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能扶着墙壁磕磕绊绊地走几步路了。每当他能多走几步而不至于摔倒时，他就得意洋洋地别过头来冲我们咿哇叫着，仿佛在欢呼他的胜利。而当他不慎摇晃着跌倒时，这小男子汉一点也没有英雄气概，他会马上撇着嘴放声大哭，直到大人把他扶起为止。过了春节，天气一天天转暖，不知不觉之中，大地上封存的积雪开始消融，一些小巷子就泥泞不堪了。天色转蓝，云彩也开始洁白地呈现，树木的枝条变得舒展柔软，总之春天正在无声地来临。

    林阿姨在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从家里带回了桑桑的死讯。她回去取换季的衣服，发现邮筒里有一封来自美国的信。林阿姨一看陌生的字体便明白是有人在报告桑桑的死讯了。她战战兢兢地打开信，是桑桑的一位华人朋友写来的，她告知桑桑死于一个礼拜日的傍晚，死时极其平静，脸上还挂着笑意。现在桑桑已经被安葬了。她死前唯一的心愿就是喝一大口甘美的红葡萄酒，结果她如愿以偿了。

    “临死还恶习不改，还要喝酒！”林阿姨颤抖地说。

    “她没有给你留下任何遗言？”我问。

    “没有。”林阿姨说，“她只是托她的朋友告诉我她的死讯，她连一个字都不给我留。”

    “桑桑是很彻底的人。”我说，“她大概是不想让你为她难过。”

    “她死了对她也许是一件幸福的事。”林阿姨缓缓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无牵无挂了。”

    “别这么说，林阿姨。”我说，“还有芦苇呢。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

    林阿姨没有说什么，她转身进了厨房。我悄悄地跟过去，发现她一边给芦苇沏奶一边悄悄垂泪。

    “等于伟忙过这一段，天气转暖了，我们一起到鱼塔镇的原野上写生。”我说，“我们还带上芦苇。”

    她在点头的一瞬我的眼前忽然现出一朵苍老的浮云，那是林阿姨满头灰白的头发，我是第一次感觉到她的衰老。

    四月末的一个礼拜日，天清气朗，我们一大早就驱车从城里出发了。林阿姨抱着芦苇，芦苇的怀中则抱着牧羊人为他做的木头熊。芦苇穿着一套雪白的毛衣毛裤，神情活泼，像只淘气的小羊羔。

    出城以后太阳升得高了一些，雪亮的阳光照耀着起伏的原野，由于百草萌发，那种生机勃勃广阔的绿色格外令人赏心悦目。我不由哼起了一首美国乡村歌曲《昔日重来》。这首充满伤感怀旧情绪的歌常常把我打动。它的歌唱者卡伦·卡彭特就是那个因为得了厌食症而离去的天才歌唱家。唱完歌，我蓦然想起了牧羊人，我们已有一个多月没来鱼塔镇了，不知他的女儿的病怎样了？

    “也许已经好了。”于伟试图打消我的担忧，“说不定一会便能见到羊群、牧羊人和他的女儿。”

    “但愿如此。”我说。

    芦苇因为在居室里蜷缩了一冬，所以他坐在车里望着车窗外不停变幻的景色兴奋得咿呀乱叫，活泼得像只兔子。他已经长了四颗雪亮的白牙，他能喝粥和吃鱼片了。他的头发在二月二被剪了之后，的确再发出的头发就密实和黑亮了许多。他在林阿姨怀中蹦跳着，林阿姨将双手捺在他的腋下，由着他蹦跳欢叫。

    春忙时节了。鱼塔镇却没有播种的迹象。我们进入小镇时感觉到的是无与伦比的寂静。炊烟疏淡，少见人影，只有一些窗前经冬而变得发脆破烂的塑料布在春风中飘动着。

    “农民不在地里，而在屋里猫着，还能富起来吗？”林阿姨说。

    我觉得心情有些压抑。鱼塔镇颓败的气象与周围滚滚而来的春色是那么不谐调。

    我们经过老羊倌的家门口一直把车开到原野上。

    春天的原野袒露在我们面前。我们三个大人都为它的美而震撼得说不出话来，只有芦苇一下了车踏上毛茸茸的草地，便扯着林阿姨的手叫个不休。草已经长出一寸多高了，最早知春的小黄花已经点点簇簇地绽开了。远方靠近江水的那一侧，羊群在缓缓移动，它们的毛发一定干净了许多，因为它们是雪白的羊群了。只是没有看到牧羊人的影子，这使我有些失落和担忧。

    “看来他的女儿还没有好。”我对于伟说。

    “也许好了。”于伟安慰我，“今天他遇到了别的事情，所以就没有来。”

    羊群在初春的原野上像朵巨大的云彩优雅地拂动着。

    林阿姨神色分外开朗，当她发现芦苇因为急着朝前走而摔倒在地做出要哭的样子时，她并不像以往一样迅疾地扶他，而是也“唉哟”一声故意摔倒在地，并且“哎哟”叫着，做出痛苦不已的表情，芦苇便忘却了自己的处境，咯咯地嬉笑起来。

    我们关照林阿姨让她先带着芦苇在这玩，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牧羊人的近况，于伟陪我返回鱼塔镇的老羊倌家。

    老人的孙媳妇正领着孩子在园子里翻地，见了我们热情地打招呼，并且将我们迎进屋里端水递烟。

    老羊倌穿上了夹袄，正盘腿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烟。他边抽边咬着，他抱怨他的气管炎犯了。

    “那就少抽两袋烟。”于伟说。

    老人一撇嘴，咽了口唾沫：“犯了瘾就忍不住。”

