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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变法皇帝 九 乌台诗案

    1、苏轼犯案

    元丰二年(1079年),是苏轼最黑暗的岁月。这一年,他调任湖州太守,这已经是他自熙宁三年(1070年)离开京城后第四个任职的地方。此前,他在杭州任满之后,调任密州太守,密州任满后调任徐州太守,徐州任满后再调任湖州太守。

    按照惯例,官员调任,都要礼节性地向皇帝上表致谢,内容无非是谢主隆恩之类的客套话。苏轼却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生活的态度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之事,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俗话说,祸从口出,苏轼吐得多了,给人留下把柄的机会也就多了,何况还有很多人睁大眼睛盯着他,巴不得从他身上挑出一点材料修理他呢!这一次,苏轼就因为他的臭脾气,给人落下了话柄。他在谢恩表中有这样一句话:

    陛下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野小民。

    苏轼在这里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

    六月,监察御史何大正在苏轼的谢恩表中闻到了某种气味,便将其中的“新进”、“生事”等语摘引下来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用伎俩。

    关于“新进”、“生事”的出处,还有一段背景。

    “新进”一词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生事”一词出自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一封信中。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意见,他曾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指责变法是“生事”,于是,“生事”一词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苏轼的谢恩表,在定期出版的廷报全文刊载,他是名士,其手笔照例要引起人们的注意。谢恩表刊出之后,那些“新进”们自然就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御史中丞李定,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当年因隐瞒母丧,被司马光骂为禽兽不如,苏轼在赠朱寿昌的诗中,也曾影射过他,故对苏轼一直怀恨在心,一直在等待机会进行报复。他从苏轼的谢恩表中闻到了一股味道,立即上表弹劾苏轼,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要求对苏轼严加查办。

    然而,单凭苏轼谢恩表上的一两句话,是不足以扳倒苏轼的。凑巧当时出版了一本名为《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苏轼犯罪证据的机会。监察御史舒亶经过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断章取义,作为弹劾苏轼的证据。

    苏轼因对新法不满而贬杭州,历任密州太守、徐州太守,再到湖州太守,一路上他游山玩水,放情诗酒,消磨着郁郁不得志的烦恼岁月。在这段时期内,他随感而发,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诗可以抒情,诗可以言志,苏轼在他的诗中,难免会吐露自己的心声,抒发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不满情绪,进而讥讽朝政。

    李定等人将苏轼的这些诗搜集起来,断章取义地作为苏轼攻击朝廷的犯罪证据。

    比如咏青苗的两句: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课吏的两句: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水利的两句: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盐禁的两句: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咏桧树的两句: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

    这些诗句,都是诗人随感而作,并不是真的存有什么大不敬的心思、怨谤君父,且在当时还被传诵一时。然而,李定、舒亶一班小人硬是把这些诗句作为苏轼讥讽朝廷、攻击新法的证据。特别是咏桧树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更是说成是影射皇帝,他们说:“皇上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在九泉下对蜇龙,不臣之心,莫过于此!”

    赵顼一时也被谗言所蔽,以为苏轼真个是逆臣。下诏将苏轼就地免职,逮捕押送进京,交御史台审讯。

    “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府(台)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晨去暮来,号为“朝夕乌”。因此,后人将御史台称为“乌台”。

    由于苏轼这次是因诗而获罪的案子,是由几名御史一手制造,后又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在历史上称为“乌台诗案”。

    2、拘捕

    李定欲置苏轼于死地,他挑选一个名叫皇甫遵的官员到湖州传达圣旨,免去苏轼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御史们向皇帝请示,说苏轼在押回京师途中,每天夜晚必须关进监狱里过夜。赵顼没有答应御史的请求,因为自始至终,他并无杀害苏轼之意,案子既然有人控告,他必须依法办事,但他更愿意给苏轼一个解释的机会。

    苏轼有一个好友驸马王诜,《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就是他印刷的,当他得知诗集给苏轼惹来大祸的消息后,赶忙派人去给身在南部的苏轼的弟弟苏辙送信,苏辙立即派人告诉苏轼。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一次赛跑。

    朝廷使者带两名御史台的衙役和儿子前往湖州拘捕苏轼。在靖江因事耽误了半天行程,结果是苏辙派的使者先到湖州。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达湖州,太守官衙的人慌作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也不敢出来,他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并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

    两名差官一个手执御史台的公文,一个手提包裹,包裹中的刀剑隐约可见,他们面容冷漠,一言不发,气氛非常紧张。苏轼开口打破僵局,说他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必死无疑。请求回家与家人告别,然后随上差赴京伏法。

    皇甫遵淡淡地说:“事情还没有严重到如此地步!”

