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灵魂游荡在时间的永巷里，紧追着张爱玲的脚步，她穿一件锦绣长袍，踏着软底绣花鞋，轻灵地走在前面，走在曲曲折折的楼廊间，仿佛引路，同我结一场镜花水月的华丽缘。我想借一盏银灯，将脚下的路照得清楚，然而只是一低头，已经不见了她的踪影，只有隐微的哭声来自隔壁的老房子。老房子是有记忆的。如果墙壁会说话，他们会絮絮不止成宵整夜地告诉我们曾经发生在这房子里的每一桩琐事。即便住在房里的人都做了古，然而房子是不老的，它全都记得。

    将手按在老房子的墙壁上，会感觉到温度、皮肤的质感、甚至心跳——即使那墙壁是湿濡而冰冷的，也是一段抑郁的往事。

    一代代的人在这里死去，一代代的人在这里出生，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唇，然而一年一年地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那最后的一点气息便被吸入老房子的墙壁里去，怯生生的眼睛看着新的生命降临，与那新的明亮的眼睛相对视。明亮的眼睛新崭崭的，可是什么也看不见；老了钝了的眼睛藏在墙壁里，却把一切都看得通透。

    我的灵魂追着那幽咽委屈的哭泣声飘进上海淮安路313号的老房子里，看到年少的爱玲在哭泣。我心如刀绞，可是无能为力。一个灵魂，可以看，可以听，可以想，可是不能做成任何一件事。这是1937年。1937年的这房子已经成了监狱，房主人张廷重成了监狱长。1937年对于整个中国都是一场大悲剧，对于上海尤其如此。“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攻闸北，国民党部队从上海连夜撤退，上海沦陷了，成为“孤岛”。

    苏州河一带炮声彻夜不断，住在老房子里的人每天就好像睡在战壕里一样。

    然而这些对于张爱玲来说仍然不是最悲惨，最切肤相关的。她有她自己的悲剧。

    这一年，张爱玲中学毕业了，她在校刊毕业生留言栏里写着：“什么都可以‘忘了’，只别连我也‘忘了’。”结束了自己的中学时代。

    ——然而谁又会忘记她呢？她以她的奇采异文给整个华人世界都留下了那么深刻隽美的印象，然而她自己，却难得快乐。

    母亲黄逸梵为了女儿的学业特地回了一次国，建议她可以去国外留学。经年不见，母女的阔别重逢对于张爱玲来说，无异于过年一样的大事。她那种喜气洋洋不由自主地在眉梢眼角里流淌出来，即使自己不觉得，父亲张廷重却是察觉了，未免愤愤——这么些年来，是他拿出钱来供她吃穿读书的，怎么这女儿不领情，仍只是向着她母亲？

    因此黄逸梵托人找他谈关于张爱玲留学的事情时，他故意避而不见。于是只得由张爱玲自己来提。当她站在父亲的烟榻前吃吃艾艾地说出学费的请求，他立即便发作起来，骂女儿崇洋媚外，听外人的挑唆。

    后母孙用蕃更是在一旁煽风点火地骂了出来：“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这样刻薄的声气，倒又不像明媒正娶大家千金的凤姐了，倒有些像平丫头扶了正——平儿也还体面些，应该是恃宠而骄的秋桐向尤二发威。

    张爱玲在那唇枪舌剑前只有望风而逃。正好张爱玲的舅舅家刚从芜湖搬回来，住在淮海中路的伟达饭店，爱玲的母亲也住在那里，于是张爱玲便借口炮声终夜不断睡不着觉，和父亲商量要到姑姑那里住些日子。张廷重明知所谓去姑姑处其实便是去妈妈处，然而也无可无不可地点了头。

    不料张爱玲住了两个礼拜回来，遇见后母，孙用蕃劈面便问：“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

    爱玲呆着脸说：“跟父亲说过了。”

    孙用蕃冷笑一声，扬起声音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刷地便打了爱玲一个嘴巴。

    张爱玲本能地要还手，孙用蕃已经利落地一转身，尖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几乎是转眼间的事，张廷重趿着拖鞋啪达啪达地冲下来，不由分说，抓住爱玲便拳打脚踢起来，紧着问：“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一脚接一脚，把多年的不如意以及对前妻的恨全报在这个眼里只有娘没有爹的女儿身上。

    爱玲心里悲哀到极点，无心分辩，只求速死，咬紧了牙关，连一句求饶的话也没有。她还记得妈妈叮嘱过她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原来，妈妈早已料到会有这一天，妈妈啊，我快被他们打死了，快来救救我我啊！