    “这跟赌钱是一回事。”我开了句玩笑。老人一抖肩膀，没有做声。

    “您孙子呢？”于伟问。

    “一大早就进城买水壶去了。”老人的孙媳妇殷勤地代为答复，“家里的水壶烧了十几年了，烧漏了。”

    我们又问老人他的干儿子怎么没来？他的女儿的厌食症好了没有？老人抬起头哀怨地看了我们一眼，拼命吸了一口烟，颇为踌躇地看着我们。

    我有些紧张了。

    老人的孙媳妇扯着孩子又去翻地了。

    “他以后不会再来这放羊了。”老人平静地说，“你们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他出了事还是他女儿出了事？”我心急如焚地问。

    “他那丫头死了。”老人又吧嗒一口烟，“才六岁的孩子，多让人心疼。”

    “什么时候死的？”于伟问。

    “半个月前吧。”老人说，“那会儿草才发出小芽。”

    “这么快！”我说，“他一定很伤心。”我想起了牧羊人那双忧郁的眼睛，“他说他女儿老是想着什么事，她究竟是想什么做下了病？”

    老人扔下烟袋锅，呆呆地看着我们，颤抖着嗓音说：“她想她的小弟弟，她喜欢她的小弟弟，可她小弟弟七个月时就让人给抱走了。从那天起她就不跟爸妈说话，她也不吃饭，她就想要她的小弟弟。”老人的眼里涌上泪花。

    我和于伟大惊失色地互相对望着许久说不出话来。

    “你们应该能想到，我那干儿子就是八方台镇的王吉成。”老人泪眼婆娑地望着我们说，“你们去抱孩子时，他躲在外面悄悄记住了你们的车号。他想你们永远不会去八方台镇了，他便来找我，说是你们礼拜天喜欢开车出来玩，离城里最近的两个镇子除了八方台，就是鱼塔镇了。他料定你们会来鱼塔镇，就把你们的车号给了我，让我帮着认一认。”

    我想起了第一次来鱼塔镇时老人和他的孙子察看车牌号的怪异举止。

    “我最恨他做出这事，我先是用烟袋锅敲了一通他的脑袋。”老人说，“也还是帮他出了主意，怕你们猜到他是谁，就让他礼拜天来赶我家的羊群。”

    “他为什么非要见到我们？”我惊悸地问。

    “开始时他只是想从你们口中打听一下孩子进城的情况，想看看你们对他究竟好不好，要是对他好就彻底放了心了。”老人又拈起烟袋锅，蓄足烟丝，划火点着，擦干眼泪吧嗒吧嗒地抽起来，“可是后来他的丫头想小弟弟想出了大毛病，他就慌了，他每次见到你们都想张口说让孩子回家一趟，兴许他的小姐姐见他会好起来。可他没法张这个口。”

    “他为什么不对我实话实说？”我不知怎的有了罪人的感觉。

    “他把孩子给了别人，他还有脸要求什么吗？”老汉说，“他有时盼着你们不喜欢那个孩子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他回去，可你们已经处出感情了，他是你们的儿子了，他还能张口吗？”老人叹了口气，“唉，那可怜的小丫头一天天瘦下去，埋她时我见了，跟棵干草一样细。”

    “她被埋在了哪里？”我的眼泪流了出来，我想起了那个抱着我的腿、用牙齿来咬我的、眼睛大大的小女孩。她才六岁啊。

    老人说：“反正不能埋在家跟前，那样他们一家人还能活吗？”

    “她一定是被埋在鱼塔镇的原野上了！”我冲口而出，“我没说错吧？”

    老人点点头，说：“你们不会看出她被埋的确切位置的。她爸爸把她埋得很深，地上没有鼓起坟包，上面只是平平地培了一层土，现在已经长出草来了，连我都看不出来了。”

    我不断地流着泪水。

    “你们放心，王吉成再也不会来这里，也不会再来打听孩子的消息了。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你们好好养着这个孩子吧。”老人又叹了一口气。

    我们沉默着。

    于伟朝我伸出手来，他触摸着我脸上的泪水，只能悲哀地摇着头。

    “吉成不让我告诉你们实情。”老人低沉地说，“可我还是告诉你们了，你们通情达理，你们应该知道这事。你们不会为了这个不喜欢孩子了吧？”他担忧地说。

    “相反——”于伟说，“我们会更爱这个孩子。”于伟看着老人，“因为这孩子的身上有两条命。”

    “你们真是好心人。”老人又颇为疑虑地问，“你们还会再来鱼塔镇吗？”

    “当然。”我流着泪说，“这里有羊群，还有芦苇的小姐姐。”

    我们告别老人朝那片碧绿的原野走去。太阳升得更高了，它的光芒也更灿烂了。于伟扳住我的肩头，我怕冷般地紧紧依偎着他。我的泪水静静地落，落在生机盎然的原野上，落到光滑的草茎上，落到绚丽的花朵上。前方，在原野深处，羊群依然像朵巨大的浮云悠闲地拂动，我看见林阿姨领着芦苇绕着羊群欢快地走着。

    我听不到任何声音。周围的原野太寂静了。我停住脚步，想对于伟说一句表达爱意的话，可我不忍心打破这种感人至深的寂静。我还想对着前方那个无忧无虑奔跑的孩子说上一句话，可是我们的距离实在太遥远了，我即使喊破喉咙他也不会听到我的话，而那种超然的寂静气氛又是不该遭到丝毫破坏的。但我还是在心底深深地对着芦苇说：“孩子，轻轻地走，别踩疼你的小姐姐。”

    1994年圣诞前夜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