能让我们感到坐在汽车尽里面，在我身边的阿尔贝蒂娜给我的那种安详，这种在场不是把我们引向人们彼此隔开的空虚时辰，而是把我们引向更为牢固的结合，更好地禁闭在我的家中，那也是她的家，这是我占有她的具体标志。当然，为了占有就必须有欲望。我们只有在心怀爱意的情况下才会占有一根线条、一个平面、一个立体。但是，在我们散步的时候，阿尔贝蒂娜对我来说不象从前的拉谢尔，她不是一种由肉体和衣料组成的浮灰。在巴尔贝克，我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双手凭藉想象扎扎实实地构筑着她的肉体，温情脉脉地润色着她的肉体，所以现在，我在这辆车中不用贴近阿尔贝蒂娜也能触摸和控制这个肉体，我甚至用不着看见她，我只要听见她说话就足够了，假使她不言语的话，我只要知道她在我的身边就足够了；我的感官编织在一起完全包围了她，来到住宅前面，她理所当然下了车，我停顿了片刻，告诉司机让他回来接我，但是我的目光却仍然包围着她，她在我的前面走进拱门，看着她这样举止笨重、满脸红光，体态丰腴囚犯般十分自然地跟我一起回家，犹如我自己的妻子，看着她在墙壁的护卫下消失在我们的住宅之中，我总是体会到那份懒懒的居家的安宁，不幸的是，她似乎觉得自己置身于监狱，并且同意、德-拉罗什富科夫人的观点，当人们问这位夫人呆在象利扬库尔那样漂亮的住宅里她是否感到满足时，她回答说：“世上没有漂亮的监狱，”我可以从那天晚上我们在她的卧室里两个人单独吃晚餐时她的那种忧虑而又倦怠的神情中看出这一点。我对此先是毫无觉察；我还懊丧地想，如果没有阿尔贝蒂娜（因为在一家旅馆中她会整天与许多人接触，跟她在一起我会饱尝嫉妒的痛苦），我这时可能在威尼斯的一家小餐厅吃晚饭，这些小餐厅低矮得就象船上的货舱，从那里可以透过四周装饰着摩尔式线脚的拱形小玻璃窗看见大运河。

    我必须补充一点，阿尔贝蒂娜很欣赏我家的那尊巨大的巴布迪安纳青铜像，布洛克有无数理由认为铜像丑陋无比。但他奇怪我为什么保留这尊青铜像时也许就不那么有理由了。我从未象他那样追求室内的艺术装饰和布置，我实在懒得去管这种事，我对眼前习以为常的一切都无动于衷。既然我的情趣不在那里，我就有权不让室内装饰细腻别致。尽管如此，我也许应该拿掉铜像。但是，丑陋而又豪华的东西却很有用处，因为这些东西摆在那些不理解我们，与我们的情趣格格不入而又可能被我们爱上的人旁边会产生一种威性，而这种威性是一种美的、而又没有显露出自身的美的东西所缺乏的。然而不理解我们的那些人恰恰就是我们必须施用某种威性的对象，而我们的智慧则足以保证我们在那些上等人身边拥有这种威性。尽管阿尔贝蒂娜已开始有鉴赏力，她仍然对这尊青铜像有某种崇拜，这种崇拜投射在我的身上就变成了一种敬意，这种来自阿尔贝蒂娜的敬意对我至关重要（远比保留一尊有点不太体面的青铜像更加重要），因为我爱阿尔贝蒂娜。

    然而，我受到束缚这种想法突然间不再使我感到难堪，我希望这种束缚持续下去，因为我仿佛觉得阿尔贝蒂娜痛切地感到她也在受束缚。毫无疑问，每当我问她呆在我家她是否愉快，她总是回答我说她不知道在哪里还会比在这儿更加幸福。但是这些话却往往与她那种忧郁和烦躁的神情不相吻合。