    混乱中，她只觉自己的头一会偏到这一边，一会又偏到那一边，耳朵也震聋了。先还满地滚着，后来便不动了，但仍然大睁着眼睛，仇恨地看着这屋子，那些摆设从来没有如此明晰过——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子，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墙壁上挂着陆小曼的油画……这间屋子充实到拥挤的地步，塞满了金的银的镶珠嵌玉的物事，可是独独没有亲情！

    她恨！

    穿着各色绣花鞋黑布鞋牛皮鞋的脚在面前杂沓往来，满屋子都是人，可没有人味儿！她恨！她恨！她恨！

    如果眼睛里可以喷出火来，她希望烧掉这屋子，也烧掉她自己，可是最终她只是无力地闭上眼睛，再也不能动弹。

    何干早吓得傻了。这是亲爹亲闺女呀，如何动起手来竟像前世仇人一般。她扎撒着手，拉不开也拉着，劝着，求着，眼看小姐已经躺着不动了，老爷还不停脚地踢着，这是想要小姐的命啊！别的人也都看着实在不像话了，都拥上来劝着，终于拉开了，张廷重犹喘着粗气说：“把她关起来，没我的话，谁也不许放她出来！谁敢私放了她，我扒她的皮！”

    爱玲慢吞吞地爬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到身上的伤，脸上的红指印，预备立刻报巡捕房去。却被看门的巡警拦住了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爱玲扑上去，叫闹踢门，希望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终是不行。反把张廷重惹得更加火冒三丈，抄起一只硕大的白瓷花瓶便砸过来——幸好没砸到，摔在墙上爆炸开来，把满屋子的人吓了一跳，更把何干惊得魂飞魄散，只怕又要再打一顿，忙忙拉了小姐进房，哭着：“你怎么会弄到这样呢？”

    爱玲忍到这会儿，这才抱住奶妈放声大哭起来。2怎能想到，父女反目成仇，竟可以漠视骨肉情，做到这般决绝——这一次争执，使张爱玲陷入幽禁生活长达大半年之久。

    房间在一楼，原本就暗，窗外又种满了树，一年年长大起来，把阳光都遮住了，努力挤过树叶的间隙漏出来的，不是光，只是影，每一次蹿动都是一场鬼魂的魇舞。阳台上有木的栏杆，栏杆外秋冬的淡青的天上有飞机掠过的白线，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

    不眠之夜，当她撒目四望，只觉黑沉沉的屋子里到处都潜伏着静静杀机，随时要将她吞噬。

    死，第一次离得这样近，仿佛一只咻咻的小兽，磨磨蹭蹭地挨近。她甚至可以感觉得到那小兽伸长了舌头的贪婪的热气。“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张爱玲：《私语》）

    阴暗的屋子，阴暗的心境，张爱玲得了痢疾病倒了。上吐下泻，浑身无力，一日更比一日虚弱，像一盏纸灯笼，风一吹就要灭了。

    何干心急如焚，只是想不出办法来。早在小姐挨打的当天，她已经偷偷打了电话给她舅舅。第二天一早，舅舅约了姑姑张茂渊一起上门来替爱玲求情，再次提起让爱玲出国读书的事。然而张廷重板着一张脸什么也听不进去，孙用蕃又在一边冷嘲热讽，说张茂渊“是来捉鸦片的么？”三言两语调唆得兄妹俩动起手来，张廷重故伎重施地抓起支烟枪便扔过去，把张茂渊的眼镜也打碎了，脸上的皮都被擦破了，流了好多血，还是舅老爷使劲拉开的。

    临走，张茂渊赌咒发誓地说：“我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后来听说上医院缝了六针，没有报警，到底还是怕丢人。然而她果然也就不再登张家的门了。

    张廷重父女、兄妹反目，得意了孙用蕃，愁坏了何干。眼看着小姐命悬一线，竟是连个可求救的人也没有，万般无奈，只得斗起胆子来，躲开孙用蕃的耳目拼着挨骂偷偷找老爷哭诉了几次，苦劝：“小姐毕竟是老爷的亲生女儿，养得这么大了，又正是好年龄，难不成就看她这样死了吗？亲戚听着也不像，以为老爷心狠，害死自己亲闺女。改天要是有人问起小姐得的什么病，是怎么死的，可叫大家怎么说呢？”

    张廷重听了，也觉堪忧，可是到底不愿张锣打鼓地送医诊治，只含糊说：“你先下去吧，这个我自会想办法。”

    隔了一天，狱长便查监来了。张爱玲躺在床上，已经只剩下半条命，蜡黄的脸，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可是努力睁大着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父亲，那样清澈凄冷的两道目光，仿佛要一直照进他的灵魂深处去。

