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女裁缝的儿子，最大的好处是有裁剪合体的衣服穿，最大的坏处是女裁缝没有丈夫，也就是说你去做女裁缝的儿子，虽然有了母亲，也有了草绿色的几乎乱真的军装，但是你却没有父亲。我们香椿树街上的天赐就是这么个幸运而可怜的孩子，我母亲至今还记得女裁缝把天赐抱在怀中走下轮船的情景，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下着小雪，我母亲在码头上买黑市米，看见女裁缝抱着一个小男孩从轮船上下来，女裁缝用一条围巾把小男孩的脸包住了，一路走一路东张西望，她以手作伞挡着风雪，也想挡住码头上的人们的视线，但我母亲眼睛很好，她大声地问女裁缝，你抱了谁家的孩子啊？女裁缝装作没有听见，她匆忙地逃走了，就像怀抱着一袋沉重的赃物，这种鬼鬼祟祟的样子让人很不舒服，所以我母亲就指着女裁缝的背影对另一个妇女说，看见了吗？女裁缝从乡下抱了个孩子！

    天赐就是那个孩子。街上人人知道天赐的名字，就因为他是女裁缝抱来的孩子。大人议论这件事，一会儿说抱的是女裁缝亲戚的孩子，一会儿说是从孤儿院抱来的孤儿，孩子们不关心这一套，他们认为大人透露了一个秘密，秘密的核心是天赐低人一等，他们掌握了这个秘密以后就在街上寻找天赐的踪影，人人都喜欢追天赐，他的怯懦自卑的眼神简直就是一个信号，它示意别人：我很草包，我怕你们，你们来追我吧，你们大家都来打我吧。所以大家都不客气，孩子们看见天赐就欺负他，就连我妹妹，屁大的一个小女孩，也模仿我，拿了个粉笔在街上追天赐，一定要在他背上画一个叉，画不到就跺脚哭鼻子。

    说天赐的故事必须剪辑，从他十三岁的时候说起比较像个故事。这一年天赐突然之间发育了，长成一个有点驼背的小老头的样子，我们去阀门厂游泳，看见他独自在更衣间角落里换游泳裤，我们看见了他欲遮还露的羞处，它们雄纠纠的，乌黑而茂盛。让人不由得感到佩服，似乎突然发现这个可怜的家伙在发奋图强，终于干了一件大事。弱国变成了强国。从此没有谁再把天赐当成一个玩偶或出气筒，这当然是后话。也是这一年，天赐在他家的阁楼上发现了那只地球仪，用我妹妹时髦的语言来说，地球仪改变了天赐的一生，所以天赐的故事简单说来又是一只地球仪的故事。

    女裁缝把地球仪藏在阁楼上。阁楼是她堆放布脚料的地方，她每年都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卖给街上扎拖把的人，她不让天赐上阁楼，怕他把收拾好的布脚料弄乱。女裁缝忽略了那只地球仪，她以为将它用塑料包好藏在角落里，就把一个秘密藏好了，她注意到天赐有几次从阁楼上下来，脸上头发上都蒙着灰垢，天赐说楼上有老鼠，他去捉老鼠，她居然就信了，她忘了天赐已经十三岁，而且早熟，恰好是无事生非的年纪。

    有一天故事就开始了。女裁缝在缝纫机前忙碌的时候猛地看见天赐站在她面前，手里抓着那只地球仪。天赐将地球仪转动着，让一块蓝色的标示着海洋的区域对着女裁缝，他说，印度洋上写了个名字，这个毕刚是谁？

    缝纫机勤劳的声音戛然而止，女裁缝抬起头，目光掠过地球仪上那个暗淡的名字。哀怨地看着她的养子，让你不要上去乱翻的，她说，这东西没用，我要把它扔掉了。

    是地球仪啊，买一个要很多钱。天赐指着印度洋上的那个名字，说，这个毕刚到底是谁？

    女裁缝又低头踩响了缝纫机，她说，你问他干什么？跟你没关系的。

    肯定跟我有关系。天赐说，他跟你有关系，跟你有关系，跟我就也有关系。

    女裁缝说，你这孩子太烦人了，没看见我在赶活吗？我没心思跟你说他的事，现在他跟我也没有关系了，我不想提他的名字，茶杯，替我把茶杯拿来。

    天赐把茶杯递到他母亲手里，然后他压低声音在女裁缝耳边轻声说，你不说我也猜出来了，天赐嗤地一笑，毕刚就是爸爸，是我——爸爸。

    女裁缝像是被什么刺了一下，她脸上窘迫的笑容很快被一种愤怒替代了，他不是你爸爸！她说，你没有爸爸，没有就是没有，不能随便拉个人当你爸爸，他怎么能算你爸爸？

    天赐的脑袋扭来扭去的，他斜着眼睛看那只地球仪，没说什么，他坐在缝纫机旁边，斜着眼睛，看地球仪上那个人的名字：毕刚1965年9月购于桃花路。过了一会儿，天赐把那行字念了一遍，然后他说，桃花路就是东风路吧，东风路上哪儿有卖地球仪的？从来没见过哪家店卖地球仪。