    显然，如果她真有我以为她有的那些情趣，那么满足这些情趣受到阻碍就会令她恼火而使我宽慰，如此宽慰以至我觉得我不公正地谴责了她这一假设十分可能，即使按这种假设我很难解释她的苦心刻意的行径：阿尔贝蒂娜设法从来不独自一人自由行动，她回家时不在门前停留片刻，每当她去打电话时总是让某个能够向我重复她的话的人，比如弗朗索瓦丝或安德烈陪伴她，当她和安德烈一起出去过，事后她总让我单独和安德烈在一起，却又不露出有意为之的痕迹，好让我得到关于她们外出的详尽报告。某些很快克制住的不耐烦的冲动与这种奇迹般的驯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些冲动使我自问，阿尔贝蒂娜是否打算挣脱她的枷锁。一些次要的事件佐证了我的设想。有一天，我单独外出时在帕西附近遇见了希塞尔，我们天南海北地聊开了。我立即对她说我经常看见阿尔贝蒂娜，我为自己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她而非常得意。希塞尔问我她在哪里可以找到她，因为她刚好有什么事要告诉她。“什么事？”——“跟她的女伴有关的一些事。”——“什么样的女伴？我也许可以向您提供点情况，这不影响您见她。”——“噢，是些从前的女伴，我不记得她们叫什么名字，”希塞尔含糊其辞地回答道，连忙抽身告退。她离开了我，自以为她的话谨慎得足以让我明白一切。然而谎言终究经不起任何追究，一点点东西就能将它拆穿！如果关系到她甚至不知道姓名的从前的女伴，为什么她“刚好”需要对阿尔贝蒂娜谈谈她们的事呢？“刚好”与戈达尔夫人心爱的口头禅“真凑巧”如出一辙，这个副词只能适用于一种非同寻常、恰到好处，也许是十万火急，与确指的人物有关的东西。此外，她张张嘴，就象人们打呵欠时那样，含糊其辞地对我说（同时身体几乎也往后退，正如她在我们谈话的这一刻开倒车那样）“啊！我不知道，我不记得她们的姓名，”她张嘴说这话的样子使她一脸撒谎像，她的声调与脸是合拍的，而她先前说“我刚好”的那种截然不同、紧张活跃的神情说明了一个事实。我没有盘问希塞尔。即使盘问她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当然，她撒谎的方式跟阿尔贝蒂娜不同。当然，阿尔贝蒂娜的谎言更令我痛心。但是首先，她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她们在撒谎这个事实本身，而撒谎在某些场合是显而易见的。并不是真相显而易见，因为真相隐藏在谎言底下。众所周知，每个杀人犯都自以为已经把一切筹划得滴水不漏，不致被人逮住；到头来，杀人犯几乎总要被逮住。相反，撒谎的人却极少被人发觉，特别是其中被人喜爱的撒谎女人。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在那里做了什么。但是在她说话的时候，在她说到的另一件事，而这件事后面有她没有道出的东西的时候，谎言即刻就被发现，嫉妒之心油然而起，因为人们意识到那是谎言却又无法了解真相。在阿尔贝蒂娜身上，谎言是从人们在这段叙述中已经看到的许多特点中让人感觉到的，主要是通过下面这个特点：当她说谎时，她的叙述便或是贫乏、疏忽，不真实，或者相反，充满过多的旨在使叙述显得真实的细枝末节。无论说谎的人怎么想，显得真实根本不等于真实。人们想听某种真实的东西，却听到仅仅是显得真实的东西，它也许比真实更加真实，也许过份真实，有点音乐欣赏能力的耳朵感觉到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听见一行错误的诗句，或者听到高声把一个词读成另一个词。耳朵对此有所感觉，如果是一个正在恋爱的人，他心里便会惊慌不安。当人们因为不知道一个女人是经过贝里街还是经过华盛顿街，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时，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只要我们明智地持续几年不见这个女人，那么这几米的差距以及那个女人本身将缩小到一亿分之一（也就是缩小到我们无法觉察的数量），那时比格列佛还要大得多的人将会变成任何显微镜——至少是心灵的显微镜，因为无动于衷的记忆显微慎倍数更高而且不那么易碎——都看不见的小矮人！不管怎样，虽然阿尔贝蒂娜的谎言与希塞尔的谎言有一个共同点——即撒谎本身——希塞尔撒谎的方式却不同于阿尔贝蒂娜，也不同于安德烈，然而她们各自的谎言彼此之间却配合默契、丝丝入扣，同时又千变万化，以至这个小小的帮派具有某些商行，比如出版社或者新闻机构的那种不可渗透的严密性，尽管它们的组成人员多种多样，不幸的作者却根本无法知道他是否受到欺诈。报纸或者杂志的主编撒起谎来态度特别真诚、郑重，因为他在许多场合需要欺瞒如下事实，即当他高举起真诚的旗帜对付其他的报纸主编或者戏剧导演以及其他的出版商时，他恰恰在做他所鞭笞过的事情，运用同样唯利是图的手段。公然宣称（正如一个政党的领袖那样，正如任何事物那样）撒谎是可怕的，这样做往往迫使人们在不摘掉庄严的面具，不放下真诚这顶桂冠的情况下比其他人撒谎更多。