    张廷重看着，心下也未免不忍——他的心，已经被鸦片灯一点一点地烧尽了，烧成了灰，风一吹就会散去。可是灰吊子，却还悬悬地荡在空中，让他有气无力地续着这无妄的生命。想起两父女讨论学问，为女儿亲拟《摩登红楼梦》章回题目的往事，他也觉得无限感慨，女儿并不是贾宝玉，又没有“逼死母婢”，又不是“勾引戏子”，何至于弄到如此地步，竟然演出一幕“手足眈眈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来？不禁叹了口气：“你要是但能听话一点，也不会变成这样……”亲自替女儿打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

    这样注射了几次后，爱玲的病情似乎得到些控制，可仍是时好时坏，眼看着可以起床走动了，一个早晨醒来就又忽然翻天覆地吐起来，直要把心肝肺都吐出来似的。

    她浑身灼热，面色赤红，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死人，身在地狱了，四周有火舌吞吐，将她吞噬。可是她不愿意就这样死，她还有许许多多的心愿未了，阎王在收魂之前也要问一问那将死的人有什么最后心愿的吧？她扶着何干的胳膊，仍是打听出逃的路线。

    何干一边替她清理一边哭着，却仍是劝：“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啊！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因为太过爱惜，她不禁要替她胆小，替她恐惧，变得冷漠起来。然而终究还是吞吞吐吐地说出来：“太太（指黄逸梵）传话来，要你仔细想清楚，跟你父亲呢，自然是有钱的，跟她，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又透露了两个警卫换班的时间。

    这一场病，叫张爱玲早下了决心——她生在这屋子里，总不能死在这屋子里。

    她决定出逃，想过许多方案，好像三剑客、基督山伯爵，或是简单一点，像《九尾龟》里垂了绳子从窗户溜出去，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有个王子可以骑着白马，在公主的阁楼下接应。

    可她终究不是白雪公主，虽然遇到了童话里的恶后母，却未能得到那拔剑来救的白马王子。

    没有人救她，只除了她自己。

    那一年，爱玲18岁。“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的高兴我还没忘了怎么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张爱玲：《私语》）这一次的命运重合，我比她晚了四年，以22岁的“高龄”离家出走，也算是一种滑稽了——1992年7月3日的晚上，我被妈妈揪着一头长发摔倒在地毯上，她说：你就是我的累赘。如果没有你，我早就好了。我跪在地上哭了许久，听到所有的人都睡熟了，想到这一切周而复始永无止尽，终于下定决心走出去。一路走到车站，才想起身上没有一分钱，于是在灯火辉煌下同摩托车司机讨价还价，问他可不可以送我到目的地，我找到朋友借到钱再给他。他答应了。在夜风里，我坐在摩托车上风驰电掣，心里想如果今夜发生了什么意外，我便与他同归于尽了也罢——好在没有。

    我去求助的是大学时交往最密的一位好同学，敲开门简单地说：我离开家了，欠摩托车十块钱，你能不能帮我拿下去给他。她愣了一下，说：你那个家，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的。取了十块钱便陪我下了楼。

    后来也是她帮我租房子、介绍家教，我离开大连去广州，也是她来送行——当时她出差在外地，听说我要走，连夜赶回大连，直奔机场，楼上楼下跑了几个来回才找到我。她抱着我，说：答应我，不论发生什么事，你不可以堕落。我说：你放心，除非我死。

    那年以后，我便把7月3日当做了我的生日。3

    终于和母亲在一起了。母亲住的爱丁顿公寓和父亲的家多么不同呀——那是后来使胡兰成觉得“兵气纵横”、“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带刺激性”、“华贵到使我不安”的房间——明净敞亮的客厅，精致温馨的卧室，清爽典雅的书房，镶着瓷砖棚顶的洗手间，点着煤气炉子的厨房，还有宽大的阳台和阳台上的玻璃门，每一样都让爱玲为之喜悦，觉得新鲜而愉快。

    记忆的长绳被时间的锯子割断了又重新接起来，住在爱丁顿公寓的张爱玲仿佛回到八岁那年，妈妈第一次回国的时候，牵着她的手在花园里漫步，指点她行走坐立的姿势，取笑她英语发音的蹩脚，教训她说话不要直瞪着人看，走路时两腿不可分得太开，衣服是葱绿配桃红的好，艳不要紧，但不能俗，搭配是首要学问……

