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但有人加班，每听得隔壁有轻轻脚步及悉簌翻阅声，及察视，空无一人。编辑们多有此奇遇，谈吐间提起，均笑谑：书中人来检视自己生平尔。

    1

    因是周末，才只七点钟，办公室已经走得一个人也不见。

    我在手袋里翻了又翻，才发现没带锁匙，只得打电话叫阿梅送来。听得出，她正置身于一个极噪吵的地方，背景满是人声乐声。我想起来，下班前她们几个说过要一起去卡拉OK的。唉，要不是有个重要的邮件要收，我也不想这个时候跑回来加班。

    从练歌房到出版社大约有十五分钟车程，我百无聊赖地点燃一支烟慢慢等。隔着门，依稀听到音乐声，我不由自主，跟着那曲调哼唱：“等着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你为什么还不来，我在等你回来——”

    是支老歌吧？忘了什么时候听过的。随口哼起时，才发现调子竟是异常柔媚入骨。这般执著痴缠的情感于今世也是失传了的呢，现代人习惯把恋爱叫做“拍拖”，一拍即合，二拍两散，三拍相忘于江湖。才不会这样拖泥带水，等来等去。他走了，自有更好的人来，谁会为谁风露立中宵地浪费时间？

    我隔着门哂笑：“别等了，他都走了，不会再回来的。”

    一言出口，猛地惊醒，我怎么竟然自言自语起来？办公室现正上着锁，里面哪会有人？又哪来的歌声？

    可是，刚才我分明听见，还同人唱和来着。蓦非是见了鬼？

    电梯门叮咚一响，阿梅走出来，一边掏锁匙一边抱怨：“等了半天才等到放我的歌，才唱了半首，又被你电召……”

    “你唱的是什么歌？”我打断她。

    “白光的《等着你回来》，是老歌，不过我喜欢。”她轻轻哼起来，“等着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

    我点点头，果然是这支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歌声的余韵在耳边捣鬼，幻听幻觉来着。

    阿梅开了门，仍在唠唠叨叨：“什么书稿这么急？作者很大牌吗？”

    “是位老革命的回忆录。他解放前是报社记者，算得上半个同行前辈。”我开了电脑信箱，把邮件转发给阿梅，“赶紧打印出来，我得在星期一之前看完，好给作者回话。”

    “哗，二十万字呢，打出来起码不得半小时？”

    “老人时日无多，争分夺秒惯了，要求苛刻些也是正常的。”

    我在第一时间回了封邮件，说明书稿已收到，拜读后再致电请教云云。刚刚按了发送键，忽地一阵风来，刚刚打印了一半的书稿飞舞四散，我和阿梅连忙一边捡拾一边抢着关窗，阿梅忽然惊叫：“门窗根本没开，哪来的风？”

    她的叫声把我也惊得一阵寒栗，跪在地上几乎站不起来。打印机顾自“咔咔”地吐出打好的纸张，而后那一页页纸便翩翩然无风自动，飒飒飞起，再轻轻落下，那样子，就仿佛有一个人站在打印机前，一页页地阅读书稿，再随手扔掉一样。

    再看阿梅，她倚在窗边，瘫软了一般，面无人色，只是瞪着那些飞舞的纸张发呆。终于“咔”一声，打印机任务完成，那些书稿也都尘埃落定，不再乱飞乱扬。我如梦初醒，仓皇拾起所有零散稿件塞进包中，拉着阿梅便走。

    走出大厦，街头人来人往，热气蒸腾，我和阿梅惊魂初定，再想起刚才的一幕，都觉不可信。

    阿梅拍着胸口说：“等下去卡拉OK，跟大家说，他们一定不信。”

    “那就不要说。”我有些闷，“我还是不去了，要赶着回家看稿子。”

    这件事太过突兀，使我对书稿有强烈好奇，感觉它一定是办公室闹鬼的答案。

    2

    我连夜挑灯奋读。

    书稿的文字很朴素，平铺直叙，并无通常回忆录故弄玄虚夸张煽情的弊病，对我国四五十年代的报业状况描写细腻，相信极有研究价值。然而我最感兴趣的，却是在字里行间穿插的一段传奇故事——