    祖通判谦恭地说:“请上差出示公文。”

    皇甫遵问明了祖通判的身份后,便命随行衙役将御史台的公文正式移交给祖通判。祖通判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职务,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皇甫遵同意了苏轼向家人告别的请求。

    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觐见皇帝。

    皇帝问道:“朕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回答说:“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因为他抵死不愿做官。

    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回答说:“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作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夫人听了这首诗,破涕为笑,心里稍安。是否真的有这个故事,或由苏轼现编借以安慰家人,不得而知。

    苏轼辞别家人上路的时候,湖州太守衙门的人都吓得不知所措,个个躲躲闪闪,倒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后来据苏轼回忆,说皇差逮捕太守犹如捕盗。

    有人说苏轼在赴京途中曾想自杀,在扬州渡江时,就有过跳江自尽的念头。他不知道自己要判什么罪,并且担心案子会牵涉到很多朋友,而且还会牵涉到弟弟苏辙,因为苏辙提前给他通风报信。思之再三,他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平安地到达京城。

    苏轼进京后,被关进了御史台的皇家监狱。

    3、审讯

    苏轼七月底被拘捕,八月十八日被关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

    苏轼被关进大牢后,一方面,要随时接受讯问,另一方面,要他自己交待问题。

    御史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到处搜集苏轼的犯罪证据。到九月份,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诗词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受牵连的有三十九人,无论哪首诗,只要有疑问,苏轼都得作出解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供认不讳,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苏轼在受审期间,也有很多人仗义相救。

    宰相吴充上表,说陛下以尧舜为榜样,轻视魏武帝曹操。曹操虽然疑心重,但却能容忍祢衡,陛下难道就容不下一个苏轼吗?

    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也替苏轼解辩,他说,自古以来,宽仁大度的主子是不会以言语来惩罚人的,苏轼是一个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认为自己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如今却碌碌如此,不免有些失望和怨愤,吟风咏月,发发牢骚,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作了几首诗而获罪入狱,甚至杀头,恐怕后世的人会说陛下容不得人才。

    王安石与苏轼政见不同,苏轼就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出京城。当他听说苏轼获罪入狱之后,竟然也上书赵顼,说圣朝不宜诛杀名士。可见,王安石是个君子,只可惜他所重用的人都是一些小人。

    苏轼坐牢的时候,曾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苏轼坐牢,他的儿子苏迈每天去给父亲送牢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他们暗中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早做心理准备。

    有一天,苏迈有事,不能前去送饭,便委托一个朋友帮他送牢饭,但他忘了告诉那个朋友与父亲约定的暗号。恰巧那位朋友做了一盘红烧鱼。苏轼一见,大吃一惊,以为自己难逃一死,悲愤之下,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我累人。

    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运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君子,身后年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在首诗中说得非常悲惨,说他死了之后,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号。他表示与苏辙世世为兄弟。并在诗里表示皇恩浩荡,自己受恩已多,无法感恩图报,实在惭愧。又说这次别无所怨,都是自己之过。

    苏辙接到哥哥的绝命诗,伏案而泣,悲恸欲绝。他立即向皇帝上书,希望能以自己的官爵赎其兄之罪。

    4、贬谪

    苏轼关押受审的事在朝中闹得沸沸扬扬,宫中的太皇太后曹氏也知道了这件事。

    这一天,太皇太后病了,赵顼进宫问安。太皇太后关心地问起了苏轼的事,她问赵顼:

    “听说苏轼被诏逮关进牢里,交御史台讯问,苏轼究竟是犯了什么罪案?”

    赵顼回答说:“苏轼怨望朝廷,毁谤君父,犯着大不敬的罪名。”

    太皇太后惊道:“果然吗?苏轼何至于此呢?有证据吗?”

    赵顼回答说:“当然有证据,御史台的御史连上了四道奏折,都是弹劾苏轼的。”

    “都是哪些诗句呢?”太皇太后问道。

    赵顼将苏轼涉嫌攻击新法的诗句随口背诵了几句。

    太皇太后听了,恻然说道:“就这句诗可作证据?就这种无理的证据,就可认定苏轼是大不敬,要将他处死吗?”太皇太后轻轻地咳了几声,接着说,“文人吟诗,都是一时的感触,并非有什么成见;就是有一二句讽刺朝政的地方,也是诗人应有的态度。诗三百篇,其中很多都含有讽刺的意思,人君不能因而嘉奖诗人忠君爱国的苦心,改善一切,反要罗织成罪,处以极刑,这哪里是人君慎狱怜才的道理?”

    赵顼见太皇太后有些不高兴,口称御史们弹劾苏轼,他不得不下诏过问此事。

    太皇太后说:“当初,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你的祖父仁宗皇帝非常欣赏他们兄弟俩的才学,曾高兴地对我们说:‘朕为子孙得到两个好宰相了!’现在有人指控苏轼,不是忌才,便是挟仇,你做皇帝的,可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跑啊!”