    如今整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里，上海的变化多大呀——不要说这十年，单是去年一年，上海发生了多少大事呢。这动荡不安的1938呀，在这一年里，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电影红星周璇与第一任丈夫严华结婚了，同年加入国华影业公司；上海影后胡蝶却在与潘有声新婚不久，双双迁往香港躲避战乱；主演过《花好月圆》、《柳暗花明》等影片的黎明晖在主演《凤求凰》后退出影坛；张爱玲喜爱的电影明星谈瑛主演的《夜奔》在长达半年的审查删剪后终于公映，同时上映的还有蔡楚生导演的《王老五》；在这一年里，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出版；巴金写完《春》，《爱情三部曲》合刊出版，同年十月与萧珊赴桂林，与夏衍等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赵朴初接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萧红与萧军得到邀请去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于此第一次遇见丁玲，同年夏天萧红与萧军分手，怀着萧军之子与端木蕻良回了武汉；在这一年里，宋庆龄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宣传抗日，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

    这些个热闹，张爱玲都没有赶上，只是待在她父亲的家里忙着生病，也忙着生气，忙着想出逃的办法。然而现在好了，现在她又可以回到上海的怀抱了，可以耳闻目睹地与这个城市手牵手，心贴心，看到的每件事物都是亲切跃动，活色生香的。

    爱丁顿公寓所在的静安寺路，是电车的始发站。电车向东穿过繁华的南京路，一路商店、酒楼、书肆、咖啡厅、股票交易会所、跳舞厅……一直驶到终点站广东路外滩。张爱玲一直都喜欢听电车“克林克赖”的行驶声，仿佛枕在铁轨上睡觉——电车后来成了她小说里的重要道具。

    除了电车声，还有静安寺的敲钟声，斜对过平安电影院的打铃声，后身百乐门舞厅里尖细嗓子的唱歌声，以及楼下卖馄饨的梆子声，都会在静夜里凌风度月而来，让她即使在梦中也会安心地记得：我是在妈妈的家里了，终于和妈妈在一起了。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上海，是繁华的极致。

    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中，破坏中，并且即将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然而乱世里的一点点安宁，格外珍稀可贵。

    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太宝贵了。此后张爱玲写了许多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公寓生活，但凡与母亲有关的文字，总是写得无比温柔。她在文章里说自己有个怪癖，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其实我想是因为电车声使她想起母亲，觉得仍和母亲同居一室，如此才会安稳睡着。和母亲在一起的公寓生活是她少女时代最快乐的时光，因此即使是衣食这样的琐事，也都新奇而有趣，称得上色香味俱全的。“在上海我跟我母亲住的一个时期，每天到对街我舅舅家去吃饭，带一碗菜去。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着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红花，斑斑点点暗红苔绿相同的锯齿边大尖叶子，朱翠离披，不过这花不香，没有热乎乎的苋菜香。”

    “在上海我们家隔壁就是战时天津新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有长风万里之势，而又是最软性的闹钟，无如闹得不是时候，白吵醒了人，像恼人春色一样使人没奈何。有了这位芳邻，实在是一种骚扰。”

    “我母亲从前有亲戚带蛤蟆酥给她，总是非常高兴。那是一种半空心的脆饼，微甜，差不多有巴掌大，状近肥短的梯形，上面芝麻撒在苔绿底子上，绿阴阴的正是一只青蛙的印象派画像。那绿绒倒就是海藻粉。想必总是沿海省份的土产，也没有包装，拿来装在空饼干筒里。我从来没在别处听见说有这样东西。”（张爱玲：《谈吃与画饼充饥》）

    在父亲家里时，她从没做过家务，也没搭过公车，现在，这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洗衣、煮饭、买菜、搭公车、还有省钱……她有一种奇怪的挂角归田的感觉。从前对田园的理解就是，逢年过节，田上的人就会往家里送麦米来，就像《红楼梦》里的乌进孝送年货，或是刘姥姥送蔬果。

    刘姥姥在大观园里吃了回茄子，硬是没吃出茄子味儿来；张爱玲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却在菜场上看到了“野趣”——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除了茄子，还有新绿的豌豆，熟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以及饱满如婴儿脸的胡萝卜。

    有一天她们买了萝卜煨肉汤。姑姑张茂渊说：“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指李菊耦）总是把胡萝卜一切两半，再对半一切，塞在笼子里，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张爱玲听着，觉得有无限趣味，仿佛做文章。

    她总是这样子满脑子的罗曼蒂克，从每一言每一语每一时每一处里发现新生活的美，新生活的好。即使洗菠菜，也有美的发现——菠菜洗好了倒进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油在锅里滋滋地叫，她可不急，还饶有兴趣地把篾篓迎着亮举起来，看那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笑着问妈妈：像不像是开在篱上的扁豆花？