    老人姓张，年轻时曾化名张羽，写过大量宣传革命的进步文章。在他办报的印刷厂里有一间密室，厂里印的是通行的报纸，密室里印的却是进步刊物和革命传单，而密室的另一出口，却在某国民党要员的女儿的闺房里。谁也不知道这间密室最早由什么人建造，而那个出口也封存多年，无人知晓。直到这一年印厂的事情暴露，几位革命青年来不及逃走，只得躲进密室，误打误撞，竟然找到那个秘密出口，闯进小姐闺房中去。

    关于张羽和那小姐交往的详情，文中并未细说，只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阮小姐也是同情革命的”，算是对这段交往下了一个评语，也给小姐记了一功。说起来，究竟还是戏曲中“英雄落难，佳人相救”的老路子。

    然而下文呢？

    作者并没有把这段往事当作重点详细描写，然而惟其如此，那草灰蛇线般若隐若现的恋情于我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引诱。我匆匆将书稿一直翻到尾页，并不见再提及阮小姐半句，最要命的是，我发现书稿中间数十页都是乱码，怎么会这样？难道答案恰恰在那遗失的数十页中？

    我合上书稿，意犹未尽，仿佛一只无形的手，不住招我去窥见那秘密的核。

    看看窗外，天已大亮，也罢，这便回办公室去把文件重新打印一份吧。

    3

    给阿梅打电话时，我的声音有一点抖。

    “昨天，你动过我的电脑吗？”

    “当然没有。”阿梅很诧异，“我只管打印，是你把文件传给我的。”

    “文稿不见了。”

    “邮箱检查过了吗？”阿梅提醒，“你昨天没有把邮件删了吧？还有连接打印机的那台电脑里也应该有备份。”

    “我都检查过了。没有。所有的相关数据都被删除了。”

    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更想尖叫还是更想哭。丢失文件的错误，只在我做实习编辑时犯过一次，从此以后我便牢牢记住所有书稿至少备份三份。丢失重要文稿这样的低级错误，由一个高级编辑做出来，传出去一定贻笑大方。

    阿梅深知其中奥秘，立即发誓：“你放心，我绝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的。不如你赶紧打电话给作者，请他重新传一份过来吧。”

    这个办法我当然也想过，可是，叫我怎么跟他说呢？

    “张老师，您好。”我对着墙壁做练习，努力把声音放得很软很平静，“您的大作我已经拜读了，很精彩，不过关于阮小姐的事可否写得更详细些？或者您可以再补出一两万字的内容，然后重传给我好吗？”

    这样，是否就可以重新得到文件，而不会引起他的怀疑了？

    打定主意，我拨电话过去，刚刚自报家门，还来不及说出那番准备好的台词，对方竟先发制人：“是编辑小姐吗？太好了，我正要找你。是这样的，我的电脑出现病毒，所有的文件都不见了。好在之前已经把书稿传给你。你能不能重新传回给我一份？”

    4

    我跌坐下来，手托着头，满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完了！

    老人已经年近八十，用了近十年功夫写出这本回忆录，现在书稿在我手中丢失，就算他赶着重写，不知在生之年有没有机会完成。倘若书未完而人先死，老人必不瞑目，那时，只怕做鬼都不饶我。

    鬼？说不定真的有鬼。我瞪着电脑荧屏发呆：“是你取消了我的邮件？还给我。你有什么条件？”说完哑然而笑，这口吻，象不象电影里黑帮老大开谈判？真是中了港片的毒！

    电脑音响在这个时候忽然自作主张，播出音乐来：“等着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你为什么还不来，我在等你回来……”

    我大惊，再也忍不住，抱住头尖叫起来，叫了一声又一声，直到自己精疲力竭倒下为止。天哪！办公室真的有鬼！那只鬼在等某个人某件事某种答案，她缠定了我，想逃都逃不开。而那件事，与书稿有关。

    我努力叫自己镇定，细想回头，书稿中对张羽和阮小姐的一段故事轻描淡写，虎头蛇尾，是有意在回避一些事实。而中间数十页文稿会出现乱码，一定是某个人，或者说，是某个灵魂对那一段叙述不满，故而摧毁了文件，不肯叫一段篡改过的历史招摇面世，混淆视听。那么，如果想找回书稿，惟一的办法，就是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令真相大白，灵魂安慰。