    太皇太后的话明显带有责备之意,而这几句话,成了太皇太后的遗言。

    十月十三日,御史们将案子做了个提要,送呈赵顼御览。恰好此时太皇太后病逝,赵顼要处理太皇太后的丧事,便把苏轼的案子拖延下来。

    赵顼对太皇太后很有感情,平常也总是刻意讨太皇太后的欢心,太皇太后对这位孙子皇帝也是疼爱有加,有时赵顼退朝晚了,她就会在宫门口等候,亲自照料他进餐,祖孙俩的关系一直很欢洽。

    太皇太后虽然身份显赫,但从不逾越礼法。按惯例,皇家后宫的娘家人,不得进宫拜见,太皇太后有个弟弟叫曹佾,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赵顼常请示太皇太后,可不可以带他进宫。太皇太后却说,宗法不可废,曹佾跻身贵显,已经是逾越了,所有国政,不得让他干涉,也不准他进宫。因此,宫内宫外一墙之隔,曹佾从未越过这道墙。

    太皇太后病重期间,赵顼禀明太皇太后,带曹佾进宫探望姐姐,交谈几句后,赵顼起身欲退出,好让他们姐弟俩单独说说话。太皇太后却对曹佾说:“这里不是你久留之地,随皇帝去吧!”

    赵顼欲劝说太皇太后,让曹佾多呆一会儿。

    太皇太后知道他的意思,不等他开口就微笑着说:“去吧!让他进宫已经是破例,不要呆太久,免得朝臣们议论。”

    赵顼知道祖母的脾气,只得带着依依不舍的曹佾,一步三回头地离去。

    太皇太后在世的最后十几天,赵顼衣不解带,通宵守候,毫无倦容。太皇太后在弥留之际,让宫女从箱子里取出一束封起来的奏章,亲手交给赵顼说:“等我去世以后再拆看,只是让你明白往日的旧事,断不可以此治人之罪,切切记住。”

    赵顼含泪收下。曹太皇太后又提笔写“博爱亲民”四个大字,赐予赵顼说:“这四个字,抵得千言万语的遗嘱!”

    赵顼连忙跪受,抽泣着说:“儿臣敬遵懿旨!”

    太皇太后听后,含笑而逝。

    太皇太后去世后,赵顼打开那束奏章一看,是当年仁宗皇帝立英宗皇帝时一些大臣的反对奏章。赵顼对太皇太后保全了他父亲更加感恩戴德,同时也对宫廷矛盾有了更多的认识。他遵太皇太后的遗命,没有治那些大臣的罪。

    太皇太后去世后,尊谥慈圣光献。

    太皇太后丧事期间,苏轼一直呆在监狱里等候宣判。数年之后,他告诉朋友,说当年在狱中等待案子结果的时候,曾发生了一件很神秘的事情。

    苏轼回忆说:“审问完毕之后,一天晚上,暮鼓已然敲过,我正要睡觉,忽然看见一个人走进牢房,一句话也不说,往地上扔下一个小箱子做枕头,躺在地上就睡了。我以为他是个囚犯,不去管他,自己躺下睡了。大概四更时分,我觉得有人推我的头,那个人对我说:‘恭喜!恭喜!’我翻过身子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安心睡,别发愁。’说完,带着箱子又神秘地走了。”

    朋友们问这个人到底是谁。

    苏轼回忆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刚受弹劾,舒亶和另外几个人极力劝皇帝杀我,可是皇帝根本无杀我之意,所以暗中派一个太监到狱中去观察。那个太监进了牢房之后,我就睡了,而且鼻息如雷。他回去后向皇帝报告,说我睡得很沉,很安静。皇帝对近臣们说:‘朕知道苏轼于心无愧!’这可能就是后来被宽恕贬谪到黄州的原因。”

    太皇太后去世是国丧,遇到国丧,国家总要大赦。所以,依据法律和习俗,苏轼应获赦。那些御史本想借这次诗案,把反对派们一网打尽,如果大赦,他们的心血就会白废。李定奏上一本,对可能合乎赦罪的那些犯人,一律不得赦免。舒亶更进一步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的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赵顼其实很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他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些警告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员,颇有杀鸡给猴看的政治意味,他已经准备赦免苏轼。

    王珪得知皇上要赦免苏轼,再次拿苏轼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的两句诗说事。他说:“苏轼这两句诗,显然是不臣的表证,如果不给予严厉的谴责,将来怎么能儆示后人呢?”

    赵顼却不以为然,他叫王珪不要吹毛求疵,苏轼这两句诗是咏桧,与他无关。

    王珪有些急了,直截了当地说:“苏轼确实有不臣之心,陛下一定要重处他不能放过他啊!”

    赵顼有些不高兴了,怫然说道:“你是想使后世的人说朕不能容纳人才吗?”

    王珪才吓得不敢再奏了。

    舒亶又奏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交通声气,朋比为奸;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亦与苏轼隐相联络,同一举动,都非严办不可。

    赵顼此时并没有听他们的谗言。

    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旧年除夕夜,苏轼被释出狱,在狱中度过了四个多月的时间,走出监狱大门,他停下来,用鼻子嗅了嗅空中的新鲜空气,一脸的轻松快乐。他真是积习难改,当天他又写了两首诗。诗里说:“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另一首诗是: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在这两首诗里,至少有两句,如果由那些御史们审查起来,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

    塞翁失马还罢了,因为以失马表示并非噩运,重新寻获也并非是好运。换言之,人总不知道何者为好运,何者为噩运。但是,“少年鸡”则指的是贾昌。贾昌老年时曾告诉他人,说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仍可引申为指朝廷那些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伶人,又是毁谤。

    苏轼写完这首诗,掷笔于地,大笑道:“我真是无可救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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