    黄逸梵头疼地看着女儿，越来越发现她在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方面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幼稚，她不厌其烦地叮嘱她，指点她：走路不能横冲直撞，要懂得看路；说话时不能直瞪瞪地看着人家的眼睛，也不能东张西望神色张惶，要看着对方的鼻尖或是眉心；记得点灯后要拉上窗帘，不能忽然地无缘无故地大笑；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别总是皱眉或者低头；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就别说笑话……

    她给她讲了一个关于“眼神”的故事：大户人家选妾，众女子林立，其人命“抬起头来”，一女子应声抬头，瞪大了眼睛让人看，是为不知羞耻；另一女子抬了一下头，又立刻低下，是为小家子气；第三个女子央之再三方将眼角一溜，徐徐抬起头来，眼帘却垂下了，瞬即又眼风一转，头向后俯，是为媚态，为会看。

    爱玲笑起来：“像是《金瓶梅》里写孟玉楼的话：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

    母亲瞅她一眼，叮嘱说：“要你照镜子练习眼神表情，并不是要你学抛媚眼，是要你记着怎样看人才不算失礼。坐的时候要端正，可是也不能一块木板似的，两肩要微微地分前后，但也不能拧着身子……”

    说一万句，不知道有没有一千句进得了她的耳朵；记在心上的则不到一百句；而落实到行动上，则最多剩不下十句。

    教她用汽油擦洗衣服，她却只顾着玩，故意放慢手脚，让汽油尽量挥发，因为喜欢那满屋子清刚明亮的气息，最后便只好不用她帮忙，免得浪费。

    黄逸梵忍不住叹息：“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

    爱玲羞愧地低着头，却又偷偷微笑——便是母亲的责怪也是温暖的，因为贴心。

    为了使母亲宽心，她努力地要学好，认真地跟母亲学习煮饭，用肥皂粉洗衣服，这才发现，原来洗一块手绢儿也有许多程序：搓，不能太用力；揉，又不能不用力；如何使肥皂打得均匀，起泡，却又不致浪费；漂洗到没有一丝皂沫才算干净，拧干后，要展得很平才可以晾；不能直接晾在铁丝上，会留下锈迹；可以湿着贴在干净的瓷砖或者窗玻璃上，像一幅画；一块玻璃贴一块手绢，贴成一面绣花窗，干的时候再一张张地把手绢撕下来，就跟浆过的一样挺直干爽。

    她揭开一块手绢，透过窗格，看见弟弟来了。4

    那年夏天，子静带着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来探望母亲和姐姐，期待地说：“我想跟你们住在一起。我不想再回那个家了。妈妈，你也收下我吧。”他看着母亲，满眼热望。

    黄逸梵看着豆芽菜一般高而瘦的小儿子，心如刀绞，却只能理性地解释给他听，说：“你父亲不肯拿钱出来，我的能力最多只能负担你姐姐一个人的教养费，再也没办法收留你了。”

    子静哭了，眼泪毫无遮拦地流过苍白瘦削的脸，像一尊希腊雕像。

    爱玲也哭着，抽泣得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语言在这个时候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呀。

    她从那格撕掉了一张手帕的窗户里看出去，看见她的弟弟踽踽地走在街道上，头低着，影子拉得长长的，他怀里还抱着那双篮球鞋。

    那影像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她帮不了弟弟，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爱他。爱一个人而不能帮助他，便连这爱也显得羞耻且伪饰起来。

    并且，由于母亲对弟弟的拒绝，使她不得不想到自己。

    她的升学问题迫切地摆在眼前。

    当时有一种惯例，女子中学毕业了要继续上大学，不一定立刻就读，可以找个婆家先结婚，由丈夫拿一笔钱出来资助就学，毕业回来再考虑生儿育女，看看当时报纸上那些打着“愿助学费”字样的征婚广告就知道了；要不先工作着，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才继续升学。

    ——然而这两种选择都不适合张爱玲。

    早在圣玛利亚女校上学的时候，她有一个女同学叫张如瑾，跟她比写作，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若馨》，教师汪宏声先生也很器重，曾经推荐给《良友》发表，但是因为战争爆发而未能出版，她自己出钱印了几百本，张爱玲还特地写了一篇《若馨评》。然而她后来嫁了人，再没写过字，就这样沉寂下来。从那时起，张爱玲便坚信世上最大的悲剧，就是一个天才的女子无端搅进了婚姻。她在毕业留言“最怕”一栏里填着“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了婚”，也是因为这件事。