    “你想我替你讨还公道，是吗？”我轻轻问电脑。

    歌声戛然而止，仿佛一声叹息，散入空气中。四壁书橱林立，静寂无声。那其中，谁知有多少海底沉冤急待昭雪？唉，倘若个个灵魂都夜半出来叨扰编辑，我等便有十条命也都交待了。

    我定一定神，拿起电话按下重拨键，试探地问：“张老师，传回书稿前我有个问题——您的回忆录中，所有的细节都是真实的吗？”

    “为什么这么问？”那苍老的声音忽然发抖，我听得出，那不是愤怒，是惶恐。

    这一招投石问路叫我越发印证了自己的猜测，我叹一口气，再问：“关于你年轻时躲入秘道邂后阮小姐的一段，语焉不详，前后文有很多细节不符，我想请您补出遗漏的内容，然后我再一总把邮件传回，好吗？”

    “为什么不把书稿还给我，让我直接修改妥当？”老人很是狡猾，不枉做过那么多年地下党。

    然而这叫我更加认定他心中有鬼，越发坚持：“就因为成稿中有很多失误，如果我把书稿传给您，还是会误导您的记忆。不如趁您丢了原稿，再从头回忆，重新写出来，也许更真实些，也不受原稿的羁绊。”

    我自己也知道，这番话颇有要胁之嫌——如果他不补出回忆录中有意错漏的部分，我便不还他原稿。二十万字，是他半辈子的心血呢，怕他不就范？

    5

    星期一上班时，阿梅悄悄问我：“书稿的事怎么样了？作者给你重传文件了没有？”

    “还没有。不过，他一定会传的。”我胸有成竹地回答，一边打开信箱查看新邮件。

    咦，有一封信来自张羽老人，他已经把失落的记忆找回来了，这么快？

    我立即打开文件，先做了十个八个备份，来不及等稿件打印，便如饥似渴地在线阅读起来——

    原来，张羽与阮小姐一见钟情，且许下百年之约，后来张羽投赴前线做战，临行前山盟海誓，叮嘱对方一定要等自己回来共结百年。不久，国民党撤军台湾，张羽以为阮小姐也一定跟着父亲走了，便接受上级安排娶了一位文工团战士为妻，组织革命家庭。

    然而解放后才知道，那位阮小姐竟然极为痴心，并未跟着父亲去台湾，却在半路上独自逃出来，隐姓埋名，一直苦等张羽回来。

    张羽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文革”时期，重逢的地点，是在阮小姐的批斗会上。此时的张羽自顾不暇，生怕受牵连，便在人群中将头低了又低，不到批斗会结束便借故离开了，不久自请调职，远走他乡。“文革”结束，他再回去找她时，她已经香消玉殒，在孤独中死去。

    张羽在文中写道：“我自小投奔革命，这一生并未有愧对人处，惟一歉疚的，就只有这件事，这个人……”

    我的泪流下来，不知道更同情张羽，还是那位阮小姐。

    阮小姐一片痴心，半世飘零，死后犹自不改前衷，苦苦地向张羽要求一个答案，一段表白，这种现世失传了的贞烈令我肃然起敬；然而张羽，他为人正直，心怀坦荡，一辈子就做错了这一件事，却一辈子被内疚和悔恨所纠缠，他渴望写一部回忆录来纪念自己的生平，却又吞吞吐吐，不肯在自白中将心底最深的苦衷披露，他的内心里，藏着多少矛盾负担，他的一生，又何尝轻松快乐过半日？

    她未等到他回来。他也未等到她原谅。他们两个，谁比谁更不幸些？

    我擦干眼泪，接通打印机，正想将数据输入，忽然发现，数据库里原已遗失的文件竟然又失而复还。是了，我终于还她一个公道，她也终于肯还我文件。

    我长吁一口气，拿起电话，想告诉张先生这就将文件传回，请他接收。

    然而这时，忽听得阿梅在一旁尖叫起来：“天啊，我这份稿子昨天还是好好的，怎么忽然变成乱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