    我不知道。女裁缝说，你别坐在这里烦我，去淘米做晚饭。

    天赐对女裁缝一直是顺从的，他拿着淘米箩走到米缸旁边，这时候他突然嘻地一笑，说，我要是姓毕就好玩了，叫毕天赐，毕天赐，多好玩。

    你就是没有姓也不姓那个毕。女裁缝说，好好挑石子，昨天你怎么淘的米，差点蹦掉我的牙。

    水池在外面的街上，天赐端着淘米箩出去的时候，两只脚在门槛上蹭来蹭去的，女裁缝抬起头盯着他，说，你又搞什么鬼？门槛都让你蹭坏了。天赐说，我一去淘米脚就痒。女裁缝说，什么脚痒，你就是喜欢听那个吱吱嘎嘎的怪声，你这孩子怪毛病多。天赐这时候回过头，看着情绪烦躁的女裁缝，你生什么气？他说，我又没说他是我爸爸，我只是说，他差一点就当了我爸爸。

    尽管女裁缝架子大，对谁都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样子。关于女裁缝短暂的婚姻，街上的人还是知道个来龙去脉。毕刚曾经是女裁缝的丈夫，一个远郊中学的地理教师。他们住在南门汽车站附近的时候，有人在女裁缝的铺子里见过毕刚，说他伏在熨衣桌上备课，一个瘦弱的戴眼镜的人，看上去文质彬彬。女裁缝的顾客都知道新婚夫妇关系不好，却不知道是哪方面不好，女裁缝又不肯说，他们就胡乱猜测，猜什么的都有，就是没人想到是毕刚脑子有问题。谁能想到女裁缝这么精明小心的人，会嫁个脑子有问题的人呢？后来毕刚的身影就从裁缝铺里消失了，女裁缝死要面子，她骗人说毕刚去援助非洲人民了，但一个惊人的滑稽的消息很快在南门汽车站一带传开了，说毕刚在上海机场精神病发作，他强闯海关，说要去瑞士的什么地方开联合国会议，被抓起来了。像毕刚这么严重的罪行，本来枪毙他也不过分，但因为他脑子有病，有关方面就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去了。

    这都是女裁缝搬到我们街上来以前的事，她以为这么搬个家就把不光彩的历史一笔抹掉了，其实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事，你不肯说自己的事，别人就替你说，这是我们街上的很古老的传统了。人的两个耳朵眼虽然小，但也抵不过几千只大嘴，这么说那么说，所以毕刚的事情最终传到天赐耳朵里也不足为怪。

    天赐是个有心事的孩子，他的心事不告诉我们，我们也不稀罕知道他的什么狗屁心事，他从十三岁那年开始悄悄地寻访毕刚，女裁缝经常站在她家门口，尖声叫着天赐的名字，她还问我们有没有看见天赐，说这个混帐的孩子，他把淘米箩扔在水池里，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天赐跑到嘈杂拥挤的南门汽车站去了。天赐提着女裁缝买菜用的布包，装出一副要出门的样子混在候车的人群里，他的目光始终追随着人口处的那个女检票员。女检票员大概有五十左右的年纪，大概快要退休了，站在那儿懒洋洋的。而且喜欢向人翻白眼，她向天赐也翻了不少白眼，但天赐还是固执地盯着她。天赐知道那个女检票员是毕刚的姐姐。

    女检票员向厕所走去，她看见天赐跟上来了。天赐在后面用一种饱满的声音叫她，姑姑，姑姑！女检票员就回头，有点厌烦地看着天赐，她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缠人，我告诉你多少遍了，我不是你姑姑，我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是我亲姑姑，但你算是我的姑姑。天赐不依不饶地跟着她，他说，我不影响你工作，你只要告诉我，毕刚在哪里？他现在在哪里？

    我知道你是她抱养的孩子。女检票员嘴边流露出一丝鄙夷的笑意，她说，你要知道，你跟毕刚没有关系，毕刚和她早就离婚了，你和她现在跟我们毕家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要关系。天赐说，姑姑求你了，告诉我他在哪里，我只要知道他在哪里。求求你告诉我，我来了三次了，难道你是铁石心肠吗？

    你别以为找到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女检票员最后松口了，她在一张废车票上飞快地写了一个地址，气冲冲地扔给天赐，她说，我实话告诉你，他脑子不好，他刚从精神病院里出来。