    或者是先工作——那时候中学毕业的人或者可以去做女书记员，女招待员，或是女店员，都是些不很操心却需要细心的工作。然而口头禅“我又忘啦”的张爱玲虽然有极高的文学天赋，在生活上却是极弱智，不会做家务，不会女红，甚至不会削苹果；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两年，却不知道电铃在哪里；永远不记得路，即使是那么酷爱看电影，可是每次都要家里的车夫送去，看完后再站在路口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乖乖地等车夫来认领回去——她无法自己去找司机，因为非但不记得路，甚至也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卧室总是最凌乱的一间，学校规定鞋子要放在鞋柜里，而她总是把自己的皮鞋随意地抛尸于床下，以致屡屡被惩罚性地展示出来，而她依然如故，逼得紧了，便说一句：“哎呀，我忘了。”我这点极像她，我非但不会削苹果，不会做家务，不会使用稍微复杂的电器，装修新家的时候索性连厨房也拆了——压根就没打算自己煮饭。新工作已经做了两年半，可是每天都要先生接送上下班，如果哪天他没时间来接我要我自己叫出租车，那么我一定会被司机诳着多绕一段路。

    这些日子为了写传记，查了许多资料，朋友们也帮忙搜集资料，用电邮寄来。家里没安电话，所以要在单位上网，整理好了才发现忘记带U盘；下班回到家特特地把盘装在手袋里，可是第二天上班一忙，又忘了要把文件拷进盘里；到了第三天，上班头件大事便是存盘，然而又忘记带回家……不愿嫁人，也不适合工作，那便只有升学了。可是这是一笔相当不菲的学费，父亲张廷重是不肯拿出来的——后来听说何干因为犯了和她同谋的嫌疑，大大被连累了一通。继母孙用蕃把她的一切东西分着给了人，同人说就当这个女儿死了，家里再没有过这个人。何干偷偷把爱玲小时的一些玩具拿来给她做纪念，其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色鸵鸟毛折扇，因为年代久了，一扇就掉毛，漫天飞着，是迷茫的儿时记忆。然而爱玲如获至宝，一边轻轻扇着一边呛咳落泪。

    何干告诉爱玲，她继母在背地里笑话黄逸梵收留她是件笨事，已经自顾不暇，还要把这样一个大包袱扛上身，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爱玲益发不安，收养已经是这样沉重的一个大包袱，她如何忍心雪上加霜，再伸手向母亲要一笔学费。

    更何况，母亲那时已经有了位美国男朋友维基斯托夫，四十多岁，长得英挺漂亮，是做皮件生意的，一直和母亲商量着要去新加坡搜集马来西亚鳄鱼皮，好加工制造手袋、腰带什么的，想来总也是需要本钱的吧？

    然而她仍肯拿钱出来请犹太裔英国老师为女儿补习数学，让她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每小时的补习费是五美元，多么奢侈！爱玲几乎用得心惊肉跳，一边补习一边忍不住要偷偷看钟，计算着这一分钟又花掉了母亲多少钱，并且同时偷偷怀疑着，母亲是不是也在这样想。

    恰在那时节姑姑张茂渊投资股票亏了，心境也不大好。汽车卖了，厨子也辞了，只雇着一个男仆，每周来两三次，帮着采购些伙食用品，境况是大不如前。有一天难得有兴致，听爱玲说想吃包子，便用现成的芝麻酱作馅，捏了四只小小的包子蒸了出来——只有四只，皱皱的皮，看得人的心也皱了起来，喉咙也哽住了。

    没钱的感觉是这样的鲜明而具体——不至于穷困到一无所有，然而的确是拮据，令人窘迫。张爱玲看着那四只愁眉苦脸的小包子，忽然间就明白了“咽泪装欢”的意思——那包子真是难以下咽，可是她还得装出笑脸说：“好吃，真是好吃！”“我补书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张爱玲：《私语》）

    “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听到收音机里播音乐，他就想起1934年6月，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在上海热映，收音里天天都播着它的主题曲，人人都会唱了，可是后母雇的一个小丫头小胖怎么也学不会。暑假时，姐姐每天一早起来就要练钢琴，大概是练基本功练烦了，就想起要弹着钢琴教小胖唱歌，便是这首主题曲，可是教来教去教不会，只是开头两句“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就教了整个上午，把父亲和后母吵醒了，挨了一顿骂，从此不许姐姐早上练弹钢琴——现在想起来，那《渔光曲》的旋律仿佛还响在耳边呢。而姐姐坐在钢琴边教小胖唱歌的样子也是这样地清晰，如在眼前。

    姐姐一直都很喜欢音乐，也很会唱歌，很小时便会缠着保姆说故事，唱她们皖北农村的童谣，而他一句也学不会；姐姐还缠着教他古书的朱先生说苏白，朱先生六十多岁，待人很亲切，也很喜欢姐姐，依着她的要求用苏州话念了一段吴语写成的《海上花列传》，姐姐还不过瘾，专门挑出妓女同打上门来找丈夫的夫人吵架的一段让读，朱先生无奈，只得捏着嗓子学女腔读给她听，逗得姐弟俩笑得差点滚到地上去。姐姐那时真是很任性的。