    “真诚的人”的协会会员撒起谎来截然不同，而且样子更加天真。他欺骗他的作者犹如欺骗自己的妻子，使用了滑稽笑剧中的一些噱头。编辑部秘书，一个诚实而又粗俗的人撒起谎来直截了当，就象是向您许诺您的房屋将在房屋尚未开始营造之时竣工的一位建筑师。拥有一颗天使般心灵的主编在其他三个人中间周旋，即使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会出于兄弟般情谊的考虑及温柔的同舟共济之情用一句不容置疑的话给他们以可贵的帮助。这四个人生活在永恒的纠纷之中，作者的到来终止了这些纠纷。他们超越个人之间争吵，人人都记得前去援救受到威胁的“部队”这一伟大的军人职责。很久以来，我一直在这个“小帮派”面前扮演着作者的角色，而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如果希塞尔说“刚好”的时候想到了阿尔贝蒂娜的某个女伴，这个女伴一俟我的女友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离开我，便准备跟她一起去旅行，如果她想通知阿尔贝蒂娜时机已经或者即将成熟，那么希塞尔即使粉身碎骨也不会把这些事告诉我的，所以向她提问毫无用处。

    象遇见希塞尔这样的一些相会并不是加深我的疑虑的唯一原因。比方说，我欣赏阿尔贝蒂娜的绘画。而阿尔贝蒂娜的绘画，女囚的这些令人动容的消遣，使我深受感动，我为此向她表示祝贺。“不，画得很糟，可我从来没有上过一堂绘画课。”——“有一天晚上，在巴尔贝克，您可是派人告诉我说您留下来上绘画课。”我提请她回忆那个日子，并且对她说我当时即刻就明白，人们不在这个时辰上绘画课。阿尔贝蒂娜满脸通红。“确实如此，”她说，“我没有上绘画课，我一开始对您撒了许多谎，这一点我承认。但是我不再对您撒谎了。”我真想知道一开始的谎言究竟是哪些！然而我心里预先就清楚，她的招认会是新的谎言。因此我只是拥抱她。我只要她讲出其中的一个谎言。她回答道：“那好吧！比如，我以前说大海的气息让我感到难受。”面对这种恶意，我就不再坚持了。

    为了让她觉得她的枷锁不那么沉重，对我来说最妙的莫过于让她相信我将亲手砸碎她的枷锁。无论如何，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把这个骗人的计划向她和盘托出，她刚刚带着过份的殷勤从特罗卡德罗回来；我所能做的，绝不是用与她决裂的威胁折磨她，而充其量是闭口不谈我那颗感激的心正在编织的与她永远共同生活的梦想。在打量她的时候，我很难克制自己不向她泄露这些梦，也许她也觉察了这一点，不幸的是，梦的表述没有感染力。一个矫揉造作的老夫人的情形，正如德-夏吕斯先生那样，由于他在自己的想象当中只看得见一个骄傲的年轻男子，于是便以为自己也变成了骄傲的年轻男子，正因为如此他变得更加矫揉造作更加滑稽可笑，这种情形更为普遍，一个热恋之中的情夫的不幸就在于他没有意识到当他看到自己面前的漂亮容貌时，他的情妇却看到了他那张原有的脸，这张脸并没有因美的视觉产生的快意而变得漂亮些，恰恰相反。爱情甚至不能说明所有这些普遍情形；我们看不见我们的身体，其他人却看见了，我们“追随着”我们的思想，对其他人来说那是不可见的；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艺术家有时将这种东西显示在他的作品中。因此，作者会使欣赏其作品的人感到失望，因为这种内在的美不完全反映在作者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