    我不知道天赐为什么要拉我一起去塔镇。那天我母亲让我去女裁缝家拿她的裤子，女裁缝不在家，我看见天赐站在窗口发呆。我问他，你在发什么呆？他忸捏了一会儿，就把那张废车票拿出来给我看了，他向我描述塔镇的那座宋代砖塔是多么值得一看，他让我陪他一起去，我一时糊涂，就答应他了。

    在开往塔镇的区间车上，天赐把我当成了知心朋友，他把他寻找毕刚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我可不领这份情，我说，他跟你有什么关系？费这么大的劲去找个疯子，我看你脑子也有病。大赐就狡辩说，他不是疯子，脑子有病不等于就是疯子！

    毕刚其实不是住在那座有名的砖塔下面。我到了那儿才发现上了天赐的当，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已经来到了一所中学的校办农场里，农场里倒是种满了黄瓜西红柿，摘下来就能吃，但上当的心情是很恶劣的，弄得我毫无胃口，我骂骂咧咧地跟着天赐向黄瓜地边的小屋走，听见从小屋里传来了收音机播送国际时事的声音，播音员正在说黎巴嫩、穆斯林、游击队什么的。我觉得天赐急促的脚步突然放慢了，可以看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临近小屋窗口时，他居然喘起粗气来，他还说，你走在前面，我跟在你后面。

    我们从窗口看见了毕刚的小屋，屋子是临时搭砌起来的，一部分墙壁用旧报纸糊住了，还有的墙壁干脆露出了杂乱的颜色各异的砖头和水泥。屋子里有床、锅灶和一张桌子，一个瘦弱的穿破汗衫的男人坐在那张桌子前，他在听收音机，他一直面对着窗口，我确信他看见了我们，但他就是没有一丝反应，好像我们不是人而是两根树枝。

    我听见天赐还在喘粗气，他还用胳膊捅我，意思是让我先说，我想又不是我要来找他，让我说个狗屁啊，所以我就把他推到前面来，我说，不是找到了吗？你要干什么，快说啊。可天赐僵硬地伏在窗台上，就是一个屁也放不出来。我急眼了，说，你在这儿犯傻好了，我去看塔了。

    就在这时候里面的毕刚说话了，他说，不要去看塔，怎么看它就是个塔，你们应该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听听今天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又开战了，我问你们，你们站在谁的一边？

    天赐有点发愣，紧接着他就松弛了，自作聪明地嚷道，当然站在黎巴嫩一边！

    错了！毕刚忽然笑起来，说，哪一边也不能帮，各打五十大板，我要是埃及就要出面解决这件事，我要出动航空母舰，我考考你们，假如埃及出军，他们到达黎以前线的最佳路线怎么走？

    这回天赐傻眼了，我当然也不知道，但我即使知道也不愿意被一个精神病人考来考去的。我们站在窗外，看着小屋里的毕刚，必须承认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类型的精神病人，这种精神病人让人耳目一新，但我还是不愿意被他考来考去，天赐却犯贱，他说，我要是看着地球仪就知道，没有地球仪，我不知道。

    然后我就看见毕刚弯下腰，从桌子底下搬出了一样东西。是一只用报纸糊起来的自制地球仪，虽然粗陋简单，但细密的国界线和仿印刷体的字迹使它看上去令人信服。我以前有一只标准的地球仪，不知丢哪儿去了，毕刚把自制地球仪小心地放在桌子上，他说，这是我凭印象自己画的，误差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五。

    我记得天赐就是这时候开始像打摆子一样颤抖起来，他瞪着窗内的那只地球仪，我觉得他又要说什么傻话了，但这次他的嘴唇也颤抖起来，结果什么也说不出来。

    同学，我考考你。毕刚将地球仪转动了一圈，让西亚东非部分对着天赐，他说，我考考你，埃及的航空母舰怎样才能最快地到达黎以前线？

    天赐瞪着毕刚手里的地球仪，他张大了嘴，可就是说不出话来。突然之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个没出息的家伙呜呜地哭起来了！他张大了嘴，突然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了，然后我看见他转过身子，向校办农场的门口走去，走了几步，他开始飞快地奔跑，他像个疯子一样跑了，把我丢在小屋外面。

    荒唐的塔镇之行使我恨透了天赐，我本来就瞧不起他，这次就更加有了瞧不起他的资本了。从塔镇回来的第二天，我在理发店门前碰到了天赐，他穿着理发店的白围兜出来，想跟我解释什么，我根本就不听他的，我对他说，以后谁要跟你在一起玩，谁就是傻X！天赐像个女孩一样，可怜巴巴地低着头，看我是动真格的了，快快地回到了理发店里。他没有做任何辩解，因为他明白我不要听他辩解。