    姐姐的任性尤其表现在看电影上。看电影是她一个很大的爱好，仅次于看小说，她订阅了许多电影刊物。她喜欢葛丽泰嘉宝，像一般的八卦影迷那样，既欣赏她的演技，也好奇她的神秘身世，还喜欢加利古柏、秀兰邓波儿、费雯丽；中国的则喜欢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石挥……那时有声电影刚刚起步，1930年阮玲玉在《野草闲花》中第一次开口唱歌，姐姐立即便学会了；1931年胡蝶在《歌女红牡丹》里开口说了大段对白，姐姐也可以朗朗上口，一字不落地复述出来；有一次姐弟俩去杭州玩，住在后母娘家的老宅里，亲戚朋友很多。刚到第二天，报纸上说谈瑛主演的电影《风》正在上海电影院上映，姐姐立刻就要赶回上海去看，怎么劝也不行，于是他只得陪着她坐火车去上海，直奔那家电影院，连看两场。他的头痛得要命，姐姐却得意地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现在姐姐不在身边，他连看电影的心情也没有了，因为不能不想着她。

    吃东西的时候也想着——姐姐喜欢吃甜食，紫雪糕，爆玉米花，山芋糖，掌鸡蛋，合肥丸子，都是些又便宜又普通的吃食，就是合肥丸子啰唆些，只有姐姐的奶妈何干会做——先煮熟一锅糯米饭，凉了后捏成一个个小团，把调好的肉糜放进米团里捏拢，大小和汤圆差不多，然后把糯米团放在蛋汁里滚过，再放进油锅煎熟。姐姐是那样喜欢吃，又吃得这样高兴，以至于引得全家的人，包括父亲和佣人们后来也都爱上了这道菜。如今姐姐逃走了，连老奶妈何干也为了这件事受连累，回皖北养老去了，合肥丸子自然也吃不上了。

    他还记着姐姐教给自己的许多写作方法：积累优美词汇和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一听到后就设法记住，写在本子里，以后就成为写作时最好的原材料；提高中英文的写作能力，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一篇习作由中文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中文。这样反复多次，尽量避免重复的词句，一定能使中文、英文都有很大的进步。

    姐姐是天生的作家，中英文都很棒，从父亲家出逃后不久，她便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在《大美晚报》登出来，披露了被父亲软禁的经过，这是美国人办的报纸，编辑给文章定了个很耸动的标题：“Whatalife!Whatagirl’slife!”家里是一直订着《大美晚报》的，父亲看到文章，大动肝火，可是他已经拿姐姐没办法——他不能再打她，也不能再关她，她已经远走高飞，再也不用怕他了。

    她以后还会飞得更高更远，比她的父亲、祖辈都高而远，更比他高远，直到难以企及。

    他想起小时候，姐姐很喜欢荡秋千，荡得很高，他在一旁看着，很是羡慕，却怎么也不敢坐上去——姐姐看到的世界，一直都比他高，比他远。1934年，姐姐升高一时，他才小学五年级；1936年小学毕业，父亲又让他在家停学一年；1937年日战爆发，许多学校停课，又荒废一年；到了1938年，姐姐离家出逃，父亲受了刺激，这才决定送他进入正始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可是刚读完初一，学校迁往法华镇，校名改了，校长也换了，于是父亲又要他辍学……

    点地毁了我的爱。”（张爱玲：《童言无忌》）我太明白那种磨难与难堪，太明白那种爱的日渐稀薄——因为父亲早逝，一家子指望母亲一个人生活，养成了她惜钱如命的凉薄性情。她生在贵族家庭里，从小锦衣玉食惯了，长大后境况一路地坏下去，因此脾气也坏。记得大学时有一个周末回家向母亲拿生活费，她不知是不是刚受了哪部现实主义电视剧的刺激，蹙眉对我说：“我同你，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那句话伤透了我，一言不发转身便走，回到宿舍便把食堂饭票都卖了，赌气吃了一个礼拜的豆腐乳就馒头。后来她不知怎么内疚了，竟然去学校找我，给了我一百块，还带我出去吃了顿饭。那种诚惶诚恐的感觉，直到今天我都还清楚地记得。

    母亲最常说的话就是：花父母的钱躺着花，花丈夫的钱站着花，花儿女的钱跪着花。可是我一直都记得当年向她拿钱时那种卑微的态度，而今天她三不五时打电话要我寄几千块钱过去，却是理直气壮有如索债的。有一次说要买药，让我寄一千块。我生怕寄晚了又要挨唠叨，巴巴儿地当天便跑到银行去寄了，以为这回总可以得几句夸奖。不料她却说：让寄一千就只寄一千，真抠门儿。张爱玲与弟弟5

    子静重新回到父亲的家里，回到那鸦片烟雾的世界。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家里到处都留下姐姐的痕迹，可是他再也不能同姐姐生活在一处了。他只有游荡在这房子里，靠着从前的记忆过活——他过早地老了，十七八岁已经开始回忆；他又从来没有长大过，始终都是那个踢足球的沉默小男孩——成长期早已结束了，可是创伤却一直在成长。

    而这时，听说姐姐已经考上了伦敦大学，还是远东区第一名，可见真是奋发图强。可惜由于战争的缘故，英国已经不能去，只得改入香港大学。

    姐姐的成功照见了他更加的低微与无助，张子静更加沉默、更加羞怯了。张爱玲在1939年夏天离开上海，独自乘船去香港。

    他没有去送。

    十几年后张爱玲以“梁京”为名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在上海《亦报》连载，引起轰动，与周作人的散文、丰子恺的画一时并称“亦报三绝”。

    后人考证，以为“十八”指的是她从1932年到上海至1950年完成这部作品，刚好十八年；也有说是影射胡兰成的；但我个人以为，那指的是她逃离父亲家时是十八岁。

    同年《亦报》举办的关于《十八春》的作品讨论会上，曾有人提出这部小说太过传奇，哪有亲姐妹反目，竟可以将妹妹囚禁大半年的？可见是虚构。连周作人也说“我看《十八春》对于曼桢（小说女主人公）却不怎么关情，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

    然而张爱玲写的却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小说里顾曼桢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哀，其实正是十八岁的张爱玲囚在空房时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哀——“她扶着窗台爬起来，窗棂上的破玻璃成为锯齿形，像尖刀山似的。窗外是花园，冬天的草皮地光秃秃的，特别显得辽阔。四面围着高墙，她从来没注意到那围墙有这样高。花园里有一棵紫荆花，枯藤似的枝干在寒风中摇摆着。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见人家说，紫荆花底下有鬼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但是，也许就因为有这样一句话，总觉得紫荆花看上去有一种阴森之感。她要是死在这里，这紫荆花下一定有她的鬼魂吧？反正不能糊里糊涂地死在这里，死也不伏这口气。房间里只要有一盒火柴，她真会放火，乘乱里也许可以逃出去。”

    这是虚构么？是夸张么？是杜撰的秘闻？是猎奇的戏剧？还是张爱玲亲身经历的一次映射？

    那顾曼桢在幽禁期间也生了一场病，是感冒——“她忽然觉得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踉踉跄跄回到床上去。刚一躺下，倒是软洋洋的，舒服极了，但是没有一会儿工夫，就觉得浑身骨节酸痛，这样睡也不合适，那样睡也不合适，只管翻来覆去，鼻管里的呼吸像火烧似的。她自己也知道是感冒症，可是没想到这样厉害。浑身的毛孔里都像是分泌出一种粘液，说不出来的难受。天色黑了，房间里一点一点地暗了下来，始终也没有开灯。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方才昏昏睡去，但是因为手上的伤口痛得火辣辣的，也睡不觉，半夜里醒了过来，忽然看见房门底下露出一线灯光，不觉吃了一惊。同时就听见门上的钥匙嗒的一响，但是这一响之后，却又寂然无声。她本来是时刻戒备着的，和衣躺着，连鞋也没脱，便把被窝一掀，坐了起来，但是一坐起来便觉得天旋地转，差点没栽倒在地上。定睛看时，门缝里那一线灯光倒已经没有了。等了许久，也没有一点响动，只听见自己的一颗心嘭通嘭通跳着。”

    顾曼桢后来怀了孕，终于借着生产的机会逃出了医院，是一个同时生产的女人的老公帮了忙——是平民阶级，何干的化身么？

    对于各种各式的作品研讨，张爱玲通常较为沉默，极少就自己的作品多做辩解，只是有一次有人提及为什么她形容三十年前的月亮一定要是“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为什么不能是荣宝斋或者别的什么纸，这是不是在玩弄字眼时，她淡淡地回了一句“因为我小时候家里用就是朵云轩”；然而这次有人批评《十八春》情节奇诡不可信，她却抿紧了嘴一言不发——要她苦口婆心地解释那是她的亲身经历么？要她把她童年的伤痕暴露给大家看？那就不是张爱玲了。

    有句话叫做“宁为不知，勿为人见”，而张爱玲是“宁愿写出，不愿说白”。

    张爱玲是喜欢用“手势”这个词的，手势太难看，赢了也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