    我说到做到，从大赐十三岁起，我就没有再和他一起玩过。当然其中更重要的原因不在我的决心，这年冬天我们一家搬到父亲单位的职工宿舍去了。

    天赐后来的生活我略知一二，都是我的快嘴的妹妹告诉我的。我必须说明我对天赐沉闷无味的生活并没有丝毫同情，这是我的忙碌的生活造成的。谁都知道天赐没有朋友，我有很多朋友，而时光流逝，孤僻的天赐必将越来越孤僻，我妹妹对天赐的现状无论怎么添油加醋也不能唤起我的兴趣。惟一让我感兴趣的其实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是女裁缝不寻常的死。我妹妹告诉我进入老年的女裁缝有一天试穿为别人缝制的寿衣，一只胳膊刚刚套进去，人就突然咽气了。这样的死法使人们对女裁缝的一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寿衣最终她自己穿了。我妹妹说天赐在女裁缝的葬礼上哭得晕了过去，让街坊邻居一致称赞他的孝行，说女裁缝还是有福气，没有白养了这个儿子，也有人说天赐是为自己哭，女裁缝一生对天赐的身世守口如瓶，她这一去就把秘密永远封存了。

    聪明的读者会猜到天赐的故事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毕刚。当然是毕刚，多年以后这个丧失了思维和体力的老人来到香椿树街，寄居在铁路桥的桥孔里，几个收破烂的好心人为他提供了残羹剩饭，把这个古怪的老人当成了自己群体的一员，他们住在桥洞里整整一个秋天，这期间天赐每天骑车从另一个桥洞中经过，他知道旁边废弃的桥洞里住着一群无家可归的人，他一定曾经见到过独自坐在里面的毕刚，但是天赐不可能认出那个肮脏而苍老的人就是毕刚。

    那年冬天特别寒冷，特大寒流将那些收破烂的人驱向温暖的南方，却不知怎么把毕刚留在了香椿树街上。事情说起来有点神奇，那天夜里北风肆虐，风把天赐家的一扇窗户吹开了，天赐从床上下来关窗，看见一个流浪汉模样的人坐在他家的门槛上，天赐就随口对窗外喊，去桥洞，那里暖和。他看见流浪汉回过头来，那种乐观而迷惘的眼神使他觉得似曾相识，老人说，我不冷，只是有点饿。天赐看见老人打开了身边的那只纸箱，然后我所说的那神奇一幕就拉开了，老人捧出一个圆溜溜的东西站在天赐的窗口，他说，这是手工地球仪，误差率不超过百分之五，小伙子，你给我一碗剩饭，我把地球仪给你。

    我们现在无从描述天赐当时的感受，天赐不是个善于表达内心的人。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么一个事实，从那个寒冷的冬夜开始，天赐收留了毕刚，当然香椿树街的邻居们大多不知道毕刚这个名字，他们的口径是天赐做善事，收留了一个流浪的患有精神病的老人。街上的孩子不懂事，我妹妹的孩子那天就跑回家，对妈妈说，天赐叔叔把一个疯老头藏在家里！

    我知道天赐做了件什么事。上个星期我去香椿树街办事，路过我熟悉的天赐家的门洞。他家的门板新刷了红色的油漆，一张纸夹在门楣下面：小心油漆。我站在他家门前犹豫了一会儿，好奇心最终战胜了文明礼仪，我来到窗前，透过半掩的窗户向里面张望了一眼，应该说我运气不错，一眼就看见一个老人坐在藤椅上，身穿天赐工厂发的工作服，头上戴着一顶绒线帽，手里抓着一瓶孩子喜欢的娃哈哈饮料。他在看电视。尽管事隔多年，我还是从他安详而乐观的眼神里认出来了，那就是塔镇的毕刚。

    女裁缝的故居现在住着两个男人，棉布特有的气味已经消失了，那台缝纫机不见了，墙上衣架上各种衣服裤子不见了，屋子里面却比以前更显凌乱，我下意识地四处寻找那只地球仪，突然发现那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宝贝是在老人的身后，他的藤椅和身体把它挡住了。正是这时候毕刚发现了我，对于一个隔窗窥视的人他没有任何敌意，他指着电视机对我说，美国人又要打南斯拉夫了，我早知道巴尔干半岛三年就要打一次仗，又让我猜到啦！

    我忘了我是如何回答毕刚的，也许我就没有和他搭话。我自己的事情还忙不过来，谁去管这等闲事呢。我惦记着去办我的事情，当我骑车经过化工厂那里时，一个熟悉的身影骑车从我旁边一掠而过，那个人是这故事的主人公天赐。我看见他的自行车后座上拖着一只煤气瓶，他没看见我。他没有向我打招呼。我不能确定要是我把他叫住他对我会是什么态度，现在我们不仅不能算是朋友，连街坊邻居都不是了。我看着那个背影风风火火地远去，忍不住笑出了声，我要是坦承我发笑的原因读者们会讨厌我，但我当时确实是笑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人从小就让人发笑，长大了还是让人发笑，就像天赐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亲人，尽管看上去酷似亲人，但他们终究是来得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